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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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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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局长在畸恋中落马[转帖]

女局长套牢“特招生”

　　徐猛出生在四川一个贫寒的农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成都某财经大学，并获得了财会硕士学位，2001年，他被重庆市某区审计局特招为干部。

　　报到那天，身为局长的杨敏亲自接见了他。见到这位长相英俊的“才子”，杨局长顿时眼前一亮。徐猛的音容笑
貌、风度气质，都太像她大学时的初恋情人……可惜，这个男同学70年代时说了一些过激的话遭到批斗，最后不甘屈辱在学校自尽。

　　多年以来，她一直珍藏着男友信物，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对视哭诉。大学毕业后，她当上了一名普通教师。1979年，在家人的催逼下，她匆匆地和一名大学老师结婚，婚后一年生下了儿子。此后，她干过校长、当过县教育局副局长，39岁被提拔为县文化局局长，2001年被任命为重庆市某区审计局局长。

　　可是，杨敏仕途上一帆风顺，而婚姻生活上却一片疮痍。在儿子去加拿大留学后，她和丈夫开始了长期分居。

　　或许特殊的情结作怪，从此，杨敏对徐猛“特别相待”:2003年1月，徐猛大学毕业才一年多，杨敏就力排众议，把他从业务科室一般科员提拔到局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不到半年，她再次将徐猛提拔到重点工程审核中心当了主任，让他主管全区经济开发工程的审核大权，专门给他配备了高级的丰田牌轿车……

　　徐猛感到自己遇上了贵人，时来运转了，却从未考虑“大23岁的干姐姐”会对他有更深层次的要求和回报！

　　2003年11月中旬，杨敏带着徐猛去深圳市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夜里，两人外出喝酒，杨敏不胜酒力，大醉呕吐。徐猛扶着她到回宾馆后，杨敏突然一把抓住徐猛扶她的手，并将其捂到胸前，两行热泪滚落地说：“姐的命很苦啊，已经好几年没人给我安慰了，你……”徐猛头脑“嗡”的一声炸响，他感觉太突然，但此时此景容不得他说“不”，他只得缴械投降……

“老少恋”错位有多苦

　　两人有了第一次肌肤之亲之后，徐猛忐忑不安了好几天。可谁知，杨敏不仅没有对徐猛有任何的怪罪之意，返回单位上班的那天，杨敏就打电话给徐猛，“鼓励”他做男人就要大气点，不要那么胆小如鼠。并对其“约法三章，”：徐猛随叫随到；每周至少两个晚上陪伴她；在同事面前，两人不得随意。

　　杨敏知道光凭她一副老脸难以拴住这位帅气的小男人，她要好好行使自己的局长权力。

　　2003年春节前夕，重庆“邦迪”会计事务所董事长张宏，来到杨敏的办公室“汇报”工作，送给她一个2万元的大红包拜年。杨敏问张宏：“你这拜年金有没有徐猛一份？他专门负责你们所的具体业务工作！”听说已经给徐猛送了1万元，杨敏这才满意。此后，无论哪里送来的钱，杨敏都要替“小情人”要一份。

　　2003年1月，该局负责对重庆市某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区农业园区道路工程款进行审核，公司陈总经理希望杨敏给予关照。杨敏心领神会，立即授意安排徐猛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审核。结果，6000多万元的工程款，竟只查出5000多元的“水分”。

　　2005年春，在郊县的一个宾馆，杨敏对徐猛说：“姐姐为了你舍得一切，可你不能辜负我啊！我要你发誓，永远做我的情人！”徐猛不敢“违令”，只得违心发了一些誓言。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猛每当搂着这个像妈妈一样的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5年4月，徐猛在网上和在重庆机场当空姐的女大学生程小菲相识，很快就互有爱慕之意。可是，原以为网恋隐蔽，结果这场恋爱还是被杨敏拆散。此后，杨敏将徐猛看得更紧。为了牢牢将徐猛控制在自己身边，她一边拼命为他花钱，一边重塑自己的威严和霸道，几次出面帮他把搞砸的工作掩盖起来……

屈辱举报“同归于尽”

　　2008年元旦前夕，徐猛又和大学舞蹈老师叶小露建立了恋爱关系。1月17日，杨敏暗中跟踪徐猛来到闹市区一个酒吧里,徐猛突然看见了她，吓得脸青面黑，见女友一脸惊愕，徐猛尴尬地说“这……这是……我们局长！”谁知，杨敏冷笑着抢过话头，怒斥道：“你胆子也忒大了吧？你前几次嫖娼、搞一夜情，乱搞了多名女人，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处分你，你现在又乱搞上一个女人啦？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小主任就是好大一个官，就可以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了！

　　叶小露听了，“啪”的一耳光扇在徐猛脸上，然后拂袖而去。

　　两次爱情失落后，徐猛不再理会杨敏了，杨敏几度上门寻求缓和，徐猛坚决不见。于是，两人不欢而散。

　　2008年4月，杨敏主持局党委会，决定调整中层干部岗位，特别暗示徐猛有可能被安排到最没实权和实惠的综合科。

　　感情的失落，尊严的毁损，职位可能的调整，前途的暗淡，已令徐猛灰心丧气，他思来想去，决定和杨敏“同归于尽”！

　　2008年5月中旬，徐猛带着工作组去验收一个国资企业的改造工程。验收结束后，徐猛找到该企业领导，明目张胆地强行索要20万元“辛苦费”。他还特别说明这是“杨敏局长要的”。该企业给了徐猛8万元现金支票后，马上向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局报警。5月16日，徐猛拿着支票刚到银行兑现，就被渎侦局的检察官抓获。

　　徐猛被拘捕的当天，向检察官招供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贪污受贿22万元，与杨敏共同贪污公款18万多元、共同受贿16万多元等犯罪事实；同时，他还供认了自己与杨敏存在情人关系，以及互相利用的权、钱、情交易的骇人内幕！

　　9月29日，法院一审认为，徐猛、杨敏二人的行为已构成贪污受贿罪，判处徐猛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判处杨敏有期徒刑3年。12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一审原判的终审判决。

(《检察风云》2009年第3期　渝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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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不靠金钱和美色[转帖]

我党早期的情侦保卫工作

2009-02-23 人民网-北京日报 徐焰

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为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我党不得不建立一些对付敌探和内奸的保卫组织，开展情报侦探保卫工作（简称情侦保卫工作）。在复杂的斗争中，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前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规定不许搞党内侦察

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我党领导的情贞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情侦保卫的经验，但从一开始便同其有所区别。苏联的“契卡”（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的内部斗争。而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察，这一原则对防止苏共悲剧的重演起到了重要作用。

●惩处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是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中共中央特科刚刚展开工作之际，党内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对付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成为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即遭杀害。中央特科负责情报的陈赓等人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罗亦农被捕是由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的。何家兴夫妇的叛卖，使上海党组织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一面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一面让“红队”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挨了一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由于白鑫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等四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特科很快侦知这个叛徒隐藏地，并于11月派“红队”将其击毙。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闻之丧胆，在上海街头不敢随便活动。

●实行“打进去，拿过来”方针，在敌特内部建立情报关系

中共中央建立特科后，对破坏了组织的叛徒实行惩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能起威慑作用，从敌营垒中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才能防患于未然。为此，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这项工作在1931年以前实施得也比较顺利。

