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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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转帖]

《往事并不如烟》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作者简介：

章诒和，女，1942年生，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具博士生导师资格。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
　　——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⑴。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⑵。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

　　6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父亲、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在中国，似乎再也没有比政策的变动，更能调动人的情绪。父亲、罗隆基、史良等这样一批久立政坛的人，也不例外。顷刻之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自由理想被激发出来。为加速民间办报的步伐，就连一向对立的章（伯钧）罗（隆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和行动的一致。

　　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⑶，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

　　父亲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

　　兴奋的罗隆基则在会下让徐铸成、浦熙修主动出击，中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汇”复刊的打算。就在罗隆基和徐铸成、浦熙修筹划复刊《文汇报》的同时，上边传出消息，大意是说：《光明日报》既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社长章伯钧挂名外，负责具体报务工作的总编辑也应由民主人士担任。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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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说工资[转帖]

李国文

我对当代中国诗坛十分陌生，读诗很少，有点孤陋寡闻，还没有见过任何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以诗歌的形式，写他的月工资收入。这一点，不得不佩服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居然有本事能够用诗的语言将他的历年收入进账，或津津有味，或斤斤计较，或有零有整，或多寡不均，吟哦出来，这真是开中国诗人先河之创举。

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唐代官员的工资其实不高，白居易的收入，应该说是微薄的。很显然，如今的什么粮补、菜补、独生子女费，或者国家特殊津贴，或者哪家文学杂志的高额稿酬，都不可能有的。但就这点工资，诗人还是很满足的，还有点感恩戴德，不过要写进诗里，大概有点难度，因为工资总离不开数字，这还不仅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情了。

但是，白乐天是大手笔，把这些一一都写了出来，真不简单。

为校书郎时，也许是个科级干部吧！“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

不久，升左拾遗，工资增加了一倍，“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二千张谏纸，纯系诗人为了三十万俸钱的对仗而虚拟的了。

为苏州刺史时，地县级干部，又是江南头等富庶地方，好像油水更充足一点了。“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

随后，白居易调进中央政权机关，为太子宾客，分司洛阳时，工资已是他参加工作时的十倍。“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接着，升为太子少傅，工资达到他一生的最高程度，而且工作还相当清闲自在。“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

一直到了晚年，退居林下，回到洛阳履道里他的大宅子颐养天年，还能领到百分之五十的养老金，“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也就很不错了。

从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时的月薪万六千，到七十五岁吃劳保时的五十千，看来唐代的通货膨胀情况，还说得过去。从苏轼羡慕白居易的诗“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可以看出，即使如洪迈所称的清贫，诗人仍拥有这样的兴致和乐趣，使一生颠沛流离的苏东坡向往不已。这证明诗人的工资收入相当可观，才能过上优越的生活。

那时，他在洛阳龙门一带，经常请客聚会，野游踏青，笙歌弦诵，赏花吟月，晚景是很惬意的。苏轼还写过一首诗，提到了“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他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同样很浪漫，但没有白公在洛阳家中拥有一个小歌舞班的条件。这素与蛮，一位善舞，一位能歌，都是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子。诗人能供养得起这样具有艺术才能的女侍以娱悦晚年，可让苏东坡着实羡慕。

洪迈说白居易一生清贫，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的。洪迈的父亲为洪皓，礼部尚书，大哥洪适，尚书仆射兼枢密使；二哥洪遵，中书舍人，官至资政殿学士。一门皆为官宰，大富大贵的官宦人家，自然会在《容斋随笔》里说白居易的生活清贫了。其实，诗人行将下世时，还不能说薄有资财，他曾在诗中交代：“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

看他拥有的这一份房地产和府中供奉的小歌舞团，别说中国诗人望尘莫及，外国诗人怕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苏轼为北宋人，洪迈为南宋人，按说，东坡先生的话似乎更可信些。孰是孰非，也就不去管它了。但白居易，一不假清高，不耻谈钱；二敢在作品中，为他人之不为。这两点，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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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人打成“特务”、“反革命”的整风[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1943年秋彭德怀回延安后，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我于是又随邓小平回到了北方局。不过这时我已离开了青年工作，专门担任组织科长了。其实这时北方局的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已经没有人管。妇委自浦安修随彭德怀走了以后，连一个人也没有了。青委的宋一平早就回延安了，江明到太行担任了地委书记，周惠到太岳区士敏县担任了县委书记，青委这时也是空无一人。整风运动到1943年秋，已进入审干的阶段。按毛主席的说法：审干以前，整风属于思想清党阶段；而审查干部、清除特务则属于组织清党。这时延安的清查运动已进入高潮，北方局受延安的影响，整风审干也进入高潮。邓小平到北方局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整风审干，特别是反奸斗争（反对内奸，清查混进党内的特务分子）。

