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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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转帖]

■徐庆全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
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有记者就“新时期文学潮流是如何引发的”问题来采访，我翻出了珍藏的这样几本书：1、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于1977年7月1日编就的《革命诗抄》第二集；2、由“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于1977年12月编就的《革命诗抄》；3、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于1977年11月编就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手迹；5、北京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文集》，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手迹。

　　经历过那段历史或者对改革开放历史有研究的人，一看这几本书就会明白，这是记录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的。那一年的1月8日，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而报纸等媒体上展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使人们对再度从中国政坛沉寂的邓小平痛心惋惜的同时，对政坛出现转机无望。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三年后的1979年，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谈到丙辰清明时说：“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与周扬的话相印证，自然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

　　不过，这几本书在当年的出版过程——当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天安门诗抄”的书很多，我的收藏仅仅是一小部分，本身也是文学史和出版史上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事情，值得钩沉一番。

“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欢庆的呐喊声中，人们渴望的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春天却推迟了脚步。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人们提出的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某些错误决策的正当要求，被压制了。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自然不能触及。

　　但是，“两个凡是”也无法阻挡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渴望，搜集和传播天安门事件中的诗文，就很自然成为人们这种渴望的一种斗争手段。

　　“四人帮”刚垮台，原七机部二一一厂资料科和工艺科的15位同志就自发组织起来，首先在厂内贴出了手抄的《丙辰清明天安门诗抄》。诗抄一贴出，反响极大，人们辗转相抄并补充。一些有心人又从公安部立案的材料中，从本单位“追查”时收缴的诗词、胶卷和照片中，共收集了1800首诗词，一百多张照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诗稿。这大概是第一部反映天安门事件的诗抄。

　　诗稿形成后，为了扩大影响，自然有了印刷成书的想法。原七机部的领导人顺应民意，支持这一做法。但是，在中央依然维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定性的情况下，诗稿在北京印刷显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有人把书稿送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家印刷厂。几经周折后，1978年9月，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诗文集印刷成书，印数10万册。这本诗文集除编选了丙辰清明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诗文外，还收录了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张贴在天安门部分诗词。

　　1976年12月，原七机部五○二所二室和七室的二十多名同志也自发组织起来，搜集、整理和刻印天安门诗文。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他们把一百三十多首天安门诗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关村的墙上。而此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些人，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于是，两家一拍即合，成立了“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四处搜集有关天安门诗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北京市公安局、中国科学院保卫部门得到了许多立案侦察时被封存的诗稿和影印件，于1977年12月编就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自动化所领导支持“编辑组”的正义行动，专门批了20万元专款作为印刷费用。

　　为了扩大影响，“编辑组”决定找一位著名人士题写书名。可在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党内著名人士不便找，他们便想到了赵朴初。

　　赵朴初既是知名人士，又是著名书法家、诗词学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这些头衔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而赵朴初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人选。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赵朴初就在激愤之中，写下了一首表露自己心迹的词：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1978年8月，赵朴初把这首词录给了楚庄，并题：“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1978年8月赵朴初。”

　　1998年10月，我和桑思奋兄拜访楚庄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首词展现给我们看。楚庄并逐一给我们解释，以怀念赵朴初的凛然正气。他说，“春寒料峭”指春天，当然在这里主要是指当时寒冷的政治空气。“欺灯暗”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在镇压进行之前，把广场的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得知清明节那天要镇压而夜不能寐的焦灼心情。“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天安门前人们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一句，人们都能体会到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寄予的希望。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编辑的《理论动态》第47期上，又刊出了赵朴初怀念周总理的词《金缕曲·于西山得一幼松移植盆中持归供周总理像前因作》：

　　莫道盆松小，

　　是移来，

　　雪山筋骨，霜崖新貌。

　　遗像瞻前欣得地，

　　已见稚虬腾蹈，

　　待他日撑天夭矫。

　　自是扶持缘正直，

　　信人心所向关天道。

　　今与昔，长相照。

　　每因睹树思周召，

　　最难忘，

　　天安门外，万株衣缟。

　　泪涌江河流德泽，

　　袂举风标节操，

　　知激励人群多少！

　　大地春雷摧蚁梦，

　　喜兴邦渐展身前稿。

　　唱不尽，千秋调。

　　词中“最难忘，天安门外，万株衣缟。泪涌江河流德泽，袂举风标节操，知激励人群多少！”句，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最直接的描述。这首词，当年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低昂激动的旋律。

　　赵朴初这两首广为流传的辞章表明，他是一个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人。于是，“《革命诗抄》编辑组”找到他后，他欣然为该书题签。

　　经过一番周折，《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印刷成书后，却没有得到发行。有关部门得到该书后，为了与中央“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调保持一致，便以“非法印刷品”的“罪名”予以全部封存，并对“编辑组”的工作人员追查“政治责任”，责令他们写出“深刻检查”。但是，民心不可违。“编辑组”的人无所畏惧，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变卖家产，赔偿所领导所拨的20万元专款，然后进监狱；另一方面则据理力争，争取该书得到发行的正当权利。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有关部门终于放行，但要求书名去掉“一九七六清明节”的敏感字样。因此，该书书名改为《革命诗抄》后，才得以发行。到1978年3月，这本诗抄先后共印发了二十六万多册。

　　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搜集和整理天安门诗文。他们把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童怀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们将诗抄在学院内散发，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时，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诗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征集布告，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三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因在1月8日张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小字报，并被人联系到他编辑诗抄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较广、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那本油印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被抄走。为了防止意外，保存这些诗稿，“童怀周”们一同商量，决定把全部诗稿转移到家住郊区的一个人家里。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延缓天安门诗稿的征集工作。童怀周的正义行为得到了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稿送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干警，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手稿、照片和影印资料。

　　1977年清明节前夕，童怀周编印出第一本铅印本的《革命诗抄》。7月1日，他们又编印出第二集。11月，他们又在一、二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校订和整理，并和原拟编为第三集诗文补入，合为一本，定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前后，印刷发行。

　　印刷发行这些诗文集，都是童怀周成员们自掏腰包，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印刷发行时，他们标上了“工本费1.20元”的字样。该书前面有30页的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印刷精美，以当时书籍定价来看，这样的“工本费”实在不能说是高。

　　1977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稍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四位同志，也开始从事天安门诗词的搜集和编辑工作。在“四五运动”两周年之际，这本书名为《心碑》的天安门诗文集终于问世。

　　不过，像《革命诗抄》一样，《心碑》的发行也受到过阻挠。《心碑》发行后，公安部门以外国人弄到了这本书为理由，要求对进行编辑工作的四位同志进行审查，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领导则对这种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天安门诗抄在香港早已出版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人民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出版？”该书发行两万余册（参见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页241—246；北京出版社，1979）。

　　这些“非法出版物”在民间广为流传着。人们从诗抄中不仅汲取了文学的养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变定性的抗争的决心。

《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

　　在此期间，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也在冲破种种阻力，将天安门诗歌公布于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中共中央一个副主席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报告给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也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这位副主席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这位副主席最后说：“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从《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前前后后，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张湛彬：《思想解冻的春天》，页244—24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出版

　　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和《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革命诗抄》发行后，他们请《人民日报》社转交给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社支持他们的行动，立即转交，却招致了中央一位副主席的批评。这位副主席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他还说：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拿到了“非法出版”的《革命诗抄》，他们当然想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公开出版是要反复考虑的。1978年9月底，他们完成《天安门诗抄》的一切编辑、出版准备工作后，按照“文革”后期的做法，先印了少量的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人。然后，通过关系打听这些领导人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大都希望出版，但又无法公开表态支持。

　　转眼到了1978年的11月初，虽然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高层，都对改变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提出了强烈呼吁。在民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门事件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引起极大的反响。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一话剧演出后的报道，用的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醒目标题。11月10日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于无声处》座谈会。11月14日，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天安门事件”不再是禁区。在党内高层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在此前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同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要求华国锋题写书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华的欣然命笔似乎心理准备不足。华的题词送达后，全书早已印好，前言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已不能再改了，也无法以惯例加上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只好在扉页反面用红字写明“本书承华主席题签”，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真是对“英明领袖”的不敬了（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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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八十年代的一件小事[转帖]

谢泳

今年，许多报纸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一些报纸找我写文章，我只写过一篇，谈邓丽君的歌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邓丽君的歌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希望以后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给她一席之地，有时候流行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主流文化，特别是对青年。

还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也写出来，或许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帮助。中国近30年的进步，其实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小人物，历史不会记住他们，但历史进程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我从头说起。

1980年，我到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因为对专业本身没有太大兴趣，我很多时间是自己看书。刚到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住校。当时晋中师专的条件非常差，一开始是想住校而不得，但到了学校要求住的时候，我倒不愿意住了。

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我家住处离榆次法院很近，榆次人称为衙门街，我就经常去法院旁听，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向往。1983年，榆次第一次招考律师的时候，我已留校编报纸，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了我师专的学长底安民，从他那里借了一点关于法律方面的书，可惜当时学校领导不让参加考试，我这个律师梦也就破灭了。但那段时间，法院一开庭我就去，慢慢有了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至今还影响着我，那就是在法庭上看到所有被告，我感觉都是好人，都特别让人同情，当时的真实感受是被告无坏人，后来我明白，同情弱者是人最高的天性。人是非常脆弱的，再强大的人，在那种处境中，也非常可怜。后来我想，这种性格肯定是做不了法官的，因为在法庭上极容易对被告同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大概是1981年，我旁听了一个案子，至今还有一点印象。记忆中是一件投机倒把案。当时的法官是一位女士，那个时候榆次许多案子都是由她来担任审判长的，她的名字叫靳同（可能不是这样写，但读音不会错）。被告是一位工厂的技术员，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犯罪事实我记住了，是他在工作之余，帮一家工厂做了一点技术工作，人家给了他几百块钱，细节记不清了，但大体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印象中，那个技术员是南方人，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在法庭上非常沉默，想辩解而不得，眼中含满眼水，但努力不让流下来。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是当时榆次一位老律师，文革前可能就从事这个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字是叫张守中（至少读音如此）。这个因为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收了几百块钱的技术员，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记忆可能不准确，但事实不会差太远）。

快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记起那个技术员在法庭上的情景，我想在他一生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几年之后，这个技术员的案子可能早已改正（但愿如此），因为过了不久，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还是政府一度时期鼓励的，但这个技术员的一生可能已经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有相当多小人物的经历构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足迹。我那时旁听过很多案件的审判，以我现在非常有限的法律知识判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因为腐败，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法官的水平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我相信社会进步是累进的，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电视台经常有“讲述”一类栏目，我想以后也应当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出来，让他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苦处，因为在时代中流逝的小事，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不小。老话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也应当是纪念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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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南：我经历的一次会议合影[转帖]

关于会议合影，我想说说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是等领导人坐好以后，与会者们才在他们身后列队的。 1955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第16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其时，我是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会主席，作为北京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结束之日的当天下午，全体代表乘车去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合影。这次学代会规模不大，代表总共是195人，先在一间大屋子里等候，不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等同志来了，尽管事先有上届学联主席田德民打招呼，说周总理右手曾负伤，不要上去握手，但代表们还是一拥而上，争着同周总理握手了。这在现在的会议合影时也已是很难见到的一幕了。

随后，是周总理等领导人与全体代表去怀仁堂前的草坪照相。代表们四散在草坪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胡耀邦等领导人坐下后，代表们还在东张西望，毕竟大多数代表是第一次进怀仁堂。七月的太阳很毒，西晒太阳更是使人热不可耐，陈毅脱下了短袖衫罩在了膝上，用扇子敲着头说：“热死了，热死了，快排好队！”这时代表们才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排好了几列队伍，站到了领导人的背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合影的局部，陈毅副总理的短衫就是罩在膝上的。这种潇洒的景象，于今在会议合影中也已绝迹了。

（摘自2月8日《文汇报》作者朱子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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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章含之[转帖]

洪晃

　　在我心目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但是，她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尾声，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平凡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一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
。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而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妈妈，妈妈就坐着“二等”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只是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父亲，又找到她。据我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底线就是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够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寄希望于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酷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其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一个动荡的年岁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加难以启齿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

