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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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改革初衷 恢复历史****[转帖]

● 胡德平 等

原编者按：\"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日刊发了胡德平的文章《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2008年10月29日又刊发了叶选基的文章《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本报2008年年底在北京为这两篇文章举行了座谈会，兹摘要刊登两位作者和各界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分两期刊发），以飨读者。

首先感谢《南方周末》发表我的文章，今天又为这篇文章召开座谈会。
《南方周末》是一份有影响的媒体，它善于反映人民的需要，善于学习国内外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在改革开放中贡献很大，能够在《南方周末》发表纪念叶帅重要讲话的文章，我很高兴。希望大家指出文章的不足和缺陷，以便再做进一步研究。
其次，讲一讲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立意就是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为此，首先要把30年前的重要史实尽可能搞清楚，不能含糊，更不能歪曲。只有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挖掘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与价值，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30年前，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很多重大问题，一些老同志都有了共识。全会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策，比如批判“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封建主义，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传统，倡导民主、法制，平反冤假错案等。这些都是党得以启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思想基因。当然这些基因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多种力量共同促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在内的党的领袖集体共同的历史性贡献，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所以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些基因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培育、发育出更完备的新的组织，把这些基因发扬光大，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党、社会、人民的面貌才会发生更大变化。不能只追求GDP，以为生产发展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忽视了生产目的和人的发展，可能会使改革失去方向，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
最后，我觉得今天的民主比“四人帮”时期进步多了，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够。改革以来，百姓是不是就欢欣鼓舞了呢？我的心情，一是高兴，一是忧虑，处于矛盾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可以用民主法治保护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坚持下去？我觉得，只要手中有真理，对于一些左的“大批判”就不用害怕。

叶选基（叶帅之侄）：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之际，我在研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回忆起许多的往事，在许多同志和《南方周末》的支持和帮助下，写了《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文。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综观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我们党所做出的正确决策，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都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都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决策的结果。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能忘却，没有围绕着他们这一代****人的领袖集体，就没有一切。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95页，引用胡耀邦同志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领袖不是单数”，就是有力的佐证。我们党迄今所战胜的各种困难、取得的所有的成绩、改革开放30年赢得的成果，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而离开这个原则，搞一言堂，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就会出现失误，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叶帅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的几个重大转折关头，都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时期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对于“两个凡是”，我曾谈过看法，实际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社论出台之时，确实如李鑫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但该社论又确实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从而一开始就受到在“文革”中被冲击、迫害的老同志的强力反对（包括邓小平在内），因此“两个凡是”没有市场并被节节冲破。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对推动全党对“文革”的反思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完整、准确”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认识的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尤其是面对今天的金融风暴，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化解危机？深化改革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和研究建国初期所施行的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探究《共同纲领》精髓，完善党内和党外民主政治生活，发挥人民群众、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不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落实反贪、倡廉；也必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从而得以长治久安。

何方（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

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

读了德平同志的文章，我的体会是，看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应该全面、客观，比如没有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改革的好形势。还有叶帅、耀邦等人，没有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人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把眼光放宽，实事求是。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

叶剑英把“四人帮”定性为封建法西斯，这是至今仍然需要很好认识的问题。胡耀邦提出反封建的思想也是很早的。我这里有几个材料。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1978年6月10日，经胡耀邦审阅的一篇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文章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俗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四人帮’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8·18讲话”)早了一个多月。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所以说，耀邦同志对反封建提得很早，说得很到位。
选基同志提出的党、国家、人民的关系很重要，值得研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为什么能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毛泽东那么高的权威，为什么批邓批不下去？关键是人心的向背。例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广大人民和****员表达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满，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也表达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的运动。他们向往的是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人民的愿望，当时有几百万人。这是广大人民的政治行动。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才能粉碎“四人帮”，才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现在有些文章对人民的力量讲得不够，或是将群众作为陪衬来讲，就不够实事求是了。改革，有些事是群众先干起来，然后领导再去总结概括推广的。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编审）：

1949年以后，在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就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宣称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影响很大。叶帅在30年前第一个提出反封建，许多革命老前辈，如李维汉老人，他们也从“文革”磨难中清醒过来，都提出反封建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8·18讲话”，采纳和概括大家的意见，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但将近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把反封建的决策和政策贯彻下来。德平的文章提醒读者，政治体制不改革，“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就很难确立，经济建设就没有制度保障，反腐败也不能彻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受到阻碍和延误。林京耀(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德平这篇文章让读者知道了叶帅在决定改革的关键时刻中的作用。
叶帅强调，反对封建主义要实行民主法制。三十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叶帅提出的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已经有了多种。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行权力制衡，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德平的文章给叶帅的历史作用定了位，也很有现实意义。

杨继绳（《炎黄春秋》副社长）：

三十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的成果分享不合理，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存在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看法却南辕北辙：左派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改革派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至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当然也不一样：一派认为，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派认为要深化改革，尽快实现民主化。
有人说，当今很难形成改革的共识，我认为，多数人应当有这样的共识：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我曾经在我写的书中说，在邓小平和邓以前是强人政治，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执政，今天是常人政治，即普通人在和平年代走上政治高层。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能像政治强人那样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在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行事。而当今既得利益群体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所以，常人政治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车夫”。这正是常人政治的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实行民主和法制。

盛平（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德平同志和选基同志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是挖掘了新的史料，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叶帅的报告是当年中央工作会议三大报告（另两篇即华国锋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之一，是一篇今天看来仍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性文献。当时没有说哪一篇是主报告。1982年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没有收录叶帅的报告，德平同志的文章恢复了当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选基同志的文章，披露了1977年初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的态度，肯定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依据真实的材料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论述。
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材料，纠正了一些习惯性的看法，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比如，关于“两个凡是”问题，选基在文章中指出，“两个凡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党内长期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也与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形成的政治权威必然是思想理论权威的传统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所以，大树特树、“顶峰论”等等，其实都是“两个凡是”的表现形式。
再如关于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评价问题，历来都说是徘徊的两年，认为直到1978年底才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其实这两年间很多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叶帅、华国锋、邓小平的支持下，耀邦同志就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他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工作都是1977、1978年进行的。耀邦同志在1980年代曾经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如果没有这两年的巨变，没有做那么大量的工作去消除“文革”的后果，消除几十年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也不会有三中全会以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局面。选基同志的文章在我们国内比较重要的媒体上，第一次说这是扭转乾坤的两年。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的上下篇。
三是，在恢复历史****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今天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两篇文章中都强调指出，30年前开始的这场改革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是中国****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而反思十年“文革”浩劫，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形成改革共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更重要的是，两篇文章都强调了30年前叶帅和耀邦同志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问题对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

胡冀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据于光远同志说，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每个人的发言，第二天简报就会全部如实发表出来，没有任何删节。大家畅所欲言，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批判。因此叶帅才说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在这样民主的氛围中，我国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才得以逐步展开。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可惜这段黄金时间太短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刚刚出现的民主氛围和思想解放的浪潮受到严重影响。后来也讲政治体制改革，但似乎已被行政体制改革所取代。“民主”、“自由”一度也成了讳莫如深的字眼。
改革三十年，成就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缺乏政治民主，党内监督机制不健全、缺少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腐败分子就有了可乘之机。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把政治体制的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化（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

这两篇文章，从叶剑英与三中全会的角度切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深化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对于推动研究深入是非常有益的。此外，前不久德平还发表了《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披露了不少材料，为我们深入研究三中全会及其前后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值得重视的思想，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一是，不论是三中全会的决策，还是改革开放的启动，都应该注重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着重反映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和把握。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功绩，不应忽视的是，也有华国锋的贡献。
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掌握材料，细致地分析历史。在德平的几篇文章中，有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材料。比如，他引用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醒这段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王任重问华国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国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德平认为，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够发表并得到转载，有关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并未受到处分，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而组织、推动这一讨论的耀邦也未被停止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的工作，这与华国锋的克制、宽容态度有着重要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德平披露的这样几条材料：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晚上，耀邦回到家后说：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此前，这些材料鲜为人知。看到这些材料后，为我们全面研究华国锋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关系打开思路。实际上，他对这场讨论采取了宽容、克制的态度。我们应该尽力恢复历史****，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描述历史。
三是，对于已有的材料，要从新的视角来认识，注意发掘其中有思想价值的内容。德平关于《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的文章就体现了这种努力。德平首先对叶剑英的讲话做了解读和分析，他认为叶帅是中央领导同志中指出“四人帮”是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第一人。德平还认为，叶帅倡导民主法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无论从叶帅讲话当时的情况看，还是三十年后的情况看，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法制，都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如果把叶帅提出的这些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实际上是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提出了改革开放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德平文章谈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在肃清封建遗毒、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需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些认识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应该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庞松（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德平与选基的文章，都涉及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定位。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党、全社会取得共识的不可缺少的阶段，通过深揭狠批“四人帮”搞的封建专制主义、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正名”、破除按劳分配上“资产阶级法权”的禁忌、伤痕文学对“文革”创伤的初步反思等，全党、全社会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共识。
我认为，这两年还是推动中国从过去社会政治关系高度紧张的非常状态，向着公共理性复归的社会政治常态迈出坚实步伐的重要阶段。随着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大规模进行，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各界人士和普通群众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亦系封建残余性质）的约有1亿的社会人群由此得到了解脱。全面恢复高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通过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全社会开始出现公平、公正的人文氛围，价值理性逐渐回归。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凝聚社会和人心的“和解”气氛。以往历史时期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被压抑的各种散在的力量被释放出来，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该说，这是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真正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是这两年历史合力作用的逻辑的结果。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里，我们曾经在许多问题上是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脱离的。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包产到户几起几伏，一直受到打压。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在农业发展上提出一些灵活措施，可是在生产经营制度上仍然是“两个不许”。李瑞环有个说法：许多事可以讲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老百姓吃不上饭就没有理由。“民以食为天”，“饭”字半边是食，半边是反，没有食就会反，反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和不符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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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藏娇的川军将领[转帖]