1943年的夏天，由于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延安在备战声中加紧清查内奸。7月，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延安地区在10多天内就“抢救”出1400多个“特务”分子。以毛泽东为校长、彭真为副校长的中央党校也召开了坦白大会。解放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陈传纲在这次坦白大会上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供出柯庆施也是“特务”。整风审干本来是由总学委领导的，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而由康生主持展开日常工作。为了加强反奸斗争的领导，又成立了一个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刘锡五在北方局组织部的一次会上对我们说：中央现在的领导实际是由毛、刘、康、彭负责。

邓小平于1943年10月到北方局接替了彭德怀的工作。他立即抓紧整风运动，展开审干反奸的斗争。10月下旬的一天，他做整风报告，号召大家要和党一条心，坦白交待历史上和现在的一切政治问题。如有隐瞒，后果自负。他说话的语气和正在学习的文件《抢救失足者》精神一样。就在当天晚上，总政治部的敌工科长张义权自杀了。第二天又开大会，宣布张义权畏罪自杀，党组织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并说：像张这样以自杀来威胁党，是毫无意义的。他自杀，就说明他有问题。有问题，坦白交待，党自然会宽大处理。有问题不交待，又怕隐瞒不了，于是产生了精神上的矛盾。矛盾解决不了，最后只好自杀。要知道，自杀是最不光彩的，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对党、对人民的背叛。大家要认真讨论，引以为戒。同时要加强监督，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散会后各单位回去分组讨论，形势极为紧张。我平时和敌工部的同志都很友好，从漆克昌部长到两位科长（张义权和覃应机），都比较熟悉。张义权经常跑平、津、石家庄以及安阳等地，覃应机主管内部工作。他们都是老革命，对党是忠诚的，对同志也襟怀坦白，非常正直，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小组会上没有发言。张义权是总政治部的干部，北方局和总政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又不住在一起（北方局和总部住上麻田，总政住下麻田），平常的往来不多，所以小组会比较平淡地就过去了。但总政和总部各小组则非常紧张，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发来一个电报，这是针对领导同志的。电报中说：不要以为你们身边的同志都可靠，“说不定日特、国特就睡在你的身旁”。一看电文的口气，就知道它是毛泽东的手笔，刘锡五让我看完电报后，极其恳切地对我说：你刚到延安时，把家庭、上学和从事救亡运动中的一切事和人都向我谈了，我了解你，相信你，但你可不能有隐瞒呀！如有隐瞒，趁早向我交待，我保证你没事。如果再不交待，那你就太对不住我了！

他说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几乎感动得流泪。我非常诚恳地回答道：“锡五同志，我参加革命，到抗日前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去年5月反‘扫荡’，我也是用生命来保存了党的机密文件。我的一切都向党交待了。锡五同志，请你相信我吧！我确实没有隐瞒任何问题。我知道你信任我，对我特别好……”

说到这里，我哽咽起来，说不下去了。刘锡五也许久不说话，最后，他站起来对我说：“那，那，你先回去吧，有问题就交待。”稍一停，他又说：“如果没问题，也不能胡说啊！”他大概已经知道延安在坦白运动中发生了问题，可我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他要我“有问题就趁早交待、没问题就不要胡说”的教导，使我在整风、审干、反奸运动中坚持了真理，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坚持了真理。这，我不能不感谢刘锡五——这位对党对同志都无限忠诚的老革命。尽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伟大领袖亲自鼓动起来的压力下，我也不能不作假检讨，不能不说几句违心的话，但至今我感到无愧于心的是，我从来没有说瞎话去伤害任何人。

运动的发展，果然越来越紧张。一天下午，紧急集合的号声响了。传来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边集合。人们到河边整齐地排队站好后，一声命令：坐下，不许动！真是令下如山倒。开始，人们都正视前方，谁也不敢往旁边看一眼。约莫半小时，队伍里没有人说话，队前也没有人下命令，全都呆呆地坐在那里。慢慢地，紧张气氛缓和了一些。我偷偷地扫视了一下队伍，发觉没有一个女同志来集合。再注意一下，发觉支部委员们都没有来参加。我知道：那时领导北方局整风的是邓小平、刘锡五、李大章和滕代远几位同志。滕代远负责军队方面，李大章负责宣教系统所属和冀南区干部集中在偏城的整风班，北方局机关的整风由刘锡五负责，邓小平总揽全局。北方局机关的支部书记是秘书处长陈鹤桥，支部委员是组织部的干部科长郭森和宣传科长朱穆之。

我正在考虑支部委员为什么没有来，这时他们三个人都来了。他们要大家都脱下衣服，并可以下水，但不许交谈。我为了能看清一切，没有下水。我看见他们把每个人的衣服（特别是口袋）翻来翻去地搜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如看见有信件或什么字条之类的东西，还凑到一起认真研读。等全部搜查完毕之后，才叫大家集合。集合后一声“解散”，各人回到自己的宿舍。