　　结果，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妈妈和乔冠华当然连夜全去了外交部。早上，妈妈来了电话，说来不及跟我解释了，但是八点半赶到北京站，在右手的大钟下面会有一男一女，那是我的表哥和表妹，男的叫瓶瓶，女的叫罐罐。他们是去接他们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外婆。然后，不容我再问任何问题，妈妈就把电话挂了。

　　那年我15岁，在纽约已经住了3年，完全是个美国孩子了。从我的视角来看，1976年的中国本来就是一部超现实电影，所有一切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这个国家就是奥维尔的《1884》。所以，地震震出来个莫名其妙的“外婆”和两个叫瓶瓶罐罐的表哥表妹似乎非常正常。

　　我对妈妈的生母——我的亲外婆的态度跟妈妈正好相反。我记得这个有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太太是个非常势利、不真诚而且话实在太多的老太太。在来的第一天晚上，她就在史家胡同的饭桌上热泪盈眶地对我说：“要感谢****，毛主席让我们一家团圆。”我当时觉得这是变相地在骂抚养我长大的外公外婆，而51号是他们的家，所以我跟妈妈大吵了一架。结果证明我是对的，在乔冠华去世之后，妈妈最需要亲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选择了跟已经被她遗弃过一次的女儿划清界限。

　　妈妈是个传统的女人，她太把男人当回事。我总觉得她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情结。有这种思想的女人，最后总是要找一个值得她彻底自我牺牲的男人。妈妈的一生中，这个人就是乔冠华。他们在有生之年没过什么太多的好日子，光隔离审查就有两年。而乔冠华走了以后，妈妈守了25年寡。在这25年中，妈妈写了4本书，每本书的主角儿都是乔冠华。在公众眼里，这是她的美德，是一个美丽的中国女子应该做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她悲壮的地方，也是她为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原因。

　　我很想她，很想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改变她的悲剧命运，让我再有一个机会让她最后的25年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可惜，我不会再有这个机会，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摘自《献给母亲的礼物》，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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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杀“病人”的奇闻[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1939年的秋末冬初，枪杀案件层出不穷，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小沙渡路上海劳工医院里病人杀病人的那一起。这件凶案消息在报上透露后，许多老上海，都为这件离奇案子弄得如坠五里雾中，莫名其妙。因为病人与病人，不一定会认识；即或是对头冤家，但大家都因病住进了医院，何致一方竟开枪杀人，而且，在枪杀对方后，居然会沉疴立起，矫捷逸去。因此议论纷纷，莫测高深。公共租界捕房，因凶手无法抓获，只好作为悬案。可是也有人作这样想：这样扑朔迷离的凶杀案，总离不了沪西歹土魔窟76号。这倒是一针见血的看法，因为事实也确是这样。

说出来也许会使人听了不相信，因为这件凶杀案的被害者与杀人者，不仅都非真的病人，而且彼此从无见过面。原来这个被杀的，叫许也夫，浙江台州人，在大革命前，在原籍台州与革命组织有过接触。1927年曾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当过一名职员。1928年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任干事。专事组织黄色工会，破坏工人运动。1931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实行改组，把各部会改组为科，许以破坏工人运动的老手，当上了民众训练科主任，又投奔杜月笙，拜杜为“先生”。1932年，“C.C”的头目吴醒亚，由安徽省政府的代理主席调任上海市社会局长时，杜月笙便把许也夫介绍给了吴醒亚，任专管劳资纠纷的社会局第三科的科长。当时许多重大的劳资纠纷，可以看到杜月笙涉身其间，是不为无因的。上海沦陷后，许也夫也失了业。满以为过去得过杜月笙的欢心，且有师生之谊因此专程到香港去找杜月笙。可是，这时的许也夫，对在香港的杜月笙来说，已失了作用，当然不会理他。许一看不是个路数，再耽下去必将流落香港，于是向杜月笙商借500元港币，以便买票回沪。不意，杜竟置之不理，这倒使许也夫着急了。那时恰巧汪曼云也在香港，许乃托汪再度向杜申述前请。杜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说：“他（指许也夫）既要回上海，为什么要借港币?”因为那时法币与港币的兑换率差距已大，500元钱为数虽不大，却要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不能不掂一掂分量。杜月笙在上海的时候，你别看他用钱“豪爽”，他用的钱都是用在刀口上的，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投资。他在你身上用掉一个钱，至少要收回十个百个，没法收回的钱，他是不用的。

许也夫从香港两手空空回到上海后，一筹莫展。要想去找找过去他帮忙迫害过工人的这些厂商老板，找事固谈不上，即借钱也都报以白眼，于是许在上海每天的旅馆伙食所需，天天使他伤足了脑筋。可是日子还得挨下去，于是把脑筋动到了他的小同乡范守渊的身上。范守渊是个不出名的西医，因为他做过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三区党部的监察委员，和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常务委员兼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是同一个区，也算是潘手下的一个喽啰，于是当上了上海劳工医院院长。

这个上海市劳工医院，名义上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三区党部替上海工人办的“福利事业”，实际是他们这帮人贪污的见证。1927年蒋介石从日本回来推翻了西山会议派的“特别委员会”后，对“党务”进行改组，陈果夫、陈立夫窃据“中央”，在各省市建立“指导委员会”，党员重新办理登记，建立“C.C”反动组织，把异己的人，一概排出党外，树立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基础。潘公展是上海“C.C”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原三区（即公共租界区域）的主要负责人。为了替三区的“C.C”分子与他自己筹划一笔活动经费，于是便凭借他上海市社会局长的身份，说是替工人办福利事业，向上海的工商界，用敲诈勒索的手段，弄到了很大数目的一笔资金。除了大部分的钱作为三区“C.C”的活动经费，和一部分放进了他们的腰包外，为了敷衍门面，才在小沙渡路一条弄堂里，办了一个“上海劳工医院”。总共只有一二十张病床，也算是上海八十万工人的“劳工医院”潘公展了。不过既称为“医院”，就得安上一个“院长”才像样，同时又因为医院经费的来源和支配，又那么见不得人，不得不用一个懂点医道，而又是一丘之貉的人来充任，以便有许多的钱可以在开办费等各种项目中随意挪用，制造假账蒙混过去，于是才叫范守渊去当了院长。另以替潘公展专事破坏青年运动的顾继武、凌宪文，去做了事务主任与会计主任，也让他们在这缸混水里，分尝杯羹，落得个皆大欢喜。

许也夫的脑筋动到范守渊身上，想利用范的“劳工医院”，解决他的住食问题。于是他专程去看了范守渊，提出了自己的愿望：想由劳工医院无条件地供给他一间病房，作为下榻之所，此外，还要医院免费供应他每天三餐的伙食。这样许的生活难题，都能迎刃而解。

上海自沦陷后，工厂停工，工人大都失了业，工伤事故既少，“劳工医院”的病号，更显得清静冷落了。所以要一两间病房，当然有的是，至于多报上一客病饭，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反正用不了范院长自掏腰包，落得做个顺水人情，于是生龙活虎的许也夫，便从小旅馆搬进了上海劳工医院，做了无病的病人。

许也夫虽以无病之身住进了劳工医院的病房，可在名义上，仍不能不算是个病人，因之护士对他，不得不以病人待之。而许也夫自恃是院长的同乡老友，竟把女护士看作使女一般，稍不随意，便恶声相向，竟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病人?偏偏这个女护士高仁，是事务主任顾继武尚未正式结婚的老婆，在许也夫面前受的委屈，便向顾继武哭诉。顾为了这件事，与许有过正面冲突。许仍恃过去科长的势焰，哪把这个小小事务主任放在眼里。可是现在的顾继武，已非当年的阿瞒了，因为他已与76号的特务头儿丁默邨搭上了关系。于是，顾便以特务的惯技，造了许多假情报给丁默邨，说许也夫与****有关，此次从香港回来，负有特别任务，所以装病住在医院里，作为掩护。

顾的这一套，使丁深感兴趣，因为汪精卫以反共作标榜的，可是在敌后工作的****人，由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受到群众爱戴，与多方的掩护，所以要在沦陷区找出一个****，实在太不容易。现在得到顾继武的线索，加之许这次从香港回来，好好的人住进医院，

不是别有企图又是什么?姑不论他是否****，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于是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

林之江对这件杀人案，颇自诩为得意之作。事后林在76号大洋房前边的芦席棚下，和顾继武、凌宪文、蔡洪田、汪曼云等摆龙门阵时，详细吐露了暗杀经过。林说：“我奉命后，虽知道许住在劳工医院，可从来没有见过面，且要对他下手，又非移樽就教不可，总之觉得自己非进劳工医院不可。于是先把面部化装了一下，装成了一个面如黄蜡的病容，叫人陪同到小沙渡路劳工医院去看门诊。在量体温之前暗中先喝了一些不太烫的开水，再把体温表插入，当然体温就与常人不同了。当医生来诊病的时候，我又作了一些无病的呻吟，便要求住院。好在这些医生没有多少临床经验，一时检查不出我害的什么病，既然我自己要求住院，送上门来的生意，怎的再会拒绝?于是将我留院了。”

“我进病房不久，当天便探听到许也夫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是独据一室，医院里似乎因为病人不多，我的病房里，也只有我一个人。从我的病房窗子里，可以直望到医院的两扇大铁门。到了夜里七点钟，门就上了锁，我觉得半夜里，要从大铁门出去，是办不到的了。这医院有没有后门，即有又在哪里?我又不知道。正为此发愁时，发现在病房后面的一条走廊，紧临着后面一条弄堂，弄口虽与医院的大门并列，却没有弄堂门，倒是动手后最理想的一条出路。”