中央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在三年的时间里，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返回上海便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周恩来和中央机关，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报来。中央查实后，派“红队”佯称国民党来人找其谈话，用黄包车将黄第洪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有些打入****组织的内奸也因杨登瀛的秘密通知暴露了真实身份，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当时，我党打入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侦察渠道，就是于1929年进入中央调查科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后来将他们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被任用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见面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使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迅速转移。在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特内部的“铁三角”发挥了挽救党中央的作用，却也因自己暴露不得不撤出。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的大量情况被敌掌握。6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共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特科组织也逐渐萎缩，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

●中央特科创始人周恩来强调：“红队”不许搞恐怖活动，除奸时防止肃反扩大化

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特科时，创建人周恩来便强调：“红队”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和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在中共地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期间即1928年至1930年，周恩来在领导特科进行除奸斗争时，就一直对采用的手段有严格限制。

周恩来为党内保卫工作创建的正确原则，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上世纪30年代前期曾一度没有得到坚持，从而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了内部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偏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特别强调了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总结前一阶段肃反的重大教训，强调除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组织的严格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反对其神秘化和职权扩大化。这为解放战争时期制定正确的安全保卫工作原则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在新中国的公安和国家安全工作中得到继承，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发展和建设。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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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们的召妓现象造就诗歌辉煌[转帖]

　　　中国的诗人一向有“骚客”之称。从字义上来看，这种骚客当然是忧国忧民的样子。但如果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诗人还真的“有点骚”。女人挂在嘴边的话是，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妓女想来会说，写诗的男人没有一个不骚的——我是**，你是骚客。

　　青楼女子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盖因为历史上的诗人确实都爱嫖，“骚客＝嫖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历代的诗人们身上都有体现。而在唐代，不嫖的，没有红颜知己的，似乎就不是个诗人，言其为嫖客时代并不为过。

　　著名的《阿房宫赋》诗作者是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杜牧在世时与诗歌一样著名的地方是他的浪漫史。在今天看来，杜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嫖客。大家熟悉的《遣怀》写得相当出色，其中便透露出了他当年的嫖娼经历——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倖名。

　　杜牧是李昂当皇帝（唐文宗）时大和二年（公元828年）进士，被授宏文馆校书郎。杜牧曾在江西、江苏等好几个地方做过官。《遣怀》便是其在扬州当官期间的“嫖娼写照”，确乃有感而发之作。

　　杜牧的官场伯乐大概要算曾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僧孺，杜牧到扬州做官就是应牛之邀，去当了“节度使掌书记”。自古山东出响马（叛贼），扬州呢，则盛产“瘦马”（雏妓）。当年的扬州比现在繁华多了，是唐代最著名的“红灯区”之一，不然前朝荒淫的隋炀帝也不会连江山也不顾，想着法子“下扬州”玩新鲜。

　　牛僧孺给杜牧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杜牧提供了绝好的饱览风月的条件。据说，杜牧心情一不好，晚上便会独自一个人悄悄地外出逛妓院，在妓女的温柔乡里解愁，两年间把整个扬州的妓院全嫖遍了，哪儿姑娘好，何处妓女善解人意，杜牧了如指掌。有意思的是，杜牧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瞒着牛僧孺。实际上牛僧孺最了解杜牧了，知道他就好这一口，为了防止自己青睐的下属挨扬州街头小混混扁，牛僧孺每次都会安排便衣跟着杜牧。

　　后来杜牧得到唐文宗重用，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临别时，牛僧孺为杜牧饯行，提醒他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更要注意为官形象。杜牧力图表明自己清白和洁身自好，牛僧孺遂出示了他每次嫖娼后下人的密报，杜牧顿时脸红语塞。《遣怀》一诗中流露出杜牧对当年浪漫生活的眷恋，但也表现出了几分悔恨。连自己曾经迷恋的红颜都埋怨自己薄情负心，所以杜牧觉得当年在扬州的快活，宛如一场梦。

　　其实，杜牧并非薄情郎负心汉，而是有情有意之人，对相好妓女很负责任。每因离任而去，便会把自己钟情的妓女交托给下任，这既让妓女感激，也使下任高兴。杜牧最钟情的妓女并非扬州姑娘，而是江西的张好好。杜张相遇时，杜牧年27岁，而张好好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还是个雏妓。可能因为张声色俱优，清纯美丽，杜牧对她一直难以忘怀。五年后亲书《张好好诗》，此墨迹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如杜牧《遣怀》一样，因逛青楼有感而发，或是记事的唐诗很多很多，白居易的《宿湖中》便是其中之一首——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白居易比杜牧大一辈，都属晚唐诗坛上的大家，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的风流并不亚于杜牧，可以说是杜牧的师傅，在嫖娼这点上，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从《宿湖中》一诗的写作背景上，便可知道白大诗人当年是何等风流。苏州是当时又一著名的“红灯区”，在这样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玩出点风花雪月，白居易是不会甘心的。公干之余，白居易会觉得不召妓便不浪漫。但妓院环境不好，白便常召妓于居所，甚至把欢乐场移至野外——有一次便带着妓女至太湖上放松。

　　太湖狎妓让白居易乐得合不上嘴，有美女作陪，月色相伴，他乐不思归，一连在太湖上玩了五天，夜里就搂着佳人宿睡在湖中、船上，所以这才有“何处宿”之感。而白居易不像杜牧那样“闷声做事”，并不隐瞒自己找妓女的事实，还把这次太湖冶游告诉了自己的“嫖友”元稹——“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

　　白居易做官之处多是中国古代“红灯区”，除了苏州，还有杭州，这也为白居易的风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来白居易离开这些娼妓业发达之地，还念念不忘那时的欢乐，《忆旧游》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回。这种“狂烂漫”自然让元稹羡慕死了。

　　元稹对风月场的熟悉，与他的才情不输当时任何一位诗人一样，并不在白居易之下。

　　为什么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嫖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同时代的诗人，当时就有“元白”之称，齐名诗坛，俩人少时相交，关系非同一般；二是趣味相投，对妓女评判有相同的标准，白居易看中的，元稹往往也会钟情，因此曾闹出同嫖一妓的风流趣话。

　　
　　白居易在杭州做官与在苏州时一样春风得意，风流潇洒，有不少青楼知己，他最看中的是一位艺名叫玲珑的官妓，经常携此妓外出游玩，留下了段段风流。玲珑名声远播，色艺过人，当地的文人骚客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自豪，能请到玲珑作陪，便是有面子。时在越州的元稹听说后心里痒痒，为了搞到玲珑，他花了一大把银子，才将玲珑弄来越州。元稹让玲珑陪他一个多月，之后才将她送回杭州。用今天大款嫖客的话讲，这是“包月”。

　　白居易当时并不晓得，后收到元稹写来的“调侃诗”，才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

　　《唐语林》（卷2）中记录了元白两人同狎一妓的事情：“长庆二年，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珑、谢好好者，巧与应对，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元稹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玲珑，白遂遣去，使尽歌所唱之曲。后元稹送玲珑归，作诗寄白居易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

　　元稹钟情的青楼姑娘最出名的当是成都名妓薛涛，每次元稹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到成都时，地方官都会把薛涛送到他下榻的地方，供他消费。一年二往，元、薛之间真的玩出了感情，薛涛为他写一丰多首情诗。元稹也给薛涛留下了“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等不少诗句。大概一般人很难相信吧，元稹与薛涛之间这种关系断断续续，竟然维持了七年之久，最后还舍不得放弃。

