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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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陶俑”高仿品骗过专家[转帖]

　　1994年夏天，一中年男人将在北京潘家园买到的骑马俑带到了自己的单位——国家博物馆。陶俑刚摆上桌，就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在专家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拨出专款，派出专家，抢救性收购市场上出
现的北魏陶俑。短短几个月就从古玩市场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来，奇怪的事出现了：北魏陶俑越卖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于是，有人提议重新对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体鉴定。这次鉴定专家们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国家文物局决定暂停收购，并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对此事彻查。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最近所有涌进北京古玩市场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阳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据当地公安人员讲，他们跟高水旺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头一年，海关查获了一批运往境外的“唐三彩”马与乐俑，经专家鉴定和仪器测试，都一致证明是鲜卑拓跋氏政权时期的文物。公安人员抓到了卖主，要按倒卖国家一级文物定罪。卖主大叫冤枉，说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乡党高水旺之手。

　　公安人员请了专家来到高水旺家。全傻眼了——像这样的“唐三彩”，堆满了高家后院。专家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这种局面让专家们感到很尴尬。

　　为什么那些唐三彩做检测能顺利通过呢？有个卖主揶揄说：“蒙专家太容易了，无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旧这几个方面的诀窍，做得和故宫里面的—模一样，他们就认。过检测关也不难，让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

　　的确如此，那些农民带着这些高仿品在机场登机时必须经过X线检查，而实验证明，经过X线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钟会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这一来二往的，一件新仿品便变成了通过仪器检测的“文物”了。

（《羊城晚报》1.28　吴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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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走了[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

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清楚）。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何云）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直到1988年，杨老（献珍）已年逾九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同住北京医院，他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笑不已，旁边的护士听了，也都觉得可笑。

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地学习了。

根据整风学习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一方面根据文件精神，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的思想检查，发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不少主观主义，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地方。当发现自己的毛病那么多，而过去却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年轻有为、党对自己还重视不够时，就感到自己对不住党而非常痛苦。可是，经过大家友好的讨论和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便认识到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乃是党性的提高，战胜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便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思想上的进步，这正是整风的要求。看来，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合格的一员（合格的****员）。

随着整风文件的增加（后来增加到22种），我们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对《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学习，领导上（当时的领导叫学习委员会）要求得格外严格。大家逐字逐句地学了又学，把“十二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正因为全党都纳入了这个框框，所以才能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框框，是很难突破的，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然，在整风学习期间，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要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北方局推荐了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在太行山引起的震动更大。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过去的思想太落后了，没有和广大的工农兵站在一个立场上，因而痛责自己，以后一定要把屁股转过来，和工农坐在一条凳子上。但同时在思想深处，仍有未能解决的疑问：难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就没有文艺了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读过不少中外的文艺名著，很自然地会发生这些疑问。我们想：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那毛主席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又把鲁迅鼓吹得那么高呢？对于西方的文艺，我们更想不通。希腊的文艺算不算文艺？文艺复兴算不算文艺复兴？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一切世界文坛、艺坛上的大师、名人，难道都要被否定吗？这些疑问都曾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因为那时整风学习正紧张，我们正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疑问，这些“错误的疑问和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界还在争论这些问题，还被这些问题所苦恼呢。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青年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当时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都认为青年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青年工作应符合青年的特点，符合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有这样，青年团体（当时叫青年救国会）才能具有真正的群众性，青年人才能自觉自愿地自由参加，并成为青年团体（青救会）的主人。而不至于像国民党那样，建立许多官办的团体，结果是死气沉沉，并无群众基础。我们在整风学习中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在青年工作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错。而在这方面各地党委领导却把青年工作卡得太死了，有不少地方，干脆把青救会取消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中，我们青委的干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妇委（中共北方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她们也认为下面党委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当时中共北方局对青年工作比较重视，并不认为我们有闹独立性的问题。特别是组织部长刘锡五同志很支持我们，所以1942年5月以后就把我调到组织部去了。但北方局下属的各级党委，大多认为青委爱闹独立性，不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太行区，从区党委地委直到各县委，都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直和他的青委书记有矛盾，说青委不听他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并指责北方局青委支持太行区青委闹独立性。官司打到北方局，北方局既不支持他，也不批评他，最多不过是劝他要对青年人宽宏大量一些。因此，太行区青委书记不断换人，在我的记忆中，从刘南生、张罕涛、石民以至彭华，没有一个能和他搞好关系。但他都把责任推到青委方面，党委方面（就是他自己）则没有错。张罕涛从太行调到冀南，临走时诚恳而又严肃地向他提了意见，他也拒绝接受。不久张罕涛在冀南牺牲了，据说，李雪峰听到噩耗，也曾落泪，非常沉痛。1963年我在邯郸见了他，谈起张罕涛，他知道我和张关系好，特地对我说：张罕涛是个好同志，我不该让他离开太行。

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当然也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开明士绅和一切抗日力量）；第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建立民兵游击队和分区性以至全区性的正规军）。同时建立、建设政权和多种群众组织，从事根据地的多种建设事业。他说：这是他从华北和华中敌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必须按照这条规律办，根据地才能坚如磐石，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打不垮我们。如果我们把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都巩固了，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半个天下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听了胡服同志的讲话，用整风精神来加以思考，觉得他讲得好、正确，而北方局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战争时期，敌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整风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1942年秋后，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北方局在它的属下成立了太行分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这样，北方局下属便只有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分局而没有直属的区党委了，它的机构非常精干，每个部只有三几个人。例如组织部便只有部长刘锡五、部员郭森（干部科长）、部员李新（组织科长）和一个干事周金光。成立太行分局后，我被调到分局任青委书记。分局驻地在河北省涉县的赤峰村（一二九师的驻地），和北方局驻地（山西省辽县的麻田镇）都在太行山中间的清漳河畔，相距大约70里，步行有一天路程，骑马半天多可到。我到分局后，因为整风检查，多半要联系到过去的青年工作，所以我常常到北方局青委去参加他们整风学习的讨论。

1943年春，太行分局在温村（太行区党委所在地，离赤峰村大约三里路）召开了一次全分局的高干会议，四个区党委所属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来参加了。在这个会上，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从1939年的黎城会议以后，北方局就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我没有参加过黎城会议，听说前任黎城县委书记说过，对地主应“先打击而后团结之”。他的这一“理论”在黎城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很重的处分。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对薄、安的批评意见很同意。但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等拒绝接受这些意见。温村会议由于这场争论没有结果，实际上是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彭德怀受到“围攻”，就是所谓“操了几十天的娘”，这是中**史上抗战时期的一件大事。不过在温村会议上，薄、安等人却没有提“百团大战”，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提出打日本是犯了错误，特别是“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如果说它错了，人们心目中都会认为他的思想是汉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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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普希金决斗未死，沙皇将下令绞死他[转帖]

　　普氏名作《自由颂》：“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１８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俄国伟大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年仅３８岁。他的主要作品有浪漫主义诗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叙事诗《南方组诗》、长诗《茨冈》、长篇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和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这是位于俄罗斯普希金城的普希金雕像。 新华社发

　　作为12月党人的朋友，普希金写过《自由颂》，诗中曰：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普希金夫妇雕像

　　1837年1月29日，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在与丹特士的决斗后死去。此后，俄国社会盛传，这是沙皇尼古拉一世蓄意制造的杀害案件，即沙皇故意听任丹特士激怒普希金并迫使普希金与之决斗，从而借丹特士除掉他们所仇恨的普希金。最近，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发现一批档案，进一步揭开了关于普希金死亡的内幕。这卷名为《御览军事司法案件报告：1837年2月到4月》的档案，是 1837年俄国总检察院、最高军事法庭呈送沙皇尼古拉一世关于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事件的材料。新发现的档案材料中，正有涉及普希金决斗案件的决议等材料。这些材料能够进一步佐证，在诗人普希金的死亡事件中，沙皇宫廷扮演了极为卑劣的角色。

　　1837年1月27日，这是一个异常严寒的日子，在彼得堡郊外的小黑河畔，“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在这里同贵族丹特士进行一场中世纪式的决斗。

　　
　　(本文来源

　　普希金决斗中弹不治身亡

　　27日下午4时，普希金在一家甜食店里喝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杯咖啡，然后在朋友丹扎斯的陪同下，走出店门，乘上雪橇来到小黑河畔。这一天，天空布满了阴霾，在凛冽的寒风中，普希金与丹特士选择以中世纪式决斗来了结他们之间的恩怨。在丹扎斯的公证下，丹特士获得了首先开枪的权利，死一般的静穆下，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曾经胜过一次决斗的普希金这次没有那么幸运。结果普希金腹部中弹，两天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从此陨落，年仅38岁。

　　普希金与丹特士之间的恩怨，源于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普希金娜。娜塔丽娅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比普希金小，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与娜塔丽娅成婚。随后，这对恋人共同生活了6年，并先后生了5个孩子。但是法国青年丹特士的出现，破坏了普希金家庭的安宁。丹特士外表健壮，风流潇洒，但被认为是个好色之徒。1835年6月17日，普希金夫妇在偶然间遇到丹特士。随后，在沙皇的支持下，丹特士开始疯狂追求娜塔丽娅，一时间，娜塔丽娅与丹特士之间的流言在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为了自己的妻子，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普希金最终选择了决斗的方式来了结同丹特士之间的恩怨，并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娜塔丽娅

　　决斗是被挑逗的

　　1836年11月，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同时收到一封用法文书写的匿名信——这封被命名为“绿帽子”证书的信件写道：“荣誉勋章协会、尊贵的绿帽子和骑士勋章协会在会长、S.E.D.L.大勋章获得者纳雷什金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任命亚历山大·普希金为该协会副会长和功勋史学家”。这种羞辱性的匿名信深深地激怒了普希金。经过调查，该侮辱信是丹特士的义父、荷兰驻俄国大使盖克恩男爵策划的。

　　1837年1月26日，就在决斗前一天，普希金曾满怀怨恨，写信给盖克恩，对他质问和谩骂：“男爵先生！请允许我简单陈述一下发生的一切。贵公子的品行我早就了解……而阁下您自己的行为也并非得体。身为荷兰王国的代表，作为父亲，您竟然给贵公子拉皮条。他的所有行迹（相当让人感到难为情）似乎都得到了您的指示……您就像一个老淫棍一样，无处不在地尾随我妻子，对她（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说您的私生子（或所谓的儿子）爱她。他染上花柳病、呆在家里时，您却说，他就要因为爱我的妻子而死掉了。您对她说：‘请把我的儿子还给我……’我不想再让我妻子听您（作为丹特士父亲）的规劝，也不能容忍贵公子在自己做出丑恶行径之后还敢去找我妻子；此外，我也不希望他再说粗野的俏皮话，装作忠诚和感情不幸的样子——而他实际上是一个混蛋、下流坯。男爵先生，我不得不请求您，结束这一切勾当……我将感到三生有幸。您忠实、驯顺的仆人，亚历山大·普希金。”

　　随即，盖克恩鼓动义子丹特士与普希金决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在与丹特士的决斗中腹部受重伤，于1月29日下午去世。

　　丹特士被从轻发落

　　决斗事件之后，总检察院审理该案件，同时，也收集了各级军官的意见。军事审判委员会认定丹特士中尉和丹扎斯中校（当时，按照决斗的惯例，普希金让朋友丹扎斯作为决斗的见证人）有罪：丹特士参与同士官普希金的决斗，并用手枪射击造成普希金受伤，很快他就因伤死去；而丹扎斯在决斗时在场。军事审判委员会依法判丹特士和丹扎斯绞刑。