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川军将领甚至中级军官都有姨太太，纳妾成了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按现在的说法是上了一个档次，偶有不讨小的倒显得奇怪了。讨小纳妾的上层人物中，讨一大三小的，还算不得什么。娶五六个、七八个的（这还不包括在公馆外包的“二奶”），就如河坝里的石头──多的是。如刘湘部师长潘文华、王陵基、王瓒绪、旅长蓝文彬、陈兰亭、达凤岗；刘文辉部的旅长覃筱楼、石肇武、羊仁安等等，帐中都拥有一批娇妻美妾。至于各位太太的来历，有正当的，又有不正当的。俗话讲：有钱使得鬼推磨。第24军边防司令、汉源土皇帝羊仁安的一个小姨太，就是靠“袁大头”（银元）弄到手的。他71岁时，身边本来已有一大三小，但这只“老牛还想吃嫩草”。他看上了一个年方二八、婀娜多姿的唐锦英。唐家虽十分苦寒，但锦英仍不愿嫁给一个年逾古稀的白胡子老头做妾。无奈她娘被那作为聘礼的一件件金饰，一块块白银、一串串珠宝迷住了眼，硬是逼着女儿嫁给了羊家。其时，羊仁安这位丈母娘比他小30多岁。这件事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笑谈。
　　由于金钱的诱惑，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身无立锥”的旧社会，也有少数不甘清贫的亲属，为了贪财、贪势，不惜出卖良心，将自己的姑娘、老婆送进“狼窝”、“虎口”。如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局长）、号称“叙南王”的刘文彩，单在宜宾城内拥有的公馆、街房，就达380多处。靠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起家的宜宾城区团总曹光荣，为巴结刘文彩，采取了美人计。他有个小老婆叫凌君如，长的天姿国色。一次，曹光荣宴请刘文彩，叫凌陪刘“喝几杯”，自己借口抽身外出。刘见到倾国倾城的凌，禁不住混身酥软春心荡漾，不久，他就将凌收入后房，而曹光荣也以此青云直上。
　　至于军阀们用不正当手段搞到手的如夫人，就更多了。20年代驻防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一个地道的伪君子。一方面，他信佛、吃素，成天木鱼敲得梆梆响，在部属面前摆出一副慈善祥和、道貌岸然的样子；另一方面，却男盗女娼。他房内虽已有几个老婆，但嫌情不柔，韵不够，他要搞新学堂的学生。每日派出亲信乘南充县女中放学之机，在校门口暗中进行调查，把那些漂亮、乖巧的女学生的姓名、地址、性情、爱好，一一登记在案，然后向何汇报。何即采取先礼后兵，先找媒人带上金银细软，高级衣料、化妆品登门说合；如果不从即用武力把人搞来。如此，先后将杨××、易××等强纳为妾，在川北一带造成极坏影响，老百姓骂他为“活（何安谐音）脚猪”。广安第十一师的旅团长们为寻求“猎物”，或西服革履，或拥裘披狐，穿大街，走小巷，进戏院，但见有几分姿色者，即如蝇逐臭，追个不停，弄得城里一个个佳丽成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广安川戏班子，在四川是颇有名气的，几个坤伶，都只有十几岁，扮相，唱腔、做工均列上乘，后来硬是被独立旅旅长罗成章、县长汪泳龙等，你挖走一个，我抢夺一个，把整个戏班搞垮了。
　　妻妾多，矛盾也多。旧话说；三个婆娘一台戏。一个家里养着好些个女人，一天该唱多少台戏呀！军阀们大多喜新厌旧，讨了新的，就忘了旧的，热了年轻貌美的，就冷落了徐娘半老的。为这，在一些豪宅高墙之内，就常常发生醋海掀波之事，争吵不断。
　　师长达凤岗，三十年代末在成都花大价钱，从扬州妓院买得娇媚无比的名妓秀清回家，达的众多妻妾视她为眼中钉，肉中刺。达不在的时候，秀清受尽了白眼和委屈。她实在受不了这份气，一天，借口外出有事，就赵巧儿送灯台──一去永不回。
　　原重庆驻军旅长蓝文彬，也是蜀中有名的风流将军。他已有四个如夫人，到成都安家后，又在某勾栏处将花容月貌、娇娇滴滴的欧五、欧六妹弄到手，使妻妾队伍增加到半个班之多。没过多久，他又在槐树街的高级妓院里看上了水灵灵、年仅14岁的毛镜秋。从此，便长期在妓院耳鬓须磨，颠鸾倒凤；并带信回家准备将毛收作第七房。蓝宅诸妻妾，许久以来，深叹“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现在一听夫君还要再取回一个下贱“娼妇”，顿时醋意大发，都把一口恶气出到毛镜秋身上。欧五、欧六带头发难，决定凑几千元买个黑道人物“干掉”这**。
　　消息传到毛姑娘耳朵里，吓得丧魂落魄，向蓝坚决表示，宁死不给他做小，这桩风流案才算了结。
　　娶妻养妾，是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什么聘金、婚娶、家具、穿戴、手饰、化妆品，……样样都得有孔方兄支撑。有钱人家养一个老婆，没有上万资财是不行的。当然，这对于有成百上千万资产的豪富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一些小军阀，尤其是丢了地盘、失去权势的，就有点凄凄惨惨了。原第二十九军旅长余安仁在职时讨了4个老婆，下台后回老家温江区开了一片酱油铺，收入无几。余为满足一妻三妾每日的高消费，始则变卖家产，继而四处举债，致债台高筑，落得晚景凄凉。

探花丛中谁是班中魁首
　　在四川军阀中，拥有妻妾的数量，要评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实在是个难题。因为，其一，事属个人隐私，甚至是“绝对隐私”；其二，当时，婚嫁是个人行为，不兴扯结婚证，男女双方，只要拜过天地，拜过双亲，夫妻对拜过，就算成婚了，合法了，民政部门无案可查；其三，不少军阀除妻妾外，还在外面包二奶，长期双宿双飞，这个二奶的名分和小妾很不好界定。所以，硬要在这档子事情里面去分个高低上下，实在是难上难。但是，大体上在人们，特别是知情者心目中，还是有个谱谱的。
　　解放前，四川高级将领中拥有的妻妾，恐怕最多的要数范绍增和杨森。至于他二人谁在先谁在后，因为当时不兴民意测验，名次无从排定，就算并列第一吧。
　　军阀时期，长期担任川军师长的范绍增，大竹县人，出身袍哥，绿林。因为小时候生就一副憨眉憨态，逗人喜爱，人称“范哈儿”。平生豪爽、侠义、耿直，受人们尤为江湖人士敬重。但他在贪色这点上，也算是蜀中顶尖人物。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他有名分，无名分的姨太太，计达三四十位之多。1933年左右，范绍增为了金屋藏娇，花费一二十万银洋，在今重庆大礼堂对面的[民国]路，修建了约占半条街的公馆──范庄。该庄为花园式建筑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为亭台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还辟有健身房、台球馆、游泳池、风雨网球场；大门侧面养着狮、虎、熊等动物。稍后，他又在来龙巷修了一座规模稍小的公馆，在南岸修了别墅（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等名媛消夏游乐之地）。范庄落成后，范每日公务之余，便在新公馆里拥妻搂妾，男欢女爱。为了管好几十位太太的生活，范专设了总管事、管事几人，其下配汽车司机、弁兵，花匠、跑街的、打杂的，中厨、西厨和饲养员等各色人等，林林总总，不下百十人。重庆，早在[清代]即被辟商埠，商务发达，人文荟萃，外侨也不少。范绍增为了让太太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专程从上海聘来一帮教师，培养妻妾们学习西方文化。太太们开始西化，尤其是年轻貌美、文化较高的赵蕴华、何蜀熙，以后成了重庆上流社会的两位花使，对范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莫大的好处。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内迁重庆，一时间，陪都权贵云集。
　　有段时间，正在家赋闲的范绍增，为了巴结国民党要员，特别腾出范庄，盛情邀请显贵们进驻。先后在范庄住过的有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及南京警备司令杨虎等等。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整个抗战期间更是举家进驻。聪明的范绍增专派赵、何两妾成日陪伴在何应钦夫人王文湘、顾祝同夫人许文蓉左右，并经常送去时鲜食品、新款服饰，甚至金银珠宝。功到自然成功。以后，范先后擢升至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范在众多太太中，特别宠爱天生丽质、千姿百媚的十七姨太，球场上、泳池中，常可见到两人追逐嬉戏的身影。这位美妾的风流韵事，重庆颇多传闻，有好事者将其撰为《十七姨太外传》，出版后不少人争相购买，一时渝市洛阳纸贵。
　　杨森，在四川军阀中，其桃色事件在民间传播最多、最广、也最离奇。杨森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注意向西方学习，提倡“时新”、“进步”。所部先后驻泸州、成都、万县、广安、南充等地，他在除旧布新、筑马路、扩街道、办学校、修体育场馆等方面，做了许多好事。
　　但杨森唯有一样东西不学欧、美，就是一夫一妻制。对杨来说，讨小如同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他的一生究竟有多少妻妾，多少“二奶”，谁也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按民间传说，可能有六七十个；美国学者罗伯特·柯白在《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披露的数字是30多个。1970年，他已是90高龄了，还娶了一位18岁的张姓姑娘。张在第二年为杨生下最后一个女儿。杨森建有富丽堂皇的公馆，他在家乡广安修建的“涵虚山庄”，为中西合璧的园林式建筑，按宠幸程度，为各妻妾建有风格迥异的房舍，为了把她们训练得有情愫、有风韵，杨专门用重金从重庆聘请来一位姓姜的音乐教师，教大家唱歌。每当茶余饭后，姜老师奏起钢琴，众妻妾唱起“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等靡靡之音，杨森倍感兴奋。
　　杨森还请人教夫人们游泳。1921年，所部驻防泸州时，杨为开风气之先，驱赶各位姨太太到河里游泳，这在内地实是件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稀奇事。顿时，在江城引发轰动效应。万人空巷，争先恐后，拥到长江边看“女人洗澡”。杨森在泸州时，甚至曾同一个早已看破红尘、归皈佛门的尼姑有暧昧关系，人称尼姑太太。
　　范绍增、杨森妻妾众多，尽管他们立有规矩，比如杨就有个每房轮宿三夜的制度。但规定和实际大相径庭。往往是：对年轻貌美的光顾得多，对年长色衰者一两月轮不上一次。这样，长期被冷落者难免另觅新欢。
　　1933年春天，范绍增的小妾紫菊（原为小老婆张绍芬房里的丫头），在重庆城里开明学校读书时，同青年校长王世均（未婚）好上了，两人情书往来不断。事情暴露后，范绍增狂怒。王被抓到范庄关起来。眼看大祸马上降临二人头上。这时，被张绍芬请来的两位亲家王瓒绪、陈兰亭求范饶他俩一命。涕泪纵横的王母也跑倒尘埃，叩头求情。闯荡江湖多年的范绍增虽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但重人情，讲仁义。他思虑再三：开头，痛感自己一个堂堂皇皇的师长，遭无名小辈戴上绿帽子，气得七窍生烟；继而一想，紫菊毕竟同自己有夫妻缘份。一夜夫妻百日恩；再想，年青人嘴上无毛，办荒唐事难免，自己早年就干过些荒唐事。这样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把人情做到底。当众宣布：一、收紫菊作干女儿，王世均作干儿子；二、备办几桌酒席，为二人道喜；三、送紫菊大洋5000，作嫁妆费。全场皆大欢喜。王瓒绪竖起大姆指连声夸道：“范哈公，你搞得漂亮！搞得漂亮！”上述佳话在山城传开后，都称道：“范师长讲情义。”

