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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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蒋介石对弈的故事[转帖]

1945年9月，国共双方的代表团，正在重庆举行谈判。一天中午，蒋介石突然约周恩来对弈。蒋介石原以为周恩来不敢应战。没想到，他的电话刚一放下，周恩来就与王若飞等人过来了。蒋介石见面一惊：“你答应了？”周恩来风趣地说：“岂有不来之理？桌面上两党谈判，棋盘上楚汉相争，多么有趣！蒋先生您说是吗？”蒋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
在蒋介石的会客室中，两人隔着“楚河汉界”摆开了阵势。蒋介石问：“周先生是要蓝子还是要用红子。”周恩来手中早抓住了一个红“帅”，说：“我就用这个吧！”蒋介石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随即排兵布阵，大有猛虎下山之势。周恩来见蒋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阵。无疑，蒋介石不谙对方看似平常的阵势，加上求胜心切，想先发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袭之术，首先来个当头炮，直逼红帅大本营。接着又是沉底炮，双炮齐上的火炮攻势，使周恩来的“帅”几乎无路可逃。蒋介石双眉一挑，对周说：“这一着，周先生大概还未想到吧！”

周恩来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将早已备好的“车”、“卒”，紧密配合，齐头并进，不几，就在对手不经意间化险为夷了。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对方战术非同一般。在场的两方“观战”人，无不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棋艺。蒋介石边走子边问：“周先生你从小跟过名师？”周恩来笑道：“下棋不过是一个小玩意儿，哪从什么师哦。”其实蒋介石哪曾知道，周恩来5岁就开始下棋，到9岁时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点是后发制人，一旦看准战机，既敢拼杀，又善诱敌，临危不乱，处险不惊，获胜不骄，往往以少胜多，以劣势而转危为安，直到最后胜利。第一盘蒋介石输了。

第二盘，蒋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时便节节败退，多次进攻都被对方化解，不免有些紧张起来。人们发现他的额头上已渗出一些汗珠。而胜利在握的周恩来稳扎稳打，妙用“卒”、“车”、“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蓝棋之“将”。蒋介石一时乱了阵脚，来了个倾巢出动。可是战局已定，他无法挽回危局，只得丢卒保车，最后到抛车护将。周恩来问：“蒋先生，你看怎么办？”蒋介石有些不高兴地说：“我看还是和了吧！”一旁观战的王若飞趁机插话说：“不，我看蓝棋输定了，红棋必胜，岂能以和了之。”蒋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声长叹：“周先生棋艺果然名不虚传，我蒋某算是领教了。”周恩来一语双关地笑道：“蒋先生的火炮攻势还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误在于轻视我的这些小米加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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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官员都有哪些贿赂名目[转帖]

　　清朝地方官和京官还把这种贿赂雅化，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甚至在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听的字眼。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在清朝的官场，钱神是很神通广大的。清谚云：“捐官做，买马骑。”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按照清朝的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当。“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清朝的吴研人在《俏皮话》中揭露了捐官即买官的实质。在清朝，官职确实已成一种商品。

　　“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政府都干这等勾当了，清朝的地方官员当然明里暗里更加地有恃无恐。过年过节是清朝官场的官员最为忙碌的时节，可谓他们的活动旺季，上下打点，殷勤周到，生怕遗漏了某某关键人物。有些甚至变卖家产，赶搭官场这辆班车。

　　
　　清朝官场重地

　　清朝为何有这么多人热衷于当官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凡事都是有缘由的，有些人说不上有多喜欢当官，喜欢的是当官后可捞的肥水。因此，“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没当上官之前，当然得变卖家产也要下够血本。有付出才有收入，清朝的官员太明白这个道理了。李伯元在小说《活地狱》中有句话叫“千里为官只为财”，说得太好，清代的官场，捐官就是为发财。

　　捐了官是否就可以坐在家里等白花花的银子钻进口袋，只进不出了呢？是否可以高枕无忧地坐收渔利了呢？美了去！自古官场如战场，永远也别想只进不出。只要你还想在官场上混，你就得继续四处打点。仅从清朝的京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就可窥得清朝官场的黑暗。

　　“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清代京官与地方官之间，京官在皇城里，朝廷有什么风吹草动，耳耳相传，总能获悉一二，相对地方官员，京官的信息要灵很多，且大多权重。《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京官不仅掌握这些信息，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这样，地方官用钱物换取高升的机会，京官也多了一种聚财的手段，彼此各取所需。

　　偏偏地方官和京官还把这种贿赂雅化，说是一种馈赠相交结的方式。甚至在馈赠银钱礼物的名目上也加些好听的字眼，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的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

　　清朝有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曾著书《道咸宦海见闻录》谈到此等情况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据说张集馨多次外任大吏，关是“出京留别”（送别敬）就花了不少钱。任陕西粮道出京前留别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留别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留别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留别一万二三千两。

　　不仅是张集馨，连在清朝还算红人的曾国藩也没有例外。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就又谈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

　　京官摆洗尘酒等来索取别敬之类，并不是张集馨和曾国藩两个人遇到。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芽京官》云：“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

　　馈送诸敬花销之大，即使羊毛出在羊身上，清知府三年的十万雪花银全从百姓那搜刮而来，也得需要一定时间吧，所以并不是每个地方官员都敢随便进京的。张之洞曾听到山西不少地方官议论“不愿进京，恐花钱耳”之事。

