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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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心说》语丝[转帖]

本书是出于对宏伟宇宙秩序的敬畏、对地球的感恩、对祖国对生命的热爱，用一颗理想而天真的心,在《广宇》最高抽象框架系上书写宇宙观的文字表达。

一个合理的、科学的宇宙观有利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无意识发展。这种顺应自然的无意识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推动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这种推动虽是无形，然而，其作用却是巨大的、有形的,并时刻可能转化为有益于人类生存的觉醒意识。

力的存在源于运动的存在，力和运动是相互转换和相互依存于空间的自然存在性事实。牛顿“苹果落地的万有引力”之说是对这种事实存在的先验性证明。

宇宙系统内，力、运动、真空三者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宇宙现实非意识空间场。这种非意识空间场可以进化产生意识，这种漫长进化是“无中生有”的自然过程。

时间是空间、运动、力这三者共存的抽象合成，这种抽象合成是在人类意识系统内完成的，并习惯被称为时间。因此，更确切的可以认为时间是“空间、运动、力、意识”四个元素的合成。SI定义的时间和目前使用的钟表时间更倾向于牛顿的数学时间。

牛顿“不变的数学时间”是地球观测系统下的机械时间，是脱离了人类思维和不含意识的地球“动力空”现实，是仅对地球空间场稳定性“取常”的数学度量。这种“取常度量”在地球空间场的科学运用获得了巨大的实用性。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意识观测系统的灵魂，灵魂、意识、思维是他的一切。没有了灵魂就没有了一切。这种脱离现实的自省观测为我们提供审视自己内在灵魂系统的参照。

爱因斯坦说：“你和一个漂亮姑娘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小时，觉得只过了一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火炉坐一分钟，却觉得过了一小时。这就是相对论。”相对论的这种概念是把非意识自然系统和意识系统融合了在一起的相对量化，是含有意识和自然现实的整体观测量化系统，也是统一整体定性的哲学系统，但他的广义、狭义相对论仍然没给出普遍明晰的数学定量构造体系。他的时间和相对论是含有意识的抽象系统，因此其定量的描述也必然是系统的，普识相对定理是对这种系统定量描述的数学表达。

地球中心说、太阳中心说、宇宙中心说是人类意识进化过程中对大自然表象描述的必然进程。

正确的宇宙观可以为人类建立起有信心的生命观，唯有宇宙秩序的和谐和现实才是值得我们倚赖和仰望的，我把宗教般的情感献给可以触摸的到的大自然和存在的宇宙。

脱离人类意识的“动力空”是自然的宇宙，是禅的“无”，也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反面，可译为“我不思，自然仍在”。含有人类意识的“动力空思”是科学相对量化的“有”，也是人观科学意识的“有”。由此，“动力空”是“无”，“动力空思”才是“有”。则老子那深奥的“无中生有”一目了然。

用场论的观点可以肯定宇宙空间场各点瞬息万变、处处不同，时空在宇宙大尺度系统观测下是动态，在地球小系统意识下是“准常态”。不同意识参照系有不同的时空观、宇宙观。然而，正确、统一、整体的宇宙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变换无穷，却有着自然秩序的宇宙。这个宇宙秩序是由力、动、空这三元素铸成的、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动态九维空间。四维时空观“元、维的不对称缺失”所带来的不完整和模糊的动态时空观已经不能进一步引领我们走向统一、正确的宇宙观。

宇宙秩序单靠牛顿的平面向心力来维持是极其勉强的学说。只有统一场理论才是维持宇宙稳定运行的科学基础理论之一。

宇宙同步场的一切动态事件与宇宙中心是息息相关的整体事件。也就是自然界普遍联系的“最大秩序”。

在我们宇宙系统内，时间、物质结构、质量、温度都是人观意识相对的存在，在不同定义的参照系下有不同的描述结论，也就是在不同定义的意识下有不同的结论。唯有运动、力、真空这3元不可分割整体的自然相对性才可以不依赖于意识的存在而存在。

数学如果没有哲学的思考，就会走进唯抽象的数学理论，从而出现抽象推理的正确、哲理上的错误。这些“正确的错误”都是延续数学上人为基本定义的哲理错误而发展了“错误的正确”。0被定义为“数”、“有理数”是数论上一个重大的哲理错误。这种错误使我们的数学产生众多的“正确错误”，并由此产生数学危机和复杂。由此延续到物理、生活上的种种事件。

奉献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远比索取来的深刻和恒久,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问题是，如何实践奉献是我们需要共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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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取天骄驰卫霍，笑谈功过唱秋风—漫谈汉武帝[转帖]