各人回到宿舍后，发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搜查，所有的“隐私”都曝光了：有的是家人、朋友、爱人的照片被弄乱了乃至被拿走了，不少人的书信（家信以至情书）被拿走了。至于写的稿件，无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几乎全被拿走，片纸不留，因为这些都是审查思想和行为最好的材料。

至于为什么包括卓琳同志在内的女同志没有到河边去集合，原来她们首先回到各自的住室里被搜查。关于支部委员搜查女同志的具体情况，我当时不得而知。后来到60年代初，我陪吴老（玉章）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在湖南省委碰见郭森（当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提起1943年整风审干时搜查女同志的情况，真是骇人听闻，无法形诸笔墨。后来，由于没有认真总结这次审干的经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比审干时不知严重多少倍！郭森还对我说：“老兄，那次审干，多亏锡五同志给你说了话，说你到延安时，他详细地审查过你，他说四川过去情况复杂，你虽然1936年就入了党，现在到延安，还是重新入党的好。你说，不必叫重新入党，就算现在入党吧。后来你到前方，主要是在北方局工作，表现一贯很好，大家都觉得你可靠。正因为锡五向支部说了话，所以你的检查很快就通过，没有出麻烦。”

当时所谓的检查，虽然名义上仍叫个人的整风思想检查，但实际上小组讨论时主要是追查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有的同志初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时，因为不懂得如何划分阶级，填写履历表时，常常把家庭成分写错了。也有人故意把家庭成分提高，说是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书香门第（在旧社会都不愿说家庭贫寒，更羞于说是工农出身）。这样一来可就糟糕了！整风小组会上就追查这些“阶级异己分子”为什么投机革命，钻入****内，一直要追逼到承认是“特务”，是专门打入革命阵营来搞破坏的，才能完结。有的女同志有意隐瞒年龄，在履历表上填小了一两岁，这也不得了！小组会的积极分子都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们能发现矛盾，找出你是否隐瞒。当你承认隐瞒后，就逼着你承认隐瞒有政治目的，最后将你打成“特务”，打成“反革命”。

我因为无论是填写履历表，或写自传，都毫无隐瞒。所以在小组会上，不管大家怎样地追查，都找不到破绽，一点矛盾也没有。大概折腾了两个半天，算是全小组中顺利通过的第一人。刘锡五虽然向支委会给我说了话，但全小组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追问也并不轻松，我认为我的历史检查之所以能顺利通过，还是因为我对党忠诚老实，对自己的家庭，以及求学和从事救亡活动的经过，早就如实地交待了，没有隐瞒任何问题。对所提出的问题，回答时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小组会上虽有人十分挑剔，也有人诱我乱说，但我都不管，我坚持讲真话，认真理，他们见无缝可钻，就放我过去了。

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我的历史检查是诚实的，能通过并不是侥幸，也并非由于刘锡五说了话。要说是侥幸的话，那倒也真是侥幸。因为在这之前，胡其谦在延安被逼不过，已经在1943年的夏天“坦白”了：李成之介绍他加入的不是****，而是复兴社；李忠慎（我的原名）也早已由李成之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只是由于交通不便，胡其谦的“坦白”材料，没有寄到前方（中共北方局）来。如果这个材料寄到了，我怎么能逃得脱“复兴社特务”这顶帽子呢？这可真是莫大的侥幸呀！胡其谦交待的材料，早已装进了我在延安的档案袋里。直到1960年组织上要我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党组副书记（书记是吴玉章）时，中央组织部才从我的档案里发现了这份材料，这时胡其谦正担任重庆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这份“坦白”材料理所当然地被抽出来销毁了。

历史问题最麻烦，最难通过的要算秘书处的杨公素了。对他的追逼使我终身难忘，我必须把它如实地记载下来，以为后世的警示。

杨公素是我的四川同乡，比我年龄稍长。曾在蒙藏学校读书，会藏文。后来用杨度之子杨公素的名字到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所以他的英文很好，知识水平也较高。抗战开始后他到刘戡的九十三军工作，得刘戡信任，被刘任为中校（或上校？）秘书。在九十三军秘密加入****，后经八路军总部转北方局秘书处工作。

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一天24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者所能想像。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立足之地。那时，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者称为“半条心”，而把敌对分子如“特务”等统称为“两条心”。无论“半条心”和“两条心”，都需要向党“坦白”交待。只要“坦白”交待了，就可以和党“一条心”，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杨公素就是在这样的劝说下交待了他的“特务”身份。

于是杨公素终于被打成“特务”，我们的审干、反奸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多年来，我一直对杨公素在审干中的表现很敬佩。像他那样历史复杂的抗日战士，在当时审干的四面楚歌中，除了张义权学楚霸王乌江自刎的一条路以外，只有忍痛承认自己是“特务”，才能苟活。而承认“特务”，势必牵连别人。杨公素为了不连累别人，不惜百般自污。他当时的心情该是多么的难过啊！他这种宁肯自污也不危害别人的品德是很高尚的，是值得敬佩的。我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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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品官服一览[转帖]