“第二天我叫来探病的人，把我要的东西藏在点心盒与衣包里带了进来，一切算是准备好了。就在那天半夜里，我悄悄地起了床，先轻轻打开病房后面那条走廊上的玻璃窗，把送进来的两匹土布，系在一起，一头拴在窗下的铁栏杆上，另一头便垂到医院后面的小弄堂里，然后再去推许也夫的房门。好在病房里面都不落闩的，这时许也夫不知是醒了呢，还是由于机警而惊醒，当我弯着身子，转动门扭，轻轻地把房门推开的时候，许也从平睡着的姿势，慢慢地抬起了身子。因为我是弯着腰的，许也夫的下巴，恰好正对着我的视线，我不及再进房间，顺手打了一枪，正中许的咽喉，许即应声倒在床上，我也不再回自己的房间去拿东西，便从预先系在窗下铁栏杆上的土布上，溜到医院后面的弄堂口，跨过劳工医院的大门。只听得里面已经人声鼎沸，电灯通明，我也没理会这些，循着槟榔路（今安远路）前进，在玉佛寺附近，找到了我预先叫人停放在那里的汽车，从容地掏出了钥匙，开了车门，驾车回到了76号。”林在讲的时候，绘形绘色，好像他不是去杀人，而是演了一出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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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与昙花一现的“新国民党” [转帖]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内曾存在过一个幽灵般的秘密组织。它以“抗日、倒蒋、反共”为宗旨,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其中不乏当时政坛军界的名流显要。这个名为“新国民党”的秘密组织,一度四处出击,甚是活跃,可实际活动未及五个寒暑,便如昙花一现,随着它的主脑胡汉民的病逝而悄悄地从世间永远消失了,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直到最近,国中有学者获阅大洋彼岸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之数千件“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稿”,从中披检钩沉,精细考订,方使当初“新国民党”的若干秘密渐次揭开,凸现“真容”。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1879—1936),在国民党前期的高层中枢中,堪称资深望重的元老级人物。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履艰涉险,勋劳卓著,系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孙去世后,胡汉民思想蜕变,沦为国民党右翼头目。1927年4月,他同已然背叛革命的蒋介石结盟,悉力“清共”,翦除异己,帮助蒋在南京建立起军事独裁的“国民政府”,并陆续出任国府主席、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委会常委等要职。1931年2月,因制订“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胡和蒋分歧严重,矛盾激化。蒋蛮横地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人身自由近八个月。嗣后,经过两广亲胡势力的强硬抗争,加上“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团结御侮”的呼声日高,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才在同年10月将其释放。
　　胡氏遭此大挫,对蒋切齿恚恨。政见的抵牾以及个人恩怨,促使他从此与蒋公开决裂,站到了国民党内失意、“在野”的反蒋人士一边。不久,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在广州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托胡汉民负责主持。胡抓住这个机会,南下寓居香港,凭借着粤、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在港埠遥控西南(主要是两广)事务,俨然一副“半独立”的姿态,同南京分庭抗礼。也差不多就在此时,胡汉民与邹鲁等人开始着手组建他们的那个“隐蔽的‘新’国民党”。
　　胡汉民组党,自有其一番说辞。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在蒋介石把持下,腐化败坏,已经完全丧失了早先的“革命精神”,堕落成为军阀工具。由于“民国十五年北伐的成功,只是军阀的成功,不是党的成功”,“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因此,结果是让“新兴军阀”蒋介石“劫持了本党”;蒋“过去所施行的一切,实为民国以前相承一贯之军阀之治,而非本党之党治,非三民主义之治”。如今,“外患急迫,国家之亡已在旦夕”,南京当局仍“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为应付日本之惟一方针”。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人如不起来推翻军阀统治(亦即‘倒蒋’),不能救党以救国,则整个中国将重心失陷,前途危险之极”。
　　胡汉民进而开列了“拯救本党”的办法,首要一条,必须“重新建党,使党成为真的革命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欲摒弃国民党而另起炉灶。胡氏曾经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述自己的心迹:“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者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可见胡对国民党感情固深,他所谓的“重新建党”,实际是要保留国民党的外壳,打造一个新组织。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以“抗日”为旗帜,吸引反蒋力量,结成一个秘密集团;然后蓄势待机,条件成熟便驱蒋而代,控制最高权力,以图国民党的“复兴”,“重荷救国责任”———正是基于这么一种策略,胡汉民将自己“自东北事变发生以还,对国内政治厥持之三义(主张)”,确定为“新国民党”的行动旨要:“曰抗日、曰剿共、曰反对军阀统治”,重心落在前者与后者。
　　大致在1932年春,“新国民党”正式诞生,成立时极简率,未曾举行任何会议或仪式。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为书记长(分管党务),中央一级的骨干尚有萧佛成、邓泽如、刘芦隐、林云陔等。颇为特别的是,“新国民党”的各级机构皆称“干部”,相当于其他党团的“委员会”或“支部”。有人推测,这是因为胡汉民希望纠正国民党机关的官僚习气,强调“新国民党”的组织应是“干事的部门”,简而名之:“干部”。这个秘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干部”)设在广州,统辖全国所有“地方干部”的人事任免及经费拨放。上海、天津两处,设有规模较大的常驻的地方“总干部”,分别负责长江流域各省和东北华北省份的党务(西北地区曾设“西北执行部”)。每省再设“分部”,不设“分部”的省则委任“特派员”,由之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组织网络。网络以外,还有“中兴会”、“青年团”等外围小团体。“新国民党”同时还在加拿大、美国、古巴、南洋(新加坡、菲律宾等),包括港澳地区,逐步建立起海外的“总干部”或“分部”,其组织触角甚至拓伸到了欧洲、澳洲。
　　胡汉民要求“新国民党”发展党员务必“秘密推进”,只许“反蒋最坚决的人”加盟,重点在吸纳各地有实力有影响、又受到南京排挤的非蒋系人物。这些人,多数在反蒋和抗日问题上,与西南、与胡汉民有一定的共同点,他们期望新的政治靠山,也需要经济后援,而胡汉民方面则亟欲邀风聚云,壮大倒蒋阵营。利益的互相驱动,使得诸如冯玉祥、阎锡山、程潜以及柏文蔚、蔡廷锴、宋哲元、韩复榘、王家烈、方振武等一批国民党军政界的中上层角色,都先后同西南暗中联络,成为“新国民党”的党员,有的不但携其部众多人一道加入,还担任了“地方干部”的领导工作。据“胡汉民往来函电稿”透露的有关数据统计,截至1934年10月,“新国民党”登记在册的党员已经超过2700人;之后,又发生过逾千上万人“集体加入”的事例。所有入党人员,均须履行一套规定的“介绍(由两名以上党员介绍)、具约、宣誓”手续,并“呈经中央核准”。《入党誓约》上显示:具约人“誓愿加入”的那个新组织,依旧名叫“中国国民党”。
　　广东省政府财政厅每月向“新国民党”提供五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赖有这一笔主要经济来源,秘党在各地组织的运作才得以维持,其中以沪、津两处工作成效最为显著。上海的活动据点,设在河南中路的民智书局,由陈嘉佑、熊克武等负责。他们利用其地临近南京、信息灵通的优势,多方收集政治情报,随时电告粤港(电台密设法租界),供中央机关决策参考;又凭借上海辐射南北、交通发达的便利,与各地反蒋人士广泛接洽,替胡汉民等牵线搭桥。上海“干部”还出资(或资助)办了《市民日报》《民国英语周刊》及远东通讯社,使“新国民党”在长江沿线有了属于自己的喉舌。天津的“干部”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47号路(今成都路)永定里,由曹任远、张岱岑等担纲,除了传递情报,出版《民兴报》和《新路》《民风》旬刊进行宣传外,主要的活动,是在北方策动非蒋嫡系的部队投入军事抗日。他们在东北义勇军里也发展了“新国民党”党员。1933年初,冯玉祥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曹任远“代表西南给了一百万(元)”,支持他“打日本人”。后来因为南京方面的破坏,冯玉祥被迫去职,方振武接任“抗日讨贼军”(由抗日同盟军更名)代总司令,继续与敌奋战,并率所部“三万武装同志整个加入新组织”。“新国民党”一边任命方为“西北执行部”常委,一边紧急筹拨三万至五万元,以解其“饥军坚拼”之燃眉。可惜这笔款项未及寄出,前线军情骤变,方部独力难支,不幸失败(方随后流亡香港,得到胡汉民的接济安置,复又被秘党委予“黄河长江方面的军事策动”)。

　　1933年11月,胡汉民在“新国民党”内搞了一次“党务改革”。起因是他感觉“新国民党”成立以来,四处出击,扩张太快,“征集党员追求数量,质量过滥”,不少地方“组织空洞,效率不彰”,因此急需“切实整肃”,或“从缓”,或“收缩”。而手头上经费的日益紧窘,则是胡氏决意“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自胡离宁来粤,总领西南,两广的实力派人物尽管在政治上大体认同胡的主张,尊其为精神领袖,但私底下,又都各自揣着地方利益集团的小算盘,财政上并不听胡的指挥。广东的陈济棠(时掌粤军,兼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号称“南天王”)允诺给“新国民党”的月度经费,常常一拖再拖,延欠搪塞,弄得胡汉民面对各地的求援,穷极应付,焦头烂额。他深知秘党“经济毫无基础”,只能仰息陈济棠(桂系财力远不如粤),不得已,惟有自施“手术”,砍掉一批浮滥的“地方干部”(改设“交通处”),取消了一批“京中要人”在“新国民党”暗领“津贴”的优待———这些人拿了“新国民党”的好处,有的并不“忠诚”西南,迟迟不肯与南京公开反目,令胡氏甚为窝心。更让胡汉民气恼的,是“新国民党”的党员在“恢复”他所提倡的“民十三年(1924年)以前那种自动革命之精神”方面,几乎“直无成效”,举凡国民党内有的弊习,“新国民党”中照样有。胡汉民厉言:“苟不痛矫诸弊,力自振奋,必不足以应付当前之危难,而我人革命之大业亦必陷于中断。”
　　邹鲁、刘芦隐等随即炮制了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务进行纲领》,洋洋14条,在秘党贯彻“改革”。翌年11月,胡汉民对“党务改革”的总结居然是“内部同志间之纠纷竟较以前为甚,就党言党,非改途易辙不可”。言下之意,经过了一年“改革”的“新国民党”,其现状反而越发不如先前。胡氏的失望与无奈,可想而知。
　　事实上,此际之“新国民党”,已不过还有一年半的“历程”,就将走到头了。如果综观其全部“行迹”,应该说,“新国民党”所宗之“抗日、倒蒋、反共”三旨,于前者,它多少还是有过点作为的。在那个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境里,“新国民党”运用自己所能动员的有限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呼吁抗日,支助义军,对国家对民族确实做出了一些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它的“倒蒋”却起起落落,不见有绩:许多当初参与“新国民党”的非蒋系“在野”人物,依着他们同蒋介石矛盾的消长,和“新国民党”的关系亦时密时疏,若即若离,既谈不上遵从秘党的行为约束(譬如“实行决议,服从命令”之类),更不会与胡汉民保持一个步调;而粤、桂等地方势力又多耽于私利,瞻前顾后,犹豫拖宕,每每临机不决,裹足不前。这就使得胡汉民苦心策划的“师出武汉”或“开府西北”的“联省讨蒋”行动,不是甫付实施即陷于泥淖,便是胎死腹中,流为空言。
　　在蒋介石方面,他对于国民党内存在着一个由西南操纵的反叛幽灵,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军统、中统一直将侦获的秘党动向,悉报南京。只是因为“新国民党”的活动尚未渗入蒋控军队,故而蒋氏并不急于下手镇压。何况其时,由于形势所逼,各方推动,南京当局已在逐步改变策略,转向抗日。蒋介石为了解决西南的“独立”状态,求得国民党的表面“统一”及后方稳定,不惜做出让步,对胡汉民等人频频示好,曲意拉拢,以消释胡的积怨,弥合对方裂痕。在这个当口,“新国民党”坚持的“剿共”主张,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无疑是一致的。双方的共同利益———维护国民党对国家的专制统治———让蒋、胡在一度“不共戴天”之后,终于又渐渐地互相走近:“在朝派”和“在野派”试图重新合作了。1935年6月,胡汉民接受邹鲁的“建议”(邹正受权代表胡,与南京商洽“合作之事”),乘船离开香港,赴欧洲“养病”。旅途中,言及国内政治,胡已停止了对南京、对蒋氏的直接攻讦,“新国民党”的喉舌们,自然也从此绝口不再提“反对军阀统治”。秘党之倒蒋,可谓“虎其头而蛇其尾焉”。
　　1935年12月,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国民党“五全大会”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委会委员长兼国府行政院长)。据说,胡氏闻讯,“面有悦色”。转年1月,他启程归国,抵达广州,正拟北上,因突发脑溢血,5月12日于穗逝世。
　　按照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先生的说法,胡病逝后,“‘新国民党’重心顿失,化于无形”。这解散的确切日期,竟如它的成立一般,已无从稽考。有零星资料表明:上海“干部”支付的最后一笔电台费用,发生在1936年7月末,这应该即是“新国民党”沪上据点“寿终正寝”的日子。天津“干部”在胡汉民去世后,犹为其举行了较大规模的追悼活动,随即众成员也便“各奔东西”了。一个曾经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庞大、人员广泛、角色纷杂、一度甚是活跃的政治幽灵,就这样,悄无形迹地永远沉隐到史海深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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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寂寞向晚石墙院[转帖]