少数不讨小者的秘闻
　　四川众多的旅以上高级军官中，也有少数人没有纳妾。比如军长中就有田颂尧、刘存厚、赖心辉、刘湘等。第29军军长田颂尧，酷信儒教。他在潼川（今四川省三台县）军部创办了仁学刊物。他在“色”这方面未发现劣迹，一生只有一房妻室。其妻一生为他生育了9个孩子，可全是姑娘，无一男性，但他终生未讨妾。这在当时的权贵中是难能可贵的。
　　而其他几位不纳妾的军长却有不同的情况。原四川督军、后任川陕边防军总司令的刘存厚，是位佛学将军。他虔心佛学，在家里常是佛珠不离手，佛经不离口。1941年妻去逝后，始收其房中丫头为妾。他不但不纳妾，而且不吸大烟、不喝酒。当然，刘存厚不讨姨太太的主要原因，绝不是接受了南海观音或西方如来的指示，而是惧内。用现代的流行说法，就是患有“气（妻）管炎”。刘夫人张氏是内江人，生性泼辣，善于社交，耳目众多，对刘管束甚严。刘在外稍有异动，她便不善罢干休，大吵大闹，弄得一家不宁。一次，刘在达县凤集茶楼接见客人，此地不时有妓女出没。张氏得悉刘去该楼后，大发雷霆，带上一班丫环、侍女闯将进去，把一座好端端的茶楼砸烂。自此，刘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
　　赖心辉，先后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第22军军长。他也是出了名的“火巴耳朵”。他的妻子凶悍、泼辣，忌妒心很强，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赖虽然也很好色，想讨小，并曾在其妻面前流露过，但一闻河东狮吼，就吓得心惊肉跳，决心另辟蹊径。当时，四川军阀混战频繁，赖经常率部参战，可以利用战争间隙寻花问柳，乐其所乐。即使有时住家和指挥所同在一个城市，他也总会找到借口在外嫖宿。1923年，赖率边防军驻防糖城内江时，常向夫人打假报告，称军务繁忙，晚间不归家而留宿花丛。有回他迷上了一位风姿绰约的罗姑娘。此前，罗已与自贡市一英俊青年张伯卿有白头之约，善于心计的罗女，想借着赖迷恋于己这一千载难逢之机大捞一把。不到一个月，把赖弄得神魂颠倒，言听计从。就这样，罗很快为张伯卿谋得边防军财务统筹处处长的肥缺。张不久就成为川中富商，并在自贡市城内费资4万银元修建了中西合璧、占地广大的张家花园，作为他同罗女的爱巢。这座花园在1950年代仍是自贡市数一数二的园林建筑，后被辟为贡井园。
　　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后为四川省主席），他在四川高级将领中，私生活是较干净的：不吸大烟，不嫖娼，一辈不娶妾。推其原因，主要是刘夫人管束太紧。
　　刘湘夫人周书人称“刘甫婆”，出身大邑县贫苦农家。此人贤惠聪颖，善理家政。她对刘湘的生活，照料得无微不至。但对刘湘的管束也是很严厉的。她可以允许刘吸烟、喝酒、打牌，但绝不容许刘接近女人。她对来家里的女性，不管是公事、私事，也不管她是那位将领的太太，一概不欢迎，蔑称其为“小婆娘”（即小老婆）。一次，刘湘新上任的参谋长郭昌明，带着花枝招展的妻子专程去重庆回水沟刘公馆拜见刘夫人。谁知刚一见面就遭周书一个下马威。她劈头盖脑地盘问：“你是哪家的小婆娘？”气得郭夫人发誓此后永不登刘家的门。刘湘身边的幕僚都知道周书是个醋劲十足的女人，大家商量着找个机会逗逗她。周书有个“包打听”（在室外偷听）的毛病。一天，幕僚们到刘湘客厅议事，刘湘因事未回。大家察觉到周书躲在室外，就演开了恶作剧。你一言，我一语，专编造刘找小老婆的事。周书听着怒不可遏，闯进厅来把茶壶、茶杯、花瓶、桌椅、文物、摆设，砸得个落花流水。周书不生儿子，刘湘看刘门烟火将断，干着急。一次，军电务处长王用宾给刘物色了一个秀外慧中的华美女校学生，幕僚们从旁推波助浪，刘湘心动了。但当这个学生得悉周书的脾气后，整死也不干，事情便黄了。

