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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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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8 10: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刀劈程道合[转帖]


作者:王外马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摧毁日军炮兵阵地之后,骑兵一连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从侧后方攻击正在向代宋村进攻的日伪军。敌人不断地进行拦阻射击,骑兵只能在敌人的骚扰中实施迂回作战。

经过刚才的长距离冲刺,人和马都十分疲劳,现在再度发起冲锋,有的战马就不大愿意奔跑了。一连的队形也因此显得有些混乱。马儿的“思想”其实和小孩子差不多,若是一直向前冲,它还挺来劲的;可如果猛跑一阵停下来,转个圈、磨蹭一番再叫它接着跑,它就有些不大乐意了。这时,即使是经过训练的战马,策骑反应能力和敏捷程度都会大为减弱。

一连的干部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在进行第二轮冲击前就试图维持好队形。副指导员耿仁玉在带领三排在前面引导,指导员张凤翔在一排后面压阵,连长刘春雷则在外侧监护。可是,实施战场转向,骑兵队列运动幅度大,受干扰严重,许多战士都是在奔跑过程中克服阻碍陆续归队的,还没来得及调整好马匹的状态又再度发起冲刺,队伍很快就跑乱了。

看见骑兵从敌人后方杀来,代宋村阵地上也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九分区十六团趁势展开了全线反攻。在八路军的打击下,东侧的程道合“自治军第三旅”纷纷败退下来。可是,西侧的铁德震巡防团却咬住村口没有后撤,于是,十六团纷纷扑向继续顽抗的伪军,骑兵们也杀向代宋村参加巷战。

可这时,刘春雷却陷入了困境。

刘春雷和边乔在骑兵队列的外侧,这个位置处于程道合和铁德震两股伪军之间的结合部。冲锋发起后,十六团和骑兵一连都不约而同地扑向代宋村口,夹击铁德震的巡防团,而程道合“自治军第三旅”趁机从阵地上退下来,一窝蜂地朝公路上跑。

程道合是想通过公路逃回楚旺镇去,他逃跑的方向正好就是第三旅和巡防团的结合部。面对蜂拥而来的敌军,刘连长当然不能让两股敌人会合了。他和边乔迅速召集起身边的几个战士,对伪第三旅的败兵进行拦阻。

连长、团部参谋和通信员,还有二排的三个战士,六个人分成两个组来回驰骋,拼命阻击从田埂上、菜地里窜出来的敌人。伪军们见八路军的人少,竟不顾伤亡前仆后继地夺路而逃。眼看漏网而过的敌人越来越多,几个骑兵就快要被包围上了,刘连长只得带着大家边打边撤。

边乔一个劲地吹哨子,挥舞信号旗,想多招呼些人马过来帮忙,可代宋村口正在混战之中,谁也没注意到这边的旗语。

通讯员小吴第一次参加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紧紧地跟着连长。大刘也很注意保护他,觉得不能让这孩子刚上战场就吃了亏。

正跑着,路边突然窜出几个伪军,吴立然挥舞马刀劈头就砍,那家伙举起步枪向上一挡。“咔啦”一声,小吴的刀就脱手飞了出去。伪军吓得魂飞魄散,钻进庄稼地连滚带爬逃走了。

马刀被磕飞了,吴立然看上去有点发蒙。刘春雷知道,头一次拿刀砍人难免会心理紧张,见小通信员没受伤就松了一口气,安慰他说:“不错不错,比我强。我头一回用刀的时候,还被整下马了呢。马刀不好使,就先用手枪吧。”

“使枪……我跟在你后面,我怕打了你……”

“没事,放心,打不中我的。”

吴立然的神情慢慢地缓了过来。

这时候,听见手炮(掷弹筒)发射时“嗵嗵”的声音,接着就不知道从哪里打过来一颗榴弹,刘春雷喊了一声“快闪开”,催马跃到了旁边。榴弹在他和通信员之间爆炸了。

这榴弹的杀伤力并不大,可也许是受到了爆炸的惊吓,战马猛地人立起来,把缺乏思想准备的吴立然甩下了马鞍。乘骑作战的时候,老兵通常只会把半个前脚掌踏在马镫上,这样遇到突发情况时起身离马比较容易;但是新兵乘骑作战时却唯恐不稳,总是不自觉地尽量踩得更结实牢固一些,结果一旦出现摔马就容易被马镫套住脚。吴立然也是这样。

那马儿拖着小吴向代宋村方向狂奔,刘春雷只好跟在后面喊:“把鞋子甩了!”可是小吴哪里办得到呀!……眼看着前面有一片低矮的红柳树丛,如果马匹从那些横七竖八的树岔子中间穿过去,非把拖在地上的通信员撞死不可。刘连长当机立断,朝着惊马的头部连打几枪,处决了这个“叛徒”,才把吴立然解救下来。

吴立然被摔得七荤八素的,满脸是血,跌跌撞撞爬起来就要去找丢失的手枪。刘春雷没让他去。这个模样往回走,不是去找枪而是去找死。小吴只好懊恼地掉眼泪。

其他战士看见连长这边突然退下去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来策应。边乔留在最后掩护。从刘春雷这里望过去,总觉得边参谋的乘骑姿势有点奇怪,见他耷拉着肩膀直晃悠,战马踏着小碎步不停地兜圈子,立刻就知道情况不好。刘春雷急忙打马赶过去。

边乔受伤了,他已经无力控制马匹。在战场火力对射中,战马匀度游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大家边跑边喊:“快掉马,快掉马!”

骑兵掉马固然是件比较丢脸的事,但在特殊情况下,选择主动掉马也不失为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比如这时候,边乔只要身子一歪就能从马上摔下来,绝对不会有谁嘲笑他。可是,边乔真是倔犟,硬撑着不肯掉下来。而他那匹战马也是训练有素,纵然枪炮子弹在身边飞来飞去,却还是根据骑手的身体姿势,遵从指令不紧不慢地小步转圈,真是急死人了!

大刘策马飞奔——接近边乔时转换成侧骑姿态——调整战马的步幅——二马错身——大刘就势跃上边乔的马背——左手护住边乔右手带马——“公鸡”转过身子,空鞍跑回来——这就是骑兵的高级技术动作:乘骑救护。

边乔的右肩被打穿了,前胸后背都是血,加上先前左臂上受的两处伤,整个人都不能动了。被战友抱住之后,他一声没哼就晕了过去。这个钢铁汉子,终于还是坚持住没有掉马。

几个人交替掩护着退进一片红柳丛,刘春雷把边乔往树岔子后面拖。二排战士叶克成说:“连长,我来帮你。”他跑过来抱住边参谋的腿,刚直起身子,就听“噗”的一声,笑容还留在脸上,后脑勺却被打没了。刘春雷后来说,“叶克成同志是替我牺牲的,他若是晚站起来半秒钟,那一枪就正打在我脸上了。”

刘连长和身边的战士凭借红柳树的掩护不停地开火,四面八方都有奔逃的伪军,靠这几杆枪根本挡不住敌人,可是,正是由于他们不间断地拦阻射击,才使得夺路而走的程道合第三旅跑得七零八落,始终无法形成战斗队列。

这期间,没了战马、丢了手枪的通信员吴立然一直在挥舞旗子。

先前,边乔骑着高头大马,又吹哨子又打信号旗,搞得那么显眼都没人注意;可这小吴却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在树丛里面比画一番,居然让一连的三个排长和好些战士都看见了旗语。于是,原本在代宋村口的骑兵们得到指令,纷纷朝着信号旗这边跑过来。

陆续聚集到刘春雷周围的有六十多个战士。虽然指导员张凤翔身负重伤,但三个排长都还在,副指导员耿仁玉的战刀断了,弹药也没了,见人就伸手:“给几颗子弹吧,要不然给个山药蛋(小手榴弹)也成。”一副可怜模样。

昨天晚上在卫河边上唱小曲的新战士刘合根跑过来,咋咋呼呼地嚷:“我把铁德震砍死了!我把铁德震的脑袋砍了。”大伙都不相信,人家铁德震可是有名的“铁头将”,据说步枪子弹打在他头上也只能砸起个大青包。

“子弹都穿不透的铁脑壳,能被你砍了?少吹!”