　　元封五年四月(公元前106年)，汉武帝颁布了简短大气、踌躇满志的《求茂才异等诏》，开篇便是千古流传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一代雄主汉武帝，自有非常之功，自更是非常之人！
　　那便让我们回到那段金戈铁马、朔风劲吹、追亡逐北、文采斐然、剧烈变革的华丽时代。
　　说汉武帝是非常之人—即便是从他的出生来看也是如此。
　　在入宫成为后妃之前，汉武帝的母亲王娡原来已经嫁做他人妇，并育有一女。后因为西汉时期我国占卜业很发达，他外婆在为女儿卜算时得知她是大富大贵的命。
　　哪里最能给人大富大贵，无疑是天字第一号的皇家了。
　　这位很有决断力的老太太马上把女儿从女婿家抢了回来，并想方设法送进了皇宫。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也只有在煌煌气度的大汉王朝才会发生吧。
　　尽管刘彻在他外婆的强力干涉推动下，得以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但他似乎还是离皇位很遥远，这主要是当时皇帝虽是他老爸汉景帝，可许多大事的决定权掌握在他奶奶窦太后手里。写到这里，发现汉武帝成为一代英主雄主是有理由的—他的奶奶外婆都是强势人物啊。
　　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所以太后有很大的权威。一般父母都爱小儿子，窦太后也是如此。疼爱儿子，自然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他。皇家最好的东西就是沉甸甸的皇冠，所以窦太后希望立梁王刘武为皇太弟，等大儿子百年之后，小儿子也一享人主的尊荣。
　　可毕竟父子相传才是继承的正统，所以在大臣们的极力反对下，窦太后的这个心愿最终不了了之。
　　虽然叔叔的威胁去了，可刘彻离皇位还是很远。因为祖宗家法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尽管当时的薄皇后没有儿子，可是刘彻的哥哥一大堆，他根本就排不上号。
　　好在这时刘彻这个注定要大富大贵的母亲是个聪明人，跟他那很有影响力的姑姑馆陶长公主把关系调理得热乎了。他姑姑之所以影响力大，主要是他奶奶窦太后寂寞。一个眼睛不好使的老婆婆，大儿子当皇帝整天是批不完的奏章，理不完的国事，所以来陪她的时间很少。心爱的小儿子又远在梁国，不能时时承欢膝下。所以平时能来陪伴宽慰她的就是这个女儿了。而当时窦太后又是左右朝政的人物，自然馆陶公主的影响力就非常之大。
　　馆陶公主虽一时风光无限，但她也知道要保富贵长久，就不能只盯着眼下的老母亲和皇帝，因为他们迟早要到太庙里去陪伴祖宗的。所以她把眼光放到了后汉景帝时代—找一个对自己亲热的侄子做皇帝不就是了。
　　刘彻的母亲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一个“金屋藏娇”的婚姻承诺取得了馆陶公主的支持。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刘彻之所以能够立为皇太子，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的聪慧俊朗。汉景帝也是一代明君，自然不会把好端端一座秀美江山交给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刘彻继位之后，他奶奶还健康着，不过地位变得更高。从太后升格成了太皇太后，对朝政的话语权也更重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汉武帝刚即位时，准备大刀阔斧的干一场。可理念和老太太和朝中大臣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还差点因此把皇位给弄丢了。所以即使如刘彻这般雄武的君王，也一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以后他就学起了韬光养晦，毕竟他还很年轻，熬得起。
　　许多年以后，汉武帝也要龙驭上宾的时候。因为他确立的接班人年纪小，加上他自己即位后窝囊的过了五六年，他父亲汉景帝一生也在窦太后的阴影下，所以他决定不再把这样的机会留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办法很决绝，那就是让帝国的继承者无尽孝的对象，可以说他为了儿子，当了一个大大的恶人。
　　虽然残忍了一点，但效果还不错。所以后来一些王朝或皇帝都会参考着用这一招防“母壮子弱”，后宫干政的的情况出现。最忠实的拥趸当属北魏王朝，直到魏孝文帝才废了这个残忍的政策。
　　六年之后，太皇太后归天，汉武帝正式亲政，终于可以一展自己的雄才伟略。
　　谈论汉武帝，首先使人想到的可能是在他的领导下，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人奋刀兵之烈，封狼居胥，扬威大漠的赫赫武功和豪情壮志！
　　自高祖白登山之围后，汉统治者认识到短时期内很难解决匈奴入寇的问题。很简单，一是国力疲弱，二是民心厌战，三是汉军以步兵为主，缺乏骑兵。所以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前期的七十年里，汉朝基本上实行的是睦邻和亲的政策。虽然高祖以后的文景二帝也是一世之英主，可在匈奴强大的战争能力面前都只能徒自嗟叹而已。
　　与和亲政策相适应的是汉初一直是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的基本方针，主张清静无为，不滋民不扰民，大力加强国力建设。窦太后就是这一治国方针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清静无为也罢，和亲政策也好，汉家朝堂内外对于匈奴的长远方针一直都是坚定的，那就是终将以战争的方式解决这个心头大患。汉初历代皇帝都在为这一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努力着，他们爱惜民力，勤俭建国，畜养军马，整顿军队，都在静悄悄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汉武帝是幸运的，他等到了这一天，他开启了这一页新的历史。
　　无论是国库里的铜钱，还是仓廪中的米粟，或是养马场的战马，汉武帝的先辈们都已经给他准备妥当。当然，这些东西只是提供了物质上保证。
　　对于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来说，他不缺乏战争的斗志和意志，最为需要的是一支足以横绝四海、求战欲望强烈的貔貅之伍和一批叱咤风云、扫清沙漠的将帅。
　　军队可以培养锻炼，但统军之才就只能靠发现。有时我们必须承认，领军打仗的能力是需要天分的，有些人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也是经历战阵无数，可照样打不出一个样子来。而有一些人即使在家里看看书，下下棋，连盔甲刀剑都没摸过，照样在沙场上扬名立万，如我们熟悉的陈庆之、范仲淹、虞允文、于谦等。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君主！
　　伟大的战争，需要伟大的统帅！
　　非常之君，自有非常之臣！
　　古今中外，一代君主要有所作为，基本的功夫就是眼光独到，有识人之明。你连忠奸贤愚都辨不清，估计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了。汉武帝就有乃祖高帝之风，既有识人之明，又有容人雅量，且为人豁达大度，基本上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也是终汉武一朝将星云集，名臣迭出的最根本之理。
　　历史上汉武帝因为多年征战，以及对以匈奴为主要对象的少数民族的政策而受到诸多诟病，许多人对此评价是：穷兵黩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汉王朝对付匈奴，是应该和亲或修长城好呢，还是战而胜之，争取其臣服好呢？
