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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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利水《司法审判抽审制(20009年2月18日修改稿) [讨论]

司 法 审 判 抽 审 制

（提 纲）
（2009年2月18日修改稿）

赵 利 水

二零零九年二月 十八日 于北京

（注：原文于2008年2月28日结稿；同年5月9日获中国版权局著作权登记证书；同年12 月在法律与生活杂志发表；2009年2月18日修改；已先后在互联网发表。）

司 法 审 判 抽 审 制
（提 纲）

序 言

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如果人们信仰法律诚服审判结果，认同法律最接近真理，愿意用法律主张权利，就会对社会和谐稳定、人类发展进步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法是人世生活行为规则。先进社会的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透明公信。依法治国，要有法可依，法律条文的含义应该得到民众普遍认同，而不是只有少数人认知的含义。依法治国，关键在执法，执法为民，首先要建立公正、高效、透明的司法审判程序，程序的公正应当以人们看得见、能操控、可信赖的方式来实现。司法审判抽审制是在实现计算机自动化审判案之前，最佳有效的司法审判机制，是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重要因素。

赵 利 水

2009年2月18日于北京

一、司法审判抽审制 概要

（注：本文用词针对民事案件。刑事、行政案件和上诉及再审案件均可参照实行。）

司法审判抽审制是指司法审判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在全国范围内以随机抽签方式确定法官（按国家需要可以包括：陪审员、律师和陪审团）评审和审判案件的制度，简称“抽审制”。“抽审制”能够根除审判腐败、合理有效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促进建立民众诚服的司法权威。具有公正透明、高效准确、公信度高的特点。是一种科学先进、切实可行的新机制、新工具。

二、施行 司法审判抽审制 基本条件

（一）、经济发达和经济较发达国家或地区。
（二）、不同政治体制国家或地区均可根据国情，先试行、后改进。

三、施行 司法审判抽审制 对社会的影响

施行司法审判抽审制，是司法审判的大革命；是法治和民主有机统一的新起点和里程碑；司法审判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四、司法审判抽审制 和现行审判制度的优劣对比

（一）、现行司法审判制度的五大弊端
1、现有司法审判机制，结案时间长，致使人们不愿打官司。
2、个别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玩弄法律，违背法律本意，甚者践踏法律贪赃枉法，危害社会。
3、人为因素干扰大，侵犯人权，影响审判的公正性，滋生腐败，人们有理不敢打官司。
4．审判过程不透明，影响公信力，即便是公正的判决，案件当事人有偏见和疑虑也可能认为不公。造成上诉率高，致使申诉被否决后，产生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
5．对法官的考核管理不够科学，影响法官队伍建设；影响裁判决的正确率和准确率。

（二）、实行 司法审判抽审制 九大功效
1、用机制管人，实现司法审判公正、高效、透明，保护人权。
2、适合不同政治体制，比司法独立更科学、先进、可行。
3、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结案，成本低、效率高。
4、司法审判由狭域指定一人主断，改变成广域不定多人共断。结案的正确率和准确率显著提高，维护法律尊严。
5、大量减少上诉和申诉案件。基本消除因审判不公、程序不透明而产生偏见所导致的重复****事件和群发事件。提高对政府的满意度。
6、能够避免人为因素干扰，杜绝司法审判腐败，消除地方保护。
7、有利于法官队伍建设。每一次评审案件都是对法官的专业考核， 能够提高法官素能。
8、提高司法审判的公信度，变压服为诚服。人们愿意用法律维护权益，认同法律最接近真理。
9、有利于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五、实施 司法审判抽审制 纲要

（一）、宣传普及
实行司法审判抽审制，要进行广泛持久的宣传普及工作，使人们认清司法审判抽审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二）、国家立法 新旧制度共存 自愿选择 鉴别优劣
1、 国家要先行立项调研，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论证修改后，通过立法制定相关法规，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司法审判抽审制。
2、 国家初施司法审判抽审制，应先现在一个省、市或地区试点，取得经验成果后再逐步推广。
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永恒的主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鉴别新旧审判制度的优劣性，避免无休止的无谓纷争，减小阻力。国家可以采取新旧两种审判制度并存的形式，现有两种方式可供：（1）遵重当事人意愿，允许当事人各方共同选择其中一种审判制度。如当事人意见不一致时，由抽签决定适用何种审判制度。（2）对旧审判制度做出的裁决不服，提出申诉和审请抗诉的案件再按新制度重审；推陈出新是社会发展必然规律，新的先进审判制度符合广大民众意愿，落后的审判制度必将被人民和历史抛弃。

（三）、设立监督机构
国家设立监督机构，监督司法审判抽审制工作的正常运行。

（四）、颁布评定裁判案件的国家标准
1、司法审判的核心结果就是“有没有， 该不该，多与少”。即有没有违法、违规、违约行为，该不该有某种行为，该裁判多少年、多少财物、该不该做。
2、国家要制定出科学合理、有效可行的文字化、数值化的评定裁判标准。“有没有”和“该不该”按少数服从多数确定，“多与少”按全数评审报告书的综合平均值确定。公布于众，严格执行。

（五）、保护少数民族和劣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治区域、少数民族和劣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通告合法的地区法规和合理的地区差异标准。

（六）、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官、律师、陪审员和民众信息库
1、国家将任职法官按资历等级、专长、民族等分类建成全国性的法官信息库。
2、按照律师资历、专长、民族等分类建立律师信息库。
3、建立陪审员信系库。
4、如国家需要陪审团参与评审案件，亦应建立民众信息库。
5、法官、律师、陪审员和自愿民众统一编号，严禁泄密。
6、信息库纳入司法信息系统由信息中心支配。

（七）建立司法审判信息系统（包括信息中心）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审判专用信息化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系统（简称：“信息系统”）和其中的自动化信息资料交换中心（简称：“信息中心”）。信息中心通过信息系统对全国的庭审现场实施监控，同步摄录音像资料，安全、及时的自动传输案件资料信息；

（八）、改革审判程序 用机制取代人治 实现司法公正高效

1、分解撤销合议庭 去掉司法行政化 实现民主化
（1）将现行合议庭分解撤销。构建“庭审组”和“庭外评审组”简称“评审组”审判案件。
（2）将陪审团成员，分解为“陪审团庭审人员”和“陪审团庭外评审人员”简称“陪审团评审人员”两部分。
（3）我们将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和裁判的法官、书记员和陪审员或陪审团庭审人员统称为：“庭审组”或“庭审庭”及“新合议庭”。
（4）又将参与案件评审的法官、律师和陪审员或陪审团评审人员统称为：“庭外评审组”简称“评审组”或“评审庭”。
（5）撤销合议庭原有的审判长负责制的口头“合议”或“评议”案件的职能，改变成为庭外评审组成员人人地位平等、拥有相同权责、各自独立自主的以文字形式和数值化标准“评审”案件。去掉司法行政化，实现民主化评审案件。

2、改革审判程序 保障实体公正 除司法弊端 提高公信力
（1）将合议庭现行的，庭前准备——庭审——评议（合议）——裁判一体化的审判模式，改革成为，先由庭审组进行庭前准备和庭审——后转交评审组评审——再由庭审组综合评定裁判，相分离的审判模式。即先由庭审组进行调查取证和查明事实，后由评审组成员各自独立自主的，对既有事实证据与适用法律尺度进行认定和评审，并出具评审报告书。再由庭审组根据全数评审报告书综合评定，出具裁判书。（2）上述审判程序的改革，运用现代信息化互联网技术，实现审理、评定裁判与评审相分离的审判机制；构建科学先进、合理实用的审判程序，达到完全隔离，彻底消除人为因素干扰的效果；实现法官在异地不受任何干扰的状态下，真正能够凭着自己对法律的真心理解，独立自主、公正无私的评审案件；根除现行审判程序固有弊端，与其所导致的不公正审判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对法官的偏见和疑虑，提高司法公信力。

（九）、审判程序

1、立 案
案件当事人到有管辖权的法院递交诉讼状立案。

2、抽签确定庭审组和审判长 程序公正透明
（1）受理案件法院在限期内用抽签的方式确定庭审组（庭）成员和审判长。按国家需要，庭审组可以有法官、书记员和陪审员或陪审团庭审人员组成。
（2）除小型案件外，一般案件应有四名以上偶数人员（含一名书记员）组成“庭审组”。按案件大小难易程度确定具体人数。
（3）庭审组有三种组成形式可供选择：A、法官和书记员； D、法官、陪审员和书记员；C、法官、陪审团庭审人员和书记员。这三种形式均有一名法官任审判长主审案件（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员除外）。
（4）各种组成形式的人员配比、法官和陪审团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和采用何种组成形式须按国家需要确定。

3、庭前准备和开庭审理：
（1）庭审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开庭前的准备和开庭审理案件，开庭时庭审组和信息中心同步摄录庭审现场的音像资料，书面资料和证物用专用摄像镜头摄录，也同步传输到信息中心保存。
（2）鉴于，庭审所摄制音像资料的真实完整性和由于庭审记录不完整性的自身缺憾影响审判公正的因素，可以考虑取消庭审笔录事宜。书记员专注案件资料和庭审音像的录制加工整理及传输工作。
（3）为了弥补当事人在庭审时，因受环境气氛影响，导致情绪失控，发生口误或误解、误辩情况，而背离事实****，应当允许当事人事后补交辩解补正材料，作为评审参考资料。
（4）最后一次开庭时，庭审组出具书面评审意见，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原、被告各方，如都同意该评审意见就可以调解结案。否则，该评审意见传输到信息中心，作为评审组成员评审案件的参考资料。