“真的真的,不信问我们排长。”

代宋村口混战的时候,刘合根一直和三排长杨继录在一起。他俩打着打着,看见了通信员吴立然的信号,于是就往红柳树丛这边跑。一路上败兵很多,杨继录的命令是不得恋战,直接赶往集结地,可忽然听见刘合根嚷嚷:“看呀,那个人是铁德震!”杨排长就改主意了。

伪军团长没穿军服也没带枪,一身绸缎,下黑上白,手里拎着把大蒲扇,跑得气喘吁吁。八路军从他身边经过,谁也弄不清这是个什么人物,也就没人理睬他。这也难怪,骑兵团和十六团以前都很少到河西活动,战士们基本上都不知道“铁头将”是什么模样。原本,铁德震有可能就这么溜了,可活该这家伙倒霉,偏偏遇到了本乡本土的新兵刘合根。

小刘参军前曾经在村里听过“铁团总”训话,对这个大胖子印象深刻,立刻就把他认出来了。三排长杨继录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的,跑到跟前,见这胖子边上有个穿便衣的老头,一边走一边“嘛西,嘛西”的不知道喊些什么。咦?还是个东洋老鬼子!杨排长顿时不再怀疑,冲上去对着日本老头就是一马刀,回头看见刘合根也把铁德震砍了——这“铁头将”的脑袋根本不结实,一刀下去照样开瓢。

铁德震完蛋了,伪巡防团残部也被十六团追着猛揍,可是,伪第三旅却趁机逃往楚旺镇。

一千多伪军在公路上、田野里拖成两三里长的队伍,顾头不顾腚。开始还能使劲跑,后来没力气了就拖着枪走。三五成群的败兵被几十个八路军骑兵来回驱赶着,就像是放羊的一样。

公路上的伪军比较密集,意志也顽固一些,远远看到八路军还敢放几枪抵抗一下;而分散在田野里的就没这个胆量了,看见骑兵过来了连跑都懒得跑,把枪一丢往地上一坐,一副傻乎乎、可怜兮兮、听天由命的滚刀肉样子。

骑兵们也不想为难他们,讲话挺客气的:“兄弟,有子弹吗?拿几颗来。”

伪军倒也大方,浑身上下地掏口袋:“给你给你,都拿去!”

“就这么几颗啊!找找看还有没有?我们急等着要用呢!”

“对不住,真的没了,子弹袋早就丢了,谁还背着那玩意儿逃命

呀?……”

“行了行了,你们今天的任务就算结束了,坐在这里别乱跑啊!”八路军收缴了俘虏的枪栓,接着去打仗。等骑兵离开以后,无人看管的伪军们又扛起破枪继续朝楚旺镇走。这帮家伙都是些混军饷的老油子,反正只要回到据点就能领钞票,打赢打输都无所谓。

俘虏逃跑了,刘春雷也没办法,他身边只有六十多个人,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又追了一阵,副指导员耿仁玉指着前面说:“连长,那里好像是敌人的指挥部。”果然,百米开外的公路上,一群伪军簇拥着十多匹骡马,看见骑兵追上来,就挤在一起护住中间的人,长枪短枪一个劲地乱打。刘春雷立即命令战士们拉开间距,瞄准对方骑马的进行交叉射击。几排枪过去,伪军官们不敢骑马了,混在士兵中间走路。

连长和副指导员断定这里面一定有伪军头子,当即决定先不理睬其他败兵,集中力量咬住这堆人,想办法揪住敌人的头头再说。于是,骑兵们就一会儿近一会儿远地绕着这百来号伪军打枪,搞得这帮家伙一会儿上公路,一会儿进庄稼地,不敢散开也跑不快,来回折腾了几趟也摆脱不掉八路军的干扰。

走了一阵,前面快到车固庄了。这个村子距离楚旺镇只有不到十里地,骑兵们又抢先占据了村口的要点,不让这伙敌人通过。这时候,聚成一堆的伪军突然停下不走了,还“哒哒——嘀呖——哒呖——嘀哒”吹起联络号来,使用的居然是八路军的号谱。

骑兵们正莫名其妙,从伪军中间跑出一个没带武器的中尉军官,找到八路军连长,一本正经地说:他叫杨德荣,是冀鲁豫军区敌工部的干部。一连拦阻的这伙人是伪第三旅的旅部机关,而八路军目前正在做程道合部的策反工作,如果这时候把老程打死可就不好办了。因此,他要求骑兵们把伪军官们放走。

这无凭无据的一番话,把骑兵们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德荣虽然说自己是谁谁谁派来的、他们的领导又是谁谁谁,提到的那些人物确实挺有名,可大家只听说过名字没见过真人,谁也闹不清这个“地下党”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正在犹豫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嗵”地打过来一颗手榴弹。

程道合的部队里配备了不少“满洲国”制造的小掷弹筒。这种手炮可以发射手榴弹,近的能打个几十米,远的能打到百米开外。当时,四周围有不少分散逃跑的伪军,他们看见八路军骑兵突然不打仗了,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像是在开会一样,有个捣乱的小子就趁机偷袭了一家伙。

用掷弹筒打手榴弹,准确度其实很差,骑兵们早早就闪开了。可不承想,这颗榴弹崩起一块瓷片正扎在三排长杨继录的大腿上,起初看上去好像问题不大,杨排长自己把伤口扒拉了一下,鲜血一下子喷出来两米高,他“哎哟”一声栽倒在地就不行了。这下子,骑兵们怒了,拔出战刀吼叫着要砍了面前的伪军中尉。

杨德荣吓得小脸煞白:“我,我,我真的是地下党,你们这样搞,是,是要犯错误的……”

通信员小吴根本不信他那一套,道:“你小子是****,老子就是昭和天皇!”

大刘可以断定吴立然不是裕仁皇上,可他真不知道杨德荣是个啥人物。指导员张凤翔和侦察参谋边乔都受伤了,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新任连长觉得实在头痛:今天怎么尽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他心里没主意,干脆踢皮球:“我没权力答应你,有什么事去找团领导说吧。”

最近的团领导离这里起码也有十多里地,在混乱的战场上,枪子可没长眼睛。杨德荣满脸为难:“叫我一个人去呀……你们可别打我的黑枪……”

“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一过我可管不着了。”

杨德荣还想再提什么要求,旁边的吴立然已经“一、二、三……”念起数字来,可怜的“地下党”只好撒腿朝代宋村方向跑。那时候大家都没有闹钟手表之类的工具,所谓三分钟也就是用嘴巴数两百下,不抓紧时间可不行。

其实,老杨真的是冀鲁豫军区的干部。当时程道合的部队里既有国民党特务,也有****的卧底。国军军统方面的头头是副参谋长程碧之,而八路军敌工部的负责人就是这位旅部中尉书记官杨德荣。

****的意图是通过开导副旅长程道生(程道合的弟弟)达到统战策反的目的,可没料到程道合这老狐狸平时装得稀里糊涂,实际上对各人的身份背景早已一清二楚。代宋村战斗刚打响,程旅长就把旅部的几个地下党全控制起来,跑到车固庄这里被骑兵缠住脱不了身,就对杨德荣说:“老二(程道生)和****联络我是不反对的,可现在八路想要我的命却不行。快去和你们的人说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才会有场地下党找到连长谈判这一出。

杨德荣和骑兵谈话没有结果,去代宋村找十六团的路上更是凶险万分。后来,老杨在一次开会的时候遇到了老刘,说起当初的情形还颇有抱怨。刘春雷呵呵直乐:“有意见?你该烧高香才对!当时要不是我拦着,砍了你也是白砍!”弄得老杨哭笑不得。

唉!干哪一行都有受委屈的时候啊!

这时候,守在车固路口的刘连长也觉得挺委屈的。杨德荣刚离开不久,三排长就断气了。杨继录是一连的老排长,很有威望,虽然大家嘴里没说什么,但大刘看得出来,因为放走了“伪军中尉”,战士们对他这个新连长挺有意见。副指导员耿仁玉板着脸问:“你说,现在怎么办?”

新官上任头把火就搞得这么不顺畅,刘连长心里十分窝囊,可他这时也确实不知该咋办才好。程道合旅部的人还在不远处的公路上等消息。有几个伪军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被大刘看见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跃马扬刀冲到路中间大吼:“都给我滚回去,谁敢上前砍死谁!”