　　但馈送诸敬花销再大，京官索取别敬再多，最苦的也不是地方官。清朝官场的黑暗，可怜的和痛苦的是清朝的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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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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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的杨虎城[转帖]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政治政策，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但对其内部持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却丝毫没有减少。对待杨虎城，蒋介石表面上宽厚，暗地里却策划诱捕的计划。

事变结束表面宽厚

1937年3月间，蒋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而不提是他要见杨。

经过联系，3月29日下午，杨虎城抵达杭州，晋谒蒋介石。晚上，蒋宴请杨。见面时杨首先问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又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骤然改变语气，指桑骂槐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一直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过****，就向****投降，若是打不过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他的部队正在前线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么对得起长官，怎么对得起部下！”愈说声音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

在蒋介石讲话过程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最后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话，结束了这次会面。

第二天，蒋介石邀杨去谈话，蒋问杨经过这次事变，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处。杨还没有答言的时候，蒋就抢着又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手下的人）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逼迫出国暗藏杀机

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却不断地催逼杨虎城尽早成行，并于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洋考察军事。

在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准备用暗杀来对付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介石的前几天，中统找到在江苏镇江任职的褚龙吟（其父亲因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褚龙吟表示：“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现在他打出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在这个当儿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此后，特务们还不甘心，他们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曾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甄芝彦也拒绝了特务们的策动。

由于褚、甄二人深明大义，也由于在当时如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的政治威望造成损害，引起新的政治风波，得不偿失，所以谋害计划没有实施。

1937年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谢葆真、次子拯中、秘书一行共六人，搭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由沪出国考察。

抗战爆发国外请缨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胡佛总统号”航行在浩瀚的太平洋上，7月8日晚饭后，杨虎城从旅伴口中得到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他让秘书立即给宋子文发报，询问情况。

7月10日、11日，杨虎城陆续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

杨虎城即刻复电宋子文：“两电均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一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委座。”

7月23日，杨虎城接到蒋介石来电。蒋要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杨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1937年8月9日，杨虎城乘坐的轮船驶进英国南部的萨木敦港。两天后，杨虎城离开伦敦，下午5时抵达巴黎。到巴黎不久，他就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但不见答复。8月21日杨虎城派秘书亢心栽向原苏联驻法大使馆提出入境申请，原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一周后可答复。事前，杨也将这一打算告知中国驻法大使馆，并得到了允许。

10月2日，杨虎城在英国接到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

杨虎城认为宋在电报中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杨虎城收到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致驻法大使顾维钧的电报。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劝他推迟苏京之行。”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杨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

当时，杨虎城身边的一些人从安全角度出发，认为杨当时不宜立即回国，但杨虎城本人决意马上启程。

设计诱捕阴谋得逞

宋子文为什么会让杨虎城“自动返国”呢？是什么促使蒋介石改变拒绝杨要求回国，长期放逐海外的初衷呢？

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出版的《民国人物小传》在《杨虎城》一文中，透露出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秘密：“二十七年八月，军统局长戴笠获悉杨与**勾结，疑返陕发动政变阴谋后，经周密计划，于是年囚之于南昌，后解往长沙、益阳监禁。”作者将责任推给了戴笠，不提蒋介石。

当时杨虎城虽然被革掉军政职务，但还是国军二级上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根本不是戴笠就能决定关押的。而“与**勾结，疑返陕”倒是关键。在欧洲，杨虎城曾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此事相当机密，蒋又如何得知呢？

曾任宋子文秘书、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1963年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的近臣们口中得知，原来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这一秘密通报给了蒋介石。苏联向蒋介石通报其反对派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冯玉祥写给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曾被斯大林送给了蒋。

蒋介石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原先不让杨虎城回国的政策，设计了一个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由宋子文发电，以引诱和试探的口气让杨“自动返国”；第二步是当杨虎城响应宋的“自动返国”的号召后，由宋亲自到香港去见杨，并转交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杨的电报；第三步则是当杨虎城按照蒋命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遵照了这个计划。

1937年11月26日凌晨，杨虎城一行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去南昌。在机场戴笠以飞机小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杨部下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据沈醉后来说：“当杨启程返国消息传来，蒋立刻电召军统首脑戴笠去南昌，当面指示办法。戴笠回到武汉，马上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了便衣警卫二十余名，经戴笠一一亲自点名传见后，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还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担任押解和看守杨的工作，以免发生意外。”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阴谋得逞了。（据《纵横》杨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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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慈禧打死的记者：沈荩其人其事[转帖]

　　人物风流：沈荩的冤死与英敛之办《大公报》

　　书屋

　　作者：吴永良

　　(一)

　　鲁迅在1936年10月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章太炎1903年9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首诗。诗句悲愤填膺，溢于言表。其中一首是有关沈荩的，照录如下：

　　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随后至武汉，致力自力军运动，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事败后，赴上海，后潜往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引发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群起反对，被逮捕杖杀。”

　　沈荩其人其事，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

　　(二)

　　读1993年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大公报初创时期的报纸特色》一节中，我们有了更详尽的且互为印证的材料。文中说：“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政府残酷迫害致死，就是《大公报》揭露于世的。”

