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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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何虎生　编著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后，住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内，这组简单朴素的房子成了毛泽东的起居室和办公室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住所。毛泽东工作非常紧张，工作人员为照顾好其饮食起居及保健煞

　　费苦心。

　　紫云轩与菊香书屋

　　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即是丰泽园。这是一所古式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的东侧，有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出入的门厅上的匾额为“菊香书屋”。走进这个院落向北，有北房五间，在北方称为正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大门的匾额是紫云轩。在北京，毛泽东工作和生活中的多一半时间都是在紫云轩度过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说它有家的感觉。因此，大家也常常称他为紫云轩主人。

　　在菊香书屋的大门口，从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进去，穿过它又是一所院落。这院落是标准的老北京式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由东、西、南、北房合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没有一株菊花，也没菊花的馨香。只有数棵苍劲、挺拔的古柏，分布在院子里小路的边侧，显得十分凝重。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小径，约二十余步，就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了。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显得比东、西、南房高些。在台阶两侧的窗下，各栽种着一棵约有胳臂粗的“伞槐”，也称龙爪槐。其树干直但不高，树枝分枝很多，而且都弯曲向下垂落，加上茂密的叶子，极像一把绿色的阳伞。踏上数个台阶，抬头向上看去，在双开门的门框上方，也横挂着一块木匾，上面雕刻、彩涂着三个大字：紫云轩。

　　紫云轩三个字饱含着典雅含蓄的书香之气，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曾经诵咏端砚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李白曾有诗句云：“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

　　从紫云轩大门进去，也是一个过厅。这过厅东西两面的墙上相对着各开一门，东侧的门里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在菊香书屋的过厅中，南、北墙上有痕迹表明，它原来是与南、北的西厢房相通的，因为在南、北两侧的墙上尚留有被堵上的、相对称的门的轮廓。被堵上的北侧的两间书屋正是毛泽东书室的一部分。如果将被堵起来的北侧门打开，在书室里再放上几盘菊花，那么菊香书屋之称，就名副其实了。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两间有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们挖的，毛泽东从未使用过。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盥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被称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在东厢房的五间中，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靠南侧的两间不与过厅相通，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开在东厢房东面的夹道内。这里是贮藏室，若去这贮藏室，需要走出菊香书屋这所院子。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夹道的西侧北头也有一个便门与另一群建筑相通，去贮藏室时就从这个便门出入。从西便门走出去，经过弯弯曲曲的夹道就是南海北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很少从此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

　　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以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屋内来，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

　　出了菊香书屋直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子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过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与菊香书屋的西厢房北头相接的一处东房，是叶子龙的住房，在这东房前也是一个院子，南面是礼品室的北墙山，西房和两层楼的北房则是机要室。

　　由于菊香书屋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古式建筑瓦房的飞椽，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差，射进去的阳光很少。一到秋末、冬、春季节，即使是在白天，也须要借用灯光照明。

　　毛泽东要外出开会或接待外宾，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的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才能上车，这给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因此，负责行政管理部门的人老想将这套古老的房屋加以改建，或进行大的修建，但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再三表示不要修建，也不同意搬家。

　　起居室和办公室

　　

　　摆满半床书籍的睡床　　进到毛泽东的起居室，最使人注目的就是那张睡床了。床横摆在寝室的中间部位，引人注意的不是床的位置和大小，而是那床上的半床书籍。此床头向北紧靠着北墙，在两窗之间，与北墙成丁字形向南伸开。

　　在床头系着一个电铃的按钮，它通过电线一直伸延到卫士的值班室。毛泽东常在醒后按动它，告诉值班的卫士新的工作日开始了。此时，毛泽东如有什么吩咐，就给卫士下达指示，吩咐要办的事情，如果是找身边工作人员交代任务时，就比较随便了。王鹤滨也是常在毛泽东醒后未起床以前去察看他的健康情况，检查心肺或测量血压，这样都比较方便。在紧靠床头的西侧放着一个小床头桌。桌上有一盏电灯，台灯戴着一顶大灯罩，以避免灯光直接刺激眼睛。在台灯的东侧，放着一个茶色的玻璃质的烟灰缸，烟灰缸旁放着盒火柴和打开封口的一盒香烟。

　　靠近寝室的西墙，有一个旧的、普通木质的立柜，里面挂着几件平时替换的衣服。在柜的一侧，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当**的外衣或大衣，裤子则放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此外，室内还散放着两三把椅子备用，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任务时，常坐在这些椅子上。墙上挂着半尺多长的木框温度表，体积比较大，容易看清温度表的刻度。除了那只温度计外，那些旧的铜质床架、木质立柜、木质普通椅子等，都是随着北京和平解放带过来的。以上就是毛泽东起居室的陈设了。

　　寝室北山墙的东头开了一道门，进去便是盥漱室，是毛泽东住入紫云轩后扩建的。在马桶旁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凳子，上面放着烟灰缸、火柴、香烟、手纸，有时也放着书或文件，以便坐在马桶上兼顾阅读和办公了。在马桶的北侧是浴盆。在盥漱室的南墙靠近西墙，装有洗手、洗脸用的搪瓷盆，其上有一面长方形的木边镜子，镜框的下端有一横板，托着肥皂、牙膏和牙刷等。毛巾则搭在西墙和南墙夹角之角拉起的一条铅丝上，两头用铁钉子固定着。

　　紫云轩过厅里放着一张圆形的八仙桌，周围有几把椅子，这里是毛泽东睡前、醒后用餐的饭厅，工作人员陪毛泽东吃饭也多是在这里。

　　毛泽东的办公室占据了东厢房的两间，连过厅共三间。走进过厅，这里也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它是供毛泽东工作之中用餐的地方，也是他招待内宾吃饭的地方。

　　从这过厅惟一的北门走进去，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

　　办公室呈南北长的长方形。在进入办公室门口的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面上有绿色的衬绒，这是合乎视觉卫生的。在上面压着一张与写字台面一样大小的厚玻璃，从医学角度看，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对健康来说则是有害无益的。写字台上的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的笔、墨、砚及铜墨盒，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办公桌的中间还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小学生用的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每日，值班卫士把铅笔削好，放在铅笔盒子里，毛泽东不让浪费，只要铅笔能拿得住，就不能扔掉，所以铅笔盒里老是有些铅笔头儿。此外，铅笔盒旁还放着一块橡皮。

　　办公桌与南墙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这是毛泽东坐着办公用的。这样，在他办公时的面前显得是比较宽阔的，背对南墙，采用从左侧西窗射进来的自然光线，正方便右手执笔办公。办公室的东墙上没有窗子，南北向，放着一个长沙发。长沙发前放着一个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两头一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合抱着茶几。有时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开会时，就坐在这里。

　　在办公室北山墙的西头，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毛泽东外出办公要穿的大衣。此外，靠近北山墙还有个板式的大衣架，呈东西向摆着，是供来毛泽东办公室开会的首长挂衣服用的。北山墙东侧有个门，那里是卫生间，里面的设施和用具与起居室的盥漱室相同。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下雪，毛泽东去办公室时，都得穿过这露天的院落。厨房与寝室、办公室之间也没有走廊相通，不管什么天气，都是值班卫士靠那个木质的方提盒，将饭菜提来送给毛泽东吃。

　　身边的工作人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保卫、保健、生活方面的总管，总的负责人。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大类或三个层次：即基层、中层和高层。随着毛泽东工作、行动的性质和活动的地理范围的大小，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多少也不同。如果毛泽东在工作的间隙，不出菊香书屋院子，在院内散步或看书，有值班卫士在身旁就行了。如果毛泽东走出丰泽园在中南海范围内散步，这就需要有叶子龙、汪东兴随行。如有大型会议，或外国使节呈递国书时，杨尚昆常常出场。到工厂视察或到部队各兵种视察，首先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定会参加。到外地视察工作，随行除杨尚昆、罗瑞卿外，还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等。他们此时既是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也是各负一方责任的重要领导。

　　汪东兴在新中国建立初的一两年是中央警卫处处长，属军委总参领导。以后改为中央警卫局，汪东兴为局长，受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后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任警卫局长。叶子龙一直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主任，两位都是红军战士。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陕北前线的“亚洲部”，叶子龙曾是参谋长，汪东兴是副参谋长。