勾栏院里老总们的丑恶表演
　　旧社会，嫖娼宿妓是有钱人的通病。军阀们腰缠万贯、甚至富比王侯。好些人尽管豪宅风妻妾如云，但也挡不住“家花没有野花香”的诱惑，常去烟花馆尝野味。他们去的都是档次高、设备好、姑娘娇的秦楼楚馆，绝不会到下等窑子。那时，成、渝两地的高级妓院，有好几家。这些妓院，无论建筑、装修、设备都是一流的。比如成都干槐树街三姨妈开的妓院，是一幢面积颇大的西式洋楼。整幢楼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室内有楠木家具、金丝绒沙发、玻砖立柜、波斯地毯，紫檀木麻将桌、玉石镶金烟具；应有尽有。姑娘卧室里，纹帐是红、绿、白三色的绉绸；被子是鸭绒、丝棉套湘绣缎面；毯子，来自英、美；香水，来自巴黎。
　　好些高级军官对嫖娼如同吸毒、赌博一样，乐此不疲。川军师以上将领中，赖心辉、王陵基、王瓒绪、范绍增、蓝文彬、达凤岗，潘文华，陈××，龙杰三，旅长石少武、覃筱楼、罗成章、李注东等等，都热衷于此道。
　　军阀混战时期，战事频仍，部队或此或彼，调动频繁。不少军阀走一地，嫖一地。王陵基，这位[清末]留学日本的川中老将，不愧为花班魁首。为讨得美人儿的欢心，他经常皮鞋擦得亮堂堂，头发搽得油光光，身上洒得喷喷香。许多地方的妓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民国]初年，他效忠袁世凯当上重庆镇守使，在任上大捞一把，跑到上海没日没夜地泡“长三堂子”（上等妓院）。这时，正落泊沪上的蒋介石，也是这个妓院的座上客。王与蒋曾为争夺一个花容月貌的雏妓而争风吃醋。后来，王陵基为此事吹牛：那时，我的钱多，比蒋介石嫖的漂亮。蒋介石是穷光蛋，硬要和我抢女人，我就扇了他一耳矢。真实性如何，不予置评。1933年，王在刘湘部任师长驻防万县，城里有家从宜昌迁来的妓院，院里有个叫清卿的杨州姑娘，眉清目秀，楚楚动人，讨人喜欢。王陵基同她好上后，如鱼得水，好不安逸。自然，身上的香水也洒得更多了。不久，王陵基率部去湖北打贺龙部红军，司令部设在沙市。他嫌沙市地方小、妓院少，便常溜到汉口取乐，成了著名妓院三分里、四成里嫖客队伍里的重要成员。王陵基好色如命，甚至在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作为高级指挥官也会离开战场去偷欢，为此，还栽过大跟头。1934年，四川军阀在刘湘率领下向川北红军发动进攻。王陵基时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带几十个团在宣汉县一线作战。他身在军营，心系花丛。春节期间，他不耐寂寞，擅自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跑回万县寻欢作乐。红军乘机集中主力发起反击，歼灭敌路副司令以下数千人，追杀数十里。王陵基为此被撤销一切职务。回乐山市老家赋闲。川军众多高级军官不仅常涉足烟花柳巷，有的甚至以妓院为家，长期在那里泡着。简直是“此间乐，不思蜀。”刘湘部有一个师长，善于治军、打仗，但就是过不了女人这一关。他嫖妓如同吸鸦片一样，上了瘾。驻军重庆时，三天两头往妓院跑，以后嫌往返麻烦，干脆在妓院里搞了几间房子作办公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从前方回成都休养，在帘官公所街花老四妓院一住就是几个月。他这次住“院”，同当时轰动省城的一桩大血案有密切关系。容慢慢道来。1938年初，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在武汉病故后，潘文华成了刘湘系的领袖。这时，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刘湘旧部。刘湘系将领为击破蒋的图谋，常到花老四妓院同潘文华商讨对策，拟下了一些方案。军统为获取情报，想尽办法，仍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后施行“美男计”，把一个风度翩翩、美俊潇洒的陈姓特务，投入花老四怀中。年近四十的花老四得到如此貌美奶油小生的垂青，简直如痴如醉，视之为心肝宝贝，不仅供他白吃、白住、白嫖，还将潘文华等商量的机密向他一一透露。他则将情报悉数上报。这样，刘湘系将领策划的反蒋控制的措施，大多落空。经过调查，将领们发现问题出在花老四身上，恼怒之余，派出杀手，在一天黎明时分进入花卧室，连发四枪，将其击毙在床上（参见“[民国]成都的娼妓”）。
　　军阀们逛妓院，只要老鸨们奉承得高兴，姑娘们侍候得肉麻，是从不吝惜钱财的。1933年，成都有家杨州来的台基，台柱子叫瓶卿，容颜媚人，言甜语蜜，能自拉自唱，声声吴侬软语，曲曲郎呀妹呀，把嫖客们唱得浑身上下像蚂蚁爬似痒痒的。就在瓶卿这一说一唱、一颦一笑之间，将领们大把大把的将银洋往外掏：陪喝一次酒，一掷三五百；给小费，不下二三百。一次，三军办事处一个少将处长，只由瓶卿陪着吃了一顿稀饭，就丢下了一千块大洋。一个团长在这家妓院，先后花去七八千元。当时，4元钱可买一石谷子，此数能买800多石黄谷，足够七百多农民吃一年。
　　俗话说：财大气粗。军阀们不仅财大，而且权大，当然气更粗，他们在妓院逞强霸道，胡作非为。一次，龚渭清师长在成都三姨妈妓院找秀清陪酒，玩了很长时间。同期，还有别的几个嫖友叫此妓的条子。三姨妈央求龚允许秀清暂时离开去陪别的客人。龚横蛮地说：“要走，得先喝三碗酒。秀清陪客人，喝不了，你代她喝。”秀清走后，龚叫弁兵斟了满满三大碗，足有一斤多，硬朝三姨妈嘴里灌，把这个久经酒阵的老鸨醉得从楼上直滚到楼下。而龚却在一旁像看耍猴戏一样，哈哈大笑。另外，在妓院里，军阀们为争妓女而斗殴打架的事也不鲜见。四川边防军李××旅长同24军土匪出身的石肇武旅长，就不只一次地在娼寮起冲突。在重庆，1939年发生过警、特头面人物争风吃醋，动干戈的事情。那时，秦淮歌妓谢金楼红得发紫，市警察局长徐中齐常在小较场谢的住处同她作云雨会。一天，中统骨干特务董世元去谢的艳窑找乐。谢正虚情假意地同他应酬之际，徐中齐微服来到。谢立刻抛开董投进徐怀中，并同他携手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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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是中国最早的联邦制 [转帖]

年初一下午，闲来无事，五六位朋友假座城西一家小茶馆茶聚。坐中话题芜杂，因笔者刚停笔一篇谈法家的小文，由此聊起有关法家的话题。我个人对法家倾向于否定，但一位朋友持不同看法。他对法家颇认同，认为法本身就是对“肉身”的控制，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控制，就会倒退到原始野蛮或类似文革的状态。另外法家力主“富国强兵”，最终使秦国强大。因此他认为法家在当时是进步的，评价它要用历史眼光。
我并非以今天的眼光非难法家，恰恰是在和诸子比较的前提下，觉得法家过于恶劣。关于法家，冯友兰有一段中肯的论述：“儒墨及老庄皆有其政治思想，……虽不相同，然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者，当时称为法术之士，汉人谓之为法家。”冯的话有一道很重要的政治分野，比如，从人民出发，孟子有“诛一夫”之说，法家非但没有，有的则是诛匹夫。法家严刑峻法，基本上冲着平民而来。故，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从“一夫”出发，还是从“匹夫”出发，就成为一种度量衡。
朋友并非没有道理。我当然认同法是出于对肉身的控制，没有这种控制，人类将处于人与人像狼一样的“霍布斯状态”。因此，正如美国开国先贤汉密尔顿所言：“政府意味着有权制定法律。对法律观念来说，主要是必须附有制裁手段。”但，必须计较的是，对肉身的制裁，是出于君主需要，还是权利保障。根据后者，肉身即权利，它不独不是制裁的对象，而且是人类创造力的动源。当且仅当此一肉身侵犯彼一肉身或类似的情况发生时，法律才开始启动它的刑与罚。然而，刑罚“此”是为了公正“彼”，在此意义上，法与其说是控制，首先则是出于对肉身的普遍的保障。这里可以解读一下汉密尔顿的精细，他说制裁对法律观念来说是“附有”，保障的附有。
法家不然，它没有对肉身的任何保障，而是把肉身视为普遍的控制对象；并且控制是出于它为君主设计的“富国强兵”。这个词迷惑性太大，以至遮蔽了法家的恶。如果以以上的度量衡，“富国”云云，与民何干。春秋战国，国不过是诸侯的私人领地，民则是领地的附送。即使国亡，对民来说，换个侯而已，这里原本就没有他们的份额。然而，勒以平民肉身，供作君王驱遣，一切为君设计，从未就民出发，这就是法家的本相。转以今之眼光，富国强兵亦有可疑。强兵不论，富国孰与富民。如果一年的GDP是既定的，国多则民少，反之亦然。因此，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富国即损民，否则无以国富。
以上其实次要，我之反对法家，更在于它成就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但这一点，恰恰被史家视为历史进步，其逻辑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历史进步论的危害也许需要另外剖析，我本人已不敢轻用“进步”这个词。历史往往以进步的名义倒退，20世纪的历史也许就是最好的写照。但，御用史学家们胶柱鼓瑟，闹出天大笑话的是，秦王朝不是迈进了封建社会，而是终结了它。所谓封建，即分土地、建诸侯，这是先秦的政治体制，亦称“分封制”。与此对应的则是自秦而始的“郡县制”。秦灭七国之后，改西周以来的分封为郡县，这也是听从了法家的主张。从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及统一意识，流贯两千多年到如今，依然流毒未断。
在我个人看来，郡县于分封很难说是进步。郡县是中央集权，权力自皇帝由郡而县，垂直型自上而下，政治格局只能是最高权力的大一统。分封则是分权，中央犹在，但诸侯自治，因而政治权力不是一根线，而是多根线，由此形成多元空间的政治格局。先秦的分封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联邦制。从分封到联邦，尽管需要一系列的转换，但在体制形态上，分封是联邦得以诞生的最方便的坯胎。另外集权是一元，分权是多元；一元框架只有单一的政治空间，多元框架则容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空间。在政制演进上，到底哪种框架具有更多的路径可能呢。一个明显的经验事实是，欧洲版图小于中国，但它从没有像中国形成过集权性质的大一统。罗马解体后的欧洲恰如中国先秦，亦以分封的形态存在，比如英吉利，比如法兰克。然而，正是这种后发优势，使它在政制上超过了古老的中华帝国。一个小小的英吉利，以自己的制度试错，率先迈入现代政制门槛。其波及效应，不但欧洲，而且世界，包括分封在前的中国。
亚欧大陆都曾有过封建制，但各自不同的政治演进，导致了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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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相倾国便亡[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在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褒姒大约是最早出现的一位美女。《辞海》里对她有记述：