通信员小吴也跑上来喊:“滚回去,滚回去!”那几个家伙吓得赶紧跑回人群里蹲着。

一连的战士看见连长如此英勇,立刻都来劲了,策马举刀整整齐齐排成两队分列左右。烈日下,战刀闪闪发亮,夺人心魄,伪军们都吓得不敢再动弹。其实,在这么近的距离上,骑兵的战马发挥不出冲击力量,如果步兵围攻上来,一连的这点人马就十分危险了。但是,人少力薄的八路军战士硬是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震住了伪军,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的场面真是说不出的怪异——敌我相距四五十米,六十多个八路在路口摆开仪仗队,一百多号伪军站在对面傻看,双方大眼瞪小眼,不打枪也不挪窝,谁也不表态,谁也不动手。

在周围野地里散乱逃跑的伪军看到这奇怪的情形,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也停下来不走了。有的人坐在田埂上喘气休息,有的人慢慢靠过来想问个究竟……

据说,程道合这时候也傻了。有的部下建议赶紧突击,有的劝他不能再冒失了,而他却只是一个劲地抱怨参谋长:“不应该听你小子的话,今天不该出门的,害得老子吃这么大的亏。”参谋长是他堂弟,被骂急了顶嘴说:“是你自己不敢得罪日本人,关我什么事!”两人差点没动手打起来……就这么着,还没等程旅长拿定主意,骑兵团的本队人马赶到了。

东北方向尘土飞扬,八路军骑兵大部队终于来了。

战旗猎猎飘扬,四连在前,二连和五连在两侧,大队骑兵摆出三角翼形冲锋阵型,伴随着震天动地的呐喊,凶猛的浪潮涌向呆立在道路和田野中的敌人。

眼见大部队冲过来,刘连长顿时有了主心骨,战刀挥舞,高呼着:“抓住程道合!”带领战士们杀向敌群。这时候,伪第三旅旅部的卫兵也顾不上保护长官了,“哗”的一下炸了窝,纷纷四下逃窜。

战马猛冲,敌人乱跑,人和马很快绞在了一起。骑兵们一会儿砍杀,一会儿捅刺,或者干脆策马冲撞,嘴里喊着:“缴枪不杀,抱头蹲下!”刘春雷一心惦记着要抓程道合,他知道伪军将校制服是米黄色的,于是就四下寻找军官打扮的人。冲杀了一阵,发现前面有个穿浅黄衣服的胖子正越过公路向西跑,身后还跟着个拎手枪的壮汉,周围的伪军看见他俩都纷纷让路。刘连长顿时觉得这俩人不一般,一边喊“站住”,一边追了上去。

那伪军官身穿黑狗皮,动作还挺敏捷,大刘撩一刀被他闪开了,只割下半边耳朵。大刘本来想就此罢手饶他一命的,可那家伙居然捂着脑袋“啪”的还了一枪。子弹在“公鸡”的腹部擦出一溜血槽,惹得八路军连长大怒,当即侧身挥刀划出一道弧形的寒光,从他的下巴颏一直砍到了脖子根。

米黄色短袖衬衫的胖子还在野地里逃命。他身上背着个大水壶,裤带松了,裤子垮到了屁股上,跑着跑着就绊一跟头。骑兵没费什么劲就追上了他。通信员小吴跳下马将这笨家伙摁住,刘连长问:“你是程道合吗?”

胖子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不是军人!我是文艺人,我是文艺人。……”

“程道合在哪里?”

“他……就是……”他指的正是先前被刘春雷砍翻的那个家伙。

战场上,骑兵团近千匹战马排成横队如暴风一般猛扫过来。

突然,车固庄西面的乱坟地里响起了猛烈的机枪射击声。那里聚集着日军的一个机枪小队和一伙伪军,十挺轻重机枪形成密集的火力拦阻着骑兵的攻击队列。四连连长王元力的战马被打倒;指导员蔡修仁落马;三排长赵玉亭手持先导旗冲在前面,不幸中弹牺牲……进攻队形被迫散开了。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骑兵三连呈二列纵队向敌阵地冲杀上去。三连是今天的团预备队,当主攻部队遇到挫折的时候,白马连临危受命担当了重任。

指挥红三连冲锋的是老团长况玉纯。敌人集中火力疯狂射击,队列中不断有人中弹落马。但是,三连终究是红军连!虽然攻击途中伤亡了十位班排长,一群白马勇士还是顽强地杀进了敌人的机枪阵地,三连长郝竞第一个打掉敌人的重机枪,班长杨金玲砍死了指挥射击的日军军曹,排长李永怀劈杀了鬼子高野大尉,指导员杜连达剁了伪营长……三连有个全团年纪最小的战士谷云才,技术嫩,胆子小,还挺爱哭鼻子,平时站岗都要班长陪着。可在这场战斗中,他和班长冯秀林互相配合,各缴获了一挺轻机枪,双双被评为功臣。小战士“后进转先进”的事迹还被登上了军区的《战友报》。

攻克机枪阵地,敌人彻底垮了,八路军杀向敌人老巢。这时候楚旺镇已经空了,只有程道生带着两三百人在那里把守,骑兵团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能顺势把据点拿下。

一连和大部队会合,迅疾占领了楚旺西关,正准备向纵深发展,突然接到了停止进攻、撤出战斗的命令。大家对此都有些莫名其妙。好些年以后才知道,当时是况玉纯打电报向九分区请示,张国华政委回电说:程道合死后肯定是由程道生接任伪三旅旅长,城里面有我们的关系,敌人不出来就不要打了。

程道生确实和****的联系比较密切,八路军也曾经通过他得到了很多日伪军方面的情报,所以张国华政委决定放他一马。谁知道抗战胜利后程道生又和****闹翻脸,投靠老蒋当了师长。结果直到1947年的豫北战役,解放军一顿猛揍,先俘程道生,再抓孙殿英,才算是了断了这层关系。

楚旺打援(也称车固战斗),骑兵团配合十六团全歼伪军三个团和日军两个小队,其中骑兵团击毙日伪军六百余人,俘虏近七百人,缴获迫击炮、重机枪等三十件、其他枪支一千多支。战斗结束后,九分区领导非常高兴,连着搞了好几天的庆祝活动。况玉纯副司令员到一营来说:这次战斗,突击队一连临机应变干得漂亮,预备队三连英勇顽强表现出色,都是好样的。

过了些天,分区召开万人祝捷大会,三连长郝竞代表骑兵团在立功人员会上发言。刘春雷没去军区开会,这时候,他在一连驻地玩得挺开心的。

在车固庄俘虏的那个穿米黄色短袖衬衫的“文艺人”,是汪伪政府派来的摄影师。他还带了一套放电影的设备,也被骑兵缴获了。于是大家就把老百姓家的院墙刷白,请这“文艺人”来放电影。虽然只找到一卷电影拷贝,没头没尾,电影机的喇叭也摔坏了,没有声音,但土八路们都是头一回见识这新鲜玩意儿,翻来覆去看了一晚上依然兴趣盎然。

那“文艺人”倒也听话,叫他放几遍就放几遍。不过,骑兵们始终也没搞懂电影里演的是啥意思。刘春雷只记得有条街道上有很多人有很多店铺,而且男男女女总是围着一辆奇怪的车子,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过一会儿又上去又下来,不知在忙乎些什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到首都北京出差,才明白那怪车的名字原来叫做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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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十大最猛的忽悠术[转帖]