　　接触毛泽东最多的是他身边的卫士和保健医生。他们有王鹤滨、李银桥、孙勇、王振海、张宝金、李家骥、孙鹤桐、马武义、张仙鹏、李连成等人，王鹤滨曾担任过他们的组长。从保健工作来说，最初有男护士朱保贵，以后又有老护士高云倩(主要服务对象是江青)。此外，毛泽东的两位小女儿也对工作人员常有帮助，他们常常去请李敏、李讷到办公室把毛泽东拖出来散步，增加他的体力活动，请她姐妹俩监督毛泽东少吸烟，拉毛泽东去跳舞、看电影等，调节他紧张的脑力活动。

　　保健医生王鹤滨每天要检察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有无变化，记录下睡眠的好坏、血压的高低、心肺有无出现异常，限定他的吸烟量，限定安眠药的服量。服安眠药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所担负任务的繁重程度，超负荷的工作量与生理机能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要靠安眠药来调节。因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体力劳动主要是由肌体的运动系统(包括肌肉、骨骼、韧带等)来完成的，受人的意志(主动的或被迫的)来支配，停止了劳动，体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脑力劳动就不同了，要想立即休息下来，转入到睡眠状态是极不容易的。睡眠并不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肌体需要时发出睡眠的要求而决定的，要想改变这种生理的自然规律，就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依靠药物的帮助。

　　毛泽东是根据工作量来安排时间的，这样在工作要求与生理机能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当遇到重要的外事活动、国事活动或大型的会议时，要他马上终止正在进行的脑力劳动，必须被迫进入睡眠状态，以便醒后参加重要的活动，这就非求助于安眠药不可了。其次，想办法增加毛泽东的体力活动量，如散步、打乒乓球、跳舞等体力活动，也可在这些活动中缓解脑力劳动的兴奋程度。同时也采取被动性的肌肉锻炼，于是聘请高级护理师王力训练卫士学习按摩技术，在毛泽东欲睡前由值班卫士给他按摩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的力量，同时将肌体内的血液，诱导到肢体，供应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又利于进入睡眠状态，以减少安眠药的服量。

　　由于毛泽东体力活动少，加上工作紧张，饮食调节不够，喜爱吃辣椒等，致使他常有便秘倾向。

　　毛泽东很少吃水果。一方面认为吃水果费时间，要削皮或剥皮，更主要的是牙齿损耗的结果使神经末梢暴露，对冷、热、酸的敏感度增加，尤其是对水果的酸性显得更敏感。因为吃水果时的咬合动作，上下牙齿相击会出现牙齿的酸痛。卫士李家骥想出来一个办法，把梨子或苹果削皮、去核，然后稍加点糖，放在碗里蒸熟后给毛泽东吃，他很满意：“这样，我就能吃水果啦！不费时间，牙齿也不酸痛。”

　　这个办法虽然把水果中的维生素丙破坏了许多，但对肌体仍补充了不少有益成分，对缓解便秘也有一定的好处。

　　保健上的业务工作是直接受傅连领导的，行政建制属于中央警卫局。

　　从医生的观点看，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吸烟既是肺癌的元凶，也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痉挛、硬化的重要因素，劝毛泽东戒烟是一项重要任务。

　　只要毛泽东一开口说话，就会使人看到那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从那被熏黑的程度推测，吸烟一定是老资格的了。王鹤滨曾向毛泽东宣传过吸烟的害处，劝他戒烟，同志们也想了点儿办法，如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或糖块。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也同意戒烟，也同意试试这些措施，但效果不大，能坚持做下来的，只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半。

　　毛泽东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烟拿在手，在思考问题时，好像缺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种作用。也是最后的办法，由值班卫士将烟截成两段，使毛泽东每天吸烟的支数下降了些。

　　请毛泽东看电影，开始算是有效的，可能是他的工作太紧张，再请就不顶用了。越是工作紧张，工作人员越是特别想增加他多休息的时候，他则越不能休息下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均不允许他休息下来，这是多大的矛盾呀！

　　一次，保健医生王鹤滨去请毛泽东缓解一下紧张的工作状态。走到办公室看到他工作的注意力稍见缓散的时候，趁他点燃香烟的空隙，插嘴说：“主席！去看看电影吧！”

　　“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去看去，干吗非拉我去呀！”毛泽东厌烦地回敬了一句。

　　为了使毛泽东多看电影，达到休息的目的，保健人员煞费苦心。有一次，王鹤滨在报刊、杂志上知道了美国的滑稽明星劳来、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们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请毛泽东来看。这个片子王鹤滨事先也没有看到过，看过之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

　　几乎每逢周末就在中南海春藕斋中举行交谊舞会。从保健的角度来说，交谊舞不失为体力活动的好形式。节奏缓慢，动作自主性很强，中间还可停下来休息，也可和舞伴说说笑笑。了解一下职工的生活，这对首长们的紧张的思维活动有缓解作用。毛泽东是经常参加舞会的，但多半不是参加到底，半途中断，又回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摘自《毛泽东初进中南海》，中**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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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核计划流产的经过[转帖]

　　王光远编著

　　1964年10月，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蒋介石闻知后大感意外，惊恐万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发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号召，他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

　　所钻研的，是钻研社会主义工业，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国防技术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委员会。

　　1955年1月13日，周恩来召见了钱三强和李四光，询问了发现铀矿资源的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1月31日，国务院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永久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经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答应为中国提供一座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一台1.2米的回旋加速器。1956年成立了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1958年，二机部提出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有7个副总理和7个部长参加。周恩来还向二机部提出：“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1963年3月，研究人员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想方案。12月24日，在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获得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在罗布泊地区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冲天而起。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蒋介石大为震惊。1964年初，美国曾多次提醒蒋介石，中共可能于近期爆炸原子弹，他却一直持怀疑态度。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表示中共在年底或明年爆炸原子弹，蒋介石认为中共三五年内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9月29日，美国根据拍摄的太空照片，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10月2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却出来澄清，声称这一消息是不可信的。10月5日，蒋介石接见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卢斯时也说：“腊斯克关于中共即将爆炸核武器的声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大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介石佯装镇定地说：“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不感到意外，但也未忽视此一事件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不良影响。”行政院长严家淦也对美国记者说：中共核子试验，决不影响光复大陆政策。外交部长沈昌焕也说：国际间如欲避免中共核子威胁，端赖台湾反攻大陆。

　　10月19日，蒋介石夫妇约见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就中共爆炸核武器问题举行会谈。他对赖特说：“中共核爆炸成功，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心理冲击，各国对中共的态度将因此而改变。希望美国和中华民国能从现在开始，重新审视对中共的政策，并联合制定新的解决办法。”

　　蒋经国也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派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来台湾共商解决办法。美国务院决定派原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赴台，他与蒋氏父子私交甚笃。10月23日，正在日本活动的克莱恩来到台北，立即与蒋经国、沈昌焕等人举行会谈，美国人明显感到国民党对大陆原子弹的恐惧心理，沈昌焕一开始就说：现在台北的市民都奔走相告，中共只要三颗小炸弹，就可以连续摧毁高雄、基隆和台北。

　　第二天，蒋介石听完蒋经国的汇报后，表示：美国防御台湾的保证不足以平息中共核爆炸引起的恐慌，美国仅仅对中共采取孤立政策是不够的，中共反而利用这段时间完善其核武器。中共的目标是他本人和台湾，如果台湾被消灭了，整个亚洲将受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一直以“美国的核威慑将是防御中共核武器的最大保证”来安慰蒋介石，他认为这是“美国朋友让他们等死”。最好的办法是美国修改对中共的“遏制”战略，并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重新考虑建立“亚洲反共联盟”。

　　11月7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宴请美驻台大使赖特，张群表示：现在有许多人包括媒体和立法委员，都建议蒋总统去美国访问，但不知蒋总统本人有什么意见。赖特明白这是蒋介石授意的。本来蒋介石曾郑重宣布：不光复大陆，决不离开台湾，现在却主动要求访问美国，赖特立即报告了国务院。

　　美国务院认为：接受蒋介石来访，有利于巩固国民党的国际地位，可以向立场动摇或者怀疑美国对台政策将会改变的国家表明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态度。但又担心蒋介石来后，会以怎样一个形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他要求反攻大陆，不符合美国的既定政策，必定失望而归。最后以“时机不当”加以拒绝。

　　11月23日，蒋介石致信约翰逊总统，祝贺他当选成功。同时提出：台湾是中华民国政府解放大陆的基地，时刻受到中共的威胁，随着中共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其对亚洲“自由事业”的威胁大大增加，亚洲各国若各自为战，很容易被各个歼灭，希望美国能提出一个保卫亚洲安全的大战略，在亚洲组成反共联盟。“若您觉得眼下这一行动不切实际，美国可以退而求其次，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以摧毁中共核设施，这必有利于稳定亚洲人心和提升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地位。”