　　首先，个人觉得应该以和亲政策维持汉王朝和匈奴关系的人，不过是一群迂腐之人罢了。两国间的冲突与利益，又真正是送几个女人能够解决得了的。事实上，在汉匈和亲的几十年间，两国间的边境冲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匈奴破坏和平政策的行为可说屡见不鲜。从高帝到文帝，即使如吕后和窦后等女流之辈，也深以为必须以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
　　其次，匈奴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经济基础决定了不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问题。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是逐草而居，行踪不定。游牧的经济方式决定其靠天吃饭、没有积累，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这样的现状决定了他们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和亲能解决这样一个民族的根本威胁？
　　第三，历史的事实表明，匈奴和蒙古一样是最难驯服同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前前后后威胁中原政权达六百年之久，最后在他已经被汉民族征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还把西晋给灭了。由此可见匈奴之强悍，一日不除，对中原之野心便是一日不死；
　　第四，修长城更是腐儒之见了，看秦之前各国，秦之后历代有通过修长城解决边事的成功例子吗？没有！修长城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就如一个牧羊人，他要保住他的羊，把羊圈修整得再牢靠也没用，长远的唯一的法子是去把狼消灭掉，或者把狼驯成家狗；
　　第五，那么我们的学者们又会提出来，可以学习康熙的来一个汉匈结盟嘛。后来康熙之所以能够用满蒙结盟解决蒙古问题，那是满洲人先把蒙古人打趴下了，并通过八旗制度牢牢的将蒙古各部控制在自己手里。而且满蒙两个少数民族都来自北方，都是游牧游猎性质的民族，习性比较相近，这些都是关键的因素，他们是合伙来统治汉人。汉人是农耕民族，匈奴是游牧民族，能够凑到一块吗？两个国家联盟，一起去西域抢劫是吧，呵呵。
　　第六，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就是，评价一个帝王或者一个时代，他所取得的武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许君王的开疆拓土有时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但更多还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版图辽阔，四夷宾服，这不也是每一个国家追求的梦想吗？
　　第七，最为根本的是，汉王朝抗击匈奴是一场彻底的反侵略战争，一场正义伟大的战争。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了，连自己的领土都捍卫不了，那这样的国家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等待侵略者的掠夺吗？抗击匈奴的战争打出了汉王朝的国威，打出了华夏民族的军威，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谈论一个历史事件和问题，应该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虑，如果总是以今天的状况思考过去的问题，必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好，既然结论是打，那就认识统一了—汉武帝及其智囊就是这么认为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解决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谁去打的问题。
　　首先，什么时候开始战争是有学问的，尤其是和一个那样强大的、生长在马背上的、嗜好战争的民族开战。
　　所以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要开战，首先后勤工作要解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点没问题，由于七十年来的发展积累，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汉帝国已经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战备环境；
　　第二，军队的训练情况怎么样。你总不能拉一支松松垮垮的少爷兵去和“上帝之鞭”作战吧。经过汉初几代帝王的重视，加上北方南方的战事不断，汉朝军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保证的。而且军队的战斗力都是打出来的，你不出去打，怎么知道自己和对手的水平如何，差距在哪里？
　　第三，最高统帅部的战斗意志。这很重要，如果最高统帅战争意识不坚决，求战情绪不强烈，那么这样的战争很可能最后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为和匈奴这样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大的民族作战，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坚刚不可夺志的品质；
　　第四，国内臣民对战争的态度。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已经执行七十年了，这样一项重大的国策显然已经具有很大的惯性，如果贸然改变，必然会激起各方的强烈的反对。事实上，汉武帝刚开始决定对匈奴作战时，朝中多数大臣是反对的。这需要君王钢铁般的意志和良好的沟通手段，把朝堂里的各种力量团结到打击匈奴这面旗帜下来。其实，这也反映了臣子和君主之间的差异或者是矛盾，臣子可能更加注重眼前利益，而君王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自然更关注的是帝国的长远利益。
　　其次，怎么打就是个战略战术的问题，主要包含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是用骑兵打，还是用步兵打，这是兵种选择的问题；
　　第二，是跑到匈奴的沙漠里去打，还是守在家里等匈奴送上门来打，这是主动和被动的问题；
　　第三，是汉王朝单独和匈奴打，还是联合别的国家一起打，这是合纵连横的问题；
　　第四，是立足长远打，还是只准备逞一时之功，这是持久战和有限战的问题；
　　最后，派谁去打就是选帅遣将的问题。
　　总的来说，上面的一系列大的问题，很多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有了好的基础，或者在汉武帝手里面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主要是因为：
　　首先，在抗击匈奴问题上，汉武帝自己是一个坚决彻底的“鹰派” 君王，也就是说国家的战争意志不可动摇；
　　其次，国家的物质积累和军队建设已经可以支持一场大规模，时间持续比较久的战争；
　　第三，汉武帝在登基不久就遣张骞通西域，了解了那边的情况，找到了抗击匈奴的盟友，也为汉民族后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
　　第四，通过战争的锻炼，汉王朝逐步掌握了有效对付匈奴特点的作战方法，并在战与火的锤炼中造就了一批颇有作为的统军将帅；
　　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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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召忠：中国公务奢华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转帖]

