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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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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7: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陆媒体说孙中山没说过有新旧两个三民主义[转帖]


  下面这篇文章讲到了贴子标题所提到的那个情况:
  
  50年曲折《民国史》

  《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与7月3日的《文摘周报》的第6版都登了此文(此报纸是四川日报 报业集团办的另一份报纸),此文在电子版《文摘周报》上的具体网址是:

  如今,官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几乎停滞,没有人知道它完成的确切日子。两年前(本文写于2008),张宪文和一批民国史研究者曾试图呼吁,把民国史的研究像清史研究一样作为一个大工程来抓,报告打上去,至今没有回音。不久,远在斯坦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国内为之震惊,学者赶潮宛如过江之鲫,而在岛内,蒋介石像开始倒掉。

  一部史书的编纂有时候与它身后的历史一样耐人寻味。

  动乱年间的使命

  中国历代修史的传统,后代修前代史,从来都是惯例,自汉以来,绵延不断。1949年之后,董必武就曾提出要编纂 《中华民国史》,却始终悬而未决。那两年,社会上“土改”接着“镇反”,历史自是无暇关照。直到1956年,政权巩固了,经济恢复了,社会迎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历史逐渐升温。此前一年的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0周年。《人民日报》当天头版发表社论《纪念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当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民国史的研究,就是伴随着这一系列的纪念日终于浮出水面。当时,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周总理拍板提出建立民国史研究项目。

  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第二年接着搞大跃进,自此运动不停,民国史的研究没有开始就停了下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民国史研究建立的头一个十年就是在反复的运动中走过的。

  民国史专家张宪文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他正30出头,对近代历史充满了兴趣,但文革那场运动却把历史学生的现代史课简化成了革命史课,到了后来又改成了党史课,再后来干脆改成路线斗争史。这种让他崩溃的局面直到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那段日子,林彪坠机,国内政情紧张。但却让他盼到了另一个局面。

  当时,周恩来看到整个文化到了崩溃的边缘,随即召开了一个全国的出版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再度提出要编纂民国史,毛泽东不置可否,江青却积极响应。

  1971年民国史的出版计划正式确立,任务交给了当时的中华书局。学科初建,苦于无人,出版社找到了孙思白和李新。这两个人1956年曾经合撰过 《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

  自汉以降,遵循官修史学的惯例,皆是请来一批前朝遗老,主编前朝史,但民国的遗产比较特殊,前朝遗老要么凋零,要么身处牛棚,要么人在海的那边。

  197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成立民国史研究室,编写民国史的工作正式开始。按照当初李新和孙思白的想法,用5年或10年的时间完成,到时他们正好可以退休。

  然而谁曾想,这部史书的编纂自此成了一个时代的叹息。

  历史的眼界开了

  梳理民国的遗产,历史学家们才发现,在那38年的时间跨度里,更像是一个舞台,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剧本演绎。而它的遗产也从来都不是单一的,1949年之后,那份遗产花开三枝,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一部分东去岛内,另一部分流落到了海外。此后,更是形成了对于民国遗产的三种不同剧本,大陆的民国史学、岛内的民国研究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剑桥话语。

  进入80年代,社会的眼界也仿佛一下子开阔了。那两年,海峡局势乍暖,岛内的国民党当局默许台湾人士以民间身份与大陆接触。大陆官修民国史的消息传到岛内,引起思想界的高度紧张,岛内学者议论,这不是明摆着把他们丢弃于历史车轮之后吗。这部皇皇巨著如果要是编好了,一旦放入图书馆,台湾就处于一个被批判的地位。当时,岛内弥漫两种声音,一个是咱们自己也要编一部民国史。另一种声音是,千万不能官修民国史,按照中国传统,后代修前朝史,岛内这么一做,无异自掘坟墓。

  1981年,大陆官修民国史出版了第一本,两岸的争论自此开始表面化。第二年,两岸的民国史研究者第一次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那年四月,在芝加哥,美、日学者为促进两岸学人聚会,借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召开之际,把两岸学者拢在一起研讨民国史。两岸学界颇为重视,大陆胡绳带队,岛内秦孝仪领衔。双方见面不握手,关系挺紧张,观点很对立。

  面对面,两岸学者一上来,就先拿辛亥革命说事,大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岛内学者坚持是全民革命,分歧明摆着,谈不拢。

  1982年的这次理论交锋,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就民国史中的敏感问题相互碰撞,自此之后,即成传统,每每交流都绕不开这个问题。这个问号也就持续了20年。重大历史问题结论做不了,其他的研究就跟不上。直到1984年,15卷本的 《中华民国史》也仅开了个头。

  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那几年伴随着暧昧不清的热潮,学界关于一些问题的争论已经沸腾。当时困扰两岸学者的问题有三个最为绕不开,除了辛亥革命的评价,再就是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关于抗日战争,两岸的分歧由来已久,大陆教科书讲国民党抗日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岛内话语则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坐待变局。这个问题,两岸交流了十年,也吵了十年。直至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双方才达成共识。

  再一个,就是有关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大陆这个早有定论,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这一点海外和岛内学者却有分歧,他们认为孙中山没有这个话,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一吵也是十年,最终基本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孙中山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但是没有把这三个观点连在一起讲过,确实没有。

  大陆学者的看法是,作为后人研究对一个领袖的思想做个高度的概括,是正常的。比如讲邓小平,就概括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度的概括,不能说是错误的。