  自从赵本山的小品“大忽悠系列”火爆银屏之后,“忽悠“一词也随之大行其道。“忽悠”是北方俗语,特别是在东北很流行,意思就是利用语言巧设陷阱引人上勾叫人上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忽悠”有胡说、谣传、设圈套、欺骗的意思;也有吹牛、煽动、鼓动的意思;还有劝说、诱导、怂恿的意思,用意十分广泛。“忽悠”一词贬义的成分居多,赵本山在其小品中给该词注入了幽默的元素,贬义的程度也有些淡化,至少现在说起来玩笑的成分居多。
  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载入史册的十个最猛大忽悠,现在我没就来看看他们各自的忽悠术:
  1,最炫的大忽悠烛之武
  忽悠术揭秘:以迂为直,以退为进。避开关键,淡化主题,故意绕开的敏感之处,大谈其他的利害关系,给你下猛料,使你的思路为之左右。
  忽悠过程回放:烛之武是春秋时期的郑国人。一次晋国和秦国联合攻打郑国,烛之武受托出使秦国,开始忽悠秦穆公,他说:秦晋两国围攻我们郑国,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灭亡了,可是大王想想如果灭掉了郑国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好处多多,那就请您自便,可是郑国离秦国很远而离晋国却很近,你们这么做只能对晋国有利,会让晋国的领土得到扩展,而晋国的实力雄厚了,您的国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假如您放弃灭郑的打算,让郑国作为您秦国的友邦,这样秦国使者往来路过郑国,郑国还可以随时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对您秦国来说,倒是百利而无一害。况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恩惠,他答应把焦、瑕二邑割让给您,可是他却出尔反尔,朝辞夕改,既没有信誉野心又大,如果它再把郑国据为他东部的屏障,那么离侵占您秦国也就不远了。总之这事对你秦国没有半点好处相反却能帮了晋国的大忙,这里面的厉害,您好好掂量掂量吧。秦穆公一听,对呀,这事还真得细琢磨琢磨,幸亏你提醒,要不就便宜了晋国了,秦穆公一高兴就与郑国签订了盟约,还派兵帮郑国守卫,不和晋国玩了。晋国一看秦国撤兵了,也就放弃了攻打郑国的念头,班师回朝。这事在《左传.》上有记载。
  忽悠点评:烛之武短短几句话就把堂堂的秦国国君给忽悠了,挽救郑国于生死存亡之间,忽悠本领真是超炫,忽悠能力可谓超强。
  2,最会下猛药的大忽悠晏婴
  忽悠术揭秘:挑拨离间,一箭双雕。不动声色,善搞场景和气氛,借助外物吸引注意力,于无形之中已下猛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即达到目的又不漏痕迹。
  忽悠过程回放: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田开疆、公孙捷、古冶子。这三个人个个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但他们却恃宠自傲,为所欲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被人称作“三害”,晏婴于是决定除掉他们,但是还不能得罪了齐景公。机会终于来了,一次齐景公晏婴等四人在园中喝酒,晏婴说:园子里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尝尝鲜吧?于是晏婴在园中摘了六个桃子,一人一个,还剩两个,晏婴就说:请君王传令群臣,谁的功劳大,谁就吃这两个金桃吧。公孙捷第一个走了上来,拍着胸膛说:有一次我陪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蹿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虎打死,救了国君。如此大功,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晏婴说: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可赐酒一杯,桃一个。公孙捷饮酒食桃,站在一旁,十分得意。古冶子见状,厉声喝道: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当年我送国君过黄河时,一只大鼋兴风作浪,咬住了国君的马腿,一下子把马拖到急流中去了,是我跳进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大鼋,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该不该吃个金桃?晏婴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送给了古冶子。一旁的田开疆看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叫: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舍生**,斩其名将,俘虏徐兵五千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就连邻近的郯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金桃吗?晏婴忙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高出公孙捷和古冶子二位,然而金桃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熟了,再请您尝了,先喝酒吧。田开疆气呼呼地说:打虎、杀鼋有什么了不起。我南征北战,出生人死,反而吃不到金桃,受此大辱,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说罢挥剑自刎。公孙捷大惊,也拔出剑来说: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劳大反倒吃不到。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罢也自杀了。古冶子更沉不住气了,大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誓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说完,也拔剑自刎了。这哥仨火气可都够大的。晏婴见三害已除,不慌不忙地说: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我们国家智勇双全的人多得是,少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瞧瞧,谈笑之间就除了三害,还跟没事人似的。
  忽悠点评:晏婴用两个桃子“忽悠”的让三害自刎而死,不费吹灰之力,不露一点声色,既为民除害,又不得罪景公,忽悠的能力还真不是吹的。不过晏婴口碑一直很好,这次“忽悠”也是为了替民除害。算是史上口碑最好的大忽悠。
  3,最草根的大忽悠冯谖
  忽悠术揭秘:无中生有。将本来没有的事情制造出让人深信不疑的假象。草根往往被别人所忽视,但却处在冷眼旁观的位置,因此往往更容易洞察上层的弱点,当局者深处局中,更容易被假象迷惑。
  忽悠术回放:冯谖是齐相孟尝君门下的食客,草根一个,不过大忽悠的本领可是非同寻常。一次齐国国君听信谗言,罢了孟尝君的相位,冯谖就对孟尝君说我可以让你的相位失而复得,而且比以前更加显贵。孟尝君一听还有这事,那就试试吧。于是冯谖就来到秦国,对秦王说:当今世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只有齐国,大王想不想让秦国超过齐国,秦王一听当然愿意啦,问怎么办,冯谖接着说:大王也知道齐国罢了孟尝君的官吧?齐国之所以受到天下的敬重,就是因为孟尝君,现在孟尝君因为被罢了官心中很怨愤,他必定背离齐国投靠秦国,他又熟悉齐国国情,你如果得到他肯定对你有好处,你赶快派使者备厚礼偷偷的去迎接孟尝君,千万不能错失良机,如果齐王明白过来,再度起用孟尝君就晚了。秦王被冯谖这么一忽悠,就派人去请孟尝君。冯谖抢在使者前面赶了齐国,又开始忽悠齐王,说唯一能和我们抗衡的秦国听说你罢免了孟尝君,已经派人来请孟尝君做相了,如果秦国得到此人,齐国就再也不能与秦国抗衡了,大王应该在秦国使者没到达之前赶快恢复孟尝君的相位,挫败秦国的阴谋,断绝它称强称霸的计划。齐王听后,这还了得,赶紧恢复了孟尝君的相位。
  忽悠点评:冯谖轻松自如的就忽悠了两国的国君,还使自己的主人官复原职,他处在低位,善于观察和思考,又抓住了两个国君都想超越对方独自称霸的关键所在,再略施小技,让你深信不疑。忽悠本事可谓超强,孟尝君的食客还真是没白养。
  4,最懂逻辑的大忽悠苏秦
  忽悠术揭秘:用缜密的逻辑混淆视听。环环相扣,密不透风。忽悠起来侃侃而谈,步步为营,诱导你的思路,使你不由得不信以为真,逻辑性极强,但不乏有诡辩的成分。
  忽悠过程回放一:燕昭王是苏秦的第一个伯乐,在苏秦替燕国要回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过程中,我们可以洞悉他的忽悠的逻辑能力确实非同一般。苏秦对齐王说:燕昭王是秦穆公的女婿,有强秦作后盾。齐占燕地,必然会令燕国和秦国都对齐国不满,如果大王能把所占的燕国之地归还,那么燕秦二国反而会感激大王的恩德。大王就可以得到秦燕的支持,号令天下,天下还有谁敢不从呢,到那时齐国的霸业也可以成功了。齐宣王一听,是这么个理儿,就归还了燕国的土地。你看看,人家分明是要东西去了,却摆出为对方着想的架势,绝对是忽悠的天才。
  忽悠过程回放二:忽悠齐国打宋国,燕国渔人得利。当时燕王想攻打齐国,苏秦就建议说:如果让齐国和宋国打起来,定会两败俱伤,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到齐国,你就听好吧。当时正赶上宋国的友邦秦国派人到秦国商量共同称帝的事。苏秦趁机劝说齐王:齐秦并立为帝,天下人是尊齐还是尊秦?齐王说:当然是尊秦了!苏说:那么齐放弃帝号,天下是爱齐呢,还是爱秦?齐王说:当然是爱齐了。苏又说:两帝并立,共约伐赵,与齐军独攻宋,哪一个更有利呢?齐王回答:当然伐宋有利。苏秦接着劝齐王说:如果我们同秦一样称帝,天下只尊秦国,如果我们放弃帝号,天下就爱齐而远强秦,共约伐赵又不如单独伐宋。所以我主张您放弃帝号以顺应天下。齐王听从苏秦建议,与赵国约定共同抗秦,秦齐关系恶化。苏秦趁机劝齐王攻宋:宋国国君荒淫无度,天下共愤,如果我们挥师击宋,正是奉天讨罪的壮举,大王必然威名大振,还可以得到实惠,那时齐国必可称霸东方。齐王于是攻宋。齐国实力因战而衰。
  忽悠点评:能说会道是大忽悠们的看家本领。苏秦循循善诱,步步为营,环环相扣,逻辑缜密。既达到了目的,还不漏半点马脚,“忽悠”的本事可谓登峰造极了,无怪乎他能挂六国的相印于一身,游走于列国之间,这“忽悠”的本事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学的来的。
  5,最会诡辩的大忽悠张仪