　　唐代诗人不只有逛青楼、“共妓”的偏好，还有“群嫖”的现象。但这与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君臣同乐”，还是有相当大差别的。元顺帝情绪上来时，喜欢与群臣亵狎，男女裸处一处，君臣不避，光着屁子一块乐。

　　唐代诗人也不时会发生“一块乐”的事情，会时常找由头聚聚，放纵一番。

　　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的序中，无意间透露了一次集体召妓事件：“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伺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15个男人，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借“祓禊”之名招妓，而且在公众的面前，现代的前卫男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唐代诗人却想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白居易在诗中把这次集体招妓的情况写得相当到位、精彩——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翻扬子渡，蹋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软，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春心荡”、“醉眼迷”、“红腰软”、“翠黛低”，这真的是一次狂欢！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一直玩到月亮都转移到妓院西天边的夜里。宋代学者洪迈在其编纂的《容斋随笔》中，将这事作为前朝的一段“雅闻”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代文人酒席间的谈资。

　　“三月三”，在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日子，有公职的人员还能休假，以便携相好女子到郊外“踏春”。我在以前的博客中曾聊过这个日子，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往上追溯，“三月三”应该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俗，周代仍存。

　　《周礼·地官》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奔”可以理解为去户外做爱，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参加，还会受到责罚。

　　比较著名的“奔”，数当时的郑国风俗。每年此时，郑国的未婚青年男女便会在溱水洧水两条河岸上集会，尽情享受春光，也尽情感受爱慕和爱情的美妙与浪漫。《诗·郑风》中《溱洧》一诗，描述的就是这件事情——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我这里找来一段现成的译文，虽然还可译得更好，但大意是对的——

　　溱水流来洧水流，春来涨满那沙洲。

　　青年小伙和姑娘，清香兰花拿在手。

　　姑娘说道，“且去游!” 小伙子说，“虽游过; 不妨再去走一走!”

　　一走走到洧水河，地大人多其快乐。

　　到处挤满男和女，又是笑来又是说，互相赠送香芍药。

　　台湾文人李敖认为，《溱洧》是郑人的淫声，想来李敖是联系“三月三”那天男女做爱比较随便，存在互相勾诱的情况，才说这番话的。而唐代的诗人们在“三月三”这天寻欢，是不是他们重回春秋，在妓女们身上寻回久已失落的性爱自由的心态流露？

　　文人自古多风流，唐代才子胜一筹。这就是清人所谓的——“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上面所说的，仅是唐代诗人嫖客中的几个代表，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风月故事，都还没有道来。需要设疑的是，唐代诗人为什么这么性开放？

　　可能这与当时嫖娼召妓不违法，反而是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再者，当时的不少性工作者都是以歌妓、乐妓的身份出现，这为诗人召妓嫖娼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能受到了唐代帝王在性事和皇宫生活上过分放纵的影响。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啊，只许州官放火，难道不许百姓点灯？太宗李世民敢杀兄夺嫂嫂，高宗李治暗偷父皇妃子，女皇武则天与女儿太公平公“共夫”张昌宗，皇家都在乱来，臣子们寻寻开心总不过分吧！

　　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表明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有无可逾越的地位。从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爱嫖的情况分析，这份辉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女人酥胸间诱激出的灵感，是与红唇摩擦碰撞出的火花——是嫖客时代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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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十协定[转帖]

　　国共双十协定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中
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８月２８
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
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
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
行商谈。已获得下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
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
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
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
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
派平等合作，为达成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
实施宪政，并先采必要之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
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
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
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
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
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选举法，和
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
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合理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
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同
意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
论而破坏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
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保证人民享受一
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全部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
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
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
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
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
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
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
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
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应重划军区，确定
征补制度，以维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
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为２４个师，并表示迅速将
其所领导下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
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各地之部队，由上述地区，逐次撤
退，应整编的军队调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
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
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
２０个师的数目，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中共方面提出中共
及地方军人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
人事制度，任用部队人员为各级官佐，缩编军官佐、应实行
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编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
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
表示，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讨论
计划上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
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
放区各级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
共方面开始提出三方案，为依照现在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
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
请中央加委，以维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重划省区变
动太大，必须通盘筹划，非短时间所能决定。同时政府方面
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统一之后，中
央可考虑中共推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有抗战行政工作
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
务，不因为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
二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山西、山
东、河北５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
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６省，委任中共推选
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１１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
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４市，得委任中共
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委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
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所列推选省府主席及委员
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４省。请推选省
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政府方面表示中共对于
其抗战军事著有劳绩，且在政府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
府决定任用之。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
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
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
选政府重行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
迎各党派各界人士选贤参加举办。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举
行人民普选，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一省或一行政
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行政区级民选，选
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
府方面表示，此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
民选加委，可以考虑，而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
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
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
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之民选
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
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
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
此项问题之悬而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盼能商得具
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
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
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
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
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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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保的浮沉：协助慈禧垂帘 最后却被慈禧赐死[转帖]

慈禧太后通过“辛酉政变”，开始了她在晚清长达四十七年的僭主生涯。

相传孔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然而在中世纪列朝，没有皇帝、国君之类名号，却“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实际充当专制君主的历史实例，屡见不鲜。这类实例，常见于史籍的，不外权臣专权和太后临朝两种形态。满清有过权臣“以下儗上”的僭主政治，却从未有过母后临朝的先例。

一则广泛流传于晚清的传闻，说咸丰帝生前，已感到懿贵妃可能在他身后无法控制，曾与肃顺密商，要仿行汉武帝暮年对付钩弋夫人的故事，为立子为帝而杀其母（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许指严《十叶野闻》等，均录此传闻）。此说似非空穴来风，由咸丰遗诏指定肃顺等满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便显然是模拟汉武帝托孤给宫廷侍从霍光等三人的做法。又相传咸丰濒死，曾密授皇后钮祜禄氏一道朱谕，说假如此人闹事，“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见前篇引）。这由咸丰生前，没有因懿贵妃生子而给她的家族“抬旗”（由镶蓝旗抬入皇帝亲率的镶黄旗），在遗诏中也无一语提及这位贵妃的未来身份问题 （懿贵妃晋圣母皇太后在咸丰死后次日，晚于皇后晋母后皇太后一天，而抬旗更在宣布改元“同治”之后），也可知他给慈安的密谕应属实有。

所谓辛酉政变，海内外已有很多论著。虽说传闻异辞，而使过程的陈述不尽一致，有一点则很少有异议，即由慈禧策动的这场政变，否定了咸丰临终安排的权力格局的合法性，而太后“垂帘听政”，也明显地破坏了满清爱新觉罗皇室历代相承的“祖宗家法”。

只是慈禧、慈安和恭亲王联手发动政变，要是没有军权在握的旗人权贵做后盾，也是不行的。谁是他们的军事支柱？进入人们视线的有三名带兵大员，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满洲大臣瑞麟、胜保。

