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02:52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名誉平反始末[转帖]

　　　　南洋著名华侨企业家和慈善家胡文虎,曾因创制万金油等中成药而致富,被人们称为“万金油大王”。但解放后,风行一时的万金油却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呢?

　　发迹之谜

　　胡文虎原籍福建永定县金丰里忠川乡,1882年1月在缅甸仰光降生。他的父亲胡子钦是位侨居缅甸的中医,在仰光开设永安堂中药铺。胡子钦有三个儿子:文龙、文虎和文豹。长兄早年夭折,实际只有虎豹兄弟俩。1892年,10岁的胡文虎被父母送回福建老家,接受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弟弟文豹则留在仰光接受英国教育。4年后,14岁的文虎重返仰光,跟随父亲习医弄药,协助料理永安堂店务。1908年,父亲不幸病故,兄弟俩继承父业,文虎通晓中文,常往来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办货;而文豹通晓英文,则在仰光留守,虎豹同心协力经营,生意日趋发展。1909年,17岁的文虎走南闯北,周游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地,重点考察了中西药业。1910年,他回到缅甸后便着手扩展永安堂虎豹行。东南亚一带,日光强烈,气候酷热,人们最容易中暑、头晕和疲乏。胡子钦早年行医时,曾经用一种国内带去的专治清神解暑的中成药“玉树神散”给人们服用,效果很好。灵机应变的胡文虎根据所学中西药理,采择中、缅古方,又不惜重金聘请医师、药师、用科学方法把“玉树神散”改良成为既能外抹又能内服、价格低廉且可随身携带的万金油。善于动脑筋的虎豹兄弟还研制成八卦丹、头痛粉、止痛散、清快水等传统的中国膏丹丸散。
　　不多久,虎标万金油和膏丹丸散等中成药畅销缅甸、印度、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各地,胡氏兄弟驰名东南亚,由此发家致富。
　　1914年,胡文虎的业务迅速发展,他把永安堂总行迁至新加坡,文豹则留在仰光主持业务。文虎雄心勃勃,在新加坡兴建新药厂,并先后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各地广设分行。1932年,胡文虎的生意越做越大,又把总行迁至香港,并在广州、汕头建立制药厂,在厦门、福州、上海、天津、桂林、梧州等城市和澳门、台湾、菲律宾、越南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设立分行。至此,虎标万金油等中成药遂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家家必备,老少皆知的药品,胡氏兄弟也就成为东南亚华侨中的著名富翁了。
　　胡文虎一生中,还用了很大一部分财力和人力大办报纸,是著名星系报纸的主人。1908年,他即在仰光集股合办《仰光日报》;1929年1月在新加坡独资兴办第一家报纸《星洲日报》。两年后,又于广东汕头创办《星华日报》;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报纸《星光日报》在厦门问世;同年底,他在新加坡的中文晚报《星中晚报》正式发行。踌躇满怀的胡文虎还在广州备办一份大型报纸《星粤日报》(后因战乱,计划拖延了下来)。1938年1月,他在香港办的《星岛日报》正式出版,聘名记者金仲华为总编辑,报纸编排新颖,内容丰富充实,大受欢迎。这是他的“星系报业”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的《星槟日报》顺利降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文虎雄心未泯,东山再起,除了迅速恢复战前已出的报纸外,又在福州创办《星闽日报》,在上海筹办《星沪日报》;1949年3月,还在香港创办英文版《虎报》;1950年在泰国创办《星暹日报》;在新加坡又增英文版《虎报》。他的“星系报业”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托拉斯”。
　　胡文虎认为,办报与建立学校,创办医院都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他标榜自己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实际上,他办报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便于给虎标药品做广告,扩大他的商业影响。

　　慈善之举

　　胡文虎是位爱国实业家,自称对政治无兴趣,热衷于文化教育和医药慈善事业。他在国外经商致富后,奉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宗旨,决定以经商获利的60%为慈善公益专款。他除了在新加坡捐建10多所义务学校和中小学外,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夏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州福建学院以及广州仲恺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汕头市立第一中学、私立迥澜中学、海口琼崖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学等院校,还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诸如“虎豹堂”、“虎豹楼”、“虎豹图书馆”、“虎豹亭”等纪念性建筑。1935年,他还拟定捐款1000万元国币在全国兴建100所医院,捐款350万元国币在各省市镇办1000家小学。后因日寇侵华,此项庞大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但他仍将建校余款200万元港币存入香港中国银行,指定为战后建校之款。他所捐建的医院,以南京的中央医院最为著名,其他在国内外独资创办或捐助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有40多所。
　　1932年,淞沪抗战,胡文虎慷慨捐款支援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将士。蔡廷锴将军曾感慨地说:“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胡文虎义无反顾地全力捐财赠物,有力地支援了伟大的抗日战争。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2月2日曾载文盛赞胡先生“捐资抗战达数千余万之巨”,“付资于义捐及公债者达数百万元”。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际,胡文虎又三次致函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袒露竭诚拥护人民政府的心迹,并带头认购2万份人民政府发行的“胜利公债”。据约略统计,胡文虎生前捐赠给国内慈善事业的款项达2000万美元。
　　由于胡文虎慷慨捐助,1950年,英皇特授予他“圣约翰救伤队爵士勋位”,香港大学也于1951年初设立“胡文虎妇产科病系奖学金”。他晚年在香港祝寿时,常施舍食品、日用品,或赠送现金,济助穷苦老人和孤儿。

