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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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利用矛盾，争取主动[转帖]

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无数的谈判实践证明，作为谈判的一方，如果内部意见不协调一致，往往会陷于被动。因此，聪明的谈判者总是一方面尽力协调内部关系，做到步调一致，不给对手以可乘之隙，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对手内部的一切矛盾、斗争和缺口。周恩来便是这样的谈判高手，他能发现和充分利用对方内部哪怕是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抓住不放，重点进攻或实施分化策略，让自己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这也是中国****的法宝之一即统一战线在谈判活动中的具体运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在9月21目的会谈中，双方围绕中共军队的数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代表张群说，中共军队之整编数目应为十二个师以外另增几个补充师，并强调这是政府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除此以外，别无所谓最初数字和最后数字，亦无所谓过渡办法，其态度较为强硬。而国民党另一代表张治中则在张群说此话之前，曾表示中共军队数目至多不能超过五个军十六个师，另增几个补充师。显然，张群与张治中二人的观点有出入，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出人，穷追不舍地质问：“文白先生刚才所提之标准不是五个军十六个师吗？”尽管张冶中反复作解释，说这个数字乃个人之见，未获政府承认，但周恩来在日后的谈判中却重点主攻张治中所言之数字。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表态甚为恼火，有次两人为此事争论不休，张治中认为给中共二十个师可以接受，蒋则不同意。此时正好美国特使马歇尔进来了，问是何故，蒋板着脸说：“我正在和****的代表谈判！”最终在《双十协定》中，对方不得不承认“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反华顽固派杜勒斯开始是美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会议刚开了一星期，杜勒斯便因病回国了，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团长。杜勒斯一走，经验十分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看望周恩来，向他透露了史密斯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不满，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明智的信息。周恩来思索着点头说：“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就连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哟。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1954年6月16日，当周恩来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兴做了一个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当然，这是史密斯个人的意见，并未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果不其然，第二天开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史密斯借故离去，留下他的副手罗伯逊来主持。这位罗伯逊先生曾经在北平呆过，是一个反华顽固派。他一上来就批驳周恩来的话，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把昨天史密斯的表态推翻了。周恩来抓住史密斯与罗伯逊的差别，很严厉地责问罗伯逊：“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罗伯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很是狼狈。周恩来抓住对方内部的意见分歧，有力反击，第一次让美国代表在公众面前丢了脸。以后周恩来便重点找史密斯谈，就这样，周恩来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

如果说让罗伯逊难堪，还只是周恩来在外交场合利用对手矛盾的一个小插曲，那么，他对和平解决印支问题所采取的总的谈判策略，则是他利用对手矛盾的大手笔。在讨论印支问题时，周恩来客观分析了与会国的力量对比，采取利用英法与美国之间以及法国主和派和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及法国好战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一度已很渺茫的恢复和平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当时与会各大国的态度是：中国和苏联基本观点一致，在谈判中属于东方阵营；美国、英国、法国属于西方阵营，但西方阵营三大国参加谈判的目的和利益关系则各不相同。美国在印支战争中支持法国是从全球反共的角度着眼的，在支持法国的同时又总想排斥法国，企图取代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其参加谈判是想趁火行动，染指印支，并以此为基础遏制中国，故坚决反对停火。法国由于战争拖得太久，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困难，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对主战派构成重大压力，且主战派也意识到，如果战争继续，美国是否干涉都非好事。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新上任的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鉴于战场失利和公众要求和平的情况，希望尽早地达成协议，体面地从印度支那抽身，同时也不愿看到美国从中渔利。英国在印支战争中虽然是“旁观者”，但它的殖民势力范围与印支毗邻。它既怕共产主义浪潮冲击它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又怕美国势力大规模介入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还怕自己再度卷入同中国的战争。因此，英国需要印支和平的恢复。

周恩来对这些矛盾看得一清二楚，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就能使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而关键在于孤立美国。为此，他在会上和私下都对英、法代表团作了大量的工作。6月1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外长皮杜尔时说：“真正的危险是美国的干涉，这种干涉与法国利益、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利益都是不相符合的。”皮杜尔是主战的拉尼埃政府的代表人物，所以周恩来对他的工作的效果不太大。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皮杜尔也随之失势。周恩来抓住机遇，决定采取“拉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把，孤立美国及法国主战派”的策略。他对北越总理范文同说：我们要争取各国离开美国，接近我们，法国尤其是法国主和派是我们今天争取的主要对象。他建议范主动找孟戴斯会谈，主动提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具体意见，坚定其和平信心，顶住主战派的压力。6月23日，周恩来秘密前往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两人一见如故。周恩来说，法国对其前殖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法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应以“开明外交”来表明恪守这一传统。他表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第二天，即6月24日，孟戴斯终于会见了范文同。周恩来成功地促成了他们的对话。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一直相处得很好，这几乎与他同杜勒斯形同陌路同样地引人注目。也许是直觉的、细心的才智这一共同点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精确地把握住了艾登希望和平的心态，对他进行了成功的统战工作，使英国疏离了美国。

周恩来的纵横捭阖，助长了西方阵营中美国与英国、法国的矛盾，以至于它们互相埋怨和拆台，而这正是周恩来所希望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7月11日写信给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无可奈何地表示：“美国从四月初起就寻求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密切工作，以图采取一个强硬的共同立场，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后，法国外交部又反过来埋怨美国：“有美国人在，问题就更困难了。几个月来美国的印支政策惊人地变化不定。华盛顿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的考虑和选举的忧虑中左右为难，既受到反共斗争和对红色中国进行战争的鼓吹者的压力，又要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亚洲大陆的决定在选民中可能引起的反应，因而华盛顿的领导人从来未能制定并执行一条确定的路线。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国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因此法国除了与****国家进行谈判外，还不得不与我们的海外盟友进行一场货真价实的谈判，以说服他们不与最后解决方案公开决裂。”尽管美国、英国、法国并不一定十分清楚这与周恩来施展分化策略有关，但它们的互相埋怨却从反面说明了周恩来利用其矛盾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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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一
《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莳大尉等乘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

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

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

——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

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了下来。

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纪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阳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一百式运输机。

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

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2.7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自重即达4.7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九九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纪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

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真是迷雾重重。

首先，有的说法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

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一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

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塚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塚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

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

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中，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开始。

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

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纪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

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著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的奇特……

从哪儿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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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块月球陨石系误判[转帖]

　　2006年我国第22次南极考察中媒体曾经报道发现了“我国第一块月球陨石”。

　　陨石是除月岩之外，人类获得的太阳系其它天体的岩石。按国际惯例，为保证人类获得的每一块陨石的“真实身份”，国际陨石协会对世界各国获得的每一块陨石实行编号和命名制度，只有报上“户口”的陨石，其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国际公认。可翻阅
厚厚的《南极陨石目录与图集》，却没有收录“我国第一块月球陨石”。