这三人都是上一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败将。咸丰帝就是闻报他们在八里桥大败，仓皇北奔热河的。（见前《圆明园之焚》篇。）咸丰帝跑到承德行宫，惊魂未定，又闻报圆明园被劫掠一空，北京城开门揖盗，迁怒僧、瑞，下诏革去二人爵职。挑动皇帝对他们怒气的，一是恭亲王，二是胜保，均见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其中胜保的折片和咸丰帝的硃批，尤其有趣。

据《清史稿》本传，这个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人，做了十多年京官，忽然上疏提出“办贼方略”，于是由文转武，被派往前线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很快成了督办河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很得意，刻图章两方，分别文曰：“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我战则克”。可惜战多不克，于咸丰十年被降为光禄寺卿，即专管国宴的满官头儿。他回京正值英法联军打倒通州，于是又奉旨率八旗禁军，成为僧王麾下。

在八里桥大战前，咸丰派载垣与联军谈判，破裂后由僧王武装劫持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三十九人为人质。胜保立即表现高尚的忠义之心，手刃人质两名。不想接着开仗，他就被敌方炮子击伤左颊右腿。伤得奇怪，却成了他向皇帝显示忠君捨身的本钱，不仅赏假十五天，使他躲过联军攻打京城的战役，而且每奏不忘提及倘未负“重伤”，指挥京城保卫战，决不会像僧格林沁、瑞麟那样不战而溃。他又屡陈“力疾”与恭亲王等商议“退夷之策”，“以为必须痛剿后再行议和”。而恭亲王的奏折，也总在指斥僧、瑞应为园焚城陷承担罪责的同时，称道胜保可用。这样，皇帝还不肯定胜保“报国心殷”吗？还不愿把禁军残兵和各省援兵，“俱著交胜保统带”吗？

胜保当然不会满足。他又连上奏折，说只要他有兵，“定当出奇致果，立殄狂氛”，“惟以奴才现在所秉事权，尚恐有呼不灵之处”；“奴才惟有急催所调新兵早日到齐，言战方有把握，尤须稍假事权，方不致有掣肘”。如此云云，迫使咸丰帝明发上谕：据胜保折，“足征该大臣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著即授为钦差大臣，并开缺以侍郎候补，总统各省援兵”，“其各省未到援兵，无庸归僧格林沁、瑞麟大营，均著交胜保调遣。”

不幸，胜保启用钦差大臣关防仅十来天，咸丰帝便批准清英、清法北京条约。既然“抚局已定”，皇帝对于胜保的豪言壮语，便由嘉尚变为嘲笑，尤其不能容忍他以带兵大员干涉“抚局”，一再予以训斥。胜保立即转而建议改练京兵，果然又打动了皇帝，命他兼管圆明园八旗、内务府包衣三旗。于是他成了皇家侍卫亲军的首领。这个位置如此重要，以致使他不仅拉紧了同恭亲王的老关系，还与懿贵妃之弟桂祥建立了新关系（参看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也许咸丰有所觉察，次年派他赴山东“剿捻”，虽赏他为钦差大臣，却强割他所部五千兵给复爵郡王的僧格林沁（见《清史稿》本传），而且不改他的“候补侍郎”职称。他抓住“兼管”皇帝侍卫亲军的实权不放。不久咸丰在热河病故，他很快表示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扬言要“清君侧”，——西汉景帝时吴楚诸侯造反的口实，为中世纪列朝的僭主习用，——就是说要率领皇家侍卫亲军打到热河去。这使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吃惊，不得不容许他赴热河行宫哭灵。但此人到达行宫，却没有如预发奏折所说要求面对皇太后请安，还向秘密夜访的许庚身辩白说，“伊等（賛襄政务王大臣）罪状未著，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见《近代史资料》总36号所刊《热河密札》第十一通）。可见此人首施两端，唯恐“投机”失败，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过确如有的论者所说，胜保临场退缩，也意外地起了麻痹肃顺等警觉性的效应，使得慈禧与恭亲王的密谋，即借挟柩回京，拆散顾命八大臣，分别抓捕的设计，得以顺利实现。事后论功行赏，胜保也有份。或因他不够坚定吧，只在政变成功后，正式任命他为兵部满左侍郎，但仅让他在职一年，便取消他掌握皇家侍卫亲军的权力，调任镶黄旗满洲都统，接着又命他赴安徽“剿捻”。（参看《清史稿》本传，其任兵部满左侍郎的起迄时间，据该书部院大臣年表。）

这个胜保，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只有“一意主抚”一招，也就是封官许愿，包括许诺其首领“反正”后不拆散原有团伙，等于承认官军和“土匪”的区别，仅在旗号服色而已。这一招似乎很灵，驰骋皖豫鲁苏各省的著名枭雄，如李兆受、苗沛霖、宋景诗等，都以绿林易服而成官军。当然，他们随时可恢复原形。结果呢？“捻匪”越剿越多，地方动乱没有尽头。

胜保本人也如官匪一体。他总用对付咸丰的老谱，向清廷声称，“事权不一，身为客军，地方掣肘”，辩护自己无能并伸手要权要官。“于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傲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促使清廷将他革职拿问。（《清史稿》本传）但他被捕后仍自比雍正时的年羹尧，辩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全是因为他拥戴之功。这不是揭露慈禧勾结军头发动政变才得母仪天下的丑史吗？于是胜保非死不可。慈禧发扬“臣主”，由满清王大臣会议判处他大辟，“从宽赐自尽”。时在同治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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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学生请愿游行[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2年元旦，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组书记）参加团拜会回来，就让校长办公室通知全校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包括各系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专修科负责人及其所属各专修班的负责人、预科和工农中学的负责人、校修建处和校医院的负责人、校部直属的教务部及其所属各教研室的负责人、研究部及所属各处以及图书馆的负责人、行政事务部及所属各处室负责人、人事处处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等，共计数十人，济济一堂，在东四六条38号人民大学校部会议室开会。

胡锡奎极其兴奋地向大家报告：“今天毛主席在团拜会上，号召我们全党、全国，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北京，特别是中央各单位，要立即开始，不得迟疑。为此，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要大家回去，立即召开群众会，要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三反’斗争。不管什么人，只要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都是斗争对象，都要向他展开斗争，不要有任何顾忌。在我们学校，首先是对准校部，尤其是对学校领导，要不顾情面地展开‘三反’斗争。我代表我们学校领导，首先是我们三位校长，欢迎全校师生员工来检查我们，向我们展开‘三反’斗争。”他在讲话中，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都没有解释。

贪污，人们的了解是清楚的，可是什么算浪费，人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至于官僚主义，就更没有界限。因为他号召大家首先向校部，特别是向三位领导提意见，大家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就都表示欢迎。加上他说得那么诚恳，对毛主席是那么忠诚，所以他的讲话，赢得不断的掌声。一个短短的会议，就在无比兴奋和无数掌声中结束了。

我开完会回家，心中颇为不安。心想平常学校有事，总要先开党组会或党的常委会研究。现在要开展这么大的运动，事前毫不研究，就任其发动，以后将如何发展呢？回想1950年的“镇反”，胡校长就是不听李培之和我的意见，把郑昌淦等专家抓起来，后来平反，只得由他一个人去赔礼道歉。但他并未因此吸取教训，现在又贸然干起来了。“镇反”时还事先开会研究了一番，现在事先连会也不开，而且究竟要怎样搞都不清楚，就发动群众，恐怕要出乱子吧？我越想越感到有问题。