　　“汉奸”之罪

　　这位以机灵应变,善于推销自己和重视广告宣传而发迹的爱国华侨却曾被贬为“反动资本家”、“汉奸”,后来,国内资产还被没收(1950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接管了胡文虎在广州的产业,福建省也没收了他在福建的资产)。赫赫有名的虎标万金油亦于1951年7月被人民政府拒绝在国内行销。从此,童叟皆知的虎标万金油在中华大地销声匿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出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大战犯,抗战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处决)曾邀请蜚声海内外的胡文虎到东京,要求胡把泰国大米运出来,通过胡文虎与蒋介石的关系运进中国大陆,以换取中国的钨砂;还要求胡对蒋介石做工作,要蒋与美国断绝关系,与日本友好。
　　据史料载:抗日战争期间,胡文虎曾被选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华侨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庆出席参政会议,受到蒋介石接见,可见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他返回香港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胡文虎曾被软禁3天,获释后仍留在香港。1943年,胡文虎曾多次去上海会见南京日伪政府主席汪精卫,还曾去日本拜会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以港商身份陈说日本港督及其财务部长对华侨商人的暴敛(见香港《星岛日报》1954年9月6日《胡先生近年言论录》)。1944年,胡文虎被推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主席。据闻他说过,作为一个亚洲人,当竭尽全力为“大东亚共荣圈”而同日本合作,云云。
　　长期以来,有关胡文虎的生平功过是非,海内外众说纷纭,有人称他为“爱国侨领”,有人则骂他为“汉奸”。
　　1954年8月,72岁的胡文虎因胃病去美国动手术。回香港时途径檀香山,因心脏病发作,于9月4日去世。人去了,但其“黑锅”还沉重地压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

　　雪“奸”之嫌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也纠正了对胡文虎的不公正的评价。
　　1984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肯定胡文虎系“捐资办学,报效民族、爱国爱乡”的华侨领袖。项南郑重地指出:应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胡文虎的功过是非。尔后,福建省政府将胡氏在福建的产业归还其家属。福建永定县政府还派人到他的家乡忠川村对“虎豹别墅”进行了维修,并隆重地将其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也归还了胡文虎在广州市兴建的永安堂大楼和在汕头市的房产。
　　最具有说服力的是,1992年,厦门的洪卜仁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战史研究室”秘密档案中,找到了当年胡文虎在东京与东条英机的谈话记录。这份极其珍贵的原始记录表明:尽管东条英机提出了种种要求,但胡文虎却回答说很难办,没有应允,并提出要日本政府停止战争的建议。整个谈话记录未发现胡文虎有卑躬屈膝的言行。
　　有了这个有力的证据,党和政府再次为胡文虎正名,背了几十年“黑锅”的胡文虎及其亲属,终于洗雪了“汉奸”、“反动资本家”之嫌。

　　报国之心

　　1954年胡文虎临终前,把香港《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分在女儿胡仙名下。当时,胡仙才20出头,但她临危受命,经营有方,不出5年,便将负债的报业扭转了颓势。后来,《星岛日报》越办越火红,出版了12种不同的海外版,成为世界上第一份国际性华文报纸。除出版报纸外,胡仙成立了星岛控股有限公司,兼营印刷、造纸、旅游、音像、房地产、制药、以及投资控股等,其家产不少于10亿港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由于政府对胡文虎平反正名并认真落实了政策,终于使胡氏的合法继承人、背了几十年“汉奸之女”黑锅的胡仙如释重负。1992年11月23日,胡仙偕同90高龄的母亲陈金枝及堂弟胡清德等亲属踏上了神州大地。胡仙一行12人在首都北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江泽民、李鹏、丁关根、王汉斌、程思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胡仙和胡文虎夫人。同年12月25日,胡仙偕母亲一行又飞福州,投入了久违的故乡的怀抱。
　　报国之心一脉传,尽管胡氏家族曾蒙受莫大冤屈,但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胡仙不计前嫌,继承父志。在首次涉足祖国大陆之后,就雷厉风行似的在内地投资地产、房产及印刷业,投资额达23亿港元。她还专门成立了星岛基金会来统筹济贫事项。当1992年华东洪水泛滥之际,胡仙这位热心的女强人发动《星岛日报》的全球读者捐款,集得赈灾专款700万港元,赠送灾区人民。其后,她又毅然把她家在广州的偌大祖业永安堂大楼捐献给了政府(其后,广州市政府决定投资2000万元人民币,将其改建为广州儿童图书馆。)对于政府发还的胡文虎在大陆的产业,胡仙女士决定要将发展这些产业的一切收益用于当地的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拳拳报国之心,不亚于其父。
　　这位极富于敬业精神的爱国女强人,对今后与大陆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18:48

邓小平肯定首都机场的人体壁画[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国第一场时装表演上演了。

　　从没有过类似经验的中国，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应对，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进入。

　　法国国际级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这一场时装秀，挑战了国人的审美观念，一个崭新的职业也在这个时候诞生。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情谊，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国轻工产品博览会在巴黎举行，手工编织的挂毯《万里长城》，令皮尔·卡丹心驰神往。他斥巨资买下这幅挂毯。此后，皮尔·卡丹开始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运作。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打开国门，皮尔·卡丹进入中国市场的念头不断被朋友们“泼冷水”：“中国没有时装，中国人不会给你一分钱！”

　　事实并没有像“泼冷水”的朋友说的那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皮尔·卡丹在中国发展得很顺利。1981年11月，“皮尔·卡丹”品牌时装正式进入中国市场。1983年９月，皮尔·卡丹创建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北京开业。

　　继皮尔·卡丹之后，日本和美国的时装表演队也相继来到中国进行表演。见识了几场外国时装表演之后，中国人迈开模特步，开始打扮起来，中国式的时尚大戏开始上映。

　　1979年的中国，不妨从一幅壁画说起。

　　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也一并展出。

　　民众的反映，颇为热烈。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之中。

　　有人戏言，当时，估计有人恨不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

　　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明的纱衣。

　　1982年，袁运生出国后，机场壁画前立起一堵三合板做的假墙封住浴女画面。直到1990年，这堵假墙才被拆除。机场壁画与袁运生的曲折命运折射着转型期艺术的处境与观念的变革。

　　据袁运生回忆：我选在一天下午，把这几个人体都画了。画完了以后，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他很开明，对这幅画没有吱声，说等小平同志看完了再说，一点儿都没有给我压力。后来小平同志看了很肯定，说“我看可以嘛”。（中央电视台2007年1月16日节目《壁画背后》）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20:30

《纽约时报》营救胡适[转帖]

　　【美】哈雷特•阿班著　杨植峰译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发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

　　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胡适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就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多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做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度过一场灾难。那是1932年1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后来，全国各地的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里添字。多加的字，照样收费。比如，若稿件里有“满洲国”字样，电检人员必添上“所谓满洲国政府”字样；若稿件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必提笔一改，变成“那个日本傀儡溥仪”。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轮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力，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l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摘自《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７月版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22:33