清代官衔

文官分大夫、郎、佐郎三种，武官分将军、都尉、骑尉、校尉四种。

文官大夫为五品以上官员，郎为正六品至正八品官员，佐郎为从八品以下官员。

正　从

一品　光禄大夫　荣禄大夫

二品　资政大夫　通奉大夫

三品　通议大夫　中议大夫

四品　中宪大夫　朝议大夫

五品　奉正大夫　奉直大夫

六品　承德郎　儒林郎

七品　文林郎　征仕郎

八品　修职郎　修职佐郎

九品　登佐郎　登佐郎

从六品和正七品中如系吏员出身可为宣德郎，地位与正六品等，正从九品同称登佐郎。

武官中将军为从二品以上官员，都尉为正三品至从四品官，骑尉为正五品到七品官，校尉为正八品以下官员。

正　从　

一品　建威将军　振威将军

二品　武显将军　武功将军

三品　武义都尉　武寅都尉

四品　昭武都尉　宣武都尉

五品　武德骑尉　武德佐骑尉

六品　武略骑尉　武略佐骑尉

七品　武络骑尉　武络佐骑尉

八品　奋武校尉　奋武佐校尉

九品　修武校尉　修武佐校尉

官员的服饰

清时官员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依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来区分官位的大小，是不许滥用的。

服饰大致有下列五种：一，顶戴，二，蟒袍，三，补服，四，腰带，五，坐褥。这里把各品穿戴

的顶戴，蟒袍，补服列表如下：

顶戴　蟒袍　补服

一品　珊瑚　九蟒五爪　（麒麟）　仙鹤

二品　起花珊瑚　九蟒五爪　（狮子）　锦鸡

三品　蓝宝石及蓝色明玻璃　九蟒五爪　（豹子）　孔雀

四品　青金石及蓝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　（虎）　雪雁

五品　水晶及白色明玻璃　八蟒五爪　（熊）　白鹇

六品　砗磲及白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　（彪）　鸬鹚

七品　素金顶　五蟒四爪　（犀牛）　紫鸳鸯

八品　起花金顶　五蟒四爪　（犀牛）　鹌鹑

九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　（海马）　练雀

未入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　（獬豸） 黄鹂

（御史、按察史、提法史等衣饰图案为獬豸）

明朝总督和巡抚合称“督抚”，是临时官位。

清代，正式以督抚为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管辖一省或二、三省，巡抚是省级地方长官。

鸦片战争前，清共有8总督16巡抚。

八督：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

16抚：江苏、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浙江、湖南、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福建、江西。

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督抚直到公元1906年才设。直隶、四川只设总督，不设巡抚，甘肃巡抚于1754年撤去，由陕甘总督兼任。公元1884年建新疆省，设甘肃、新疆巡抚，驻乌鲁木齐。1885年，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驻台北（台湾建省）福建巡抚有闽浙总督兼任。

附：清代官衔品阶

正一品－－（文）太师，太傅，太保，大学士；（武）领侍卫内大臣。

从一品－－（文）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各部院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右都御史。（武）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文）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省总督，各部院左右侍郎。（武）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文）各省巡抚，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各省布政使。（武）副将；

正三品－－（文）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通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各省案察使；（武）参将；

从三品－－（文）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武）游击；

正四品－－（文）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太常寺少卿，各省道员；（武）都司；

从四品－－（文）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各省知府；（武）城门领；

正五品－－（文）左右春坊左右侍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州知州；（武）守备；

从五品－－（文）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史，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武）守御所千总；

正六品－－（文）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左右春坊左右中允，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武）门千总，营千总；

从六品－－（文）左右春坊左右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直隶州州同，州同；（武）卫千总；

正七品－－（文）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顺天府学教授、训导，京县县丞，外县知县，各府学教授；（武）把总；

从七品－－（文）翰林院检讨，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直隶州州判，州判。

（武）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文）太医院御医，各部院八品笔贴式，外府经历，外县县丞，州学正，县教谕；（武）外府千总；

从八品－－（文）翰林院典簿，府。州、县训导；（武）委属骁骑尉；

正九品－－（文）各部院九品笔贴式，县主簿；（武）外委把总；

从九品－－(文）翰林院侍诏，刑部司狱，州吏目，巡检；（武）额外外委；

未入流－－（文）京、外县典史，驿丞，河泊所所官；（武官没有未入流）

注：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只是对大臣的一种荣誉加衔，或死后追赠。右都御史是总督的加衔，右副都御史是巡抚的加衔，总督和巡抚是地方最高长官，兼了上衔后，有弹劾权。这些都是官衔而非实职。

文官服饰标识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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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为什么最终能打败太平天国？ [转帖]

　　1855年2月11日，石达开率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曾国藩的湘军。但9年之后，湘军就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曾国藩为什么能屡败屡战，终于扭转战局呢？

　　文化的底蕴：曾国藩为何能打败洪秀全

　　湘军有个“彭打铁”

　　读太平天国洪秀全,读湘军曾国藩,始终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为什么最后让曾国藩让湘军给打败了?为什么太平军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军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翻读湘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等人,一个湘军将领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称“彭打铁”.何谓“彭打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狠!