  忽悠术揭秘:善于诡辩。狡猾而又诡计多端,为了达到忽悠的目的,不择手段,让你不由得不上当,有时甚至过河拆桥。即使被人揭穿了,还能鬼言巧变,接茬忽悠,让人应接不暇,只有上当的份。
  忽悠过程回放:拆散齐、楚联盟是张仪的“忽悠”杰作之一。他对楚王说:当今七雄之中,以秦、楚、齐最为强大,三者之中,又以秦国最强,齐、楚两国相当。如果楚国与秦国联盟,则楚国就比齐国强大,反之,如果齐国先与秦国联盟,则齐国就比楚国强大。所以,楚国最好的出路就是与秦联盟。他又许诺在楚国与齐国断交同秦国结盟之后,秦国会把占领楚国的六百里土地归还。楚王一看有利可图,就与齐国断交,并且派一名将军随张仪回秦国商量收回土地事宜。谁知张仪回秦之后,佯装摔伤脚,三个月不露面。楚王得知之后,竟以为是因为自己与齐国绝交不够,于是又派人到齐国大骂齐王,齐王大怒,决定与秦结盟。这时张仪告诉随行的楚国将领,自己答应归还楚王的不是六百里地,而是六里。楚王得知此事气坏了,起兵十万攻秦,却被齐、秦联军击败,秦王提出换取楚国黔中之地的条件,楚王竟然答复说只要让我亲手杀了张仪。你不用换我奉送了。张仪到了楚国买通楚王上下,又开始“忽悠”楚王说:我可以向秦王建议不要你的黔中之地,两国太子互为人质,永结亲盟。楚王觉得这事可行,再加上下属替张仪说好话,气也消了。就这样,齐楚两国都背离了“合纵”而与秦国结盟。
  忽悠点评:张仪运用雄辩的口才,诡谲的谋略,游说诸侯,凭借外交手段,采用连横策略,“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忽悠的本事可见一斑。但是他出尔反尔,过河拆桥,似乎有些卑鄙。他的忽悠本事用道德去评判就逊多了。
  6,最具投资理念的大忽悠吕不韦
  忽悠术揭秘:放长线钓大鱼。眼光看得长远,舍得投资,能在某人未发迹之前就把他忽悠住,有耐心,有的放矢,好饭不怕晚。
  忽悠过程回放:秦国的太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子楚,因不受宠爱被派到赵国当人质,生活很是困窘。这时吕不韦就找到了子楚。吕不韦本是河南大商人,游走各国,挣了不少钱,他用商人的眼光看到子楚“奇货可居”,就对他说: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不信,吕不韦又说: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的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而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现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又不受宠,长期在国外当人质,你是无法争太子之位的。子楚问怎么办,吕不韦说:我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打通道路替你说话,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子楚感激不尽,说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吕不韦算是把子楚给”忽悠”住了。吕不韦给了子楚很多钱,让他交结宾客,有了钱好办事,子楚门前达人贵族络绎不绝。吕不韦到了秦国拜见华阳夫人,就“忽悠”开了,说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最难得的是常常念及夫人,说子楚心中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这话可是受用得很,华阳夫人听后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忽悠”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立子楚为继承人,说子楚不受宠爱,如果得到夫人提携定会感恩戴德的。经过一番“忽悠”,子楚终于被列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庄襄王继位后立吕不韦为相,从此吕不韦权倾一时。
  忽悠点评:吕不韦堪称史上最能“忽悠”的政客,从一介商人“忽悠”到一国之相,靠的就是独具慧眼,敢于冒险,营造忽悠的氛围,达到成功忽悠的目的。而且摄政多年,“忽悠”能量真是不小。不过晚年没能把嬴政“忽悠”住,落得饮毒酒自杀的下场。看来就是再有本事的“大忽悠”也终究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7,最牛人的大忽悠徐福
  忽悠术揭秘:趁虚而入。人的愿望越强烈,就会越束缚自己的思维,有时甚至犯些低能的错误。对人对事都会疏于防范,让人趁虚而入。
  忽悠过程回放:秦始皇称帝后,为了能仙福永享,一心想得到长生不老之术,这时候徐福就出现了,他选准秦始皇东巡去泰山封禅之时趁机上书,说渤海中有三神山,里面住着神仙,吃了山里的仙药,个个长生不老,他愿意赴汤蹈火,为皇上取仙药。秦始皇龙颜大悦,给了他很多金银财宝,命他入海求仙。这事在《史记》中有记载:“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没多久,徐福就将金银财宝挥霍一空,于是又面见始皇,说他见到了神仙,但是神仙嫌礼薄,需要些俊美的童男女和各种工匠用具作为献礼,才能得到仙药,秦始皇一听,觉得是这么个理儿,礼少了神仙肯定不愿意,于是就派500童男女随徐福再次出海。他再见到徐福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后,秦始皇第三次东巡。徐福依然没有找到仙药。他的解释是这样的:本来就要拿到仙药了,结果海上出来个大鲨鱼护卫着仙山,异常凶猛,所以无功而返。这还行,到嘴边的鸭子怎么能让他飞了呢,于是秦始皇亲自率领弓箭手到海上与大鲨鱼搏斗,杀死鲨鱼兴冲冲的往回走,想这下子可好了,徐福终于可以拿到仙药了。不想在返回咸阳的路上就病死了,最终还是没得到仙药。而徐福呢,东渡日本,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忽悠点评:徐福敢于忽悠生性残忍的暴君嬴政,胆子着实不小。他正是抓住了嬴政求药心切的弱点,趁虚而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势不妙又溜之乎也,跑到世外桃源,落得个逍遥自在。堪称史上最牛的大忽悠。
  8,最有文化的大忽悠诸葛亮
  忽悠术揭秘:移花接木。采用以伪去真的手段,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忽悠过程回放: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为了达成孙刘联盟,忽悠周瑜,明知小乔是周瑜的妻子,却说:我有一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退曹兵,只需将江东乔公的两个女儿送给曹操就行了,这两个人对你们来说无足轻重,就像一粒米一片树叶,可是对曹操来说就重要的多了,曹操专门打造了座铜雀台,就是给二乔盖的,周瑜问他有什么根据,诸葛亮说有诗为证,曹操的儿子曹植写了首《铜雀台赋》,其中有两句: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周瑜一听气的不行,诸葛亮还劝他息怒。古代“乔”和“桥”通用,曹植说的桥指从铜雀台出发链接金虎台和玉龙台的两座桥。诸葛亮移花接木,真是能忽悠。
  忽悠点评:诸葛亮足智多谋,能说会道,三岁不烂之舌极具煽动性蛊惑性,最终忽悠成了“孙刘联盟”,形成三分天下之势。须知战乱年代,各为其主,忽悠也不仅仅是达到一己私利,为国为民也不失为一种谋略。诸葛亮堪称最为才智过人的大忽悠。
  9,最雷人的大忽悠安禄山
  忽悠术揭秘:装孙子耍无赖。不要脸是看家本领,耍无赖是惯用伎俩。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
  忽悠过程回放一:安禄山年轻时有一次偷别人家的羊,遭到围打,他大声呼喊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两蕃耶?而杀壮士”。不说自己偷羊,却扯什么抵御番邦,无赖的本性暴露无疑,忽悠的本事看来是天生的。
  忽悠过程回放二:安禄山见杨贵妃很是得宠,就认了比他小十八岁的杨贵妃为干妈,安禄山每次入朝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十分肥胖,玄宗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这个安禄山“忽悠”时还是挺能搞气氛的。
  忽悠点评:脸皮厚是“忽悠”的最基本的条件,安禄山甘当儿臣,甚至充当跳梁小丑,没点厚脸皮耍无赖的性体还真是做不来。可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发动叛乱,本性暴露无疑,无赖到底还是无赖,最终落了个被自己的亲儿子谋害的下场。
  10,最山寨的大忽悠史思明
  忽悠术揭秘:睁眼说瞎话。不按正常套路出牌。常人说瞎话会有不自然的反应,或脸红或口吃,瞎话谎话张口就来,煞有介事,让人不由得不信。
  忽悠过程回放一:公元736年史思明因欠官府债款走投无路,逃亡到北方的少数民族奚族居住的地区,被排外的奚王捉住准备杀死,史思明一本正经的说:我是大唐王朝派来与你们首领和亲的使者,你们杀了我,就会招来灭族之灾。奚王被他唬住,赶紧松绑,奉为上宾。
  忽悠过程回放二:奚王当时正有意巴结大唐,来了使者真是天赐良机,和史思明一商量,史思明说:我们派去的人档次不能低了,低了显得不重视,效果会更不好,不如派你的大将军去,这样才够分量,唐皇帝会非常高兴。奚王言听计从,算是让史思明给忽悠住了。当一行人到达边塞时,史思明又忽悠守城将领,说奚王表面上是去朝拜,实际是要偷袭你,你看他们最厉害的大将军都来了,于是奚王派去的人全部被杀死。史思明把奚族的大将军捆绑好押送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那里领赏,张守珪将此事上奏给唐皇,大大称赞史思明。史思明从此官运亨通。
  忽悠点评:史思明说瞎话不加思索,生就张口就来的“忽悠”本事,不按套路出牌,一般人是做不来的,外加凶狠残忍铁石心肠,最终达到他飞黄腾达的目的。发动叛乱也是其本性使然,终究会有败露的一天。光靠“忽悠”到底是靠不住的。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忽悠术和忽悠目的。有的是为了一己私利,害人又害己;有的也不失为展示才华挽回败局的一种策略。那就看谁去用,看用的人的本性如何目的如何了。奸佞之徒能够忽悠一时却不能忽悠一世,最终会被人识破,落得人仰马翻,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把自己给忽悠了;诚善才智之人于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该忽悠时就忽悠,该出手时就出手,于国家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救民于水火,或是为民除害,倒也不失为一种谋略。