闭关自守的埃塞俄比亚[转帖]

[美]吉姆•罗杰斯著　范盱阳等译

放牧的孩子们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海拔8000英尺的地方，坐落着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即世界第八大奇观。在我的环球之旅中，很少有奇迹能与之相比。
在拉利贝拉市内，有11座由红色的火山岩雕凿成的教堂。每座教堂的门窗都是刻出来的，内部也完全是雕刻的。有些有4层楼那么高。一条河流从教堂之间流过，附近还有一座奥利夫山。

　　拉利贝拉已经成为东正教的圣地。传说13世纪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拉利贝拉梦见上帝命令他建一座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圣城。因为埃塞俄比亚被她的穆斯林邻国隔断了与圣城耶路撒冷的联系。还传说，是天使们帮助国王建造了这些教堂。当我站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前时，完全被它的宏伟气势吞没了，这使我丝毫不怀疑那些传说。

　　如果这个奇迹位于世界其他的某个地方，我敢肯定旅游者会排队等着观看，哪怕只是为了靠近它。也许有人会在旁边设点卖票，每张票都向人们收取很多的比尔（当地的货币），因为人们愿意花钱来一饱眼福。这种景象我在中国的长城和印度的泰姬陵都见过。

　　而在拉利贝拉，我却能够直接走进其中的一座教堂。我坐在里面，和一个老牧师聊了一会儿。我们聊得很费劲，其间用了不少手势和微笑。我还看了用Ge—ez（古埃塞俄比亚语）写的圣经经文。这件有着800年历史的珍品给我带来的惊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像我走进梵蒂冈，请求教皇允许我细读他的经文般的感觉。

　　在埃塞俄比亚，许多经历都像这样。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淳朴，与世隔绝。这是我旅途中访问过的最不寻常的国家之一，当然与任何其他的非洲国家都不同。

　　埃塞俄比亚居于非洲东北海岸的一角，多山而且地形多样。埃塞俄比亚被草地和雨林所覆盖，并非大多数西方人印象中的那样贫瘠。这个国家被称为非洲的天花板，其2／3的土地都在高原上，海拔在6000英尺到1万英尺之间。历史上，这样的崎岖地带使埃塞俄比亚免受外部影响。事实上，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仅有的两个没有真正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之一。意大利人于1936年控制了这个国家，当时还是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但是1941年英国人把他们赶走了。无论是1930年到1974年间断断续续掌权的皇帝海尔·塞拉西，还是执政到1991年的社会主义政府，对外界都没有表露出多少兴趣。更早的时候，大约从1640年开始，这个国家甚至禁止外国人进入。此后的两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少外国人访问过这个国家。

　　毫无疑问，这样的闭关自守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使这个古老文明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阿姆哈拉语是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但是与此同时，还有70种不同的语言和200种方言在这个国家使用。埃塞俄比亚还是世界上13个拥有自己的字母表的国家之一，她还有自己的历法。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与外界有几个世纪的隔绝，已经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特色。

　　我们在向北穿越草地的过程中路过了许多村庄，那里的人从来没见过外人。公开市场还很原始，人们出售手工制作的炊具和可以用来存储和吃饭的模铸容器。来自沙漠的骆驼运来盐——在埃塞俄比亚，盐是一种价值尺度，就像古代一样。女人们佩戴着印有18世纪奥地利帝国玛利亚女皇名字的铸币。200年来，这些铸币一直被作为价值贮藏和流通的手段。

　　闭关自守的不利后果是经济的停滞。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穷的5个国家之一，普通的埃塞俄比亚人每天仅依靠25美分生活。由于没有发展生产基地，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只能依靠农业，农业占到其GDP的一半以及出口的90％。咖啡占了埃塞俄比亚农业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对GDP的贡献达到了10％。其他的出口包括：活牲畜、兽皮以及油菜籽。这个国家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却几乎没有得到开发，比如铂、镍、铁矿石、铜、碳酸钾，甚至还有黄金。

　　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还很缺乏。意大利人在他们短暂的占领期内修建了桥梁和公路，不过那都是60多年以前的事了，如今大多数道路已经遭到了破坏。我和妻子佩蒂开车花了10个小时才走完一段72英里的路程。近期兴建或者修整的道路都是为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境的战争提供方便的，自从1998年以来，那里不断发生因领土问题而引发的流血冲突。

　　干旱一直是世界新闻里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很少的几则例行性新闻之一，不过我们在那里没发现干旱的迹象。当然，我们不可能走遍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但是我们每到一处都能见到水。事实上，我们在一个小镇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水塔，正在不断地漏水。

　　埃塞俄比亚有充分的理由诉苦：她的人口有6400万，在非洲位居第三，一直在无望地依赖援助。我们看到数不清的耕地被荒废，没人为了得到粮食而种庄稼，因为大家都清楚，可以每月免费得到分发的食品。正在成长的一代埃塞俄比亚人很少甚至完全不懂得种地，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那样做。对那些种地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的邻居经常在分发中心领了食品后再拿到公开市场去廉价出售。我们看见有人背着成袋的从世界反饥饿组织和全国救济机构运来的小麦，在附近的集市上贩卖。农民根本无法与这些无本取利的人竞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弊大于利。这些组织常常造成完全依赖援助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搞垮一国的经济和文化。

　　我们遇到过一个办孤儿院的人。当我们访问他的时候，满眼都是孤儿，看起来真让人心生怜悯。但是当我们后来不经意地返回时，原先的孤儿们都不见了，孤儿院也消失了，整个过程完全是为了制造一种假象，让像我这样的西方人以及非政府组织看了后，能为某些人的腰包提供更多的援助和金钱。这已经成为非洲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对大家都没好处——不管是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是接受援助的国家。

　　1992年，政府开始实施一项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新政策，推行旨在稳定经济和引导埃塞俄比亚走上正确道路的改革。政府对待改革的态度似乎很认真，产业都私有化了，贸易法规也自由化了。这个时候，清除官僚作风和鼓励外国投资成为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1999年，政府签署了价值14亿美元的在索马里合作开发一块天然气油田的协议。政府正在努力吸引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回到埃塞俄比亚，为国家的复兴作贡献。一个政府官员告诉我，如果我有一个好的商业建议，他可以让这项建议在一周内得到批准。