　　虽然军事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对如何审判决斗相关人员意见不一，但总检察院认为，丹特士召普希金决斗，并给他造成致命伤，应该接受惩罚。尽管普希金给盖克恩写了一封带有侮辱性言辞的信，但那是被丹特士破坏其家庭安宁的行为激怒的。丹特士自己也承认，他曾送书、戏票给娜塔丽娅，并附有便条，这种行为是不值得尊重的。

　　总检察院判定，丹特士因挑起决斗和谋杀，剥夺其官职和贵族称号，降为列兵，到军中服役；丹扎斯的罪过在于非法地同意接受决斗，未加制止，总检察院念他勤恳服役多年，道德良好，免于惩罚，软禁两月后恢复原职。普希金自身的犯罪行为应与丹特士一样受到惩罚，但因其死亡，就免于惩罚。

　　沙皇在普希金的案件中作出如下批示：“准此（总检察院所作结论），但赫克恩（丹特士）并非俄罗斯臣民，应扣留其军官证，由宪兵将其驱逐出境。”（侯艾君）

　　《诗人之死》摘录

　　普希金的死，让人想起他的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情节：诗人连斯基因女人而与无赖叶甫盖尼·奥涅金决斗，最终，奥涅金杀死了诗人。该情节几乎成为谶语。而就在普希金去世后不久，对普希金十分崇敬的诗人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指沙皇政府为罪魁祸首，一时传为名作：

　　你们这些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啊，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

　　公理和正义对你们向来噤口无声！

　　耐人寻味的是，莱蒙托夫最终也死于决斗，而其经历和命运，竟与普希金极为相似！

　　■ 相关新闻

　　沙皇曾下令处死普希金

　　最近，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发现一批档案，在这批170年来没人碰过的档案材料中，正有涉及普希金决斗案件的决议等材料。俄罗斯《消息报》记者曾就新发现的档案问题，采访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波诺马廖夫和娜塔莉亚·沙巴诺娃，以下是采访摘录：

　　记者：报告是如何被发现的？

　　答：档案馆保存了军部军事司法总局巨册档案和总检察院给沙皇的报告。几十年里已经积存好几百卷，是按年份排列，但没有按字母、姓名索引排列。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者和档案专家很少利用，而这卷档案根本没到过任何人手中。现在，因为要做一个普希金作品汇编的项目，就决定翻几卷档案，以备万一。就这样，档案被我们幸运地发现了。

　　记者：判决如此严厉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这个判决，被起诉人的道德荣誉都已荡然无存？

　　答：按照法律条文，他们理应被处死；尽管并无这样的先例：把决斗者绞死。谁知道法官们实际上是怎么认为和感觉的？

　　记者：就是说，他们寄希望于皇帝宽恕？

　　答：非常可能。

　　记者：假使普希金活下来，您认为等待他的是什么？

　　答：必须考虑到，在俄国，枪战是经常的，但是，决斗的事实远非都能证实。参加决斗的人可以把自己受伤的原因说成是意外导致———比如说，是在打猎时受伤的，而死亡却掩盖不了。但是，人们对禁止的事情并不谴责。在那个时代，荣誉是非常宝贵的。

　　记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报告是用于什么目的、给谁的？

　　答：是给沙皇的。简短地摘录一段，没有涂改，其中包含了事件的所有细节，附在报告的开头。很可能，尼古拉一世了解的情况不限于此：他知道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宫廷看到很多事情，做了很多事情，也对很多事情做出估计。难怪整个案件的调查审理只花了六星期，而通常要好几个月或花一年。当时，社会各界人心惶惶，莱蒙托夫的著名诗作《诗人之死》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当诗人普希金还活着的时候，沙皇就命令“军事法庭要一视同仁地审理”涉案的丹特士和普希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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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入侵圣城西藏 [转帖]

　　　十五分钟后，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一场屠杀开始了。四分钟之后，七百多具衣衫褴褛的藏人尸体倒在荒原之上，他们身上的符箓沾着血液、散落四处。这时令英国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剩下的藏人停止抵抗，转过身去，没有逃跑，而是低着头慢慢地走开。

　　攀登圣城

　　“那是我见过最凛冽的寒风”，回忆起1884年4月，自己站在罗谭隘口的山坳中哆嗦颤栗的情形，英国人荣赫鹏这样说到。那一年他21岁，在驻印英国皇家龙骑士兵团服役，梦想着“见到更多美丽的山景……我决心去西藏，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了解那里的人，成就自我，以伟大的旅行家之名扬名千秋。”

　　文/国家历史记者白伟志

　　
　　攀登圣城

　　　　02.拉萨街头转经的人。图/华盖

　　“那是我见过最凛冽的寒风”，回忆起1884年4月，自己站在罗谭隘口的山坳中哆嗦颤栗的情形，英国人荣赫鹏这样说到。那一年他21岁，在驻印英国皇家龙骑士兵团服役，刚从一名二等中尉升任副官。

　　罗谭隘口位于中印边境拉霍尔地区的喜马拉雅山区分水岭，海拔4000米以上。“罗谭”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骨骸”，印度人认为这里是“堪供人类居住环境的尽头”，翻过这个隘口，山的那一边，是由寒风、冰雪与无尽的荒芜交织而成的死亡禁地。

　　然而，这个年轻人似乎对死亡的预警无动于衷，他兴奋地不停翻越罗谭隘口，“一路滑下去，有次还正面朝下摔倒，迅速下滑，幸亏有登山杖支撑……”。最终，荣赫鹏成功抵达了山的另一边，此时已是夜幕降临。寒冷、疲惫和饥饿，都无法替代他所看到的景象带给他的震撼：“月亮升到山谷之上，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亮了起来……水晶般透明之空气，山脉积雪之皎白……有如不真实的梦境，散发着不属于人间的光华。”

　　也就在此时，一个念头如星星之火一般燃烧起他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野望，终其余生，这生命禁区将成为他永远的宿命：“我只看到了喜马拉雅山另一面山脊的一小角，我渴望见到更多美丽的山景……我决心去西藏，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了解那里的人，成就自我，以伟大的旅行家之名扬名千秋。”

　　寻找“约翰长老的王国”

　　西藏屹立在在亚洲的心脏地区——大陆板块的撞击耸立起绵延起伏的群山之中，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直冲云霄。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旅行家对此惊叹不已，将其称为“世界屋脊”。地处偏远的首府拉萨，因长期以来禁止外国人进入而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被称为“禁城”。

　　自北而南，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这些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群从三面切断了西藏和其他亚洲地区的联系，有限的交通关口，常年被冰雪封锁，有效地防御着来自外界的不速之客。

　　自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藏地，这个自称是猕猴与岩魔女后裔的好战民族，气质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十世纪他们的帝国崩溃之后，彻底退回群山环绕的天然堡垒之中，经幡、念珠、嘛呢轮、转经筒、受苦、赎罪、涅磐、天葬……这些元素构成了他们与世隔绝、隐忍修行生活的全部。

　　荣赫鹏不是第一个对西藏发生浓厚兴趣的西方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到，在印度北部和西藏有一种挖掘金沙的“大蚂蚁”，于是西藏便成了欧洲人眼中的黄金热土。到了公元1145年，西方人又深信不疑一个新的传说：统治西藏的是一个叫约翰的国王，他笃信基督教，“在财富、道德和势力方面超过了大地上其他所有的国王”。

　　诸如此类广为传播却又不知出处的传闻，实际反应了十字军时代欧洲对于东方的憧憬、对遥远地区进行十字军大征服的梦想。正因如此，约翰长老的故事在西方极其受欢迎，它直接促发了欧洲人前往东方寻找西藏的冲动。当蒙元帝国的骑兵横扫欧亚大陆之时，东方和西方不再是遥不可及，而第一批踏上寻找西藏之路的，是那些最为虔诚的基督徒。

　　基督徒到达西藏的记录零星散布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之中，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突破高山和沙漠安然抵达目的地。藏人并没有禁止他们的到来，而他们的传教事业却几乎全部夭折于此，对西藏的佛教神权政治没有任何的威胁。

　　但是到了19世纪，世界形势风云突变，西藏开始感受到来自相邻两个强大势力的压力。与此同时，传教士们逐渐退出，而野心勃勃的探险家们则开始登上这片雪域高原。

　　“大竞力”时代

　　从1833年就控制了印度的英国，稳步向北扩张，占领和征服了一系列小国诸如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不丹等，将其影响力延展至喜马拉雅山区。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向东向南在中亚地区大肆攻城掠地，继打通经由波罗的海进入大西洋、经由黑海进入地中海、以及占领海参崴取得东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后，沙皇的触角又瞄准了印度洋——“要在温暖的印度洋里洗濯靴子”。如此一来，英俄陷入争夺中亚的冷战状态，史称“大竞力”（TheGreatGame）。而处于中亚心脏和枢纽位置的西藏，便成了英俄争霸短兵相接的角斗场。

　　藏人对这两个外来者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异教徒，他们的到来必然损害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干脆关闭边界，禁止与西方人往来，就像宗主国清朝政府所做的那样。

　　西藏的自我封闭反而更加激发西方人试图打开它的大门的冲动。这一时期，早期关于西藏的种种传说早已失去魔力，西藏和其他在欧洲人眼中低劣的亚洲文明并无二致。但这并不会减弱欧洲人对它的兴趣，一部分是因为冒险活动的乐趣，他们征服了南极、北极，却无人到达拉萨；另一部分则是为了科学研究，以及出于军事、政治目的的地图堪舆。于是，第一个抵达拉萨，便成了探险家、科学家与间谍们争夺的圣杯，都想第一个进入这座自1811年以后便无欧洲人涉足过的禁城。

　　在19世纪后半叶，许多人都想成为第一个抵达拉萨的人，但毫无例外都失败了。俄国陆军上校普热瓦利斯基尝试了五次，即使有骁勇的哥萨克骑兵保护，还是全部失败；美国外交家柔克义两次化装成中国朝圣者试图潜入，皆遭失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扮作朝圣者进入，却在离拉萨仅有五天行程时候被发现，被迫离去……截至19世纪末，西藏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扼杀了约为十一次西方人前往拉萨的企图。

　　但藏人手中所持的中世纪武器，终究不可能永远抵挡住外面来的不速之客。1863年5月31日，夺得圣杯的人在印度出生，他就是荣赫鹏。

　　天生的竞力家

　　
　　03.1904年8月2日，英军进入西藏，达赖喇嘛逃亡。资料图片

　　
　　04.1927年，西藏，弹六弦琴的贵族妇女。资料图片

　　站在罗谭隘口凛冽的寒风中，荣赫鹏无比兴奋。对于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险峻的山峦、贫瘠的荒原和恶劣的天气。更不是那些关于死亡的传说，而是陈腐的现实生活、压抑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年少时理想的渐行渐远。

　　他的父亲是驻印英国皇家炮兵团的总指挥官，毕生以帝国荣耀为己任；母亲来自英格兰西部一个富有的福音教派家庭，恪守教规，不苟言笑。荣赫鹏4岁时候被送回英国，由两个独身的姑姑照顾。这两个姑姑信教极为虔诚，小荣赫鹏任何在她们看来是品德松弛的行为，都会遭到她们用皮条鞭打的惩罚。这直接造就了他过度敏感、矛盾、压抑、害羞的性格。