　　12月10日，台湾情报部门发表大陆在福州地区布置IL—10型飞机，蒋介石怀疑这是进攻台湾的先兆，立即请求美国提供“小牛”导弹。21日，约翰逊回信表示：大陆布置飞机，并不意味着对台湾威胁的增加，也无须导弹支援。对大陆的胜利，主要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

　　其实，蒋介石早在四十年代就想制造核武器。抗战胜利后，魏德迈曾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表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极为高兴，立即命令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负责，拨款10亿法币，进行研究。陈诚请来吴大猷、华罗庚、曾昭伦三位教授，他们认为关键是培养人才，于是决定三人各带二名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物理方面，吴大猷选定清华大二学生李政道和助教朱光亚；数学方面，华罗庚选定孙本旺和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伦选定王瑞和唐敖庆。

　　1946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蒋介石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以观察员身份前去参观。实际上，美国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连他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严密封锁，更不会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后因蒋介石逃往台湾，此事也不了了之。

　　大陆爆炸原子弹之后，1965年7月，蒋介石下令拨专款1.4亿美元，拟定了一个“新竹计划”，以12年的时间，建设一座重水反应炉，一家重水生产厂，一家重水分离厂，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设计并建造。1966年2月，台湾“核能研究所”所长郑振华和一位副所长前往以色列，参观核设施。1968年4月，美国在台北举办了“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协助台湾解决了部分技术问题。

　　1968年，台湾正式成立了“中山科学研究院”，由国防部次长、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唐君铂任所长，集中了一万多名科技人员，其中有博士四百多人，硕士二千八百多人，大学生七千多人。下设4个研究所，6个研究与制造中心，第一研究所就是核能研究所。

　　台湾研制核武器，主要有两个难题，一是缺乏技术设备，二是缺乏核原料。后从加拿大进口了一台4000万瓦特的核反应堆，供科学院使用。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1971年2月，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这就暴露了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美国担心台湾用核武器惹祸，把自己拖下水，因而对他们研制核武器，表示强烈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下，1972年，由蒋经国出面，公开承诺不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蒋经国时代，仍想秘密从事核武器的研制，1988年，“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逃往美国，揭露此事，在美国的干预下，只好被迫停止。

　　　（摘自《蒋介石在台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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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半世纪前的隐衷[转帖]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一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祖国颂歌。关于《歌唱祖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历来的署名都是音乐家王莘。2007年10月17日，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王先生去世的消息，题目就是 “《歌唱祖国》作者王莘与世长辞”。然而，在天津音乐界的“老人”中间一直流传一个说法，即这首歌的作者署名另有隐衷。 2008年第9期的《中华魂》杂志上刊登了王莘生前好友、天津音乐界“老人”张学新的文章，掀开了有关署名隐衷的一个角落。

张学新在文章中说： “王莘经常说，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应该说是集体创造。这话有一定道理。据我所知，1950年作家鲍昌也在天津音工团工作，国庆节前，写了两首歌词，一首 《祖国之歌》，另一首 《歌唱祖国》。王莘由北京回来，拿去做参考。王莘写完 《歌唱祖国》，关于词作者如何署名，征求鲍昌意见时，鲍昌看了歌词说： ‘你全改了，已经不是我的歌词，不要给我署名。’于是，王莘在歌篇中，只好署 ‘王莘作’。 《歌唱祖国》在 《大众歌选》第三集头条发表，又经天津音工团演唱、广播，《歌唱祖国》在许多地方传唱起来。”

“这年10月号《人民文学》当做诗歌还发表了王莘的《歌唱祖国》的歌词，字句与《人民日报》发表的歌曲完全一样。文化部通知中特别说明，《歌唱祖国》‘歌词有几处修改’。……那么，是谁修改的呢？据说是大诗人艾青所改。 ”“1954年王莘就写道：‘这首歌不是我写的，而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因为我只是用音符把人民的情感记录下来。 ’”

这个大段的叙述很有些特殊。首先，作者张学新是王莘的老战友、老朋友，作为天津音乐界的老同志，张学新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此外，作者深知此文所涉及细节的敏感。他在文章发表后特意发传真给另一位天津文化界老同志的后人，并附注：“看后可转交鲍昌的儿子，意见告知。 ”

张学新在这里引出了关于鲍昌和艾青介入歌词创作的说法，这与近年来的说法完全不同。新华社2007年10月15日播发的题为《王莘与〈歌唱祖国〉》的文章很有代表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莘也担任了天津音乐工作团（天津歌舞团的前身）团长……他下决心，要写一首歌唱祖国的作品，用以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

“1950年9月的一天上午，王莘为天津音乐工作团去北京采购铜管乐器，路过天安门广场，只见蓝天白云之下的天安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此时，正好有一队少先队员走来，他们吹着小号，打着鼓，齐声喊着毛主席万岁，显然是为迎接国庆节游行而在排练。这一幅美好的情景让王莘怦然心动，他眼前仿佛出现了庆祝国庆节检阅的场面：红旗如海，游行队伍热烈地向天安门高呼‘毛主席万岁’。此情此景使王莘心中突然产生了创作灵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声脱口而出……”

显然，在这个关于创作过程的通行版本中，《歌唱祖国》完全是个人创作，丝毫也找不到“群众集体创作”的影子，更没有他人的介入。那么，鲍昌究竟在这首歌词的创作中起过什么作用呢？天津作家吴若增先生在《中国作家》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闲话鲍昌》的报告文学有如下一段文字： “1949年4月，《天津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文学处女作《我的母亲》，那是他用母亲来比喻党的一首民歌体诗。紧接着，他写诗，写歌词，写散文，写小说，写剧本，一发不可收。他写过一首歌词，开头的句子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鉴于对这一史实的兴趣，我辗转读到了鲍昌先生遗孀亚方女士的一份手稿。关于创作过程，手稿是这样叙述的：“《歌唱祖国》在全国唱响后，我曾想，这首歌如果当初不改变词作者就不可能唱响了。在极左形势下，词作者鲍昌是摘帽右派，再好的词也不会让见世面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来说，王莘先生和鲍昌先生都是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和作家，一篇作品的署名决不影响他们的创作成就。斯人已逝，作品归属“个人”还是 “集体”恐也绝难有个清晰厘定。我的兴趣还是从中窥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界的某种生态。

（李小翠摘自2月4日《中国青年报》作者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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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胡乔木那时还有一个兼职，即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文教委员会直属政务院，统管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各部门。文教委员会的主任，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兼任。副主任为陆定一，秘书长为胡乔木。

据林默涵回忆，文教委员会下设一个计划委员会，最初内定林默涵为副主任，已列入名单，只消上报、批准就行了。

然而，出乎意料，胡乔木反对此议。

一天，胡乔木跟林默涵一起散步。胡乔木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据传，要安排你当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照我看，你当个委员差不多。你要知道，这个委员会的许多委员，资历比你深，你当副主任不合适……”

胡乔木这话，当然使林默涵心中颇不舒服，不过他毕竟还是听从了胡乔木的意见。

不久，计划委员会的正式名单公布了。林默涵一看，跟别的委员一比较，确实觉得自己当副主任不合适，胡乔木的意见是对的，心中的不悦也就很快消失了。

那时，林默涵的夫人孙秀英，在北京城外工作。她来自延安，照理在中央部委安排个一官半职是不成问题的。当中共中央组织部找她谈话时，她说希望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于是，她被分配到北京城外紫竹院幼儿园当领导。那时交通不便，她只能一星期回城一趟。这么一来，林默涵带着十岁的女儿住在城里，生活诸多不便。胡乔木知道了，就把林默涵连同女儿一起接到中南海自己家中住，三餐一起吃。胡乔木还安排林默涵出访苏联，让他开阔眼界，便于今后工作。林默涵深为胡乔木的真诚、热情所感动。

胡乔木的兼职不少，他受毛泽东委托，还兼管着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

1951年7月10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关于中共中央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拟在五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十六卷的翻译工作。会议也讨论了毛泽东的俄译稿事宜，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人(均精熟俄语，又有理论修养)校阅。会议提议组成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王稼祥负责。然而，王稼祥一再推辞。