　　然而，有些行业还面临着临时性的限制。举例来说，我可以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一家银行，但拥有一家理发店却不行；我可以开办自己的电话公司，但是我不能做一个裁缝。这显然是历史的遗留物，许多行业他们只愿让本地人从事。

　　企业家们当然能找到机会。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几乎需要一切。这里的劳动力便宜得让人不敢相信。在非洲的其他地方做生意至少得要10个不同委员会的批准，这里则不用，埃塞俄比亚政府保证他们会使程序更简化。实际上，政府已经建立了一种“一站购物”的机制，可以为愿意投资的外国人提供一条龙服务。

　　然而来自美国的投资者会发现，可供投资的渠道还不多，至少在目前是这样。这里没有股票市场，仅有的埃塞俄比亚基金都是慈善性质的，由外国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创办。

　　这就是埃塞俄比亚闭关自守的代价：她与现代经济隔绝得如此之久，以至于要想达到邻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虽然这种保护主义也使得一个纯粹、独特的文化存续了数个世纪。

　　（摘自《玩赚地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luo · 发表于 2009-8-28 09:58:46

周恩来让步的艺术[转帖]

作者：胡长明分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链条式让步，也叫渐进式让步，其心理机制是“取乎上，得乎其中”，即先把要价尽量开得高一些，然后根据谈判对手的反应逐渐让步，直到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点”为止。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试探性和回旋余地，在外部环境比较复杂险恶，或者对外界信息掌握得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自我“套牢”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因而比较稳妥和有分寸感。

周恩来在他的谈判实践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谈判实践中，多采用链条式让步。如1945年重庆谈判有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中共军队的整编数目问题。谈判前，我方曾设想确保军队五十三个师。在谈判中，周恩来最初让为四十八个师，国民党方面不同意，认为中共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在中央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其代表张群还说：“今即允为十二个师，已实为顾及中共之困难。而今兄等提出仍要四十八个师，与政府相距实在太远。”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决定再作出让步，即国共双方军队由原来六比一改为七比一的比例进行同步缩编，我方军队数目就由四十八个师减少到四十三个师，但国民党仍不同意。直到最后签订《双十协定》前夕，又一次作出让步，即在政府确保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省区，确定征补制度的前提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中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这才表示可以考虑。在解放区的区域调整和行政干部的任用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链条式的让步策略，把握住了让步的分寸和限度。

链条式让步是一种通常的办法，使用久了，让谈判者感到厌倦，因为所有的谈判者在让步时都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慎重的界线。

在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周恩来不再使用链条式让步，而是采用一次性让步的方式。他与基辛格谈判的策略是：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他代表中国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等。但考虑到中美对峙已久，周恩来也不强求台湾问题在短时间内马上解决，他明确地对基辛格说，台湾问题还可以放一段时间，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便是周恩来作出的“让步”，而且也是最后的“让步”。

基辛格虽然一开始对周恩来的一次性让步方式颇不适应，因为这使他希望周恩来进一步让步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让步方式的好处，即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誉为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经常采用周恩来教会他的这一办法，他写道：“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还写道：“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希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在现代商务谈判特别是日常的买卖行为中，链条式让步仍占据主导地位，但一次性让步的好处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最多多少钱，否则不买”，和“最少多少钱，否则不卖”，便是这种让步方式常见的“游戏规则”。表面上很强硬，但强硬中使人感到真诚，从而增强了买卖的欲望。这种让步方式被人们所接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市场信息不断有向共享和对称方向发展的趋势，买卖双方都比较容易熟悉“行情”，与其徒劳地消磨时间和精力，不如一步就跨到一个合理的立场而成交。

谈判是斗争与合作、进取与让步的辩证统一体，没有让步的谈判很难成为真正的谈判。让步是周恩来使用得最多的一种策略，他把让步当作谈判成功的一条必要性原则。但他从来不作单方面的让步，在他看来，让步必须是双方的。当然，双方让步也并不意味着非要对等，非要走同样多的步子不可。

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前夕，毛泽东、周恩来便向全党客观分析了此次谈判中我方让步的必要性，因为不作让步，就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谋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同时他们又强调：“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在随后实际的谈判进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了“双方让步”的立场。谈判之初，按照各自提出的谈判原则，双方的利益目标差距甚大。为打破僵局，周恩来在磋商中适时作出让步，表示只要国民党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那么中共就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双方在其他问题上都作出必要的让步。当经过努力和斗争，国民党代表接受了我党的和平建国方针以及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时，周恩来当即表示在军队数目和政权产生问题上，我方还可作相应的让步。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双十协定》。

在外交谈判中，周恩来也主张通过双方让步来达成妥协。在中缅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双方为求问题之真正解决，都作出了让步。在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谈判中，中方主动从有争议的1941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军队，但缅方军队不得进入；缅方则从连英国也承认其主权属于中国的片马一带撤出驻军，而中方军队也不得进入，这样就导致了中缅边界上的和解局面。在此基础上经过第二轮谈判，使得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在中日外交谈判中，日方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和批评下，明确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承担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损失的责任，对此进行深刻反省。鉴于日方已作出让步，中方为表示诚意也作了相应的让步，即放弃日本给战争支付赔偿的要求。

双方让步是谈判者心理相容和最终解决问题的前提，但周恩来从不机械地把双方让步理解为相同程度的让步。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越南军事分界线问题时，北越和法国曾一度处于僵持状态，为谋求妥协，周恩来对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各方都需要向对方靠近……这并不是说每方都要走同样多的步子。”在双方存在距离的情况下，并非只是在中点才能握手言和，而是在这个区间内的任何一点都有达成妥协的可能。

一般来说，周恩来总是力图让对方走过中点来与自己握手，以己方小的让步来换取对方大的让步，以己方在次要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对方在主要问题的让步，虽有得必有失，但要力求因小而得大，这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中，他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意将****军队缩编，采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但条件是国民党不得干预边区的行政和军事指挥权。在重庆谈判中，他在军队数量和政府产生的办法上作出让步，其条件是国民党放弃**，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建国方针。