随后召开了一次党组会。大概是中央有指示来了，说是要成立“打虎队”，说贪污1000元以上的就叫“老虎”。要每个单位自己填一张表，表上规定了打虎的“必成数”与“期成数”。我一看这个表就觉得可笑，还没有调查研究，怎么就知道有多少个老虎必成呢？至于“期成数”更可笑，希望“老虎”越多越好，这叫什么？毛主席不是一贯强调要调查研究吗？这个运动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一看这张表，就知道所谓调查研究全是空话和假话。我在会上发表了我的看法，但立即遭到尹达的反对，他劝我不要右倾。由于他的态度积极，所以在成立“打虎队”时，他和云光分别担任了两个打虎队的队长。云光当时是马列教研室主任，解放前担任过县公安局局长，是随胡锡奎从华北革命大学来到人民大学的。他担任打虎队长顺理成章，不足为怪。尹达一直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以及人民大学工作，号称学者，现在却当了打虎队长，岂不怪哉？但政治运动中总要发生这样的奇闻怪事，见怪也就不怪了。

就在这时，更奇怪的事情来了：新华社的范长江被派来指导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鼎鼎大名的范长江是著名的记者，何曾做过群众运动？因为新华社内部有人对他有意见，领导上怕反官僚主义反到他头上，为了保护他，便把他派来人大指导运动。这些情况，他本人是清楚的。所以他一到人大，对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特别积极。

根据以往的经验，凡在运动中将要挨整或刚挨过整而得到解脱的人，大多表现得特别激进。整风审干中“坦白”了的人是这样；土改整党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范长江来人大指导“三反”，总想把运动搞得格外的轰轰烈烈。他在校部门口，挂出一个密告箱，号召人们检举学校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三反罪行”。这时，人民大学各单位领导已号召群众起来揭发三位校长。广大师生员工对学校领导是有意见的，但对三位校长却历来很尊敬，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老革命。尤其是对吴玉章，这位从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就以一贯革命而誉满天下、被全国尊为吴老的革命老人，要人们揭发他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尽管各单位都在发动，但群众还是发动不起来。范长江来后，情况就不同了。范说他是中央派来的，就是要来检查人大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大家只管揭发，绝不会有问题。这一下群众果然起来了，全校各处，特别是西郊的校园里，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说三位校长，不但官僚主义严重，而且浪费十分严重。你看，他们无论到哪里，不都是坐汽车来往吗？这是多么大的浪费！这时，人们还没有说校长有贪污，只是说这么大的浪费，与贪污的罪恶毫无区别，必须要坚决制止、惩罚！于是，在少数人的鼓动下，学生准备集合起来，要到校部请愿游行，要求校长回答问题。

学生要到城内校部来请愿的消息，我当天早晨就知道了。那是校团委副书记和学生会主席私自打电话告诉我的。因为我当时是学校青年团的书记，而学生会主席又是校团委委员，所以他们不顾学生会封锁消息的纪律，偷偷地背着旁人向我电话报告。我立即到胡校长家。这时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都有人在那里向胡校长报告，说西郊学生今天要罢课进城，但具体情况他们并不了解。胡校长一见我，很紧张地问我情况怎样。我告诉他：学生们昨天晚上决议，从今天开始不上课，今天午后2点到校部来请愿，游行示威，要校长回答他们的问题。胡校长一听，马上沉下了脸，厉声对校长办公室的人说：赶快出布告，禁止学生罢课，更不许进城来，什么示威游行，简直是胡闹，一定要禁止，禁止！我走近胡校长，轻轻地对他说：“先紧急召开个党组会吧！今天上午不会出事，还来得及。学校领导先商量一下好吗？”于是立即通知党组成员到顾问办公室开会（党组会通常都在那里开）。

大约8点钟左右，党组成员到齐，正准备开会的时候，总顾问古德廖佐夫和副顾问菲力波夫来了。菲力波夫是个中国通，在顾问中做党务工作，他见我们要开会的样子，转身就走了。古德廖佐夫是新来的，是代替前总顾问安德里昂诺夫的。安因和人大的两位副校长胡锡奎、成仿吾关系不好，被调回苏联去了。

古德廖佐夫是十月革命前的老党员，莫斯科档案学院院长，在战争中伤了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但他经验丰富，善于处理问题。我见他从会议室走进旁边的厢房，便赶上去迎着他。心想今天顾问不该来上班，他来必有要事。这时，胡校长也从顾问办公室出来了，他对古德廖佐夫说：“总顾问来得正好。现在西郊的学生正在闹事，要罢课，学校准备严令禁止！古德廖佐夫同志，苏联是否也有这样的事情？您能提供点意见吗？”顾问故意慢慢吞吞地回答道：“学生闹事嘛，苏联也有。不过，我们的总顾问（政务院的）已通知我，对于中国的运动，不管是‘三反’运动和其他什么运动，都不许干预！所以，很抱歉，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昨天晚上，学生会已通过学生班长，告诉苏联专家（教师）不要去上课了，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们。”我这时趁机向总顾问说：“上课的问题，应该由教务部来决定，学生这样做是违犯校规的。请总顾问转告各位苏联教师，以后上课，由教研室派人去请并陪同他一起到课堂去。”那时，人大管教学的是教务部，由副校长胡锡奎兼任部长，李培之和我两人任副部长，李培之多病，实际上是我在负责。我这样对总顾问说，是替胡校长说话，免得他开口禁止，闭口禁止，使总顾问听了不安。古德廖佐夫见我们已知道情况，并正在研究处理办法，便起身告辞了。他虽说不干预我们的事务，但临走时还是一再叮咛，不要与学生对立，对年轻人要多加劝导。多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啊！

顾问走后，党组会立即开始。因为这次学生起来是范长江发动的，所以特地请他也来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对范长江说：“老乡，你把学生鼓动起来了，现在，该你去向学生们说话了。”他显得很尴尬。他能同意学生们进城示威游行吗？那还了得！这种事情，只有在国民党统治下才能发生。在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将会震动全世界。他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当然懂得。不允许学生这样干吗？是他自己把学生鼓动起来的，他总不能改口吧？他如果改口，学生将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他心里也很明白。于是，我这位平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四川老乡，现在也嗫嚅起来了。因为他是上级派来的，大家都不好与他为难。最后，还是大家（特别是胡校长）都要我去劝说学生，不要进城来请愿。并说学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三位校长都会尊重群众意见，一定会让学生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什么“禁止”一类的话，绝不可提，否则会激起众怒，愈加不可收拾。

因为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究竟该如何答复，还拿不出一个准主意；而且对范长江所说的先接受下来再说的意见，大家都不赞成，于是党组决定要先向上级请示。人民大学最早由刘少奇亲自领导，后来他批示由组织部长安子文领导，后来安子文又把党务的领导关系交给中直机关党委，而中直机关党委又不肯接受。所以要向上级党组织请示，还是要找安子文，同时也得找中直党委书记龚子荣同志。好在胡锡奎和他们都很熟悉，因此，决定由他去赶快联系，务期当天晚上由我们党组全体成员去向他们报告。在得到上级党的指示以前，决定我下午去见学生时，只是听取意见，暂不表态。