　　接着介绍了沈荩被捕和杖毙过程：沈荩潜居北京，应聘担任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1903年清廷与帝俄勾结，商定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收及其他主权的《中俄密约》七条，沈荩从熟识的清廷亲贵大臣处获悉，发表在日本报纸上，引发群情汹涌。清廷恼羞成怒，于7月17日将沈荩逮捕。7月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中刊出这一消息，以后又连续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

　　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作为献礼，《大公报》香港馆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共十册，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案例选》一册，编入历年的一些重要报道。书的第二十一页赫然列有《杖毙沈荩》的标题，转录了当时报纸对此一事件的全部报道。现摘录如下(当时报纸无标点符号，转引时加上)。

　　1903年7月21日第一次报道：肃亲王于23日(编者按：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3年7月17日)奉旨交拿人犯三名，于虎坊桥地方拿获。其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俟访明再布。

　　7月23日报道：前日本报纪肃亲王奉旨交拿人犯一节，兹探悉，被拿者为沈某。系经某大员面奏，并牵涉戊戌之事云。

　　7月24日报道：沈某在北京被拿，已纪本报。兹得悉北京来函云，沈荩系江苏太湖洞庭山人。此次被拿之故，因无赖倪某向沈借银三百两，沈未诺，倪遂衔恨。故被诬告被拿云。

　　8月2日刊发沈荩之绝命词：前北京拘拿之沈荩，已于初八日被刑。今得其绝命诗四章，照录如下：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引者注：这里只录两首)。

　　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9月14日报道：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又闻发旨之先，有政务处某君面奏于皇太后云：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宜轻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毙。政务处某君原为保全沈荩，见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七则报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因为揭露清廷的卖国勾当，忠于职守而被杀害的全过程。镜头十分清晰地显示了牺牲者的无辜和勇敢，统治者的狡诈和凶残。

　　时下一些影剧中，频频出镜的“太后老佛爷”仪态万方，满面含春，迈着款款细步，把纤纤秀手搭在“小李子”的臂上，一付正人君子面孔。请大家务必不要忘记，她还在不时地发出“斩立决”、“立毙杖下”的旨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蛇蝎心肠的独裁者，当一些外国公使夫人觐见谈到沈荩的冤抑时，竟然“颇有悔意”，真是虚伪至极，所谓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了。

　　(三)

　　丁淦林教授在丛书《新闻案例选》的点评中写道：《大公报》报道了沈荩遇害的全过程，有绝命词和幕后决策等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昨日的新闻，今天的历史。季羡林在给这套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种赞誉。并不是所有的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报纸的报道，歪曲事实，自毁声誉，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按照周雨所著《大公报史》的分期，刊登上述报道的报纸，处于创始时期，即我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的时期。他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以敢言著称，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

　　1902年，英敛之三十五岁，东西南北奔走，艰辛地创办了《大公报》。在报纸创刊号上，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救国救民之情，跃然纸上。创刊弁言中更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

　　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要归政，就有八利。文中指名道姓地骂刚毅，批驳刚毅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与家奴的谬论。骂旧党，骂宫禁左右，只有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在当时，即使报纸办在天津租界内，也可以说是大胆已极。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他在天津办报，却敢于捋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虎须，和袁抗争了十年之久。

　　1905年，《大公报》支持反对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支持抵制美货，拒登美商广告，袁世凯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针锋相对，发表“论说”，题为“说官”，矛头直指袁世凯。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应拔除凶邪，洗涤当权大官，否则改革无望。其后袁世凯几次企图对他施以收买，均被严辞拒绝。

　　英敛之虽然主张君主立宪，提倡变法维新，反对共和革命，但却公开反对清廷镇压革命党人，报纸揭发清廷杀害沈荩一事，已如上述。1907年，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坚决加以谴责。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又剖其心，啖食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英敛之对于中外报纸作过认真的研究，主张报纸要办成国民的喉舌。其职责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强调报人要守正不阿，以身作则。

　　英敛之办《大公报》十年，颇多创新，成绩斐然，为当世所称颂。梁启超在所办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严复赠对联一幅：“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历史学家陈垣称他为“豪杰之士”。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25年参加创办了公教大学。1926年逝世。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续办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说也为后世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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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长征之谜[转帖]

连载:重解长征之谜 作者：徐焰 马祥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头号正直”的彭德怀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了一方面军司令员。三大主力结束长征会师陕甘宁，彭德怀又担任了统一指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长征的严峻斗争考验，锻炼出成熟的将领和统帅，彭德怀正是这一非常时期造就的杰出人物，“彭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冠于全军。

　　创下红军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

　　在红军创建时期，彭德怀就是著名的勇将，曾经率军一度攻占长沙，开创了红军时期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后来他率红三军团与朱毛所率的红一军团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央苏区。

　　1934年春天进行广昌战役时，李德实施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挥，造成严重损失。一向耿直的彭德怀当面指责这位洋顾问：“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并痛斥说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彭德怀坦率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把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书籍一卷，等着被撤职，甚至对被捕公审、杀头都做了思想准备。他战功显著，临时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处分他。据当年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1934年10月，部队集结于赣南于都准备突围西进的前一晚，素不花钱的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拉着杨尚昆走进一家小酒铺，两人默然而饮，对即将放弃根据地都感到非常痛惜。