　　移居石墙院

　　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后,从南京来到武汉,后又辗转到了重庆。
　　素有火城之称的重庆,入夏之后,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加上日机对“陪都”频繁的狂轰滥炸,白天黑夜令人不得安宁。陈独秀患有高血压,对这种气候和环境很不适应。当时,因为躲避战乱,从安徽迁居江津的人很多,特别是在从安徽迁入江津境内,后改名为国立九中的教职员工中,陈独秀的同乡、朋友和学生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在既是同乡又是好朋友邓仲纯和早年的同学、时任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的竭力劝说下,陈独秀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
　　最初,陈独秀和妻子临时住在城内的郭家公馆。几个月后,他们又搬到黄荆街的延年医院居住。这是城内的一个四合院,前面为诊所,后面是住房。陈独秀夫妇和邓仲纯一家住在后院。其时,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携祖母和妻儿入川。通过邓季宣校长的努力,陈松年在国立九中寻找到了一份工作,陈独秀便和双目失明的养母谢氏生活在一起。不久,陈独秀的养母病逝。在延年医院生活期间,由于邓仲纯妻子看不惯陈独秀与潘兰珍老夫少妻的生活方式,二者之间关系不够融洽。再加上江津城有时也遭日机轰炸,陈独秀便在当地著名工商界人士邓燮康等人的帮助下,迁到城外的施家大院居住。但是,这个院子坐落在山坳里,有些闭塞,施家的孩子爱嬉闹,陈独秀又觉得环境太嘈杂,不安静。
　　这期间,恰遇清朝进士杨鲁承的孙子杨庆余想请人把他祖父遗留下来的几箱手稿整理成集。他听说陈独秀知识广博,经人引荐拜见了陈独秀,并邀请陈独秀到石墙院杨宅居住。陈独秀先前在江津城里的一个旧书摊上曾经阅读过杨鲁承的手稿,对手稿有一定的兴趣,加上杨家住宅环境幽静,陈独秀觉得,这对自己时常头晕耳鸣的病体或许有好处,便欣然答应了。
　　1939年7月的一天,陈独秀在妻子潘兰珍的搀扶下来到了石墙院。
　　这个四合大院距江津城30余里,坐落在起伏连绵的鹤山坪最高处,面临浩浩荡荡的长江。因其三米多高的围墙,全部用坚硬的条石层层砌成,故取名为石墙院。院内,虽然有些破落,但景致仍不失其优雅;院外,视野开阔,更有无数竹树葱葱郁郁,让环境越发显得清幽。
　　陈独秀站在条石砌成的呈八字形的正门前,望着石屏风上刻着的书法功底深厚的“节孝牌坊”四个大字,轻轻叹了一口气。年迈体弱的陈独秀,在连续不断的飘泊流离中,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身心太疲惫了。
　　从此,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在这个僻静的小院里,默默地度过了恩爱、恬淡而又几多凄凉和困窘的最后一段时光……

　　案头度余生

　　陈独秀居住在石墙院的日子里,大多时间都是埋头写作。
　　他先是为杨鲁承校正和整理遗著。遗著中有一本《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手稿,还有一本《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在整理前,陈独秀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当陈独秀知道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四川时曾对《杨鲁承读〈皇清经典〉》做过“杂乱无章”的批示后,说:“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可在具体整理过程中,陈独秀却感到失望。据当时与陈独秀有交往的人讲,他后来对整理杨氏遗著的兴趣并不多。北大学生龚灿滨1942年春天因事回到故乡江津,他专程到石墙院探望日渐消瘦的陈独秀。谈到杨鲁承的遗著时,陈独秀从床榻的小柜子顺便取下两本递给龚灿滨:“看过吧?这就是杨先生六种遗著的两种。《群经大义》很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价诸子,则远逊适之先生。但在《小学》方面倒是有点成就的。”
　　这种失望,使陈独秀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自己的文字与音韵学的研究。早在南京监狱时,陈独秀就开始写这方面的稿子,有的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后来,他又陆续写出并发表了《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中国古史表》《禹治九河考》等文章。到了江津,乃至上了石墙院,陈独秀仍以主要精力写这方面的文章,并将这些先先后后写就的学术文章加以整理,取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其中的一些章节曾经油印50本,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本来,国民党教育部设在江津白沙镇的一个出版机构准备将上卷出版发行。但书稿在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建议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始终不同意,书稿就一直搁着。尽管没有出版,但陈独秀还是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编著此书的下卷。最有意思的是,陈独秀临终前在《小学识字教本》下卷中写的最后一个字竟是“抛”字!写完了这个字,他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对它进行诠释了。谁也不知道,陈独秀当时的真实心情和意思是什么。他把秘密留给了后人。
　　在石墙院那盏昏黄的油灯下,陈独秀还写出了一些政治性的文章和书信,比如《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给西流的信》《给连根的信》《给Y的信》《给S和H的信》,等等。
　　写作之余,陈独秀有时候独自一人在庭院里转转。他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在潘兰珍的伴随下,到院外走走。大院外边,有几棵根须盘结、华荫如盖、古老苍劲的黄桷树。不远处,还有一个卖杂货的小店。陈独秀常常站在那些地方,和周围的老百姓摆谈,谈的基本上都是油盐柴米、天气冷暖方面的问题。每逢赶场天,陈独秀总爱站在路边,向赶集回来的人打打招呼,问一问当天的米价,集市热不热闹。只是,他的口音很重,许多话人们都听不懂。尽管这样,大家还是很乐意同和善的陈独秀交谈,并且都亲切地称他为“陈先生”。
　　“陈先生当时大约五六十岁,中等个头,身体很瘦,衣着简朴,一年四季总爱穿一件发白的浅蓝布长衫,下巴上留着几根山羊胡子,颧骨突出,头发稀疏发白,从不戴帽子,讲一口安徽话。”已近90岁高龄的吴元珍老人回忆道,“我当时在杨二太太家当佣人,与陈先生一起住在石墙院。陈先生的太太夏天常穿一件质地柔软的青衣裳,平常穿一件青布旗袍,30来岁,话语不多,但常陪在陈先生身边。”陈独秀十分喜欢小孩子,他早晨散步到大路口,碰见上学路过的小孩子,总会摸摸他们的头,说:“小朋友,这么早呀。”吴元珍老人的女儿曹学容回忆说:“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常到石墙院玩。陈先生很喜欢我,每次去他都摸着我的头问这问那。记得他先说安徽话,我听不懂,就改学四川话。问我吃饭没有,有时我没有吃,他就拿一个馍给我,然后问我好不好吃。如我说好吃,他又拿一个。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一个馍馍时,我没有吃,他问为什么不吃,我说留给弟弟。他听后便叫我把这个吃了,另外再拿一个给我带给弟弟。”

　　逢年过节时,乡邻常请陈独秀写对联,他总是有求必应。的确,陈独秀早年就喜欢书法,并工于篆字。陈独秀的书法功底深厚。他认为“写字既要有天分,又要有功夫,天分表现在外秀,也要下功夫锻炼内功”。他的字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外秀内功的境地。乡绅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用楷书给他题写了横匾,为“仁寿修居”。杨鲁承的孙女杨树君从成都读书放假回家,她请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为她写了一首诗,前两句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树君不解其意,陈独秀说,这是自己的近著,不久前他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两人的须发都白了,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俩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未变,故做此诗以记之。陈独秀曾给北大学生、后任江津县县长的罗宗文写过一张条幅,那是写在半幅四尺宣纸上的杜工部的诗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1942年3月下旬,罗宗文调任铜梁县做县长,调离之前,罗宗文又送纸去求陈独秀题写对联。陈独秀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上边题道:“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一是他的名字,一是“仲甫”二字。谁知,罗宗文到铜梁上任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逝世的消息。这副对联,可能就是陈独秀的绝笔了。

　　门无车马喧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社交活动并不多,尤其是搬到石墙院后,更是深居简出。
　　但由于他过去在社会上的声望,当时江津的社会上层人士很尊重他,地方上的一些重要宴会也请他去参加。陈独秀在宴会上,已不像往昔那样谈笑风生,而正如一些老人回忆的那样,他总是沉默寡言,难见笑容。
　　陈独秀有时带着潘兰珍到江津城东公园内的“支那内学院”游玩。“支那内学院”是抗战时期由南京迁往江津的一个佛学研究机构。1918年,由佛学大师、书法家欧阳竟无等人在南京创设。后遭日本侵略,欧阳竟无逃难入川,“支那内学院”也随之迁来。这座学院地处长江边,风景宜人。院内的高语罕、苏鸿怡和欧阳竟无三人,都是陈独秀的老朋友。陈独秀有时与高语罕、欧阳竟无相聚在一起,谈文赏艺,切磋书法,谈天说地。偶尔,陈独秀也在这里与同乡、70多岁的前清进士苏鸿怡等人一起打打牌。在东门公园游玩散心的同时,陈独秀也顺便到西门外的康庄一带踏青赏景。这里曾经是他短暂地居住过的地方。此处,背依青山,面临碧水,万树桃花,遍地橘林,风景优美。每每来到这个地方,陈独秀都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他借李白的诗句击节赞叹:“问我何时栖碧山,笑而不语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并对康庄的主人发出肺腑之言:“此地风景甚好,得此佳景,余生足矣!”没想到,后来他果真得到了康庄主人的慷慨相助,了却了宿愿。
　　陈独秀在江津来往最密切的是三邓。一是邓仲纯。他是安徽安庆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医。邓仲纯隔三五天要去石墙院会会陈独秀,一方面去给他看看病,一方面陪他聊聊天。二是邓蟾秋和他的侄儿邓燮康。邓家是江津的名门望族,资产甚丰。邓蟾秋是江津农工银行的董事。邓燮康192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五四运动期间深受《新青年》的影响,对陈独秀十分仰慕,他当时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他们叔侄比较开明,喜欢办公益事业。先后捐资在重庆创办了“蟾秋图书馆”,在江津兴办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学。陈独秀又应邓蟾秋和他的弟弟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的邀请,在白沙邓氏旧居住了两个多月。
　　在此期间,陈独秀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之约,在学校礼堂给全体学生作过一次精彩的讲演。据当时听过陈独秀讲演的学生回忆,那天陈独秀身穿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衣着十分简朴。他中等个头,体态清癯,白净的脸上两眼炯炯有神,下巴上留有几根山羊胡子,颧骨突出。陈独秀微驼着背,倒背着双手,行走很慢,但步伐从容,显得十分慈祥。他说话带有浓重的口音,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抑扬顿挫,很有学者风度,很多学生都以为陈独秀是私塾老师。陈独秀在给学生们讲话时心平气和,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就像摆家常龙门阵一样。讲演大约40分钟,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谈起,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接着,他又谈东洋小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讲演完毕后,学生们站立两旁热烈鼓掌欢送,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微笑,稳步前行,显得非常高兴。
　　当时是聚奎中学60周年校庆,同时也是邓蟾秋70大寿。邓蟾秋是聚奎中学创办人邓石泉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聚奎中学第一任校长邓鹤翔之弟。他先后捐资15万作基金兴办聚奎中学。在祝寿晚宴上,陈独秀对高语罕、周光午等人赞叹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60万家财,就以15万赠聚奎,5万办图书馆,自己留下5万度晚年,其余分赠亲友子侄作留学费用,真不易矣!”席毕,他还挥毫写下两幅篆字赠与邓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二是“寿考作仁”。后来,这两幅篆字分别镂刻在黑石山鹰咀石和团石包上。
　　当然,也有一些要人曾去拜访过陈独秀。据石墙院的邻居回忆,潘兰珍曾经对人讲过:“县长来先生家时,双石场上要打扫街道,比县长大几倍的人来看先生也没有打扫街道。”言下之意,比县长大得多的一些人是悄悄来看陈独秀的。还在早些时候,张国焘就去找过陈独秀,他想借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伪****,陈独秀断然加以拒绝;胡适想请陈独秀到美国去写自传,陈独秀没有答应;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想拉陈独秀进国防参议会当议员,陈独秀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陈独秀到了江津之后,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戴笠经蒋介石允许后,两人曾提着水果、茅台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拒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独秀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通融,才得以见面。陈独秀表示,自己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但不问政治,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请胡宗南和戴笠转告蒋介石,要好自为之。