于是，毛泽东在1951年7月13日致函胡乔木，考虑到胡乔木英语不错，要他暂且兼管中共中央翻译委员会的工作。

乔木同志：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毛泽东7月13日

胡乔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字改革工作。

1953年春，胡乔木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一些意见：

“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

“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策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

“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

“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才算得上简化。”

会议的新闻稿，由胡乔木转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并于1953年5月22日致函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马叙伦：

马部长：

此件(引者注：指会议新闻稿)由胡乔木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1953年5月22日

胡乔木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还要兼顾并主持着中宣部的工作。诸如中宣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也由他主持拟定，于1951年1月15日向毛泽东递送报告。翌日，毛泽东便作了批复：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11月16日

江青，原本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时亟想“露峥嵘”，先是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1951年6至7月，江青率“武训历史调查团”去山东堂邑一带，从调查武训的历史入手，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回来后，这个调查团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于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乔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卷，4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指《武训历史调查记》)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7月11日

《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江青越发得意，企望着走上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表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就把原本拟安排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改为副处长。

又是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又得顾及文字改革和中共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还得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主持新闻总署，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当然，他最重要的职务还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的工作头绪甚多。即便如此，胡乔木还不断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诸如：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1950年11月20日社论)：

《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1951年元旦社论)：

《评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8月11日社论)；

《印度缅甸拒绝签订美英对日和约》(1951年8月29日社论)；

《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1953年元旦社论)；

《苏联****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1953年7月12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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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王耀武 抗日名将威风不再[转帖]

　　王耀武在寿光县境内被俘

　　　　　1948年9月24日，大明湖北岸成仁祠东，一片寂静。

　　约中午11时，一位国民党将领率百十名士兵，匆匆来到铁公祠附近的地堡前。就在弯腰钻入地堡洞口逃走时，他忽然回头，对送别的人说:“昭建兄，你还记得两年前，刘先生摔茶杯时说的那句话吗？今日竟被他言中！”

　　这位国民党将领便是王耀武，时任济南战役中镇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送别的则是王昭建，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60年风雨逝去，现年99岁高龄的王昭建老人回忆起那血与火的8天8夜，恍若昨日。

　　A“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从济南战役打响，到王耀武逃走，这8天我一直跟随在他左右，没人比我更了解那段历史了。”2009年1月19日，在居所内，王老一字一顿地回忆，语带沧桑。

　　王昭建与王耀武之间的缘分，起于王耀武口中那位“刘先生”。“刘先生”即刘子衡,原名刘位钧，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满腹经纶，不慕虚荣，人称“布衣大师”。“刘子衡是我的朋友，又是王耀武的经史老师，他介绍我和王耀武认识。”

　　谈起刘子衡，王老念念不忘的是他对王耀武的预言——

　　1946年初冬，时王耀武上任不足一年。他携全副美式装备，借军士余勇，打通了胶济、津浦两线。蒋介石连发贺电嘉奖，王耀武大摆庆功宴。

　　事后，王耀武约刘子衡喝茶，他有些得意地说:“老师，您看我打仗本事还可以吧？”闻听此言，刘子衡把茶杯重重掷在桌上，厉声道:“佐民(王耀武字)，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19个月后，王耀武兵败大明湖，逃亡途中，在寿光被俘。刘子衡“一语成谶”！

　　据王老回忆，当初蒋介石发动内战，派王耀武镇守山东。彼时王耀武戎马经年，厌战情绪已经非常强烈，颇有些迟疑。

　　他去请教刘子衡，刘直截了当地说:不去。接着，刘说:“8年抗战，是民族之战，仰仗的是国共合作以及全民支持。这场战争中，你屡立战功，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如果涉入内战，必然殃及万民。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如一圣功成万民苏。不如急流勇退，免得留下骂名啊。”

　　此言深深打动了王耀武，于是，他遵从老师之计，称病请假，并迅速住进医院。但后来终于自食其言，到了济南。

　　
　　B 抗日名将威风不再

　　王耀武出身农家，做过店员，打过杂，能吃苦，韧劲足，有勇有谋，善于处世，在商场也长袖善舞，聚财颇丰，有充足实力打理上下关系。1926年毕业时，王尚为少尉排长，10年后便坐上了少将师长宝座，统领千军万马，备受蒋介石赏识。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王耀武的军事生涯迎来一个高峰。从“八一三”淞沪会战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王耀武从头打到尾，转战数省，驰骋千里，大小战役上百次，重创日军，屡立战功。上高会战和湘西雪峰山战役中，他分别率七十四军和第四方面军，均获大胜，两战分别击毙日军15000多人和28000多人，七十四军由此被称为“抗日铁军”。

　　关于七十四军虎威，当时还不认识王耀武的王昭建已多有耳闻。“三李不如一王啊！”这是当年黄埔系军人们中流传的一句口头禅。三李，指的是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一王，即王耀武。他们同是山东老乡，又都出身黄埔，论资历，“三李”个个是黄埔一期学长，早年军衔也比他高。但8年抗战下来，王耀武如同坐了直升机一样，飙升到“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与卢汉、汤恩伯等平起平坐，令“三李”望尘莫及。

　　王老说，历史不会忘记王耀武抗日战功。然而，抗日名将在内战中却威风不再。

　　“想想刘子衡的那番劝导，如果王耀武听他劝，没有走上内战之路，或许就不会有‘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传奇了。”王昭建说完又摇头叹道，“当然，历史不会有‘如果’！”

　　1946年1月，42岁的王耀武当上“山东总督”，七十四军则被蒋留作御林军，他麾下所统的七十三军，实力无法与他一手带出来的七十四军相抗衡。

　　1948年9月16日午夜12点，济南战役打响了。9月17日清晨，王昭建走出省政府，一路走，一路听到阵阵不息的枪炮声。“当时城区一直到东关一带，市面还没有过大的波动，市民仍然正常生活，机关在上班，学校在上课，街头有些商店还照常营业。”

　　司令部内，王耀武正在议事。见到王昭建进来，王耀武说:“作战了，省府的事你多与兰谷(秘书长刘玉田字)商议，回去告诉大家照常工作。东面山头我们即可收复，七十四军已在空运，即可到济。”当时他还气定神闲。

　　然而第二天，由于飞机场受到炮击，整七十四军的援军只运来一七二团的7个连，王耀武依赖援军的心愿顿成泡影，开始沮丧。18日晚，王昭建站在省政府碉堡顶层，看到马家庄争夺战激烈上演，大小炮、手榴弹、机枪，响成一片，整个马家庄陷入火海。

　　吴化文的起义让王耀武开始动摇。19日晚，得讯后的王耀武长叹一声，他自知大势已去，想逃走又怕蒋介石降罪责罚，于是下令缩短战线。20日，吴化文手下一个拒不起义的副师长杨团请见王耀武，后者说:“吴化文这个人太不够朋友了，不能怪他，应当怪我太轻信他了。”安慰一番后，他回头向罗幸理说:“立刻向南京发电，汇报杨团一副师长等人的忠贞。”

　　　
　　D“回家照顾老母亲去吧”

　　济南战役的最后两天。1948年9月22日上午，王耀武突然对一直陪在身边的王昭建说，现在战况到了如此地步，你回家照顾老母亲去吧。

　　王昭建摇头断然拒绝。王耀武思索片刻，说:“那么，我们一块到大明湖北极庙设‘司令官指挥部’去！”他从腰间摘下手枪，放在抽屉里锁上，然后将钥匙递给王昭建，说:“要记着带走它，不要丢在这里。”

　　这只手枪，是抗战胜利后，麦克鲁将军送他的，带有钦佩其战功之意。

　　两人乘车先到南门守军那里，王做了一番动员讲话。士兵们听完后，士气振奋，忍不住一阵欢呼。不料惊动了市政府高楼上的解放军，他们居高临下，向南门城楼开了一阵火。王耀武叮咛几句，转而来到坤顺门。

　　守内城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解放军原十三纵一O九团副参谋长梁风岗回忆:“仗打得太苦了，也太惨了。登城部队在突破口上拼搏了四个多小时。进攻时我们是2700多人，到天亮时只剩下1200人了。部队打了一夜，又饥又渴，也没了弹药。全团的炊事班都包了包子，几百人站在城外往城墙上扔包子，扔手榴弹。城上的同志一边打仗，一边吃。掉在血里的一扒皮就吃，什么也不顾。包子和手榴弹在空中乱飞。”