4、随机抽取构建评审组 彻底消除人为因素干扰司法审判工作
（1）随机抽取构建评审组。最后一次开庭时，由庭审法官或当事人各方用抽签方法，确定由谁按照本文“第五、（六）条”规定，当庭在全国信息库中（不含禁止地区）随机抽取评审组成员。（按国家需要评审组可以有法官、律师和陪审员或陪审团评审人员组成）。抽取到的评审组人员代码底单是密封式，案件宣判前不准打开，案件宣判后当庭开封核对，如泄密或有误另行抽取，重新评审案件。
（2）、评审组一般有三人以上的奇数评审人员组成，根据案件类型、大小、难易程度确定具体评审组人数。（小型简单案件各方当事人均同意简易审判程序的除外）。
（3）、评审组实际上没有组织形式和隶属关系，各成员独立、自由存在。从司法审判方面来讲，评审组成员和当事人、上下级、同事、亲朋好友及成员之间等内外界人员，均无法取得任何联系。如此，彻底排除了人为因素干扰，评审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的凭自己的良知和真心理解的法律，公正评审案件。
（4）、评审组有六种构成形式可供选择：A、全部是法官；B、法官和陪审员；C、法官和律师；D、法官、陪审员和律师；E、法官和陪审团评审人员；F、法官、律师和陪审团评审人员；这六种构成形式均不设立负责人，法官、陪审员和律师及陪审团评审人员都以评审员身份，平等的权利参与评审案件；各种构成形式的人员配比、法官和陪审团两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和采用何种构成形式须按国家需要确定。
（5）、严禁受理案件法院成员和庭审人员进入评审组参与评审案件。并且，立案法院所在地的一或二级行政区域内的法官和律师，也不能作为评审组成员评审案件。

5、案件资料保密传送 屏蔽有关文字和音像信息资料
（1）庭审组或信息中心将摄制的庭审现场的音像资料再复制一份，删除涉密信息后备用。具体操作方法就是将诉讼状中和庭审中的涉及案件当事人和涉案人员及法院的名称、地址、通讯等有关的文字和声音资料删除，并将庭审人员和律师的的录像画面屏蔽，声音进行变声处理，甚至，可以考虑将庭审中的所有人员的声音做变声处理。但是，有的当事人不同意变声时，该当事人的语音可以不进行变声处理。另外，当双方当事人均不同意变声时，全部人员可做不变声处理，但须增加评审组人员评审案件。不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概率极低，大约接近零。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当事人的自愿原则。而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事人对变声处理的认可程度。
（2）信息中心将加工整理后的案件备用资料，分别转发至抽取到的评审组和陪审团成员。评审组和陪审团成员的身份和通讯信息要严格保密。
(3)评审组成员要立即对案件进行独立自主的评审，并按规定时间将评审报告书发送到“信息中心”。同时也要对庭审组的审理行为给予评定，如出现多数评审人员认为庭审不合格的情况时可发回重审。
（4）“信息中心”将案件评审报告书和评定资料存档备查，同时转发到受理法院。

6、庭审组评定和裁判
庭审组按照规定对评审组的全数评审报告书进行综合评定，以综合平均分数值或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出具裁判书。

7、宣 判
庭审组要及时开庭宣判（民事案件可不进行开庭宣判）。裁判书和庭审文字、音像资料及评审报告资料复制件同时交给案件当事人签收。当事人可在全国的司法审判信息系统查询核实案件资料。
8、执行结案
（1）、法律得不到最终执行是对法律的践踏和背叛，法律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修定法规加强案件执行力度和速度，每案必结。严厉打击恶意逃债行为。
（2）、建立国家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确保社会稳定。

9、广采民意
案件当事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庭审组、评审组和执行人员作出评定，出具意见或建议书，交与受理案件的法院，并发送到“信息中心”存档备案。

（十）、考 核
评审组成员的评审报告书、庭审组成员的庭审效果、裁判书的正确率与准确率得分值和当事人的评定意见分数值作为考核指标，与薪酬、晋级和任职资格挂钩，形成健全的司法审判机制。

（十一）、保障措施
1、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国家应用重典，严厉打击在案件审判和资料传送中泄密、徇私舞弊的不法行为，严厉惩处违法人员。
2、对重大案件、媒体曝光案件和能够推断出案件当事的案件，将评审人员增至九人以上，并加强监管力度。

（十二）、长效机制
国家将各项考核指标作为监督、改进完善审判工作的依据和立法、修法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案件当事人上诉和申诉的材料。从而形有效监督、不断改进提高、健全运行的审判机制，实现法治的良性循环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六、寄 语

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性，人们只能扬利抑弊、舍小利求大利。我们不能因为食物有副作用就不吃饭。空气有污染就停止呼吸。尽管司法审判抽审制不尽完美，但比当今现行司法审判制度优越得多，广大民众乐于接受，是真正受益者，衷心拥护者。主要阻力来自目前社会中少数不当得利者和既得利益者，但其无法阻挡司法审判抽审制的最终实现。

为了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早日推行司法审判抽审制，造福于民众！

赵 利 水

2009年2月18日修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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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永别大上海[转帖]

　　上海,这座20世纪的东南巨埠,国民党第二代领袖蒋介石在此崛起,成为历史风云人物,并赖为经济支柱,维持了22年统治。三大战役落幕,国共大决战胜负最后分晓,蒋介石无可奈何告别大上海,飘零入海。

　　严令固守三至六个月,指示大逮捕及抢运金银物资去台湾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消息传到浙江奉化溪口,退而未休在家乡遥控时局的蒋介石坐立不安,向左右哀叹:“家乡虽好,然未可久居了。”24日那天,他叮嘱蒋经国:“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25日午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去祖坟前拜别,并登山最后一次眺望故乡,然后由溪口至象山港口外,黯然神伤登上“泰康号”兵舰。舰长黎玉玺请示:“请总裁指示航行目的地。”蒋介石被逼下野不当总统后,还保留着国民党总裁之职,故下属改称他为“总裁”。
　　“到上海去。”蒋介石随之告诉随员,将赶往上海布置战守。
　　蒋介石不是后撤而去属前方阵地的上海,说明他非常之重视上海这一仗,原因在于,一则上海是他的发迹之地,又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不可轻易放弃;二则固守一段时间,把上海的金银外汇、战略物资抢运台湾,用作东山再起的资本;三则妄图把美英拖下水,盖因美英在沪上有巨大投资,战事拖长,有望得到他们的援助乃至直接军事介入,届时便可借助美英奇迹般地反败为胜。
　　4月26日下午1时许,“泰康号”驶抵上海复兴岛。为安全计,蒋介石在途中就已深思熟虑决定住在岛上。接到通知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高级将领,早早在码头恭候,兵舰靠岸后忙不迭地上船问候,簇拥着蒋介石上岸,住进了一幢戒备森严的钢筋水泥楼房。
　　蒋介石安顿甫毕就忙开了,连夜召集汤恩伯、参谋总长顾祝同、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炮兵司令邵百昌、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市警察局长毛森等会议,听取保卫上海的汇报。
　　会议开始,先由汤恩伯作主体汇报。他站在军用地图前,指指点点,讲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听得颇为认真,不住插话,当汤恩伯讲完后问:“能守多少时间?你讲实话,没有关系。”
　　汤恩伯夸下海口:“少则六个月,多则一年,绝无问题。”
　　“你的依据是什么?”蒋介石追问。
　　“国军以逸待劳,士气高昂,这是最重要之点。”汤恩伯侃侃而言,“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建造有永久性堡垒4000个,半永久性工事万余个,配备有现代化装备的国军40万,与海、空军协同组成主体防御体系,可称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嗯,很好。”蒋介石瘦削的脸庞上泛起了一丝笑容,“能守半年就算上上了,要求你守三个月,怎么样?我的战略意图你是知道的。”
　　“卑职明白,决不辜负总裁重托。”汤恩伯立正回话,斩钉截铁,“成功成仁,在所不惜!”
　　蒋经国点点头说:“汤司令构筑了上海的马其诺防线,我们要让上海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当毛森汇报到沪上反蒋势力频频“捣乱”时,蒋介石恶声恶气说:“凡是有嫌疑的人都抓起来,该杀的杀,非常时期不可手软,以免这些人造谣生事,影响战守大计。”
　　蒋介石下野前,业已选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当下指示汤恩伯及市党政头目,把尚未运完的黄金白银及战略物资,包括重要机器、车辆,甚至棉纱、布匹、纸张、暖气设备加速运送台湾。为此下令市政府征用所有能横渡海峡的轮船、木船,并严密监视上海的资本家,勿使他们向香港转移物资。
　　听完汇报,蒋介石就保卫上海作了方略性指示,末了训示说:“古往今来,无常胜之军,亦无常败之军。共军的胜利是暂时的,我们的挫折也是暂时的,务必受创而不馁,只要我三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不顾,坚守上海三至六个月是不成问题的。我这次来,要与各位艰难与共,共同保卫大上海。”

　　为安定人心公开露面,把两个儿子押上以示“与上海共存亡”

　　当时的上海已是风声鹤唳,士气涣散,社会秩序混乱,达官贵人纷纷逃离。为安定军心,蒋介石踌躇再三,决意作公开的亮相了,在27日提出说:“复兴岛离市区太远,要见的人太多,要了解的事又太多,诸多不便,还是迁去市区里住为好。”
　　蒋经国急作劝阻:“时局严重,**地下分子随处出没,市区内万分危险,父亲万万去不得。”随员趋声附和,七嘴八舌劝蒋介石勿离复兴岛。
　　蒋介石一副无畏气概,瞪着蒋经国厉声训斥:“你知道危险,我难道不晓得?此时此势,我若退避岛上,谁还肯舍命向前?”
　　就在当天下午,蒋介石在重兵保护下离岛进入市区,下榻办公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稍后不久,原本严加保密的他到上海的消息公开,汤恩伯更按他的叮嘱传达至每个官兵:总裁已亲临上海督战,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蒋介石更忙了,为了上海战守事不让一刻闲过,且看蒋经国的日记:父亲整天处理有关保卫上海的许多问题,时或召集地方人士会商,时或召集黄埔军校同学训话,几无一刻休息。每谈话时,总少不了这几句:“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应付危难,化凶为吉,变难为祥。”
　　国共和谈是蒋介石一手破坏的,是他宣称“中共《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随即操纵国民党中常委作出决议加以拒绝,逼李宗仁不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他始料不及的是,苦心经营的“江防”毁于一夜间,解放军横渡长江,向东南、中南、西南挺进,国民政府逃迁广州,由此引起反对派责难攻讦。为推卸责任,又为鼓舞斗志,他于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通过资深大报《申报》,发布了《告全国同胞》文告。