　　狠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弟看中,诱至署中,逾月不归.秀才经县经府逐级上诉无人理睬后疯之,逢人便诉其妻让人强行霸占.一日偶遇“彭打铁”,闻知来龙去脉,彭代写状词后面见李鸿章.

　　寒喧客套之后,彭佯作不懂之态请教李大人:“有人诱奸百姓之妻该如何?”李答:“当杀.”又问:“官吏诱占百姓之妻当如何处置?”李答:“当杀.”再问:“封疆大吏子弟诱占百姓之妻，法律又该如何裁决?”至此,李鸿章始知“彭打铁”来者不善,但仍说:“当斩.”

　　余下细节不必赘述,“彭打铁”逼着李鸿章交出了其弟.

　　李大人的这个弟弟久为母亲宠爱,“彭打铁”一逼,就那么大大方方的将他交出来吗?李闻知劣弟罪行,脸色大变,此事李确实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后方谢罪退出.

　　两江总督之弟犯法，“彭打铁”倘且如此不给面子,他人违纪违法遇上这位湘军的黑脸包公,可想而知.彭后任巡江大臣后,访知文武贪官一律严惩.且来往无常,行踪不定,说不上何时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防不胜防.

　　“彭打铁”现像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湘军具备一种让“彭打铁”这样的人,存在下去的组织制度和道德文化认同.如果他在李鸿章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认同,找不到对应,他是实现不了他对疯秀才的承诺的,疯秀才是不会和妻子团圆的.

　　由李鸿章继而审视曾国藩,你会发现湘军的领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养.相比之下,再来看看金陵城里的洪秀全,这个所谓的农民革命领袖,后来在宫里谁都不敢抬头瞅他,“爷像不准常人望.”诸王见他都得事先申报层层过关.最后,凡是洪姓之人统统提官,安插到重要岗位,把个金陵城弄得乌烟瘴气, 这种氛围里能出“彭打铁”之类的人吗?

　　所以,“彭打铁”现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单一现像,它是当时湘军治军带兵之严的一个缩影.这样一支军队打败太平天国就不难理解了.

　　但湘军有“彭打铁”,大清有湘军有曾国藩为什么没能强大起来呢?后来也洋务运动了却还是不行呢?究其原因，湘军和“彭打铁”的进步,只是相对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进步,这种进步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铁”、有了李鸿章、有了曾国藩、湘军所向无敌,这三个人一没了呢?同样,洋务运动有了李鸿章,但一个李鸿章能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变中国吗?

　　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人权的胜利

　　中国哲学史新编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在清朝道光年间，他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已官至内阁学士，历兼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丰年间，因清朝正规军绿营腐败已极，不堪太平军一击，清朝需要新的武装，故令曾国藩丁忧在籍时办理团练，进而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在同治年间，打败太平天国以后，他着重办理洋务。后人将其著作编为《曾文正公全集》。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这个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的所谓《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几句话说出了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共同的激愤和目标。“为之所”，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们组织湘军就是一个办法。

　　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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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乱世舍女护国宝[转帖]

殷墟现世的时候正值现代中国的乱世。有字的甲骨很值钱，土匪绑票，竟可以甲骨作赎金。当李济带着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支国家考古队来到安阳，正式开始对殷墟的发掘时，冯玉祥派来保护考古队的武装士兵比考古队员还多。

最让李济痛心的是，盗掘者不只是盗走了甲骨和青铜器，还不可复原地破坏了殷墟遗址的历史面貌，遍野望去尽是盗墓的盗洞盗坑。他感慨：“文明的古国盗墓的历史，就跟她丧葬的历史一样长。”

李济和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共发掘甲骨文近二万五千片，同时发掘了60多处宫殿、村落和作坊的遗址。发掘请来的民工，最多时超过500人。而他们就是曾经在殷墟周围私挖、贩卖过甲骨文和青铜器的乡民。为了使他们懂得考古的意义，增加信任感，明白考古队不是挖宝人，李济和参加科学考古的同仁约定：考古组成员绝不收藏文物。80年来这个不成文的约定，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承传至今。