　　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独秀在石墙院的生活十分清苦。
　　他住的是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雨天,满屋漏水。几块石头砌为一个泥土灶,在房东厨房靠门的一隅,煮一日清淡的三餐。室内的家具也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而已。
　　陈独秀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一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怜的津贴;二是偶尔为《东方杂志》和国民党教育部所属中央编译馆写稿领一点稿费;三是“北大同学会”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四是陈独秀大姐一家在其困难时,也曾给予他一定的帮助;五是好友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慷慨资助,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朋友包赠。但是,陈独秀对赠款并非所有都接受:首先,素无知交者,不愿无缘受赐。其次,国民党著名的官僚或****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他的学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和罗家伦曾亲自送钱给他,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二人很尴尬。国民党组织部长、“中统局长”朱家骅在傅斯年家曾以高官厚禄拉拢陈独秀,遭严词拒绝。后来,朱家骅赠陈独秀5000元支票一张,遭拒绝后,他又托张国焘转赠。而张国焘根据陈独秀的个性,知道他一定不会接纳。张国焘便托与陈独秀书信来往较为密切的郑学稼转赠。陈独秀接款后问明由来,因自己不便与张国焘直接联系,便给郑学稼写了一封信,同5000元支票一并寄去,并嘱咐他当面还给张国焘,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元,汇去不久,陈独秀给他退了回去。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20000元稿费。但是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预付稿费他也一直未动用。
　　陈独秀因此赢得人们的普遍崇敬,大家都来关心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有关人士组成的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北大学生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继续委托北大学生何之瑜来江津照顾陈独秀。“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后来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尽管这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资助陈独秀的亲友都知道他“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时,故意请他写字刊石。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陈独秀的生活还是十分窘迫。1941年11月22日,陈独秀在致好友的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600元,比上半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辛亥时期的老朋友柏文蔚将军自湖南永绥到重庆开会时,专程到江津看望陈独秀。他见陈独秀穿着十分单薄,当场脱下灰鼠皮袍赠给陈独秀御寒。陈独秀后来也不得不将此灰鼠皮袍拿到了典当铺。1941年冬天,他在向欧阳竟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十分清苦的生活:“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1942年1月,陈独秀写信告诉杨鹏升,打算迁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后来他取消了辗转南方的打算:“贵阳之行已决计作罢,终以病体不胜此跋涉也。”足见其生活之困窘。虽然陈独秀取消了南行的计划,但他的信却引起了杨鹏升的深深不安,他给陈独秀去了一封信,同时以索写大字对联为名,汇去现金1000元作为对书联的报酬。谁知,这又引起了陈独秀的深深愧疚,他在4月5日的回信中写道:“前两次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见出于吾兄之请求,更觉惭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殆伪造此言以慰我耳。”好朋友用心良苦的美丽谎言,既让陈独秀感到温暖与感激,更使陈独秀觉得尴尬与无奈。字里行间,包含着多少难以言语的艰辛。为了节约开支,潘兰珍在石墙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菠菜、蒜苗、洋芋等陈独秀平时最爱吃的蔬菜。空闲时,陈独秀也常常给菜地浇浇水,施施肥,捉捉虫,借以排遣心中的郁闷与孤独。

　　在寂寞中去世

　　1942年5月27日夜,陈独秀在石墙院溘然长逝。
　　据当年在场的老人们回忆,陈独秀去世的那天晚上,天气阴冷,下着丝丝小雨。石墙院附近的乡民们来到上房,见陈先生静静地躺着,潘太太和陈先生的三儿子陈松年等十多人在旁哭个不停,潘太太哭得特别伤心。大家劝慰了她一番,就把陈先生的遗体抬到了下房,放进预先准备好的一个大木盆里,为陈先生净身后,用一种极薄的白绵纸搓成细绳将陈先生尸体密密缠裹。然后,把一件白布衣服穿在里面,一件白绸衣服套在外面,下身穿上青丝棉裤。陈先生放入木棺后,又用100斤石粉、100斤枫炭末、100斤谷壳混合着填入,塞紧……然后,是安葬陈独秀。老人们说,陈先生出殡的时候,是个晴天。送葬的人,有陈先生的亲朋故旧,闻讯而来的大小要人,以及方圆数十里的群众数百余人。学生们一律穿着白衬衣,手持童子棒,乡丁们则肩扛长枪,枪上扎有一朵白花。木棺上也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一对童男童女各牵着白绸在前面开路,一直送葬到江津城西门外的康庄。
　　陈独秀病逝的前后情形,何之瑜在1942年6月6日以《独秀先生病逝始末》为题,作了详细叙述,其油印原件现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他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先生素患胃肠症,四年前又患高血压,迄无起色,年来息影深山,生活不安,营养尤为不良。本年五月十二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约十二日)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次日(十三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之,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至十七日晨盥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选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七时半,强起入圊,即起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少顷(九时)又复昏厥,约三刻钟,始苏,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约一刻钟,始复旧状。十八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暨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莅津诊治,因周、曾两名医年前曾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苦闷不安。至二十二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三次,虽然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二十三日又请江津西医邹邦柱、唐熙光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先生于二十五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二十七日午刻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延至晚九时四十分逝世。时除先生夫人潘兰珍女士、公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屿、侄孙长文及邓仲纯医师与之瑜外,适包惠僧君由重庆来山探病,均已在侧。先生之衣衾棺木与墓地安葬等身后大事,均承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之全力赞助,始得备办齐全。邓氏叔侄之热肠,令人铭感!先生灵柩乃于六月一日下午一时半安葬于四川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就这样,在烟波浩渺的长江边,满坡橘花飘飞的鼎山脚下,又增添了一堆新土。只是,静静地在风雨中肃立的石墙院,显得更加幽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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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兵学家”蒋百里的传奇人生[转帖]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岳丈蒋百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素有“兵学泰斗”之称。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投笔从戎 东渡扶桑

　　蒋百里,名方震,乳名福,晚号“谵宁”,浙江海宁硖石镇人,1882年10月13日,诞生于邻县海盐。祖父蒋光煦(字生沫)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拥有藏书楼“别下斋”,收藏珍笈10万卷,刻有《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两部传世。父亲蒋学,号壶隐,生下来时缺左膀,是残疾人,生沫不喜欢他,养到十余岁将他送至海盐一寺庙中出家做小沙弥。蒋学当了10年和尚,耐不住清苦、寂寞,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穷秀才之女杨氏为妻,生下独子蒋百里。儿子13岁那一年,壶隐先生病故。次年杨氏生了一场大病,请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没有起色。蒋百里想起古人有“割股疗亲”的事,于是偷偷割下左臂一块肉,煮药汤给母亲服用,结果母亲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母子相依为命,苦不堪言。蒋学的同胞兄弟们念及骨肉之情,拨田数亩、辟屋两间,将孤儿寡母接回故里。杨氏通文墨,白天种地、穿补竹衫谋生,夜晚训子写字读书。族塾教书先生倪勤叔见蒋百里家境清寒,天资聪慧,遂起怜惜之心,愿不收“束修”,教他读书学诗文。蒋百里埋头苦读,学识大进,17岁考中秀才。一次偶然看到桐乡县令方雨亭“观风题”一纸,例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蒋百里兴致所至,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言交卷。方雨亭拍案叫绝,取为超等第一名,并在批示结语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然后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考入求是学院(浙大前身)就读。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蒋百里时年13岁,甲午战争爆发。他在《申报》上读到清军大败、丧权辱国的消息,深深地受了刺激,与同学查阅地图,而后又读《普天忠愤集》,小小年纪便关心国家大事,萌发了投笔从戎、抵御外侮、建立强大国防的志愿。1901年4月,在方雨亭、林迪臣和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资助下,东渡扶桑,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蒋百里年方弱冠,身体瘦弱,但他坚持锻炼不懈。一天,求是书院老同学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来访,走进校门,远远看见操场上一条身板结实的汉子在翻铁杠。只见他动作娴熟,上下翻腾。走近一看,几乎不能相信他就是昔日弱不禁风的蒋百里。钱上前拍拍蒋的肩膀,连声称赞:“百里兄,好身手!将来你必是国家栋梁之才!”
　　在日本军校,人才济济,华人同学中有蔡锷、张澜、许崇智、李烈钧等。蒋百里潜心研读军事理论且重视实践,1905年以优异成绩作为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同时又夺得第三期士官生冠军。日本明治天皇向他亲授指挥刀以示奖励。天皇亲赐指挥刀历来被看作日本军人的无上光荣与骄傲,这次竟由中国人获此殊荣,因而震动日本朝野。自此,日本军人将蒋百里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日本人大失面子,以后军校取消了中国人夺冠的资格。蒋百里在日本军校毕业后,又赴德国见习一年,在兴登堡元帅的指导下操练,更加有了长进。

　　与梁启超论战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当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参与创办《浙江潮》杂志,每期八万字,行销国内。章太炎、鲁迅等都曾向该刊投稿。
　　蔡锷是维新派领袖人物梁启超的弟子,他将挚友蒋百里介绍给恩师。蒋视梁为“见面老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与梁启超论战。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文曰:“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梁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连篇累牍,比较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迫不及待地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有人劝说蒋百里:“梁启超是你的恩师,是他引荐你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你不该与他论战,剥他的面子!”蒋百里义正辞严地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自杀未遂 喜结良缘

　　中国近代将领,多出自北洋武备、保定军校、广东黄埔军校三大派系。蒋百里为初期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弟子数千,后来国民党之帅,像陈铭枢、唐生智、张治中、陈诚等人均出自保定。1912年12月,蒋百里时年31岁,赴保定军官学校,领少将衔任校长。他一心想创办一所第一流的军校,训练新军,培养将才报效国家,为此经常打报告向陆军部请求增加临时经费,而北洋当局一心扩充私人武装,哪里还顾及军校发展。蒋百里多次碰壁,一气之下申请辞职,袁世凯不准。最后蒋百里亲赴北京城向陆军部请款,依然碰了钉子。1913年6月17日返回保定,蒋百里越想越气,想起初入校门时对学生的公开承诺:“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绝望之余,当晚将门闩好,独自一人,一面喝酒,一面写遗书,其中一封留别老母杨太夫人,一封致本校教育长张承礼。此外,还有致好友蔡锷的长信。给陆军总长段祺瑞的信写好后,又愤而扯成碎片。
　　翌日清晨5时,蒋百里身穿军服,佩好指挥刀,将一支手枪藏在衣袋里,面带怒容走出卧室,召集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2000余人集合在尚武堂前。只见他脸色苍白,语调低沉:“我对不起你们,我自己不能尽到校长的责任就得辞职,你们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跟随蒋百里的同乡、小仆人李如意站在台下第一排,主人的异样神情引起了他高度注意。就在蒋百里讲完话拔出手枪时,李如意一个箭步跳上台去,一把抓住主人的手拼命夺枪。夺枪之间“乒”枪声响了,台下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大声惊呼:“不好了!校长自杀了!”蒋百里举枪对准自己胸部时,幸亏李如意使劲一拉,子弹偏移,从肋骨缝隙中穿过,没有伤着要害部位。蒋百里推开众人,歪歪扭扭走了20多步,倒在地下。全校师生慌作一团,教育长张承礼连忙命医务人员急救,随后急电北京。蒋百里的老师陈仲恕闻讯,急如星火地去找袁世凯。袁当即命曹汝霖,委托日本驻华公使派一名外科医官和护士长,赶往保定救治。

　　蒋百里自杀事件震动全国,蔡锷首先要求北京政府“务必认真查明事由,追究责任”。湖南名流熊希龄紧跟着放了第二炮:“此案如不水落石出,誓不甘休!”当然其时也不乏恶意中伤者,为此,蒋百里养伤中对老同学张宗祥说:“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蒋百里伤愈后,决心不再返校任事。学生们依依不舍,每人印了蒋百里一张照片,珍藏身边,以为纪念。
　　蒋百里自杀未遂,日本公使馆的医官和护士长左藤屋子奉命赶到保定诊治。此时伤痛中的蒋百里万念俱灰,他把积存下来的安眠药片藏在枕头底下,打算再度自杀。日本医官到保定军校第一天就搜出了这些药片,转脸对左藤屋子说:“蒋校长命不该绝,你要多多劝慰他,你的责任比我重呀。”因蒋伤势不重,医官只观察了一夜就回北京去了,留下左藤屋子一人护理蒋百里。左藤小姐心地善良,非常同情蒋百里。一次,她含笑规劝蒋百里莫逃避人生责任,且以日本人的“忍”字诀劝慰道:“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你是青年将领,你们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栋梁啊!”左藤小姐的一番话,使蒋百里为之一震:一个外国女子能如此明白事理,我堂堂七尺男子怎能消沉下去!左藤小姐比蒋百里小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实习过五年,来华后被派到日本公使馆担任护士长。左藤小姐年轻美貌,温柔、体贴,且善解人意,蒋百里对她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一天,他对左藤小姐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我,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话一语双关,显系暗示求爱。数周后,蒋百里枪伤痊愈,左藤小姐对他的心意也已了解,而她对蒋百里的品德、才华也极敬佩,因而暗暗生出恋情。左藤小姐回国,将钟情蒋的事禀告父母,那时日本人对中国人有偏见,最初,父母持反对态度,屡次挽人作伐,欲把女儿嫁给一日本青年,驻华日本公使馆外科医官也时常来信求爱。父母之命难违,但左藤小姐心中始终抹不掉蒋百里的身影,一再托词拖延。蒋百里得知婚事搁浅的缘由,心急如焚,连续写信到日本。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对左藤小姐说:“我因你而生,如果你不同意婚事,我马上到日本来,要死也要死在你的家里。”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左藤小姐的双亲,他们同意了女儿的婚事。1914年秋,蒋百里满面春风,在塘沽迎回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对异国情侣就此终成眷属。
　　蒋百里生平最喜欢铁骨冰心、傲霜斗雪的梅花,因而欣然为日本夫人取汉名“左梅”。结婚八年后,他在故乡海宁硖石东山麓购地数亩,植梅200株,号曰“梅园”,打算晚年偕夫人左梅在此归隐。可惜抗战时期此园遭日军毁坏,荡然无存。