党组会结束后，我一直在考虑下午怎样对学生讲话。我把学生们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加以设想，同时想出应如何答复。同时，我把设想下午可能发生的问题，从顺利想到复杂，甚至想到学生蛮不讲理，侮辱我以至打我，都考虑到了。我决定：不管学生态度如何，我都要耐心解释、说服、讲道理，绝对不发火。我想起总顾问临走时的告诫，不要与学生对立，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个老党员、老院长，应该像他那样对待学生，爱护学生。学生们年轻，容易偏激，何况还有人在那里鼓动呢！

我安静下来吃了午饭，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西郊。我不想在学生们集合好了才到，怕那样难以阻止他们的行动。但也不想早到，因为早到会引起他们过分的注意，甚至怀疑有人事先给我通了风、报了信。当学生们正在集合时我到了，我到得恰是时候。有人一见我走到广场，就喊道：“李新同志来了。”有人接着喊：“先问问他！”向我走来的人越集越多，很自然地把我拥到了讲台旁边。人大一进校门，对面便是一座教室大楼（是当时惟一的大楼）。教室大楼前面是露天广场，为了作报告或讲大课的需要，在广场靠大楼那边的顶头，筑了一个讲台。当我接近讲台时，人们喊道：让他到台上回答问题吧！我于是上了讲台。由于人声嘈杂，我便高声向大家说：请安静！有问题一个一个地提，最好写在纸条上递上来。一时提问题的人不计其数，纸条也像雪片一样地飞来。

问题主要是针对三位校长的（当然也有对校部各单位和其他负责人的）。我决定只就三校长的问题解释或回答。考虑到回答吴老的问题容易为学生们所接受，所以我先回答和解释有关吴老的问题。对吴老的问题虽然不少，但只要我一解释，学生们都能理解，很少再追问的。例如问吴老为什么要专门住一所房子，要有专门的医生、护士，专门的厨师……

我说这些都是按中央和政务院的规定办的，吴老从来没有超过规定的要求。这时虽然还有人在起哄，问中央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但同学们不但不问我，反而群起不满地责问他：你去问中央，问政务院，问毛主席，问周总理！你问李新同志干什么？

同学们要我继续讲。在回答吴老冬天取暖用的煤太多，达 × × 吨时，我说：吴老取暖有专用的锅炉，这是上面规定的，但烧了这么多煤，应该检查，看是否有问题，我可以把这个问题转到行政事务部去。同学们见我回答问题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都很满意。

眼看吴老的问题快完了，忽然有人从后面匆匆地拿着一张纸条走到台上来递给我。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问吴老为什么冬天要吃西瓜，这不太特殊了吗？我把问题向大家宣读，大家都怔了。然后我说：冬天吃西瓜，实在太特殊，恐怕毛主席也没有这样特殊。这时台下有人高声问道：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同学们，你们想，吴老这么大的年纪，冬天吃西瓜，有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呢？治病嘛。吴老有脱肛的毛病，吃西瓜，是为了通便。吴老用专门的护士，也是为了这个问题。吴老每天早晨要专门清洗直肠，没有护士不行。而且，吴老吃西瓜，并没有花公家的钱。吴老的大外孙女婿，在广东韶关任专员，每到冬天，他都要从本地买些西瓜送吴老。事情就是这样，我看这里面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更谈不上是什么特殊的享受。同学们都知道吴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但他不肯在北洋军阀政府里里当官，也是不肯在国民党政府当官，而不畏艰险，参加****，革命到老，直到胜利，又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勋。现在，为了治病，冬天吃西瓜，能算过分吗？”我的解释，同学们都首肯，有时，还鼓掌表示欢迎。

这时已超过集合整队的时间。有人把学生会主席等几个人叫到一边去，商量是否整队进城。我见学生们的情绪已较稳定，应该大胆地阻止他们进城了。而这时学生会的头头们正在那里犹豫不决。我于是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进城不是要向三位校长提问题吗？能不能先让我把问题回答完了，你们再决定呢？”不少人说“好”，还有少数人鼓掌，没有人反对，连一个起哄的都没有了。

我觉得这时该向学生们讲道理了，不可错过机会，于是诚恳地向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要进城请愿，示威游行，这都不是违法的，本来没有什么。但同学们考虑过没有，从前学生罢课、请愿、示威游行，都是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延安、解放区有这些事情吗？没有。今天，毛主席号召大家‘三反’，你们响应号召，是完全正确的。但你们采取请愿、游行示威的方式，毛主席虽然不责怪你们，但全世界的舆论宣传，都会说新中国的学生起来了，他们起来反对政府了。这对你们好吗？尤其是人民大学，谁都知道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开办的新型大学，现在，它的学生起来罢课、请愿、示威游行，这样的政治影响好吗？”我连续诚恳而严肃地问：“同学们！你们考虑过政治影响没有？”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我于是向大家说：“我看你们别进城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地进行‘三反’，不光三位校长要检查，我们各单位的负责人都要进行检查，人民大学应该成为‘三反’运动的模范。同学们尽管提意见，不管意见多么尖锐都可以，只要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毛主席会保护你们，吴老也会保护你们。”这时，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我趁机问大家，对吴老还有问题吗？全场都回答：没有了！我说：那么，下面我来讲胡校长和成校长的问题吧。

对胡校长的意见最多。凡是我能解释的都给以认真的解释。不了解的我则诚恳地向大家表示一定转达，而胡校长也会认真地回答。例如：胡校长从会计室借了几十万元（那时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到上海给孩子买了一辆小孩骑的三轮车，这是什么样的错误？我问大家，这是贪污吗？大家说：不是，但总算浪费吧。而且挪公款私用，是违法的。我说：对！向会计室借款私用是错误的，会计室就不该借给他。这时有人喊：会计室敢不借吗？我说：为什么不敢，对错误的东西就该顶住嘛。贵州省的财会人员坚持制度，报上不是表扬了吗？后来我回去问会计室，原来这大喊的人就是会计室的人，他平时最巴结领导，“三反”来了又最积极地去揭发领导。现在，他感到混在学生里面不合适，就偷偷地溜走了。

我往下再看纸条上写的问题，有一张纸条上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太不像样子了！我念了这张条子后，问大家：有这样的事吗？确实太不像样！你们怎么知道的？没有人回答。我于是说：牛奶黏糊糊的，用牛奶洗澡舒服吗？我从来没见过。旧社会多么有钱的人也没有用牛奶洗澡的。到处风传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就不相信。用一点牛奶作原料的美容剂是有的，但说人家用牛奶洗澡，是故意挖苦人，是无知的人捏造的。谁如果不信，可以买一瓶牛奶来洗脸，看舒服不舒服？这时大家都笑了。有人大声笑着说：我们可没钱买牛奶洗脸呀！我于是也笑着回答：用一瓶牛奶洗脸都买不起，用牛奶洗澡办得到吗？一澡盆牛奶从哪里去弄呢？说胡校长用牛奶洗澡，我们住在一起的人都从不知道，也没有听人说过，就是有人说，我也绝不相信。说宋美龄用牛奶洗澡我都不信，说胡校长，我能相信吗？我顺便就问大家，你们能相信吗？一时大家都笑了起来。