“暗杀大王”王亚樵庐山行刺蒋介石内幕[转帖]

  在太乙村建成的那个时代,这里无法成为一个真正静谧隐居的地方。在它的全盛时间里,蒋介石每年都来牯岭避暑,他在太乙亦有别墅,时常隔三岔五地前来一住。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久,胡汉民便被老蒋软禁,这样一来,使得胡汉民的部下们纷然反蒋,一方面准备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准备对蒋介石行刺。就连孙中山之子孙科也派出亲信,去联系上海滩上有名的杀手王亚樵,并以巨额经费作为费用。王亚樵被人称为民国史上的“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中国现代史中许多暗杀事件都与他有关联。他在上海组织起自己的斧头党,硬是在上海滩杀出一片天地,让上海滩的几大帮派都得让他三分。在这次刺蒋之前,他已经组织诸起暗杀了。由于他的计划经常滴水不漏,所以许多人明知是他之所为,却拿他毫无办法。这一次刺蒋,除了受胡汉民亲家林焕庭所托外,也是他本人的一个心愿。王亚樵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十分恶劣,刺蒋一直是他计划中的事情。
  王亚樵在南京、庐山、上海都分设行动小组,伺机刺杀蒋介石。6月,蒋介石将去庐山太乙村的消息被王亚樵探知,于是他令手下十余人化装成游客,潜往庐山。由于一路上关卡重重,枪械无法携带,他们便买了10只金华火腿,用刀将中间挖空,然后再把枪置于其中,再用针缝好,外面涂上一层盐泥,几乎天衣无缝。一路上都十分顺利,到了太乙村后,他们取出了枪,却将火腿随意扔进了树丛之中。不料,蒋介石的侍卫在山林中偶然发现了一只火腿,这只火腿一切都很好,可就是中间被挖空了,而且明显是有人用刀削空的,他们分析一定是有人夹带武器上了山,因此他们一方面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封山搜索。

  一天,蒋介石在太乙村甬道上散步,向竹林方向走来,担任刺杀任务的青年陈成正在附近。这是他杀蒋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待他意欲射击时,一个侍卫突然走过来,护卫着蒋介石往回走。陈成恐怕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冲上前开了枪,结果两枪都未打中,在他正想掏出怀中炸弹时,却被蒋介石侍卫的乱枪击倒,当即毙命。侍卫们检查陈成尸体,除了手枪,并未发现什么。蒋介石被吓得魂飞魄散,但倒也有惊无险。蒋介石见刺客已经被击毙后,便指示手下将他埋了,并且不许声张。事后,他密令戴笠从速破案。戴笠很容易就猜测到这多半是王亚樵所为,却苦无证据,拿王亚樵没有办法。他只好警告王亚樵说:“你如果想谋害领袖,我一定杀死你。”
  王亚樵后来还策划过一些刺杀事件。比如在上海刺杀宋子文,但这次杀手看错了人,错杀了宋子文的秘书;又比如在南京刺杀汪精卫,汪精卫当时虽然没有死成,但最终还是因那次刺杀的子弹而死。后来他又成立了铁血锄奸团,专杀鬼子和汉奸,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便是死在王亚樵的暗杀之下。王亚樵这个人,一生都充满戏剧性,把他的经历拍成电影,观众定会怀疑那是编剧的虚构。其实,再好的编剧,也无法编出比王亚樵亲身经历更富传奇、更曲折惊险的故事。王亚樵死于1936年,一则是被戴笠长年盯逼,一则也是被人出卖,他在广西梧州的一家旅馆里,被预先埋伏好的特务杀死。而主持杀他的人便是他当年的弟子戴笠。戴笠进黄埔军校便是王亚樵送他去的。看看,这样的事,有几个人得以经历呢?
  年轻的杀手陈成,被葬在了太乙村,没有人知道他被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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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8 10:24:33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薪酬丰厚 出手阔绰[转帖]

  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文化人在经济生活方面,多数是比较宽裕的。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胡适(1891—1962)。
  1917年春,胡适在美国留学已满七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积极投稿《新青年》杂志,鼓吹文学改良,用白话作诗文,成为新思潮的一员健将。当时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刚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特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校长力荐胡适,蔡元培遂聘胡适为北大文科教授。胡适接到电报,便于这一年夏天回国。
  这一年,他实足26岁。胡适到北京大学文科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他在美国所写的博士论文就作为北大哲学课的讲义。26岁的胡适,刚进入社会做事,就拿260银圆的月薪,相当于今人民币10000多元。而他住的北京大学教员宿舍是免费的,9银圆的伙食已很丰盛(当时北大的学生在食堂包伙仅4两银子即5.6银圆),每月还有200多银圆节余。不久,胡适和安徽同乡高一涵合租一处僻静的住房,每月租金6银圆,每人仅出3圆。上课一个月后,立即加薪为本科一级教授。10月25日胡适写信给母亲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本月加至280圆,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胡适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生活,比他在美国的日子优越得多。他很满意,从此安心于学术研究。
  胡适早在13岁时由母亲做主与40里外江村的江冬秀订了婚约。胡适从小孝顺,不愿违背母亲的心愿,回国在北京大学工作以后不久,便按照约定回老家迎娶。胡适和江冬秀在1917年12月30日结婚,没有度完蜜月,于1918年1月下旬独自回北京继续教学。他十分敬业。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北京大学形成了新文化人群体。
  当时银圆升值,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贬值,胡适每月的薪水以现大洋支取,一银圆可以兑换钞票一元八角左右。胡适写信给母亲,谈起准备在北京租赁一所较大的四合院。胡适租赁的新居在钟鼓寺14号,共有17间房屋,一进门是9间正房,两侧为厢房,旁边有耳房。正房是寝室和书房,两厢为客房及会客室。五间偏房作厨房及佣人住处。厨房比较小,庭院也不算宽大,有几棵小树,几盆夹竹桃。那时,胡适任教不久,又是新婚刚过,尚无多少积蓄,因而租赁了这座普通的四合院。
  胡适原想把老母亲和新婚妻子接到北京来共同居住。但胡适的老母年老多病,不肯北上,只有妻子一人来京。为照顾婆婆的病,江冬秀到6月上旬才出行。这时,胡适按月寄30圆赡养老母。他在北京常有一些大笔开支,比如结婚后,他曾邀请住在会馆中的安徽同乡们吃喜酒;6月5日,他又宴请北京大学同仁送贺礼的朋友们,一笔就花去6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元)。1918年冬天,老母亲病故,胡适和夫人又回安徽老家奔丧。这时江冬秀已有了身孕,1919年3月,长子胡祖望便出生了。
  胡适成了文化名流,他很勤奋,讲课之余发表文章、出版著述逐年增多。稿酬源源不断,他的经济状况更阔绰了。商务印书馆慕名而来,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作为一个新式文化人,胡适做到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他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教授薪俸、讲演和稿酬版税。
  五四时期,稿酬标准不一,在官办的北京报纸杂志和学术期刊上,稿酬可达每千字4—5圆。而上海的报刊大多是民办的,一般稿酬为每千字2—3圆,小报只有千字1圆(民国初期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40—50元)。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日记1918年2月2日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允千字6圆。此连空行在内。”胡适当时已是文化名人,稿酬比较高。
  正如鲁迅的著作大多是交给他的学生李小峰开设的北新书局出版一样,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交给同乡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版税一律为15%。此外,胡适在新月社自定的版税标准是:初版15%,再版20%,定期结算。