　　与蔡锷密谋反袁

　　蔡锷与蒋百里同庚,同为秀才,同怀报国志,两人早年在日本相遇,情同手足,结成生死之交。
　　他们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先后回国致力于训练新军,倡导革命。辛亥革命爆发,蔡锷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蒋百里在奉天(今沈阳市)遥相呼应,与蓝天蔚等积极策动东北独立。因旧军阀张作霖部突然开进奉天,起义事败,蒋百里逃出东北。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定都南京。2月6日,蔡锷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陆军总长黄兴,力荐蒋百里为中枢参谋总长,主持建军大计。电报发出第六天,清帝溥仪退位,南北议和,狡诈的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蔡锷的举荐只得作罢。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只剩云贵、广西一角。袁世凯视蔡锷为眼中钉,遂用调虎离山之计,调蔡锷进京,封为昭威将军,将他“供”起来。同时,袁世凯任命蒋百里为总统府军事处一等参议,将他“养”起来。这一“供”一“养”,使蔡、蒋两人如囚虎笼,难有作为。蔡锷自1904年学成回国后,与蒋百里阔别十载,今日京华重逢,格外欢悦。蔡锷住西城棉花胡同,蒋百里住东城,相隔虽远,但两人过从甚密。蔡锷几乎每晚都去蒋家,纵论天下大事。谈到各自受排挤、袁世凯言而无信时,蔡锷气愤地说:“袁、段之流私心太重,地域观念太深,即使他们愿意放手叫南方人练兵练将,这样练出来的新军,也只能成为一人一系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决不会用来捍卫国家。”蒋百里颇有同感,接着说道:“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建立国防拯救国家的思想背道而驰,我们决不能为他所用。”两人自此放弃了利用袁氏力量建立新军的幻想,走上了反袁救国的道路。
　　不久他们发觉袁世凯称帝的阴谋,连日密商,由蔡锷写密信告诉旅居美国的黄兴。黄兴接信后,指示在日本东京的代表张孝准,派云南志士李小川带密信赶往北京,面见蔡锷,要蔡“设法脱身虎口,号召旧部起兵讨袁”。而后,蔡锷和蒋百里几天密商,两人终于定出一条“金蝉脱壳计”:蔡锷假装颓唐,沉迷酒色。蒋百里说:“近期少碰面,一免袁氏疑心。”自此,蔡锷不再到蒋家作客,他故作颓唐,不问政事,整日声色犬马,与京华名妓小凤仙常在一起吃花酒,传出了“桃色新闻”。袁世凯得到密报,遂放松了警惕,笑曰:“松坡沉湎酒色,胸无大志,不足为虑。”1915年11月间,蔡锷乔装改扮,假装去医院治病,躲过密探跟踪,脱身到了天津,其藏身处只有蒋百里一人知道。很快,袁世凯接到天津秘密报告,说蔡锷经常与梁启超会面,密谋反袁。袁世凯怒不可遏,即刻派陈仪将军带兵速去天津追回蔡锷。陈仪是蔡锷、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且志同道合,他也是佯称拥护帝制暗地结盟反袁的12位将军之一。袁世凯命他追蔡,他不免暗暗好笑:“袁大头呀,你看错人了。”当晚他悄悄赶到蒋家,恰巧蒋百里的挚友、老同学张宗祥在座,陈仪欲言又止。蒋百里看得明白,忙催促说:“张宗祥先生与我乃莫逆之交,有事尽管相告。”陈仪遂小声相告:“袁世凯命我赴津追松坡,此事万分紧急,你先走一步,前去通风报信,要他速速离津!”蒋百里沉思片刻,对张宗祥说:“我已被袁世凯监视,此去恐怕引起大错。宗祥兄,还是请你去一趟天津,催松坡火速动身避难。”说完,他又补充一句:“叫松坡兄一分钟也别停留!”张宗祥慨然应允。他在北京教育部任职,不是大人物,无人监视,行动自由。次晨他就乘火车赴津。蔡锷得到凶讯,连忙动身,终于脱险。他搭轮东渡日本,在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返回云南。蒋百里改扮成商人模样,骑毛驴到廊坊,再乘火车到天津,随即转车南下。此后,梁启超也逃离天津。蒋百里、梁启超支持蔡锷在云南起兵讨袁。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一命呜呼了。由于率领护国军连月苦战,蔡锷喉疾复发,病入膏肓。蒋百里闻讯赴川,陪同蔡锷经上海,赴日本神户就医。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殁日本,遗电也系陪伴在侧的蒋百里笔录。次年春,蒋百里扶柩南下,葬蔡锷于湖南岳麓山下。

　　受株连坐了蒋介石的大牢

　　湘军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大革命时代,蒋劝唐投入国民革命军,拥兵数万。北伐胜利,唐知恩图报,曾资助两袖清风的恩师在上海购置一座花园洋房并修建海宁故居,师生关系非同一般。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唐生智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几起几落,最后被蒋介石削去兵权,经蒋百里力保,才得以东山再起。1929年秋冬,唐生智欲起兵反蒋,密电老师征询意见。蒋百里回电中有“东不如西”一语,其意劝他仿效清代名将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唐生智刚愎自用,没有采用蒋百里这一战略。他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于同年12月5日通电全国,劝蒋介石下野,同时出兵直指南京。蒋介石立刻命令上海军警查抄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又闯进蒋百里住宅,从他家里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一份致唐电报稿。蒋介石误以为电报中“东不如西”一语是针对他的,命上海派六名便衣跟在蒋百里身边,不让他自由活动。1930年元旦,上海市市长张群登门劝说蒋百里出国,避一避风头。未料,蒋百里断然拒绝:“我没有资格亡命!”张群碰了一鼻子灰,拂袖而去。几天后,门生刘文岛来访相告:“老师,目前你处境险恶,我看你还是出国安全,早走为好。”不料蒋百里怒目圆睁,拍着桌子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刘文岛说:“听说上海当局答应发给你路费五万元。”蒋百里余怒未消,以鄙视的口吻,坚定地说:“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此地。看他蒋介石把我怎么办!”
　　元月6日,唐生智兵败,化装逃走。一周后,蒋百里被解至杭州,监禁在西湖蒋庄。其侄蒋慰堂(曾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前来探望,并以“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一联安慰其叔。
　　不久蒋百里被押解南京,关在三元巷总部军法处待审,与邓演达、居正等同关一处,结为难友。蒋百里若被军法会审,他的罪案成立,必判死刑无疑。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仪将军暗中相助,以“拖”的办法使会审延期举行。蒋百里不明内情,以为来日无多,誓死如归,倒也神情自若。每日晨起,打过太极拳,就念唐诗、读佛经,或写写《灵飞经》。四个月以后,当局允许夫人左梅带4岁的五女蒋如、7岁的四女蒋华随侍左右。自此,蒋百里每天为女儿说《水浒》《岳飞传》《三国演义》或玩桥牌。
　　邓演达关在蒋百里对面牢房里。蒋百里同情邓的遭遇,偶尔与他交谈几句。这时机灵的蒋氏两女就主动在天井里望风。邓演达与其夫人的通信,也由左梅四女传递。1931年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引起蒋百里无限伤感,他对前来探监的张宗祥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枪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
　　然而,蒋百里门生将帅满天下,蒋介石杀他徒失人心,所以一时还下不了决心。李根源等曾具呈保释蒋百里,文中有“外侮亟,将少才”之语,蒋介石当面批了“照准”两字,背地里密令“拖”而不办,久无下文。好友唐天如四方奔走,催促蒋百里的学生陈铭枢等出面保释蒋百里。陈铭枢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在军政界举足轻重。他见时机已到,便进言蒋介石,力保蒋百里。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于1931年12月中旬释放了蒋百里。

　　“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查欧洲军事返国,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不料,次日拂晓,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当天,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与陈诚、蒋鼎文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同被羁留。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实行“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在押的蒋系大员大都反对“兵谏”,不肯在八项主张通电上签名,惟有蒋百里毫不犹豫地对张学良说:“我佩服你们的胆魄,赞成你们的正义勇敢行为!”张学良认为蒋百里坦诚可信,也是被扣大员中惟一支持他们“兵谏”的贤者,于是向他连连道歉。次日上午,派专车将蒋百里送往杨虎城私宅住下,待以上宾之礼。
　　蒋介石被囚,张学良多次拜见,劝他同意八项抗日主张。蒋很顽固,不是破口大骂,就是闭口不语,毫无商量的余地。此时亲日派何应钦调兵遣将,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若西安被炸,可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东北军少壮派见蒋系大军压境,怒火中烧,竭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眼看大战一触即发,非常焦急。情急之中,张学良想到了蒋百里。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校长时,弟子数千,威望甚高,又是无党派人士,他是出面调停的最理想的人选。张学良对杨虎城说:“蒋百里德高望重,请他斡旋,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听了张学良的请求,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可以照办。”他主张和平解决,因而一口答应。
　　12月16日傍晚,张学良陪同蒋百里,来到软禁蒋介石的新住处西安金家巷一所军官私宅。蒋百里一进门,蒋介石立刻笑脸相迎,欠身握手,请他坐在床边沙发上。张学良自行退出,二蒋关起门来密谈。蒋百里不急于引入正题,拐弯抹角地说:“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1937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言下之意,你蒋介石要“安内”已来不及了。接着又说:“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正在卖军火给日本,做生意要紧,欧洲各国看出德国就要动武,自顾不暇,只有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团结抗日。”蒋介石听后,心有所动,蒋百里遂将话题转入解决“西安事变”的对策,他提醒蒋介石:“中央军不能急攻,更不能派飞机轰炸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国家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先后两次密谈,蒋介石态度渐渐转变。他亲笔书写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致何函里明确指出:“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蒋介石听取蒋百里的意见,派亲信蒋鼎文搭机将信送至南京。宋美龄接信后,由宋子文等陪同,飞赴西安。这时蒋百里郑重地向蒋介石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谈谈。”蒋介石沉思一会,点头赞同。此后,蒋百里不再介入,让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杨直接与蒋介石谈判,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共同把枪口转向日本军国主义。当时有人赞曰:“张杨兵谏名垂千秋,蒋百里做了一篇转弯子的好文章,中共最终做了一篇团结抗日的大文章!”事后,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曾较详细地记载了蒋百里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奇文笔伐 为国献身