　　在长征中打出威信

　　长征开始时带得坛坛罐罐太多，作战部队全成了掩护队。彭德怀气愤地仰天长叹：“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为摆脱被动，他向军委建议，自己率三军团插向长沙方向以吸引调动敌人，红军主力甩掉笨重物迅速去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因为，红军通过广西边界，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作战，是很不利的。可惜这一意见未被采纳，部队缓慢地直线前进，遭蒋桂湘军夹击，损失过半才冲过了湘江。

　　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了中央会议，在会上谴责了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因前线出事他提前离会，得知会议结果后表示“一切都高兴”。此后在长征途中，彭德怀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因人数大减编为陕甘支队。此时朱德率总司令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彭德怀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让他接任最高军事指挥员，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自己任政委。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又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东征山西，又返回陕北进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合后，他作为军委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同 周恩来一起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部队作战，打退了追敌。彭德怀在长征中建立的功绩和树立的威信，也使他后来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也仅次于朱德而位居第二。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恢复和发展了陕北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粗中有细切掉“尾巴”

　　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彭德怀身为高级指挥员，却总出现在第一线。通过湘南汝城时，部队遇敌人碉堡拦阻，炮兵连续打几炮未中。曾经当过炮兵的彭德怀这时正在前沿，他不顾危险赶去亲自执炮，只一发便轰掉了敌堡。红军过湘江时，红三军团负责阻击广西军从侧面实施的进攻，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渡口边几百米的一个祠堂里，指挥这场恶仗，部队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掩护中央机关过了江。

　　当年有人形容彭德怀性格类似“张飞”，其实在预定实施的各次战斗前，彭德怀非常细致，总要到战场亲自勘查。到达陕北后为打好直罗镇这一仗，他和徐海东跑遍了战场附近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打响后又靠前指挥。由于经常靠前指挥并认真勘察战场，使他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1923年彭德怀在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时年25岁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追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5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泽东接到胜利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语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紧随追来。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军团长常饿肚子

　　彭德怀一向以生活简朴著称，对腐化和违纪者非常严厉，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却非常关心。红三军团教导队长孙毅说：“彭总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在征途中，大家分到一份干粮往往非常珍惜，彭德怀看有的人未分到，就会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份与之分享，并说“见面分一半嘛！”警卫员抱怨说，军团长因此常饿肚子。

　彭德怀在行军中只有一匹黑骡子，他平时不骑，用来驮伤员或运文件。过雪山时空气稀薄，警卫通讯班长邱荣辉倒了下去，彭德怀马上让他骑上骡子。邱荣辉坚决不肯，于是彭德怀便喊：“抓住尾巴！”就这样把他从死亡线上拖过了雪山。

　　过草地时，周恩来、王稼祥都在重病中，彭德怀断然命令：“抬！”他让迫击炮连丢掉一些装备，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由陈赓指挥，分组轮流抬着两位领导人走上了这段长征中最困难的路途。走了一半路程，部队就已断粮，彭德怀下令把军团部仅有的六匹牲口杀掉，饲养员坚决要求保留那头黑骡子，而他坚持杀了骡子才能走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杀了牲口之后，彭德怀让军团部留下一点杂碎，肉全给了部队，救活了不少战士。他自己全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中跋涉，还指挥排队渡险情，用拉绳子的办法把陷进沼泽的指战员救出来。

　　红四方面军作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点评】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怀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帅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难家庭，从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脾气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贫无出路投奔湘军当兵，以战功升为团长，又因憎恨旧军队黑暗而找到****。

　　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luo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转帖]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作者:李锐

　　A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A　此文为《早年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

　　本书的任务是从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
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中国****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
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１７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
到１９２３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３０岁以前特
别是２０岁到３０岁这关键的十年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名
为“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个人在３０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
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
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
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
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
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
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１７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
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
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
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
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　
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
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储存，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六年
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这些孔
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这从五卷《毛
选》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水
浒》、《西游》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
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简明历史读
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读书认真，
“小长工”的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
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１３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
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
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
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
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
了记忆力，也提高了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
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水浒》中，
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了两年才想通：原来文官武
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盛世危言》
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
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
途。以至三十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
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
使他难于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
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　
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
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
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
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
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
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
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才），他终于离家到湘
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
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时，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
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
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
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
受梁《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
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
一脉相通的。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
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
仍不能满足求知渴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１８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
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
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
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
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
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
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　
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师承王船山，并
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
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
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政治方
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
一般青年学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
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
象也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
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
历史地辩证地对待。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
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
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
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２００多人。清末留日
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
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
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
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
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
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就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
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
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
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了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
了），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　
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
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
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
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名著特
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
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从
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
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
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
变计”，“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
有价值的半年”。　　　　　　　
　　　１９１３年春，已经快２０岁了，由于经济不能独立，毛泽东
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
自己读了五年半，于１９１８年毕业。从１９１５到１９１８年，正是
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
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
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
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
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一生习惯），关注时事。
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
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
求向上，时有变易；不动笔不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
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
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
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
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
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
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前进，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
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影响最大的伦
理学教师杨昌济，国外留学十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
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
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
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这样，志同道合的同窗好
友，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他还不以周围几个知
交为满足，敢作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
校外同志。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
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
进步团体；成立时的２１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
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
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
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
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
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
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
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
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
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滨五
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　
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
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德智体三个方面综
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
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
识水平，当年就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
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
问题是，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
竟如此密不可分，结成一体。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
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
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
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
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
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
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终
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
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
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
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
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
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
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
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
“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
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
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
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他
这种探究大本大源思想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
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
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
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
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
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
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
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
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
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
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
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
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
　　　　　①　
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这所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
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
　　①　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１２６页、１２８页。
　　　

luo

张闻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转帖]