　　最让王昭建难忘的是，走到按察司街北口时，王突然命令停车，又对王昭建说:“你不是住在附近吗？下车回家吧，照顾好你的老母亲！”王昭建立即叫司机开车，表示危急时刻，绝不弃他而去。王耀武叹气说:“看来你真要‘过门不入’了。”

　　　　
　　　　E假扮商人出逃终被活捉

　　王耀武在大明湖“司令官指挥部”呆了三天。刚到大明湖“司令官指挥部”，一看到“成仁祠”三个字，他就直摇头，没说话。

　　平时他脾气很大，常见他发火拍桌子，这三天内，王耀武异常平静。但平时烟酒不沾的他，却变得大口喝酒，猛力吸烟。除了偶尔打个盹，三个昼夜，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9月24日清晨，他命令提前开饭，然后把下属召集到大殿中，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校官以上的军人，都有校长(蒋介石)给的一把短剑，上面刻着“成功”和“成仁”二字。意在让我们作战时一定要死战，不成功便成仁。所以那天我一看到这里“成仁祠”三个字，立刻就觉得犯了“忌”。现在我们外无援兵，内有叛逆(指吴化文起义)，在十倍于我们的重兵之下，已经苦战了8天，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无愧于心。

　　接着，他说，至此，我王耀武已经无“用武之地”，但我们不能“成仁”。第一，我们已经尽了天职，第二，这是内战，不同于抗日。假如我们自戕，必遭后人耻笑。因此，我奉劝大家，放下这已无用的武器，该投亲投亲，该投友投友，自求生路去吧。而我是黄埔三期学生，不能擅自投共，我将亲率军士，向北突围，以报校长栽培之恩！

　　谈话间，不少人痛哭失声，王耀武眼圈发红，大声说:“大家冷静，哭是没用的。”

　　王耀武突围。时国共两军城北对峙，相距三华里之遥。其间全是稻田、池沼。王耀武突然率兵北突，待解放军反击，他又让突围部队迅速退回，自己却和几名卫士躲在一个小村庄的民宅中，扮作商人。遇解放军搜索，他们假称青岛来的商人，道路不熟，迷了路。解放军把他们送出村外。于是，王耀武安然脱逃，直到寿光境内，终因瞒不过民兵盘查而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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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以吏为师[转帖]

陈四益文　黄永厚画

一

　　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家政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

　　私学起
于孔子，但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活的时代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却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没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主义”。何况那时诸侯割据，各怀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学，买家既多，卖家亦夥，谁也没有力量一家独鸣，于是形成了两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争鸣”。

三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嚣，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用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派之争归结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除了当权的主流学派，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然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的思想一统。

四

　　但思想的非物质性，使它不能靠一纸禁令或兵火加以灭绝，各种所谓“异端”，仍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思想的纯正，必须要有裁决正误的威权。谁有资格？李斯的发明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一个“可其议”，使这一发明成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统制的不二法门。

五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在思想领域杜绝“异端”。

六

　　李斯的“以吏为师”究竟如何实行，还需要细加考证，粗略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烧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那时没有“破四旧”这样的术语，但指责读百家语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责帝王将相古人死人统治舞台之类取向是一样的。天下只烧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见异端，使心不乱。

　　二是镇压。那时还没有发明“群众专政”和“大批判”一类花样，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传授，只准以吏为师，学着做忠于上、勤于事、习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当会说话的工具就成。

　　三种办法归于一，即运用政权的力量禁绝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现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传世的学术著作，只有一个发明“以吏为师”的李斯和一桩焚书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论述秦代思想史的单调话题。以吏为师实行的结果如何，未见记载，但从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应当可以猜出一些究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倡解放思想，号召官员不要怕大学教授，可能是想刹一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风”吧。一时，高级官员纷纷以到大学兼任教授成为时髦。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由我就读的复旦大学颁发聘书，担任了教授，颇有一些“以吏为师”的气象。但是，直到我大学毕业，“柯教授”只到学校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以后就再没了影踪。这已是距始皇帝两千年以后了。足见“以吏为师”之难。

八

　　从技术上说，“以吏为师”不过是异想天开。官吏有繁杂的政务，教书要钻研学问。整日忙于政务，哪里还有时间潜心于学问。不说本来没有学问，就是原本有学问的，几年官当下来，也势必荒疏而且落伍。所以官员与治学路属殊途。一天到晚做学问的官员绝不是称职尽责的官员；一天到晚钻营政务的学者也绝不会是优秀的学者。所以，直到今天，因为当了大官就要评两院院士；因为有了教授头衔就到处兼职政务，一直还是被人戳脊梁的事情。

九

　　李斯发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为师”，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难处是在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新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能产生，所以在刻板的官吏眼中，新思想就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以吏为师”的结果，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而使思想界同归沉寂。

　　李斯梦以整肃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头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欢心，一切言谈也都成了应予铲除的异端。当他父子将被腰斩于咸阳的时候，才醒悟到牵着黄狗、擎着苍鹰出老家上蔡东门追逐狡兔的日子，已是再也不能的了——“以吏为师”呀！

十

　　今天的时代是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众彩纷呈才是思想界繁荣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荣，才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论著作出现。思想的正误不宜匆促便下结论，不宜由官员断下结论，更不宜凭官阶大小分配决定对错的权力。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在论辩中，才能日益丰富、日益完善，日益趋近于真理。官吏对于思想发展的职责，应当定位在为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而不是充当裁决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误或不足，交由学术界讨论，交由实践检验，交由时间考验，恐怕是更聪明、更睿智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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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转帖]

摘自《张闻天选集》

　　　　　　　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A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
　　　扩大会议（庐山会议）。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
　

　　我是搞外交的，对经济是外行，情况知道得很少，发
言权不那么多，讲些外行话吧！这次庐山会议，是总结经
验嘛！　　　　　

　　　　　　　　一　大跃进的成绩　　　　　　　　
　　　　　　〔４１３〕
　　“成绩应该说够”，我也赞成。《记录》草稿列举的
成绩都是事实。工农业发展速度很高，公社建立起来了，
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跃进，应该加以肯定。中
国人民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鼓足干劲，反对保守，解放思
想，创造了许多奇迹。连外国人也称赞我们的大跃进。
《记录》的这一部分有必要讲充分，因为在民主人士中、党
内外干部中，对成绩估计、认识不足的情况是有的，表示
怀疑的也是有的。　　　　　　　

　　成绩从何而来？来自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主观与客观、
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体现了生产中数量与质
量的结合，也体现了按比例发展。三个“并举”，“两条腿走
　〔４１４〕　　　
路”　　，就是按比例发展。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靠发动
群众，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原则。所以，大跃进的成
绩，就是总路线的成绩。这些伟大的成绩，我是感觉到也
看到了的。　
　　　
　二　缺　　点　　

　　缺点主要发生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再后来，
虽然还有一些，但基本上纠正了，没有那么厉害了。在这
方面，同志们讲得少一些，我想多讲一些，希望不致引起
误会，以为我专找岔子。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也是“两
条腿走路”嘛！　
　　对《记录》草稿所讲的三条缺点，我都同意，但觉得可
以讲得再具体些。例如关于比例失调的一条，可以指出其
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关于“共产风”的一条，可以
指出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除了已列的
三条，还可以考虑再加一条：下放过多，体制紊乱。内蒙就
反映，下面各自为政，什么都调不动。　　　　　
　　缺点的产生是由于没有很好执行总路线，违背了总
路线，它们多少损害了总路线的成就，大跃进的成就。