　　记者就此采访了陨石的发现者、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杨挺。林杨挺教授说，“从南极回来后，在显微镜下观察该光薄片，没有看到预期的、月壤角砾岩特有的结构。进一步，将样品置于电子探针下对其中的各种矿物做化学成分的定量分析，结果证实了自己判断失误。”后来，在多个学术场合，林杨挺公开更正自己原先的判断，并在向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申报该陨石命名时，将其类型划分为灶神星陨石，编号为GRV　051523。

　　“在条件艰苦、没有任何检测设备的南极，科学家仅凭肉眼能发现陨石很不容易，对于陨石类型判断失误，完全可以理解。”国家海洋局魏文良说：“通过科学鉴定，科学家实事求是地更正了自己的失误，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科学精神’。GRV　051523虽然不是月球陨石，但同样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北京日报》2.2　张建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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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最低工资标准保就业是一厢情愿[转帖]

原广州地铁老总、现执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卢光霖，一向是两会上的明星人物。他说话直，常有“经典语录”。2月14日，卢光霖又抛出了一个有点“烫”的观点：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资标准了，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

　　应该说，“取消最低工资标准”是旧事重提——张五常等人早就讨论过；更与前几日被热议的“暂停员工带薪休假”观点一脉相承——危机当前，各种实用主义的抬头，是情理之中。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这些建议都是以漠视相关法律法规、无视劳动者基本权利为施行代价，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代价的付出，是不是太大了呢？

　　而且，试图用这些不靠谱的举措达到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就业的目的，都难免一厢情愿。简单的疑问是，“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后，那些付不起最低工资的企业，它们有足够的善心和能力不减薪裁员，或者是开辟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给劳动者吗？如果这些建议被采纳，最可能的结果是，在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员工们带薪休假的权利被彻底剥夺，企业更会无底线地压低员工们的最低工资；更可怕的后果是，各种法律法规保障下的公民基本权利，即便是在被戕害后，也无从诉求。如此后果，恐怕是这些建言者们始料未及的吧。

　　不错，在经济繁荣时期，《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框架下的各种公民权利，也没有被完全赋予；危机当前，员工们休假权也多被名存实亡地剥夺，最低工资标准亦未能被大范围地执行——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法律法规的搁浅，公民权利的被剥夺，应该引起相关方面足够的关注，用完善配套措施、加强施行力度等方式，确保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落到实处才对。但反观现实，卢光霖提出的“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唱的却是旗帜鲜明的反调。在此我们不禁要问：身为企业家的卢光霖，作为人大代表提出这一建言时，屁股究竟坐在哪一边？

　　危机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2000万失业返乡农民工之外，今年更有新增的610万大学生与往年未能就业的150万大学生叠加……在这种大背景下，上下一心开动脑筋保就业，成为当务之急。比如日前北京拟购买社会工作者岗位保障大学生就业；比如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提出从今年起，用3年时间组织100万未就业毕业生参加见习，如此等等，都值得激赏和褒扬。

　　对比之下不难发现，同是打着开动脑筋保就业的旗号，建议“取消最低工资标准”属“炒剩饭”、毫无创新之外，更有“站错队”的嫌疑——如果说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公民权利，是“大任务”需要从长计议的话，那么，作为为公共利益建言的人大代表，提出建言时广听民意，始终站在民生一边，是应时刻谨记的底线。以此判断，说建议“取消最低工资标准”的卢光霖站错队，应不算冤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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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词作者田汉:错综情路 三角恋情[转帖]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经历了两年关押的折磨之后，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去世了。死时医院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叫田汉，因为他太有名了，迫害者不得不将他化名为“李伍”，1979年，中央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追悼会。

　　　　田汉，被称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他创作的剧本达百部以上，其剧作展示了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轨迹。他的人生，亦如笔下戏剧般迭宕起伏，情路尤为艰辛：早年丧妻，中年丧子、离异，晚年与妻子天各一方、受迫害而死。本文还原了田汉一生中所经历过的几段感情。

　　易漱瑜 临终托孤“闺密”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3月12日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田汉六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易克勤带着三个孩子艰难求生。田汉自小聪慧，过目成诵，因此很得舅父易象（梅臣）的喜爱。易梅臣有革命倾向和维新思想，不拘封建礼节，他家中只有一个女儿漱瑜，因此，他把田汉当成儿子一样看待。

　　田汉得易梅臣的资助，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深造，而且赢得表妹易漱瑜的爱。舅父很喜欢田汉，觉得他可堪造就，想成全两人婚事，不料，妻子嫌田汉家穷，易梅臣很生气，但这事还是被搁了下来。后来田汉去了日本留学，他和漱瑜经常书信往来，感情愈见加深，但漱瑜的母亲想趁田汉在日本求学之际，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姓陈的大乡绅的儿子。而恰好此时，田汉利用学校放暑假回国探亲。在表舅蒋寿世的帮助下，漱瑜从家里逃出，和田汉去了上海，找到漱瑜的父亲。易梅臣没有责备他们，先让他们住上一阵子之后，便安排女儿和田汉一起去日本留学了。

　　1922年秋天，留学日本六年的田汉接受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的聘职，携已怀孕的妻子易漱瑜回到上海。田汉在留日期间，受到外国话剧影响，开始他话剧事业，于1924年1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物从出资、编辑、校对、折叠、发行等全由他和漱瑜勉力支撑，而由于心力两疲，漱瑜竟因此病倒，不得不在出刊第四期后宣告停刊。

　　1924年8月下旬，田汉带着漱瑜返回湖南养病，但病情没有多大起色，次年元月14日，漱瑜便永别人间了。漱瑜在临终时对田汉说：“我死后，你要为海男找个好妈妈。黄大琳是我的好朋友，我和她数度同学，情如姐妹，你要是能同她结婚，她会照顾好我的孩子的。”

　　黄大琳 欲说还休的分手

　　黄大琳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尽管临近毕业，功课繁重，她依然经常来探望漱瑜的病情。因着这样的关系，田汉到省城后，就写信把漱瑜去世的情形告诉大琳，又把一些遗物送给她，还把他作的十首悼亡诗给大琳看。从此，两人的通信便频繁起来。1927年2月19日，田汉与黄大琳在上海结婚了。

　　但只两年多的时间，也就是1929年11月两人便告分手。据《田汉评传》作者刘平指出，1949年后黄大琳曾经给田汉写过一封信（未发表的手稿），在信中黄大琳承认自己“缺点多，年轻好玩，没有尽到‘贤妻良母’的责任，缺乏政治头脑，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她说那时“年纪轻，不谙人情世故，不知道避嫌”，而做出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引起了田汉的疑心。

　　这麻烦事是指她与叶鼎洛的事，有一次叶鼎洛向田汉要路费到安东去，田汉一时筹措不出，黄大琳为了解决彼此的困难，当掉了自己的皮袄。她当时想，叶先生是自己中学时代的老师，又是田汉的朋友，所以就这样做了。而又有一次，叶鼎洛拆了床晒臭虫，却又头痛没处躺，黄大琳就让他躺在自己的床上（按：当时他们都住在南国艺术学院宿舍里），黄大琳坐在一边吃花生。田汉回来后看到这情景，“马上又走了”，后来“许久时间没回来过”，而她当时并不知道田汉为此事生气，所以她并没向他解释。