　　张召忠，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评论家，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副军职，海军少将军衔。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

　　张召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公务奢华的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这个人的名字叫马ying jiu！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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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丰碑下的殉葬品[转帖]

　　　　吴 钩

　　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状元文天祥被元王朝杀害前，曾留下一首“衣带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文天祥的道德自白，也是儒教意识形态下正统读书人的精神写照。儒家赞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身家性命与仁义忠节相比，是不十分值钱的，正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芸芸众生逝世了，如烟云消散，不留痕迹；舍生取义的圣贤后裔们，则在身后竖起万人景仰的道德丰碑。

　　我读史书时，每遇到一座这样的道德丰碑，心头总是油然生起崇敬之情。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这光彩夺目的丰碑不单由烈士的血肉筑成，底下还垫着被烈士拉来殉葬的累累白骨。每念及此，对先贤的道德形象难免就暗生疑窦。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被掳后，陆秀夫与张世杰一道共撑危局。1279年3月，南宋小朝廷与元军在广东崖山海面决战，宋军败，陆秀夫自觉护驾无力，决心以身殉国，乃先驱妻子入海，哭拜幼帝：“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然后抱起九岁的小皇帝，以匹练束在一起，用黄金玉玺坠腰间，从容投海，完成了舍生取义的最后一个规定动作。对陆秀夫而言，他的死已经成全了自己的千古忠名。如果陆秀夫孤身蹈海，我会对他保持完整的崇敬；可是，想到陆的妻儿，不是死于敌手，也不是为敌所虏，而是被丈夫驱逐投水，还有一个尚不懂世事的9岁小皇帝，也糊里糊涂“当为国死”，成为陆左丞相的道德殉葬品。我心里实在纳闷：为着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决意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要求旁人跟他一样舍生取义？舍生固然可取义，杀身固然为成仁，然而，“取义”、“成仁”，是不是可以成为舍他人之生、杀他人之身的正当理由？

　　对于儒教意识形态下的道德志士来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孔夫子只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没有说，己所欲，亦不施于人。既然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可以让自己为之献身，旁人当然也不应该苟且偷生。换句话说，要他们为大义放弃生命，来成全自己的道德追求也是合乎道理的。明初的方孝孺是一位青史留名的德高望重之士。野史相传朱棣夺位成功后，召方孝孺起草登极诏书，方坚拒；再迫之，乃书“燕贼篡位”四字。朱棣大怒道：“汝独不顾九族乎？”方答：“便十族奈我何？”朱棣果然就诛了方氏十族。旧时株连，最严重的是诛九族，诛十族则自方孝孺始。朱棣的残忍令人发指，方孝孺“威武不能屈”的胆气也的确让人肃然起敬，但他一句“便十族奈我何”，却令我有些不寒而栗。

　　流氓帝王杀人，仗恃的是暴力，有时还难免自知理亏，要百般掩饰。比如方孝孺死后，天启二年（1622年），朱明皇帝还得录方氏遗嗣，给予祭葬及谥号。道德志士拉殉葬品，依据的是道德律令，于是更显得理直气壮，于心无愧。且看《唐书·忠义传》的一段记载：“张巡（唐朝将领）守睢阳城，尹子奇（叛军）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请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这就是历代赞颂的“杀妾飨士”之事。在野蛮战争中，破城之后大肆屠城、杀降卒的事情并不鲜闻，这里体现的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没什么可说的。但张巡杀妇幼以飨军士，与其说是丛林法则下的野蛮行径，不如说是基于精忠报国追求的“道德”抉择。本来道德的形成正是人类告别丛林法则的标志，何以在道德感召下的张巡却做出了比丛林法则更血腥的“屠杀”？为了守住一座城池，为了尽忠朝廷，不惜杀掉两三万老百姓，吃掉两三万老百姓，最后终于博得一个“忠义”之名，写进了《忠义传》。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是哪一门子的“忠义”？

　　当人们对道德志士竖起的丰碑大加礼赞时，我忍不住为这些丰碑下的道德陪葬品感到戚然和悲愤。历史是不公平的，杀身成仁的志士至少已经“留取丹心照汗青”了，被杀身成仁的殉葬者却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至死也不明白何以成了道德志士的陪葬品。没有人追问他们是不是愿意为志士的道德理想献出性命，也没有人在乎他们被驱入茫茫大海、被推出午门斩首、被宰了煮食之时，如何恐惧、惊慌、疼痛、无助、挣扎，历史只记住了道德志士们壮怀激烈的远大抱负、慷慨赴死的崇高气节。

　　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受虐的“道德快感”》，点破了某些道德志士的奴性倾向：“不负明主”、“表忠心”之类是志士们的道德本能，即使心迹一时为主子所不明，肉体上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甚至更显忠烈，心头道德快感不由油然而生。现在想来，既然有人习惯从“忠君”中体验道德快感，且让其继续体验去，只要不拉住旁人与他一块儿分享这快感就行了。相比之下，对那种为着崇高道德理想而不惜扯上旁人垫背殉葬的道德烈士更需要警惕，最好敬而远之，保不准哪一天他们成就了千秋忠名，在历史上竖了一块道德丰碑；而我们这些无辜的平民百姓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丰碑底下的道德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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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的赖皮与圆滑 [转帖]