　　“西安事变”后,蒋百里返抵上海,各报争相报道,轰动全城。回到家里,他兴奋地对左梅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不会打内战了!”左梅闻言亦很高兴,亲自下厨房烧菜,为丈夫接风。席间,左梅对丈夫说:“蒋介石曾关押你近两年,差点枪毙你。为了国家利益,你不计前嫌,主张释放蒋介石,团结抗日,做得对!”
　　抗战军兴,蒋百里全家共赴国难。针对亲日派的悲观论调,一篇篇化名文章大发威力。蒋百里受中日甲午之战刺激很深,矢志抗日救国。数十年中,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军情和国际风云。1932年“一·二八”的炮声更加唤起了他的抗日豪情,他经常给前来讨教的19路军总指挥陈铭枢、军长蔡廷锴等抗日将领出谋划策。2月1日,蒋百里在上海寓所和知名记者曹聚仁等几位朋友喝茶聊天,他翻开当天在上海出版的日本《每日新闻》,看了头条新闻《日本陆相觐见天皇》后,神色凝重。在沉思了一阵后,他说:“2月5日早晨,会有一个师团的日军到达上海参战。”他对日本情况了如指掌,根据当时日本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将一个师团4万人及其装备运到上海,5日即可投入战斗。蒋百里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及时将这一估计通知了蔡廷锴。果然日军从2月5日开始向我19路军作第二次进攻。由于蔡廷锴早作准备,痛击了来犯之敌。其时蒋百里大声疾呼,提醒国人打破迷梦。他对报界说:“日寇亡我之心不死,中国不可能与日寇‘和平相处’,中日之战必不可免!”曹聚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抗战前夕,在我师友中,能够断定这一场是长期的战争,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他和马歇尔一样,也断然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
　　1937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南北防务,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到湖南、湖北、广东,风尘仆仆,奔波万里。尔后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讲学期间,他把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十万言。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国防论》卷首写道:“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书中倡导的“全民抗战”、“持久战”与毛泽东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国防论》的影响远及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名将艾森豪威尔、蒙巴顿都曾多次引用蒋百里《国防论》的有些论断来阐述战局。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蒋百里急匆匆从庐山赶回上海,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回到家里,他仅携带一个小包袱,没和女儿说声“再见”,就心急火燎地赶往南京,和周恩来等30余位议员一起,参加南京政府新成立的国防参议会。同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事第三天,蒋百里又赶到南京参加最高军事会议,抵达当天就将自备小汽车捐给政府,以供军用。他对侄儿蒋慰堂说:“为了抗战,我家不要了,哪里都可以去,你们也要有破釜沉舟、献身抗战的决心!”当时二女儿蒋雍在香港皇后大学攻读英文专科,蒋百里去信让她辍学,回内地体验战时生活,经受锻炼。蒋雍听从父命,归来投入抗战。从武汉外围战开始,她冒着风寒和危险,在长江北岸战斗激烈的田家镇慰劳士兵,热忱酷似她的父亲。左梅虽是日本人,但受丈夫的影响,她亦深爱着中国。婚后,她自己不说日语,也不教女儿学日语,一家人说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抗战军兴,全家同仇敌忾。左梅对女儿们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她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国抗战。在1937年“八一三”战争中,她变卖了许多首饰,买来大量布匹,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衣服、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军伤员。故蒋氏一家报国情深,有口皆碑,被誉为“抗战家庭”。
　　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1937年秋冬,蒋百里针对亲日派散布的悲观论调,奋笔疾书,撰写《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章结语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他在汉口将文章交《大公报》连载,轰动一时。该报发行量因之日增万份,供不应求,有些读者甚至天亮前就在报馆发行部门前排队,鹄立等购当天报纸。后方重庆、桂林和香港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读者争相传阅。此文最初发表时未署作者姓名,读者纷纷猜测。有人说是大文豪郭沫若写的,有人说出自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之手,又有人说郭、陈两人虽是大手笔,似又无此亲切笔意。最后全篇刊完,文章末尾呈现“蒋方震于汉口”六字,人们才恍然大悟。熟悉蒋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不认识蒋百里的人则说:“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抗战文坛健将。”此文当时被誉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纸弹”,其魅力无比。
　　抗战初期,蒋介石表面上钦佩蒋百里的军事才能,随时召见,把他当作幕僚长,但不授予兵权。1938年秋,任命蒋百里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仍由蒋介石兼。蒋百里携妻女随校搬迁,取道湘桂。他事必躬亲,心力交瘁,因操劳过度,罹病于11月4日在广西宜山与世长辞,年仅57岁。噩耗传来,举国震悼,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祭。黄炎培赞曰:“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章士钊《挽百里》诗云:“知君最是梁夫子(启超),苦忆端州笑语融。”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授蒋百里为陆军上将。

　　左梅失去惟一可恃和终身所托的伴侣,悲痛欲绝。世态炎凉,处境艰危,她咬紧牙关,带领留在身边的未满20岁的三个女儿,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和旅途的艰险,由广西宜山而贵阳,再往云南昆明,四年后才迁居重庆。她在内地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终于熬到抗战胜利。次年偕仆人李如意赶到广西宜山,将蒋百里的棺木运至杭州安葬。
　　蒋百里逝世时,三女蒋英正在德国攻读音乐专业。得到噩耗,她悲伤过度,茶饭不思。几次想回国,但想到父亲的遗训,含泪继续留学。“二战”爆发,她转徙伦敦,后赴美国,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抗战胜利,她由美国回国,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个人专场音乐会,引起轰动。消息传到海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闻讯,飞赴上海,与蒋英重逢。原来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蒋百里的老同学,两家是世交。钱学森是独苗,蒋百里却有五个女儿,称“五朵金花”。钱均夫想要一个女儿,蒋百里便将三女儿蒋英过继给他,并更名为“学英”,住进钱家。那时,蒋英3岁,学森11岁,像兄妹一样,一块学习,一块嬉戏,共同度过了一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美好时光。后来,钱学森向友人介绍蒋英时,戏称“她是我家的童养媳”。抗战胜利后,钱学森又见蒋英,两人倾心相爱,于1946年在上海举行婚礼,不久相偕飞往美国。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和交涉下,钱学森、蒋英夫妇得以返回祖国,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左梅膝下无子,解放后住在北京女儿家里,1978年10月17日病逝,享年88岁。廖承志、罗青长、刘斐及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送了花圈。1984年,蒋英护送母亲左梅的骨灰至杭州,与父亲蒋百里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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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出走与结局[转帖]

《太平天国轶闻》

作 者：进步书局编译所编辑

　十一、石达开出走

灭杨之战，死了大约五万人，东王府的大火也整整烧了三
天。东王死了以后，天王洪秀全下了诏书，历数东王杨秀清的罪
恶，表彰北王韦昌辉的功劳。韦昌辉由此气势更加嚣张，他还请
求天王大封他的将士，颇有取代东王执掌天朝军政的意思。
稍后，韦昌辉犒赏自己的将士，并请翼王石达开出席，还让
天王出宫为他颁赏。石达开本打算不去，他的侍卫劝他说：“这
样容易让北王生疑，还是去应酬一下好。”不得已，石达开只好勉
强参加。席间，韦昌辉向大家频频祝酒，他先将一碗汤献给天
王，然后又献给石达开一碗。石达开警觉地问韦昌辉熬的是什
么汤，韦昌辉说是羊汤，并说这只羊已养了数十年，味道十分鲜
美，接着，又用“羊”汤遍赏部下将士。

石达开对此已有觉察，他知道韦昌辉已残忍地将杨秀清的
尸体煮了。石达开痛恨韦昌辉如此之残忍，就站起来严肃地说：
“我们以救世为目的，联袂起义，转战八年多，天下尚未安宁，功
业尚未完成，本来兄弟们应当同心协力，讨灭妖逆。无奈杨氏骄
横，居功自傲，中道毁盟，我们才不得已除掉了他。对此我们应
当引以为戒，不能把它当成喜事，自欺欺人，为什么还要多杀无
辜以逞私愿，还要食人肉喝人汤以求快乐呢？我衷心祝愿我们
兄弟亲密相处，慎重自持，共闯义举，切不可再同室操戈……”
韦昌辉听到这些话，还没等石达开说完，就大声呵斥道：“我
看你是想对天朝不忠，你敢造反？”石达开正想与韦昌辉争辩，天
王命令他们二人不要再争了，韦昌辉这才无奈地住了嘴。席散
以后，翼王石达开疾驰回府，对他的部下说：“我不能留在天京
了，你们要好好地照顾我的家室。”说完，石达开连夜出城西走。

恰巧，韦昌辉此时也正命人召石达开议事，准备趁机杀了石达
开。来人回去报告说翼王石达开已逃走了，韦昌辉听后，顿足怒
吼道：“纵虎离山，我犯了大错。假如当时就除掉他，比杀只猪还
容易……”韦昌辉面向石达开逃去的方向，咬牙切齿，恨恨不已
仅过了三天，韦昌辉就下令将石达开的母亲、妻子、子女等十余
人，全部杀掉了。而那些与石达开有故，或对韦昌辉不满的人，
也都被韦昌辉残忍地杀害了。

　　　 十二、韦昌辉被杀

天王虽痛恨杨秀清的专横跋扈，然而，起事之初，杨秀清出
谋划策，征战南北，屡经患难，对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确实是
功不可没。再加上永安称号以后，凡军中大政，都是杨秀清一手
策划。所以，每想到这些，洪秀全也确实为天国失去了这样一个
重要的人物而感到难过。况且，杨秀清的党人中也有不少有才
能的人。为什么要杀这么多的人呢？洪秀全想：我与秀清情同
兄弟，如今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是何其残忍！这都是韦昌
辉一手造成的，我怎能不遗憾，不气愤呢？如今杨秀清刚刚被
杀，韦昌辉就自以为功，专横跋扈。和杨秀清比起来，他真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杨秀清为天国立有大功，居功自傲，都遭致别人
的嫉恨。你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就自以为了不起，他日之祸，也
是不言自明，而今，韦昌辉又残忍地杀了石达开的家人。翼王的
忠勇，谁人不知？如今他被逼走，不知去向……洪秀全越想越
气，于是，密授赖汉英、秦日刚等人率兵捉拿韦昌辉。再说韦昌
辉的部下，也因韦昌辉的骄横残暴，早有倒戈之义。而韦昌辉
呢，也深知自己末日降临，已畏罪逃去。后来，他打算渡江到六
合（今属江苏），结果却在路上与东王手下的一个天将不期而遇
此天将将韦昌辉捉拿回京。这时，韦昌辉的一家老小也已全部
被抓，待韦昌辉被押解回京之后，天王就下令将韦氏一家斩尽杀
绝。韦昌辉死了以后，东王手下的那个天将竟将韦昌辉的心肝
掏了出来，用来祭奠东王杨秀清。这件事发生在东王死后仅一
个多月的时间。自此，天国已失去了四位将领。天王日感孤立
无助，天国的势力也日益衰退。

　　　　　十三、翼王入川后复天王书

天王杀了韦昌辉以后，就派人召石达开回京，还让使者带上
了他的亲笔信，上面写着：“朕无辅弼，惟子才德兼备，且忠诚出
于天性，必能巩固天朝，共享万世无疆之福。仇仇已诛，王其勿
复介意。”这时，石达开已由安徽到了湖北，又由湖北进入了四
川。他见朝中一片混乱，洪秀全的威德已不足以震慑群臣，所
以，认为天国不久将亡。虽然如今杀了韦昌辉，然而满朝文武，
却没有一个足可信任和依赖之人。所以，石达开决意不回去。
石达开认为四川交通不便，其他诸将不会注意这里，正可“人弃
我取”，所以，他打算在四川找一个立脚之地。于是，石达开在收
到天王的信以后，就回信拒绝了天王的一番好意。回信中说：

“臣本无志功名，徒以受天王之特赏，不敢不效驰驱。方举义旗，
吾侪兄弟之血性何等烈热！意气何等激昂！团体何等团结！自
取金陵为都，稍有根据，然此外略地之未尽括者，不知几何也，方
期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扫待尽之虏，奏统一之功。何意外侮未
平，同室先相残害，操戈执矛，自攻自杀，日寻不已，喋血一家。
臣实泣血锥心，不忍再见。虽蒙天王圣明，昭恤冤抑，然从此元
气大伤，十年未可即复。且此党与彼党，寻仇未已，门户水火，意
见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门，鸡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
老母年已古稀，惨被菹酝；妻子无辜，并为鲸鲵。东望国门，心碎
已久，尚复何颜生入哉？要之臣虽西奔，仍为天朝戮力。苟得于
川滇黔之间，扬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则身虽万里，心犹咫
尺。凡此区区，即所以报天王之德于无穷也。西陲待罪，无任悚
惶。”天王看过石达开的信后，为之惋惜惆怅了很长一段时间，以
后也就不再提及了。