《张闻天选集》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

　
　　　　　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
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唯一科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
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
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说，毫无共同之点。
　　无产阶级的政治，在****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
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
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
　　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
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
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
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政治决
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
立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不同
地位，决定了它们的不同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它们的
经济利益也是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映和维护资产
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则反映和维护无产
阶级的经济利益。由于它们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不同，所
以就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论其表现
形式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思想理论的，其根本内容，都
是各阶级之间的不同利害关系的斗争。无产阶级所进行
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没
有什么阶级斗争，是同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的。
谁不能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下，看到或揭
示出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并且自觉地为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谁就不配称为马克思
主义者。　　　　　　
　　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无
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阶级斗
争，就是各阶级为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
的斗争。这是唯物史观的简单、浅显、而又合乎实际的根　　　　　　　
本观点。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时候说过：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
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
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
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
　　〔４４２〕　　　　　　　　　
局。”　　　　　
　　恩格斯说过：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
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
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
〔４４３〕　
‘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列宁说过：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
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
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
　　〔４４４〕
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
　　　　　　　　〔４４５〕
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既包括眼前的和局
部的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利
益，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地主资产阶
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化为
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向生产的机械化、电
气化、自动化迈进。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分配上，要实行各尽
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
渡创造条件。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
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
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
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
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可是，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
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
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
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呢？这是在反对修正
主义吗？不！这正是在给修正主义涂脂抹粉。一切修正
主义者，口头上谈的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则是
出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是为最大多数劳动人
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而是攫取劳动人民的物质成果，使
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搞特殊化。
　　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
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我们
反对修正主义那种牺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只为少数
特权者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拒绝为人民
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如果谁这样看待问题，甚至荒唐
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
义来咒骂，那就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
　　有人会说，人们不能光为物质利益而生活呀！人们要
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呀！不错，任何人都要有理想，要为
理想的实现而斗争。
　　但是，理想是各种各样的。任何阶级的理想，都不能
脱离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存在，都不能不最终归结为实现
自己的物质利益。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的
理想，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度，解放无产阶级，解放
全人类，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日益
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不是要我们象现在
这样生活得差，而是要生活得更好。理想不是空中楼阁，
不是不可实现的虚无缥缈的幻想、神话或乌托邦，而是经
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
生活。
　　有人还会说，人们应该吃苦耐劳、牺牲奋斗呀！不错，
没有这种精神，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今天吃苦耐
劳、牺牲奋斗，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为了共产主义的
伟大目标。但是，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并不是为吃苦而吃苦，为牺牲而牺
牲，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