当我们遇到难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书本戓问学者，而从日常生活表面看是这样的，可当问题碰上“文化”在耍赖皮时，“文化”本身不但不诚实反而玩赖皮，还会找借口冠冕堂皇的圆滑过去。——请看以下例证：

说：孔子是改造中国文化的第一工程师，他认为商人为下品，农民在他眼中也不高，只有读书人、品位最高。
因夫子是圣人，他的话也就不会有错了？因而就有了万班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影响至今。你看——文化的力量有多大！

问：那为什么颜回是夫子最看得起、也是最清高少有的贤士，他捡到一块黄金，因属不义之才弃之而去。可颜回因饥寒交迫很年轻便离开了人间。子贡违背了恩师的一部分理论，经商成了史上巨富，那又怎么说呢？
答：那是因为颜回身体不好又没钱看病、才英年早逝，子贡还是把大部分学术用在了帝王身上。
评：文化在这来了个45度，就这样轻松的圆滑了过去。

问：都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那么皇帝就更应该有责任教国民学文化。可恰恰相反，像秦始皇、康熙、乾隆等历史上的皇帝大兴文字狱杀读书人，那他们不但不重视文化反而毁灭文化，这又怎么讲？
答：他们是为了个人的私欲统治而为。因他铲除的都是反对他的文人，如果学者实时务讴颂他，他不但不杀你反而让你做官享荣华，汝若在皇帝身边做文章，你就是三流文化也会变成国学大师，到那时你的16年寒窗能白读么？
评：文化在这里不知是圆滑还是无赖？让人一头雾水。

问：人们都知道，只有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才能促使有健全的民主法制，有健全的法制公正才能消除腐败。可是现今的公务员录取是要有大学文凭的，哪个贪腐官员没有文凭呢？这能说贪腐的公务官员、是因没有文化所致吗？
答：凡是贪腐的国家，肯定是强权政治，也就失去了公正。领导者不是没有文化也不是不懂，他们知道比他们既高尚又能干的精英多的是，但是，一但有了真正自由民主选举，他们就丢了贪腐的权利。那凌驾在百姓头上不正当的富有就没了。
评：文化在这样的国度里，一点力量都没了。

问：“文化”告诉我们，历来我们的前辈也都在告诉我们，要想出人头地，就需好好读书。可现今千万莘莘学子哪位不是累的父母半死（贪官除外），个人大多落个近视或驮背，近20年寒窗啊！可完成学业后却是无业。这能说文化有用吗？
答：那是因为你学科专业没选对才导致无业的。
评：这时“文化”就会毫无愧色的耍赖皮，还赖的有理有据。他绝不会承认，他开的那个没有用的学科，只是为了收学费！有关误人子弟之责——他会推的一干二净。

问：文化在文学中常写到，让一个惨无人道的暴君做皇帝？上天再用不下雨来惩罚他，那不是对百姓的双惩罚吗？
还有上天某神因犯界贬凡人间，为什么不把他囚于天界，判他在下界服刑期间，不但不知改悔，反而成妖——坑害一方百姓。
答：暴君在位是因他应该有此江山，至於惩罚连累百姓，那是百姓因该有这样的罪受。关于某神在凡间服刑，那是“律法典例”他所犯之错、该下界服刑不该在上天囚禁，至於他凡间坑害百姓，是因当地百姓对上天不敬所制。

评：反正这所有的文化都是君王和神仙的理，如你要有理可言，那还叫百姓吗？
中国的神学最高境界是如来佛及上天，可下界为祸人间的都是因上天职员渎职而下属下界所为，事发后带回天宫了事，反怪凡人对他们不敬得来的报应。

在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中，那些起义造反夺天下者，总是振振有词说服对方跟他一起打天下，什么我是替天行道，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弃暗投明帮我夺取天下后，我肯定不会亏待各位弟兄，到时与大家共富贵、享荣华。

西方的文化精神最高境界是上帝。上帝在惩罚子民时，如你犯了错就要拿终身的汗水来洗刷犯下的过错，如果你为官就是两条路，清官死后进天堂，贪官就下十八层地狱。

英国讲的是皇族、贵族、公爵等，上下两院也如此。像德国、美国等就不同了，他们就是有作为的企业家门能终身富贵，单总统一职而言，在任时所获得只是声誉名望，他们的总统退休后几乎和百姓一样。

让人困惑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好象中方文化留给后人的是赖皮与圆滑，甚至，从上天到帝王，天生就是强权剥削与被剥削共存。也就是邓说我们的祖先把有着赖皮与强权的文化留给了我们。

方的文化由上帝到官场，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也是他们制定文化的祖先——留给他们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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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游击队有本“生死簿” [转帖]

　　　　赵明伟夫妇合影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一曲悠扬的歌谣，把铁道游击队的生活刻画得如

　　此美丽。但当年的铁道游击队第四任政委赵明伟告诉记者：“土琵琶根本就没有。”不过，威慑伪军和伪政权人员的“生死簿”，真的有。

　　尽管没弹过土琵琶，也远离了激扬青春的微山湖，但当年“飞虎队”的传奇故事，依然在赵明伟的心中，时时激荡。这位今年90岁的老战士，并不安于闲适，而是经常到各中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讲当年扒火车的故事。