原来气势汹汹地要责问三位校长的群众，这时又回到平时那样了。平时，我作为团委书记和同学们谈话及至作报告，都是有说有笑、非常融洽的。我这个人，最爱说笑，很少有板起面孔说话的时候。我见群众的情绪已恢复正常，顺便把成校长的问题解答了。对成校长的意见本来就不多，大家听了，更加心平气和。我于是向大家说：我是全体团员选出的团委书记，同学们，如果你们信任我，我代表你们把今天这些问题和意见，转达给三位校长，你们看，可以吗？你们的学生会主席也同我一起去，你们同意吗？全场一致高喊：同意！只是学生会主席出来说：李新同志一个人去就行了，青年团可以代表我们全体学生的意见。全场一致鼓掌。随后学生们分散回到了自己的教室和宿舍，并决定第二天照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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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特: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转帖]

　　1941年至1945年,美国飞行员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简称“飞虎队”)先后有一千多位美国飞行员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令人无法忘怀的一页。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美国飞行员并不是飞虎队队员,而是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在苏州的一场空战中壮烈牺牲的美国飞行员Robert Short。
　　Robert Short(1905—1932),中文译为萧特、肖特、孝脱等,美国华盛顿州泰科玛(TacomaWashington)人。他毕业于麻省东波士顿城(East Boston Massachusetts)寇蒂施民用航空学校(Kurtss Wright Flyirn?鄄grschool),后兼习军事航空。曾为美国陆军航空兵飞行员,被授予上尉军衔,退役后任美国盖尔飞机公司驾驶员,技术精良。1930年春由美国来华,下榻在上海静安寺路150号。他先在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后来曾任我国航空署机师,1931年6月任中国军政部航空学校飞行教官。
　　萧特热爱航空事业,常常对朋友说自己最希望的就是牺牲在飞机上。他对中国也非常有好感,在华期间写信回国,常常称赞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谦逊有礼。他的母亲多次召他回国,都因为萧特热爱在中国的生活而未果。
　　“一二·八事变”之后,日军华北方面的空军第二天就出现在闸北天空,上海周围都被日军空军蹂躏。国民政府被迫将原配属十九路军的飞机队从江西围剿红军的战场调回,于2月5日从南京奔袭上海,与日本空军进行第一场空中激战。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伤二架,但是中国空军分队队长黄毓全阵亡,飞行员朱达先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国民政府还调广东空军北上增援,2月10日后,广东空军一队15架飞机到达了杭州,然而国民政府在优势的日本空军面前,没有勇气坚持上海的空战,不久就将广东空军调往蚌埠,中央空军退出南京,拱手让出了上海的制空权。但是日军仍不满足,由于中国空军飞机的性能不能一气由南京直到上海作战,需要在虹桥或苏州降落休息,日军经常到苏州、杭州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肆意扩大战火。
　　看到日军横行中国领空,萧特义愤填膺,曾经对朋友说:“苟假我战斗机十架,可驱杀日机,片甲不留。”他自告奋勇参加了对日作战。2月20日,萧特驾驶一架美国最新式之波音单座战斗机在苏州飞机场附近空中与日军所大尉指挥的战斗机遭遇。他利用自己飞机较优越的性能,飞到敌机上方,俯冲扫射,与敌机鏖战近二十分钟,迫使敌机逃离战场。
　　2月22日下午四点半,日军小谷大尉所指挥侦察机三架与生田大尉所指挥战斗机三架再次赴苏州葑门机场附近侦察轰炸。他们看见该飞机场有一架飞机升空,正是20日与所大尉激战的萧特驾驶的波音战斗机。萧特升空后,以一敌六,毫无畏惧。他仍然象前两天一样,飞高至敌机之上,急转直降,以后方攻击小谷大尉的指挥机。经过三次攻击,日军侦察机指挥官小谷大尉被击中三发,炮手一等航空兵佐佐木左腿负伤,飞机在逃往上海杨树浦机场时坠毁,小谷第二天伤重毙命。激战近十分钟,日军机群转向东南逃跑,萧特虽然以寡敌众,却紧追不放。在距苏州城区二十余里的今天车坊乡高垫村上空时,敌机回头应战。战约五分钟,由于众寡悬殊,萧特的飞机被击中,坠落于吴县(即今苏州市吴中区)车坊乡高店镇无潮港口水中。战后指挥日军飞行队的海军大尉小田原俊彦说萧特“过于勇敢作战”,充分反映了萧特临敌无惧的英雄气概。骄横的日寇驻上海总领事村井竟向美国总领事提出抗议,称美国飞行家公然参战,对日本飞机挑战,杀害小谷大尉,要求赔偿和保障将来不再发生此类的“不详”事件。美国政府不愿触怒日本,3月10日,美国领事署法委员克里塞尔检验了萧特的遗体后,竟然宣称关于萧特“死因之证据近于传说,故对于其遇害详情,置之不提云”。充分反映了美国在“一·二八”抗战期间软弱的对日态度。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避战不出,使萧特孤军奋战,壮烈牺牲。参谋本部曾在报告中说,萧特“追逐过猛,至为所乘,竟被击落”。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将军在萧特阵亡两天后也对西方记者说:“萧特系运送我国所购‘波音’号飞机来华,与军事无关。”在上海的西文报纸报道了萧特的作战经过之后,国民党当局29日才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消息,说萧特“目睹日机轰炸妇孺惨状,义愤填膺,奋勇参战,为敌所乘,卒罹于难。”但对萧特作战的经过却只字不提,使关于萧特的事迹,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误传。
　　萧特坠落之后,车坊公安局派警员赶往援救,在无潮港水中捞了烈士身着皮衣的遗体。2月27日运抵上海,停厝于万国殡议馆。每日都有数百人前往吊唁。烈士的遗体刚运到时,焦黑异常,几乎面目不辨,非常凄惨。经过精心洗沐,用绸缎包裹,仅露面部,接受人们的瞻仰。萧特的母亲伊丽莎白两次来电,嘱将灵柩运回美国华盛顿州泰科马家乡安葬,国民政府则多次向其家属商请留葬中国,以资纪念。直到3月5日前后,才接到萧母来电,答应国民政府之请,并愿亲自来华参加葬礼。4月2日,伊丽莎白夫人偕萧特的弟弟爱德门从西雅图起程来中国。当天西雅图附近很多华人代表到码头欢送。萧母一行在日本横滨、神户停靠时,数以千计的日本人聚集在码头上叫骂不已。船长专门在梯口设置警卫,萧母几乎没有出过舱门。
　　4月19日下午一时许萧母一行乘塔夫脱总统轮驶进黄浦江,停泊于浦东白莲泾码头。各界代表前往新关码头欢迎者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国民政府代表唐海安、财政部代表郑莱、军政部代表沈德燮、航空署代表林我将、外交部代表郭德华、市政府代表俞鸿钧等,均乘坐海关特备的小轮登轮迎接。其他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等八十七团体代表俞鸿钧、十九路军代表王志远、各校学生数百人,则在新关码头迎候。唐海安在致词中代表中国政府及全体人民欢迎萧母的光临,对于她的爱子为正义而牺牲,表示极度感激,萧母则答称:“生子如此,死亦光荣。”随后萧母一行下榻华懋饭店。第二天《申报》报道说:“华人迎接外宾如此热烈,为通商以来空前盛举”。连当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放映新片《落霞孤鹜》时,也在每场之前加映萧母抵沪各界欢迎的新闻片。