　　他12岁时被送往名满英伦的克利夫顿学院，那是一所秉承维多利亚时代民族主义风潮的学校。其办学宗旨便是“培养高贵绅士的苗圃，一个为国家付出最大贡献的新基督教爱国骑士团队”。而事实证明，该学院的确培养了一大批经营大英帝国的人才。这些人大多成为军人、海员、官员、法官以及殖民地公职人员，足迹遍及全球，成为撑起庞大帝国行政架构的强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

　　克利夫顿的每一个人都坚信将英国文化模式传播到世界各地是其义不容辞的宗教及道德责任，为此不惜发动战争甚至献出生命。身为其中一分子，荣赫鹏要在多年的人生历练后，才开始质疑这种思想，而在当时，他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在19岁时候，在离开英国前往印度赴职之前，他对姐姐艾米说：“我预感有一天我将终成大事。”

　　然而当他到达印度之后，才发现现实的残酷。在他看来，袍泽们沉溺于肉体的欢愉与罪恶，蓄奴、养马、吃喝嫖赌、论人长短……“这些龌龊的事情比较受欢迎”，荣赫鹏几近绝望，梦想中的军事荣耀与宗教成长变得遥不可及。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时常感到孤独，而本来就拘谨、压抑的性格，更使他成为同僚们眼中的怪人，“他经常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用望远镜观察鹦鹉、猴子和豹，却从不开枪猎杀”。

　　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军旅生活令他窒息，于是荣赫鹏将全部的闲暇与假期时间用于外出漫游。他一直梦想自己能过上儿时偶像罗伯·肖那样的生活。罗伯·肖是他舅舅，印度北部的大茶园主人以及豪勇不羁的冒险家，热衷于穿著印度原住民服饰，多次进入喜马拉雅山区旅行，曾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英年早逝。

　　沿着舅舅的足迹，他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区的罗谭隘口，雪域高原摄人心魄的夜景彻底征服了他，也唤醒了这个严谨、拘束、害羞的小个子男人内心深处的全部野心。事实将证明，他是天生的“大竞力”玩家。

　　投身荒漠

　　有趣的是，让荣赫鹏初尝成名滋味的是中国的其他地区而非西藏。从罗谭隘口回到部队后，他立即写信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询问有关西藏的种种情况。伦敦的回信代表了此前数百年欧洲对于那块神秘土地所知寥寥的尴尬：“我们……所有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学会‘学者’的调查……如果您能亲自前往，相信必有有趣的发现。但我们也建议您，绘制地图路线极为重要……”。

　　在荣赫鹏之前，英属印度当局已经着力培养了一批印度土人，经过间谍训练后，乔装为商人、僧侣和朝圣者，跟着穿梭于印藏之间的商队进入禁区。这些人带着特制的装备，用蜜蜡封口的装有水银的贝壳、藏着三角仪的转经轮、夹层藏有六分仪和罗盘的皮箱，迈着固定距离的步伐在藏区行走，手上的念珠用于计算步数。就这样，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测绘了最早的西藏地图，但即使如此，大部分藏区仍旧神秘而无人涉及。

　　荣赫鹏很快学会了绘图和测量，他怀揣密令前往的第一个地区是满洲里。这是他据理力争才得来的任务，他认为这块夹杂在蒙古、西伯利亚和高丽间的土地有着无与伦比的战略意义，但当时大部分人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完成任务之后，荣赫鹏写了详尽的探险报告，却被束之高阁。日后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敏感：1900年，沙皇俄国借口整顿军务，挥军入侵满洲里；再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这里，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将整个东亚卷入血雨腥风之中。

　　荣赫鹏第二个任务是重走马可·波罗之路。1887年，24岁的荣赫鹏行走在茫茫戈壁沙漠中，为了寻找中国通往印度的新路线。他的行程涵盖了中华帝国西北数万里之广袤疆域，“我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线时，行程中隐含的未知、恐惧和不确定使得我更加兴奋……”。这条路线的终点是位于中印边境的分水岭，喀喇昆仑山边的一处海拔高达5800米的隘口，名曰穆斯塔格。在历尽艰险爬过穆斯塔格隘口后，这个矮小而内向的年轻人，面对着雄伟的喀喇昆仑山，释放出个性中被深深压抑的一面：“壮丽的山峰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顶峰覆盖着最纯的白雪，还有巨大的断崖……我到了白种人从未到过的地方……这个世界比我以前知道的美太多了，我因见到它而伟大！我怎么还会矮小呢？”

　　几乎是自杀式的探险壮举为荣赫鹏赢得了他梦寐已久的名声，英军驻印总司令向他发来贺电，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正式向他发出入会邀请，于是他决定衣锦还乡。称赞他进行了“人类最伟大的登山壮举”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一贯高傲的皇家地理学会更是发给了他象征荣誉的金质奖章，还请他登台演讲。“那是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夜晚，”姐姐艾米想必是回忆起当年初离英伦时弟弟说的话：“我亲爱的弟弟站在那些博学的先生们之间，讲述他的旅行，看上去如此年轻和俊美。”

　　宿命无常

　　看上去一夜之间荣赫鹏成为了帝国宠儿，但那只是浮云表象。事实上，声名鹊起使得原本孤傲、呆板、拘谨的他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中国之旅让他负债累累，每月的薪饷被勒令扣除200卢比。让他更受打击的是，军团上校毫不留情地警告他，绝对不允许再度擅自离开。他梦想中的西藏瞬间变得遥远无比，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体制和人情的牺牲品。他只能回到“无趣和无意义”的军旅生活中，整个一个夏天，他都在高温下行军、敬礼，“整日检阅士兵制服上的尘土”。

　　理想破灭使得荣赫鹏脾气更为古怪、乖戾，所有人都无视他的存在，升迁之道早已停滞，并且娶了一个强迫他答应永不做爱的老女人。一度伟大的探险家在他最年富力强的年月，陷入穷途末路之中。

　　直到认识了另一个“大竞力”的玩家：乔治·寇松，荣赫鹏的命运才再度发生重大转折。

　　与荣赫鹏一样，寇松对西藏迷恋无比，并且坚信沙俄是英国在中亚最危险的敌人。这位“粉红脸颊，头发一丝不乱，总是微弯着腰以卓越风度和人交谈”的年轻的英国下院议员很早就开始关注起荣赫鹏的探险活动，并谋划着有朝一日送荣赫鹏进入禁城。

　　机会终于来了，1899年1月，年仅38岁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荣赫鹏，让他做好前往西藏的准备。荣赫鹏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待了整整15年。

　　拓殖

　　寇松就任印度总督之时，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汹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以《辛丑条约》的签定为标志，清政府在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地方了，遑论边疆。用一位美国驻华公使的话来说：“清廷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

　　在争夺西藏的竞赛中，沙俄似乎走在了英国人的前面。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沙俄扶持下的蒙古喇嘛德尔智在取得西藏喇嘛上层人物的普遍信任后，大肆鼓吹俄国乃是佛经中所说的理想国“香巴拉”，他竭力让达赖相信“英国北侵，藏事威迫，清政府不足恃，只有依靠俄国才可挽救喇嘛教的命运”。于是在三番五次互遣密使交往之后，达赖正式亲笔向沙皇提出要缔结“俄藏条约”。

　　拉萨与彼得堡之间的眉来眼去，自然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安。寇松分别给达赖写了三封信，要求与西藏谈判、通商。不出所料，英国人的要求被拒绝了，让寇松更为难堪的是，达赖甚至连信都没有拆，原封不动退了回来，理由是：根据清政府规定，非经驻藏大臣同意，“我不能给任何外国政府写任何信件”。

　　达赖的谎言让寇松勃然大怒，眼看着俄国即将据西藏为己有继而逼近印度，他如坐针毡。此时，英国和日本业已结盟，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已趋白热化，日俄战争一触即发。寇松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对西藏发动战争。

　　血腥旅途

　　
　05.被英军俘虏的藏兵

　　　　06.民国时期，西藏，马上的骑兵。资料图片

　　1903年5月20日，即将迎来40岁生日的荣赫鹏，被寇松邀请到避暑胜地西姆拉的一个赛马场。坐在躺椅上，看着马匹在面前走动，寇松告诉荣赫鹏自己决定“对西藏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他说：“全印度没有人比你更加胜任……”。荣赫鹏的反应让他的朋友无比满意，“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尽快破处喇嘛们的权力，以避免他们继续自私地阻碍西藏与邻近英国地区的繁荣。”

　　在等待多年之后，荣赫鹏终于踏上了去往西藏之路，只不过这条路注定因他而以血腥作为标志。1903年12月，荣赫鹏率领着两千士兵，越过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后面跟着由一万多名苦力、七千头骡子、四千头牦牛、三千匹矮种马以及六头骆驼组成的散乱部队。随行的还有几个媒体记者，他们不想错过这个堪称新世纪头条的重磅新闻。

　　在起初的四个月内，英军未曾遭到任何阻拦。士兵们所要抵抗的最大敌人，是恶劣的环境。冻疮、雪盲，这些常见的高原病症困扰着他们。而荣赫鹏看上去并不受影响，他每天早上洗冷水澡，并且长时间在户外阅读、书写、冥想。

　　四个月后，英军到达了古鲁镇，藏人的抵抗终于出现了。广阔的荒原中央，大约1500名藏兵聚集在临时搭成的低矮的土墙后面，等待着敌军的到来。他们的人数多于英军的先头部队，但武器却落后三百年，大多数是大刀、火药枪、弯弓和弩矢，有些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

　　马克沁机枪、现代步枪、重炮，一齐对准了藏军。不时还有英国人嘲笑藏人的声音划破令人难受的宁静氛围。那一道低矮的土墙，隔开的不仅是两只军队，还有文化、时空与信仰的悲剧式深渊。

　　西藏部队的将军赖丁代本前来交涉，荣赫鹏不为所动，他给了藏人十五分钟时间解除武装，否则就将进攻。然而这些藏兵在来古鲁之前，就已经接到了达赖的命令，即使无法战斗也不能让开。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达赖加持过的符咒与祝福，达赖告诉他们这小包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纵使不相信，他们也别无选择，即使面对被屠杀的命运。

　　十五分钟后，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一场屠杀开始了。四分钟之后，七百多具衣衫褴褛的藏人尸体倒在荒原之上，他们身上的符箓沾着血液、散落四处。这时令英国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剩下的藏人停止抵抗，转过身去，没有逃跑，而是低着头慢慢地走开。士兵兰登回忆说：“他们那缓慢的步伐，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默默注视着溃散的藏军，看着他们痛苦地表情，他尝试着理解他们的心境：“祈祷、咒语、符箓，以及至高无上的圣人都背叛了他们。他们低头而行，就像是他们的神幻灭了。”那一天，是1904年3月31日。

　　闯入禁城

　　藏人的圣人的确背叛了他们，1904年7月31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仓皇逃往内地。而几天之后，8月3日，英军兵临拉萨城下，他们未受任何抵抗，大踏步地进入了禁城。

　　荣赫鹏曾经希望以间谍的身份潜入拉萨，现在却扮演者征服者的角色。然而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失落之情：“许多旅行家都强烈希望看到拉萨，我们现在就在这圣地。除了布达拉宫，这里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地方。”