　　护送首长通过敌占区

　　1942年6月，鲁南军区政治部指派赵明伟到鲁南独立支队政治处任特派员（即保卫股长）。“组织上要求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指导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方面。”赵明伟回忆。

　　“铁道游击队护送干部的任务很重。”赵明伟回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陈光等高级领导干部，我都护送过。”

　　赵明伟说，他们护送的路段有50多公里，要穿越日伪军占领的津浦铁路、临枣铁路等。“这些干部先到江苏，再从江苏到山东军区，山东军区主力部队送到鲁南，我们铁道游击队接着护送通过敌占区。”

　　赵明伟回忆：“陈毅路过时，王志胜副大队长提了酒、烟送给伪军。那种烟很高级，我们都舍不得抽。可惜，牌子记不住了。”

　　“高粱酒和高级香烟送去后，王副大队长跟伪军讲：‘我们有客人要路过，希望你们帮忙。”赵明伟回忆:因为我们送了礼，再加上平时注意做伪军的工作，他们很配合，把碉堡的吊桥放下来，陈毅就过去了。

　　“生死薄”威慑伪保长

　　1943年秋，赵明伟成功审查出一名打进铁道游击队的日本特务，并将他锄掉。

　　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10月，赵明伟担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我是第四任政委，干了一年左右。”赵明伟说。

　　对伪军既斗争又拉拢，是铁道游击队的一个鲜明特点。赵明伟在伪军、伪政权人员中开展“黑红点”活动——谁帮共产党、八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点，谁干坏事就记上黑点，到一定时候算总账，群众称之为“生死簿”。

　　“有一次，铁道游击队抓了几个伪乡保长，副大队长王志胜拿起几张纸片在空中一扬：‘你们的罪行都记在上面啦！’那几个伪乡保长顿时像泥一样瘫了下去，个个捶胸顿足地表示，只要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将功赎罪。”

　　“生死簿”使得不少伪军“身在曹营心在汉”，同铁道游击队建立了秘密关系。“没有伪军的暗中相助，中央首长过铁路就不会那么顺利。”

　　“为了与伪军搞好关系，我们还做伪军的家属工作、特务的家属工作以及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家属工作。”赵明伟说，这些人也同样点“黑红点”。

　　敌人眼皮下周旋巧脱险

　　赵明伟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1944年春，政委赵明伟和警卫员的活动被敌人盯上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跑的，一跑，敌人肯定认为你是铁道队，肯定追，肯定没命。”危急关头，赵明伟把枪放在衣袖里，不慌不忙地直接向鬼子走去。当时，迎面敌军有四个，三个日军和一名翻译。鬼子骑马过来，问赵明伟：“你的什么地干活？”

　　赵明伟说：“我的买卖地干活。”他又随机应变地回答：“太君你们的辛苦是大大的，回头到我的小店‘米西米西的’。”敌人看见赵明伟十足一副生意人的

　　样子，就转而向他打听：“你们那个村，铁道队的有没有？”赵明伟说没有。鬼子相信了他，喊了一声：“开路！”

　　同年秋，赵明伟带着警卫员去找伪保长，并从伪保长口里得知敌人已经对他们形成了包围圈。

　　“当时我们所处的位置，东面被日本兵堵住，西面和北面又有汉奸集结，如果从东面突围势必和日军硬碰硬。”经过慎重思虑，赵明伟决定选择敌方兵力不足的西北方向突围。为迷惑敌人，赵明伟和铁道游击队队员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

　　“我打扮成一副日本特务的模样，而警卫员则穿上汉奸常穿的衣服。”赵明伟回忆，警卫员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走了不多久，赵明伟等人就碰上了迎面赶来搜捕游击队的汉奸。见他们过来，赵明伟故意大声责骂警卫员：“你这小子，真是无能！怎么叫你抓个游击队员都不行，真是个笨蛋。”

　　同时，赵明伟又拿树枝抽打警卫员。汉奸见此，便上来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游击队，他们往哪里去了？”

　　“好像往那个方向去了。”赵明伟指着一个和游击队活动相反的方向告诉他们。这几个汉奸迟疑片刻后，便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追去了。就这样，赵明伟再一次脱离了危险。

　　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有时住老百姓家里，帮老百姓挑水、做家务、抱小孩、打扫卫生、砍柴，老百姓很感动。”赵明伟回忆，我们帮助老百姓割麦子、收豆子，但不吃他们的，不喝他们的，不用他们的一针一线。

　　赵明伟回忆，当时生活艰苦到什么程度？6月到11月，半年时间，基本在外面睡，树林、破庙、高粱地，都睡过。醒来后，一身都是泥。

　　“天当被子地当床，一觉醒来半身是泥半身是霜。”赵明伟说，他们几年没盖过被子，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服，夏天蚊子咬得手腿都发黑，但心情很愉快。

　　(《北京晚报》7.17　梅世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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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 [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10、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阶下囚与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由于叶挺一直不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又顶撞了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再享受什么“优待”，他的监禁条件每况愈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叶挺成了关押过许多革命志士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长久“住客”。

　　“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等诗句，因被编进了教科书，至今广为流传。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正明夫妇从知情人那里听说父亲有这么一篇文字留下来，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得知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就与中央档案馆联系，终于看到了叶挺《囚语》手迹的复印件。经批准，他们前去抄录了一份。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读到过这篇文字，现全文刊登如下：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谐）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作（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挚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伴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实为《别了，三年皖南！》）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溶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石井坑），沿途数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击，落荒逃至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狼狈困惫之状态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地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一哀歌以吊之。