周幽王的宠妃。褒国人，姒姓。为幽王所宠，被立为后，其子伯服也被立为太子。申侯联合曾、犬戎进攻，幽王被杀，她被俘。

50余字的词条里，“宠”字出现了两次，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宠”字，褒姒才成了后人在2700年里经常评议的一个角色。

褒国作为西周的诸侯国，位于当今的陕西勉县，因受秦岭阻隔，穷乡僻壤，政令不畅，加之蜀国不断扩张，逐渐地受控于蜀，不能正常地向周王室进贡，周幽王便决定出兵讨伐。褒国国君无力与之抗衡，只好向幽王奉上许多珠宝、美女以求宽恕，这奉上的美女行列中，就有年仅14岁的褒姒。

含苞欲绽的褒姒，亭亭玉立，光彩照人，周幽王一下子震惊了，迷住了，命其朝夕不离左右，常常导致数十日不理朝政。更紧要的是，褒姒受到专宠，申后被丢在一边，无人理睬。为了夺宠，申后兴师问罪，太子组织大打出手，褒氏被辱，且又受了难堪的皮肉之苦，迫不得已，为了性命，也为了腹中胎儿，她向夫君哭诉，夫君帮她出了一口气。不久，褒姒生下一子，取名伯服，幽王对之溺爱有加。申后见褒姒有幽王护持，且又更严重地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便暗中派出杀手，杀掉了褒姒的养父养母。

性情孤寂，从来不笑的褒姒得知养父母被害，更为郁郁不乐。公元前777年，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欢心，不听众臣劝谏，废掉申后，又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宜臼恐幽王仍要加害于己，便逃往外公申侯的封地。

事已至此，理应高兴的褒后，高兴不起来，仍是终日不见一笑。幽王惋惜地说：“你有如此美貌，若能笑笑，会更加娇媚动人。”

褒后说：“贱妾生来就不喜笑。”

幽王决心设法要博褒后一笑，便命人表演歌舞，褒姒却说道：“这种演唱，连撕裂缯帛之声也不如。”幽王一听，便命人搬来百匹缯帛，命一群宫女撕扯给褒后听，可她仍是没有一丝笑容。幽王无奈，贴出榜文：天下如有能博得褒后一笑者，重赏千金。

佞臣虢石父献上一策：“早年西戎强大，先王在骊山设置烽火台数十座，西戎入侵，即放狼烟，诸侯看到烟烽信号便会发兵前来救驾。如今天下太平无事，大王若与王后同游骊山，突燃狼烽，援兵到来，当然是空跑一趟。王后看见众多兵马的狼狈相，必有一笑。”

幽王照虢石父说的行事，各路诸侯果然纷纷领兵前来，人马奔驰，死伤众多。到了镐京，不见犬戎一兵一卒，只见幽王和褒姒在城头对饮作乐。幽王对各路兵马传旨道：“烽火台久未试用，今天特意演练一场，各位跋涉远至，可以回去休息了。”诸侯们怨气满腹地撤兵返回。褒姒见千军万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形同儿戏，终于笑了……幽王见褒后笑了，很快赏给虢石父一千两黄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独有的“千金买笑”的由来。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举兵进攻镐京，周幽王慌忙下令点燃烽火，刹时狼烟四起，各路诸侯却以为天子又在和褒姒嬉戏，全都按兵不动。犬戎兵截住奔逃中的幽王车马，将其就地杀死，并且砍杀了太子伯服。美丽惊悸的褒姒成了亡国奴，被犬戎主掳回帐中取乐，最后是自缢。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小雅·正月》里写道：“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大约是“红颜祸国论”最早的源头了。褒姒之后的诗人李商隐在《北齐》里写道：“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同样咏叹的是褒姒之事。从褒姒到李商隐，1600年过去了，诗人对“红颜祸国论”的看法即使有所变迁，这变迁不唯幅度有限，而且节奏也太缓慢了。

西周的内忧外患及至于灭亡，难道全是由褒姒所引发的吗？

褒姒之到达周幽王身边，是褒国作为礼品中的一件送过去的，她没有半点人格，只是一件活的、有着性价值的、可供君王享用的玩物，因为美丽，算是尤物吧。

褒姒因受到专宠而引发内争，势所难免，不能不争，否则，她会被申后与宜臼以弱肉强食的方式吞没，未来只有死路一条。

幽王因为宠爱她而亟欲逗其一笑，褒姒终因笑了一笑而宗周倾覆，她倘是面对烽火里的千军万马而仍旧不笑，保持冷美人的原型，犬戎杀来，西周就不会灭亡么？

事情很显然，祸难的源头压根儿出在周幽王身上，褒姒只因为长得秀丽，便生得苦、入宫苦、下场苦，降生到人世就是一个苦命的女子。苦命而不愿意笑，不喜欢笑，从来不笑，本是情理中应有之义，偶尔被人逗惹得破颜一笑，难道就得背上数千年“祸水”的黑锅？这样的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不也太残酷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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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民:围绕汉字“大做文章” [转帖]

　　1984年秋的一天,一位身着廉价西服的黄皮肤人自信地应邀走进联合国大楼,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AT微机上插进五笔字型软件。操作员信手轻弹,眨眼间,一行又一行方块字飞快地跃上屏幕。击键停止,计算结果:每分钟112个汉字。这一数字如一石击浪,轰动了联合国。
　　“汉字一串一串地出来,是怎么一回事?”联合国的专家吃惊不已。“这叫做‘词语输入’,不管多长的词,只需击四下键即可打出,而且‘字词兼容’,见字打字,见词打词,字词之间不用任何附加操作。”在那位黄皮肤人解说的同时,操作员按下了“口、亻、人、口”四个键,“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一下子蹿上了屏幕。“奇迹!”“字词兼容,举世无双!”赞叹声此起彼伏。
　　这位黄皮肤的“解说员”就是今天已闻名全球的五笔字型(王码)发明人王永民。他曾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六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台,讲述中国汉字的奥妙和汉字技术的进展。

　　攻克中国文化史上的“癌症”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就在王永民第一次走上联合国讲坛之前的一个多月,有则消息让这位王码创始人有点心忧。
　　1984年8月,中国的体育健儿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代表着民族的尊荣,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赛场上,顽强拼搏,频传捷报,曾使我中华振兴的号角响彻全球。十亿同胞,包括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为之欢欣鼓舞,豪情激荡,世界看到了东方巨龙腾飞的希望。然而,就在这时,《参考消息》上却出现了这样一条报道:“法新社洛杉矶8月5日电……新华社派了22名文字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000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一手高擎着金牌,一手紧握着钢笔,在采访奥运会的7000名各国记者中,笔耕墨种,用手写自己的报道。英雄的巨人,落后的工具,是多么的不协调!
　　汉字是联合国六种工作文字之一,使用汉字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字数多、笔画复杂的汉字难以用电脑处理日益成为事关汉字命运的世界性难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内外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中国的汉字必须废除,否则中国便不能广泛地使用计算机,中国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时间,“汉字不亡,中国必亡”、“中国文字注定要走拉丁化”的论调比五四时期更加高涨起来。汉字,这一记录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王永民似乎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他庆幸自己早在几年前便选定了个人一生中最大的“大事”,那就是解决“汉字输入电脑”的这一世界性难题,攻克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一“癌症”。
　　他要挽救汉字的命运。这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朴素感情。当他从“一二三”开始学习汉字时,那优美的笔画、奇妙的结构以及古典诗文中所包含的深邃内涵,常把他一步步导入中国文化的美幻境界。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背古诗、刻图章、练书法、写古体诗词,那婀娜多姿的汉字造型、那抑扬顿挫的诗词韵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以横、竖、撇、捺、折为基本笔画的汉字,记载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书写过盛唐气象,作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融入到世界上每个华人的血液之中……“汉字文明的血脉长河,绝不能在我们这代中国人身上断流!”王永民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课题已远不只是一个键盘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更广、影响更深远的崭新的学科。他在极为简陋的十平方米工作间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边治病,一边以惊人的毅力抄录编写了摞起来有12米高的十万张卡片。从甲骨文到简化汉字,王永民对汉字进行了浩繁的历史的研究和分析,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字字根组字频度表》和《汉字字根实用频度表》,以他文、理兼备的学科优势,在多学科的接壤处,对汉字电脑化的基础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1982年6月,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当时的河南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罗干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王永民以实干家的魄力,当场给罗干立下了“军令状”:一年为期,拿出成果。
　　1983年8月29日,面对信手每分钟打出100多个汉字的测试结果,来自全国的40多位专家教授鉴定:五笔字型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汉字输入方案。与会的著名学者郑易里先生激动地宣布:“从今天起,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国民众心中,谁是最有影响的发明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中国发明家协会联合开展的发明与专利问题调查活动统计显示,在被调查会选择的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前五位发明人依次是:杂交水稻的发明人袁隆平、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人王永民、激光照排的发明人王选、散货抓斗的发明人包起帆和“倪志福钻头”的发明人倪志福。
　　五笔字型,这是一项石破天惊的重大发明!这是汉字文明史上的一次辉煌壮丽的当代涅。世人把五笔字型誉为“王码”。此后的十年之间,中国的书报公文的印刷告别了“铅与火”,以五笔字型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为桥梁迈入了“光与电”,实现了中国文字工具的历史性变革!