　　拉萨的居民们对英国人的到来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除了乞丐，街上很少有人。人们从店铺和门槛内向这些侵略者投去一束束满不在乎的目光，甚至没有愤怒和敌意。这让侵略者们感到非常失落，他们将此次行动的意义转向布达拉宫，而达赖喇嘛的逃走，亦使占领这座高达巍峨的建筑物失去了它强大的满足感——达赖的离去，拉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再是一座圣城。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在和留守的上层僧人以及驻藏大臣的谈判之后，英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荣赫鹏敲开了西藏的大门，为他的祖国和他年轻时期的梦想赢得了利益，但直到他将离去时，西藏才给了他真正的礼物。

　　达赖逃走后，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甘丹墀巴活佛被请来主持谈判。这位和蔼可亲、目光敏锐且“令人赞叹地绝对严守戒律”的老人，给荣赫鹏极其强烈地心灵震撼，他瞬间消除了对喇嘛的种种偏见。

　　而当9月22日，英军离开的前一天，甘丹墀巴活佛找到荣赫鹏，送给他一座小铜佛，对他说到：“我没有钱，只能送你这座普通的佛像。我们佛教徒注视着佛像时，心中只会想到和平。每当你看到它时，我希望你能想到造福西藏。”

　　荣赫鹏心怀感动地收下了佛像。翌日清晨，他早早起床，将佛像放在马鞍里，朝着附近的山脉策马而去。万里无云的天空显现着青藏高原特有的湛蓝色，远方的山峰笼罩在紫霭之中。他下了马，坐在岩石上，凝望远处的群山，思考甘丹墀巴的话。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环境充满了莫名的从未有过的喜悦。“这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刻，”数年后，荣赫鹏写到：“一如初恋的浑然陶醉，这样的喜悦揭示了人间必需的美善。我领悟到人的内心都是美好的，邪恶不过是其表象，简单地说，人心即佛……我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与任何人为敌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都将沉浸在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之中……”。

　　荣赫鹏沉浸在某种神秘的宇宙性灵体验中，此刻他对世界充满了炽热的爱恋。

　　回归

　　这次的征服、胜利和条约并没有给荣赫鹏带来英雄的荣耀，反而又招来一大堆麻烦。沙俄首先向英国发难，美、法、意等国继而指责英国垄断西藏贸易……一时间英国在外交上极为被动。另一方面，自由党将入侵西藏作为指责保守党政策的把柄大肆利用；而在印度，总督寇松与国务大臣布罗德瑞克的明争暗斗也波及到了荣赫鹏。他最终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羊。

　　舆论方面，对此次入侵持否定态度也是主流。亨利·克顿爵士直捣帝国主义者的忌讳，质问入侵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些所谓“无法抗拒西藏禁地散发的荣耀”，打着“促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旗号，“想要踏进达赖喇嘛的宫殿一探究竟”的若无旁人的心态，无非就是“想把他从宝座上扯下来加以羞辱”，而原因不过就是“仅因为他是那个古老王国的统治者”。

　　“再也没有人类不曾堪绘过的地图，或者未曾拍照过的禁城了。我们为什么不留下至少一座城池呢？”《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反思这次入侵，心情十分复杂。

　　寇松本人也不无抱歉地写信给斯文·赫定：“我非常羞愧侮辱了你朝思暮想的新娘……”。

　　荣赫鹏从西藏回来之后，表面上仍忠于他的帝国，相继担任省长、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职，但也开始热衷于提倡印度自治，并主持建立了世界信仰大会，该团体致力于倡导不同信仰人群相互容忍共存。他依旧热衷于攀登高峰、探险，同时也沉溺于心灵神秘体验、外星人等话题。

　　1942年，大英帝国早已褪去往日的荣光，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苟延残喘。7月31日，荣赫鹏离开了人世，甘丹墀巴送给他的佛像一直伴随在他身旁，最后又陪着他进入了坟墓。他最后的愿望是在墓碑上刻上他赢得可悲胜利与得到终极救赎之地——拉萨——那座矗立在过去与未来的禁地核心的圣城。

　　西藏的神秘吸引力并未因荣赫鹏的征服而削弱，这种诱惑始终顽固地存在于西方人的思想中。一批又一批的人来来往往，仰望着他们幻想中的高山。关于西藏的故事永远都是从梦想到现实，然后又回到想象的轮回。永远不变的只有寂静、悠远的雪域高原，一阵风吹过，发生的故事便消失的了无痕迹，只有一串串经幡在风中摇曳。
　　[资讯]

　　探索中国西部的外国人

　　◎湄公河考察队

　　1866年，法国派出湄公河探险队，领队为德拉格莱中校，副手是加尼埃上尉，队中有一名博物学者托雷尔，他们从西贡出发，经过昌孔，进入云南景洪，经过思茅、普洱、元江到达昆明。继续往东北至东川，再西行到蒙菇，度金沙江，经四川会理到大理。在大理考察队企图与回民起义首领杜文秀建立关系，结果话不投机被勒令36小时离开。

　　◎谭卫道

　　原名阿尔芒·戴维，法国遣使会会士，是第一位到我国西南青藏高原边缘山区采集的博物学者。他1869年来到四川，共收集到标本约3000种，发现物种除了大熊猫、金丝猴、还有扭角羚、小熊猫、角雉、云豹、藏马鸡、绿尾虹雉等等，所收集鸟类标本后来编写成《中国的鸟类》、植物标本由植物学家弗朗谢整理成《谭卫道所采植物志》。

　　◎普热瓦尔斯基

　　1870年，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俄军参谋总部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历时3年的考察，涉及我国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1876年6月，第二次来到我国西部考察，进入俄国占领下的伊犁地区，然后经天山东到罗布泊，1879年与1833年他又试图进入西藏地区考察，未成功。

　　◎斯文·赫定

　　1890年，斯文·赫定参加瑞典王国外交使团出国，用了一年多考察了土耳其斯坦以及我国新疆西部。1893年他组织了一支中亚考察队，再次来到中亚。1899年6月，他第三次来到我国西部，在罗布泊意外发现楼兰古遗址。1906年第四次来华考察，目标西藏，从克什米尔的列城出发，越过喀喇昆仑进入西藏北部，南下日喀则，考察了冈底斯山及藏南大片地区。

　　◎橘瑞超

　　1908年，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参加大谷光瑞第二次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1909年在楼兰发现著名的李柏文书，轰动一时。1910年，橘瑞超前往英国会见斯坦因，同年回到敦煌，从莫高窟藏经洞又搜购走一批中国政府未及运走的文书。

　　◎科兹洛夫

　　俄国探险家，5次来华，前3次都是作为普热瓦尔斯基、罗波夫斯基的助手，后两次自己领队。1899年，他担任队长，率领22名考察队员来华，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历时3年。1907年他再次来华，在蒙古、青海、四川北部、西藏东部考察，发现了西夏古城“黑城子”，盗走了很多文物。写了《蒙古与喀木：1899－1901科兹洛夫探险报告》，《1907－1909年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探险记》。

　　◎欧内斯特·威尔逊

　　英国园艺学者。他从1899年开始先后五次来华进行生物收集，前四次在中国的湖北、四川工作长达11年，共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其中有珙桐、黄花杓兰、岷江百合、绿绒蒿以及猕猴桃等，被西方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塞缪尔·柏格里

　　1887年作为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在1903年成为首次访问凉山彝族的西方人。1904年以后，以贵州省威宁的石门坎为中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活动，在那里建立了教区，建成了50多所教堂、学校。

　　◎鸟居龙藏

　　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1905年到湘、黔、滇、蜀对苗族、瑶族、彝族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

　　◎纽约自然博物馆中亚调查团

　　1921年，在我国进行地质学、地形学、古生物学、植物学、脊椎动物学和人类学的考察，重点在内蒙和新疆。前后经历10年，团员超过一百人，包括各种博物学者，比如人类学家奥士朋、古生物学家葛兰格，鸟类学家查平、植物学家钱耐，考古学者尼尔森、地质学者波凯，在内蒙收集到恐龙、恐龙蛋以及许多古生物化石，发表了《中亚自然史》。

　　◎约瑟夫·洛克

　　1922年，洛克第一次来丽江，主要任务是来完成当时美国农业部给他的采集滇缅边境植物标本工作的。之后，他又获得美国农业部、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美国博物馆、美国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单位资助，继续留在丽江等地从事植物、民族文化、地理等研究考察探险工作。他的探险见闻在《国家地理》上发表，最早把丽江推向了世界。

　　◎芝加哥自然博物馆

　　1928年，芝加哥自然博物馆派出一个考察队，到我国西南及周边地区进行动植物标本收集和考察。部分成员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助理库利哲率领下，收集分布在我国云南和广西的叶猴。另一部分在罗斯福兄弟带领下到西南采集动物标本，主要目的是大熊猫，他们从缅甸经八莫进入云南腾越，后来北往到大理，继续往北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到打箭炉，后在四川穆坪第一次亲手猎到熊猫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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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诞辰200周年[转帖]

　　　　今天是美国总统林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他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姓名：亚伯拉罕•林肯

　　俗称：林肯

　　籍贯：肯塔基州

　　职业：美国第16任总统

　　身高：1.94米

　　党籍：共和党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年2月12日-1865年4月15日),美国政治家,第16任总统(任期:1861年3月4日-1865年4月15日),也是首位共和党籍总统。

　　1809年2月12日，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位鞋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小时候，他帮助家里搬柴、提水、做农活等。 父母是英国移民的后裔，他们以种田和打猎为生。1816年，林肯全家迁至印第安纳州西南部，开荒种地为生。9岁的时候，林肯的母亲去世了。

　　一年后，父亲与一位贤惠的女人结婚。继母慈祥勤劳，对待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林肯也敬爱后母，一家人生活得和睦幸福。由于家境贫穷，林肯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为了维持家计，少年时的林肯当过俄亥俄河上的摆渡工、种植园的工人、店员和木工。18岁那年，身材高大(1.94米)的林肯为一个船主所雇佣，与人同乘一条平底驳船顺俄亥俄河而下，航行千里到达奥尔良。

　　在25岁以前，林肯没有固定的职业，四处谋生。成年后，他成为一名当地土地测绘员，因精通测量和计算，常被人们请去解决地界纠纷。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林肯始终是一个热爱读书的青年，他夜读的灯火总要闪烁到很晚很晚。在青年时代，林肯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读了《美国历史》，还读了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他通过自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充满智慧的人。在一场政治集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政治演说。由于抨击黑奴制，提出一些有利于公众事业的建议，林肯在公众中有了影响，加上他具有杰出的人品，1834年他被选为州议员。

　　两年后，林肯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律师，不久又成为州议会辉格党领袖。1834年8月，25岁的林肯当选为州议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同时管理乡间邮政所，也从事土地测量，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钻研法律。几年后，他成为一名律师。积累了州议员的经验之后，1846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员。1847年，林肯作为辉格党的代表，参加了国会议员的竞选，获得了成功，第一次来到首都华盛顿。在此前后，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这场争论中，林肯逐渐成为反对蓄奴主义者。他认为奴隶制度最终应归于消灭，首先应该在首都华盛顿取消奴隶制。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蓄奴主义者则疯狂地反对林肯。1850年，美国的奴隶主势力大增，林肯退出国会，继续当律师。

　　1860年，林肯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1月，选举揭晓，以200万票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但在奴隶主控制的南部10个州，他没有得到1张选票。

　　大选揭晓后，南方种园主制造分裂，发动了叛变。南方11个州先后退出联邦，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并制订了新的宪法，选举总统。