  这么一来,分歧自此弥合,问题说开了一切都好办了。这是在90年代以后,两岸学者逐渐达成的共识。

  1994年,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民国史》出版,在两岸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本书从外国人的角度,记录了民国那38年中国发生的事。

  这一年,大陆官修民国史陷入困境。孙思白和李新,当初计划10年完成这部民国史,如今眼看20年了,民国史的编纂还是遥遥无期。一系列的争议还在持续,重大结论悬而未决,很多人担忧,如此硬要坚持下去,这部民国史势必会成为第二部 《清史》——“一出生就面临修订。”

  新局面

  进入新世纪,学者们终于苦待来了一个变局。2001年,适逢辛亥革命90周年,张宪文和一批大陆民国史学者又被邀请去台湾作学术交流。等到张宪文他们从台湾交流回来,一个新的局面就真的出现了。当年,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活动,江泽民作了报告,内容意味深长,其中很多评价具有颠覆性。他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提法在学界引起了共鸣,被认为是一次思想上从革命史观到民族史观的转变,他把之前两个阵营的分歧,用一句话就统一到了一起,对民国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地审视提了6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大家发现,当时参加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和下层会党,到了后期多数是新军。事实上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很少。也不能说这个革命是妥协的、软弱的,这种说法是把孙中山让权的问题看得太重了。而所谓的不彻底性,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一代人的叹息

  而民国史的编纂任务仿佛注定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进入新世纪,大陆几位民国史学术带头人李新、孙思白、李宗一相继故去。这部民国史,少了设计师,自此停滞。

  如果说,之前学者们担心的是大陆这部民国史,“一出生就将面临修订。”而到了新世纪,摆在他们面前的困惑却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2000年,随着岛内国民党的选败,学者们发现,两岸对话的圆桌消失了。

  之前,岛内研究民国史的机构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再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会。而在民国史的资料占有上,这个国民党史研究会无疑是最全的。到了新世纪,国民党选败,党史研究的局面江河日下,岛内的民国党史研究会失去了经费支持。而作为一个选举党,国民党内也不再关心党的历史了。

  如今,官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几乎停滞,没有人知道它完成的确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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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杯茶、吃个包、倾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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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2 20: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衷心感谢luo为我们增广见闻、丰富生活。辛苦了!

[此帖子已被 211k 在 2009-8-12 20:10:31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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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转帖]


  2007年12月25日 《党史文苑》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无疑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显赫战功,毛泽东对他也曾十分赏识的。建国后,林彪收敛锋芒,常以生病为由,在家休息,但他并不甘寂寞。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会上,他对彭德怀发起猛攻。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

  “文革”开始后,机会再次来临了。林彪一面借机为打倒刘、邓和大批老干部不遗余力,为其达到权力顶峰扫清障碍,一面曲意奉迎毛泽东。但终因奉迎过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感。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特谈“政变问题”,其主旨有两层:一是表明党内有人想搞政变,以挑拨毛与老干部的关系,为进一步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二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但毛泽东却从他的讲话中闻出了特殊的味道,开始对林有所警觉。即使这样,直到“九大”召开,毛泽东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权力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使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并采取全面开花战术,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跟着林彪发言,表示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恼火,隐隐感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采取“批陈保林”策略,将怒火发泄到紧跟林彪之后“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陈伯达身上。不久,又多次对林彪提拔起来的黄、李、吴、邱“四大金刚”及叶群等提出批评,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觉醒,能做自我批评。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难收。这年10月,林彪在庐山会议受挫后,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先斩后奏,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顷刻间,中国城乡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事后(即10月19日),林彪才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过电话纪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并亲手将传阅件“烧掉”。这件事,实际是林彪对自己军事指挥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次检验。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16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28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31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9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宣布对调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1973年3月7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对他格外器重,并有要他作总理接班人的意向。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随后,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此时,毛泽东身体尚未从林彪事件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显得十分虚弱。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的讲话。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讲,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会客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说罢,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王洪文听完也连连点头,虽然他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因为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了,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接着,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实际上,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开始讲解歌词,他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20年,会出现消极因素,他说:“这个问题(指对调),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后,毛泽东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叫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何不同反应,但每人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巨大波澜……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为了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会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嘛。”这些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着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他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的诸位,“你们哪个年轻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此时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实际大家心里明白,这个“儿童团”说的就是王洪文。会议结束以后,根据这次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又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接见开始后,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4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按议程,将由毛泽东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好在将帅们面前树点威信,于是叫王洪文先点名。

  王洪文刚刚当上副主席,年轻气盛,接过名单就大大咧咧地点起来。

  “许世友!”

  没有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壮起胆子,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将茶杯猛地磕在茶几上。这下,王洪文算是尝到了军队的厉害。

  周恩来急忙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然后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才算让王洪文下了台。

  各就各位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4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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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清洗70年祭》摘评[转帖]


国家自戕:1937-1938年,苏联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国家自戕”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后世称“大清洗”。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原为步兵训练基地)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整整70年了!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KGB),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历史谜案: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1934年12月1日,夜间,一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广泛传播的说法是,斯大林自己的阴谋,因为基洛夫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基洛夫原来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盟友;他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之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他清洗季诺维也夫、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远河”工程,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的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不久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掌声太久:1934年1月,苏共举行十七大,基洛夫给斯大林捧上许多响亮的头衔:伟大的“掌舵人”、伟大的“战略家”,“斯大林的结论就是党的法律。”但是,斯大林没有糊涂,他敏感地意识到,长久的掌声,潜伏着正在发生的阴谋。