为使自己少让步和迫使对方多让步，周恩来有多种多样的办法，首先是权力限制性策略。当国民党要求中共作出重大让步时，他便以必须请示毛泽东这一权力限制来避免我方让步；其次是客观事实性策略，当国民党代表称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是“军阀割据”，要求中共放弃地盘，交出军队时，周恩来反击道：“兄等以封建军阀割据来比拟中共，我不能承认。我以为两党已拥有武装，且有十八年之斗争历史，此乃革命事实发展之结果。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再次是以攻对攻策略。当对方就某一问题逼己方让步时，己方则把这一问题与另一问题联系起来，在那个问题上要求对方让步。如国民党以“军队国家化”为由逼迫中共交出军队时，周恩来则应之以“政治民主化”，强调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先决条件，你承诺政治民主化，我才能赞成军队国家化；你不承诺政治民主化，我便不能交出军队。

让步的目的是必须能扭转局势。在外交谈判中，让步不仅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还存在一个适时的问题。时机未到，让步只会被对方视作软弱可欺，不但达不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反而还助长对方勒求的欲望。

朝鲜停战谈判中，美国人态度傲慢，蛮不讲理。在谈判军事停战分界线问题时，我方不能接受其横蛮要求，美国便悍然单方面宣布休会，叫嚷：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但中朝人民不吃美国这一套，你气焰嚣张，我便奉陪到底，继续以打促谈，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前。

交换战俘问题，是谈判中争议最大而又费时最长的一个焦点。按国际惯例，停战后，双方应交换全部战俘。但美国和李承晚集团却炮制所谓“一对一的交换”、“平民顶战俘”等论调，人为地造成遣返战俘上的歧视政策和不平等政策，理所当然地被我方否定。美国不仅拒绝遣返我方被俘人员，还对我方被俘人员进行残害，搞什么“甄别”，强迫刺字，按手印，写“血书”，乃至毒打、截肢、杀害，以胁迫他们改变要求遣返的意愿，致使这一问题阻挠停战协定的签订达一年半之久。

在当时，周恩来本想通过一定的让步来打破僵局，但他考虑到美方仍在作困兽斗，所以不急不躁，坚持三条原则，即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归结到一点，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美国人继续在战场上遭到痛击，加之美国总统选举在即，选民普遍要求和平，国内外的压力迫使其当权者转弯，改变其拖延谈判的伎俩，于1953年3月主动提出了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

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抓住美方的新动问，同意先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

周恩来鉴于美国已开始唱低调，停战已有希望，于是提出遣返战俘分两步走的提议：停战后立即遣俘一切坚持回国的战俘，而将其余的转交中立国，有关方面必须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得到尊重。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但美方寻找借口反对把暂时不遣返的战俘移交中立国，周恩来考虑再三，同意把他们交由设在朝鲜非军事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一个时期，以保证他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行使被遣返的权利。以此为契机，双方终于在1953年6月8日达成了最后协议，使这一拖延已久的棘手问题得到了解决。

由此可见，谈判要有结果，必须掌握“互动”的原则，己方要善于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作出一定让步，以打破僵局，但这必须以对方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为条件。对方有了诚意，有了松动，就要把握时机，以求成功。

luo · 发表于 2009-8-28 09:59:38

越南入侵柬埔寨 30年后获尊重[转帖]

柬埔寨1月7日庆祝胜利日30周年花车游行

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于1月7日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由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前来参与，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党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

谢辛对于越南的感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的“****”，也让人对那场战争的正当性表示质疑，虽然中国现在尽量回避和不提起那场战争，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客观公正去看待和判断。中国当时发动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30年后，面对那场战争，柬埔寨人为什么向“入侵”的邻国越南表达了诚挚谢意，而对中国只字不提呢？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简直就是梦魇的那段恐怖岁月——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

柬埔寨****于1950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的分支。至1970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紅色高棉”。1970年3月18日，朗诺将军（Lon Nol）趁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出国访问时，推翻其政权。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红色高棉）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扶持红色高棉（赤柬）去夺取朗诺政权。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諾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红色高棉），其领导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从此在柬埔寨开始了近四年的血腥统治，柬埔寨人民坠入了人类最为黑暗的悲惨世界。

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推行非常恐怖统治，试图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波尔布特政权以美军将空袭金边为借口，向金边人民喊话，要求居民疏散到乡下，并许诺三日后可以返回首都，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金边居民下乡后，大部分遭到红色高棉政权的屠杀，能活着回到原住地的不到一半。红色高棉执政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別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的人员。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紅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內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近四年的管治下，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也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刑决。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其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红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 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中国政府随后以越南军队侵犯柬埔寨为由，于2月17日，中国发动了“****”。

30年后，当柬埔寨人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时，谢辛代表柬埔寨人民向越南协助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表示了感谢，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了解。在2006年1月2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在第3版刊发了消息，标题是《审判红色高棉程序即将启动》，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达成的协议，一个特别权力机构正在为成立审判法庭作准备。“现在终于有望看到，对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导致数百万柬埔寨人死亡的人，采取一定的司法措施”。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于心脏病，目前被法庭拘留等待受审的红高棉领导人，包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外长英萨利（Ieng Sary）和妻子英蒂丽（Ieng Thirith）、康克由（Kaing Guek Eav）。康克由的审讯预计在2009年3月展开。其他人由于年事已高或患病，审讯则将展延到2010年或以后。这些人将面临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和审判，以告慰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数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没有人站出来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波尔布特“毛泽东的学生”，也得到了现任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印证。2007年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专题报导，洪森认为 “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红色高棉制造的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必将随着正义的审判而剖开隐藏在他们自称庄严革命理想下的无耻行为。中国曾在让无产阶级革命火种蔓延全世界的精神感召下，给予了红色高棉无私的“支持援助”，正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崇高革命理想，却把柬埔寨数百万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红色高棉顶着赤色的光环，终于在历史的正义车轮下湮灭了光环，留下一道凄惨的人类血红历史。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00:34