　　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我的结婚戒指，十五年来无日离开手指，但三次离开就碰着三次遭难。潮汕之败走乡僻中，恐为人著目，取置袋中。广州失败逃香港，留置吾兄家中。此次至上饶囚室，又为取去代存，大概怕我吞金自杀吧。吾妻若信谶兆，以后必将此戒指钉在我的指上，如此不至灾难矣。

　　前偶游泾县对河一古寺，适一和尚坐化，得其焚葬方法，用一缸、两担炭满足，真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法。此时我发愿：他日能将我躯壳（当然是在灵魂开了小差之后）照这个法子处理，是最好的。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雪（血）涕，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绝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的反抗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农业专门学校，值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中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回辫子。又一次纠合乡中数同学实行破除迷信，将乡中所有土地神（约七八个）香炉均打破。致动全体农民之怒，集学校兴问罪之师，勒令赔回香炉。诸同学均照办，我独不从，遭吾父痛打一顿了事。又###岁时就学私塾，塾师严酷无比，屡挞我，我必暗中报复。为其煮饭时私混沙于米中，或摘同心菜时私入苍蝇于孔内。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缧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要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闻陈子谷君被俘，禁锢于离余###里之山岩中。陈君本旅泰国华侨富商之子，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彼善日文，担任本军对敌工作部职务，以一无党派立场之书生，或可免党狱折磨之苦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是说：人到临死的时候才能说老实话。因为没有为生而自私的观念，自然所说的才不会虚伪的。我今日到此境地，才体会到这个意义。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历史上有这个事实，洪成筹（承畴）为清大（太）祖所俘，态度坚决不屈，清大（太）后亲临囚室劝之，亦不从。大（太）后出，谓人曰：“成筹（承畴）无死意，彼尚拂其衣上尘，爱其衣，岂独不惜身耶。”我之不理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见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叶正明的夫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从事电影工作，她含着深情，为我们朗读了几个片段，并对其中一些言简意赅的文字，做了稍详的解释。他们说：“通篇读来，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接茬，大概是父亲在被扣押的初期几天里，随思绪信手写下的，不是一气呵成，也并没有刻意要写一篇文章。”

　　“我们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真实的心境。读《囚语》更容易让我们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他不单单有军人战场那种冷峻僵硬的一面，他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其中还包括恩爱柔情。”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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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不少妓女相当于今天的女明星[转帖]

　　丁启阵

　　唐宋时期的妓女

　　我国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妓女”一词的：“以卖淫为业的女人。”态度之鄙薄不屑，措辞之肯定决绝，足以令人怵目惊心！

　　或许，当今的色情行业的确已经堕落不堪，妓女们确是如此地没有羞耻、别无所卖的吧。

　　但是，据我所知，古代的妓女并不全是这样的。换言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的从业者，古代的妓女所卖的，不一定是“淫”，或者，不只是“淫”。

　　东汉许慎所编撰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虽然已经有“妓”这个字，但解释是“妇人小物”，也就是妇人用的小物件，显然跟后来的“妓女”没有关系。“妓女”的“妓”字，我认为很可能是从“伎”演变来的；这个“伎”又不是《说文》“伎，与也”（伴侣、结伙的意思）的“伎”来的，而是从“技巧”的“技”演变来的。绕口令似的说了半天，意思无非是：古代的“妓女”，意思是“具有一定技艺之女子”。

　　这个技艺当然是表演性的技艺，并非女红、刺绣之类闺中活计。

　　在唐代，这个技艺可以指杂技之类。唐代天宝年间人封演所写的《封氏闻见记》中有如下关于“蹑球之戏”的描写：

　　…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妓女蹬踏，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古蹴鞠之遗意也。

　　这里的妓女，是指表演踩踏彩色木球使之不断滚动的女子。同书又有“绳妓”一条记载，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皇宫中御楼曾举行绳妓表演：

　　……妓者先引长绳，两端属地，埋鹿卢以系之。鹿卢内数丈立柱以起绳，绳之直如弦。然后妓女自绳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之间，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屐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五六尺；或踏肩蹈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掷倒，至绳往还，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真奇观者。

　　这里的妓女，是指在高空绳索上表演的女子。

　　在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技艺转而指文艺才华。这个文艺才华主要包括唱歌、跳舞、做诗、书画等。随便举几个例子：

　　宋人话本《苏长公章台柳》说苏东坡跟佛印一起去书院中听书，叫了一个唱歌的“妓者”。这位“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体态妖娆，精神清爽”的歌女，还会作诗词。苏东坡给她规定以“柳”字为题，她拿过笔，一下子就写出了一首【沁园春】词，博得了大文豪苏东坡的称赞。

　　刘斧《青琐高议》记载，长安倡女曹文姬，不但“姿艳绝伦”，而且擅长书法。闺房中所有能够写字的地方，都被她写满了字。她的书法，笔力遒劲，号称“关中第一”。当时几位达官贵人对她赞赏不已，于是名声大振，“豪贵之士，愿输金委玉求与偶者，不可胜计”。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记载，楚州有个官妓，名叫王英英，善于书法。先学颜真卿体，后来蔡襄又教过她，晚年擅长写大字。著名诗人梅圣俞曾写诗赠她：“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据说，这位王英英小姐，相貌是相当丑陋的。