在苏联,掌声时间有规定。按规定,斯大林上台时,掌声应当为10分钟,政治局委员应当控制在2分钟以内。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斯大林知道,老布尔什维克给《真理报》和《消息报》写的信多如雪片,一致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通货膨胀,农村已经不用货币,以物易物。

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说:“我们总是叫喊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当时,投资的失误,生产的浪费,恶性事故频发,大量残次废品出厂,消极怠工,大饥荒,全国一片黑暗,不可终日。

十七大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最少,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张票反对。卡岗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张反对票。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请他一同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公开提出打倒斯大林。

肃反扩大:官方文书,“大清洗”被称为“肃反”,“肃反扩大化”。含意是:“肃反”没有错,只是具体操作范围有些失控罢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举行3次,除6人定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被处决。托洛茨基流亡海外,缺席审判,后被暗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3分之2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中的15名成员中,5人已去世,除斯大林外,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到1939年,苏**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加入苏共的,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部是叛徒。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恐怖文化: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

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误导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死者无言:1937-1938年,大清洗,目前可信的死亡保守数字是,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古拉格(劳动改选营管理总局)档案资料: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不少于1000万人。斯大林时代,大约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的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大清洗期间,有16万5千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10万6千人被枪决。

富农虽然在几年前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发布的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对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彻底肃整。

“肃整阶级敌人”,不止一次下达指标:例如1937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有签字记录,全部签署“同意死刑”,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审判。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于古拉格。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碴余逆”,以及神职人员、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

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全军覆没:苏联红军实行内部大清洗。后来苏军将领格里戈连说:“全军覆没也不至于如此。”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第二天,6月12日,报道称,他们已被枪决。

红军的军官阶层,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万5千人被枪决。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1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小国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红军无能,直接鼓励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几乎流尽了鲜血。开战一年半,苏军损失1100万人。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没有4000万后备兵,没有盟国的巨大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错认救星:苏联官方一直严守秘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人入侵时,把德军当成救世主。但纳粹德国的无情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他们的幻想。

二战中,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只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只有苏联。

战争高峰时,德军中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中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的将领弗拉索夫。他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他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他获得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深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他被俘,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他的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的神圣义务吗?”苏联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纳粹德国的高官们骂弗拉索夫“蠢猪”,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才想起弗拉索夫,由他从战俘中组建起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民族监狱:西方常说,苏联是少数民族的监狱。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命运最惨的是高加索人,他们爱好骑马。但是苏联不许马匹私有。他门反抗,就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最严重的“问题民族”是车臣人,纳粹入侵时,几乎全体加入侵略者。1944年年2月23-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也于1943年12月被斯大林强迫赶出故土。

车臣人口当时不到40万,其中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历史暴行的债,最终由2004年的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用无辜鲜血来偿还。车臣问题今天依然是一个没有痊愈的伤口。

平反艰难:正视历史,需要勇气。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做了个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总结说:大清洗是“斯大林个人性格粗暴,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如此总结,隔靴搔痒,欲盖弥彰,比不说更糟糕!就是这样谨慎,还是引起了政治地震!赫鲁晓夫吓得赶快后退。专制独裁,残暴野蛮,6000万人非自然死亡,这是领导人的个人品德问题,还是政治制度的野蛮问题呢?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重新调查历史事实,终于给大清洗受害者平反,迟了50年。同年,取消学生历史考试,“不能让谎言再毒害青年”。《消息报》说:“以谎言毒害思想和心灵,罪大恶极!”

消灭富农:斯大林时期的大死亡,大清洗和古拉格死1千万人,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死5千万人。《凤凰周刊》黄章晋文章谈大清洗,附带略谈农业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地主已经消灭,现在轮到富农。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但是这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成为被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隶,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大清洗暴行潜伏在大饥荒悲剧中,大饥荒是农业集体化的必然结果。农业集体化是当年苏共布尔什维克认定的建立理想国的崇高追求。

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疯狂反对,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3分之2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都被破坏。

全国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10多万人,第二个月就变成20万人,三个月之后则是80万人。最严重的反抗来自中亚的哈萨克,近3分之1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最大的饥荒来临了。主要的灾区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这次饥荒超过10年前的大饥荒。

苏联发生3次大饥荒:(1)1921-1923;(2)1932-1933;(3)1946-1947。第一次大饥荒,官方宣称死亡520万人。第二次大饥荒,官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实是“欧洲粮仓”乌克兰饿死1000万人,占人口的3分之1。2006年,独立后的乌克兰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普京说:从最东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的乌克兰,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情。

工农联盟: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7分之1。1921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

1921年,列宁去世。1925-1929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一个个轮流被驱逐和消灭。斯大林独霸天下,不怕再有人来反对“集体农庄”和“大饥荒”。

普京说:“大清洗的原因是把‘空洞理论’放在人类的基本价值‘生命、人权、自由’之上。”

按照苏联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导致农民大批死亡。因为,建设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需要从农民那里取得原始资本的最大部分。既不能慢慢积累资本,又不能引进外国资本,唯一“绝招”就是取之于农民,名曰“工农联盟”。“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苏联经济教科书天天讲述的基本原则。大饥荒和大死亡是社会主义要求农民付出的历史代价。

5千万农民的死亡,绝大部分不是地主和富农,但是从未听说历史学家研究过是否应当为无辜死去的农民平反。农民是该死的吗?