　　文告开头,蒋介石先作慷慨表示:中正虽然引退在野,为国民一分子,而对于国家的危难、同胞的灾祸,仍自觉负有重大之责任。际此忧危震撼之时,中正重申,誓与全国同胞共患难,同生死。
　　接着,他回顾了“严重时局演成”之经过,自我标榜“以最大之诚意,不惜忍让一切,以促进和平解决之成功”,大肆诬蔑中共方面“毫无谋和之诚意”。
　　末了,蒋介石作了自欺欺人的号召:渡江是**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失败的开始。我在抗战胜利后曾对上海大众说,用过去八年抗战一样的精神,方能获得真正的胜利和成功。这句话就是为今日而说的,不出三年,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4月30日,蒋介石在龙华机场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汤恩伯、陈大庆、石觉及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对淞沪防务再作详细了解,再作周密部署,并训示:“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到那时可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保护,我们亦会重新光复党国。淞沪之战,事关党国存亡大计,务必尽心竭力。”
　　为诱使广大官兵卖命到底,蒋介石于5月1日召集在沪的中央军校毕业生谈话,以老校长的身份大谈黄埔精神:“黄埔精神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早已证明了的。现在更需要恢复与发扬黄埔精神,接受教训,坚定救国救民的信念,保卫大上海。”根据他的授意,几个亲信发起成立了“中央军校同学会非常委员会”,发布行动纲领,旨要是发扬黄埔精神,决死保卫上海。
　　令蒋介石扫兴的是,一些黄埔系军官接到通知后,托故未来参加谈话会,更多的人拒不参加“中央军校同学会非常委员会”。
　　也是5月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见团以上军官,训示打气后,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我这次来了上海,就留下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与官兵共艰苦,与上海共存亡。”为表明他“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把两个儿子都押上了,当众宣布:“保卫上海政工方面的事,交由经国负责;并已命令装甲兵副司令蒋纬国,带领装甲部队来沪,以增强上海防务。”

　　拒绝李宗仁要他出洋,假惺惺保证“不再过问政治”

　　蒋介石到上海本是保密的,他的《告全国同胞》也注明“中央社溪口电”,只是为显示“亲自指挥战事,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才在上海公开露面。紧接着再作招摇过市,对此,蒋经国的日记有载:父亲又亲巡上海街市,一般市民暨陆海空军将士精神为之振奋,上海之混乱局势亦稍趋安定。
　　然而,令蒋介石烦恼的事接踵而至。5月3日,阎锡山奉李宗仁之命,自桂林飞到上海,呈交一份《谈话记录》,并转达李宗仁的话:蒋总裁如果不答应谈话记录中的意见,我就不去广州主持政府,让他另请高明,或是由他再当总统。
　　代行总统职权的李宗仁逃离南京后,因恨蒋介石幕后掣肘,使自己成了令不行禁不止徒有空名的假总统,气愤之下不去临时首都广州,而是去了老巢桂林。等在广州的何应钦、阎锡山等又是电报又是去人,催请他速来广州主政,蒋介石也曾电示海南军政长官陈济棠等,去桂林劝驾。李宗仁斩钉截铁表示:总裁若再不彻底放手,我无法行使职权,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辞职,让他复职。
　　经由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等说和,最后根据李宗仁的意见,拟就了六条办法,以《谈话记录》的形式,推阎锡山去沪面交蒋介石。这六条的大意谓:蒋介石既已宣布从总统位置上引退,就不许再在幕后指挥军事、干预人事、左右政府政令之推行;已运往台湾的金银外汇运回大陆,由政府调拨军政费用;蒋介石应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争取外援,免碍军政等方面的各项改革。
　　看过《谈话记录》,蒋介石怒气冲天,大发脾气:“德邻太过分了,对我竟然隔膜至此,诚非料之所及,大失所望!”
　　但他担心李宗仁真的躺倒不干,自己复出的时机又未成熟,考虑之下,不能不有所让步,于是复函作了如下的表示:总统职权既已公告全国由德邻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各项,德邻可依据宪法规定,有自由调整之权,我当然不应违反。
　　对于要他出国一项,蒋介石既感若是接受有失面子,又恐这一走全部权力失去,永无再出头之日,所以列举理由婉拒:“若复迫我亡命国外,实在难以忍受此种悲惨境遇。今强令我去外洋,并赋予我对外求援之责,如果争取不到外援,我岂非又将背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他可怜兮兮地说:“国内不许立足,国外又无法容身,中正为民主国家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痛哉哀哉!”
　　蒋介石请阎锡山回去向李宗仁多多美言,作保证说:“转告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决不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军事之行动,惟有遁世远行,一切不复过问。”
　　李宗仁再次轻信了蒋介石的谎言,飞赴广州主持政府维持残局。

　　度势不妙黯然诀别大上海,却制造仍在上海指挥战守假象

　　又有坏消息传到蒋介石处:5月3日杭州失守。京沪杭三角,只剩下上海一角了,且已处在解放大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他早已领教解放军的神出鬼没,据报已有大批便衣进入市区,又沪上屡有国民党军队弃暗投明,如“重庆号”起义,伞兵三团南调福州出长江口后北去解放区。不由得越想越怕,担心再在上海呆下去,恐会成为瓮中之鳖,或是再演西安之变,所以决计开溜了。遂于5月5日向蒋经国交代:“去准备好出发的船只。”又指明要吨位大的轮船,他有预感,是最终告别上海了,要将沪上贾尔业路(今东平路)行宫里的动产全部搬走。
　　蒋经国冒着滂沱大雨,前往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约见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道明来意,选要了4600吨的大型客货轮“江静号”。并严令船上已售出的客票全部退了,备好足够四天用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5月6日上午,蒋介石单独把汤恩伯召来,就上海战守的战略战术作了多项叮嘱后,掩上窗户,压低了声音说:“要尽力坚守,能守多少时间就坚持多少时间,实在守不住时就撤往舟山,相机去台湾。有台湾在,就有希望,所以一定要保存军队。”

　　有了蒋介石这几句交底的话,汤恩伯算是心中有数了,也算吃了定心丸,后来只守了半个月,就逃之夭夭。
　　当天午后,蒋介石去中山医院,看望了“民意代表”颜惠庆,劝颜去“复兴基地”台湾。颜虚与委蛇,不久投奔中共,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傍晚8时许,蒋氏父子悄然上了停泊在复兴岛的“江静”轮,船上原有的电台被封闭,架起了专用通讯设备,上下通道都有荷枪实弹的军士巡逻看守,不许任何人随意走动。
　　从这天清晨开始,好几辆军用大卡车穿梭往来于贾尔业路蒋氏行宫至复兴岛之间,往“江静”轮上运装行宫物品,有几个人才抬得动的大银箱,有蒋氏夫妻专用的车子与轻便轿子,连红木三联大橱和大铜床,也都抬上了船。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大小舱房及过道里,也都乱七八糟塞得满满的。
　　为航行安全起见,蒋介石命令船长徐品富:“天亮未亮时开船,天黑未黑时到舟山,途中不准鸣笛。”
　　5月7日早上6点钟,“江静”轮拔锚离岸,拐入黄浦江,驶向吴淞口。蒋介石透过玻璃窗,依恋地望着渐渐远逝的大上海,不禁悲从中来,喟然叹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毫不掩饰内心的痛楚: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我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今天黑暗重重,危险艰苦,但我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为防动摇军心士气,蒋介石严令对他离开上海秘而不宣,为此导演了一出出绝妙好戏。
　　5月9日,上海军方在威海路新生活俱乐部,举行追悼“永兴号”海军官兵大会,场上悬有蒋介石亲笔书写的“气壮山河”挽词。
　　同日,《申报》上刊登了《蒋总裁的近况》一文,按语中注明,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周宏涛,以“奉化故乡友人函询总裁近况乃复函答之”为由头发表的。文章介绍了蒋介石到上海后,如何废寝忘食听取汇报、召集会议、巡视阵地、接待来访,并称“蒋先生舍不得离开上海军民”。
　　戏,唱得实在是好,莫说市民,即使三军官兵,还都以为蒋介石果真留在上海不走了。“亲自指挥战事,与官兵共艰苦,与上海共存亡”。他们哪里知道,淞沪之战外围战役打响的前五天,蒋介石已神不知鬼不觉渡海而遁了。
　　别时容易见时难,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回到上海,1949年5月7日,是他与大上海的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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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转帖]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苏联****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
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
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人和苏联人民，一向
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
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
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来，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决不
会放松他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
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
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
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
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
来的。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
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
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
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
他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　　　　　　　
　　　　　　　　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朱　德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
　　　国务院总理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根据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人民
　　日报》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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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鱼鹭鸶[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该闻录》宋·李畋

开宝中，神泉县令张某，外廉而内实贪。一日自榜县门云:“某月某日是知县生日。告示门内典级诸色人，不得辄有献送。”有一曹吏与众议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辈知也。言不得献送，是谦也。”众曰:“然。”至日各持缣献之，命曰“寿衣”。宰一无所拒，感领而已。复告之曰:“后月某日，是县君生日，更莫将来。”无不嗤者。众进士以鹭鸶诗讽之云:“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