　　李献民《云斋广录》记载了一个名叫盈盈的妓女，不但容貌艳丽，十四岁时就擅长歌舞、弹筝，会做诗词，“情思绵致，千态万貌”，在当时堪称出类拔萃。

　　从上边叙述不难看出，唐宋时代的妓女，倘若生在今天，就是杂技明星、美女歌星、美女舞蹈家、美女诗人、美女作家。由此引发，我们既可以为古代妓女的生不逢时而感慨欷歔，也可以为今天有这么多女明星技艺不佳却暴得大名厚利而感到奇怪，而愤愤不平，而发一点儿厚古薄今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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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宫的女人地位分级[转帖]

　　当时皇宫女人的级位是：

　　最高级是皇帝的祖母，就是圣祖母——太皇太后；

　　第二级是皇帝的母亲，就是圣母——皇太后；

　　第三级是皇帝的大太太——皇后；

　　第四级是皇贵妃，是姨太大的头儿；

　　第五级是贵妃，等于二姨太，两个；

　　第六级是妃，等于三姨太，四个；

　　第七级是嫔，等于四姨太，六个；

　　第八级是贵入，等于五姨太，人数不定；

　　第九级是常在，等于六姨太，人数不定；

　　第十级是答应，等于七姨太，人数不定；

　　第十一级是宫女，人数不定。宫女只算是丫环，还不够资格做姨太太，要被皇帝看中，有了性行为才能升级做姨太太。清朝的宫女约在两千人以下，在中国朝代里，还算是少的，因为唐朝有过四万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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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下令拆除鉴湖女侠秋瑾原陵墓、改葬土穴始末[转帖]

　　1964：西湖墓冢的集体生活
　　09年第27期的《瞭望·东方周刊》与7月10的《文摘周报》的“文史”版块都登了此文，此文在电子版《文摘周报》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710/（此报纸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十多年后，西子湖畔，那些曾被迁走、甚至被定为“不予再建”的坟冢，重又出现。

　　1955年11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这期间，毛泽东同江华 (当时的省委书记)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

　　1956年2月21日，拆墓开始，至3月1日，又突然中断。原来，民主党派得知要拆迁西湖墓冢的事情，马上打电话向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致电浙江方面：“你们想把西湖风景区搞整齐些的原意是好的，但这些古迹是西湖景色的一角，有些人对它还有一定的感情。这次拆迁不要你们作检查，费用全部由国务院负担。”于是拆墓中断，还修复了其中12座名人墓。

　　1964年，胡乔木在杭州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10月至11月，他写了16首词。其中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修改，并加了旁批。这首词在渲染了人间天堂美景之后，写道：“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12月2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 （浙江）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在该信加上旁批：“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当晚，突击拆墓开始。尸骸被装入瓦罐，送往龙井路上的双峰村边，吉庆山麓马坡岭的山岙里。决定将30座墓冢遗骨分类处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裘绍、尹维峻夫妇、徐锡麟、陶成章合为一组，苏曼殊、林启、徐寄尘、惠兴、林寒碧为另一组，拟另行营葬。对被认为毫无保留意义的王电轮、竺酌仙墓，因有尸骸，另找空地埋葬。苏小小、林和靖、冯小青、马鞠香墓，鹤冢、马冢、齿冢等，拆除后均不予再建。

　　12月3日晚上开始至9日，西湖边的“八十八师淞沪战役纪念碑”、“北伐纪念碑”、“陈英士像基座”等悉数拆除；同时被拆除的还有“云栖寺莲池大师塔坛和佛像”、“六和塔内三十一个菩萨”；“关闭净慈寺并去掉立牌”，“关闭上天竺、中天竺庙宇，改装门面，拆除佛像”。同月11日至15日，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向西湖公社示范生产大队征用了马坡岭脚的约15亩土地，整理后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和政治文化名人墓地。原被拆墓中全部陪葬物及地面附着物，均由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自行处理。

　　“荒唐”被扫除后，1965年1月28日，身在杭州的胡乔木又在一封信中表示：“土偶妖骸所指很广，并不限于有形的庙坟，一切旧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内，对这些东西必须进行很艰巨的长期的斗争。”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当天，离农历除夕还有两天，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决定拆除西湖西泠桥附近的最后一个坟墓，即用钢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这天深夜，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西北管理处的工人，炸开了秋瑾墓，然后凿开了棺材，取出秋瑾遗骨旁边的一把短剑、金银首饰和一双红色绣花鞋等陪葬遗物，把遗骨装入陶罐，送到龙井路双峰村边的吉庆山马坡岭脚，埋入早已准备好的土穴中。

　　1965年3月6日，杭州市政府及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就拆除和迁移坟墓写了一个简报，将拆墓定义为 “彻底革命”、“除旧立新”。一个半月后，一份不完全的 “西湖风景区拆除迁移封建迷信物统计”上报，依报表，分5批共拆迁坟墓654座。十多年后，西子湖畔，那些曾被迁走、甚至被定为“不予再建”的坟冢，重又出现。

　　“文革”后，岳庙恢复；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镌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1988年，连似乎政治“不达标”、并无骸骨的苏小小，也因才情和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受到礼遇，在墓亭原址上修造了六角攒尖顶亭，名“慕才亭”。新千年时，章太炎墓、于谦祠等又一批名人墓葬及纪念祠堂，也被回迁或恢复。

　　今天，这些精巧的墓冢，静静地化作西湖美景的一部分，牵扯着湖畔往来人的悠长情思。（据《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27期 丁仕松 裘燕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