诽谤自己:旁听审判。令人惊异的是,所有被告的口供都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主动地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说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在法庭上用最美好的字眼赞美斯大林。

只有罪犯口供,没有任何物证,居然公开审判,还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员前去旁听。西方看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场景。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说:“不管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我像黑夜一样卑污地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也有外国记者看出:季诺维也夫,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同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清单。

也发现了一些破绽。例如,一被告说,他住进一家饭店,而这家饭店早已拆除。又一被告说,他某日座飞机到某地,而那时那地根本没有飞机。

但是,被邀请的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和判决是公正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讲了一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面找到了他的烟斗。

美国中情局认为,对犯人进行了休克疗法,服用了特殊药物和毒品,并用了催眠术。毒打是最简单原始手段,使人痛苦得生不如死,就能达到逼供的目的。对犯人的精力、精神的无情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完全丧失,便可得到任何招供。

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坚强不屈,但是当面强奸他的16岁女儿时候,他屈服了。

终于平反:整整50年后,莫斯科举行平反。

布哈林得到平反。他的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的《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遗书的每一个字,感动了整个世界。遗书说:“我要求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同一个人。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

秘密档案表明,大清洗中,只有一个人坚持到底,不肯低头,那就是柳京,其余的人都争相摧残自己。

档案证明,普遍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许多人认罪是为了保全妻儿的生命。例如布哈林如果不认罪,他的年轻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就会立刻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签字,他的妻子和儿女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子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妻的命。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母亲、两个儿子、三个女婿,都枪毙了;还有其他家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说话有经典意义:“你向党撒过多少次谎?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你诽谤自己。”党就是斯大林。

托洛茨基也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

红色绞肉机:“每个克格勃成品都是党的牙齿,不同时期用来咬不同的人;如果一颗牙不好使了,党就会换掉它,甚至安上各种无法想象的罪名,这就是克格勃成员的命运。”

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的独特产物,克格勃的历史就是苏联历史。它粉碎了几千万无辜的生命,人民说它是“红色绞肉机”。

克格勃是列宁创建的,列宁选定13人,组成领导班子;除最早两位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外,其他领导人全部以罪人进入历史。

捷尔任斯基:1917年10月20日,受命创建特务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成立,又称“契卡”,它是令人胆寒的克格勃的前身。

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一工厂演讲遇刺。女凶手卡普兰被擒,三天后,被塞进一个铁桶,浇上汽油烧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一半枪毙,一半扣作人质。

知识分子最不可靠,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契卡”下面建立一个“知识分子处”。

“契卡”有枪决犯人之权,无用经过审判。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须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由县或地区一级政治委员会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须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家产充公,枪决其家长,无须法庭审理。

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及时”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了作为“右派”被打倒。不过,他的家人没有那么幸运,大都在大清洗中牺牲了。

缅任斯基:1920年12月20日,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斯大林宣布:苏联还有无数敌人,潜伏在党内的特务、间谍,以普通工人、农民身分为掩护的成百万的阶级敌人。农业集体化时期,枪决了无数偷了几把麦穗的农民,粉碎了各行各业中并不存在的反革命政党。1934年5月10日,缅任斯基心脏病“及时”发作,死在岗位上。

苏联公民都有死后平反的权利,但是,雅戈达和叶若夫是例外,因为他们罪恶滔天!

雅戈达: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令雅戈达亲自督办此案。雅戈达聪明地把此案办成刑事案,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全都活着,这不符斯大林的愿望。继任者叶若夫宣布:雅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盗用公款者。雅戈达承认:他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缅任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1938年3月15日,枪决。他的两个儿子、父母、妻子,其他亲属,都死于内战中。他的一批同事也未能幸免。

叶若夫:他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在半年的短期内,清除了肃反机关2万5千人中的1万6千人。1936-1937年,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只要斯大林在某个人名上打一个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使这人招供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轮到斯大林在叶若夫的名字上打一个红叉了。叶若夫终于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企图谋杀斯大林。1940年2月4日,叶若夫被枪杀,他的6岁的女儿活下来了。

贝利亚: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掩护斯大林,杀手当场被打成蜂窝,人们说这是贝利亚的设计。贝利亚主持特工,实行高效率的定点清除。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是期大林的最大心病,干净利落地被刺死于寄居的墨西哥。

贝利亚窃听了全部领导的电话,知道自己也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一口气,甚至梦想大干一番。但是,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12月24日被秘密枪决。罪名: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叛徒组织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等等。他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等20多人被流放,跟前任比较,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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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20:12 | 显示全部楼层

胡适最痛苦的一段“地下婚外情” [转帖]


胡适出生于1891年,1962年他去世时,实足71岁。

曹诚英出生于1902年,1973年她去世时,实足71岁。

在胡适无奈地与母亲包办的江冬秀成婚后,他的耳畔回荡着无数的惋惜和哀叹声。一个留美博士,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并肩而站,人们习惯不去赞美小脚女人的幸福,只会为留美博士的吃亏而直呼“不值”。夜深人静,胡适望着月光下沉睡着的年轻但在他看来有些庸俗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的面庞,他的心底泛起波澜。他有了些不甘心。他陡然渴望能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情,不敢奢求刻骨铭心感天动地轰轰烈烈,哪怕是普普通通平淡如水,也好。