从1929年春天开始的安阳殷墟考古，始终在动荡不安中进行，也始终在和偷盗赛跑。但当日本蚕食华北之后，故宫的国宝开始秘密转移，安阳的工作就是在与灾难赛跑了。李济清楚地知道，中华文明史源流上的这盏明灯——安阳殷墟，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一定会被战火淹没。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1937年的那个冬天，李济和史语所考古组的同仁——苦难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带着他们视为生命的国宝文物，还有他们的家人，走上了流亡的路。他们和国宝一起竟走了整整三年。在崇山峻岭中时刻面临坠落深渊的危险……走到昆明时，李济的小女儿因为胰腺炎夭折了。

李济和史语所迁到四川宜宾的李庄。李庄在长江边上的深山里，安全，但条件也更艰苦。李济甚至卖掉珍藏的蒙文大词典，一部分接济史语所的同仁，一部分留作家用。1942年，大女儿也病逝了。

李济保护了自抗战以来一直左右伴随的国宝，却没能保护住自己的女儿。

摘自《新民晚报》李正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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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特殊“规定” [转帖]

　　1972年初，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与此前的“全封闭”相比，来华的外国记者、国际友人人数猛增。

　　专供外国人拍摄

　　当时，美国著名电视制片人露西·杰文斯女士拍摄的一部以北京一家人日常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故宫》，在海外颇有影响，当年还获得了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从这部片子的拍摄过程便可看出外界是如何“了解”当时的中国的。

　　承担这次特殊“政治任务”的，是清华大学学生刘志军一家。据刘先生回忆，由于是国务院办公厅交北京市外办具体经办，所以市外办经过几个月的仔细筛选后才选定了他家。但外交部仍不放心，有关领导还亲自到他家实地查访，看了他爷爷、父母、兄弟姐妹，并向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作进一步了解后才最后确定。

　　刚开始拍摄，露西便面有困惑：“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衣裤都是黑蓝灰三色，男的都穿军绿球鞋，女的都是方口偏扣黑布鞋，三代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部队一样”。正如作者所说，“也难怪，那个年代的人除了绿军装，几乎都是黑蓝灰色，即使女孩子有件鲜艳点的衣服，也必须穿在里面，因为露出来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为了表现服装色彩的丰富，他的大妹妹只好向一位刚结完婚的新娘子借了件红衣裳，二妹妹则到邻居家借了件暗紫色格上衣。

　　另外，由于经济凋敝，物资供应紧张，当时所有东西都要凭票限量供应。但“《故宫》中有一组镜头，要表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当时正赶上中秋节，广安门菜市场突然摆上了各种新鲜蔬菜，应有尽有。那个年代，老百姓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且限量，而惟独那天肉菜全不限量，敞开供应，只要排队就能买上。我父亲的单位为让我家在外宾面前表现出中国人的自豪，还特地补助他100元钱，母亲攥着相当于自己3个月工资的钱，乐滋滋地挤在买菜的人群中……”（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纵横》，2002年第7期）

　　北京居民要熟背“规定”

　　文革时生活的“多姿多彩”、商品的“琳琅满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平心而论，很难要求这些“他者”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那时正“狠抓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极强，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各单位、居委会都组织全体人员、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使外来者很难获悉真情。

　　当时我从农村回城探亲，也曾与其他知青一起被招到居委员开了半天会，学、背这些规定，经“考试”把一条条背得滚瓜烂熟后才能回家。其中有一条规定，如外宾到某商场时，该商场所有商品可不凭券而敞开供应，为的是显示“一片繁荣”，这时中国居民也可“购买”，但“买”后不得离开商店，要等到外宾走后再到柜台将货退还。

　　规定中还表扬过某菜场一位卖肉的师傅“水平高”：一次，顾客拿出肉票要买二两肉，这时恰有外宾在旁，这位卖肉师傅当即决定根本不要肉票就切了二斤肉递给顾客，让外宾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高。据传达说，曾有人趁外宾在时买了好几双尼龙袜（当时买尼龙袜要“工业券”，买线袜要“线票”，肥皂、火柴……全都要券要票，这些券、票发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门口被有关人员拦住，后来袜子全退不说，还通知了工作单位，受到处分。

　　只有一条“可如实回答”

　　“规定”还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弄得外宾莫名其妙。

　　这一纸“规定”当时广为下发，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好多人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纸规定其实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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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毛泽东首次北京之行：职位低微无人理[转帖]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平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等另外七名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人多屋小，房间里就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工字形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人们称为“红楼”。在红楼有一层全部为图书馆，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更为明亮的阅览室。

在杨昌济教授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打扫屋子，登记每日新来的报纸和来看报纸人的名单，以及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

在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陈列室内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北大职员的“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名列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8年的年末就要到了，25岁的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按月领取他每月8元的工资，同时也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虞美人·枕上》的词来抒发自己的恋情，其中说道：“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磅礴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

两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又过了十年，杨开慧被叛徒出卖，在长沙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18年即将过去，而此时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毛泽东正准备离开北京。在第二年春天，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他的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即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让她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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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的附属国一览[转帖]