　　必须指出，人们只能经过生产活动，在各种不同程度
上逐渐地认识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见物不见人
的观点是错误的。见人不见物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马
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脱离了物质，人就不能生
存，也就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　　　　　
　　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
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
辩证唯物主义者。
　　无产阶级有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政治。
这不等于说，在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之日起，它就有了真正
代表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产
阶级虽然经受了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苦难生活，但是，它并
不了解，什么是造成它的苦难生活的根源，如何才能铲除
它。那时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处于“自在
的”阶段，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马克思主
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
级”，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为实现这个利益
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实现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就要在科
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正确认识资本
主义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
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并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建成共产主义，解放无产阶级
自己和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如何正确进行阶
级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
产资料，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在马克思主
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有了真正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
治。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不是偶然的、自发
的、轻而易举的。它的必然性，深藏在经济最后决定政治
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之中。
　　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领
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南针。这样的
政治，必然会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受到他们的
拥护，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
虽然决定政治，但是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并为改造旧的
资本主义经济和为建立、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旦离开了这样的政治领导，就会迷
失方向，也就会违反它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
济决定政治、政治又为经济服务的辩证法。因此，无产阶
级的政治，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
是违反这些规律，而是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
事。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才会得到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
用，以促进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行程。这样的政治路线，
就是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如果违反这些经济规
律，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只能起
促退或破坏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不正确的，是
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这样的政治路线，引起无产阶级和
人民群众的不满，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否定，也是很自然
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的作
用，但是，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
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
规律来判决。正确的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总是
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正
确的政治路线由于同经济相适应，最后必然要胜利。列宁
　　　　　　　〔４４７〕　　　　　　
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这个意思。
　　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
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
有在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依靠群众自
己的行动才能实现。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自始至
终都只能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历来提
　　　　　　　　〔４４８〕　　　　　　
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无产阶级的
政治，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出发，不为群众服务，不信任
群众，不依靠群众，就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和经
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就要求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
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正确认识各阶级的经济利益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必
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这就是“从实际出
发”的主要含义。　　
　　在正确认识社会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
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制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
众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路线和策略。这种路线和策略，
丝毫不能脱离经济，而只能为经济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经
济利益的政治，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经济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牺牲流血，进行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为了在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
人民大众，不是如列宁所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
　　　　　　　　〔４４６〕
最幸福的生活”　，不是为了最终实现消灭资本主义、
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又是为了什么呢？可见，经济
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尽管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是归
根到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能违反资本主义经济规
律的必然趋势，正象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违反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一样。资本主义必然要过
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政治路线，不
资产阶级的政治。
　　也许有人以为，****或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的
领导者，因而可以高踞于群众之上，对群众任意发号施
令。这种官僚主义、恩赐主义、家长制的想法和做法，实在
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这种脱离群众的政治领导，决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政
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领导就会导致无产阶
级失去政权。总之，****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
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
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当然不可能正确地
提出任务，指导运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胜利。反
映和维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
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的领导。主人公是无产
阶级和人民群众；党及其领导机构，不过是他们的服务
部，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不过是他们的公仆，再没有别
的了。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
败，具有关键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４４９〕　　
力。”　党有了正确路线，只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政治
路线，只有为群众自愿地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的行动
时，新社会的创造才会付诸实现。党的正确路线来自群
众，但是路线的制定并不等于路线的实现。它再回到群
众中，变为群众的行动，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里不仅
需要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而且首先需要党向群众学习，
需要群众的实践和切身经验。只有当群众看到党的路线
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可见的利益，也就是说，能够不断
地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群众才会为其实现而英勇奋斗。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
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最后决定问题的是人民。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常常通过党内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
之间的矛盾，通过不同作风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正确
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作风，适合于群众的要求，最后必然
会胜利。
　　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
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
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
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
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
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
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
正内容吧！　　　　　　　　
　　　　　三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为经济
决定并为经济服务，其斗争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地主资产
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一切斗争，
直接服从于政治需要，在我国特别表现为服从于革命战
争的需要。为着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全必要
的。因为不首先取得政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
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当时的
任务，主要是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是，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则是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了。　　
　　现在，无产阶级国家面前有三大任务：（一）镇压已
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打
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
（二）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教育好的
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
平和卫生体育水平，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和
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劳动者；（三）大幅度
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进入共
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国家的国防、外交、公安、司法
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一个任务服务的；文化、教育、
科技、卫生、体育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二个任务服
务的；各经济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贸部门，主
要是为完成第三个任务服务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三个
任务，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些部
门，不论它们的任务如何千差万别，都必须接受****
的统一的政治领导，都必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不容置
疑，任何一个部门，如果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会错
了方向，走上邪路。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
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
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建立起现
代化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和现代
化的科学技术，不能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
进两种所有制的接近，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总之，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
那它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是巩
固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
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居
然也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只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挫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党领导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也
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
而是辩证的。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真正促进了社会主义
经济的发展，经济也会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真正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
着人民群众，使他们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真正能够发
展社会主义势力，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孤立资本主义势
力，缩小资本主义阵地，从而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日益有
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动
员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强大推动力，对群
众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最有说服力。如果政治上说
得袅袅动听，而经济却搞得一塌糊涂，那样的政治，还硬
要叫群众举手称颂，群众怎么能不产生厌恶情绪呢？
　　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
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
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不能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
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
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
的东西。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必然是正比
例的关系。没有久经考验的、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强调指
出，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
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领导是重要的；它的重要
作用，只是表现为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呀！当然，社会主义革命
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请问，社会主
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
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吗？决不是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
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共产
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
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
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
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
饥的魔术。这当然是对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莫大污
辱！　
　　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
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抓革命保险吗？如果你抓的
革命，不从发展生产出发，并归结为推动生产力的提高，
那么，这样的“抓革命”，就不保险。抓生产危险吗？人们
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社
会活动。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自己的
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样的“抓生产”，谈何危
险！　
　　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
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
遗忘得所剩无几了。有人不是天天自称“高举”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如果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那还
算什么“高举”呢？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
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A　本文最初刊载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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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洋快餐在中国的风行[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今年40岁的周东江是一位编辑，他说，和很多为了健康着想，完全限制孩子去麦当劳、肯德基的家长不一样，他隔三差五的会带着孩子到麦当劳、肯德基吃一顿，满足一下孩子的“嘴瘾”，他说：“我会让孩子感觉吃洋快餐和吃狗不理包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普普通通的一顿饭，我绝对不会把它当成对于孩子的奖励！”

的确，今天，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麦当劳、肯德基已经不是什么高消费的场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而在1987年，肯德基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来中国的时候，肯德基餐厅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时任肯德基远东区总裁的美籍华人王大东还清楚地记得，1987年11月12日，位于北京前门的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开业不久后，那里就成为北京旅游的一大景点。很多来到北京的人，必定要去肯德基吃上一次，然后与门口的肯德基上校留影纪念，并让这种全新的经历成为回到家乡之后的谈资。

而最有趣的事情是，前门肯德基的三楼每个礼拜天都给人家举办婚礼。在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举办婚礼，这大概是全世界都没听过的。不过那个时候能够到肯德基举办婚礼，在北京是一件比较有面子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可能都无法想象当年肯德基开业的盛况。开业的当天，天气很冷，飘着雪花，“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公安民警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民警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两个小时。排队近一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可是人们都兴致盎然。