　　1861年4月，南方叛乱武装首先向北方挑起战争。林肯号召民众为维护联邦统一而战。

　　内战爆发初期，由于南方种植园主蓄谋叛乱已久，而林肯政府试图妥协，在战争中节节失利。首都华盛顿受到威胁。为扭转战局，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其中规定，美国公民交付10美元即可在西部得到160英亩的土地，连续耕种5年就可成为其主人。9月，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废除了黑奴制，规定叛乱各州的黑奴是自由人。战争形式骤然改观。

　　1863年夏，北方军队转入反攻。1865年，南方叛军向北方军队投降，持续4年之久的内战以北方胜利告终。

　　1865年4月15日晚，内战刚刚结束，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遇刺身亡。5月4日，林肯葬于橡树岭公墓。林肯领导美国人民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促进了美国历史的发展，一百多年来，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由于林肯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人们称赞他为“新时代国家统治者的楷模”。

　　阿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 16 任总统，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景仰的总统之一。尽管他在边疆只受过一点儿初级教育，担任公职的经验也很少，然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意识，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美国\"最伟大总统\"排名出炉 林肯排名第一位

　　林肯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景仰的总统之一。通过颁布《解放奴隶宣言》，让400万奴隶获得自由；他遇刺身亡后，美国正式废除了奴隶制。林肯成功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为推动美国社会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肯成为黑人解放的象征，但奴隶主却对他万分仇恨。1865年4月14日晚上，林肯被南方奴隶主收买的一个暴徒刺杀。专栏作家卡米拉·卡文迪什这样评价林肯：“努力战斗赢得内战，维护国家统一，创建一个以《宪法》为准则的国家。”《洛杉矶时报》记者克里斯·艾尔斯表示：“他是我们评判小组中最没有异议的伟大总统人选。”

　　林肯诞辰两百年 福特剧院重开张(图)

　　揭秘林肯遇刺

　　

　　

　　修缮中的福特剧院，右边二楼包厢正是林肯遇刺的地方

　　核心提示：为纪念2月12日林肯诞辰200周年，福特剧场在经历了十八个月的翻新整修后于本月重新开门迎客，剧作家詹姆斯·斯丢讲述林肯生命历程的新作《天堂挂满黑色》(The Heavens Are Hung in Black)也将于此上演。

　　手枪的射击声被掩盖在观众们的欢声笑语里，剧院的总统包厢飘出一丝诡异的烟雾，骚动的年轻人四处逃窜，只留下舞台上一群演员自顾自地演着戏，刺客跳上舞台，挥舞着小刀，高喊一声“暴君本该如此”，便从剧院后门逃逸。1865年4月1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时遭到刺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在美国历史上铭刻。

　　为纪念2月12日林肯诞辰200周年，福特剧场在经历了十八个月的翻新整修后于本月重新开门迎客，剧作家詹姆斯·斯丢讲述林肯生命历程的新作《天堂挂满黑色》(The Heavens Are Hung in Black)也将于此上演。

　　完好保存历史细节

　　那是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四年残酷内战的林肯，终于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于是他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戏。

　　在福特剧院里，不少当时留下的历史小细节都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舞台外沿上依旧留有划擦的痕迹，那是刺客布斯跳下舞台时情急留下的。而在窄小的总统包厢里，当日的场景似乎近在眼前：楼下的舞台上正上演着喜剧《我们美国人的亲戚》(Our American Cousin)，与此同时布斯无声无息地挑开红色的幕帘，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布斯的大口径手枪指向了林肯的后脑。

　　当时，56岁的林肯先生就坐在装有软垫的椅子上，当然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个复制品，原先那个已经被位于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收藏。林肯夫人玛丽就坐在旁边一个藤木坐垫的椅子上。当时的美国陆军少校亨利·拉夫邦尼和他的未婚妻也在一旁，在布斯枪击林肯后，拉夫邦尼少校企图阻拦他，不料手臂却被布斯锋利的小刀划伤，溅出的鲜血染红了在场的几乎每件物品。

　　观众中有一位医生急忙冲过来照顾被枪击的林肯，在仔细检查了脑后的枪眼后，他说道：“这是个致命的伤口，已经不可能起死回生了。”

　　一座活着的博物馆

　　人群依旧没有散去，奄奄一息的林肯被抬到剧院对街一间稍宽敞点的屋子里。“我的丈夫在哪儿？我的丈夫在哪儿？”林肯夫人喊着冲了进来，她很快就被强制带到了屋子外面。当整个夜晚一批批医生和警卫人员进进出出时，林肯夫人只是不断地哀嚎：“为什么他不来杀我？为什么他不来杀我？”

　　对街当时暂时安置林肯的彼得森公寓如今已是一座博物馆，由国家公园服务中心经营。这座三层楼的彼得森公寓就像个迷你的魔盒，将那个夜晚的悲剧丝丝重现。国家公园服务中心定期安排讲解员在彼得森公寓为来访者讲述刺杀当日的故事。这个计划吸引了每年百万的游客来往参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景博物馆。迄今为止，已经筹集超过4900万美元的投资金用于这座公寓的翻新和整修，投资总额难以估计。

　　服务中心和福特剧院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把林肯的故事永远留在华盛顿这座城市里，然而现在华盛顿并没有专门为林肯总统而设的博物馆。福特剧院的重新开业让纪念林肯有了可去之处，它成了座活着的博物馆。总统包厢俯视着整个剧院，不论是不是有戏剧上演，这都将成为展示林肯最后一刻的鲜活地标。

　　平凡中显神圣

　　不论是福特剧院，还是彼得森公寓，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房屋具有如此大的力量？看着彼得森公寓的后院，这个已经没有了林肯躺过的床的地方，到底又能让参观者获得多大的感触？当然，仅是参观这些地点并不能赋予参观者对历史新的注解。

　　林肯夫人后来回忆和林肯去剧院时的状况，“我从没见过他那样放开心扉高兴过，他的一举一动都说明着他当时的快乐。”当林肯到达福特剧院时，演员们停下了表演，观众们长时间欢呼，整个剧院就像是民众向盟军首领致敬一般热闹。

　　让我们感触特别的并不是这些特殊的地点本质上存在的东西，而是它们引起内心的一股深深的敬意和思考。这些遗址实际上都比一般的剧院或是公寓来得小，在彼得森公寓的那个曾安置林肯的房间里，站上五个人已是相当拥挤。

　　站在这些地方，参观者仿佛能够想象当时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惧，那种热度，那种气息，还有那个夜晚总统先生脑后流出的鲜血，浸淫了整个枕头。站在总统包厢里，似乎还嗅得到那场乱战的硝烟，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不祥的预感。这些地方变得神圣起来，也正是因为它们拒绝成为神圣的代名词。

　　历史的中肯评价

　　今年春末，将有近5000平方英尺的空间专门用来展示林肯在总统任职期间所经历的故事，届时福特剧院地下将成为大型活动中心。同时剧院也计划在2010年前将毗邻彼得森公寓的房屋改造成“领袖教育中心”，在其中展示林肯被刺的后果和他留给后人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

　　为纪念林肯诞辰200周年，福特剧院于上周三举行了重新开张庆典，之后几日的活动都将围绕这个主题。剧作家詹姆斯·斯丢的新剧《天堂挂满黑色》将探寻林肯内心世界，在他任期内最黑暗的几年里，在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儿子后，在起草《解放黑奴宣言》时，在面对数以万计的残疾的或是濒死的年轻人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导人是如何战胜自己、战胜敌人的。

　　在斯丢的剧中有这样一幕：倾盆大雨中，林肯跑进一座剧院避雨，正巧碰上演员们排练莎士比亚的剧目。沉思中的林肯正为南北战争中惨重的死伤忧心，他当时的心境正像是路遇掘墓人的哈姆雷特。在剧院里，他遇上了以出演哈姆雷特红极一时的演员埃德温·布斯，埃德温正是后来刺杀林肯的约翰·布斯的哥哥。

　　再次冲进大雨前，困扰中的林肯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中的一段讲词“如果这场事业是不正义的”。这个场景意料之外地引人入胜，一方面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林肯倾其一生建立的事业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另一方面爱德华·布斯的弟弟就是后来刺杀林肯的那个杀手，更因为就是在观众所处的这一个空间，伟大的林肯撒手归西成了这个剧院所上演的最深沉的悲剧。

　　林达：林肯总统找到了永恒的诉求

　　作者：林达，旅美作家

　　卢兄：你好！

　　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我所讲的南北战争，和你以前读到的故事不太一样，因此很有兴趣听下去。你在信中还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林肯接受了南方\"邦联\"的事实，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总统认可了这样一个分裂，是不是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罪人\"了呢？分裂以后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上一封信里，我是在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整理清楚。你如果想把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分开，你只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显然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讨论林肯总统面临的战争选择时，应该先把奴隶制问题先分割开来。否则，就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里，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就钻不出来了。

　　当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楚之后，回答你信中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是的，林肯总统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别无选择，这只是出于当时历史局限下的一个\"正常选择\"而已。确实，他是可以有另一个选择的，就是接受南方\"邦联\"这个事实。我曾经对你聊起过，美国的建成是非常特别的。它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区域以\"自由平等\"为宗旨，自愿联合而组成的。尤其特别的是，它的一批建国者，并没有利用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所建立的威望，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通常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建国者们以最大的可能，理性地营造了一块自由的土地。

　　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自己先退回去，退到底。回到他们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的原来位置上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个区域的人们按照他们之间的契约，相互协调一个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愿意，各个区域可以自愿地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契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的原因，必须是联合在一起的区域可以得到联合的益处，例如，共同防卫带来的安全感，更便利的贸易，等等。这样的联合不应该妨碍他们原来的自由。充分区域自治的原则，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联合在美国这个名字下的区域，必须承认这个自由国家的基本人道原则。然而，在建国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英属殖民地还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这个历史问题。建国者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各个区域至少必须有愿望，也应该有能力自己逐步达到废奴。鉴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每一个地区的问题必须由它自己解决。如果一个区域坚持整个联盟认为非人道的行为，大家有权予以谴责，以共同契约的形式，即合法的形式敦促它的改变，可是，没有对它动武的权利。这就是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前，曾经再三表示自己无意武力废奴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契约国家，人们讲好，只以建立和执行共同契约，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武力从来不是一个大家认可的解决区域之间矛盾的方式。那么，对于废奴问题是这样，对于一个区域要求离开联邦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同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已经几倍于它建国时的面积。即使在最初提出离开美国，建立南方\"邦联\"的七个州里，也只有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是在最初的美国版图中的，其余有好几个州都是后来加盟进来的。虽然在美国的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一个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情况。可是，根据美国建国者们的思路和作为，根据他们自治和自愿联盟的原则，说是\"只让进不让出\"，这样的\"联邦永久性\"，显然不象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林肯总统当然深知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理解他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林肯总统选择接受这个南方七州离开美国的事实，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温和的南方州有可能不会全部加入南方\"邦联\"，例如，弗吉尼亚就会依然留在美国。这样，美国的版图大概会比今天少去五分之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南方\"邦联\"如果以蓄奴而走到一起，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并不一定会维持铁板一块。

　　其中的一些州，甚至整个南方\"邦联\"，后来都可能由于他们又有了与美国共同的目标而重新回来。因为他们虽然与美国曾经有过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过任何仇恨。由于理念的变化，产生这样的\"分\"与\"合\"，都是自然的。