  1928年12月,亚东图书馆送来一张账单,上面写明了胡适几种书籍的版税和稿酬:
  (一)版税(至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11月底止)
  《胡适文存》初集,11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版税×15%=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6480圆;
  《尝试集》三版共印12000册,定价0.30圆;版税×15%=540圆;
  《尝试集》40版共印20000册,定价0.45圆;版税×15%=1350圆;
  《短篇小说》初版印2000册,定价0.40圆;版税×15%=120圆;
  又,二十版共印38000册,定价0.20圆;版税×15%=1140圆。
  以上共23820圆,应除未售书版税共759.39圆,存23060.61圆。
  (二)酬劳(文字稿酬)
  《红楼梦考证》稿酬300圆;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至十七年(1928年)四月,文字稿酬共6000圆;
  又美金100圆,按照汇率合国币320圆(1美金=国币3.2圆)。
  (一)(二)两项共计29380.61圆。


  从这个账单可以看出,到1928年底,仅胡适在亚东图书馆的版税和稿酬,共计近3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约120万元(20世纪20年代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0元)。
  而胡适1930年末再度回到北京大学之后,著述更多、收入也更多了。
  1931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每月收入千圆以上(30年代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35元)。
  胡适回到北平以后,过着教授、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生活。在北京他的故居先后有三处:钟鼓寺14号院、陟山门、米粮库四号院,住处越来越宽敞。他家中雇佣门房一人,厨子一人,女佣一人,打扫杂役二人,司机一人。
  胡适从1930年11月到1937年7月住在北平的七年间,他正式出版的专著、选集就有20多种。胡适的月薪,加上版税和稿酬,估计每月平均收入15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4.5万元。年收入合今人民币54万元。他的平均年收入约是鲁迅(晚年月平均收入690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元左右)的两倍多。鲁迅自认为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见《二心集·序言》),那么胡适可算中等偏上的知识分子了。
  胡适的日常开销很大,除了他一家的生活费用,他还时常热情地帮助别人、周济别人。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中,收录了汪静之给胡适的12封信,其中就有反复向胡适借钱的内容,而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满足了汪静之的要求。又如,林语堂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每月能得到40美元的半额奖学金,他以为这是因为曾在清华教过书,是庚款的捐助,他回国之后才知道这原是胡适个人对他的资助。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道:我去找校长蒋梦麟,感谢他借支两千大洋。蒋博士诧异地说:“什么两千大洋,是胡适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适真够朋友,遂在年底前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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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8 10:25:32 | 显示全部楼层


告诉孩子们,这里发生过什么[转帖]

2007年夏天,我在芝加哥中途机场转机时,看到候机大厅里有一处展厅,除了有中途岛海战的图片展与电视片介绍,还有一架海军的野猫式战斗机悬在大厅上方。我这才知道“中途机场”就是为纪念中途岛战役命名的。在1942年6月那作为改变太平洋海战战局的关键一役中,美国海军牺牲了三百多名官兵,其中多数是舍生忘死的飞行员。
我在展厅里看到这样的话:

对于永远没法回来的人,和那些即使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没有如我们般幸运的人,我要告诉孩子们,他们的父亲所做一切,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一等兵小学志愿者埃德加·R·福克斯六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多少人会记得那些往事?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在这样一个繁忙的飞机场,却有这样一处纪念牺牲者的地方。这就是社会教育理念的不同。

我感慨这样的事,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许多该做的事我们没有做好。有一

次,在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教师带中学生参观。学生埋怨“晒死啦”,教师则哄这些高中生“一会儿就好”。还有许多出格的,如学生嬉闹,教师则躲在阴凉的地方。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为争取民族解放经历了苦难的国度,有些人不愿意纪念过去呢?我不敢想。

我们必须经常告诉孩子们:以前发生过什么,这里发生过什么……

(摘自2月16日《文汇报》作者 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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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8 10:26:17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恨水:鸳鸯蝴蝶不害人[转帖]


    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生著作等身,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夜深时分,15岁的李存光偷偷从阁楼探出头去,楼下母亲房间已漆黑一片。他蹑手蹑脚合上窗子,点亮煤油灯,从书包里拿出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一个星期内,这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出的第三部张恨水小说,和之前一样,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50多年过去,李存光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还满是笑意。这位中国社科院现代文学专业的教授,毫不讳言其对张恨水作品的喜爱:“用今天的话,那时候,我是他的粉丝。”

  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惟一消遣。

  张恨水一生创作小说120余部,3000余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但由于戴上了“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始终没有张恨水的一席之地,偶尔出现,也是“带着浓烈政治色彩的批判,贴在书页的三五行中”。

  直至2003年,由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热播,这个沉寂多年的“民国第一写手”,才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正如李存光所说:“他对历史细节的准确把握,对市井百态的生动描绘,对人性、社会的深刻洞察,研究文学史,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记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记者向张恨水的女儿张政求证,她微笑着否认了这些传闻:“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100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

  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只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张政向记者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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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8 10:27:16 | 显示全部楼层


郑成功猝死之谜:气死?毒杀? [转帖]


  郑成功突然发狂地喊叫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既而用两手抓面而逝。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

  郑成功,福建南安人。明隆武帝曾赐姓朱,名成功。因此后人也多称其为“国姓爷”。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亦商亦盗,最后官至福建总兵。郑芝龙早年旅居日本平户时,与当地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郑成功。郑成功7岁时从日本返回中国,开始接受儒家教育。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南明永历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次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册封为南安侯,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清军进军福建之时,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也随之灭亡。郑成功得知父亲要降清,曾苦苦劝阻。眼见父亲执迷不悟,郑成功气愤之下单独跑到南澳岛,召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清王朝几次三番派人诱降,都被郑成功拒绝。

  郑成功强大起来后,与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率军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是中了清军假投降之计,兵败退回厦门。郑成功回到厦门后,开始筹划攻占台湾,以此做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恰在此时,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何廷斌还送给郑成功一张绘有荷兰侵略军军事力量布置的台湾地图。公元1661年三月,郑成功派他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25000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大军越过台湾海峡后,在澎湖休整,准备直取台湾。

  荷兰侵略军为阻止郑成功军队进攻台湾,将军队集中在台湾和赤嵌两座城堡,并在港口沉船,以此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郑成功在何延斌领航下,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台湾岛。经过激战,荷兰侵略军惨败,龟缩在两座城里不敢应战。他们一面派人到爪哇岛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试图以十万两白银换取郑成功军队退出台湾。郑成功断然拒绝了荷兰侵略者的要求,并且采用切断赤嵌城水源的方式迫使盘踞在赤嵌的荷兰人投降。对盘踞在台湾城的侵略军,郑成功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兰侵略军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公元1662年初,郑成功将荷兰侵略者赶出了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却突然暴病而亡,年仅38岁。关于郑成功的死,有这样的说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同时,也接到凶信,说他父亲被家奴伊大器告发,伊大器称郑芝龙和郑成功之间不时有书信往来,图谋不轨。清朝廷震怒,将郑芝龙全家处死。郑成功听到消息后,捶胸顿足,望北恸哭道:“你要是听我的劝告,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

  不久郑成功又得知,叛将黄梧在自己家乡挖了郑氏祖坟,郑成功更是捶胸拍案,整天哀伤恸哭。他咬牙切齿发誓说:“人活着结下怨恨,与死者有什么关系呢?要是有一天我领兵打回去,我不一寸寸地将你碎尸,我就枉作人间大丈夫了。”郑成功的愿望在14年后实现,郑经攻陷漳州时,也挖了黄梧的坟鞭尸,替父亲雪了恨。