　　而此时田汉却又陷入另一个“三角恋”的战局里，黄大琳看到田汉与安娥的交往，还有和林维中的鱼雁往返，她心中极为气愤，于是她赌气到厦门去，想让叶鼎洛帮她找个工作，这更加重了田汉的疑心，并正式提出离婚。

　　离婚后，黄大琳在田汉的资助下，在1929年仲冬之际到日本留学。1930年寒假，黄大琳回上海探望堂叔黄衍仁。第二天清晨，田汉闻讯后便匆忙赶到黄大琳下榻的大东旅社。黄大琳万万没想到田汉会来看她。临别之际，田汉邀请黄大琳一道去家里吃午饭，想到此时田汉已和林维中结婚了，黄大琳辞谢了他的美意。为了不让林维中婚后的生活有一丝阴影，黄大琳在上海仅待了两天，就毅然回东京了。

　　林维中 慕才华大胆表白

　　而远在易漱瑜过世没多久，田汉在1925年《醒狮周报》上创办的《南国特刊》上，发表了许多悼亡诗，这些诗感动了一位苏州姑娘，她叫林素雯（又名林维中）。她当时在南洋教书，订了很多国内报纸，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些诗的。

　　林维中原先在上海哈同女校读书，因为天资聪颖而又勤奋好学，一直是学校里成绩优异的佼佼者。不仅如此，林维中长得风姿绰约。富商哈同的夫人因此相中了她，要她答应与她的儿子订婚。林维中得知后，便连夜逃婚到南洋。在南洋她过得很顺心，学生们喜欢她，侨民们也喜欢她，很多有钱的富家子弟追求她，向她求婚，她都拒绝了。她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于是她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表示她的同情与慰问，还说愿意照顾他的孩子和生活，帮助他“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且使他“无后顾之忧”。

　　田汉收到信后，认为林维中是个大胆热情的女子，很快回了信，并让林维中寄一张照片来，他也寄去照片一张，两人从此鱼雁往返不断。

　　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上海与田汉见面。这次见面，彼此都产生了好感。当时，田汉正在贫困之中带领学生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林维中听说田汉办学没有钱，立即把她积攒下的五百元交给田汉，表示支持他的事业。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在繁忙中，一个月之内他给林维中写了七封信，其热恋之情可见一斑。

　　然而在此期间，两人也曾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事情。田汉说：“南国社成立，经我三弟手向她借了一点钱，后来我五弟到星洲工作又曾托她照顾，也许是他们之间有些冲突吧，她忽然来信说：‘你们兄弟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于今只要你把我借给你的钱，全部还给我，一丝一毫也不多要。’我看了非常不愉快，我们兄弟怎么样是一般黑的‘乌鸦’呢？我平日不大喜欢谈到钱，尤其诧异的在相爱的男女之间，会如此计较到钱，而且一丝一毫也记得清楚！我对她开始幻灭。正当此时，中国革命潮流高涨，我认识了安娥，我转向了她。”

　　安娥 无法忍受“三角恋”

　　安娥，原名张式沅，又名张英， 1923年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学习，1926年与美专同学邓鹤皋结婚。1927年1月，安娥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刚到莫斯科不久，安娥听萧三说，邓鹤皋被捕，被判处死刑（其实是个误传）。后来，她同中山大学职员、地下党员郑家康联系上，与之结合。郑家康介绍她去苏联国家保卫总局，由此安娥开始她的特工生涯。1929年11月安娥回国时，中共地下组织正遭遇大破坏，不久，已回国的郑家康也被捕牺牲。

　　同年，经南国社学生左明介绍，安娥来到南国社，同田汉相识。这以后安娥便经常来找田汉，讨论文艺。安娥是个襟怀开放的女性，得知田汉已有婚约在先，心里虽很失望，但却能很快地把儿女之情暂放一边，她只要求田汉不要拒绝和她的文艺交往。

　　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江湾路一带，不能公开露面，于是安娥就成了他的联络人。由于工作上联系的频繁，两人遂产生了感情，并开始同居。而这时林维中从南洋回来，田汉又不能忘情于林维中，于是他就夹在两个女人之中。田汉说林维中从南洋回来时，“在我亲戚雷家与我流涕相见，我甚至要安娥替我租好房子与林女士结合”。而安娥照办了，她的感情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因为当时她已怀有田汉的孩子了。

　　1931年初，田汉终于和林维中结婚了，但婚后田汉仍不时到安娥那里去，也因此引起家庭的纷争。同年8月，安娥生下儿子田大畏，但此时正值左翼戏剧运动高涨时期，安娥立即化名丁娜加入大道剧社，参加演出活动。不久，安娥因工作繁忙，带着孩子行动不便，加上她忍受不了这三角恋爱的痛苦，尤其田汉的母亲一直认为她是不正经的女人，于是安娥把孩子送回保定给母亲抚养。直到1932年“一·二八”时，她才返回上海。

　　难以取舍的“战争”

　　而据唐槐秋夫人苏之卉的回忆：“当时，田汉与林维中、安娥发生三角恋爱，吵闹不休。后来请阳翰笙、唐槐秋、任光进行调解。阳翰笙、唐槐秋做林维中的工作，任光做安娥的工作，才暂时平息下来。在此过程中，任光与安娥产生了感情。后来两人结了婚。”安娥接受了任光的爱，并骗田汉说孩子死了。

　　经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安娥为《渔光曲》、《卖报歌》等进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创作歌词。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更是历经岁月的涤荡，至今仍在传唱。

　　1935年田汉因政治倾向被国民党关押在南京时，每天早晨，看守他们的部队都唱《渔光曲》，田汉听了别有一番感触，他写下《狱中怀安娥》的诗句：“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据说林维中看到这首诗后，非常生气。

　　1936年，误传已经牺牲的邓鹤皋曾找过安娥。此时，安娥正同任光生活在一起，但她并不感到幸福，每年流产一两次，身体一直处于虚弱的状态。同年9月，她与任光同去南京，出狱后的田汉曾陪他们游览金陵名胜。抗战爆发后，安娥曾大病一场。而后她资助任光先后去巴黎和新加坡等地。但两人感情生活画上了句点。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次日，田汉从上海乘船向内地转移，在船上与安娥不期而遇。田汉与安娥之间的感情“迅速复活”。但当时田汉还是理智的，他“执拗地不能忘情于林女士”。面对三个儿女、两个家庭，“难于断然取舍”。而就在田汉“苦闷”之时，林维中却“一闹张家花园（文协所在地），再闹两路口车站”，使田汉“遭受社会非笑”，大大伤害了田汉的自尊心。

　　1945年2月，林维中的儿子田海云感染肾炎住院，不久病逝。林维中告诉田汉这消息，田汉没有回重庆，而是应瞿白音之邀去了昆明，这也引起林维中的强烈不满。田汉的解释是他得到爱子去世的消息时，“徘徊贵水边，仰天痛哭”，当即打电报安慰林维中，而因“丢不了工作”，他还是应了瞿白音之邀。事后，田汉认为爱子之死和林维中照顾不当有关，两人为此争吵不休。