“前门三层肯德基门口，一个小男孩对那个笑容可掬的肯德基上校雕塑产生了兴趣，他好奇地向肯德基大叔端着的炸鸡桶里伸出手去；在他身后，是望不到头的长队”——这张拍摄于肯德基前门店开张初期的黑白照片已经被肯德基公司作为史料保存，画面中的人物大多数都还穿着黑色和蓝色的衣服。事实上，在肯德基前门店开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处于这种排长龙的状态。

这个规模14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可容纳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快餐店，当时肯德基用一天1000元的价格租下来这家餐厅，并一下子支付了10年的房租，外国人的爽快让房东心花怒放。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出，当天的开幕式上，整个三层楼都被喜庆的红条幅盖着，女孩子们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在用中英日三国文字写着 “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开业”的大红条幅前表演着中国传统歌舞。

一家美式快餐店的开张，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德、北京市政府领导等人物的到来，使肯德基在中国天安门一侧的前门开店成为当日外电报道的中国重要新闻。

此时的肯德基，只不过由于新鲜而吸引着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还隔着远远的距离。但是，花几十块钱就可领略一下我们以为的“西方生活方式”，这样的有意无意的商业噱头或自我暗示，对于长期与消费主义绝缘的中国人显然是十分有效的吸引力。哪怕只是一个小洞，洪水都会最终汹涌而出，肯德基相信美式快餐的好日子很快会来到。他们猜对了。

由于单店开店成本很高，产品价格偏高，而当时的中国百姓购买力非常有限，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去肯德基只是为了尝一尝新鲜，很难形成经常消费。而由于供应链打造困难，也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产品。前门店刚开业时，餐厅售卖的品种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两年以后，才有4.5元的汉堡面世。

当时一块原味鸡售价2.5元，相比较中国当时的消费水平，可以算得上高消费，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来尝一尝肯德基。1987年，中国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收入不过100元左右。而在媒体上，关于洋快餐该不该在中国迅速发展的争议也不绝于耳。

在前门店开业后的两年时间里，肯德基在中国只有四家店，北京三家，而且其中的一家最终关闭；上海外滩有一家，但是当时的外滩几乎没有商业，仅靠少量的外国客人惠顾，生意并不红火。

肯德基的进入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成为世界商业大佬竞争和发展的舞台。

在肯德基进入中国3年后的1990年，麦当劳开始了其逐鹿中国的旅程，1990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1992年4月在北京的王府井开设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当日的消费人次过万，之后，麦当劳和肯德基两大快餐在中国开启了你追我赶的商业竞争，到2004年底，麦当劳的连锁店在全国的总数约为600家。而同期，肯德基在中国的数量已经增至1200家。两家连锁餐厅的数量日前还在增长。

在麦当劳、肯德基逐鹿中国的时候，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已经进入快餐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高效的生产与商业运动，也催生了快餐产业。在工业化、标准化利器下，安全卫生、快速便捷的餐饮，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之一。

从当初在北京前门那条长龙中等候近一个小时购买一块原味鸡，到20多年后满大街的连锁店，今天的顾客们一边啃着汉堡一边抱怨着这东西的高脂肪高热量，肯德基这类快餐食品早已经没了什么文化和身份标签，而成为中国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当我们回顾1987年时，却会饶有兴味地看到，一个现在看来毫不稀奇的美式快餐店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却几乎当然地成为一种我们即将加入的新生活方式的象征和滥觞。

与许多产业一样，快餐文化也是在一片欧风美雨的洗涤下开始着民族产业的复兴。对于有着悠久餐饮文化传统的中国，快餐概念的形成也成为中国餐饮进入工业时代的又一次革新与挑战。

近20年来，打出各种旗号和洋快餐“叫板”的中式快餐不在少数，但时至今日，非但未能动摇洋快餐的根基，反倒是很多中式快餐不战而溃。

1989年，当“荣华鸡”扬起挑战“肯德鸡”大旗之时，一时间可谓门庭若市，效益最好的上海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的利润。北到黑龙江，南到江西，都有“红底白字”荣华鸡的分店。在一些地段，“荣华鸡”的生意的确超过了洋鸡，让中式快餐着实扬眉吐气了一番。

然而，2000年底，随着北京的最后一家上海“荣华鸡”快餐店从安定门撤出，“荣华鸡”为期6年的闯荡京城的生涯划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1994年底，从上海北上的“荣华鸡”也曾创下顾客冒雪排队等位的盛况，尽管“荣华鸡”也曾一口气在北京前门、东四等繁华地带开出了四五家分店，但最终，“荣华鸡”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摘下门楣上那块写着“荣华鸡，香喷喷”的硕大招牌。

“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粱！” 在“荣华鸡”挑战洋快餐之时，中式快餐“红高粱”开始举起大旗，“红高粱”要挑战的对象依然是麦当劳和肯德基。

1995年4月15日，河南商人乔赢筹资创办了第一家红高粱快餐店，并选择在郑州最繁华的闹市二七广场开业，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这正是40年前麦当劳开张的日子。乔赢有着极为浓重的“麦当劳情结”。一年前，辞职下海的他来到北京王府井，麦当劳快餐店中的人潮吸引了他。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天，按照进店人数和人均消费粗略计算，惊奇地发现这家店一天的营业额竟然高达20万元左右。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全国各地的麦当劳店，就在他深深思索破解“麦当劳之谜”的同时，“红高粱计划”也开始浮出水面。