　　次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萧母偕其次子爱德门前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探视萧义士灵柩。萧母俯视有顷,潸然泪下,与萧弟在内室将门关上,伏泣十分钟,才启门而出。4月23日国民政府追赠萧德义士上校军衔。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致电萧母称赞萧特的英勇“世罕其匹……将为全中国民众永念不忘”,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给萧母的电报中称萧特的“荣誉与精神将永垂不朽。”
　　4月24日,萧特的葬礼在西藏路慕尔堂隆重举行。上海市政府通知全市各机关下半旗,中西各界人士前往执绋者达数千人,慕尔堂外的西藏路几乎交通断绝。由于人太多,有一千多来宾没能进入墓尔堂。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唐海安、沈德燮等均步行送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及宋美龄女士、宋子文、孔详熙、蒋光鼐、蔡廷锴等均赠送花圈。装载各界所赠花圈的汽车用了40多辆。参加葬礼的还有萧特在上海的基督教教友,其中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教授、曾经为红军将领陈赓治疗腿部重伤的“中国骨科第一人”牛惠生、南京大戏院即后来的上海音乐厅的创办人上海社会流名何挺然等。
　　萧特的灵柩由航空代表沈德燮处长率同该署第六队飞行师余正平、谭苏景、龙荣萱、彭庆昌及美飞行师范汉(Vanghan)、雪莱(Sollars)、海丁(Hagden)、西台尔(Shudelr)等八人送上灵车,移往慕尔堂。在慕尔堂为萧特主持葬礼的是另一位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乔治.费奇(Georg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牧师。六年以后,正是这位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的正直的美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将约翰.马吉(John Magee)牧师拍摄的。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八卷十六毫米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外套大衣里带往上海,为南京大屠杀保存了最珍贵的一份铁证。
　　宗教仪式结束后,送殡的队伍前往虹桥机场,全体送殡车接近千余辆,蜿蜓二三里。途中萧母一度晕厥。沿途观者如堵,约在十万人以上。下午六时前后,萧特的灵榇在八十八师特务连四十名士兵致敬的枪声中放入墓穴,烈士终于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在烈士墓地周围,大战之后的虹桥飞机场遍地残垣败瓦,弹坑密如蜂巢,不由得使人想起日寇的凶残和义士战斗的悲壮。伊丽莎白夫人悲痛欲绝,伫立良久,才掩面而去。
　　葬礼之后,国府、市府和社会各界接连为萧母一行举办欢迎会。国民党中央当局决议赠萧母丧礼国币十万元,以作养老之费。到五月上旬社会各界直接汇寄给萧母的慰劳金也达到将近五万元,对这位丧子的母亲作了一点点安慰。5月13日伊丽莎白夫人与次子爱德门由新关码头上船返回了美国。
　　1984年10月3日,萧特的弟弟爱德门先生随美国斯密旅行团至上海故地重游,到吴县车纺乡萧特殉难处凭吊致哀。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机场的变迁,萧特在虹桥机场的墓地已不存在,但在南京紫金山麓的航空烈士陵园内至今还保存着萧特义士的衣冠冢。当我们缅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生的外国友人时,萧特这位最早牺牲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飞行员朋友更值得我们去景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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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送“礼” [转帖]

　　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将军,对官场应酬非常反感,平日从不给达官显贵凑趣,但也有几次破例给他们送“礼”。　　一次是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在直系军阀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五十大寿”时,冯玉祥曾送过一次“礼”,是用大酒坛装满清水,并亲书封皮一张:“君子之交淡如水”。吴佩孚虽然非常生气,但这位秀才出身的军阀首领考虑喜庆的场合,不便发作,只好照单收下。
　　另一次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南京。当时冯玉祥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他的住处与当时南京市长刘纪文相距不远。1928年,刘纪文结婚,大红喜帖满天飞,冯玉祥也收到一张喜帖。一次会后,刘纪文特意拉住冯玉祥将军的手,请他务必赏光。冯对刘说:“我从来不嗜烟酒,不过你是南京的父母官,大喜之日我一定送点薄礼。”那一天冯果然派人送来贺礼,这是一个用红布包着的木盒,指名请刘市长亲收。冯玉祥的礼物引起了在场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的极大兴趣,人们都好奇地围拢过来,想要看个究竟。
　　刘纪文自以为面子不小,便喜不自胜地当众把盒子打开,一看却傻了眼。原来,盒内装的是厚厚一叠南京市民告状申冤的状子!
　　冯玉祥给刘纪文送“礼”的故事,迅速传遍了当时的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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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开始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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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克由首次出庭接受审判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张冬梅):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17日在金边开庭审判红色高棉时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别名杜赫)，由此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序幕。

康克由是首个被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他受到反人类罪、战争罪、预谋杀人罪等指控。康克由是当年红色高棉设在金边的政治集中营负责人，据称有上万人在这所集中营里被处死。目前，除了康克由，还有4名在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押，将陆续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

1975年4月至1978年12月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也就是“红色高棉”在柬执政，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柬共领导人实施“从肉体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极端政策，并进行内部大清洗，造成数以万计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场迟到了30多年的正义审判

他们正与时间赛跑
2007年11月，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柬埔寨撕开历史伤口
柬埔寨政府此前一直反对设立这个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种族灭绝罪行国际法庭”，但在国际社会的一再坚持下，特别法庭在经过近10年的谈判和拖延后终于进入了工作状态。泰国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对于所有留意这个东南亚苦难小国的人来说，法庭呈现给他们的将是一段苦痛的历史，一串令人悲伤的故事。”
“至今没有一个人为当时的暴行受到惩罚”
“然而，至今没有一个人为当时的暴行受到惩罚。”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柬埔寨只搞过两个做样子的审判，在红色高棉原领导人波尔布特和外长英萨利缺席的情况下，宣判了他们的死刑。”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亡后，投诚的英萨利和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至今仍然不受惩罚地生活在柬埔寨。除他们外，还有一些当年红色恐怖的制造者自由地生活着，因为他们获得了大赦。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垂垂老矣，有些已经自然入土。
艰难的审判
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尽管后来都已经放弃，但是红色高棉当时受过美国和中国的支持，而后两者先后都有过与越南为敌的经历。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在1980年代，流亡在密林间的红色高棉竟然作为合法的柬埔寨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并且可以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
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往事总是令人心潮难平
人们似乎都在急于忘记过去，但那些恐怖的回忆和往事总是令人心潮难平。曼谷的一名华人学者说：“在外界看来，罪恶明显的这场历史大审判迟迟才能开幕，自然要引来许多思考，甚至非议。”

红色高棉前首领农谢接受审判

一名大屠杀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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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40万到有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於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 genocide）。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於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Paul Sweezy）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於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著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3万到25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1973年死於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红色高棉的罪证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年4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於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於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於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幸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萨利（Ieng Sary）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1970和1971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1973年5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於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1977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於我们。”当1975年9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而且是进入□□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尼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1977年9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有报道说，朝鲜计划试射远程导弹，中方对此有何回应？第二，中方是否支持柬埔寨政府以“种族灭绝罪”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有人权组织指责红色高棉政权是在中国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认识到，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改善关系，增进互信，共同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关于第二个问题，审判前民柬领导人是柬埔寨的内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尊重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1970年，毛泽东亲切接见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中为波尔布特，右为第三号人物英萨利，

因其是红色高棉常驻中国代表而为那时的中国人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