　　抗战胜利后，田汉与安娥同机回到重庆。安娥带着儿子田大畏住在黄桷桠口中苏文协，而田汉则到九块桥与老母、林维中及子女相见。田汉发现，“几年不见，林女士殆无甚进步。而无理取闹的作风比前更甚”。安娥住在中苏文协，“林女士几乎每晚去侵扰，挖窗窥洞无所不至，而迄无所得”。

　　1946年5月4日，田汉到上海。10日，林维中从阳翰笙手里取走田汉从亲友处凑来的一百万元，并亲笔写了收条。田汉说，他回到上海后，一直不忍“对林女士娘家及亲友们”谈及离婚之事，他“没有想到林女士会真要这笔钱的”。

　　不久，安娥与林维中相继到了上海，林维中说她拿的是“生活费”。田汉说林维中除了在报上攻击他和安娥外，就是打闹、要钱。她毁坏田汉居室的纱窗，打碎玻璃，剪断电线，往屋里丢石头，撕毁并拿走田汉五十岁生日时各方友人如柳亚子、梅兰芳、臧克家等所赠联幅，及田汉所书条幅和一本《露和字典》。田汉屡屡迁居，她亦追踪而至，“侵扰不下十次”。田汉说：“她要根本摧毁我做学问的工具。”据说，林维中打毁田汉的书室后也曾写过一封悔过的信给田汉，但事后她又“重操旧业”（参见刘平：《戏剧魂——田汉评传》）。林维中类似的无理取闹之举前后持续两年多。

　　尾声

　　1948年2月6日，田汉与安娥结束在台湾的访问，搭机返回上海。他与林维中的“风波”也告结束了。田汉与安娥，历尽情感的折磨走到了一起，但是，平坦的人生又有几何？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经历了两年关押的折磨之后，在北京三〇一医院去世了。死时医院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叫田汉，因为他太有名了，迫害者不得不将他化名为“李伍”，1979年，中央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追悼会。

　　而早在1956年因中风失语并半身不遂的安娥，只得留在一间西屋，艰难度日。不能言语的她在见到亲人时，常会用大拇指和小拇指表示自己对各式人物、事务的褒贬态度。

　　1976年，安娥也在“政治审查”的迫害中，凄惨地离开人间。1986年，作为田汉生命中的一个女人的林维中也去世了。

　　○摘编自《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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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具有双重党籍、军籍的两国授衔将军[转帖]

　　20世纪20年代,东南亚各国团结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1924年,16岁的武元博从祖国越南来到我国广州,投笔从戎,解救众生。当他第一次听到国民党反动派诬蔑****人是“洪水猛兽”时,毅然取名“洪水”,并向世人宣称:我就要做个让人害怕的洪水将军!从此,他开始了32年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战斗生涯。

　　三次爬越雪山,两次被开除党籍。刘伯承拍桌子说:他是国际间谍,证据呢?

　　1926年,洪水由李富春推荐进黄埔军校四期学习。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秘密加入中国****,之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由于德才兼备、作战勇敢,1930年凭战功担任了红军12军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带领红军,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浴血奋战。他的第三次翻越纵横300公里的茫茫草地的经历,一时成了部队传诵的佳话。
　　1935年9月下旬,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强令左路军掉头南下,洪水正在左路军的红色干部团中,不得不再过草地、爬雪山,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磨难。而且,左路军在张国焘错误指挥下,被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屡遭重创,损失惨重,洪水所在部队被敌军打散。他孤身一人,化装成老百姓又返回雪山、草地北上。一路上,他靠吃野菜、草根维持生命,凭着北斗星一路滚爬向前。由于路途不熟,他走过不少弯路,他替人放羊和骆驼,讨吃要饭,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只有一个念头:去延安见毛主席。当他穿着又脏又破的藏袍,拖着枯瘦的身体蓬头垢面见到战友时,战友们都不敢认他了。
　　可是,这样一个忠诚于中国解放事业的红军,把中国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战士,竟两次被开除出党。在长征前,毛泽东被王明“左倾”路线排挤出中央领导层,洪水为毛泽东抱不平,在会上据理力驳,被扣上“高级特务”的帽子开除出党。全靠朱德、刘伯承的保护,才允许参加长征,但只能降格做中央干部直属队宣传员,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第二次是张国焘另立中央,挥师南下时,洪水跟随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左右,当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反对北上时,一腔爱党热情促使他公开跟张国焘争吵得面红耳赤,张国焘凶狠地泄私愤,把他打成“国际间谍”,第二次将他开除党籍,还设计暗杀。刘伯承当时气冲冲地拍了桌子:“一个越南人舍生忘死跟党中央走到现在,国际间谍?证据呢?”

　　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白求恩竖拇指:“洪,好样的,你真勇敢!”第二次手术后要他回国去,毛泽东致歉:“我们没照顾好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同样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洪水、白求恩很快成了挚友。洪水患有痔疮,走路痛苦不堪,不得不施行手术,但为了把紧缺的麻醉药让给前线伤残的战士,他死活不肯打麻药针。他闭上眼,牙关紧咬,任凭鲜红的鲜血从嘴角流出,他就是没有哼叫一声。手术结束后,白求恩擦着满脸的汗竖起大拇指:“洪,好样的,你真勇敢!”
　　1956年初,洪水体检时发现左肺上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阴影,决定手术治疗。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指示卫生部:“要请最好的医生为洪水同志做手术。”后来,他的胸腔被打开了,但他左肺靠近心脏部位却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恶性肿瘤。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根本不能进行切除手术,只好又缝合了切口。他清楚自己患癌了,含泪对叶剑英说:“感谢中央领导的关怀,我不去苏联治了,中央不要再为我破费了。”周恩来悲痛地请示毛泽东,要求批给洪水3万元人民币回越南治病。3万元在当时是个大数目,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月工资折合人民币才35元。他接受了这笔钱。然而,他把这笔钱的一角一分都留给了越南政府,他深爱他的祖国,深爱他的人民。他多次对人讲起总觉得有愧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1941年初,胡志明主席和越共中央好几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请回洪水抗日的要求,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成行。1945年8月初,他被正式批准回越参战,但因他懂法文、英文又精通中文、越文,“重庆谈判”又把他留了下来。当年11月初他才回国。这时日本已投降,抗法战争正开始,他取名阮山,任主战场南方抗敌委员会主席兼五、六两个战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越南中部地区战场上,他充分发挥主力军、游击队、民兵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注意发展生产,实行经济自给自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他总认为在国内呆的时间短,做的贡献太少,有愧于1948年1月越南人民军授予他的首席少将军衔。
　　毛泽东决定亲自为洪水回国送行。他紧紧握住洪水的双手含泪说:“我们没照顾好你,没照顾好你!”说这话时,毛泽东可能想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事。当时,考虑到两国关系,评衔的部门特意问了胡志明主席,遵照胡志明主席的意见,给洪水定为正师职少将。毛泽东知道后说:“这不适合,洪水同志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是否可以改为正军级?”但洪水本人并不同意改。
　　1956年9月27日,200多位首长和战友挥泪为洪水送行。洪水坐着毛泽东、周恩来坐过的专列离开了中国,永远离开了中国。10月21日,这位于中越两国人民都有着丰功伟绩的将军与世长辞了。第二天,越南举行隆重的国葬。