这篇短文的看点在于“外廉内贪”。

北宋开宝年间，神泉县令张某，外表清廉，内心实际上却很贪婪。一天，他自写一纸榜文贴在县衙门口:“某月某日是本知县生日。特告示衙门内的各级干部，到时不得献礼贺寿。”有一下官看后和大家商议说:“一把手把自己的生日挑明了，意思是让我们心知肚明。说是不得献送，不过是客气罢了。”大家说:“的确是这样。”到了生日那天，每个人都带了细绢去献礼，说是就当做寿缝件新衣服吧。县令来者不拒，只不过嘴巴上感谢几句而已，且一一叮嘱:“下个月某日，是我太太生日，你就不要再来送礼了。”大家听了，没有一个不在背后嗤笑的。一些进士还以写鹭鸶的几句诗:“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来嘲讽这位“外廉而内实贪”的县令。

鉴人之难，难就难在识别伪装。

据说清朝的中兴大臣曾国藩是懂相术的，《清史稿》记载说:“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他著有一部《冰鉴》，讲的就是其相人识人的心得。

而科技发达的现代，沈阳一家公司宣称研发出了一套“贪官识别”软件，通过系列定量心理分析，能判断公务员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程度。

“莫测是人心”，无论古代的相术还是现代的电脑软件，都难测表里不一、人格分裂的巨贪。

但尽管隐藏得深，贪赃总会露出马脚。

唐朝的裴佶也曾讲过一个“外廉内贪”的故事，说的是他的姑夫，政声清廉，一次下朝回家，口出怨言，说同僚都讲寿州崔刺史的好话，一定是都被他贿赂了。话音未落，门房来报:“崔刺史求见！”裴佶的姑夫正在气头上，拒绝相见。然而姓崔的死皮赖脸不肯走，姑夫只得让他进了门。但不一会，就听到姑夫吩咐仆人上茶，接着又吩咐设宴款待。裴佶的姑姑看不懂了，客人走后，问老公何以“前踞而后恭”。姑夫挥手打发裴佶离开，裴偶然回头，看见他姑夫正拿出一张上书赠绢千匹的单据给老婆看，脸上有按捺不住的喜色。

却原来貌似餐风宿露的仙鹤，竟也是一只偷荤吃素的鹭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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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转帖]

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

沈志华 2009年02月26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摘要〕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其危险来自于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于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欢迎，党内对此怀疑和抵触，毛泽东南巡进行动员。刘少奇等人主张通过政策调整缓解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则强调首先解决思想作风问题，并借助党外力量。南巡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运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实际上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反右，而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设计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见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114~115、124~125页；章立凡《风雨沉舟记》，《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第45页。最近李锐发表了《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仍然坚持这种说法。）但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毛泽东确曾设想并发动过一次党内整风运动，后来他感到“情况异常”，才转向反右。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且，整风本身在不同的阶段，其内容差别也十分明显。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借助党外知识界力量，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遏制****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后来转入反右派运动，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而运动后期的整风，则是在整个社会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党内整风转为全民整风。其中只有一点是贯彻始终的，即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的执政地位，坚持当时毛泽东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本文旨在说明1957年整风运动的缘起。

　　一、整风倡议：毛泽东试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波匈事件，特别是1956年10月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这种危险源自于国外反动势力利用国内的反革命力量推翻****政权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脱离群众的作风和某些方针政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至于在中国，毛泽东认为，经过镇反、肃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

　　早在苏共二十大提出批判斯大林问题以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思想混乱，1956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为了“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毕业班学生中，“分期分批”开展一次学习运动，“到1957年7月结束”。（《中国****宣传工作文献汇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3年，第1153~1154页）。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整风，但其意图是明显的，即通过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久，批判对象又加上了官僚主义（《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652页）。

　　这一阶段，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陆续披露出党内工作作风的严重问题。如湖北省襄阳专区在夏收预分中“发现许多农业社干部有严重的贪污行为”。长春市企业领导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平时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疾苦，妨碍了职工的积极性。内蒙昭盟地区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仅据8个旗县的材料，一年多来就发生非法逮捕拘留事件152起，预审及监所管理违法乱纪事件32起，非法搜查与捆打公民70起，因工作方法不当而造成的严重事件13起。由于干部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的做法和无视百姓生活的错误，浙江省宁波地区连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仅慈溪县就有91起，宁海县有78起，涉及的乡镇达60%~85%，而且“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内部参考》第119期，1956年5月30日，第557页；《内部参考》第1923期，1956年7月3日，第19~20页；《内部参考》第1990期，1956年9月13日，第320~323页；《内部参考》第1995期，1956年9月17日，第450~452页）。这不能不引起执政者的密切关注。

　　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也曾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他认为与苏共相比，中共虽然也有，但是并不多（《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1~102页）。不过，波匈事件发生后，他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八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接着又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至于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和风细雨”。（《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2~613页）。正式提出的整风，除了“学习文件”，又增加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但有研究者注意到，“全会公报的用词表明”，开展整风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呼吁而不是官方的指示”（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6页。公报的用词是“毛泽东同志号召”：“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6日）。胡乔木11月23日在社会主义学院讲述八大的基本精神时，反复讲到反对官僚主义和实行民主化，对整风却只字未提（《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91页）。甚至几个月后，康生在作报告时仍然认为：“二中全会主席提出准备开展整风运动”，只是一次“新的学习运动”（云南省档案馆：7-1-867，第28~33页）。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当时尚未就开展整风运动问题形成一致意见，更没有作出决议。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3个月后再次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张时，把启动日期推迟了半年。

　　在对执政党工作作风表示担心的同时，作为波匈事件的另一个教训，毛泽东也在密切注意社会上的思想动态。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重点讲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及少数人闹事问题。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不过，毛泽东很有信心地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对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时毛泽东确实谈到了斗争策略：“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原记录稿见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69，第1~4页）。

　　鉴于这种说法，有不少人认为，从这时起，毛泽东就在考虑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发动反右运动了。笔者以为，这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与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而所谓“后发制人”的策略，则是毛泽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一般方法和思维逻辑。从长期的发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转入如何正确处理大量出现的新问题——群众不满情绪引发的社会动乱和干部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况且后者往往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

二、整风动员：根本对立的党内外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年3月10日））。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开始谈论人民内部的种种问题。诸如对合作化的评价问题、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青年学生的政治学习问题，以及关于工商业者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问题。既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矛盾，就必须予以解决，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这两个方针自1956年春天提出来以后党内存在的疑虑，毛泽东强调，百花齐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争鸣就是也可以讲唯心论，但是这没有什么要紧的，对毒草和错误言论批评就是了。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2月27日））。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页）。因此，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有人提出，说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他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日））。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党内整风的动员。

　　会后4天，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共要“安排一次全党范围的新的整风运动”（《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毛泽东似乎觉得言犹未尽，决定再讲一次。于是，又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与以往不同，这次会议邀请了科学、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各界160多名非党人士参加，比例达全体与会者的1/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30~631页）。会议的议题是传达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连续召集了几次小范围的座谈会，一边听汇报，一边谈意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毛泽东同文艺界的谈话（记录稿）》（1957年3月8日））。显然，毛泽东不断地开会、讲话，就是要统一党内的思想。3月12日下午，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讲了7个问题，可以看做是对会上讨论的众多问题的总结。毛泽东肯定，这次会议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是有益处的，开得很好。他说：我们有两种会，一是党内的会议，一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会议，这次会议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来开，是第三种会，是好的形式（《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2日））。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或许是受到与党外人士轻松谈话时的乐观情绪影响，或许是受到党内外联合召开会议的新形式的启发，这时毛泽东感到****整风需要来自党外的帮助和推动。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听到毛泽东讲话，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徐铸成：《亲历一九五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第262~263页。不过，徐说在录音中听到刘少奇插话，这里有误。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因此毛讲话时，刘不在场。）章伯均听了毛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讲话的传达稿后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章诒和：《最后的贵族》，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第12、42页）。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158页。）

　　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下去之后，反响更大。3月6日至20日，全国政协召开二届三次会议，3月下旬至4月中旬，各民主党派也先后召开会议。与会者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反应极为热烈。大家众口一词，表示拥护毛的讲话（详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30~49页）。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双百”方针：冯友兰称赞这一政策可以“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垣说，毛泽东讲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反求诸己”，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王蒙也认为参加这次会议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号，第22~24页）。上海各界的普遍反映是：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讨论已成为“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正像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上述很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名人都是在听到毛泽东那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决心投入整风运动的，但其中多数人在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人们不禁会问，毛泽东此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究竟是真心实意，还是预设圈套？这里不妨再听听当事人的感受。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自谢泳《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62~263页。）当然，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人们的感觉，而是要搞清一个问题，即毛泽东此时提出整风的目的何在，是要打击党内的有害作风和腐败现象，还是要批判党外的错误或反动言论？从毛泽东当时（而不是修改后发表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看，答案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执政党失去人们的支持，所以整风的矛头也是对准党内的。因此，应该说毛泽东这时是真心要借助党外人士的力量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主张在党内遇到了重重阻力。

　　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有人说：“收是绝对的，放是相对的。”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说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不好，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第162~169页。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等4人的文章，文章对“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的形势和倾向提出了批评）。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毛泽东的讲话传达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对于在基层单位放手发扬民主和执行“双百”方针顾虑重重，怕“放”出错误的东西来难以收场，说“放”也可以的，但是“要首先解决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3~5页）。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的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5~18页。）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泽东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多数人表示拥护，但对若干原则问题抱有怀疑和抵触情绪”，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9~21页。）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不同意把这个报告再向下传达或贯彻。关于两类矛盾，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分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对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普遍反映是：对农民能用，对富农、反革命分子不能用；对贫农能用，对富裕农民不能用；对先进地区能用，对落后地区不能用。至于“双百”方针，认为城市可以实行，但农村不能贯彻。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内部参考》第2209期，1957年5月21日，第7~9页；《内部参考》第2213期，1957年5月25日，第20~22页。）