朝鲜国：洪武元年(1368)朝贡，李朝君主册封为朝鲜国王；至崇祯十年(1637)绝贡，向后金国朝贡。 安南国：元末之际绝贡，夺取广西思明路丘温、如嶅、庆远、渊、脱五土县；洪武元年末(1369)朝贡，陈朝君主册封为安南国王，二十年(1387)夺取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绝贡； 建文二年(1400)胡朝取代陈朝，永乐二年(1403)朝贡；五年(1407)灭安南，置交阯布政使司；宣德二年(1427)废交阯布政使司，仍为安南国(陈朝)； 宣德三年(1428)黎朝取代陈朝，正统二年(1437)朝贡； 嘉靖六年(1527)以清化以北之地建莫朝，黎朝移据清化以南；十九年(1540)莫朝朝贡，君主册封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 万历二十年(1592)莫朝灭，黎朝统一安南，虽内部分裂为郑王、阮王二个政权，但黎朝一直朝贡至明亡。 琉球国：洪武五年(1372)中山国朝贡，六年(1373)山南国、山北国朝贡；十六年(1383)中山国君主册封为琉球国王， 永乐年间，山南、山北二国先后并入中山国； 万历三十八年(1609)为日本国萨摩藩攻占，仍朝贡至明亡。 占城国：洪武二年(1369)朝贡，明末被安南国阮王攻打。 暹罗国：洪武三年(1370)朝贡，直至明末。 爪哇国：洪武二年(1369)朝贡，至弘治十二年(1499)之后，偶有朝贡。 浡泥国：永乐三年(1405)朝贡，君主册封为浡泥国王；之后偶有朝贡。 郑和下西洋时，有吕宋、苏禄、合猫裏(猫裏务)、美洛居、婆罗(文莱)、古麻剌朗、冯嘉施兰、真腊、碟里、日罗夏治、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须文达那、三佛齐、柔佛、文郎马神、地闷、西洋琐里、琐里、览邦淡巴、百花、彭亨、那孤儿、黎伐、南渤利、阿鲁、古里、柯枝、小葛兰、大葛兰、锡兰山、榜葛剌、沼纳朴儿、祖法儿、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阿丹、剌撒、麻林、忽鲁谟斯、溜山比剌、孙剌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急兰丹、沙里湾泥、底里、千里达、失剌比、古里班卒、剌泥夏剌比、奇剌泥、窟察泥、舍剌齐、彭加那、八可意、乌沙剌踢、坎巴、阿哇、打回回、白葛达、黑葛达等国分别朝贡。并于旧港设立旧港宣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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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微服私访记[转帖]

　　1930年9月5日,草莽英雄韩复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正式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在统治期间,他经常外出明察暗访,有时带几个随从去明察,有时则模仿“巡抚大人”只身微服私访,留下了不少趣闻。

　　一

　　一天,天刚蒙蒙亮,韩复榘就衣饰朴陋地只身一人骑车私访,看上去像个传令兵。突然,一个行人急匆匆地迎面走来,把韩复榘的车子给撞倒了。韩复榘掉在泥沼中,衣服和鞋子都弄脏了。韩复榘大为光火,爬起来抓住那人说:“你没有长眼睛吗,往车子上撞!我的衣服脏了,你得赔钱!”
　　谁知那人并不理会他,急慌慌地挣脱手就想逃。韩复榘更加恼怒,便问:“你是什么人,敢如此不讲道理?”
　　那人说:“你的衣服能值几个钱?不是我吝啬,我实在是有刻不容缓的急事。”
　　韩复榘问:“你有什么急事?”
　　那人答道:“我有财政厅的事。”
　　韩复榘复问:“你是什么人?”
　　那人说:“我是财政厅的书记员。今天韩主席召集开会,时间快到了,岂敢延误一分一秒?”接着又告诉了他的地址,说:“你晚上到我家去,我一定赔你衣服钱,现在没时间跟你理论。”说完,便挣脱了手,一溜烟地跑了。
　　韩复榘望着他的背影站了许久,心想此人对参加会议如此认真,精神可嘉。
　　第二天,韩复榘召见财政厅长王向荣,询问财政厅有无此人。王向荣想了想说:“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人,他司状誊录,是个小差使。”转头又问韩复榘:“主席为何认识他?”
　　韩复榘说:“不必多问,如有科员空缺,即可提拔他。”
　　王向荣回去后,心想此人定与主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不等科员出缺,就立即把他提拔了。
　　那人去道谢时,王向荣问他:“你与韩主席有旧吗?”
　　那人听后,面色愕然,答道:“没有啊!”
　　王向荣又说:“你大概忘了吧,再好好想想。”接着,他就把韩主席的相貌讲了一遍。
　　那人想了想,说:“我昨天赶去参加会议,撞倒了一个人,莫非他就是韩主席?要真是的话,我可惹大祸了。”
　　王向荣笑了笑说:“你交好运了,主席善于察人于微,你好好干吧!”
　　就这样,此人撞倒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反而得了一个科员。此事传出,在政界一时成为美谈。