　　其实林肯总统自己，都预言了南方可能的进一步分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方'邦联'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可是，林肯总统只是想以这样的\"前景\"去阻吓南方的离去，却没有想到，人们由于不同理念的不同组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南方的进一步分离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重新统一甚至扩大。

　　关键在于，对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形式的国家，究竟是靠什么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一点上，林肯总统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一个建国原则，对于联邦的各个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好象肯定是离心力很大的一盘散沙。看上去美国是非常容易变得四分五裂的。可是，一个应该是导致分离的原因却奇怪地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磁心，这个磁心就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如果说，今天有许多人离开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母语，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富裕生活的话，当初的美国却曾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而它却不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吸引了一个个加盟的地区。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总统在两难之间挣扎出一个战争决定之后，他自己就落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战线越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越惨重，他也越明白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林肯总统毕竟与一些只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政客是不同的，他无法漠视死亡。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胜是败，他都心情沉重。他已经阻止不了战争的发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灵重负，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这场灾难。而他深知自己对今天这个局面是有责任的。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仗，可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林肯却无法摆脱双方将近五万士兵的伤亡，给他带来的浓重阴影。战争还要继续，他作为总统必须说些什么，但是，他无法在死亡面前以夸耀胜利鼓舞士兵的斗志。一个无法排解的沉痛心情，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战役之后，短短的演讲的基调。

　　最终，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之所以要作这个目标切换，就是因为林肯总统还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於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

　　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 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这样持续数代人的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对奴隶制深痛恶绝的普遍气氛中，战场上一个解放奴隶口号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当初的\"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初期，当林肯总统还没有对战争目标作这样的切换的时候，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即使在战争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以自由为目标的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是军队中的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不过军官都是白人担任。然而，我们今天不能不肃然起敬的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联邦军队，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战斗口号，为当时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隶，为他们的自由去战去流血去牺牲。并且在此后，他们的后代依然以此为荣。在一百多年前，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种族偏见的年代，这是必须在一块有着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发生的。

　　南方\"邦联\"对于林肯总统这个战争目标的切换，反应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开始以后，双方已经有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南方不论战斗胜负，在战斗的目标上，一直感觉是理直气壮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公告\"，他们的理解也只是一个战略措施。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已经百口莫辩。虽然战争的胜负还未最后决出，可是，在战争正义性这个立论上，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关键就在于，南方是有奴隶制，那几个极端南方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最初动因，也是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隶制维持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奴隶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上，是无法和美国的精神主流\"探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知理亏，甚至因此不惜离开美国，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后面，时时要求对簿公堂的\"道德辩论\"。

　　可是，在他们提出离开美国的诉求之后，林肯总统以\"保卫联邦统一\"的名义，组织联邦军队一举进攻南方，发生了这场以\"分离\"和\"不准分离\"为争执焦点的战争。南方在这场战争面前，原来是丝毫没有理亏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离开美国的权利。更何况，战火燃烧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入侵者，保家卫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着是独立战争以后的又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可是，当他们终于发现对方的战争目标已经转换时，他们落入了一个挣不脱的罗网。因为，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既然对方的战斗目标已经转换，他们的地位也就同时被转换了。也就是说，既然联邦军队是在\"解放奴隶\"，他们就必然被随之定位在\"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这时的南方\"邦联\"真是狼狈之极。举着解放奴隶大旗的联邦军队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杀过来，正义凛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拿不出一个相应的战斗口号与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亏，可是又好象亏得莫名其妙。他们想指责林肯总统这种战争主题切换的不公道，可是又张口结舌，欲辩无言。因为，人家宣称打的就是奴隶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隶制，真可谓是\"打个正着\"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邦联\"发现，唯一还有可能把双方拉回原来的争执焦点，\"以正视听\"的办法，就是使得林肯总统切换进去的新目标消失，这样，才可能回到原来战争争执的焦点。这才可能使得南方坚持认为联邦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来。

　　于是，南方\"邦联\"宣布，南方废除奴隶制。在这一瞬间，战争进入了一个荒诞的状态，联邦军队的战斗目标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这个反应已经是在太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的后期，南方大势已去。林肯总统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旗帜，一路打到胜利。南方\"邦联\"一直处于劣势，疲于应战，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机会，重新讨论他们是否有权利离开美国的问题。

　　1865年4月8日，就在联邦军队攻打南方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在距离当年南方\"邦联\"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安静村庄的两层红砖小楼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穿着一身笔挺的一尘不染的军装，代表南军向联邦军总司令葛兰特将军投降。三天以后，南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走过联邦军队的面前，放下武器，开始返回家乡的旅程。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如果说，后人一定要对这场战争在是非上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自从林肯总统将一个\"爱国的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切换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这一刻起，南方就已经输定了。战争一结束，南北双方的学者就不断地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因为，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状态，并没有中断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学术争论和不同观点。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有无数联邦军队的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抛洒在\"解放奴隶\"的自由旗帜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依然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

　　结果，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也随着人们对于超越种族属性的普遍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会在这样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只有在\"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可能在长久的岁月里，认可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的奉献。因此，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且，就连林肯自己都承认过的武力解放奴隶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战后的继续辩解，也显得十分苍白。

　　在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战争尚未结束，对于战争伤痛的人道关怀已经逐渐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葛提斯堡的昔日战场上，保留着一个纪念馆。你在里面找不到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敌人\"，\"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平和与客观的陈述。

　　在这个纪念馆里，有战役进程的客观描述，但是没有对某一方特意采用高昂的褒扬用词，也没有对另一方采用轻蔑的贬抑用词。纪念馆里有一百多年来的葛提斯堡战役纪念活动的照片，人们在这些照片里，看到双方将士都已经渐渐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来，重新握在一起。

　　我在这里原样照录一些简单的陈列说明。因为我想你也许可以从这些平静叙述中，体会到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

　　\"威斯理和威廉.科尔普是在葛提斯堡长大的两兄弟，分别之后，都参加了军队。最后在战场上相遇-- 一个为\"邦联\"，另一个为联邦。1863年6月，威廉.科尔普所在的属于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联邦军的宾夕法尼亚民兵87团F连，与他的兄弟威斯理所在的属于\"邦联\"军的弗吉尼亚第二民兵步兵团B连，发生对战。几天后，威斯理的军团调到他的家乡参与战斗。6月3**在进攻科尔普小丘时阵亡，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威斯理的家人听到他的死讯后去战场寻找。他们发现了刻着他名字的枪托，可是，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被确认。\"在这段说明下面，是威廉和威斯理.科尔普兄弟两人的照片，和威斯理阵亡的科尔普小丘。

　　另一个陈列说明是这样的：\"当地流传另一个有关威斯理.科尔普和杰妮.威德的故事。温切斯特战役后，威斯理遇到一个年轻的联邦军伤兵，下士约翰逊.(杰克)斯凯雷。威斯理认出那是他在葛提斯堡的童年好友。他上去交谈，杰克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在路过时交给他的恋人杰妮.威德。几天后，威斯理参加了葛提斯堡战役，在第一天战斗停火后，他去探望住在葛提斯堡的姐姐，并且提到他有一封杰克.斯凯雷的信要转交杰妮.威德。他姐姐说可以替他送信，可他还是想以后亲自把信送去。6月3日，威斯理阵亡时还揣着这封信。同一天，杰妮.威德误中流弹而死。6月12日，杰克.斯凯雷死于他的创伤。\"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张几个孩子的照片，旁边的陈列说明是这样的，\"葛提斯堡战役结束后，发现在一个无名联邦军队战士的手里，捏着这张照片。几天以后，拿着这张照片的葛提斯堡居民，把这件事告诉了费城的杰.弗兰西斯.波恩博士。波恩博士要了这张照片，复制后在北方的各种报纸刊登启事，寻求协助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现在许多报刊杂志上，打动了很多北方人的心。求认的启事也有了回应。阵亡士兵身份被他的妻子确认，他是154纽约民兵团C连的阿莫斯.哈密斯登上士。波恩博士来到纽约的波特维尔，将照片原件送还了哈密斯登夫人。这一事件触发了为哈密斯登的孩子和其他联邦军人遗孤的募款运动。这一募款运动扩展到出售哈密斯登的孩子的复制照片，以及出售有关这个故事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在这笔基金的支持下，1866年建立了葛提斯堡孤儿之家。哈密斯登夫人成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且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搬进了这个孤儿之家。\"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些当年士兵站立的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真人那么大。一排排站立在幽暗的展厅里。灯光投射在战士们严峻的脸上，他们的眼睛凝视着你，使你无法忽略这些逝去的，和你一样的生命。他们就是葛提斯堡的灵魂，也是这场战争的灵魂，这个纪念馆使所有的参观者，一想起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与这些生命所相连的，被战争毁灭的一个个幸福和感情。它时时在提醒你，这些士兵也是父母心爱的孩子，孩子们依恋的父亲，女孩们梦中的恋人，他们被毁于一旦，不论他们是南军，还是北军。甚至他们就是被毁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称为是一个\"悲剧\"呢？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这就是南北战争从一结束起就形成的，对这场战争评论的基调。我们曾经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聊起美国人这种战争态度。他觉得很奇怪，总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够回答的就是，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的，既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也基于这里的人们尊重个人，尊重生命的一贯态度。

　　美国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可以自己筹款，建立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这样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美国遍地都是。没有人能够对纪念碑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对博物馆主题\"定调子\"。在北方，你在读纪念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国内战争\"这样的用词，有时也会提到联邦。然而在南方，纪念碑上称呼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独立的南方\"邦联\"了。

　　可是，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它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基调，都不约而同地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在这块土地上，这是自然的。看到这些与我们一向习惯了的军事博物馆风格大相径庭的气氛，我们也只能这样想，在我们的出发点里，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也就在不同的气氛下，受到熏陶和渐渐长大。长大以后，他们相遇时，又会感到陌生和惊讶。

　　林肯总统的整个心态，也始终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总统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在整个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决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林肯总统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对于这场战争悲剧的历史性认识，以及他真诚地把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对战后问题的决策中。

　　虽然，基于美国的制度约束，林肯总统很难做到，象其它一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胜利者的优越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下，把南方\"叛乱者\"们从上到下作一番彻底清算。比如说，镇压为首者，清理叛乱参与者，以战争罪，叛乱罪，刑事罪等等，处理一大批南方的\"后患\"。并且在舆论上颂扬北方的平叛的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总统不能任意这样做，不过，林肯总统本人对于战后南方问题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林肯总统几乎被暗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然而在战争形势明朗，胜负已经基本定局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他是坚决的温和派。虽然由于他的被暗杀，联邦对于南方的处理，有过一些反复。可是林肯总统生前的这个态度，对战后的南方和战后的美国如何走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战后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我以前跟你说起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战争机器一旦滚动起来，它的残酷性本身，就会导致许多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民兵，打出来的这么一场战争了。就象中国的说法，兵者，凶器也。美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东西。前面说过，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写下来，并且出版。