　　至于毛泽东提出的党内整风，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既然说整风运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3月26日吉林省委下发的一个通知就把正在开展的“学习八大文件，检查思想作风”的工作与将要开始的整风运动断然区别开来。通知明确说：“这次检查虽然是以整风精神进行，但不等于就是一个整风运动”，而只是“整风的思想准备”。（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39，第19~22页。）在他们看来，整风并非当务之急，到底怎么搞，目前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三、南巡讲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

　　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执政党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到南方巡视，亲自进行说服工作。临行前，他审阅并批准的《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中特别讲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指示还要求各地“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会议“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1~134页。）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42页）。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天津说道，整风没有什么可怕，就是学习和检查，对错误严重的同志要帮助他改正，但不用开大会斗争的方法。今年准备试行，明年再正式开始，党内这么做，党外自愿参加。（《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7日））。到济南又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人民内部矛盾就发展起来，解决思想问题，正确的方针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放得不够。****政府有工人、农民作基础，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批不倒的。批倒的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有时候还要借党外的力量帮个忙，叫做内外夹攻，把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18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4~285页。）在南京，毛泽东说：这些年知识分子还是有进步的，应该肯定这一点”，“民主党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提出“双百”方针和长期共存，这些方针应该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主张“要同他们讲真心话”，“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关于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些材料，譬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省、安徽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0日）。部分内容发表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5~287页。）

　　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做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他强调，整风只会增加****的威信，****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57年3月21日））。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作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他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不满地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54~661页。参见《毛泽东在听取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稿）》（1957年4月4日至6日））。

　　这次南方之行，党内外对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反响完全不同，对他触动很大，并引起了新的思考。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从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他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6~400页；参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12~823页）。

　　社会分配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农民、工人产生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7~388页）。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1~392页。）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88、389、397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3、395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5~346页。）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42~344页。）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就业问题，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0、391、394页；《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30~331页；《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294页。）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月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1~362页。）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人民日报》1957年1月29日）。2月6日上午，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要求制定若干主要农产品的比价，解决好收购和零售差价过大的问题，适当改变偏远地区某些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的现象。当天下午，陈云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1957年面临巨大就业压力，需研究解决办法。要建立退休制度，除少数必要外，职工到60岁应该退休，女职工可以更早一些（大约55岁）。会议还讨论了发展养猪生产的问题（《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6~367页）。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提高生猪收购价格，要求各地农村贯彻执行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并在供应饲料和收购价格上合理兼顾社员个人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以改变生猪生产下降的趋势。（《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7号，第75~77、87页）。2月7日，陈云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特别讲到不能把人民闹事“看成反革命”，对人民闹事问题的处理方法：提出要求凡是对的，都应满足；不对的，要批评；有困难的暂时解决不了的，要讲清楚，说老实话；除现行反革命外，一律不抓、不开除。（《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68~369页）。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业社必须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包括产品分配、银行存款、国家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及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的救济款等，决定社队问题要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参加生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28~130页）。3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允许合作社将小型役畜转给社员私有、私养、私用，或几户社员伙有、伙养、伙用，满足社员家庭副业生产
和日常生活对畜力的需要；同时适当调整菜牛和牛皮的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养牛的积极性。（《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3~374页；《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6~78页）。同日又发出有关春耕的指示，其中要求并社和转高级社的工作应该停止；过大的社可以根据本地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多数社员的意见，采取简便方式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8号，第70~73页）。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承认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指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的根本办法“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54~156页）。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透露中央准备在年内召开中央会议，专门讨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职工生活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企业中党、工会、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66~173页）。

　　所有这些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参见八届二中全会记录《刘少奇报告》（195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详见《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第75~89页））。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95、323~327、366~368页。例如，作者突出地指出，对于整风的目的，毛泽东强调的是批判官僚主义，而刘少奇始终把主观主义摆在第一位。其实，毛泽东有时讲话也把主观主义排在第一（见本文），而刘少奇有时讲话则重点批评官僚主义。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392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1页。）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5~309页）。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间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了。甚至到5月7日整风运动已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刘少奇在高级党校的谈话中仍然认为，整风就是“联系个人思想问题，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要“进行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刘严厉地批评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但强调应采取“妥协性的办法”处理，还特别指出，“凡是党内的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的，但如加上挑拨离间、破坏党的活动，也可以把这种矛盾搞成对抗性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50~251、258页）。毛泽东明确说，这次整风是解决党群关系，解决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并且邀请民主党派与****一起整风，刘少奇却在这里强调“同志间”的批评，解决“党内”的矛盾。毫无疑问，刘少奇的这种态度和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多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心声，而恰恰这一点，是毛泽东所不能赞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四、提前行动：毛泽东决定进行开门整风

　　面对党内普遍的消极情绪，毛泽东决定以《人民日报》作为突破口。《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却长时间没有对“双百”方针进行主动宣传。特别是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后，一直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毛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后，也迟迟没有动静，直到4月4日才在第7版发表了一篇通讯，内容只是各地关于此文的报道情况和读者来稿来信。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人民日报》：“违反了党中央的政策方针，为什么三令五申后，至今三月有余一直避不表态。《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一直不声不响，完全没有领导，领导权被别人拿去了。”（《林克日记》（手稿），第30~31页）。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南行时的感受使然。党内多数干部对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冷漠处之，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就有一肚子火，看见《文汇报》、《新民晚报》以及《光明日报》这些非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赞同鸣放，针砭时弊，感觉到“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到上海以后，一看《文汇报》、《新民晚报》搞得很热火，《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按兵不动，他就火了，就说要搞大鸣大放”（《胡乔木论中**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毛泽东为了推动整风，回到北京后接连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

　　4月9日，毛泽东审阅和修改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2年至3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此件以早发为有利”，同时又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急迫心情，一目了然。不过，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后来都没有下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1~422页）。其原因就在于通知中确定的整风开始时间——1958年，已经不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了。

　　4月17日至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开会（《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7页）。会议的内容目前尚无史料说明，但很可能就是讨论整风问题，因为4月19日这天，毛泽东亲笔拟了一个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检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并把讨论中“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各级领导的意见及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写成报告”，在15天内用电报（外地）和书面报告（北京）送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32~433页；吉林省档案馆：1-13/1-1957.72，第1~2页）。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中，调查之广泛、详细，要求之严厉、急迫，足见毛泽东急于打开党内局面的心情和决心。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几天中共高层的活动，不过，从周恩来4月24日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要立即开始整风的想法已经得到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认同。周说：“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搞通”，为此“我们主张从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整风主要是三个口号，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01~1202页）。

　　不等各地、各部门的汇报到手，毛泽东已经开始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新指示了。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彭真，谈了对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70页）。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文件（《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8页）。同日，毛泽东还亲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作为吹风，发至基层党委。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4~295页）。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稿作了修改，并批示：“准备5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51~452页）。2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讨论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06~607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37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放。看到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很满意，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该文重新拟了一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只作了几处文字改动。文件首先批评党的许多干部，“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文件指出，毛泽东两个讲话传达以后，“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文件最后还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尽管在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提意见。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关于整风采取的方式，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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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有良好关系的章士钊[转帖]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章士钊其人

　　章士钊（1881—1973），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律师。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他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创办《甲寅》杂志，倡导革新，反对专制，追随孙中山。北洋军阀段褀瑞执政时，下令禁止学生的反帝活动，压制北京女师大学潮，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时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曾被鲁迅先生斥为“落水狗”（近来有的学者撰文说，“三一八惨案”时章士钊在日本）。

　　章士钊与毛泽东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早年就曾与****保持密切的交往。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毛泽东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即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章士钊先生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先生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先生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9年9月，章士钊先生受中共之邀，参加开国大典，从此定居北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章士钊先生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的，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坦率直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希望党中央的领导要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毛泽东接到章士钊先生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先生的劝告，但也没有将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对他是客气的了。

　　1973年，章士钊先生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他向党中央提出再度前往香港探访亲友，寻找和平统一台湾的途径。他的想法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为此，周恩来总理还为章士钊此行安排了专机，并且特别为章士钊老人配备了医生、护士、秘书及警卫。章士钊先生此次前往香港，名为探亲，实则是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章士钊先生到香港刚好一个月，因年龄太大，加之气候不适，便病倒了，于同年7月1日在香港与世长辞了。骨灰运回北京后，于7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出席追悼会的有朱德、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及郭沫若等人，毛泽东还为他送了花圈。

　　章士钊先生一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他曾因留学与考察，到过日、法、英、德等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他是中国人中惟一一个与名震全球的心理分析大家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人。章士钊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钊全集》等，近500万字。

　　章士钊先生一生先后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叫吴弱男，吴氏原籍安徽庐江，出身名门，13岁时就曾留学日本，攻读英语。1905年，吴弱男参加同盟会，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吴弱男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任英文教员，随后吴弱男留学英国，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法政和逻辑。1909年4月，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先生与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生有三子：长子章可，自幼生长在北京，其后随母亲在欧洲生活了近10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他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那时的章可30岁不到，正是年少气盛之时，亲眼看到了纳粹党兴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情绪，受其影响，产生了一些对希特勒的模糊看法。为此，在肃反运动中，章可还被隔离审查过。那时，章可任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连院长的职务也被撤了。从此，章可一生潜心于绘画。由于他是搞艺术的，又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一切都要求尽善尽美，但他缺乏生活经验，加之性格又孤僻，社交圈极小，人到30多岁，婚姻大事得不到解决。对他的婚事，章士钊先生非常操心。一次章士钊托人给章可介绍一个警校姑娘，一见面，他就不同意。其原因是说那姑娘太严肃。后来父亲又托人给他介绍安徽桐城派作家方苞家的一个小姐，章可又说人家涂了口红，太摩登。就这样，他的婚姻一拖再拖，一直拖到60多岁，才结婚。章士钊先生二儿子早年在德国的格廷根大学攻读数学，回国后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三子曾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二子、三子不幸在抗日战争时期因病早逝。