这时,他想到了仍然在美国的红颜知己陈衡哲,他能够感受到她时时抛射过来的浓情,但他负了她。他又想到了他婚礼上的伴娘,一个娇小可人的小姑娘“娟”。他称她为“表妹”。

“娟”是曹诚英的小名,字珮声。她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和胡适一样也是安徽绩溪人。给江冬秀做伴娘时,她 15岁了,在当年那个年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她亲昵地称胡适为“穈哥”。虽然胡适没有在日记里记载这次见面,但可以推定,这是他回国后与曹诚英的第一次见面。

婚礼之后,胡适和曹诚英各过各的生活。胡适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曹诚英于1918年和父母包办的胡冠英完婚,嫁到邻村的胡家。如果没有外界力量,曹诚英恐怕就这样在乡下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朴实地过完一辈子,也就不会与胡适产生恋情。

和胡适一样,曹诚英也是在年幼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姻。与胡适相反,曹诚英曾留学美国的哥哥曹诚克非常痛恨包办婚姻,对父母包办妹妹的婚姻,更加深恶痛绝。尽管他最终无力阻挡妹妹嫁给胡冠英,但他极力鼓动诚英外出求学。于是,1920年春天,曹诚英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从而走出了闭塞的小山村,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胡冠英,还有同乡、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胡冠英的姐夫程仰之。他们三人同学于浙江一师。

胡冠英家本就不满于儿媳妇出外求学,更恼怒于她结婚三年都未能给胡家开枝散叶。在1922年冬,他们强行给儿子冠英娶了小老婆,当然事先也不会征求曹诚英的意见。曹诚英因受了哥哥的影响,又读了几年书,思想自然开明,既不满包办婚姻,更不能容忍丈夫另娶。于是,她愤而提出离婚。1923年初,他们离了婚。

胡适与曹诚英虽然自婚礼后一直未再见面,但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曹诚英对胡适比较崇拜,时常去信请教问题。胡适本就乐于助人,对方又是三嫂的妹妹,还曾是夫人的伴娘,自然比一般人要亲近得多,对她也就热心得多。当严修等人请胡适为白话《聊斋》作序时,他借故推托;当华文学校校长请他去演讲时,他也推托;与此同时,他却应曹诚英之请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作序。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21年5月5日
作书与严范孙先生、史瞿安先生(名梅,来函为白话《卿斋》乞作序,辞之)、Mr.W.F.Dawson(华文学校校长,约六月廿二日演说,不能往,辞之)、……曹珮声表妹(珮声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乞序,我以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故允之)。

对于胡适而言,“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想为表妹做点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岂可放过?胡适守信,不出两个月,他就将写好的“序”寄给了曹诚英。胡适如此给面子,曹诚英暗自窃喜了好一阵子。两人也由此更加频繁地往来书信。

胡适“不舍得匆匆就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一旦另有机会,他自然又会匆匆与它(她)相聚。一个多月后,他再次来到杭州。

从胡适日记可知,在他第一次离开杭州到他第二次去杭州之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曾经连续与曹诚英书信往来。

胡适日记记载他此次赴杭,原本是与高梦旦同行的,后有了点意外,高梦旦与林子忱、刘雅扶夫人先行一步。三人在杭州会合后,同游西湖。

从6月9日起直到9月8日,现存的胡适的日记,没有任何内容。但是,从9月9日起,他的日记中特别注明了“山中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与曹诚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6 月24日,胡适孤身住进烟霞洞。可以想知,曹诚英经常到烟霞洞看望胡适。至于曹诚英是何日开始留宿烟霞洞的,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们同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之后。两天后,胡适作诗一首“南高峰看日出”,在引言中,他说: “七月二十九日晨,与任百涛先生曹珮声女士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后二日,奇景壮观犹在心目,遂写成此篇。”

最先看出胡、曹恋情的是汪静之。他一直热恋曹诚英,自然对曹的感情动态很敏感。当曹诚英频繁出入烟霞洞时,他对他俩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当曹诚英将胡适写的一首名为《怨歌》的诗拿给他看,并对他说胡适写的就是她时,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胡适的“山中日记”也没有回避他俩的这一段“同居”生活。其中大部分是他俩单独共处时的生活细节。

胡适此次赴杭的主要理由是养病。前一阵子,他的老毛病(坐骨直肠脓肿)又复发了,很痛苦。病虽然治得差不多了,但身体还是虚弱。如今,炎热的夏季过去了,身体也恢复了,也该回去了,他毕竟是有工作的人,容不得就此躲藏在世外桃源中悠然度日。

如果胡适与曹诚英是7月29日在南高峰看日出那天开始同居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到10月初,他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也算是度过了两个“蜜月”,说短也不短了。但是,对于胡适而言,他对感情的渴望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出来,就难以回收了,又何况他认为这几个月的生活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最最快乐的日子。因而,他对即将的分离无比感伤。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愁闷。

12月27日,妻子江冬秀来到胡适的身边。三天后,是他俩结婚六周年纪念日。但这一切都并不能解他烦闷。想见的,见不到,不想见的,却时时在眼前晃荡;想要的,要不到,不想要的,却无力甩脱。于是,胡适烦上加烦,闷上加闷。

也许是烦闷,胡适日记自1月27日以后就中断了,时间长达一年。因而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与曹诚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是否又见过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俩的通信始终未断;他俩的爱,也始终未消。1925年1月25日,他补记了一份“1924年的年谱”,其中将《小诗》定为“最得意的一首小诗”。其实无论从诗的技巧上还是内容层次上,这首诗不一定称得上最好,但因为诗里渗透了他对曹诚英的一份情,所以他自认为 “最得意”。

整个1925年,胡适的日记记得很简单。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本身是胡适在日记里刻意回避的理由。这年7月,他收到曹诚英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封面是用英文写的“北京大学胡适博士收”,实际上它是由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自天津转的。当时,曹诚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该信的邮戳显示,发信邮局是“天津府”。

为什么要这样呢?从信中的内容看,曹诚英似乎在担心被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因为她这样写道: “……我们在这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你有信可直寄旺川。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要拆,就不知是你写的。我写信给你呢?或由我哥转,或直寄往信箱。要是直寄信箱,我想你我的名字不写,那末人家也不知谁写的了。你看对吗?”