后来，石达开败死在大渡河。据说，石达开死后，他的一个
养子逃了出来。也有人说这个养子实际上就是东王杨秀清的儿
子，是石达开在湖北找到的，然后把他一块儿带到了四川。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可见石达开的为人是何等地仗义！确实是常人
难以做到的。

十四、石达开日记

在太平天国的诸将中，文武兼备的，除洪大全而外，大概只
有翼王石达开。石达开进入四川以后，想由川南攻成都。他发
现山上有一条小道，从未有人走过，从这里向北出山，可以直接
到达成都的南门外。石达开在摸清这条小道的情况后，便率众
由此经过，不料却在山中迷了路，士兵饥饿难奈，坐困不起，结果
被当地的彝族土司抓获。石达开在狱中，回忆了自己的一生，也
记述了洪秀全发动起义以来与官军相持及胜败得失的原由。石
达开的日记共四册，内容很详细，现存于四川按察使的库房中，
官书中也有记载。然而官书的记载，掩败扬胜，多有回护，并非
实录。李秀成被捕以后，也曾手书供词七八万言，但又被曾国藩
的幕士删掉了很多，想必删掉的都是一些重要内容。石达开的
日记，倘有人录而传之，对研究历史一定很有价值。

十五、石达开没有死

石达开在成都被杀，始见于巡抚骆秉章的奏报。但也有人
说石达开并没有死。几年前，浙江的李君到四川作官，一天，他
雇了一条船准备去往别处，正要解开缆绳时，忽然来了一个鹤发
童颜的老者，想搭乘这条船，李君就请老者上了船。老者上船以
后，就对掌舵的人说：“马上就要起大风了，你要小心。”掌舵的也
是一位老人，他仰视天空，一看确实不假。紧接着，狂风大作，走
石飞沙。大约过了一时许，风停云散之后，三人在一起共饮。老
者饮酒很是豪爽，酒半酣之时，老者推篷眺望，叹息道：“风月依
然，而江山安在？”李君想，这老者定非等闲之辈。于是，他叩问
老者的姓名，老者感慨地说道：“世外之人何必用真姓名告人？
如果实告，恐怕会惊了你们。”听老者这么一说，李君也就不敢多
问了。不一会儿，老者已睡着了，且鼾声如雷。天破晓时，老者
起身对李君说：“老夫就要走了，我们后会有期。”说完，就上了
岸。只见老者行走如风，瞬息就不见了踪影。送走了老者，李君
返回船上，忽然发现老者将一把伞落在了船上，他想老者过一会
儿定会回来取伞，就想把伞放在一边，可这伞重得简直无法拿起
来，再一看伞柄，原来是用坚铁制成的，上面还刻有“羽翼王府”
四个小字。这时，李君才恍然大悟，知道老者原来就是翼王石达
开。
问茫茫大地，翼王是否安在？

十六、石达开被擒后的评论

石达开和洪秀全、杨秀清等，都是领导金田起义的首要人
物。石达开被封为翼王，征战中跋山涉水，驰骋疆场，很有指挥
才能。在起义大军沿长江东下，胜利攻入南京城后，石达开遵照
天王洪秀全的旨意，和北王韦昌辉一起，剪除了东王杨秀清，后
因不满韦昌辉滥杀无辜，为韦昌辉所不容，于是逃出天京，召集
旧部，攻占江西各地。但这时石达开也和天朝失去了联系。石
达开在转战江西中，曾和曾国藩的湘军交战了数年，后又率军突
入浙江、福建，而后再扰湖南，声势浩大，震惊朝野。清廷巡抚骆
秉章调集自己所有的兵力，将石达开赶出了湖南。石达开于是
又奔袭广西各州县，并北上入川，再进云、贵边境。石达开此次
转战南北，行程万余里，攻取府县百余处。可以看出，他们当时
主要是向清军防守薄弱的边缘山区进军，以求避实就虚，以少胜
多，若为官兵所阻，则潜伏山中，俟机而出，顷刻间逃无踪迹。石
达开自称生于荒山密林，是草莽野人，善于攀登，不怕艰险，所以
能化险为夷，进退自如。官兵对他也是常常手足无措，只能被动
地防堵。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石达开率部到达四川西部的少数
民族地区。准备渡过大渡河时，不料河水暴涨，又受到当地土司
的死死包围，士卒伤亡很多，石达开也被官兵所擒。在成都受到
审讯时，石达开自报自己三十三岁，不卑不亢，侃侃而谈。评述
每次与官兵作战的经过，口若悬河，历数得失。对清军中的有名
将领，均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惟对曾国藩则褒扬有加，称曾国藩
虽不善战，但能慧眼识人，大胆用人，做事规划严密，无隙可乘，
实是军中的帅才。后来，石达开被处以极刑，死于成都。
纵观上述，石达开如不自闯川西少数民族的绝地，尚不至于
覆灭。而闯入这一绝地，如无当地土司的四面围困，也不至于遭
致灭顶之灾。然而，土司中无人接受他的厚礼而放他的生路，这
又是他所没有料到的。石达开平素谨慎周密，遇事又肯深思熟
虑，他对土司的习性应该是较为了解的，也会采取措施的，所以，
向这个地区进军，虽属冒险，但必有谋利。然而在渡河中为何不
见谋略的实施？且在五月的枯水季节，河水又突然暴涨？也许，
这只能归之为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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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平解放的隐蔽战士[转帖]

　　60年前的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宣告古都和平解放。2009年1月19日，北京档案馆展出“北平和平解放史料展”。展厅内，四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阎又文置于显著位置。四位功臣中，阎又文最鲜为人知。

1949年2月，阎又文（右一）随傅作义（右三）去西柏坡，受到周恩来（左三）的接见

傅作义的机要秘书

　　2008年第三期《保密工作》刊登了《傅作义身边的隐蔽战士阎又文》一文，向人们介绍了这位北平和平解放时鲜为人知的战士。

　　1936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法学院的阎又文投笔从戎，在傅作义处担任文书，以博学与才华为傅赏识，遂升任傅秘书。1938年，在傅作义部队的我党地下党员潘纪文经长时间观察阎又文后，将其秘密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冬，国民党搜捕****员，破坏地下组织。由于当时形势危急，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妥当安排，与阎又文失去联系。

　　1945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为“剿总”司令部的新闻发言人。此时，我党急需获取傅作义部队军事情报。于是，中央社会部边区保安处派王玉设法寻找阎又文，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北平解放后，中央社会部指示阎又文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

　　就“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有关部门的内部出版物《无名丰碑》作了较为清晰的解读：“北平解放后，按照中央安排，不公开阎又文真实身份，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调阎又文任水利部局长。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党的情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

　　1961年，阎又文调农业部。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因患食道癌去世，年仅48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阎又文临终前嘱咐妻子丁宴秋“有事情找组织”。

阎又文的子女

　　阎又文有6个子女。他去世时，老大24岁，小六8岁。阎又文生前逝后，阎家6子女填写家庭出身时皆为“革干”（革命干部）并以此为骄傲。然而，六子女及配偶的政治生命皆因政审后出现逆转，都是在风华正茂、青春舒展的年代，一瓢“政审不合格”的冷水冰封了他们参军、入党、提干、婚恋的正常路径，甚至一生的人生安排。“一外调就卡壳”，老六阎颐兰感叹。

　　老大阎恩兰的入团入党屡屡受挫。老二阎绥兰曾就职某机关，后被调离。老三阎绥平毕业于哈军工，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后被分配到张家口一民用工厂当炉前工。阎绥平未婚妻是他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空军。结婚前，空军叫她在婚姻及继续服役之间作出选择，未婚妻经考虑后决定复员。老四阎海兰毕业于师大女附中，高中即被列为发展对象。清华大学与优等生的她签订了报考意向。“当科学家”，心气高远的阎海兰自认该梦已不遥远，然而她被分配到外文印刷厂当工人。她不甘心，屡交入党申请书，终在49岁时遂愿，翌年便退休。老五阎京兰立志参军，但命运不仅让她无缘军营，还剥夺了去生产建设兵团的资格，她只能孤身前往山西插队。老六阎颐兰15岁半入伍，17岁成代理排长，部队领导只等她满18岁后入党提干。阎颐兰所在的成都军区向农业部发出商调函，回复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于是，阎颐兰频寄航空信催促家人“搞清楚”，部队连发四封商调函，然而农业部从中组部处获取的信息极其有限，为阎颐兰准备的支部大会被迫取消。阎颐兰服役8年，最后以“兵”的身份复员到地方。

　　阎又文妻子丁宴秋与其子女一样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在街道工作的她要求入党几十年，遗憾的是，最终没遂愿。

　　横亘在阎家人面前的“历史不清楚”，即特指1939年至1945年间，阎又文的脱党问题及不清楚他究竟是国民党还是****。

　　“历史不清楚”煎熬着家族每一个成员。“父亲到底是黑是白，”阎家子女苦苦求索。他们遍寻有关部门，但没有一个部门给出答案。阎家子女由此得出结论“父亲被包得很严，只有极高层极少数的人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解开谜团

　　1993年春，阎家人求索的路上出现拐点。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王玉，解放战争期间与阎又文保持单线联系。在与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的一次晤面中，他提及寻找阎又文妻小的夙愿，很快，王玉夙愿得到满足。阎海兰记得见到王玉的那一天，他说:“我一直在找你们，就是找不到。”王玉的出现解开了阎家子女“父亲到底是黑是白”的谜团。王玉的破解与上述《傅作义身边的隐蔽战士阎又文》一文基本相同。随后，王玉带阎家6子女面见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1941年至1949年，罗青长任延安中央情报部秘书、科长、主任。）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单位发去公函。如给阎海兰单位的公函是：“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突出贡献。以上情况已向中央主管部门正式证明。”

　　“过去，因阎又文同志党员身份未公开，而使其子女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待遇上受到不应有的影响，现在特函告，请予消除，并按照党的政策给予改正为盼。1993年5月31日。”

　　王玉、罗青长的出现与证明终结了阎家子女“还父亲****”的不尽奔波。然而，证明仅局限六子女单位，并没影响社会对阎又文的结论性评价。所以，1995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对阎又文的描写有悖史实。针对此，罗青长于1997年7月10日在《北京日报》发表《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他在文章中说：“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除了公开战场上的搏杀外，还有隐蔽战线上的较量。同许多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一样，阎又文这个名字无论同时代人还是当今人们都是陌生的。我的战友阎又文是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组织关系在哪里

　　阎又文解放前的真实身份，王玉、罗青长、刘光人将其从地下搬到地上。那么解放后的真实身份呢？1997年，阎颐兰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北平和平解放,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傅作义将军身边的****员阎又文》。文中写道：“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既然是“党的统战工作者”，那么“他的组织关系在哪里？他的工作使命是什么？他的联系人是谁？他的遗言‘有事情找组织’，组织具体指向是什么？”从1997年至今，阎家子女苦苦求索。

　　母亲是否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阎家子女意见一致“肯定不知道”。丁宴秋1996年去世，生前没对子女透露父亲身份的丁点儿信息。据阎颐兰推断：父母间的默契是“母亲不问，父亲不说”。母亲虽然不问，但从自己及子女经历的政治坎坷中，她对父亲的真实身份也是有问号的。

　　就“党的统战工作者”这一身份，1997年后，阎家子女找过水利部、农业部、中组部甚至信访部门，但至今无答案。“我父亲的身份上无天，下无尾，中间是断层。知道的人一定非常少，”阎家子女判断。

　　为还原历史****，为搞清楚父亲解放后的真实身份，为对历史持有细致的尊重，阎家子女自1993年后肩扛使命遍寻有关父亲的蛛丝马迹。

　　今天，时值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之际，请让我们记住他，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一个长期被埋没、几近忘却的名字——阎又文。

　　(《北京青年报》2.1　李彦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