　　章士钊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叫奚翠珍，苏州人，婚后收养一女。这个养女就是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女士。章士钊先生的第三位夫人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江苏无锡人。雪明珠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雪明珠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的入室弟子。雪氏婚后无子。

　　　　女儿章含之：毛泽东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1935—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翻译家，章士钊先生的养女。曾任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副代表、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并参加过中美建交会谈等重要外交活动。

　　章含之1935年出生在上海，生母是上海永安公司一名普通的售货员。据章含之女士透露，她实际上是一名私生女，生父是一个权大势大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小含之出世后，生父从她母亲身边夺走她，但是母亲坚决不给，母亲宁愿将女儿送给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为此，父亲请出了上海滩有名的律师出来调停，但也毫无办法，于是这位律师干脆说，既然这样，那么这个孩子谁也不给，就我抱走算了。这个律师不是别人，正是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将含之领回家后，交给第二位夫人奚翠珍细心抚养。从此，章士钊先生和夫人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1946年，章含之考入上海震旦女中后，章士钊还为她请了一位震旦女中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这位老师每天下午来章家后，用一个小时帮助含之复习功课。小含之很调皮，当老师一走，她就跑到离家不远的一个“作家书屋”去看一些不花钱的书，如巴金的《家》、《春》、《秋》等书。

　　小含之还酷爱话剧。在上海读书期间，每当曹禺的《雷雨》、《日出》公演时，她都一定去看。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出时，章含之每次必听。受其影响，那时的章含之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演员。有一天，也是她的父亲章士钊偶然得闲的片刻，父亲突然问含之将来长大了想干什么，含之脱口而出，告诉父亲说想演话剧。她万万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当即教训她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了书我送你出国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就不许进章家门！”为此，章含之当时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平时的章含之和父亲之间的沟通就很少。经过这次短短的谈话之后，章含之对父亲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使她又伤心又不服气。解放后，她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后，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期间，她先后演出了全本萧伯纳的《Augustus Does 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还在剧中扮演了黛丝德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章含之的戏后，说她颇有点演员的才华时，章含之总是会叹口气后打趣地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1949年11月，章含之随着全家迁居北京。初到北京的章士钊先生得闲每天教女儿含之读一篇古文或背诵一首诗词，可学了几天，含之就不愿意继续学下去了，对此父亲见女儿不爱学习，很是伤心。后来父亲要章含之同她大哥章可一起到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学习俄语，含之去了几次后，又不想去了。对此，父亲很生气，问女儿为什么不肯去，含之回答说：“这个白俄老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于是就严厉地批评章含之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

　　后来含之回忆起这件事就说：“父亲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还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贫血症。”1972年，章含之任周总理翻译。一次周总理在与外宾交谈时用了“越俎代庖”这个成语，章含之傻眼了，怎么也翻不出来。周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注：章士钊字行严，故称)的女儿为什么会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章含之听了周总理热情的批评，想到自己早年没有听父亲的教导，感到无限羞愧。

　　1950年含之开始进入北京五一女中读书，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含之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毛主席的家宴。正是由于她这次见到毛主席，导致她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

　　毛主席同章含之女士的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章含之父亲章士钊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挚友，经杨怀中先生的介绍，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在1919年时就认识了毛主席。毛主席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主席的亲属外，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含之的父亲以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等几位先生。毛主席事前通知这些客人时，还吩咐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女儿，王季范先生带着他的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先生则带着女儿章含之。饭前，毛主席与四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毛主席还问了他们几个人的儿孙辈的情况。含之告诉毛主席，她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时，毛主席很感兴趣，问了她的年龄后打趣地对她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含之：“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章含之随父亲参加过一些毛主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她同毛主席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竟然在只有10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主席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主席呵呵地大笑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章含之当时还以为这只不过是毛主席那天晚上酒喝多了，高兴了说说而已。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章含之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毛主席在寿宴那天同她说妥的，要她帮助主席学英语。主席很关照她，并要她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主席那里。含之父亲知道后很高兴。章含之同毛主席数十年相知，对女儿来说毛主席是个很随和的人。有一次，父亲章士钊还要女儿含之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主席。章士钊藏书较多，主席经常向他借书看。自从章含之经常去毛主席那里之后，她就成了父亲与主席之间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1971年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一书出版，当时章含之已调外交部工作，章士钊先生给外交部的代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送的书交给女儿，嘱咐她上班时带去，亲自交给姬、乔两位。章含之把这两套书带到办公室后有些犹豫起来。那时章含之女士从外语学院调外交部不久，对部里的一切还很不习惯，加之部里等级观念十分明显，司里的一些老科员对新来的她也不放在眼里，那里的人还喜欢议论别人，评头品足。章含之觉得，假若把书亲自送到姬、乔两位领导的办公室，事情传出来，人们一定会说她拿父亲的著作做进见礼，去攀上部长的关系。考虑再三，章含之还是将书放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柜子里。

　　过了几天，章含之突然接到乔冠华副部长秘书的电话，那位秘书说，乔部长昨天去北京医院看望张奚老(张奚若先生，当时外交学会会长)，听说章行老也在住院，就去看了他，章行老说他的一部《柳文指要》，自己题了字，并交女儿含之代交乔部长，但是乔副部长至今没有收到。那位部长秘书知道书仍在章含之手里时，就到她办公室亲自把两部书拿去了，临走时对章含之同志说：“含之同志，以后有给部领导的任何东西，请你不要压下来了。乔部长还怪我怎么不早告诉他章行老的女儿调到外交部来了。”章含之回答这位秘书说：“我在亚洲司，小科员一个，又不属乔部长领导，所以也没有去拜见！”

　　这一年的11月，联合国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章含之是代表团的翻译之一。乔冠华同志是在外交部六楼东侧的会议室里第一次召开全体代表团成员会议时认识了章含之女士的，自此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秋天，章含之与乔冠华结婚。

　　这时的章含之已经36岁，乔冠华部长比她大22岁。这是章含之在个人的婚姻问题上做出的第二次选择。在那个年代，这个选择无疑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在所有人眼里，爱情之桥无论如何也难以跨越22岁的年龄空间。然而，章含之用事实证明了人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真爱，可以飞越一切横在爱情之河上的障碍物。事实证明，婚后章含之一直深深地爱着乔冠华，伴着他共度患难，相濡以沫。

　　10余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夫妻真正快乐平静的日子只有一年。对他们二人来说，最大的不幸是感情总跟政治搅合在一起经历了不少麻烦。1983年的中秋节，乔冠华因患癌症去世，从此走完了他灿烂的一生。

　　就在乔冠华去世不久，有朋友问当时只有48岁的章含之女士，你与乔冠华经历了那么多苦痛，你后不后悔？章含之的回答是：爱是不可以后悔的。在乔冠华去世20周年的2000年，有人又问章含之女士，你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此时引用了女作家黄宗英的一句话作了回答：“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章含之女士将自己对丈夫乔冠华的无限思念，全部寄在她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该书详细而真实地记叙了她与丈夫乔冠华的相知相爱的全过程。

　　　　外孙女洪晃：“一个大女人”

　　洪晃，当代作家，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外孙女。著名女外交官章含之的女儿。洪晃的父亲洪君彦是上海人，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章含之女士的前夫。洪晃乳名妞妞。她出世时，外祖父章士钊给她取名“冕”，之所以取名“冕”，是外祖父取自王冕幼时放牛，后来成了画家，并做了大官，当了朱元璋的咨议参军的故事。显然外祖父希望自己的外孙女将来像王冕一样事业有成。加之洪晃也属牛，于是就取名“冕”。没有想到，当家里的人给洪冕到派出所上户口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将出生证明书上的一个“冕”字，误认成“晃”字。因此她的户口本上的名字就成了“洪晃”。那时要将名字改过来很麻烦，家里人也就将错就错。从此，洪晃一名就叫开了。1974年，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之际，中国外交部决定派出一批少年留学生，赴美求学。洪晃与现任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等5个孩子一起被外交部选为赴美的第一批小留学生，让他们从小去纽约闯荡闯荡。这批少年留美学生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空降红小兵”。那时，洪晃在这批少年留学生中龄最小，年仅12岁，年纪最大的是章启月，也未满14岁。

　　洪晃等5个孩子来到纽约后，进入纽约格林威治“小红房”学校就读，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地，每天代表团派车接送这5个孩子。当时，照看这几个孩子的老师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女士。张女士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幼儿教育硕士学位。这群孩子来纽约的一个多月后，张希先女士发现他们的英语水平提高不快，于是向中国驻联合国总部的领导建议，让孩子们住到美国人家里去留宿就读，只有到周末才回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住地补习汉语。从此，这几个孩子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1977年1月，洪晃等5个孩子回到了北京，被分到北京的几所中学继续就读。洪晃高中毕业后，考入美国著名的华瑟学院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和肯尼迪的夫人均毕业于该校。因此，洪晃很幸运地成为这两位美国第一夫人的校友。

　　大学毕业后，25岁的洪晃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并成为这家公司驻上海的首席代表。在这家公司工作期间，她获取年薪7万美元的高额工资。就在这时，即1980年，洪晃和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相恋。她之所以能够和陈凯歌走到一起，据洪晃自己所说，因为她那时到外企工作，工资颇丰，钱挣多之后，反倒觉得钱是一种挺俗的东西，于是特别向往艺术。所以认识陈凯歌之后，洪晃有一种被解放被解脱的感觉。她与陈凯歌在纽约结婚时，陈凯歌正在拍电影《孩子王》，应该说陈凯歌在电影事业上正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婚后，洪晃天天为自己的工作而忙碌着，而陈凯歌也在为自己的电影忙碌着。由于两人个性都比较强，都喜欢以自己为中心。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彼此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在坎城电影节上拿了金棕榈大奖，也就是陈凯歌在影坛上处于大红大紫之际，洪晃与陈凯歌终于分手了。