这样的偷偷摸摸很让胡适痛心,他能感受到曹诚英不得不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地下情人的委屈。而信的末尾一段更让他几乎要落下泪来: “……穈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穈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祝我爱的安乐!”也就是这句爱的宣言,让畏缩的胡适痛下决心,他要离婚,他要和娟结婚!

于是,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反应的激烈大大出乎胡适预料。她拿着剪刀要刺胡适,被人拦下后,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威胁胡适说: “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胡适相信他那“庸俗的”妻子能够说得出做得到,他傻了,也清醒了。如果真的离婚,两个儿子的小命难保是其一,他胡博士长久以来精心维护的好名声也将毁于一旦而大失面子是其二。与其如此闹得鸡飞狗跳人尽皆知,不如悄然舍弃自己的爱情。就这样,胡适妥协了:不离婚了,让曹诚英去堕胎。

“堕胎”一说,在胡适日记中当然是找不到的,而只是知情者说。

曹诚英的苦楚,是能够想见的。她堕了胎,但无法堕掉对胡适的爱。为此,胡适在1926年写了一首诗《扔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不久,曹诚英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生物学家吴素萱同学。再后来,由胡适推荐,她考入胡适当年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藕断丝还连。胡适与曹诚英分手却并不绝情,他俩一直有来往。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体现。

1931年1月7日
车到浦口时大雪。过江已误点,车开又迟,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
珮声来接胜之,在渡船上稍谈。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我们在江口搭车。

在上海时,他俩幽会在友人汪孟邹家。这让江冬秀怒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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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戴镜元 [转帖]


  发布时间: 2009-06-25 14:14 来源:文摘报

  戴镜元(1919~2008),福建永定人。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击毙的日寇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朱德同志曾将斯大林送的望远镜转送给他

  ……这都是为了表彰他在情报战线上作出的成绩和贡献。

  截获敌军情报 红军躲过一劫

  抗日战争爆发时,戴镜元只有20来岁,但已是我军著名译电员。他所在的中央军委二局,多次成功破译日军情报。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荀坝召开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就毛泽东一个人坚决不同意。连日来,毛泽东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晚11时,会议还在进行之中。电台中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了起来,截获的情报正是国民党滇、川、黔军的行动情况。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939年11月,为报复八路军的抗日行动,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清剿扫荡,指挥官就是被日本新闻媒体夸耀为“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日军的火力非常强,战术也好,我们把敌人围住了,但冲锋几次都拿不下来。”此时,戴镜元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负责对敌人电报的侦听和破译工作。他敏感地发现,日军在黄土岭地区频繁地发报和收报,立即组织人力侦听日军电讯。

  “破译出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有个日军中将被围住了,日本鬼子很着急。我马上就通知了杨成武。”戴镜元说。杨成武正指挥部队担负主攻任务,接到情报一看,这还了得,坚决不能松口,不惜代价非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八路军刚刚缴获的几门小迫击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发炮弹下来,阿部规秀命丧黄泉,成为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将领。

  截获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实行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戴镜元截获了一份日本的密码电报,并成功进行了部分破译。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份被部分破译的电报显示,日本正在密谋一项重大军事行动——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

  中共中央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国民政府。“听说蒋介石对此很重视,马上组织了国民党的几家情报机关,连夜对电报进行破译。”戴镜元说,很快,破译结果就迅速地反馈给美国政府。

  但这个重要的情报并没有引起美国军事当局的重视。“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能搞到这样的情报。”戴镜元说。

  不过,另外一份同样是被戴镜元和中央军委二局截获的情报,使美国人尝到了甜头。1943年4月13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为鼓舞日军士气,决定到肖特兰地区巡视,并于当晚发出电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4月18日亲自巡视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因天气不佳则顺延一天。”

  这份电报被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截获后,同样通告国民政府,并通知了美国军方。

  这一回,美国军方不敢怠慢,根据中方提供的情报内容,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山本五十六当场毙命。“日本人一度迷惑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戴镜元回忆,事后,美国军方也采取了许多迷惑手段,使日本人相信山本座机被打掉,是偶然碰上的,而不是因为情报的泄露。

  在戴镜元的一生中,周恩来是他最为尊敬的师长和领导者之一。从红军时期开始,周恩来同志就一直负责情报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央机关只留下精干人员在陕北坚持活动,其余人员被分散和隐蔽起来。周恩来把戴镜元叫到延安,当面指示他带队跟随中央前委行动,显示了中央对他的高度信赖。

  1975年,邓小平接见戴镜元时,称赞他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情报非常及时、准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记者让他谈谈,都有哪些事情,戴镜元不肯说。记者告诉他说,现在很多事情已经解密,戴镜元却说:“解密了,也不能从我嘴里说出去。”