　　二

　　在私访中,韩复榘有时还借机“劫富”。
　　1934年7月间,韩复榘约了参议姚以阶、张联一起去千佛山游览。到了山上,大家在“洞天福地”小院的北屋里闲聊起来。姚以阶进言说:“从前济南有四大富绅,即东关陈家,西关毛家,南关傅家,西关回民金筱卿家。现在,陈、毛、傅三家都已经衰落下去了,唯有金家还非常富裕。金家不仅有钱,房产也很多,估衣市一条街几乎都是他的房产。钱多了伤身,这是主席常说的,主席何不让他家捐一笔钱赈济灾民呢?”
　　韩复榘听后笑着点了点头。
　　他回到省府后,召来了城外公安分局的局长雷万里,问清楚了金家的住址是西关永长街,于是就带着副官卫士前往金家。
　　进了金家大门,他没有通报,就径直走进金筱卿的卧室。这时,金筱卿正横卧烟榻,吞云吐雾,一见进来了一群人,为首的是韩主席,大为惊慌,战战兢兢地爬起来慌忙让座。
　　韩复榘坐下后说:“你经常吸大烟吗?这得处罚你!”
　　金筱卿俯首连声说:“该罚!该罚!请主席吩咐。”
　　韩复榘不假思索,随口说:“罚你17万元,送到省府去!”说完,就带领随从离去了。
　　过了一天,金筱卿果然派人将17万元送到了省府。

　　三

　　在私访中,韩复榘也留下一些“济贫”的佳话。
　　有一次,一个农民推着一车陶器进城,不巧被骑着自行车私访的韩复榘撞倒,一车陶器散了一地。这车陶器可是穷人的命根子,于是,这个农民心疼得直跺脚,像是要哭的样子。韩复榘见状,就掏出一张名片给他说:“你不要着急,你到前面那个衙门去,把这张名片交给站岗的卫兵,他就会帮你找到我,到时我赔你钱。”说完,他就骑车先回省政府了。
　　这位农民无奈,只好按照韩复榘说的办法,推着车子到了省政府门外。卫兵见有韩主席的名片,忙报告班长向韩复榘请示。韩复榘一面令农民进见,一面叫人穿便衣到一家糖果店称两斤糖果。
　　韩复榘在私访中得知糖果店的店主惟利是图,经常缺斤少两。糖果买回后,韩复榘就叫人称了一称,果然少了半斤。韩复榘立即下令传来店主,训斥说:“你卖糖果短秤,得罚你50元,以后可不许再短秤!”店主无可奈何,只好乖乖交出50元钱来。于是,韩复榘把这50元钱和糖果转付给农民,作为赔偿费。这位农民千恩万谢之后才离去。
　　还有一次是在1936年的中秋节,韩复榘骑车到了七大马路的郊外地区,看见一个老汉推着满载砖块的二把手车,前面有一个小孩拉着,正在上坡,累得满头大汗。韩复榘下车帮他们拉上坡去,老汉再三致谢。韩复榘让他坐地歇息,与他拉起了家常。
　　老汉对韩复榘说,他家没有什么财产,儿子又刚死,现在他与媳妇、幼孙三人以卖苦力为生,家境极其贫苦。韩复榘听后,掏出一张名片,对老汉说:“你拿这张名片去见韩主席,叫他给你帮个忙,就可以不受穷了。你沿着二大马路,一直走到院前大街,问省政府传达处,将这张名片递上,就能见到韩主席了。”
　　老翁半信半疑,但觉得此人说话的口气不小,于是决定去试一试。第二天,老汉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按照韩复榘指示的路径找到了省政府,然后到泰康公司买了两斤月饼作为见面礼。经门卫传达,果然见到了韩主席,不禁惊喜交集。
　　韩复榘见老汉提来了月饼,又叫人称了称,结果每斤都少了二两。韩复榘问明了月饼是在泰康公司买的,当即下令将公司经理传来。
　　经理一来还没有坐下,韩复榘就问他卖的月饼是否够秤。经理自然不敢说不够秤。韩复榘于是叫人称给他看,结果经理无言以对,只得认错。
　　韩复榘说:“你既然认错,就要受罚,是愿意挨打,还是罚款?”
　　经理问:“挨打如何,罚款如何?”
　　韩复榘说:“打则1000军棍,罚款则3000银元。”
　　经理一听慌了手脚,忙跪地求饶,乞求从轻发落。韩复榘于是开恩说:“那就这样吧,罚你1000银元。”
　　经理再无话讲,回去就把1000块银元送来了。韩复榘则将这1000银元转送给了老汉,并派人帮老汉把钱存在银行里。
　　这样,老汉每月得利息好几十元,光利息,就够一家三口生活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