　　两国婚姻,洪水哭道:我一生对得起六万万中国人民,却对不起一个中国妇女。

　　洪水第二任妻子原名陈玉英,洪水给改为陈剑戈。剑戈系1934年太原女师毕业,“七七事变”后回家乡山西五台县做妇女工作。洪水当时任五台区区委书记兼动委会主任。两人相识后相知相爱,于1938年结为秦晋之好。
　　1945年洪水调回越南参加抗战时,这对恩爱夫妻洒泪依依惜别。后来,洪水跟年轻姑娘黎恒熏组成了家庭。其实,洪水不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他的再度结婚事出有因。奉令调回越南参加抗战的越南革命家李班有次来中国,不知听谁说起过陈剑戈带着两个儿子撤离延安时被飞机炸死一事,李班信以为真,回国后告诉了洪水也告诉了组织,洪水当时如五雷轰顶,肝胆欲裂……
　　洪水第三次来中国,是带着黎恒熏和两个孩子来的。当知道陈剑戈和两个儿子还活着并且苦苦等他团聚时,他顿时昏了过去。之后,黎恒熏姿态很高,主动把选择权交给陈,而陈剑戈的境界更高,毅然把痛苦留给了自己,把幸福让给了黎恒熏。洪水和陈分手时悲痛欲绝,顿足道:“我一生对得起六万万中国人民,却对不起一个中国妇女。”
　　陈剑戈曾调往北京市教育局任处长、副局长,1987年退休。1998年3月,84岁高龄的她第一次去越南婆家祭奠亡夫,26日,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接见她时说,你们这个家庭是越中两国一家人的代表,洪水——阮山的名字永驻越中。
　　陈剑戈一直没有结婚,她的心里只有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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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们未遂的“成家计划” [转帖]

作者：王外马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44年11月底，骑兵团奉命归建。

这一次作战出去了小半年，如今要回根据地了，大家都很高兴。当初开拔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离开这么久。回去的路上，连长有点担心放在留守处的一窝小鸡会不会已经成了鸡骨头，指导员却挺乐观地计算回去以后每天能捡几个鸡蛋。

二排长刘春雷很久以后都还记得，在行军途中一个景色优美的傍晚，他们一帮年轻人——连长周开树（1948年牺牲）、指导员蔡修仁（1945年牺牲）、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一排长高奎先（1945年牺牲）、三排长赵玉亭（1945年牺牲）……从鸡肉的烹饪手法谈到办婚宴酒席，最后再讨论到成家过日子，个个兴高采烈。当时，这伙人中只有周开树有对象，大家一边听连长“介绍经验”，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走着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王元力说：“你们发现没有，在河北吃饭，端着大碗到处跑；这次到南边去，他们坐在门口吃，把好菜堆在碗口上；而咱们河南这里，家家吃饭关着门，吃好吃孬全看不见。”大家都说：“没错没错。”“有趣有趣。”

正说着，队伍进了村。忽然看见道路两旁蹲满了吃饭的村民，面前又是碗又是碟的，一伙八路都愣了——这才出去几个月，怎么当地人吃饭就改规矩了？

原来，各村都成立了村委会，开展减租减息和“讲理运动”。以前，冬天打场垫土、通渠修路都是白干活没报酬的，现在经过协商决定：穷人出力干活，富裕人家管饭，还规定要有四碗（炖菜）四碟（炒菜）。为防止地主耍赖，干活的人都在路边吃饭，由干部们来回检查：“张家的，怎么只有碗没有碟啊？”“老李家的！你家的碗这么小，太抠门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地主富农也顾及面子，赶紧回去补足补齐，于是碗越来越大，碟子也越来越多……这情形，让路过的骑兵们看得直乐。

19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19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十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同志还明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任务仍然很艰巨”，可更多的人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当时，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似乎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像土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但现在不同了，冀鲁豫各地都建立了****的政权，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待人和气，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年轻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找对象的风气，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乡村经过1942年、19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19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于是，前两年民间里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又被提上了日程。在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子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都眼热热地瞧着白马连、红马连，自然也就给刘春雷们的成家计划创造了条件。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春雷排长也有了对象。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别人私奔了。19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私生子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出家门，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调解，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自己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女子对大刘的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时常到庙里来探望姐姐，姐妹俩就为了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姐姐跑来替妹妹做媒，刘排长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妹妹的模样很俊俏。但刘春雷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通过观察，他认为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定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也美观起来，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来了个八路帅小伙儿当小女儿的未婚夫，不仅面子回来了，还能够享受军属待遇，有一亩半耕地可以免纳公粮。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春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19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揪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过她的。

这位姑娘名叫贺娟子，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替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两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春雷都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19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可是没想到，19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多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蒙，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八路军战士，虽然感觉莫名其妙，还是坚决执行指示。连长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可是，女人们就没这个觉悟了。刘春雷的那一位，以为是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不得了，直接跑到团部去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未婚妻也十分坐蜡，面对气呼呼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哭……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准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

可在当时，刘春雷排长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继续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能回家卖豆腐。对于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他只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他的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不是号召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吗，那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而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了？……

刘排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赴滑县作战，刘春雷终于能够借打仗的机会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19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春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姑娘。

骑兵宿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像步兵一样的先集合再出发，通常是开拔令下达之后，各部队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全团逐渐汇合在一起，上千匹战马排成长龙，人马欢腾，惹得乡村里的老百姓们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如果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就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檐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的前面。可走了二三十里地，刘春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早晨临出发时，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一排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扑上来的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副连长王元力赶过来解决了问题。

王元力在19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脸部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害怕他的模样，泼辣的贺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抗战期间****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斥候分队出去摸情况。斥候骑兵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况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吗，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两三百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像是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地盘，日军来了打日军，共军来了打共军，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巧遇上卫南县大队，两边就干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兵痞流氓，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四五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们越打心里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消灭了。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索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百来支步枪。况玉纯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吗？”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而去（这支游击武装就这么跟着主力部队向前跑，最后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五三二团，自己也成了响当当的主力）。

刘春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儿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就盼着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新四路，又问：“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趁敌人防备松懈，已经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蹲在路边休息啃干粮。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着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请示任务，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高兴，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训练大队。

晚上，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周围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的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骑兵们估计小王队长不会丢下他爹不管，一定会来救援。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援军出来，战士们都急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那个第三团则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军就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训练队，其他连队则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了，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他的建筑全是民房，训练队的人穿的是便装，他们丢掉武器到处乱跑，还真的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再加上这里是王泰恭经营多年的老巢，群众不仅不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搞得八路军不知道谁是匪军谁是百姓。