　　令人佩服的是被人称作“痞女”的洪晃，是一个十分厚道，待人善良的女人。许多人婚姻破裂时，不是大吵大闹，就是互相攻击，甚至不乏诽谤。而他们离婚后和离婚前，一切都是那么平静。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听到洪晃说过陈凯歌的一句坏话，甚至连一点小缺点也没有说。当有人追问洪晃为什么离婚时，她才说：“两个人婚姻的失败，是两个人对这份感情不够珍惜才出现的问题。两个人都有责任。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不记恨他人，走过来了就念一点别人的好。”

　　在与陈凯歌结婚前，洪晃也曾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位丈夫是美国的一位律师。由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她与丈夫的分手。当洪晃与陈凯歌分手后，在婚姻殿堂里遭遇两次挫折的她，并没有消沉失望，相反仍然保持着她学生时代的那份纯真与可爱。人到中年的洪晃在爱情领域还是那样浪漫，致使她而今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她现在的先生是一位法国人，比她大12岁，在法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据说他们相恋9年后才结婚。对于这位法国丈夫，洪晃似乎挺满意，因为她认为在她丈夫身上凝聚着浓厚的法兰西文化。正是这浓厚的法兰西文化，使洪晃从文化上找到了一种与丈夫平衡相处的生活基础。

　　洪晃不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事业上也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不甘寂寞的洪晃，28岁前毅然放弃年薪7万元的外资企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的职务，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编辑出版杂志。当人们对她的这一举动表示不可理解时，她却坚持自己所走的路。而今洪晃已成为中国互动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即总裁）。她旗下的《LOOK世界都市》、《青春一族》及《名牌世界乐》等杂志均成了都市畅销杂志。洪晃在事业上终于成功了。

　　有人说洪晃是个好女人，因为“她一笑满脸灿烂”，“平时她就吃炒饼，一点不挑食”。

　　也有人说“洪晃是个善良的女人，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不会装孙子”。

　　更有人说“洪晃是个好老板，虽然她霸道，她不讲理，但是她知道错就改”。

　　北京知名记者董慧说：“洪晃是一个大女人。”这话看来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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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如何“公开”研究中国[转帖]

　　从王进喜事迹分析出大庆油田地理位置
　　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大庆精神大庆人》的报道，这篇文章引起日本人注意。因为一直以来，日本都怀疑中国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大油田，但当时大庆油田还属国家机密，所以日本开始从中国的公开资料中搜寻相关信息，最后竟然根据“铁人”王
进喜事迹宣传中的一句话：王进喜在一个叫马家窑的地方说的“好大的油海，把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丢到太平洋去”，及其他的蛛丝马迹，分析出大庆油田的地理位置。据说日本人甚至根据报纸上一张炼油厂反应塔的照片推算出了大庆炼油厂的规模和能力。

　　新闻联播成“必修课”

　　日本各行政部门都已配备了研究中国的职员。与此同时，“研究”中国更为重要的主战场在中国国内，一线队员就是驻华大使馆的官员们。日本使馆官员时刻关注中国政府和媒体动向，央视每晚的新闻联播是他们的必修课。

　　除新闻报道外，使馆官员对中国的党政方针也是“了如指掌”。一位中方人士介绍说，他在和日本大使馆一位官员交流时，发现对方总是拿着一个小本子翻看，原来上面记满了中国的方针政策。一次，那位官员还在中方官员面前滔滔不绝地背起了“八荣八耻”的具体内容，由此可见日方对中国政策研究的细腻程度。

　　中国电视剧也成研究课题

　　日本政府委托民间智囊机构研究的，往往不是中国的某一个小问题，一般都是中国大的方针、战略，比如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下文简称“安保研”）在2007年接到的防卫省“布置”的研究命题是“中国的安保政策”。

　　该项研究的报告书具体分析了十七大上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防政策的发言。“对于推动国防现代化上，中国提出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同时发展的方针。但是，在这两者的优先度上却很暧昧。下一阶段的国防现代化中，具体优先发展哪个军种并没有明确提出，这可能与各军种之间对有限的国防经费的竞争愈加激烈有关。今后，这不仅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也会提高外国对中国的警戒心。”

　　在这份报告中，中国电视剧也被纳入研究范围。“中国的抬头也许伴随着与外国的对立。这种心理从《亮剑》的热播就能窥见端倪。这部电视剧的名字为亮剑，就是拔剑的意思。这两个字也包含了不管敌人多么强劲，也必须迎面直上的含义。”

　　从公开资料中咀嚼出情报

　　安保研在2004年还接受过防卫省（当时为防卫厅）的委托，研究“中国的国防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态势”。日方分析专家往往从军方媒体来揣摩军方用心。比如，在该报告中，有关“中日关系”的条目下，有以下一段分析：“解放军对中日关系比较慎重。日本12月份发表《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调整计划时，《解放军报》没有给出长篇评论，只是引用了新华社评论和德、俄、英等媒体的评论而已。在过去10年里，解放军媒体（主要指《解放军报》）的对日批判都比较少，可以看作是被党和军队的高层所控制了的。另外，也可以解读为中方认为日本对侵华战争还保持着很强的记忆，控制军方媒体也是为了避免给日本带来强烈的刺激。”

　　日本研究中国的用意

　　在日本，投入研究中国的资金要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日本情报系统规模庞大，各部门都重视对华研究。而调研员所引用的资料，几乎囊括了所有中国主流、非主流媒体和公开学术刊物。日本“研究”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持日本的优势。日本在研究中国上战略意识十足，并且又“专”又“细”。这些很大程度上缘于岛国危机意识的本性。这种危机感随着邻国中国不断强大而更为强烈。

(《国际先驱导报》2.5　秦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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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傅作义——有关北平和平解放的往事[转帖]

　　
　　傅作义

　　傅作义长女傅冬菊(现名傅冬)

　　加入中共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太原开始的，初二没上几天，日军就从北平到了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一带，太原很快就会发生战争。于是，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来到西安，进入铭贤中学继续读书。这里也不安全，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又迁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我到西安不久，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那天我把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还就刚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枪杀要求“停止内战”的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民主人士的罪行，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好好考虑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这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

　　我把父亲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是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

　　(《新民晚报》2.7　傅冬口述　董世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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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君共和与伪共和[转帖]

关于共和
共和的英文单词为Republic，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ublica（公共事务）。意思应该是，政治权力这种公有物，理应由人民共同享用，国家的公共事务应由人民共同治理，不为某个家族、党派、宗教、种族所独有，必须共享共治。共和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共和国的国家权力乃是受到限制和制衡之公器，国家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平等开放，由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并且不受个人的家族血缘、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种族肤色等条件限制。共和制国家的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被选举产生后在一个有限的期限行使国家权力，他们的继任者由选举他们的人来选择，现任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本身没有决定权。世袭国家则相反，世袭国家的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只能来自特定的家族、特定的政党、特定的宗教或特定的种族，世袭制度追求永远统治，他们的继任者由政府长官和国家元首自己选择或根据继位规则来确定。个人世袭的封建世袭国家的国王、君主只能由王室家族内部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来出任，集体世袭的党权世袭国家只能由某个特定党派的党员来出任政府长官和政府元首，集体世袭的神权世袭国家只能由某个特定的宗教集团的神职人员来出任政府长官和政府元首，集体世袭的种族主义国家只能由某个特定种族的人员来出任政府长官和政府元首。
虚君共和
虚君共和是指君主仅以国家元首身份存在，是一个虚位，并不享有政治实权，如英国。因为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法律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因此孟德斯鸠就认为“英国是个裹著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英国王室世袭的只不过是被剥夺了王权的一个王位称号，国王完全失去了对政府人事的控制权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定权，政府完全自由行事，不受王室节制，世袭的只是一个没有王权的王位称呼（有学者称之虚君世袭），如今的大英帝国活脱脱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虚君世袭王国。
如何鉴别“伪共和”？
“伪共和国”都实行集体世袭，分为神权世袭、党权世袭和种族主义三大类，这三大类共同的特点是强迫信仰和集体世袭。这三大类三个著名的代表国家分别是神权世袭的伊朗、党权世袭的朝鲜和种族主义的南非（1994年前）。以种族主义的南非为例，强迫信仰体现在全体国民必须接受白人“优等”种族应统治和奴役黑人“劣等”种族的政治主张，集体世袭体现在国家的政治权力只能由“优等”种族的白色人种来掌管。鉴别“伪共和”很简单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最低限度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就是伪共和国：
1、 最高领导者必须拥有与某个宗教相同的宗教信仰；
2、 最高领导者必须拥有与某个党派相同的政治信仰；
3、 最高领导者必须来自某个特定的种族。

伪共和之种族主义
宣扬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本质上有优劣之分，“优等”种族应统治和奴役“劣等”种族的政治主张。种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其极端发展是种族灭绝。
1961 年南非联邦改称南非共和国，自南非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之下。该政权为维持其统治和对非洲人的掠夺剥削，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特别是1948 年种族主义政党国民党执政后，以“种族隔离”为纲领，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令，将种族压迫法律化和制度化，建立了完整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主要法令有：《种族隔离法》（1951 年），把南非居民分为白种人、有色人、非洲人等等级，分别隔离，非洲人被赶到贫瘠的“保留地”内，而占人口总数不到17％的白人却占有87％以上的肥沃土地；《通行证法》（1952 年），规定非白种人必须携带60余种证件，否则一经查出，即遭监禁或罚款；《班图自治法》（1959），把非洲人按语言文化的区别分为8 个部落自治单位即“班图斯坦”（后称“黑人家园”），企图将所有黑人逐步赶到这些地区。1994年4月27日，南非正式结束了种族隔离的岁月。