  公元1662年4月,南明兵部司务林英削发为僧,从云南逃到台湾见郑成功,向郑成功哭诉道:“皇上(永历帝)听信奸相马吉祥、逆戚李国泰之话,避居缅甸。现在吴三桂攻缅,缅王已将皇上献给吴三桂,听说已经被吴三桂杀害了。”郑成功听罢,更是痛哭不已。

  谁知一波未已,一波又兴。郑成功的部下唐显悦告发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与乳母通奸,郑成功顿时气塞胸膛,立刻派人到厦门,欲斩郑经与其所生婴儿及乳母陈氏,但留守厦门的众将不执行命令。郑成功天天登高眺望澎湖方向有船来否,因而患上风寒,到了第八天,突然发狂地喊叫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 既而用两手抓面而逝。所以,《台湾通志》上说郑成功是死于感冒风寒。

  根据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表现和当时郑氏集团内部斗争的背景,有人认为郑成功是被人投毒杀死的。这一说法主要的依据是:郑成功死前的情状与中毒后毒性发作的症状极为相似,与郑成功同时代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夏琳《闽海纪闻》、林时对《荷闸丛谈》分别记载了郑成功之死。如《榕村语录续集》载:“马信荐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荷闸丛谈》道:“(成功)骤发颠狂,咬尽手指死”;《闽海纪闻》说,郑成功临终前将药投之于地,然后“顿足扶膺,大呼而殂”。郑成功大概察觉出有人谋害自己,但为时已晚。

  之前,清政府也的确有谋害郑成功的想法。《台湾外志》记述说,当时清政府派一高级军官,携带一枝孔雀胆混入郑军,用重金买通专为郑成功做饭的厨师,让他乘郑成功与部下开会时毒死郑成功和他的将领。这个厨师虽贪财,但害怕事情暴露,权衡再三,不敢下手,于是把这件事交给了他弟弟办理。他弟弟到了真正下毒时,“每欲下药,则浑身寒战”,恐怖之余,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的父亲。其父“闻言大惊”,怒斥他们两人说:“谋害主人,是不忠;答应了别人而不去做,是没有诚信。宁可没有诚信,也不能不忠心。诛灭九族的事情怎么能做呢?赶紧去自首也许还可能免罪。”于是带他们到郑成功住处自首。郑成功非但没有处罚他们,而且还对他们施以重赏,十分自信地说道:“我是天生的,怎么能被凡人毒害?”此后,郑成功加强了保卫措施。这样,即使有人“欲施毒,奈何不得其近(指郑成功)身也”。但这并不能排除郑成功被毒死的可能。

  郑成功的部将马信神秘地死去仿佛也证明了郑成功有可能被毒死。马信是清降将,后来成为郑成功的亲信,郑成功去世当天,是由他推荐的医师开的处方,夜里郑成功死去,他本人也突然无病而卒。照李光地的说法,马信在郑成功去世的第二天就死去,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载,其死期距郑成功去世仅仅5天。因此马信可能直接参与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但后来又被人杀害以灭口。

  假若郑成功是被人毒死,那么作案者是谁呢?当然,清政府有重大的嫌疑,同时,还有人认为是郑成功兄弟辈的郑泰、郑鸣骏、郑袭等人,特别是郑泰。生性暴烈的郑成功,用法严峻,郑氏部下,包括他的长辈亲族因过被处以极刑者很多,众将人心惶惶,其中很多人在清廷高官厚禄诱惑下叛逃,郑氏集团内部关系极其紧张。郑泰早在郑成功率军攻打台湾时就与郑成功有矛盾。当时,郑泰为运粮官,当郑成功军队出现补给困难时,郑成功对郑泰的失职极为不满,他在座前写下了5个大字:“户失先定罪!”意思是,要是出了乱子,首先处分郑泰。郑成功去世后,郑泰等人伪造郑成功的遗命讨伐郑经,并抬出有野心但无才干的郑袭来承兄续统。最后,他们的阴谋被郑经挫败,郑泰入狱而死,郑鸣骏等率部众携亲眷投降清朝。据此分析,策划谋害郑成功的有可能就是郑泰等人。

  郑成功死后,郑经先是忙于对付郑泰的叛乱,后又追讨郑泰存在日本的巨款,他本人又因犯奸险些被郑成功杀死,因此郑成功的死因在当时没有被深究。看来,一代民族英雄的死因需要更多的史料发现来证实了。

发表于 2009-2-25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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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会灭亡,俄罗斯清洗30万远东中国人[转帖]


2008年12月16日 07:59中华网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物资和武器上对中国进行了援助,但是在国内却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

“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

十多年前,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

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我向他们说,中苏关系改善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你应当回老家看看。张说:“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别。好在苏联女人多,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中共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

中共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七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甚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甚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甚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怎么能够走出来!俄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见一斑。可以设想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蹂躏最苦难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不断地出击袭扰,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乱了阵脚,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就大不一样了。


邀请苏军出兵东北是历史错误

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 犹在。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 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达卡纳尔岛,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甚么 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这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的淫威下,并没有轻举妄动。在盟军帮助战败德军,签署了雅尔塔协议,斯大林要足条件后,才答应出兵东北。等到两颗原子弹爆 炸、日本大势已去,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资料记载,苏军共俘获五十六万日军,全部押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采伐树木,建造一栋栋“木克楞”房子。日俘当然也在那恶劣严酷的大森林里苦干,许多人绝望、经常有人剖腹自杀或集团点燃住屋自焚。没有活回去多少,这倒算是对侵略军的一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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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葛剑雄《我看王莽》 [转帖]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

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他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

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己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淳于长曾为成帝立赵飞燕为后出力,成帝感激他,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于长的妾许mi(

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mi(女靡)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三十八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授,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继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侄儿原定陶王刘欣。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王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一直闭门不出,对地方官极其恭敬,丝毫没有侯爷的架子。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

元寿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哀帝的嬖臣、大司马董贤被免职自杀,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

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

当年底,十四岁的平帝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二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

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赵明等本来就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令样瑞纷至沓来。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匾,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匾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匾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从阳朔三年(前二十二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三十一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上回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三十一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也就是说前面二十七年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

让他执掌朝政。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

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

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往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作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了,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王莽却不明白。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

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的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支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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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毛泽东万言书 
     1959年7月14日

       彭德怀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
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
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
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
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
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
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
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
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
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
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
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
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
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
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
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
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
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
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
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
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
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
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4年赶英和
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
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
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
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
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
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
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
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
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
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
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
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
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
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
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
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
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
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
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
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
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
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
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
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
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
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
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
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
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
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
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
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
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
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
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
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
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
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
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
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
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
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
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
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
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
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
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
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
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
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
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
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
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
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
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
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
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
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
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
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5年赶上英
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
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
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
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
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
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
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
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
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
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
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
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
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
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
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
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
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
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
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
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
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
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
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
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
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
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
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
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
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
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
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
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
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
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彭德怀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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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8 10:34:00 | 显示全部楼层

○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转帖]


《外交小史》(清)佚名著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遣正使伯爵马戛尔尼(Macarney)、         
副使斯当东(staunton)等入中国,要求通商条件。翌年,自          
天津赴京师之际,中国官吏循例予以旗章,题曰英国贡船,强          
使立之。及至京师,则政府又循例强使于觐见时行叩头之礼。          
马戛尔尼等深虑以此等小节,损中国政府之感情,妨其推广商          
利之目的,不敢抗议。遂以是年八月十日觐高宗于万树园幄次,         
旋以要求诸款,向政府提议。是时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          
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          
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         
以故一方则赐使臣筵宴,优加赏赉,以尽怀柔之意。一方则敕          
谕英国王,盛称天朝威德,于英政府所要求者,驳斥无遗,付          
诸使臣而遣之。于是马戛尔尼等此行之结果,自赉还文绮珍玩          
等赏赉品致诸国王以外,其余绝无所得。惟其随行员等,以途          
中所见中国内地实情,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          
莫大之利益云。陈康祺《郎潜记闻》云:“乾隆登丑西洋英咭          
.o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          
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          
威能使万心降’之句。”康祺忆穆宗亲政后,泰西各国使臣,          
咸请觐见,先自言用西礼折腰者三,不习中国拜跪。通商衙门          
诸大臣曲意从之,惜无举前事以相诘责者,即此已见当时吾国          
朝臣之外交观念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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