　　在美国，有关南北战争的书，已经多到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干，花一生的时间去读，都不可能读完了。而且，还在继续地出版。南方的一片焦土，也在出版的历史，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子里，永久地保留下来了。例如在佐治亚，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谢尔曼将军，是无人不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很不幸的是，他的名字一直和一场场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北军打到佐治亚的时候，南方已经大势已去了，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市被攻陷之后。去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它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才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在接近佐治亚南方港口城市塞凡那的时候，塞凡那的人们发现根本无力抵挡北军的攻势。为了避免损失，商人们派出代表去见谢尔曼将军，表示不抵抗，希望他能够不烧塞凡那，并且在他进城之后予以协助。谢尔曼答应了。此刻，正是圣诞节前夕，谢尔曼将军高兴地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我将把完整的塞凡那，作为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该信的原件犹存，这成为今天在美国南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塞凡那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佐治亚最美丽的一个老城市。在美国逻辑中，那些塞凡那商人也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南方人也决不会把他们当叛徒对待。

　　离开塞凡那，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将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我们在南方周游的时候，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谢尔曼将军的名字，一百多年来，南方民众的子孙对\"谢尔曼的大火\"耿耿于怀，一代传一代。在我们来到查尔斯顿的时候，就问过一位在市政府的花园里做义务导游的老人，谢尔曼将军烧过查尔斯顿吗？老人说，查尔斯顿在被北军攻陷的时候，已经大半毁于炮火，所以，\"已经不必麻烦他再烧了\"。一出城，我们就在查尔斯顿的郊外，遇到被北军焚烧后至今还留下一堆焦黑瓦砾的庄园。

　　在那次陪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塞凡那的时候，参观了谢尔曼将军在塞凡那期间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是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大富豪的私邸。在参观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向讲解员了解有关谢尔曼将军烧佐治亚的情况，可见谢尔曼将军已经随着历史书在澳大利亚也出了名。那个讲解员平和地说，据他认为，这些情况也不能全部归咎于谢尔曼将军一个人，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失控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两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惊讶，说是没想到南方人还有这样的客观和冷静。

　　当然，这份平静也是一百多年时间淘洗的结果。可是，那位讲解员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局势也就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难以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士兵常常补给不足，双方也就都有饿得骨瘦如柴的战俘。在主要战场的南方，平民遭遇北方军队抢劫的情况也很多。双方在后期甚至都出现过\"督战队\"，即向自己一方的逃兵开枪，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阴暗面和细节，都在战后，随着战争的书信集日记集，逐渐变成一本本历史书，出版并且公诸于世。

　　不仅是纪念馆，这里的战争回忆录，和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回忆录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内战，就比其它地方的内战流了更多的血；也并不是这里的内战，就更不人道。只是，这里的人放下武器的时候，比其它一些地方的人们更快地意识到，他们原来都是父子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宗教，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他们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们从战争的魔魇中醒来，自己被自己的行为震慑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最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吗？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样一种自发的，出自人性本能的对于内战的反省，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胆敢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国内问题，不论他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人们普遍理解，他们的先辈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样一场内战。可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不论是谁，都很难避免在历史上定位成为一个罪人的结局。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又\"进化\"了一步。

　　你一定还记得，在南方向塞姆特堡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南方和北方，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战争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仇恨。那么在战争制造了仇恨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时，林肯总统已经被暗杀，按照宪法，由他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最为恶劣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再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国会法案被总统否决，又有如此之多总统否决后的提案，重新又以绝对多数被国会强行通过。所以，当你听到，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式由国会对总统提出弹劾，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充满矛盾的反映。

　　在战前，是南北对峙的矛盾，在南方\"邦联\"成立的时候，南方的国会议员们就都离开美国国会，回到南方自己的\"邦联\"议会去了。美国国会里只剩下了北方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北方议员的国会，和林肯的副总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上国会与总统最尖锐的矛盾呢？

　　战争过去了，北方胜利了。在战争后期，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根据战场形势，林肯总统对于胜利前景，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可是，\"战胜\"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问题又解决到什么地步呢？尽管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作了一个战争的目标切换，可是，他应该明白，战争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场战争就是用武力把逃离美国的南方，押回了联邦。即使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实质就是北方用枪逼着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统一到美国主流的制度和观念上。

　　在奴隶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自从它的建国者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想，到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似乎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省和认识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所得到的成果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因此，这样的矛盾是一个自然化解的过程，虽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对于种族的偏见依然存在，但这是另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个新的过程站在一个可靠的起点上。你可以因此而预期到，后面的这一个认识提升过程，也会是平稳的渐进的，相对顺利的。

　　那么，在这样一场林肯总统所领导的革命性的变革之后，南方又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这要从南方原来的社会状况谈起了。是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只有百分之五的白人是拥有奴隶的，只有百分之一的白人是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真正大奴隶主。可是，当时南方的白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那些百分之一的大奴隶主专制的问题。奴隶主虽少，维持奴隶制却是当时大多数南方白人的意愿，尤其是在极端南方更是如此。这些白人，用我们习惯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局限和教育程度低下所造成极端的种族偏见，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制度维持了一个有等级的，稳定安全的保守社会。你不要以为当时的美国南方只是不喜欢黑人，其实他们更不喜欢时髦的，流动状态的，一天一个\"主义\"的北方白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和来自欧洲的白人新移民。他们不要什么新奇的花样。就这么按照原来的样子过着挺好，主人象个主人的样子，仆人象个仆人的样子，奴隶也象个奴隶的样子。

　　当种族偏见和狭窄保守结合在一起，极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就是要反对废奴，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奴隶。极端南方是一个很有自己主意的民主社会。所以，他们当初要提出离开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极端南方的几个州，和美国精神主流的风格和社会诉求确实相去甚远。所谓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意思，它只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在决定风格的一个社会。这些人的认识水平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不论奴隶制是多么不人道，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说到这里，你一定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枪炮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是，这正是林肯总统和北方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南方押回来以后，怎么办？它是回来了，可是在实质上，它还是南方\"邦联\"，不是美国。因此，在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上，北方产生了巨大分歧。国会以强硬派为多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时北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持强硬观点。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一般来说，在美国最能反映民意的就是国会了。

　　当然，国会议员来自不同地区，所以他们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民意，国会本身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南方议员在战前就全部离开了。国会也就第一次有了相对一致的条件。可是，林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温和立场上。

　　林肯总统显然没有在战前预料到，南北战争将是这样一场持久残酷的战争。开战以前，他曾经尝试了一次强硬的态度，于是有了这场战争。所以在战后，也许对于林肯总统来说，更简单的做法还是强硬到底。可是看上去，林肯虽然已经无法改变南北战争这个现实，他却显然不想在战后继续用刺刀对付南方。战争结束之前，北方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分歧。强硬派的出发点是复杂的，这里有对于积聚了战争仇恨的南方力量的忧虑，有对于\"叛乱方\"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心，也有对于战后南方的黑人处境的关怀。而采取强硬立场的依据，就是战争本身造成的非常状态。美国是一个强调理性的国家，而战争本身是一个无理可讲的非常状态。既然已经连打仗了，在战后再持续\"非常\"一段，似乎也应该可以接受了。

　　可是，林肯总统却坚持要善待战后的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南方表示愿意回到美国的前提下，让南方在立法上完成废奴，然后，对南方不作任何追究。逐渐把南方还给南方人，尽快回到战前美国的正常状态。

　　两派观点的对立非常严重，以致于今天美国的史学界还普遍有一种讲法，就是，在林肯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之后，真正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南方，而是北方极端的强硬派。因为林肯总统显然在北方民众中，有他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假如他要坚持一个温和做法的话，推行的可能性显然就要大的多。而现在，温和派等于是大旗被砍，群龙无首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点不起眼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顶上林肯的总统职位之后，不但坚持了林肯对南方的温和态度，而且在做法上出乎意外的当机立断。在他上台之后，趁着国会休会期间，断然推行温和的战后措施。例如，在效忠美国的誓言之下，对南方所有的叛乱参与者不予追究，而且依然具有公民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具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这一时期，南方各州几乎都有了总统临时任命的州长，州议会也都废除了原来战前退出美国的宣言，并作出了废奴的决议。当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温和的结果是，南北战争结束只有六个多月，在新一届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当初南方\"邦联\"的副总统，就是我提到过的，战前林肯总统给他写信的那个亚力山大. 斯第芬，已经作为南方国会议员团的代表，带了一群\"昔日叛军\"的新议员们，重返美国国会了。北方的国会议员们普遍不能咽下这口气去。尽管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一样，同属共和党，可是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以强硬派为主的国会与温和派的总统几乎是对着干的。国会开始一系列的立法，推行他们对南方的强硬做法，比如说，由联邦军队进驻，把整个南方划为几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司令员，参与一定的政府管理，有一点半军管的味道，实行宵禁等措施。就在这一时期，国会还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一般来说，人们提到这个宪法修正案，首先注意到的是，就是这条法案历史性地确立黑人的公民权。至此以后，黑人的公民权问题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这确实非常重要。你从我以前的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美国的常态运作方式，从此以后，在进一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精神主流再要向前推进的话，就有了扎实的宪法基础。平等自由原则在各个不同种族的实行，有了本质性的进步。

　　然而，人们在提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常常忽略它的后半部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后半部分的历史重要性远不能和它的前半部分相比。那只是一个战后的措施，时间性非常强。战后的重建时期一过，这条修正案的后半部分就随着它的历史时效的过去，自动走入历史，不再起作用了。可是在当时，这是强硬派的国会与总统对着干的一个重要法案。因为宪法修正案后半部分规定，凡是曾经宣誓拥护宪法，后来又从事反叛的，均不得再进入国会，竞选总统，以及担任联邦或州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当时，第十四修正案这半部分所引起的震撼并不比前半部分小。因为，这等于是剥夺了南方最主要一批精英的公职权和部分公民权利。

　　由于对于处理战后南方问题这样两种态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重建，经历了一些摇摆。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温和也罢，强硬也罢，如果相对于其它国家发生的各种内战，它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出现对失败一方的任何惩罚行为。即使是所谓强硬派，没有镇压和清算\"叛军\"和\"叛国贼\"，更不要说因此产生的大规模错杀了。

　　两种不同态度的争执，引起了不同的\"南方重建\"措施。普遍认为，强硬的国会一方更为关注黑人的利益，而温和派则有\"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之嫌。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有时会感到疑惑。我怀疑的并不是国会所代表的多数北方民众，对于南方黑人处境的深切关怀，因为事实上，这样的关怀完全符合北方一贯表现的对于黑人的同情，符合他们历来的人道诉求，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说是林肯的后任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类似奴隶主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我想也不能说就没有可能，因为对黑人有偏见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可是如果说，作为坚定温和派的林肯总统，坚持他善待的主张也是为了\"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我是不大相信的。我所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个方面态度的主观意愿的话，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进步是事实上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我还得想一想再给你聊。今天就先写到这儿。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8 15:43:45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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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赠送的一颗苹果说起[转帖]

孙晋榜 2009年02月21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离开母校晋江三中已经40多年了。在农村，在大学，在工作单位，对母校那日日夜夜的流连、想念、向往，所有情感尽情融汇于母校那颗毛主席赠送的苹果上。那颗翡翠般光溜溜的苹果，像一件无价之宝，静放在学校的一个玻璃盒子里。校园里的一切都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先后发生了变化。但是这颗积累母校厚重历史底蕴的苹果，与日争辉，与母校同在。因为它记载着母校师生为反干涉、反分裂、反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奋勇支前参战的光辉篇章。