走向刑场的国民党将军[转帖]

作者：经盛鸿杨春林

一
1948年9月19日，早晨7时许，南京城西江东门外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人监狱沉重的铁门打开了，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跟着典狱长来到这里，点名提取5名“****要犯”，要进行处决。第一个被点名的是谢士炎，约40多岁，眉宇间闪露着凛然不可侵犯的英武之气。他一声不响地昂着头走了出去。接着是朱建国、石淳、丁行、赵连璋。他们的步履坚定有力，具有军人的风范。5人被押向狱外菜园刑场，听取死刑执行令。这时只见这5位昂首挺胸的“犯人”竟都穿着整齐的国民党将校服，其中有两人是将军：谢士炎被捕前是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是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兼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其余3人则都是国民党军队的校级军官。

这些国民党的将军与校官们怎么会变成“****要犯”的呢？

原来在1946年6月国共内战再次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务便加紧破坏中共在国统区各地的地下组织。他们在各大城市里部署了从美国进口的先进的无线电侦测电台，用以侦查中共的地下电台。1947年8月24日，保密局的特务在北平侦破了设在东四牌楼的一处中共秘密电台，抓捕了陈布雷的女儿、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陈琏以及她的****员丈夫，还有该地下电台的台长李政宣及其妻张厚佩等人。李政宣与张厚佩在被捕后贪生怕死，无耻叛变，供出了中共在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地军事情报系统的许多重要线索及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保密局的特务们根据这些线索顺藤摸瓜，在北平、沈阳、南京、西安、兰州与保定等地逮捕了中共许多重要地下工作人员。而在被捕的这些人员中，竟有保定绥靖公署的两名少将级处长谢士炎、丁行和朱建国、石淳、赵连璋3名校级军官。这使敌人大吃一惊，恐惧异常。1947年11月30日，敌人将谢士炎等5人移押南京保密局本部，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虽持续达半年多，但他们坚不吐实，毫不屈服，只是义正词严地说：“你们今天张牙舞爪，将来中国民众会向你们清算的！”

二
谢士炎将军是湖南衡山人，1910年生，中学毕业后考入国民党中央军辎学校，毕业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谢为人忠勇果敢，积极热情，不仅正直爱国，还善诗文。他从陆军大学毕业时，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投军，任国民党第十六师的团长。在浙江衢州的抗日战役中，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苦战，歼敌2000多人，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一名，成为著名的抗日战将，当地老百姓尊称他为“武状元”。抗战胜利后，他任国民党第六战区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但因清廉正直，遭忌受谗而被撤职。1945年冬他到保定，在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作战处处长。这时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压制民主，施行法西斯专制统治，而且政府日益腐败，大小官吏贪污受贿之风愈演愈烈，裙带政治令人作呕，人民日益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因而他愈来愈感到气愤与失望，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寻找中国****人，投身革命。

可是，在戒备森严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到哪里去找****呢？

1946年深秋的一天夜里，谢士炎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后决定，去试探与他共事多时、平常表现一贯进步的保定绥署外交处副处长陈融生，他认定他是潜伏在国民党营垒里的中共地下党员。

一天，谢士炎只身一人来到陈融生的住处。见屋里没有别人，他就关上门，突然拿出左轮手枪对准陈说：“融生兄，你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请你照实告诉我。我要找****呈交一份国民党军队即将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计划，再过10天，此计划就要实施，非常紧急。……如你拒绝或办不到，我们两人就同归于尽。”

谢士炎没有看错，陈融生果然是中共派来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也早对谢士炎进行了观察与了解，对谢士炎的情况早有掌握，因而对谢士炎的话深信不疑。他们互相亮明了身份，成为战友，及时将这份重要情报设法送到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冰的手中。10多天后，华北解放军在张家口战役中运用这份情报提供的情况，取得很大的成果，证明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与重要价值。

以后，谢士炎就被中共地下组织正式吸收，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情报与兵运工作。1947年2月4日，谢士炎在北平军调部，由叶剑英亲自主持下秘密地加入了中国****。

1947年初，谢士炎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出席了蒋介石亲自召开的涿州高级军事会议，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并通过地下党转送解放军总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连璋等人，也在保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也是中共的地下情报人员。1947年6月，第十一战区改称保定绥靖公署，谢士炎、丁行等人的职务未变。他们利用工作之便，为中共地下党不断提供情报。直到1947年9月17日，因李政宣、张厚佩叛变，才一道被捕。

三
谢士炎等人押解到南京后，被作为重犯严密关押在中央军人监狱中。

谢士炎等人在狱中保持革命凛然正气，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连特务看守都怕他们。谢士炎常常仗义执言，斥责敌人，维护战友。狱中饭食粗劣不堪，他挺身而出，带头抗议，斗争多日，终于迫使敌人让步。谢士炎还带头抗议敌看守长每天要“犯人”点名报数，侮辱其人格，经过抗议斗争，终使敌人取消了这种做法。他对同志则关心备至，经常以亲友送给自己的食品分赠难友，帮助难友解决困难。在狱中他学着自理生活，学做洗衣等事，他说：“坐牢对我是有好处的。过去我在军队里做将军，从不洗衣，现在才有了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他爱好写诗，常常用诗表达自己的豪情壮志，揭露敌人的凶残，欢呼革命的胜利……

丁行等人也都像谢士炎一样，英勇顽强，从容镇静，乐观豪迈。

1948年9月19日晨，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当典狱长进来点名提人时，谢士炎很安详地穿好绿呢军大衣，扣好风纪扣，穿上鞋。丁行等人也从容地与难友们握别。

他们被押到刑场上。典狱长宣读了死刑执行书，然后招呼他们利用最后15分钟安排身后的事情。

谢士炎斟了一杯酒，怒视着典狱长说：“我的遗书早就准备好了，在监房里我的制服口袋里，你们可以去拿，交给我弟弟。我遗物中还有我太太的相片，她已经去世了，希望你们将它撕毁了，不必让一个去世女人的相片在外面流落。”典狱长答应了。谢士炎又说：“你们今天把我们枪毙了，没有关系。可是我告诉你们，国民党是一定要垮台的！”