伪共和之神权世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伊朗的政治制度是“伊斯兰共和制”，这种制度的基础是伊斯兰信仰，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宗教领袖在伊朗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神权至上的集体世袭制度。宪法特别强调，“世界和人类的绝对主权属于真主”。根据伊朗宪法，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神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最高领袖“ 法基赫”是一言九鼎的一把手，他不只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权威、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国家内政外交的最后裁定者，拥有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超权力。 “法基赫“行使统治权的关键机构是“监护委员会”，该委员会共12名成员，除半数是由”法基赫“直接任命的高级教士外，其余由议会在最高司法委员会提名的伊斯兰法学家中选任。伊朗总统议会通过选举产生，“ 法基赫”通过“监护委员会”实施候选人事先筛选制(the prescreening of candidates)。宪法规定“监护委员会”负责总统、议会和“专家会议”的选举，谋求这些民选职位的候选人资格须经“监护委员会”的审查。根据有关选举法规，所有登记竞选重要公职者首先必须在候选人表格上签字，表示忠于伊斯兰宪法和拥护“法基赫的监护”，下一步是“情报部”(政治警察机构)和总检察署的报告，最后是“监护委员会”的审查。审查的重要依据是候选人所在地的民兵组织、革命卫队和伊斯兰宗教领袖向“监护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候选人本人及其家人的政治和宗教表现的调查表。“监护委员会”不但有权否决候选人资格，而且负责监督选举、审批选举结果，尽管选举由内政部具体组织实施。 “法基赫”还在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附设完全由“乌拉玛”掌控的“政治意识形态局”。该机构的具体任务是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指导和监督，以确保军警和政府雇员忠于法基赫，军警和政府雇员须参加“政治意识形态局”的教士所办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培训班，并通过有关考试。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直言不讳地声称：“政治意识形态局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必不可少、存亡攸关的基础”。 另外，“法基赫”还豢养“伊斯兰革命卫队”， 维基百科是这样介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 为了预防伊朗的正规军叛变而另外成立的军队……..”。
伊朗的伪共和制确保了“法基赫”、“乌拉玛”们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哪怕全国99.9%的国民都改变宗教信仰，不再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法基赫”也能根据“伊斯兰共和制”的集体世袭制度牢牢掌控国家权力，并利用所掌控的国家权力推行强迫信仰。
伪共和之党权世袭
纳粹德国是最早的党权世袭国家之一，纳粹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俗称纳粹党）在取得德国政权后，宣布禁止一切政党和工会活动，纳粹党成为德国唯一的政党。迪特尔·拉甫在《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中写道：“剩下的只有‘唯一的政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附属团体。并公布法律，这个党被宣传为 ‘同国家不可分地连在一起’”。 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另一个早期的党权世袭国家，参阅《党治制的由来》，［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出版。纳粹德国与苏联皆实行一党制的政治制度，党自然而然建立起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超权力，成为永远的不可替代的执政党，遂行强迫信仰和集体世袭。
与一党制的党权世袭不同，多党制党权世袭乃是一党独大、大权独揽，建立一个凌驾于法律、政府、其它各党之上的具有超权力的“老子党”、“领导党”，并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力，使本党成为永远的不可替代的执政党，其他党派有限度地分享一些零散的国家政治权力，并无条件地接受老子党的政治信仰。
山寨版的伪共和国可以说是皇帝的新衣，唯一的改变是皇帝不再根据血缘继承。这当然可以算是历史的一个进步。只是相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远远不够。山寨版的伪共和国会有一些滑稽可笑的法律规定，最可笑的是伊朗宪法规定“正是真主使人类成为自己社会的命运的主人”、“人类的这种神圣权利无人能够剥夺，也不附属于特定个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明明白白的实施强迫信仰却能堂而皇之地宣称“人类的这种神圣权利无人能够剥夺，也不附属于特定个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 朝鲜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不知伊朗的“法基赫”、“乌拉玛”们面对 “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 的宪法规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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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中受牵累的苏军顾问[转帖]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周恩来在1940年底,于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的词。题词言简意赅,揭露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狞恶嘴脸。
　　1939年初,驻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按照中苏两国秘密签署的协议向一些战区和国民党空军、炮兵、后勤等部门派出军顾问,协助抗日作战。派驻第三战区总部的有两人:一为日里耶波夫大校;一为舒金上校。都是有战争经验的苏联红军军官。顾祝同司令官是蒋介石的亲信,掌握有二十余万军队,十几个师,一向以反共坚决著称,他在屯溪城内为两位苏军顾问安排了一处临街的旧式院宅为住所。这儿花木繁茂,院庭幽深,很安静。顾还派一个班卫兵保护(实为监视),优礼有加。两位顾问每个星期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他们与总部参谋处长岳星明、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等人混得挺熟,对顾祝同处处躲着日军,一直消极抗日的作法早有不满,却又根本施加不了影响。两位苏军顾问也明白顾祝同一伙是处处提防他俩的,遂也只是应应场景而已。但他俩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皖南的国民党军队首脑正暗中酝酿一个伤天害理、破坏抗战的惊天大阴谋!
　　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河沥溪的总部。他是个职业军人,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得过军功勋章。他的性格豪放粗犷,喜喝烈性酒,闲暇喜钓鱼、狩猎。由于一点不懂中国话,他离开三战区总部配予的中国俄文翻译就处处不方便,按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每期要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向重庆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电文内容严格保密,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当时,国民党军方尚不能破译苏方密码。三十二集团军原先驻扎于江西临川一线,与占领南昌的日寇对峙。该部的四十师原为税警总团,后改编为野战部队,师长为方日英,装备精良,每个营都配备有4门德制迫击炮和20挺轻重机枪,官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强。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原为军阀孙传芳部下悍将,与顾祝同是保定军校同学,前几年他在江西就率部攻打过红军,互有胜负。他比唐式遵能打仗,凶悍精明,却也怯于抗日,勇于内战。蒋介石为暗算皖南新四军,特调战斗力较强的三十二集团军进入皖南山区部署。上官云相为了保密,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长武之出面应付。舒金曾对二十三集团军和三十二集团军各师的部署变动一再提出疑问,都被上官云相、武之等人以假话应付过去。他们送给舒金上校作参考的部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武之就对三战区总部参谋处的郭发鳌科长说过:“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坐探,若叫他知道国军打****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你我要共同负担责任。”郭发鳌中校一听自然明白。顾祝同、岳星明等对住在屯溪的日里耶波夫大校也严加保密。武之还向白姓翻译作了交代,有预谋地施行欺骗。
　　应该说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对皖南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有所警觉,怀疑顾祝同的三战区有可能会出兵袭击坚持抗日作战的新四军。为此曾先后密派二位搞情报的同志去泾县茂林向军部通风报信。但二人均在半途即被一直暗中监视中共方面活动的军统屯溪工作站特工逮捕,受到酷刑拷打。这两位同志坚贞不屈,结果被军统头目张超下令秘密活埋。尽管通往泾县新四军军部的多条山路水路均被国民党军警、特工层层设卡,严密封锁,但屯溪的中共组织仍在作努力。在屯溪东南救国日报社以记者身份为掩护搞情报工作的中**员张宜新想到了这两位苏军顾问,他想通过他俩拥有的电台经由重庆顾问团部与中共驻陪都办事处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紧急报警。可是这又谈何容易!住着苏军顾问的那座古宅院有官兵轮班把守,附近还有军统便衣特工,日夜监视。就是已调往宁国河沥溪镇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工作的舒金上校也被严密地监视起来。日里耶波夫大校或电台报务员即使上街逛逛,也有男女特工盯梢,根本无从接近。血腥恶毒的惊天大阴谋在酝酿中。狡诈而凶残的顾祝同为对外保密用尽了心机。在他授意下,皖南行署专员、党部主任委员黄绍耿,保安司令张仲良,屯溪工商会长余上哲乃至中央日报社驻屯溪特派员冯名瑞等人天天设盛宴宴请“指导国军抗战,劳苦功高”的日里耶波夫大校及电台报务员等人。屯溪的国民党权要们几乎包下了小上海酒楼,美酒佳肴,日日不断,还花钱找来数位漂亮女子陪酒伴舞。住在河沥溪镇上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的舒金也受到类似的特殊“礼遇”。国民党方面这么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思想上麻痹有军事经验的二位苏联顾问,使他俩无从定下心来及时作出“皖南要出现重大战事”的判断,并电告重庆的苏军顾问团。这一毒招果然奏效了,驻三战区的苏军两顾问已经完全松懈了。天天只是在军事例会上听听汇报、作作笔记发表一些见解。这样,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十余天中国民党军八个师围攻新四军主力取得亲痛仇快的可耻胜利时,苏军两顾问居然还被蒙在鼓里。“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损失极为惨重,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主要领导人牺牲,叶挺军长被俘。1941年1月10日,重庆苏军顾问团团长得到西方新闻通讯社发的消息甚为震惊,急电三战区司令部首席顾问日里耶波夫询问,接着又询问了舒金,都回电说不知道。这就够被动了。他俩以失职被调回重庆,受到顾问团负责人潘新斯基将军的严厉训斥,不久就被送回苏联。1942年秋,反共有功的武之已调任25军(军长张文清)参谋长,军部驻宣城。苏军顾问团炮兵顾问安德雷叶夫将军由炮兵总监邹文华陪同到宣城视察25军炮兵部队。他通过翻译对武之说:“你在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当过参谋处长,认识舒金顾问吧?他回国后受到严厉处分了,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受到审判,追究他在贵国玩忽职守的责任,一辈子完了。”他没提到日里耶波夫。估计这一位苏军顾问回国后的日子怕也不好过。武之一时无言以对。解放后,已弃暗投明的武之对自己当年参与策划袭击新四军,欺骗苏联顾问的罪恶行为悔疚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