有人出了个主意：“训练队的人都是些财主少爷，咱们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抓起来，肯定没错。”刘排长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大刘正带着一帮人忙活的时候，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况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分析脸蛋身材，凭相貌抓人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春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先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刘春雷和指导员一起清点战果。听见战士们讲四连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跌落下去了。

经过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部队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这么远来找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吭吭哧哧了好半天，最后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就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有人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曾经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上路。可惜，王连长、刘排长甚至高排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刘春雷回答说：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945年1月，何庄战斗后的骑兵四连二排没有回到原驻地，这以后，刘春雷再也没有去过长垣县的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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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空姐的幕后故事[转帖]

　　外籍空乘的中国故事并非都像电影中那样光彩和浪漫。那些磕磕绊绊，乃是这家中国最大航空公司试图国际化的小小缩影。
　　德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和这些人在一起谈话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让他们谈谈对公司的看法。德国人说得很客套，韩国人说得很直接，日本人笑着不说话。

　　让他们在同
一家公司工作，老板又是中国人，显然更有挑战性。来自三个国家的职员，年轻女孩或者小伙子，构成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外籍空乘队伍。2000年，国航在中国第一次引进了外籍空乘人员——12名日本空姐。8年后，有106名洋空姐、洋空少在国航的中日、中韩和中德航线上服务。

　　长久以来，洋空姐被认为是中国航空公司的“形象工程”。实在一些的说法是，她们可以在国际航线上提供更加本土化的服务。

“黄金航线”的需求

　　2000年，国航引进第一批洋空姐的动机很单纯:保持在“黄金航线”上的竞争力。国航外籍和实习乘务员管理中心书记孙亚光回忆说，那时最大的不利因素是:“黄金航线”的乘客，特别是两舱——头等舱、商务舱的高端乘客以外国人偏多。

　　语言带来的不便和文化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日本航空公司的乘务员会蹲下来与乘客对话，而不是弯腰站在坐着的乘客面前。12名日本空姐“应运而进”。她们年龄在21岁到27岁之间，为日本外国语学院、成田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经过一个月培训后，她们分别加入国航的6条中日航线。不久，其他航空公司的外籍空乘也纷至沓来。

　　管理者一个津津乐道的事例是，过去韩国航线都专门再提供一次汤食，这让空乘人员在短短一两个小时的飞行中经常手忙脚乱。韩国空姐到来后说，其实在韩国人的饮食中，汤食并不是必需的。后来取消了这一次汤食，韩国乘客果然没有意见。

　　另一项因洋空姐保留下来的习惯，是回收外文报纸。过去一般只有从国外飞回来的航班上才提供外文报纸，到达中国后就全部扔掉。而从中国起飞的航班只有中文报纸。日本空姐在到达中国目的地后，将没有损坏的日文报纸收集起来，返航时拿出来发给有需要的乘客。后来，这成为国航国际航班的惯例。

　　面对本国空乘，外籍乘客也更为自在:日本乘客与中国空姐和日本空姐说话的音量和语气明显不同。孙亚光说，上了年纪的韩国乘客在招呼乘务员时，会习惯地轻轻拍到对方的臀部。这曾经令中国乘务员非常反感。

扔到办公桌上的工资卡

　　因为国家的外汇管理规定，有一次，工资未能及时打到员工的银行卡里。这个对国内员工稍加解释就可以谅解的事情引起了许多德国人的不满。一名德籍空乘收集了大家的银行卡来到客舱部经理赵园的办公室，把一叠卡扔在她的办公桌上，要求她当天必须把钱打入账户。

　　赵园说，从此之后她特别注意外籍员工工资及时到账问题。

　　这名年轻的德籍空乘后来跳槽去一家小的德国航空公司担任乘务长。离开时他还骄傲地向赵园表示：“我也要去做MANEGER了。”但是几个月后，他却提出再回到国航。

　　德国人经常对公司和管理提出意见，特别是对乘务长提出异议。“日韩员工往往会忍住，但是德国人一定要反映的”。

如何留住外籍员工

　　因为人数原因，只有部分航线的外籍乘客可以享受到本国空姐的服务。正如先前有人质疑的，数十名外籍空乘人员覆盖的范围毕竟有限。

　　不过人们显然忽视了，一家航空公司的国际化，不仅是它能提供符合各国乘客口味的服务。对于飞抵28个目的地国家、拥有48条国际航线的国航来讲，运营国际航空市场的经验和能力才是它成为国际级航空公司的核心。

　　现在，赵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留住这些外籍员工。目前很少有洋空姐在国航服务超过5年。

　　“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升空间有限。”赵园说，在中国各航空公司的数百名外籍空乘中，还没有出现过一名乘务长。这是多数航空公司的惯例，即使在美联航也是如此。

　　当然，中国还有着完全不同的职场文化。在日本，不同时间进入公司的员工之间有着严格的“前辈”、“后辈”关系。现在国航已经招聘了第六批日本空姐，但是如果把她们和第五批日本空姐安排在一个房间住宿，双方都会觉得不方便。

　　在中国，即使刚进公司的新员工也很少对老员工有如此尊敬的态度。这也会使国航的日籍员工感到不习惯。

　　离开国航后，洋空姐们大多还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国航是他们了解中国、接近中国的跳板，这对于德籍员工更为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1期　山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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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塘沽防守司令的命运[转帖]

　　60年前的1月14日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强大攻势，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13万国民党守军，活捉敌警备司令陈长捷。1949年1月15日下午，解放了天津。1月17日，国民党塘沽守军5万余人，乘军舰从海路南逃。
　　解放军占领塘沽后，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已被截断海上退路，北平成为一座孤城。
塘沽一战可谓意义重大。

驻塘沽的国民党军

　　1948年10月6日，国民党为挽救东北失败的战局，蒋介石由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第十七兵团司令兼塘沽防守司令侯镜如陪同，乘重庆号军舰到葫芦岛，当即下令侯镜如率4个军11个师的兵力，组成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当时的“塘沽防守司令部”辖驻唐山的第九十二军、第八十六军，驻芦台的六十二军，驻塘沽、北塘的八十七军，以唐山、塘沽、天津三地互为犄角之势。八十七军军长段沄任塘沽防守副司令。

　　辽沈战役结束后，1948年11月4日，侯镜如从葫芦岛撤回了7万残军。傅作义的军事部署是“坚守平津、力保海口”。因东北解放军行将入关，为加强防守天津的兵力，傅把从东北撤回的刘云瀚的八十六军、林伟俦的六十二军调到天津。塘沽驻军除段沄八十七军较为完整外，侯镜如的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第九十五师已残缺不全。傅作义为保住这条唯一的海上通道，又调去一个交警总队，塘沽驻军共5师1旅，兵力5万余人。

侯镜如与段沄

　　塘沽防守司令侯镜如，河南永城县人，1924年3月，22的岁侯镜如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5月，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毕业，在教导一团任排长。