  (《北京晚报》6.19 黎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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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22:47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心腹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 [转帖]


    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袁殊,1911年出……

    胡宗南在台湾

  2005年6月,一本由张戎与其丈夫英国人乔·哈利戴合写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在书中声称“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引起胡宗南之子胡为真的强烈抗议。

  将昔日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指为“红色代理人”,的确足够有爆炸力。尽管书中并未提出有力证据,但胡宗南在逃台后逐渐失宠也是不争的事实。

  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民运领袖。

  论年纪,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晖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在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当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 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晖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的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祥。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晖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晖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 。1972年,53岁的熊向晖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晖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晖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揆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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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传奇 [转帖]


第一节 毛泽东的小老乡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少年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的演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现在的中和乡)人,从小聪明过人,会读书,在乡里的胡氏族小学读初小,后转到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与杨勇是同学但不同班,他们是姨表兄弟。胡耀邦的母亲与杨勇的母亲是姊妹,他俩从小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后来又追随毛泽东,一同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胡耀邦的性格较沉静,善思索,杨勇活跃好动,喜好在屋后山头玩占山打仗的游戏,而胡则喜好读书,成绩一直优于杨勇。

  胡耀邦还是5岁孩童时,就已显示出他超群的聪慧。

  胡耀邦的父亲是普通的农民,只是粗通一点文墨,对于这个第二个出生的男孩,没有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培养, 3岁就跟着哥哥上山打柴,分担家庭生活的艰辛。可是他不同一般孩子的记忆力,是他一个当私塾先生的堂叔父发现的。他一次注意到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能准确记忆下书中的生字,并且写出来。堂叔破格将5岁的胡耀邦收进他的“种桃树屋”发蒙(好比今天的学前预备班),并起字号“国光”,一年后,启蒙结束考试时,站起来只有别人肩膀高的胡耀邦却考了全班第一。

  因为胡耀邦天资好,6岁就进入了小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严格的求学生涯。

  胡耀邦10岁从初小毕业,他破格由胡家祠堂保送进了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这时正是1925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学校里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课程,这对胡耀邦早早接受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

  当时他和他的表兄杨勇都在一个学校读书,积极跟随校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年仅11岁,胡耀邦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表现了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和严格律己的品质。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由江西抵达浏阳,随后一、二、三团会师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胡耀邦读书的学校里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学校的草坪上,1000多红军战士倾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墙头上,观看了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场面。

  毛泽东气宇轩昂的演讲给年幼的胡耀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特别当毛泽东讲道“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大水缸”时,他仿佛汲取到一种力量。

  毛泽东这番讲话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才12岁,红军不带他,那次他差点就跟着红军走了。

  1929年冬天,刚满14岁的胡耀邦正式加人了共产党。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

  15岁的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尽管大家都叫他红小鬼。而他学涯时的“国光”名,渐渐被人们淡忘。

  长征时期,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胡耀邦在浏阳县中学只读了一年、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公略率红军占领了浏阳城,学校停学。学生各自回家。胡耀邦与一个同学赶到正在被红军攻打的长沙,被一位堂叔碰见,这位堂叔见长沙战况紧张,第二天就把胡耀邦送回了浏阳。这是1930年夏天,浏阳的文乡是红军的根据地,乡里成立了

  苏维埃政府。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胡耀邦有文化,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乡苏堆埃召开的大会,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多时候便由胡来讲话,他喜欢演讲,也讲得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随着局面的展开,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就在特委所属的浏阳、茶陵等十一县选拔,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初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工作。途中几经波折。第一次他一人单行,走到江西芦溪一条河边,遭敌设防拦截而返回。第二次由特委派人护送才到达目的地。在湘东特委,胡耀邦从事少共工作,当过少共书记。湘东特委撤消后成立湘赣省,胡仍是负责少共工作,直到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纵队。

  长征经过四川、贵州时,红军部队严重缺粮,派人四处筹粮。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筹粮的负责人,他待人热情,会讲话,会作群众工作,所在的团往往筹粮很多。在贵州一个彝族部落,胡耀邦想向部落头领筹集一些粮食,头领声称没有粮,胡在与头领谈话时,发现他的眼睛老盯着一个方向,便估计肯定有粮食,而且就藏在他盯着的地方。胡耀邦反复耐心地与头领作工作,终于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

  粮食是部队长征中生死相关的大事。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

  里, 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

  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有一次胡耀邦说:“要读马、思、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 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37年5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 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88年12月,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1988年12月,湖南长沙九所,室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松柏迎风斗雪,依然挺立。

  室内温暖如春,繁花盛开。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居住在九所一号楼。也许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

  两个来月,知道的人不太多。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袁学之、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两眼闪灼着光芒。他说:人生过得真快,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仕总支书记,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当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解放时,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

  青年工作,以后,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胸无城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1988年12月底,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在省委“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张扬不禁怦然心动。

  12月30日深夜,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金箔》一书;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 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 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听说您病了?”张扬关切地问。

  “感冒了……”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劝他戒烟。彼此谈得亲切、随便,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一面交谈,一面观察着胡耀邦。

  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樵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胡耀邦告诉张扬,收到了他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人的书。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而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一字一顿地说:

  “请您相信:人民是爱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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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35:23 | 显示全部楼层

红色高棉 [转帖]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走得如此之远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1962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拚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1976年1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700万人。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渐渐聚集起来。他们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1981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他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
1997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最后是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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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5:42:53 | 显示全部楼层


鉄木真因生殖器被西夏王妃咬掉致死[转帖]


  鉄木真给后世留下的诸多谜团,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其中,最具魅力的历史悬念都是与死有关:一是怎么死的?二是死了葬哪?