乔赢首战告捷，并且迅速在郑州开设了7家分店，仅仅8个月，他从东拼西凑的44万元启动资金滚到了500多万元。正是这滚滚而来的财务远远超出了乔赢的心理预期，媒体开始了对“红高粱”的高度举赞与报道，而此时，乔赢的心也开始膨胀起来。为了达到迅速复制的目的，乔赢也开始以引资合作、授权加盟等种种方式进行筹资。1997年前后，“红高粱”出现了资金危机，为了挽救“红高粱”，挽救自己的快餐梦，乔赢铤而走险开始向员工、社会各界高息集资。而此时，他依旧气势磅礴地宣称：“3年内，“红高粱”要在全世界开2万家连锁店！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红高粱’！”

1998年5月，河南三星非法集资案告破，“红高粱”也因集资户纷纷讨债而终止集资。失去了资金血脉，乔赢的“红高粱”帝国奄奄一息，直营店负债累累，1998年，“红高粱”开始全线崩溃，各地直营店纷纷倒闭，加盟店纷纷解约。

尽管麦当劳、肯德基依旧红红火火，但是与80年代相比，老百姓对于洋快餐的看法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2003年，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张皎提交提案，称“洋快餐”中含有致癌物质，经常食用有害健康，他建议将危害人体健康的肯德基、麦当劳等“洋快餐”请出国门，至少应该严格限制其发展，以保护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

该提案中写道，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公布了一项最新发现：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存在潜在威胁，其煎、烤、烘、焙的食物中含有致癌毒素——丙烯酸氨化物(简称丙毒)，目前这一物质大量存在于“洋快餐”中，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对外宣布：对西式快餐的化验结果表明，薯条、薄脆饼、烤猪肉与水果甜品上的棕色脆皮，以及大量油煎油炸食品中都含有大量丙毒，部分食物丙毒含量超过标准的400倍。

张皎委员表示，“洋快餐”能致癌这一情况在美国现已引起普遍重视，美国工人西泽·巴伯已经把美式快餐(包括麦当劳和肯德基在内)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快餐使他不健康；但中国则相对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仍在积极引进“洋快餐”。此外，除丙毒外，美式炸鸡中的过多激素也易引起儿童早熟或者肥胖，中国肥胖儿童的增多与此也不无关系。

他具体建议，对于麦当劳、肯德基乃至油条等中国传统油炸食品，有关管理部门应尽快制定出相关规定，限制其发展，并尽快开发出能为人们接受的替代食品。同时应该引导老百姓采纳更科学合理、有利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结构，以减少儿童肥胖、早熟现象以及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与饮食直接相关的现代富贵病。

麦当劳、肯德基甚至让中国的很多父母有了几分“怕”的感觉。

也正是出于普通老百姓对于健康的关注，主打健康牌的中式快餐四处寻找发展的空间。目前，来自广东东莞的中式快餐连锁店“真功夫”已经从麦当劳、肯德基餐厅里面拽走了很多消费者。“真功夫”现已在深圳、广州、杭州、宁波、上海、北京等地开了超过250家店，并获得了风险投资公司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中式快餐第一品牌。

面对“真功夫”的快速扩张，麦当劳、肯德基把其当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将其列入“黑名单”。业内人士指出，这将是洋快餐“横行”中国内地多年来，中式快餐首次与其正面交锋。

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快餐业年营业额约2500亿元，尽管20%的份额几乎为麦当劳、肯德基两大品牌占据，但“产品强、品牌弱”的中式快餐依然占据了80%多的市场，在肯德基的汉堡包变得普通的年代，我们已经有心情细细品味中式快餐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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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可通神[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钱可通神》配图《幽闲鼓吹》唐·张固

　　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知有一大狱，颇有冤滥，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狱吏严戒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复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命两日须毕。明日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曰:“钱至十万，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惧及祸，不得不止。”

　　唐朝名相张延赏曾兼管“度支”。“度支”是官职名，因掌管贡赋租税，量入为出，所以这样称呼。张知道他管的这个部门有一个大的冤案，到任以后，就把办案人员叫来训斥了一通，命令他们十天之内要把这个案子了结。早上他到了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纸条，说:“送上三万贯钱，请不要过问这案子。”张大怒，督促手下抓紧审案。第二天条子又来了，说:“送上钱五万贯。”张更加生气了，命两天内必须将案子审毕。过了一天又发现条子，说是送上钱十万贯。张说:“钱至十万，可通神啦，已没有办不到的事了。我亦怕惹祸水，这案子就算了。”

　　张延赏当任时，曾力主“省官消冗”，上疏皇帝“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还算是一位想干点事的大臣。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高干，在金钱面前，居然也打了败仗。人家送三万五万，他还能坚持原则，等到摆在面前的钱达到十万时，他也守不住了。这位相国的解释是怕惹祸，而非贪赃。况且，他能当着下属的面坦陈自己的苦衷，还算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像现在的有些贪官，人家送点小钱，他统统上缴给纪委，待到来了大钱，这才悄悄收下，真个是: 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