　　农家小屯走出的大发明家

　　王永民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一个农民家庭。一出生,母亲就害了一场差点送命的病,王永民没能吃上一口奶,只能靠面汤喂养,致使他从小体质虚弱,骨瘦如柴。
　　从记事起他就像小大人一样不声不响地帮助妈妈拉风箱,烧火做饭,上山割草拾柴,帮父亲在菜地里浇水、逮虫子。一到收获季节,他就和姐姐比赛捡粮食、遛红薯。他不仅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吃苦耐劳的品质,而且培养了“万事不求人,一切靠自己创造”的自我奋斗精神。
　　一次在外婆家的小河边玩,他意外地发现弯曲的管子可以把水从低处带到高处,再流下来。他灵机一动,忙活了十来天,精心刻制了十几个带叶片和带齿的轮子以及许多管子,要做一台“引水上山、流水推磨、周而复始永不停”的机器。“永动机”当然失败了,年幼的王永民百思不得其解。

　　父母为了维持这个少吃缺穿的家,一年到头太忙碌,对王永民的学习、考试从不过问;对他那多种多样的小制作、小创造,也从不干涉。前些年,有几位教育家研究王永民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家教”,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才能。
　　小学五年级,11岁的王永民与教算术的教务主任在课堂上发生过一场轰动全校的争论。课堂上,老师拿着一个木制的直角三角板,按在黑板上,用粉笔在周围画了三下。“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请看,这儿有一个直角。”老师用手指着直角说。然后,老师把同一个三角板的长边放平,又画了一周,宣布:“这是一个锐角三角形,请看,它有两个锐角。”老师用手指着斜边两头的锐角说。
　　王永民立即举手站了起来:“老师,您说的不对!明明是沿同一个三角板的三个边画出来的,只不过一个睡着,一个站着,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三角形?”老师说这是书上说的,没有错。王永民不经许可,便跑到讲台上一边比划,一边给全班同学讲了一遍,跟老师辩论了起来。
　　这场争论,以班长王永民取得胜利而告终,老师调走了。从此,王永民懂得了一个道理:大人、老师和书本,有时候也会错的。既要相信别人,也要相信自己,凡事必须独立思考。不过,王永民的“狂妄自大”,也就从此出了名,他怎么努力也始终无法摘掉这顶“帽子”。

　　报考大学,王永民雄心勃勃,第一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还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三志愿才是清华大学。果然,他不负众望,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成了全地区的“状元”。
　　科大毕业后,王永民到辽宁盘锦大洼39军115师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半,“官”至班长。到国防科工委四川永川1424研究所工作八年,可是患肝病六年,自言一事无成。
　　1977年,王永民回南阳后抄卡片十多万张,研究汉字。以五年之功在南阳研究汉字输入法并发明“五笔字型”,以多学科之集成和创造,提出“形码设计三原理”,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发明25键4码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在世界上首次突破电脑汉字输入每分钟100字大关,获英、美、中三国专利,被誉为中华文明史上“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重大发明。

　　为人与科研一样的“通俗易懂”

　　1994年4月,王永民打“面的”到位于中关村试验区大楼的公司上班,当司机得知他去王码公司时说:“王码公司可有名了!王码是上亿资产的大公司,公司的老板坐的都是卡迪拉克。”王永民问他:“你认识吗?”司机回答:“我不认识,只听说那位河南来的发明家很有本事。”王永民说:“我就是王永民。我没有卡迪拉克,一辆桑塔纳开了六年,大修去了,我常常打的。”
　　那司机看了一眼,满腹狐疑,不敢相信。王永民递过去一张名片,司机激动之中,一扭方向,立刻把车开到路边上停下来,双手握住王永民的手,连声说:“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做梦也没想到我这面的会拉您这样的大老板,拉了一位大号发明家!”下车时,王永民交他十元钱车费,司机再三坚持说:“能为您这样的名人开车,是我的荣幸,我哪会收您的钱呢?名片就是钱!”王永民将钱放在车上走了。
　　第二天,这位家住石景山的司机带着老婆孩子到王码公司,还带来一封信,信中还夹着十元钱。他在信中说:“尊敬的王教授,您是名人,您还坐面的,真了不起!您使我改变了对有真本事人的看法。十元车费还给您,我永远记住您,向您学习!”
　　王永民坦荡正直,热情幽默,人称“通俗易懂”。为事业能吃别人不愿吃的苦,有耐心干别人摇头的麻烦事。王永民是个有名的“工作狂”,下班从没点,对自己、对别人做的事都不完全放心,不厌其烦追求完美,他的一丝不苟令人几近厌烦。他认为自己的终生憾事是,“1989年因工作太忙,最主要的还是不孝顺,没有警惕,竟然误了父亲的病,未能实现他老人家到北京看一看的愿望”。
　　2003年9月6日,由中国发明协会和中国王码集团联合举办的“王码走向国际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与会者人手一册《王永民诗词选》。没想到的是,大发明家王永民居然还写得一手好诗词,居然还有“天地恰与我胸宽”的大气!

　　在键盘上苦心演绎创新思维

　　“我国汉字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对此,王永民表示,我国“汉字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被完全解决,汉字产业还没有真正形成。“只有从中小学起,就进行汉字输入法的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熟练汉字的编码和输入,我国民众的电脑应用水平、工作效率才会大为改观。”“目前市场上除一些应用软件之外,软件中的操作系统,硬件中的PDA产品及其他可处理汉字的数字产品,大多数都是进口产品。试计算一下,十多亿人的日常电脑产品,主要靠进口,一年得花多少钱?汉字产品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市场,我们拥有汉字的关键性技术,理应形成民族特色的产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王永民说,汉字的国际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以汉字输入技术为核心的汉字工程,其软件和硬件产品,包括汉字芯片技术,不但必须在国内普及,还要尽快走向世界,造福海外华人。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手机,每年要发送数百亿条短信息,但是输入汉字之慢而烦,早已使国人怨声载道,实在到了国产化、规范化、实用化的时候了!在汉字工程领域,我国的汉字技术,同样与外国公司存在着激烈的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不可设想,泱泱大国,数千年文明,在本民族文化领域,我们要是落后了,或者市场被别人占领了,也像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那样,每台手机都要向“老外”交输入法的专利费,那将是一种什么滋味?
　　同时,王永民指出,在汉字技术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秩序,还有待完善和加强。“20年来,先后有18家国际著名的公司购买了王码专利的使用权,可在我国尽管差不多每台电脑都装有王码,但是签约购买王码软件或专利使用权的却没有几家。”的确,知识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有千百种汉字输入法。输入法哪个好、哪个差,现在已不再有很多人讨论了。因为归结起来,无非是“让实践检验,听用户说话”。王永民认为,输入法在音码和形码两个方面,将并行不悖,互不取代,像火车有两条轨道一样“双轨并行”,各自走向规范和统一。他希望汉字输入技术尽早出台国家标准,结束“万码奔腾”时代。“事关汉字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软件和硬件的产业化,理应成为‘汉字产业’。有没有一种好的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字的落后是致命的落后;同样,在信息时代,文字的混乱和文字技术的缺乏标准,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不仅仅是落后,简直就是灾难!”
　　王永民强调,汉字的“书同文,文同码,码同键”这“三同”是一个必然趋势。“书同文”是指统一字种、字形、字音和字义;“文同码”是指对同一字形有统一的电脑内码、输入码和查字码;“码同键”是指同一个编码要用相同的键位指法输入。只有实现操作技能的统一,才能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做到“电脑通用,人员通用”。
　　王永民说,汉字实现“三同”之后,汉字将在字形、字种、内码、输入码以及软件、硬件、教材、辞书、通讯等一切涉及汉字的领域实现“大一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这必将形成许多个新兴的大型产业,而这些产业不但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将借助于汉字的“三同”,使汉字文化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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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转帖]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在会上,博古把邀请坐在会场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李德介绍给大家时,来自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们听说这位坐在列宁挂像下的蓝眼睛、满脸胡须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时,大家显得非常惊异,惊讶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就像人们从未见过动物园里的大猩猩,被这外来的庞然大物给怔住了,而后,会场上人们一阵阵私语起来。
　　在中共最高会议上,请外国军事顾问做贵宾,坐在主席台上给中央委员们讲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在中共建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博古的独创。但他说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这个外国人手中,也正是这位中国****的“太上皇”一手指挥下,使瑞金这条载着中国革命命运的小船几乎葬于血海。
　　李德何许人也?对于他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他来到中央苏区,更是令人难以猜测的“谜”。
　　李德,原名粤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工人家庭,1919年加入德国****,曾在德共中央机关从事情报工作,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化名巴格奈尔参加了苏联红军,从当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很快升任苏联红军骑兵师师参谋长,后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夏毕业时,正值1931年苏联在上海的军事情报机关“佐尔格小组”成员鲁格夫妇被国民党政府查获逮捕,佐尔格小组通过关系上下活动,国民党方面才答应将鲁格夫妇以四万美元赎出。于是莫斯科军事情报总部便派李德和另一个德国****员作为秘密交通员,身着西装,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经中苏边界满洲里进入中国,并在苏联驻华情报机关哈尔滨佐尔格情报站报到,后派往大连苏联情报机关转接,各带两万美元赶赴上海,与共产国际秘密驻华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取得联系,他们把钱运到目的地,使鲁格夫妇于1932年8月获得释放。这期间,他认识到苏联情报人员德国人理哈尔德·佐尔格,并与佐尔格情报组织有特殊联系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接上线。此时,他的一切活动与共产国际所谓军事顾问身份毫无关系。
　　李德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关键是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与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多次接触,了解到不少中共内部的军政情况,并参与了一些问题的讨论。本来博古与李德在莫斯科时就已相互认识,现在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
　　1933年元月,上海白区形势特别紧张,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滩难以存身,决定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时,李德向尤尔特提出派他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前往苏区。他对尤尔特说:“中国红军是一支流寇式的军队,他采取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这显然完成不了中国****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派他去担任军事顾问,可以彻底改造这支军队,使其像苏联红军一样,成为共产国际满意的军队。”因而,尤尔特向博古提出后,博古十分高兴,他早就想启用这位“洋人”。因此他们很快向莫斯科发出电报。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指示:“同意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中央委员会。”就在李德“受聘”为军事顾问时,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即驻华“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恩特来到上海,他对李德发出指示:我留在上海,你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我的一切指示。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我们只用一个密码联系,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
　　曼弗雷德·施恩特其实是一个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干部,他是澳大利亚一匈牙利的混血儿,曾经参加过在德国鲁尔和汉堡1923年的起义,那时,他叫斯坦恩,在此前后又化名叫吉尔伯特·赫伯·哈伯特和克番贝尔等等。曼弗雷德·施恩特是他来华前夕所取的名字。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驻在中国的高级情报军官,也是李德的顶头上司。他们在这之前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本不属一个系统,是后来风靡全球的“克格勃”组织人员。
　　李德受博古的“邀请”当上了“军事顾问”,在接受曼弗雷德·施恩特指示后,准备与博古、张闻天等随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时,由于李德所持护照需要办理入广东的护照签证,故没能与他们同行。直到9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为其办妥护照签证后才从上海动身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李德一进入苏区瑞金,就脱去进入苏区时穿的神甫外装,换上一套崭新的红军制服。当天晚上,博古就代表中央宣布“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
　　李德是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而作为军事顾问,他与王明、博古在军事战略上的认识十分吻合,李德是他们最好的军事指挥同盟,也正是李德的到来,把瑞金中央苏区这艘载着红军的航船完完全全推向了偏离航向的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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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权威的垮台[转帖]