　　　三　缺点的后果

　　讲缺点，就要研究其后果之所在。这是为了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以便采取措施，纠正这些缺点。不讲缺点产
生的后果，对缺点的认识就不具体，印象就不深刻，问题
也不容易看清楚。《记录》草稿的一个缺陷，就是整个文件
缺乏有机联系，东一团子，西一团子。其原因，就是在讲了
形势之后，立即转入对各项任务（读书、综合平衡等）的叙
述，没有指明缺点产生的后果。
　　那么，究竟产生了些什么后果呢？
　　先看比例失调这一条缺点带来的后果。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就造成了
很大损失。要是具体地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损失确实是很
大的。
　　首先是钢铁产量指标过高带来的影响。最初定的是
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一千八百万，再后来又不得
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钢铁指标过高，其他指标也
被迫跟着上，就造成生产的紧张和比例失调，引起很大
损失。对钢铁的作用片面强调，强调得过分，所谓“元
帅升帐”，其他让路，结果就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原来强调一下是需要的，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
强调过分了，就不好，何况重工业也不单是钢铁。对发
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也估计过高，要求增产过急，同
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合，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缩再缩，
影响所及，整个经济计划直到六月初才定下来。六月以
前一再变动，每次开会都是大批人马算帐。这种变动造
成生产中的动荡、不稳和混乱，带来了损失。比例失调
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还在背这个包袱，还在被动，
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
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
生了问题。至于钢铁指标订得太高，是否就是由于对粮食
估产过高，仿佛粮食问题既已解决，便可大干钢铁，两者
之间是否有此因果关系，这倒不一定。有些同志认为是这
样，有些同志认为不是。究竟如何，可以研究。但是，现在
调整估产过高、指标过高引起的问题，确实要花很多时间
和精力。　　　　　　
　　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
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应该怎样看
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呢？全民炼钢的意义很大，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得到了一定结果。但是，也应
该看到它的缺点，看到它造成的损失。问题不单是赔了五
十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
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
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粮食收得粗
糙。棉花收起来了，但质量很差。松香、木耳、油漆，都没
有人搞了。这么多人上山，历史上没有先例，可谓盛况空
前。但是，只搞炼钢一件事，单打一，这也是空前的，对农
业、副业、手工业，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个包袱，我们也
是至今还在背着。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可以研
究，现在还难以断定。
　　但是，“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
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
其烦。所有事情都搞“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
事势必被挤掉。在炼钢这件事情上，只能是钢铁工人再加
上一部分人。全民炼钢的方法也有问题。不经过事先调
查资源，不知道有没有铁矿，条件还不那么清楚，就搞几
千万人盲目上山。现在冷静下来考虑，去年有没有其他办
法能够增产钢铁呢？我看是有的。去年五月八大二次会
　〔４１５〕　　　　　
议　　　时，少奇同志已经提出，钢产量可以超过七百万
吨。如果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原有厂的利用系数，再按各
地条件，搞一些小洋高炉，那么，把钢产搞到八百多万吨，
恐怕是可能的。这样做，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可行。可是
后来却提出了钢产一千多万吨的指标，而且又采取了那
样一种办法。当然，我现在这样说，是事后诸葛亮。有同
　　　　　　　〔４１６〕
志说，大洋炉　必须从小土炉开始，炼钢一定要经过小
土炉。那也不一定，从洋炉子开始也是可以的。实际上，
中国的钢铁工业就是从大洋炉开始，后来才提出大中小
结合。总之，我们承认全民炼钢运动有意义，但其得失关
系可以研究，这个运动、这种方法，可以研究。当然，这是
局部性质的问题，时间只有三个月。
　　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生产和基建方面都产生了
一系列问题：　　　
　　——基建战线太长。一个指标提高，其他指标就得跟
着提高，于是基建纷纷上马，现在又不得不纷纷下马：限
　〔４１７〕　　　
额　　　以上的项目下马者五百多个，限额以下的项目下
马者五千到一万个。这些项目都是搞了一半，中途下马，
挪用了银行贷款。当然它们将来还有用，但是现在资金积
压，材料分散，造成很大浪费，而且使主要项目不能按期
投产，今年上半年限额以上项目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基
本建设中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浪费很大。即使
搞成了一些项目，工程质量也差。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
调，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
　　——新增工人太多。由于生产指标提高，去年招工两
千零八十万人，造成人浮于事。假定其中五百万人是确实
需要的，一千五百万人是多招的，又假定平均每人每月工
资二十元，那么仅多招工人的工资一项，一年就达五六十
亿元。这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
少，还不清楚。这批多招的人，不仅不创造价值，反而使劳
动生产率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成本提高，起了妨碍生产
的作用。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许多企业产品不成套。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供应
不足和生产计划多变，根子还是比例失调。产品有所谓
　　　　　〔４１８〕　　　　　　　　
“六保户”　。生产任务朝令夕改，一下子命令生产这
样，一下子又要生产那样，刚刚上去又下来，经常下马，经
常压缩，给下面同志造成很大困难。产品不成套，就没有
使用价值，也不能实现价值，造成物资、资金积压。许多工
厂流动资金用光，靠向银行贷款发工资，太原钢铁厂就是
这样。
　　——许多企业原材料缺乏，经常停工待料。轻工业部
有个材料说，不少生产香烟、糖、纸的工厂就是这样。甚至
象石景山钢铁厂这样的重点企业，也因缺煤而要停产。上
海这样的重要工业基地，也难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地得
到外地调拨的原材料而维持正常生产。外交部到上海采
购国庆十周年用的香烟，当地先要烟纸，给了烟纸又要香
料；到景德镇采购瓷器，要给煤炭，还要给包装用的木箱、
锯末。工厂停工待料，就是发了工资而不创造任何价值，
损失是很大的。　　　
　　——产品质量下降，技术水平下降。不注意设备维
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
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
出的铁，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质量，直接影响机
械产品的质量。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
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质量也下
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
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
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
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
下船就散掉。现在情况开始好转，那时确有粗制滥造。在
质量下降的同时，成本提高，利润下降，甚至赔本。
　　总之，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比例失调，就造成一
系列问题：国家资金、物资大量积压、浪费，发了工资不生
产，或生产了不能抵偿消耗，给各方面造成很大损失。
　　再看《记录》草稿所列第二条缺点即“共产风”造成的
损失。　　　　　　　
　　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
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
　　　　　〔４１９〕
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
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平调”时杀鸡宰
猪，牲畜的损失，据山东说要几年才能恢复。农村情况不
好，使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
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幸亏纠正得快，不然还有更大
　　　〔４２０〕　
危险。主席在郑州会议　上也讲，那时造成阶级关系的
局部紧张，同农民关系的局部紧张。　　　　　　　
　　以上这些问题，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不仅
个人消费品的供应紧张，而且生产资料的供应，即生产部
门内部的工业与农业之间、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供应关系
也紧张。因为比例失调了，不失调，哪有那么紧张？粮食
紧张，只剩了这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供应定量降低，
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的供应量减少到每人每月
六两。物资缺乏，人民手中拿了货币买不到东西。物价有
些上涨，甚至有黑市。人民对这些情况是不满意的。当然
没有到愤怒、仇恨的地步，但是不舒服，闲话不少。他们不
是同解放以前比，而是同一九五八年以前比，觉得今天不
如那时。这就是说，市场供应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关
系问题。　　　　　　　　
　　现在，供应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
问题，还不是一下子的事。这是个同生产的调整联系着
的问题。城乡人民手里拿着货币，当然可以储蓄一些，
但是总要买东西，而国家手里却没有东西，因为生产失
调，劳动力闲着没有创造价值。所以说，市场问题，不
是简单的几样副食品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的比例调整问
题，是经济法则问题。自来水供应，看上去很简单，现在
也紧张了，抽水马桶没有水，有的钢铁厂因为缺水要停
产。在这个简单的事情里，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比例失
调问题。　　　　　　　　
　　问题反映到财政金融上，是结余用完。一九五八年
的结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三十七亿元，也用掉了。
国家大量的资金、物资浪费或者积压，货币不能回笼，只
好靠银行增发钞票。经济上的问题，从财政金融不平衡
上反映出来；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
一个国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很危险；如果再发钞票，
问题就更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现在已经采取很多步
骤，但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要解决还得要有一段
时间。
　　还有，国家的物资后备减少了。钢铁如此，粮食也如
此。一个国家搞得只剩三百三十亿斤粮食后备，确是相当
紧张。计划经济要有后备，因为生产中的局部比例失调是
经常可能出现的，有了后备就不怕。现在的情况是，比例
失调太大，许多后备都用掉了。我们不仅不应把后备用
掉，还要使它有所增加。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例如大荒年
或国际形势紧张，就能做到有恃无恐。　　　　　
　　还有，外贸也很紧张。进口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
十七，出口完成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说，人家完成了计
划，我们完不成。进口多，出口少，逆差七亿元。出口商品
质量差，在国外名誉不好。总理专门为此召集会议，还是
解决不了。　　　　
　　经济生活中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同整个比例失调
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不能夸大，但是要重视。　
　　至于《记录》草稿所列的第三条缺点，即虚报浮夸、强
迫命令，情况已发展得相当严重，带来的损失也相当大。
它造成信誉损失，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掉了
信用。“你们吹牛皮，没有生产这么多，硬说这么多。”弄得
我们很被动，产量指标公布不公布都被动。　　
　　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本
来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
〔４２１〕　　　　
了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这些问题
的严重存在，主要是去年三个月中的事。现在有了好转，
基本上有了好转，但是要完全克服也不容易，这是要长期
做工作的事。虚报现在还有，少报产量也是虚报。强迫命
令也还有：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
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很少。
　　下放太多，体制紊乱，造成了半有计划、半无政府状
态，发展了某些地方的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破坏了各地
区之间的协作关系。
　　总之，这些缺点损害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
以至在国外的信誉。主席就说，我们在宣传问题上很被
动。所以，我们在讲大跃进时，不仅要讲成绩，也要讲
缺点及其后果。成绩是主要的一面，要肯定。讲缺点则
可以使我们头脑冷静一些，全面一些。当然，由于领导
不同，条件不同，这些缺点的严重程度在各地区并不是
千篇一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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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读书三得[转帖]