其他4人也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然后，他们昂首阔步地走向行刑地。刽子手吼叫着：“死囚们跪下来！”谢士炎啐了敌人一口，厉声怒斥道：“混蛋，要我们跪下，没那么回事！”5个人互相鼓舞，谁也没有跪下。谢士炎又对战友们说：“来，同志们，我们呼口号！”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臂，手铐叮当作响，“中国****万岁！”“打倒反动派！”雄壮的口号声响彻天空。

枪声在南京江东门外刑场上响起。5位英雄倒下了。事后，人们在谢士炎将军的裤袋里，发现了一首血迹斑斑的遗诗，这是他临刑前写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

　　何况男儿失意时。

　　多少头颅多少血，

　　续成民主自由诗！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03:45

傅作义严律家人共赴国难[转帖]

傅作义一生以身作则，提倡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贵自居，对待子女更是不搞特殊化。

教育子女能吃苦懂礼貌

有一天学校放学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几个孩子就淌水回来，全身衣服湿透了。孩子们爱嬉水，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进了家门，对爸爸说：“可把我们淋美了，全当洗了个澡。”

孩子姥姥出屋一看，孩子们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心疼得直喊：“看把你们淋成啥样了，快进屋吧，赶快换掉身上的衣服。”

孩子们仍是嬉笑着跑进屋，老太太在院子里吩咐吕继桢副官：“下雨啦，你们也不去接接孩子，以后看见天气不好，去把孩子接接。”

站在一旁的傅作义将军却说：“不要接他们，让他们吃点苦，经受风吹雨打，锻炼锻炼有好处，你看他们一个个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不是很高兴吗？”说得全家人都哈哈大笑，只有老太太在忙着给孩子们换衣服。

一天，副官段清文和周日亮来到傅公馆，傅的小女儿克谨在院子里拦住他们，要他们跟她玩。聪明的小克谨年龄不到两岁，为了留住大人和她玩，赶紧回屋向姥姥要了两支香烟递给段清文、周日亮吸，段清文说：“我不会吸烟。”小克谨回屋对姥姥说：“姥姥，段清文不吸烟，拿糖来给他吃。”傅作义听见了，立刻说道：“段清文的名字是你叫的吗？以后不准叫大人的名字。”

小克谨点点头拿着糖出了房门，机灵地对段清文说：“叔叔不吸烟，吃糖吧。”

要求家人共赴国难

傅作义的侄子傅琬(又名正印)，毕业于炮兵学校，服役苏州、四川，任炮兵连长，抗战胜利后到绥远投奔叔父傅作义部下。傅作义心想：“他在我的部下不好，一则可能以为我这么一个叔父作靠山，干事蛮不在乎，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二则呢，别人也因为他是我的侄子，不好领导，于他前途不利。”于是就把侄子叫到跟前，劝他调到西安，到胡宗南部下做事，并耐心地说明原委。

傅琬听了说道：“难道你当了中国的总司令，我就非到外国当兵去不成？”

叔父笑了，他对傅琬这样和他顶门子说话，不但不反感，反倒觉得傅琬言之在理。

叔侄婉言交谈，最后傅琬还是领悟叔父的心意，调到西安胡宗南部下。

人们都知道傅作义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穿的是士兵服，扎腰带，绑裹腿，和士兵同吃同住，被国民党一些人称为“土包子”将军。他要求家人和子弟也要共赴国难，艰苦节俭。他的本家小弟弟傅作维家境贫寒。抗战刚刚胜利，作维回到家乡时，他母亲看见儿子穿身黑棉制服，棉鞋脚指头处几乎露出了棉花，心疼得说道：“你二哥(作义)做了那么大的官，连双棉鞋也买不起，就这么叫你受冻。”作维笑着对母亲说：“后套地方穷，抗战嘛，人人都是这样，你没见，二哥的棉鞋也补着穿，你们给我补补就行了，二哥常对我们说：‘年轻人吃点苦算什么，这样才能锻炼人。’他的孩子也是一样，前方打仗，后方节衣缩食，你看我不是还穿件棉大衣吗？一点也不冷。”

教女儿为人处事要谦虚

有一次在北京，刚从外面回来，走进客厅，看见傅作义将军正跟一个女儿谈话。我坐在一旁沙发上聆听到傅在告诉女儿：“……刚到一个单位，给人一个第一印象是非常主要的，第一印象好坏，只能由自己的表现来取得，好了不要自满，不好了要总结经验，力求改变，不过这时候你将付出更大的努力，改变印象和创造第一印象完全是两回事，……”

我猜到傅将军正在教诲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女儿，便一旁细听，傅侧了一下身子，继续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只要你肯努力，不要计较个人得失，‘满招损，谦受益’，你干得好，自然有人会看见，好的印象是从干中得来的，不要投机取巧……”

傅作义将军逝世已经40年了，他没给子女后代留下寸土片瓦，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文史月刊》崔增印/文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04:47

“圣战之母”热比娅竟有11个子女[转帖]

11个娃，疆独份子热比娅真能生。

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阿布力肯木·阿布都热衣木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法院判定阿布力肯木的具体罪行有三项：通过雅虎网站维吾尔文邮件组散播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文章；向他人散布“政府要停止和关闭热比亚·卡德尔商贸大厦经营”等谣言，意图煽动当地百姓到政府部门游行；和兄弟姐妹一起撰写《我们是罪犯吗？》一文，歪曲中国人权制度和民族政策。

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被大陆称为“东突分子”、但又被海外流亡维吾尔人奉为“维吾尔之母”的热比娅被判入狱的第二个孩子。

另据外交部网站消息，“东突分子”玉山江被判处无期徒刑。玉山江于2006年赴乌兹别克斯坦时，被乌当局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为由引渡回中国。

热比娅三子获罪

4月17日，热比娅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她坚信自己的儿子是无辜的，她曾在美国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政府其实是在试图通过迫害她的儿子而向她报复。

去年11月27日，热比娅刚被海外疆独势力选为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的第二天，她的另外两名儿子阿里木和卡哈尔，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以偷税漏税罪判决。新疆有关人士，否认对热比娅之子判刑是为报复热比娅的指责。本港《大公报》引述相关人士话说，热比娅家族企业所犯偷税罪证据确凿，查处其子完全是依法行事。