《剑桥中国史》选　　第１５卷
作者：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的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①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而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①有关这些事件的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的阶级背景和学术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导人号召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引吸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哪个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毛泽东主义中学”。①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一百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督”劳动。50000447_0150_1②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在同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围绕着6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①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过去“五十天”里遭到压制和处分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裁决的可能性。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机构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②
　　在毛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并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的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党的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这可归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方式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按这种发展，文化大革命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把反对党的权威作为其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进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励他们进行反对那些规定得模糊不清的目标的“革命斗争”，并将任何把他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
　　其他使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原因，可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反对派中找到。官员们对其成绩要由大中学组织松散、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的几伙人来评价的观念只能感到迷惑不解。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词更为严厉。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有没有革命干劲”。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便在支持和反对毛的计划的人之间“打破僵局”。①令人惊恐的是，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更多行业的人将被卷进来。如上文所述，截止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谋杀。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被绝食四天后住进医院。①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转变或分化这场运动。②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会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以保护他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外转向工厂的各级劳动大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策略得到了有利于党的机构高于文革小组的中央的一套规章的促进。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①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对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有北京撑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部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以牺牲党的机构为代价而得到加强。这个发展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①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得到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地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①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②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对党的抵制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③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①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的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5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①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①其结果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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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弟杀师傅，认钱不认亲[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上海著名流氓小八股之一的高鑫宝，以抢土（鸦片）、运土、贩土起家，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了一家丽都舞厅，自任经理，居然出入汽车、居住洋房，摆出一副阔佬派头。上海沦陷以后，高鑫宝更抖了起来，因为沪西歹土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曾替他开过汽车，还向高磕过响头，拜高做了“先生”（吴原拜青帮荣炳根为“老头子”，按青帮规矩，拜过老头子的不能再拜别人，否则便属“欺师天祖”，有犯帮规，为众所唾弃。但拜“先生”不在此列，因为拜“先生”不算正式进帮。）所以高与吴，不仅是主仆，且属“师生”之谊。现在高的“学生”在上海吃香了，高自然更吃得开了。时沪西歹土赌台林立，高通过吴世宝，搭上了李士群的关系，除在沪西的几家大赌台投资充任股东外，还凭着自己在公共租界里的恶势力，与捕房方面“兜得转”，在丽都舞厅楼上也开了一间半公开的小型赌台。倒也“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比它公开的舞厅还要赚钱。沪西的大小赌台，对76号每月都要送钱“孝敬”的，对吴世宝个人，也有“孝敬”。丽都餐厅楼上开赌台后，因地处租界中心，非76号势力所能及，所以高鑫宝的这只台子，把“月规孝敬”自动从略了。可是吴世宝的一只手，却伸了进来。这对高鑫宝来说，怎会买这笔账?再说高开赌台，李士群对他尚属眼开眼闭，你吴世宝过去挡过四儿盘（开汽车），磕过头，叫过“先生”，也算自己的底下人与小辈，却无半点情面，居然敢于犯上，心里委实恼火。所以对吴除不予置理外，还在人前背后大骂吴世宝，把吴世宝与他的一段历史，逢人便说，见人就讲。

高之所以这样，无非是藉此掀掀吴世宝的臭疮疤，冲冲自己心里一股乌气而已。事情很快地被西园赌台当年丽都舞厅的舞票老板李筱宝的女人告诉了朱顺林的老婆；朱的老婆又在无意中，在佘爱珍跟前漏了出来。这样一来，吴世宝当然也知道了，大为恼火。因为流氓最恨别人掀他的底，砍他的招牌，何况今日的吴世宝，已非往日的阿瞒，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对高鑫宝起了杀机。在1939年的秋末冬初，吴世宝暗地里派了他的徒弟赵嘉猷、唐万芝，将高鑫宝暗杀于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门前。在上海霸道了一世的流氓头子，竟死在自己的“高足”手里，这是他至死没有想到的。

高鑫宝被暗杀后，高的儿子尚德，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给谁杀的，觉得在他父亲的许多“徒弟”、“学生”中，这时以吴世宝最吃得开，于是亲自去请吴代为查究杀父的凶手。别看吴世宝是个一字不识的粗坯，对装腔作势，倒也另具一工，对小高的请托，居然装得义愤填膺似的，还说：所以一定要替先生报仇。

“这不是打我先生，简直是打我，”在高鑫宝大殓的时候，连高的衣裳、棺木，都是吴世宝送的。吴还当众对高尚德说：“丽都舞厅，与它楼上的台子，还是先生的事业，尚德你继续下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吴在表面上是撑了高尚德的腰，实际却把高尚德捏在自己手里了。至于在高鑫宝活着时他要不到的东西，这时却能如愿以偿；同时在场的那些流氓，倒个个深羡高鑫宝有这样一个好“弟佬”（徒弟）哩!

不久，李士群风闻其内幕，遂以此问吴世宝。吴在李面前不便隐瞒，只好承认。李以高已经死了，且是高与吴师生间的问题，也不愿使吴过于难堪，惟吴的行动事前未得他的许可，有违特务纪律，因此把吴训斥了一顿，便也了事。不意，这个秘密又为高尚德所知。高便以此去问吴，吴发誓赌咒，坚决否认。好在高也奈何他不得，只好隐忍下去。后经吴多方打听，才知道都是朱顺林闹的鬼，于是又预备要对付朱。事为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与卢老七得知，从中调停，又经佘爱珍力阻，才算了事。

高鑫宝的“事业”——丽都舞厅与楼上的赌台，在吴世宝的支撑下，由高尚德克绍基裘继承了下来；就连高鑫宝从长三堂子里娶来的绰号叫小老虎的老婆，也被其子接收过去，做了自己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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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的四次决断[转帖]

　　2008年9月29日，“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最新传记《滚雪球》新鲜出炉。传记作者爱丽丝·施罗德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这位“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并将点
　　点滴滴积累成册。虽然也是记录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决策力，不过现实的经济形势却让读者对这本传记的关注度有些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实原因是，就在华尔街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巴菲特开始出手，试图扭转危机。“股神”从2008年2月份就开始不断大笔吃进多
　　支股票，并建议政府出资8000亿美元，向陷入困境的部分美国债券保险商施以援手。但人们发现，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然急速下跌，巴菲
　　特也无力回天。

　　其实不仅是巴菲特，各国央行、甚至无所不能的美国政府都没有遏制住经济颓势。此刻，一个名字被大众广泛回忆起来，他曾传奇般的以一人之力拯救美
　　国经济，没错，就是J·P·摩根。特别是从1862年到1912年的50年时间，摩根数次翻云覆雨。现在看来，摩根在危机时刻的几次决断非常值得我们深
　　思。

　　1862，从黄金贩子到民族英雄

　　1862年，J·P·摩根只有25岁，大学毕业后在纽约邓肯商行已经工作了几年，业界也小有名气，不过由于经常受到限制而感到束手束脚。在了解情况后，父亲老摩根为他在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一幢建筑里，租了一间办公室——摩根商行。

　　同样是这一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爆发，战争债券备受青睐，交易也十分红火，华尔街证券交易所也因此身价倍增。