　　1925年2月，教导团随周恩来东征作战，侯镜如经郭俊升介绍加入****。北伐中，侯历任何应钦东路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四十八团参谋长，东路军第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30年初，侯镜如被派往天津工作。次年，又被派往上海，不久，顾顺章叛变，党的中央机关遭到破坏，侯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从此脱离了党。

　　同年，侯镜如到山西晋城，投奔孙殿英并任第四十一军师参谋长，驻南京代表。后又通过关系到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任第三十军三十师参谋长、三十师第八十九旅旅长等职，1935年授陆军少将。

　　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2日，侯镜如率部随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北上抗日。1938年，侯镜如升任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台儿庄大战。1943年4月升任第九十二军中将军长。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主持华北军事，1946年，侯镜如任北平警备司令。1948年，侯升任第十七兵团司令兼塘沽防守司令。

　　塘沽防守副司令段沄，湖南衡阳人，1905年出生，黄埔四期毕业，后任国民党八十七军军长。

　　第八十七军是1948年9月由青年军二零八师扩编的，作为防守副司令的段沄，抗战时期任九十五师代师长时曾经是侯镜如的下属，但自驻守塘沽以来，段自恃出身黄埔系，遇事常直接向蒋介石和傅作义请示，并不完全听从侯的指挥。

　　按照中央军委最初的战略部署：解放军先打塘沽，截断北方几十万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再包围歼灭北平、天津之敌。

　　1948年12月20日，东北解放军切断了天津至塘沽之间的联系，东野七纵4个师，二纵、九纵各3个师，共10个师的兵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塘沽。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克天津，当天下午，塘沽守军即从无线电台得到了消息，段沄直接向南京发报后，连夜率八十七军3个师登舰逃走。

　　侯镜如在历史上同中共渊源很深，此时已同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系，见率部起义的任务已无法完成，1月17日晨，也带九十二军南逃。

不同的结局

　　天津解放，侯镜如未能率领塘沽守军起义，撤到上海。1949年6月，侯镜如任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率部驻防徽州。7月，侯军撤到福州，他指示部下曹仁凤、赖惕安率第三一八师在福州起义，被叶飞部改编为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侯镜如按照党的指示留在香港做对台工作。周恩来、李克农、安子文曾分别致电侯镜如，对其工作进行鼓励。

　　1952年7月1日，侯镜如从香港归来，10月，任国务院参事。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89年在七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4年10月21日，侯镜如因病去世，享年92岁。

　　再看段沄的结局。1949年1月下旬，段沄带八十七军从海路撤到上海，隶属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1949年6月，段沄被撤掉八十七军军长职务，改任台湾防守副司令。

　　段沄走后，该军被调往宁波整训，更换了师长，提拔二二一师师长、黄埔六期生朱致一任军长。

　　1952年，在台湾的段沄因“共谍”嫌疑案被捕，1954年2月3日，段被处决。

(《天津老年时报》1.12　邓俊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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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几次错失返乡“机缘” [转帖]

　　上个世纪90年代,张学良将军在接受海内外新闻媒体采访时曾多次表露了希望在有生之年回东北老家一趟的愿望。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少帅曾有过多次返乡“机缘”,然而造物弄人,直到夏威夷时间2001年10月14日20时15分,少帅辞世异国,他也没能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家乡。

　　少帅在“九秩华诞”后向美籍华人王翼教授表示返乡愿望,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特发邀请信

　　1990年6月1日,少帅90大寿之际,由国民党元老张群等发起的张学良将军“九秩华诞寿宴”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昆仑厅隆重举行。此举在海内外舆论界看来大有台湾当局为少帅平反的意味,也就是在这次“九秩华诞寿宴”之后,少帅在台的处境有了突破性改善。随后在1991年春节期间,少帅在台北对与之有世交之谊的美籍华人王翼教授(原少帅旧部东北军王树常将军之子)说,今年(1991年)上半年他要去美国探望亲友,可能逗留一段时间,下半年因适逢“九一八事变”60周年,他很想回沈阳去同东北父老乡亲见见面。为此少帅委托与大陆和台湾都有交往的王翼教授与中共中央沟通一下。中共中央统战部得此信息后便邀请王翼教授到北京与有关方面的主管领导面谈。王翼教授转达了少帅的返乡愿望,并提出一个请求:“最好由中国当局发一封邀请函件,以便对外有所交待。”这位领导表示:“北京欢迎张学良回来探亲访问,由邓小平或杨尚昆发邀请信都没什么问题。”双方最后商定邀请信函写好以后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通过王翼教授转交给张学良本人。世事多变,本来返乡计划进展到这一步是值得庆贺的,然而这次宝贵的“机缘”最终没能圆少帅的返乡梦。“问题”出在哪里?出在邀请信函的传递方面。后来邀请信函是以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名义发出的,但没能如事先商定的那样交由王翼教授转交给少帅本人,而是通过另一个渠道,委托一位当时在北京被奉为上宾的台湾人士传送的。据事后的分析,由于此人有某种政治背景,邀请信函难免会经由李登辉之手。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还很难断定就是李登辉封杀少帅的回归之路,但李登辉对少帅的返乡之举显然是有所猜忌的。加上其他几种变数,少帅的这次返乡计划功亏一篑。

　　1990年秋,少帅打算到香港参加一个婚礼后转回大陆,已申请到当时香港政府“两年多次往返”签证,原定的婚礼取消

　　少帅友人何世礼的孙子1990年时准备在香港举行婚礼,何世礼先生邀请少帅到香港参加婚礼,少帅欣然接受。当年少帅和赵四小姐计划参加完婚礼后在香港留住少许日,然后直飞东北,为此他们还向当时的香港政府申请赴港签证,香港政府很快就给少帅夫妇办理了“两年多次往返”签证。少帅曾在回忆此事时说,他要向当局报告,希望得到首肯,回大陆去看一看。当时李登辉权衡各方面的因素,最终决定对少帅的返乡之旅表示支持。至此万事俱备,少帅夫妇只等新人婚期一到就能实现返乡愿望。怎奈突生变端,何世礼的夫人突然病逝,给新人的婚礼留下阴影,按国人的传统,如果父母或直系亲属过世,除非在百日内结婚,否则就得等上好几年。后来婚礼没有推迟,但香港显然已不是新人眼中理想的结婚地点,婚礼改在加拿大举行。再者这种百日内的婚礼是不能宴请亲友的。原来是件大喜事,如今少帅若再去香港,对何世礼而言定会引发更多的丧偶之痛,这当然是少帅夫妇所不愿看到的。至此少帅的香港之行不得不取消,一场令海峡两岸关注的返乡之旅在意外中成为泡影。