相关人士表示，政府调查后发现，热比娅及其子女在乌鲁木齐市注册的阿克达工贸公司自1994年至2004年期间，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偷税漏税807万元。已有20万美元的现金通过各种方式被转移到国外。

据英国国家广播电台报道，热比娅共有11名子女，目前有6人在美国，5人在乌鲁木齐。

“维吾尔之母”曾为传奇人物

现年56岁的热比娅曾是纵横新疆政经两界的传奇人物。

1981年，她和时任新疆某大学副教授的司地克肉孜再婚。据1995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龙虎榜估计，热比娅拥有2亿元人民币的财富，当时位列中国富豪第8位，是新疆女首富。

和内地众多成功企业家均走上和政府合作的道路相同，她也曾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但1996年后，她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开始恶化。

中国政府指责她与东突恐怖组织相勾结，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1998年，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当年“两会”期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向媒体透露，热比娅因为欠国家银行几千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加上她的丈夫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她本人未明确表态，所以未被推选为第九届政协委员。

1999年8月，热比娅被捕。2000年3月，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以向境外组织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罪，判处其8年有期徒刑。

“东突”新星

2004年，热比娅获得减刑1年，2005年3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前夕，刑期未满的热比娅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当天就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2006年9月，她成为当年度191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之一。

中国对这个提议作出强烈反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曾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热比娅是“东突分子”，她言行旨在破坏中国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背道而驰。

据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介绍，境外曾有4股“东突”分裂势力，西亚的艾沙集团，欧美的艾尔肯集团，中亚的莫合里索夫组织，南亚的买合苏木组织。4个集团产生了5060个分裂组织和机构。

但热比娅的出现让这个局面有了变数，使境外50多个“东突”组织进入到了又一次重新盘整的时期。有“后台”的热比娅，正在成为“东突分子”中上升的“新星”。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特约撰稿员/吴客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0:06:16

落马县长和他的三部狱中小说[转帖]

他是一名因受贿罪被判刑入狱的县长，在近5年的囚禁生活中，他创作了三部共计206万字的长篇小说，相继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也因此被河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李剑华曾任河南确山县人民政府县长。然而，在人生事业的辉煌时刻，李剑华栽倒了。

2003年下半年，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该市一起受贿案件时，一名嫌疑人交代，时任确山县县长的李剑华在任驻马店市商贸局局长期间涉嫌受贿犯罪。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初，驻马店市商贸局准备兴建两栋营业、住宅楼，驻马店市建筑公司三分公司经理周中立找到时任市商贸局局长的李剑华，要求承建该工程。二人商定，该工程由三分公司承建，三分公司按工程总造价10%的比例给李剑华作个人回扣。双方达成协议后，三分公司承建了市商贸局总造价为500余万元人民币的两栋商住楼工程。2000年3月至2001年5月间，李剑华先后分5次收受了周中立送来的工程回扣款共计50万元人民币。 2003年秋天，时任确山县县长的李剑华帮助三名农民协调解决办面粉厂所需扶贫贷款时，收取三人贿赂5万元。

2004年12月23日，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李剑华有期徒刑11年。

早在2004年5月至9月，李剑华被关押在河南汝南县看守所时，整个案子尚在侦查审讯阶段，李剑华就开始构思起小说。写作，曾经是李剑华学生时代的梦想。

看守所内，李剑华开始构思小说的故事情节。李剑华每天趴在床板上，或用膝盖垫着稿纸写，有时一写就是一整天，十分专注。到2004年9月1日，他竟然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解放者》的初稿，大约20余万字。

2005年12月，李剑华到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在狱中，李剑华和其他人一样都要参加劳动和学习教育，空闲时间里，面对漫漫刑期，李剑华不知该怎么度过。此时，有着丰富管教经验的监区长杨文生和主抓管教工作的副教导员陈玉辉观察到李剑华的沉默寡言，就给他讲了很多囚犯狱中成才的事例，告诫他这十多年的牢狱生活不能荒废。

随后，李剑华鼓起勇气，找出在看守所写的《解放者》的第一稿，重新列出提纲，筹划创作长篇小说《解放者》。

其实，李剑华曾经长期工作生活在革命老区，接触过不少老红军和老八路，《解放者》的故事从小就在李剑华脑子里打下了烙印，因为这部书讲的是一些县团级老干部战争年代的经历，可以说，书中主人公王军的故事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

在监狱里写稿，最大的困难是写作时没有资料，只有一些报纸，也没有完整的时间，都是见缝插针。后来，监狱领导知道李剑华在写书后，最大限度地为他提供方便，为他置办了笔墨、稿纸和打印设备，帮助他购买需要的工具书，李剑华还自费订了几份报纸。后来，监狱还让李剑华使用电教室的电脑写作。在李剑华遇到困难想打退堂鼓时，监狱领导和管教干部就鼓励李剑华写下去。

2007年1月11日，81万字的《解放者》完稿。小说描写一个老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的人生经历。书评人李伟长先生说，这部跨度65年的小说是“为中国解放者立传的史书”。 2007年8月，在监狱领导的帮助下，《解放者》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解放者》外，李剑华还著有两部长篇小说《中国特色》和《温馨家园》。

李剑华称，《中国特色》写农村改革，书中展现的是一个县的官场。李剑华认为，当前大多数描写官场的反腐小说，有一定局限性，有些写官场的作家没有当过县里的干部，不切实际编造的成分更多一些。李剑华说，圈中人看专业作家的作品，会觉得肤浅，独特的经历让他写的官场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他写出来的东西更真实一些，他写书就是要还事情一个本来面目，为试图看清中国官场现状的人们提供一个透视的窗口。《温馨家园》一书则将视角放在艾滋病这一敏感区域，编辑在封面上写道“中国首部描写艾滋病第一村的长篇力作” 。

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版，让李剑华再度成为名人。

《解放者》出版以后，7家影视公司争着拍电视剧。谈到将来出狱后的打算，李剑华满脸憧憬，他说有两个选择，一是当专业作家，二是干实业。

（李小翠摘自《法制与新闻》第1期作者吴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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