　　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儒，是由于他读书的开悟得道。

　　一曰有法。钱先生小时候痴迷《曾文正家训》，那是指导他读书和做人的一部书。先生年轻时，读书是信手拈来，随意翻阅，往往半途而废。而曾文
正教人要有恒，读书也须从头读到尾，不能随意翻阅，更不能半途中止。这点对钱先生触动很大。从那以后，不论是多大多难啃的，都一字字，一本本从头读来，不知不觉中学艺精进。

　　二曰有用。世人往往将读书当成求取功名的进身之阶，敲门之砖。小有所成之后，又弃之不顾。真正会读书的人是以书为师的。有一次，钱穆先生和同事说，自己好像快病了。而同事说，你不是常读《论语》吗，《论语》可以医之。钱先生不明白了，同事说《论语》上不是说：子之慎、斋、战、疾。你感到快病了，正好用得上“慎”字。不要疏忽大意，也不要过分害怕。同事的一番言论让钱先生恍然一悟，领悟了读书的目的在于教人切己体察，学以致用。

　　三曰有专。钱先生开始读《论语》时，多所忽略。一日被同事问及《论语》中的篇什，自己喜欢哪章。钱先生竟无以应对，而对方则高声吟哦：“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钱先生一惊，又感到心中豁然，不觉读书又上了一境界。

（《人民政协报》2.9　刘文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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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谈判艺术[转帖]

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谈判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形式，谈判桌上虽不见硝烟弥漫，但唇枪舌战也足以令人心力交瘁。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不说上不了台盘，要想克敌制胜则是绝对不可能的。

周恩来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谈判天才，言辞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其论理、气度和分寸感折服了所有的谈判对手。周善于以适当的让步和通融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但如果要他放弃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谈判桌。

作为****的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曾长期与蒋介石国民党周旋，参加了从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国共彻底反目之间的历次重要谈判，前后十年无一败绩。谈判中，周恩来始终以不损害中共根本利益为原则，在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的让步和通融。1937年1月24日，他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同国民党谈判进行让步的界线，即“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绝不可能。”有了上述界线，便可以“不争名位与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可以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军队可以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采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等等。蒋介石虽然不满意这些让步，但迫于形势，他也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实行共同抗日。

蒋介石“收编”中共军队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他并不死心，整个抗战时期，他都想用政治解决方式搞垮****，为此他耍了各种各样的花招，如提出****合并于国民党；要求在****军队中派遣军政人员；邀请****到政府去做官等。但是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均为周恩来所拒绝。

蒋介石提出****合并于国民党的理由是****也信仰三民主义，如果全体加入有困难，可以让一部分先加入。周恩来答复：****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国民党并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少数人****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周恩来坚持采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跨党办法，但正如当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说，跨党办法，****是猴子，钻进来搞党中党，所以蒋介石又不愿意。双方无法调和，此事遂未果。

蒋介石要求红军改编后，其管理教育工作必须直属国民党行营；反对红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只许设政治部来指挥军队，坚持朱、毛必须出洋；红军改编后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方面派任，并且还要派副师长、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等一系列副职。周恩来态度鲜明地向对方指出：无论是军队还是政权，中共的原则是“包办”，“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人”。蒋介石又邀请****到政府去做官，条件是中共先交出军队。周恩来认为这个交易太廉价，****不稀罕充任几个无足轻重的官职。1945年中共七大上，他说：蒋介石“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换句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有什么自由和权力可言？抗战胜利后，国内和平呼声高涨，****如果在和国民党谈判时寸步不让，就显得对和平缺乏诚意，从而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因此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和随后的整军方案中都作了许多让步，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赢得了广大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但这些让步是否损害了中共的根本利益呢？完全没有，仅以整军方案为例就可见其中就里。

1946年2月，国共双方达成了一个整军方案，确定国共双方的军队数量为50：10，即国民党军队编为五十个师，****军队编为十个师。这个比例乍一看的确让步太大，****内部也有人百思不得其解。

周恩来说：“这件事，许多同志比较不大容易了解。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受束缚的就是美国人插进来一只手，但也不要紧，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整军方案的好处还不止地方自治，周恩来指出：“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经过周恩来这么一解释，说明中共在谈判中所作的让步，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有得必有失，失小而得大。

根据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具体情况确定谈判技巧，是周恩来谈判艺术的重要体现。当己方处于优势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首先报价，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利用对方的弱点迫使其就范；而当处于劣势时，他则严守谈判“腹稿”，把精力集中在试探对方的真实意图，通过讨价还价和据理力争，尽可能争取更多的利益。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亮出己方的底牌。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留，周恩来受张学良、杨虎城之邀参与处理事变。就国共整体实力而言，****显然处于劣势，但从当时的具体情形来说，中共和西安方面又居于优势，或者说是局部的优势，而南京方面因急于营救蒋介石而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

1936年12月24日，西北三方与南京的谈判正式开始。南京方面的代表是宋子文，而西北三方的代表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有鉴于当时的情形，周恩来率先代表中共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随后，双方围绕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进行商谈。宋子文提议由蒋下令撤军，蒋即回南京，到达后便释放爱国七君子，而周恩来则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七君子先释放后再放蒋。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对此，周恩来原则上同意，但要求宋子文负责此事的实施，并提出在过渡政府时期，先成立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组成的西北联军，在张学良领导下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方面接济。宋子文答应将此事转告蒋介石。

因南京方面救蒋心切，不敢节外生枝，故原则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条件，最后达成了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至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基本上获得成功。

1949年4月，中共在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再次进行和平谈判。事前，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共率先公布了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等八项条件，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允许讨价还价”，否则便不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而且，谈判不意味着国民党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仅仅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军事残余力量。

当时李宗仁代蒋介石行使总统职权，“求和”心切，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但其本意并不完全承认这八项条件，他希图先造成一种和谈的图面，然后在具体谈判中讨价还价。4月13日至15日，国共双方代表进行实质性磋商，中共为表示和谈诚意，在惩办战犯等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但周恩来一再申明，关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地方政权这两个问题决不能让步，否则便失去了八项条件的基本精神。《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八条二十四款，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如果国民党在二十日以前不签字，中共则“马上过江”。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考虑再三，表示接受这个修正案。而李宗仁则发现修正案与自己的谈判初衷（即阻止中共过江）相距甚远，因而顾虑重重，更令他头痛的是，一旦签字，就有可能被蒋介石集团拘禁或被轰下台。所以最后只好由蒋介石来定夺。

蒋介石不看协议全文则已，一看恼羞成怒。他在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让，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不提对案交**，一方面拒绝其条件。”二十日，李宗仁、何应钦服从蒋命，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于次日强渡长江，用武力将蒋介石赶出大陆。

与“占优先报价”相对应的是“处劣后摊牌”。处于劣势时，吐露出任何己方的秘密，都有可能吃尽苦头，这是周恩来所熟知的。

抗战初期，周恩来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场巧妙的周旋。****的最初方案是要求编四个军，共十二个师。周恩来从实际出发，向中央建议让至编四个师，约六七万人。对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同意采纳，并致电周恩来：“红军可改编为四个师，其余部队可改编成民团及保安队”。这一方案及中央的指示均属我方内部秘密，是我方谈判的底价，但在谈判中为尽可能争得更多的利益，对这一底价是不能轻易告诉对方的。为此，周恩来在1937年2月27日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张冲的谈判中，明确对张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以六个师计，每师三个团，总指挥部除外。”周恩来在师的编数上多报了两个师，这是一种策略。张冲听后说：“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红军改编后最多只能编四师四万人。”张冲的数字在师的数目上与中共底价一致，但人数只有四万人，与中共希望的六七万相距较远，故周恩来没有答应，双方一度陷于僵持状态。