　　1991年5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带着邓颖超的亲笔信飞到纽约,邀请少帅返乡

　　1991年3月10日少帅赴美探亲,临行前在台湾桃园中正机场接受了台湾《联合报》记者寇维勇、程川康的采访。当记者问到:“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少帅回答道:“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那里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时刻关注少帅近况的中共中央的注意。当时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原国家政协副主席、少帅从前的东北军旧部吕正操将军前往美国,转达中共中央的邀请,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邓颖超还为此亲笔给少帅写了一封信,委托吕正操一并带往美国。
　　当时正在美国探亲访友的少帅得知吕正操飞临纽约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先后三次接见了吕正操。第一次是在贝夫人(原名蒋士云,苏州人,当年为少帅的女友,少帅在纽约期间曾在她家中居住近三个月)的家中;第二次是在曼哈顿中区的一家瑞士银行的会客厅里;第三次是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里。
　　第一次见面两人相当激动,共话别后情谊,因在贝夫人家中不方便深谈,吕正操没有转交邓颖超的亲笔信。在第二次的会面中吕正操郑重地转交了邓颖超写给少帅的亲笔信。少帅接到信后十分激动,连忙戴上老花镜,把故人的来信连看两遍。令少帅感动的是邓颖超在信中特别提到她受邓小平的委托诚恳地邀请少帅能在方便的时候,返回祖国大陆看一看。当时少帅对吕正操说:“周恩来我清楚,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颖超女士,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和台湾两个方面。”随后少帅询问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领导人的情况,尤其对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在香港托人转送他国画《梅花》一事表示“感念不已”,并要吕正操转达他对邓小平的致意,表示如果有一天能回去的话,一定要去拜访“中枢诸公”。
　　第三次会见,少帅把他亲笔写给邓颖超女士的信交给吕正操,请他代转。在信里少帅深情地写到:“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国土。”言辞真切,少帅对国家、对友人的怀念跃然纸上。然而这次少帅还是没能够实现他的返乡梦。这次“机缘”的失去令国人尽感遗憾。事后少帅好友贝夫人在接受大陆学者赵杰先生的采访时不无遗憾地表露道:“那次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汉公”是友人对他的尊称)真应该回大陆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上回我看飞机都预备好了。”当赵杰问到那次少帅没能回大陆的原因时,贝夫人解释道:“我理解他(张学良),他是个很讲情面的人,因为李登辉给他假来探亲,让他出来玩一趟。他也想表现好一点,突然间不辞而别的话,不应该。”少帅的“情面意识”很重,他顾及李登辉的情面,认为事先在台湾期间没有和李登辉交流回大陆,而后在美国临时决定返乡的话是对李登辉情面的伤害。

　　1992年8月,大陆特派的迎接专机已经定好,突然少帅闻悉日本明仁天皇将于10月访华

　　1991年5月,少帅在纽约接见吕正操的时候,还见到了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当时少帅为这位挚友的后人题词道:“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一种思乡而又不能回乡的酸涩情感深含其中。但少帅并没有放弃回乡的愿望,用少帅自己的话说,他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
　　1992年8月少帅等待的“时机”到了,他的旧部东北军中某军长之子,一位美籍华人,为帮助他实现晚年的回乡愿望,特意自费在海峡两岸沟通、安排、协调少帅回乡事宜。少帅对旧部子弟的爱护深表理解,加之自己回乡的心愿由来已久,便对这位后辈的一系列安排表示同意。当时这位东北军的子弟与各方协商后,征得少帅的同意,制定了回乡的具体路线,即由台北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再转乘大陆特派到香港的专机直飞东北。那时大陆的特派专机已经预定好,就等着少帅到达香港的那一刻。不幸的是8月13日上午,少帅因患感冒引发全身发烧住进了台北市荣民总医院,经诊断为因感冒而引起的并发性气管炎,少帅深知此刻绝不能倒下,以军人独有的顽强的意志力与病魔抗衡着。少帅几十年来笃信基督,也许是他的虔诚早已感动了上天,第二天少帅的病情就奇迹般地趋于稳定,经过几日的住院观察少帅已渐恢复。对此少帅的主治医生都感到是一大奇迹,因为少帅毕竟已是92岁高龄。8月24日少帅在夫人赵一荻的陪侍下出院返回在北投的私人宅邸。出院后少帅的思乡情感愈发强烈,这次生病虽能很快康复,且对身体没留有大碍,但是下一次呢?少帅深知自己年事已高,于是因住院而耽误的返乡计划就很快地再次被少帅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返乡计划即将付诸行动时,少帅获悉日本明仁天皇将于10月份访华。少帅计算着,他9月份返乡,计划在东北老家至少逗留三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来势必与日本明仁天皇有一段时间同在大陆游访,这是少帅所不愿看到的。为此少帅取消了那位东北军子弟好意安排的返乡计划。

　　1993年,少帅曾计划与蒋纬国先生结伴返乡,江泽民主席表示:“必要时可派专机”

　　少帅从美国返台后,对家乡的思念并没有因为在美与家人的团聚而减弱分毫,在少帅的眼中,“家”的概念并不仅仅指“家人”,半个世纪的离别使得少帅对“家”的概念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1992年9月10日,少帅在北投的私人宅邸接受了来自祖国大陆的四名赴台记者的采访(这四名记者分别来自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考消息报社),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少帅首次接受大陆记者的采访。此前不久,少帅身体欠佳,因感冒而引发的并发性气管炎虽经治疗病情减轻不少,但毕竟已经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况且医生在出院前曾多次嘱咐要少帅注意保养,老年人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但少帅得知有来自大陆的记者要采访他时非常高兴,多少年了,大陆的朋友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他。少帅吩咐“一定要接待”。采访中少帅表示他对大陆的情况很了解,知道内地近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回内地,看看大陆的变化,我这个人是好动的”。在谈到家乡时,少帅说:“当然知道,我的家我是经常挂念的,台湾也是我的家,也是中国。可是一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老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
　　少帅希望的机会在1993年出现了。当时蒋纬国打算与少帅结伴返回大陆扫墓、省亲。为此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行程计划,计划是:先回溪口,后至沈阳,再去西安,然后在西安召开一个历史研讨会,将举世关注的历史作一个交代。台湾丁中江作为蒋纬国的信使向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转达了蒋、张的返乡愿望,并详细介绍了蒋、张的内地行程计划,希望能得到内地相关方面的配合与支持。听完丁中江的介绍,江泽民对蒋、张携手返乡的计划欣然同意,并表示“必要时可派专机”。在得到江泽民的拍案定板之后,丁中江返台向蒋纬国报告,随后蒋纬国同少帅曾多次协商,具体安排。也许是蒋纬国为返乡计划太过操劳,也许是即将返乡的心情太过激动,在返乡计划即将付诸实践前夕,蒋纬国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更不巧的是赵四小姐得了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也住进了医院,她的病房就在蒋纬国病房的对面。在这种情况下,先期的返乡计划只能胎死腹中。
　　尾声:1993年少帅颅脑手术后赴美定居,此后少帅夫妇的身体每况愈下,困扰少帅夫妇多年的旧病未能痊愈,又有新的病症发生。1995年少帅的五弟张学森在回国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期间因病不幸在北京辞世,消息传来,赵四小姐愈发关心少帅的健康状况,从少帅的健康方面考虑,对他的返乡计划不得不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对此国人深表理解,谁也不忍破坏这对“世纪老人”平安幸福的晚年生活,少帅对“家”的思念只能化作大洋彼岸无奈而又深情的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