　　一天，一个朋友与摩根闲聊，有意无意地说：“我父亲在华盛顿打听到，最近一段北军的伤亡惨重”。就是这一条关于战争的消息马上让摩根跳了起来：“如果有人大量买进黄金，汇到伦敦去，一定会使金价疯涨”。

　　朋友听了这话，对摩根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摩根的策划下，他们先秘密地买下400万〜500万美元的黄金，到手之后，将其中一半汇往伦敦，
　　另一半留下。然后有意地把往伦敦汇黄金的事泄露出去。这时，许多人都知道了北军新近战败的消息，金价应声而涨，于是摩根再把手中的另一半黄金抛售出去。后
　　来不仅纽约的金价上涨，连伦敦的金价也被带动得节节上扬，摩根大获全胜，发足了财。

　　随着战争的推进，美国联邦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联邦政府为了稳定日趋恶化的经济和支付购买武器的开支，决定发行4亿美元的公债。摩根凭借
　　自己敏锐的嗅觉，再次预感到发财的机会又来了。政府的代表找到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摩根，摩根则是信心十足，他答应政府承担2亿美元的国债发行。

　　开始，摩根并不急于发行公债，而是不断向美国的报界和新闻界施加影响，频繁参加新闻界举办的各种聚会。在各种场合，摩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战局的变化侃侃而谈，他的主张和言论也不断地见诸报端，发行国债的条件就这样日趋成熟。

　　万事俱备后，摩根进行了一系列慷慨陈词的演讲，煞有介事地大讲爱国主义，主张每个人都要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贡献力量，而且自己在一路演说的同时
　　慷慨解囊。在报界的推波助澜下，摩根发行国债的活动异常顺利，奇迹般地为美国政府发行了2亿美元的公债，而他自己在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大笔发行费的同时，
　　还俨然成了美国的民族英雄。

　　1894，做美利坚的债主

　　自1884年11月以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市场上掀起了抢购黄金的风潮。当时有个谣言很快传遍了华尔街，说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以
　　黄金支付货币的做法。克利夫兰总统担保这不是事实，但是用抛售美国证券换回黄金的做法仍在进行，致使国库告急，落到了几乎无力偿清债务的地步。

　　为了救济金库空虚带来的经济恐慌，就必须立即筹集到一笔巨额资金。政府财政当局的估计至少要1亿美元。摩根知道在这股抢购黄金的风潮中，政府已
　　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于是他同贝尔蒙商定，由他们两家银行组成一个辛迪加，承办黄金公债，这样他们既可解救财政部危机，又可获得高额利润。

　　但因为他们的苛刻条件，美国国会并没有通过这个建议，总统也难以接受。为筹集资金，当时的财政部长卡利史尔使出苦肉计，以超出面额的117点公
　　开募集5000万美元公债。这一招打破了投资金融界的惯例，欺骗了投资银行，也惹恼了摩根。所以，当这位财政部长匆匆忙忙赶赴纽约召集银行家寻求帮助时遭
　　到了冷遇。出于无奈，摩根再次被总统召入白宫，互相摊牌。这时候的摩根胸有成竹，甚至在同总统面谈时，也“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拘小节”，步步紧逼。

　　但不久后，当摩根再次被总统召入白宫时，得知国库存金只剩下900万美元，于是对白宫宣称，除了他和罗斯查尔组成辛迪加、使伦敦的黄金重新流入
　　国内，似乎没有第二种办法来解救陷于破产中的国库了：“现在，我手头就有一张1200万美元的支票没有兑现⋯⋯要不要我在这里拍电报，现在立刻汇到伦敦
　　去？”

　　克利夫兰总统不得不以去洗手间为名，每隔5分钟与在外等候的财政部长卡利史尔商量对策。摩根吸着总统讨厌的雪茄烟，耐心等待对方投降。

　　结果总统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不得不答应摩根提出的条件，白宫在华尔街面前甘拜下风。当夜摩根即取出大量美元交给财政部，帮助财政部渡过了难
　　关。摩根在向政府承包的公债价格与市场差价中就净赚了1200万美元，并且还安排了一项国际协议，在公债发行结束前，不用美元兑换英镑，也不购买美国的黄
　　金。这时候摩根在商业界的声望超过了美国政府，他在金融界的声誉无人能比，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界第一号人物。

　　1907，运筹帷幄，大兵团作战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逐渐好转，从1905年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崛起，如电力、汽车、化学等。

　　有这么多新兴工业的崛起，这一轮高涨本来可以指望持续时期比较长。但是，创业投机猖獗，这一轮高涨暴起暴落。在美国，这一时期大量个人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发行掺水股票，从中牟取暴利，这种泡沫最终引起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大肆举债，在股市上收购联合铜业公司股票，但此举失利，引发了华尔街的大恐慌和关于尼克伯克即将破产的传言。

　　银行纷纷收回贷款，股市暴跌，民众挤兑，几家大银行濒临倒闭。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几乎陷于停盘状态。

　　此时，摩根正在欧洲旅行，当他返回美国时发现副国务卿兼财长布鲁斯·科特在码头接他，并交给他一个信封。摩根回到办公室打开信封发现是国库的钥匙，当时美国国库仅存2500万美元，美国政府把希望又寄托到摩根身上。

　　当纽约证交所主席来到摩根的办公室求救时，他声音颤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筹集到2500万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将会破产，他除了关
　　闭股票市场将别无选择。下午两点，摩根紧急召开银行家会议，在16分钟里，银行家们筹足了钱。摩根立即派人到证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将以10％敞开供应，交易
　　所里立即一片欢呼。仅过了一天，紧急救助的资金告罄，利息再度疯长。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已经倒闭。摩根赶到纽约清算银行，要求发放票据作为临时货币以应付
　　严重的现金短缺。

　　11月2日，摩根开始他的下一步“拯救”计划，对象是风雨飘摇之中的摩尔斯莱公司。摩根将纽约金融圈子里的大腕悉数请到他的图书馆，共商救援计
　　划。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赶往华盛顿，务必在下个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场开盘之前，拿到总统老罗斯福的批准。银行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一生
　　积蓄的成千上万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权危机，老罗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来稳定大局，他在最后时刻被迫签下城下之盟。

　　在美国财政部将2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5亿美元）资金交付给摩根，就这样，摩根担当了美国央行的角色。摩根和他相识的金融大腕敲定了一套救市计划，在数周的市场跌宕之后，这次大恐慌最终落潮。

　　1912，沉没的前奏

　　到了1912年前后，摩根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摩根联盟。摩根联盟由摩根家族和摩根同盟组成。这一金融集团占有全美金融资本的33％，总值近200亿美元。另外还有125亿美元的保险资产，占全美保险业的 65％。

　　根据美国国会普裘委员会1912年的报告，摩根和他的亲信在100多个大公司中占有300多个董事席位。而对一些新公司，摩根还规定其所有有表
　　决权股票在他的信托公司存放几年，以确保投资受到保护。这300多个席位中只有20几个席位是摩根及其投资合伙人，大部分席位是各摩根所投资公司的管理
　　者。通过此公司管理者到彼公司董事会任职这种办法，摩根实现了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监督。

　　摩根联盟富可敌国，几乎控制了整个美国的经济这日益让美国政府感到如芒在背。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加强反托拉斯立法，而摩根财团首当其冲成为美国政府打击的对象。

　　l912年4月,摩根财团精心打造的泰坦尼克号豪华游轮沉入海底，这似乎是个不详的预兆。在这年的11月27日，75岁的摩根被迫参加了“金钱托拉斯听证会”。

　　“⋯⋯银行与信托都很讲究贷款者信用，而信用就该是财产的抵押，但据说没有抵押您也放贷，是吗?”众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普乔问摩根。

　　摩根神态自若、仪表威严地回答：“主席先生，请别忘了，这个世界上除了财产的信用，还有人相信人的信用。”

　　“请问，你是不是说谁都可相信，不管他有没有钱?”

　　“对!”

　　“即使他一文不名?”

　　“是的。许多身无分文的人到我的办公室来过，我可以当场开给他一张百万元的支票，如果我信得过他。”

　　“难道商业信用不依赖金钱与财产吗?”

　　“除了金钱和财产不是还有人格吗?”

　　“哪一项最重要?”

　　“当然是人格，金钱买不到人格!”

　　就这样，已经垂老的摩根做了自己人生最后一个正确的决断，3个月后的1913 年3 月31 日，摩根在去欧洲旅行途中去世，一个属于金融大佬的时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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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之外交观　[转帖]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其间用　　　　　　　　　
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　　　　　　　　　　
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　　　　　　　　　　
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　　　　　　　　　　
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　　　　　　　　　　
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　　　　　　　　　　
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　　　　　　　　　　
德纳失，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　　　　　　　　　　
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　　　　　　　　　　
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　　　　　　　　　　
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　　　　　　　　　　
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　　　　　　　　　
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　　　　　　　　　　
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　　　　　　　　　　
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　　　　　　　　　　
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　　　　　　　　　　
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　　　　　　　　　　
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　　　　　　　　　　
前来朝贡。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　　　　　　　　　　
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　　　　　　　　　　
责其处置之不当者无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　　　　　　　　　
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　　　　　　　　　　
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　　　　　　　　　　
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　　　　　　　　　　
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　　　　　　　　　　
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　　　　　　　　　　
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　　　　　　　　　　　　　　

《外交小史》　
　　 （清）佚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