  这里,先说怎么死的。

  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当年(西元1368年)年底即下诏篡修的伪《元史》记载,鉄木真之死很明了,病重不治:“(西元1227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啥老徒之行宫。”伪《元史》总编辑、一代大文臣宋濂,仅仅用了20个字,就交代清了这位屠夫“崩”的过程。但,文字看似言简意赅,实则语焉不详,因此后世一直弄个明白,鉄木真到底怎么死的;蒙古民间传说,鉄木真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而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鉄木真的死因,大概有五种,多与西夏有关。

  其中最正统的,也为更多人的知道的,就是伪《元史》中采信的“坠马说”。

  蒙古人撰编的《蒙元祕史》(卷十四)记载,“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次日,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皇帝今夜好生发热,您可商量’。”

  “唐兀”,是当年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叫法;“狗儿年”,是宋理宗宝庆二年(西元1226年)。这里交代一个史实,鉄木真于1226年秋天,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冬季时,在一个叫阿儿不合的地方打猎。不想他的骑的一匹红沙马,却让一匹野马惊了,导致没有防备的鉄木真坠落马下受伤,当夜就发起了高烧。1227七月“不豫”,病根即在此。为什么一次坠马伤重成这样?据说是流血太多。

  当时,也遂请随从的将领商议这事怎么办,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鉄木真一生要强,心想如果这样回去会让西夏人笑话。也该他魂断西夏,鉄木真派员去西夏国探听情况时,正好西夏一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有本事你就来过招。鉄木真听说后,表示宁死不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灭了。但此后,鉄木真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今阳历8月25号)病死了,时虚岁67。如果当时鉄木真回去了,这病根子就不会落下了。

  “雷击说” 这种说法比较离。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所文章透露,鉄木真是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当时到达蒙古国时,发现夏天的雷电伤人事故频发,“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因为这原因,蒙古人很怕雷电。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为葡萄牙人,出使中国的确实时间是西元1245-1247年,由教皇诺森四世派遣而来,回去后向教皇提交了题为《被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出使报告。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来时距鉄木真死亡只有18年,比马可·波罗早30年,记叙并非空穴来风。

  “中毒说” 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其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间,有蒙元有过17年的交往。其在游记中记叙的鉄木真的死因: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民间另有传说,鉄木真是“中毒”而死,但却不是中了西夏兵士的毒箭,而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下了毒,当时这位西夏王妃乘陪寑之机行事的。

  “被刺说” 这种说法与上面说的被俘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有关,是下毒说法的另一种版本。在蒙古民间传,鉄木真的军队进攻西夏的过程中,兵士俘虏到了很漂亮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进献给鉄木真。就在陪寑首夜,这位西夏王妃刺了放松警惕性的鉄木真。被刺一说,源于成书于清廷康熙元年(西元1662年)《蒙古源流》。此书很珍贵,100年后,即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作为礼物,将此书手抄本进献乾隆皇帝。乾隆令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并题书名《饮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鉄木真被刺一说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被咬掉生殖器说” 这种说法,即未见于正史,野史也没有记述,但在外蒙古人中间流传。这一风流事件也是因为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凶手”当然就是这位美丽女人了。据说,这位主妃被献给鉄木真后,鉄木真要她做他的妃子,王妃表面同意了。但不甘受辱,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王妃在陪寑当天夜里,借行房时鉄木真正在兴头之机,将他的阴茎给咬掉了,顿时血流如注。一个长年在外征战的67岁老人,哪遇到过这种事情,又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羞恨交加,遂致病重。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难以启齿的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对外只称大汗是坠马受伤致病重。本来就不想活的西夏王妃,自知鉄木真不会过放过她,跳黄河自尽。

  此说荒诞不经,但细分析一下还是有道理。如果鉄木真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手,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体条件的,陪寑时乃,何处藏带凶器和?即使带有凶器和,作为一个被俘之人也是要搜身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手空空的王妃最致命的暴力行为自然是“咬”了——咬男人的要害处。

  伪《蒙元祕史》这段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与朱元璋生时满室红得像失火一样,铁木真出生时也有神奇出现,手里竟然捏着一块血块,血亏如一块红色的石头一样。因为出生时铁木真是带血的,迷信就认为,将来会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在抢回妻子孛儿帖的过程中,鉄木真一下子屠杀了300多名也客赤列都部落的人。1183年,只有22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可汗”,靠的就是连年征战和铁血统治,抓到对手就杀。铁本真一生杀人无数,每到一块如割韮菜一块,疯狂砍人头。在随后的战争中,屠城是他惯用的征服手段。有一次,鉄木真率20万大军征讨中亚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打下咸海边的玉龙赤杰时,一下子就杀了120万人,用这种方法,好多西域、中亚国家让他灭掉了。

  但鉄木真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时,他自己也没有逃脱掉。虽然他到底怎么死的是一道可能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但不论是正史所说的坠马大出血致病,还是民间所传的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流血过多而亡,都沾满了“鲜血”,是不是与他降生时手捏血块有一种因果?

  这个传说够得上是鉄木真风流故事中的极品了!真是这样,这也是一种报应——风流人物风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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