3月1日、2日，周恩来继续与张冲会谈，在谈判中张冲稍作让步，认为红军主力可编四个师十六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八个团，共六万人。这一建议与中共的底价一致，故周恩来基本满意。但由于这只是张冲个人的想法，还未征得蒋介石同意，所以不能形成最终的协议。3月4日，张冲向周恩来转告南京政府的来电内容，即只允许中共军队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周恩来将这一情况上报中央后，中央书记处于3月8日来电：“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这实际上是中共经调整后重新确立的底价。

3月9日，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寒衷、张冲会谈，确定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共四万余人。可3月10日，周恩来再次与张冲会见时，得知顾祝同曾约张冲、贺寒衷对提案作了重大改动，如裁定红军定员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统一命令”等。

国民党方面的新提案在红军改编的人数上比中共重新确立的“底价”还要低，且在红军的指挥权问题上太不像话，所以在以后的杭州、庐山和南京谈判中，周恩来亮出了己方的底牌：即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正规军人数至少四五万人，地方部队至少一万人。部队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国民党不得在红军中派遣任何军政人员。如国民党方面不接受，则红军自行按照上述原则改编。

由于中共方面的态度很明朗，加之“七·七”事变后国内局势的变化，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与国民党南京谈判的协商结果，实现了按上述原则改编红军的目的。至此，国共谈判以来争论最激烈的红军改编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在谈判中，周恩来以中共“底价”为基础，为争取更大利益作了不懈的努力。到最后不得不亮出己方的底牌时，已为中共赢得了时间和主动，确保了中共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而国民党方面在谈判准备上很不充分，方案朝令夕改，在谈判技巧上与中共相形见绌。

制定包括目标、步骤和策略等在内的谈判方案，是谈判活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无论谈判方案制定得多么详细、周密，都无法穷尽实际谈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并适应可能发生的变化。一旦谈判进人实质性磋商阶段，就会碰到不少始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使谈判方案显示出不适应之处。这时，谈判者就有必要对原有的谈判方案进行重新分析、评估和调整。善于调和矛盾、统一矛盾的周恩来，便经常运用这一谈判策略化解矛盾打破僵局，使谈判活动继续地进行下去。

如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中，起初国共双方都有一套方案。在合作形式上，我方主张党内或党外联合形式，对方则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我方提出改编后要设立总指挥部，但蒋介石只准设立政训处；在边区改制问题上，我方提出边区政府应由九人组成，其中两人为国民党方面的张冲和杜斌丞，但对方提出边区正职必须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派人充任，副职则可以由中共自己推荐后报南京确认。因双方差距较大，谈判陷入僵局。

为使谈判得以恢复并有效地进行下去，周恩来将情况通报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对谈判方案进行调整，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一些让步。调整后新方案中，我方原则同意以“国民革命同盟会”等组织形式，但对方也应承认共同纲领；关于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机构问题，我方可以让步为政治机关，但政治机关要有指挥的组织与权能；在边区改制问题上，我方认为可以在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等。这一新的方案，应该说是中共作出的最大让步了。

1937年7月，周恩来在庐山将这一方案递交给对方，但此时蒋介石由于对日本有妥协和平的幻想，因此对中共新方案不但不表示感激，反而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无理要求，如提出毛泽东、朱德“出洋”，由极端反共的丁惟汾出任边区政府主席等。面对蒋介石的无理勒索，周恩来代表中共采取了强硬立场。尔后由于日寇加紧侵华，蒋以和平外交方法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破灭。这样在接下来的南京谈判中，蒋介石对中共新方案多少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在某些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使僵持的谈判局面出现了转机。后经第二次南京谈判，双方就一些基本问题获得了共识，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初告成功。

又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周恩来曾几次向北越和苏联提出建议，调整谈判方案来打破僵局，推动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

首先，在停火和区域调整问题上，中国与北越、苏联最初的一致意见是，印支三国完全同时停火并划分军事集结区，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一起解决。但西方阵营则坚持军事与政治分开，只讨论军事问题，不讨论政治问题。即使是军事问题也只局限于越南的停火，而不涉及老、柬两国的停火。面对这一棘手和复杂的问题，周恩来经与北越、苏联会商，提出一个新的折中方案，其核心是坚持三国完全同时停火，不能将战争分割开来，但在区域调整即军事集结区的划分上，由于三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要在双方地区调整的原则确定之后，根据三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的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这一建议推动了会议的进展。5月29日，会议达成了谈判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协议。该协议接受了我方坚持的三国完全同时停火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决定先研究解决越南问题，从而导致了法越双方军事代表的直接谈判。

其次，在法越双方军事集结区的划分上，周恩来最初建议北越争取以北纬16度为界划分双方军事集结区，法军撤至16度以南，越军撤至16度以北。北越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对此表示同意。但在谈判的实际磋商阶段，法国坚持以北纬18度为界，越方则坚持以北纬16度为界，双方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谈判几陷僵局。这时，距离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6月17日上台时许诺的“四周内若实现不了和平便辞职”的最后期限已越来越近。美国在施加压力，法国主战派在积极活动，谈判随时有逆转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在7月12日与范文同作彻夜谈，以朝鲜战争为例说明美国干涉的严重性，并援引中国抗战时期“皖南事变”的教训和日本投降后我及时撤出苏南以加强东北和山东的经验，阐述了进与退的辩证法，范文同被说服后同意向法国提出新建议。而在此之前，周恩来会见了孟戴斯·弗朗斯，说让步是双方的，只要法国肯作出一定让步，越南也会让步。周恩来通过穿梭外交，拉近了法越双方间的距离。最后双方协议以北纬十七度以南、九号公路以北十几公里的天滨河为分界线，使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这样，一旦法国主战派占上风，战争就会扩大并拖延下去。

最后，在越南从老挝、柬埔寨撤军问题上，法国表示同意从老、柬撤军，但同时要求越南也从这两国撤军。这时，越方虽有武装人员在这两国，但并未公开承认，所以对这一要求不予答复。美国利用这一机会，与法国暗中达成协议，由美方向老、柬援胁三个师的兵力，向越南施加压力。谈判再次面临破裂的危险。周恩来考虑到如果不承认老、柬二国有越盟部队，则两国问题无法谈下去，越南问题也会受到牵连，于是果断地向越方建议，承认有越南“志愿军”在老、柬作战，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处理。越方反复考虑后表示同意。这一新建议提出后，英、法代表团立即表示愿意商讨，最后达成了有关方面军事代表就老、柬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协议。外国军队撤出后，老、柬王国政府得以分别地同本国的敌对力量和解，成为奉行和平中立政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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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吃人肉：心脏做醒酒汤[转帖]

　　日来从书架抽出《清明上河图》画册来翻，画游于斯，果可得汴京酒菜、声色、人肉包子、****之气息。图的也是熏得那古道颜色中的半分气魄、一点灵性。《清明上河图》隔些日子我就要去翻翻的；人肉的文章已经做过，那是由于去年入夏，我想生啖吾乡一帮小泼皮心脏之故，生啖，就很生猛，但手法上还不够雅。大凡吃颗心脏也有吃的讲究，《水浒传》里的矮脚虎王英就知味。因为吃多了，手下的那些个小喽啰也无需他再教唆：“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面前。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便脆了好吃。”

　　——他们这是要做道醒酒汤来吃。

　　吃人肉最好是烧烤，宋江问道：“哪个兄弟替我下手？”（枭雄声口）。

　　“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笑道：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完后，心脏当然不能浪费，还是“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北宋吃人肉在民间是不少见的。到了靖、康，庄季裕在《鸡肋编》说：“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全躯曝以为脯。又：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至钱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

　　《知堂集外文1926—1948．往昔·修禊》杂诗中就记此典故：……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馀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

　　知堂一度自赞：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一句，可以算是打油诗中最高之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

　　诗中的“两脚羊”是人肉黑话之通称。若按细致地分类，老的男子谓：饶把火；妇人少艾称：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

　　知堂老人的诗文看似雅趣横生，实则有无量的悲苦。他总像不动声色的老僧，坐在清幽的树下，慢条斯理地陈述，历史的烟云静落在那儿，人间的苦乐映现在那儿。你觉得红火的存在都已过去，荣辱明暗不过瞬间的泡影。这种大悲凉之静谧，在他含蓄的法帖中，隐含的恰是人间的苦痛。

　　在那首《往昔·修禊》杂诗注释之收尾处他说：“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文/的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