　　1958年8月23日那场牵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八二三”炮击金门战斗至今已50年了。晋江三中，地处围头湾，是一所海防前线中学。“八二三”炮战的当天，学校由救护队和担架队组成的支前大队正好拉出去野外进行军事训练，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紧急情况，支前大队的同学们，立刻马不停蹄跑步回校集中。根据上级的要求，一支由103名师生组成的支前大队只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就奔赴7公里外的围头前线。到了阵地上，炮战已打响，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队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阵地上：抢救、护送、护理伤员；守电话机，缝补衣服、打扫卫生；搬运炮弹、弹壳、弹箱；抢修工事、挑开水、站岗巡逻。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背影。他们的动作利落敏捷，一双双的眼睛机警而深沉。

　　蔡玉霜是支前大队的一位女队员，中国现代知名作家刘白羽是这样描述蔡玉霜的：“蔡玉霜绝不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救护员，从头一天上火线起，她就抢着扛运炮弹，参加战斗。她年纪很轻，身体相当瘦弱，海岸第一阵强大的炮声几乎把她震倒，可是，不，她没有倒。她眼睁睁看着炮弹快打完了的时候，她就急起来，她想：‘这怎么能够!正是我们狠狠地打击敌人的时候呀……’她立刻不顾一切，冲出坑道。这时外面很危险，战士们伸手拦阻她，她却一下跳出去往弹药库跑，还鼓舞着大家喊叫：‘同志们!不要怕，赶快把炮弹运上来呀!’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从这件事就可以显露出蔡玉霜在支前参战中的光辉形象。”

　　支前大队中还有另一位巾帼英雄林惠珍，在激烈的炮战中，她的腿曾被炮弹爆炸时掀起泥土严严实实地全埋住，她自己也感到下肢麻木，以为腿被炸断了。炮击停歇，她奋力把腿拔出来，原来没断，并能自己站立起来。回到坑道里，她没顾得上吃饭又跑出去帮助搬炮弹、弹壳、弹箱。还有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她跟战士和支前民兵冒雨抢修工事时间长了，全身衣服都被雨淋湿了，浑身发抖，同志劝她休息，她不肯，一直坚持到最后。她说：“在前线我亲眼看到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亲眼看到那些身受重伤还不下火线的战士们。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不屈的力量和英雄的气概触动着我的心灵，鼓舞着我的斗志。”蔡玉霜、林惠珍就是这样：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打击敌人，她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她们都是学校支前大队中的英雄，她们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炮战停歇了，新学期开始了。支前大队的同学们都重返学校上课。由于蔡玉霜和林惠珍的出色表现，蔡玉霜被评为支前二等功臣，林惠珍被评为三等功臣。1960年5月她们共同被评为全国民兵代表并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国防部还奖给她们每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后来她们还先后被评为省、地、县“海防斗争积极分子”。那荣誉带给她们的启迪和教育，充实了她们的人生，给她们以前进的动力。

　　支前大队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作家、媒体的注意。刘白羽在《金井初夜》一文的开头是这样叙述的：“前线的同志们告诉我：‘8月23日，炮声撼天震地地响起来时，有一支青年救护队从金井向围头飞奔，20分钟跑完了14里路……’这个消息吸引我去访问金井。”不止刘白羽，当时全国的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都先后报道了这件事。于是支前大队的名声瞬间传遍全国，传到了炮战最高的决策者毛泽东的耳朵里，他从朝鲜首相金日成赠送的一些苹果中挑选出一颗赠送给我的母校，并委托辽吉黑三省慰问团和延边歌舞团的领导来前线慰问时带下来。慰问团来校慰问演出时就把苹果移交给学校。我们说，一首诗可以成为千古绝唱。毛主席赠送的这颗苹果也成为母校发展史中最光耀的一页。

　　除此之外，晋江三中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和司令部评为支前集体三等功；被共青团中央评为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这一连串的桂冠，是母校出类拔萃表现的见证，是一曲动人心弦的不朽凯歌。一所有117年办学史的学校，有这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高考红旗的飘扬和一级达标学校的验证。如今，三中人正用自己智慧和生命实践着培养祖国建设合格人才的庄严承诺。在他们的面前还有更多、更大的空白交付于未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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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转帖]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一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主席、苏联****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
奇·斯大林大元帅不幸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晚九时五十
分（莫斯科时间）逝世。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
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
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
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　　　
　　　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
旗志哀；　　
　　　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
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
维尔尼克同志：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
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
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
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
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
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
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
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
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
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主席同志，光荣的列宁、斯大林的党，伟大的苏联人
民和苏联政府，定将得到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
府的兄弟般的始终如一的信任和支持。中国人民一定会以
最大的坚定性，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永远紧密地团结一致，巩
固并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提高警惕，加
倍努力，打击战争挑拨者，为苏中两国人民的永久利益和
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奋斗到底。我相信，全世界一切劳动人
民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都将和我们一道，遵循斯大林
同志指示的方向，把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担当起来。
　　　　　毛　泽　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人民
　　　日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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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作:林则徐禁烟奏折[转帖]

　　《影响历史的一百篇名作》　
　　　吴江雄　编撰

　林则徐禁烟奏折　
１８３８年９月　　
　林则徐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
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
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
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
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
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兼兑银之人本
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
钱而开票者，彼即啖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
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
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着。此
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
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
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
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
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诈病民，而
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
　　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
每两兑钱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
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
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
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侩之牟
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盈，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
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只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
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吃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
遂谓已无漏卮，其可信乎？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
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
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
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
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
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船水
手以挖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
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
皆êaê_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
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
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
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
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　　　
　　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
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
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
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３６两，以
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４万万人，若一百
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
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
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
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
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
儆玩心而回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
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
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
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
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
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
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
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
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
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
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
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敕议，虽现在
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
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
嗣后吃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
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
方已耳。谚云：“刖足之市无业屦，僧寮之旁不鬻栉。”果无
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
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
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
又安所施乎？　　　　
　　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征；若恐诛不胜诛，
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
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
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
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
胜计，以视养痈贻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终
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
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
世轻世重，兼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
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
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
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
　　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
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
盗，不亟为计？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
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
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A　又名《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选自《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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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为何“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转帖]

　　童青林编著

　　　　（左起）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秋冬之交，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局势已有所好转。但尚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思想路线的

　　争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需要在中国****内高层当中召开一次会议，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于是，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会议开了36天，后一个会议开了5天。由于这两次会议所起的特殊作用，因而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1月25日，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于是，与会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反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在会上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做自我批评，这也使得大多数与会者颇感不满。

　　事后，马文瑞在中央党校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专门讲了真理标准问题，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会议的争论情况。他说，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半年多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同志们很关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两个凡是”，另一条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还有一件事也让很多与会者感到不满，这就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迟迟不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

　　还在5月中旬，《红旗》杂志新来的总编辑走马上任之际，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他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文章有问题。对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面，甚至两个版面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认为，目前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甚至质问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时隔不久，这位总编辑向杂志社干部传达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某位副主席的指示：《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背离指导思想的倾向作斗争。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考虑。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和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通栏标题做了报道。《红旗》杂志总编辑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还责怪说，以“精辟阐明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标题，太突出了。他认为，各报的标题都一样，都是照搬军报的，问题出在军报。

　　6月下旬和7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连续两次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邀请北京的理论工作者参加，但《红旗》杂志没有派人。第二次邀请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参加，《红旗》杂志虽然派人参加了会议，却又以“我们正在搞运动，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为托词不在大会上发言。并表示，如果在小组会议上非发言不可的话，那就“不一定参加”了。

　　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位总编辑得知后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宣称：《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红旗》因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而受到责难，他回答说：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删掉了，而且还在继续发表带有“左”的内容的文章。自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11月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很受人们的欢迎。可是，《红旗》始终无动于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议论。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位总编辑依然若无其事，反而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在11月8日召开的哲史、文教组座谈会上，这位总编辑还说，我是能见华主席的人！有什么被动的。现在中央就是不让《红旗》杂志表态。他甚至说，不要怕这种人，这种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我暂时不点名。

　　同一天，《红旗》杂志这位总编辑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依然表示自己不被动，甚至还说，《红旗》杂志没有发表文章，这里头本身就有文章。《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当然要执行中央的方针。中央对这场讨论的动向正在观察。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向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约稿。这位总编辑得知后吩咐说，一定要跟任仲夷讲清楚，华国锋说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是指提高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没有别的意思，文章不要介入当前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最终，使《红旗》杂志改变“不介入”方针，“卷入”真理标准讨论的是谭震林写的一篇文章。还在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约谭震林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文章。谭震林虽然同意了，但坚持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红旗》杂志总编辑看了初稿后，要求把真理标准的这部分删掉。可是，谭震林在修改文章的时候不仅没有删去这一部分内容，反而在文章的开头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结果。他还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文章只做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

　　接到这样的文章，《红旗》杂志总编辑当然不敢轻易发表。于是，他建议：请谭震林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因为“中央给《红旗》杂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如果不同意删，就报送中央常委审查。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谭震林思考了两个多月，他当然不会同意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他明确表示，文章的材料可以变动，但观点不能改变。他还说，《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我是来帮忙的，才把真理标准问题写进文章。他让人转告《红旗》杂志总编辑，不要害怕，大不了吵一架，丢不掉乌纱帽！

　　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他写道：我们约请谭震林同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会使《红旗》杂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不同意，说要请中央主席审查。

　　李先念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在批语中写道：谭震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杂志太被动了，《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

　　邓小平在批示中要求《红旗》杂志卷入讨论，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杂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杂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考虑到真理标准问题是当时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据此猜测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相当多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更加心有余悸”，在地方工作的干部感到思想上的混乱，“已成为影响大治，影响团结的大问题。”所以，11月24日，任仲夷在他主持的东北组会议上建议中央就这个问题讲一讲。他说：“如果中央目前能讲一讲，全党一致了，思想混乱就将澄清，我们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和猜测也会止息。其中别有用心，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人，必将枉费心机。”

　　第二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街上出现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现在报纸上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他还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有人问我，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了。与会者看到文章后认为，这是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正式表态，都“感到满意”。结果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会议开得更加热烈、活跃”。

　　两天之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再次谈到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他说，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

　　在邓小平25日谈话之后，那些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已经意识到再这样顶下去肯定不行了，并且开始表态。于是，真理标准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几乎每个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几天之后，也就是12月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解释。他说，在真理标准的讨论过程中，有些文章的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同志，这就有可能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后果也不好。真理标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认真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承认，《红旗》杂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太迟了，并且解释说，国外对中国局势的猜测，《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这不是《红旗》杂志能够负责的。

　　第二天，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发言说，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公开表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二是自己刚来中央机关不久，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情况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么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主要原因。

　　12月4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指出，关于检验真理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现代化建设的斗争。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发生在下面，而是发生在****的核心层。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才无后顾之忧。

　　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对真理标准的争论，有人称之为“整个争论的决战取胜阶段”。应该说，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胡耀邦找《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其他几位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胡耀邦直言不讳地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你们犯了错误，起了很大的障碍作用。

　　在邓小平、李先念的过问下，《红旗》杂志在1978年第12期上发表了谭震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写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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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出版背后的故事[转帖]

1979年4月26日，上海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夫妇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傅敏和傅聪出席了追悼会。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退还了许多抄家物资，傅敏对家书特别留意。遗憾的是，里面没有傅雷家书。 “我跟傅聪谈起了家书，傅聪说，这些家书，他绝大部分都保存着。我顿时喜出望外。 ”

在追悼会上，傅敏见到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作为傅雷的挚友，楼适夷在建国前就与傅雷一家相交匪浅。

几天之后，楼适夷回北京。傅聪恰巧也乘同一班机去北京转道回英国。途中，楼适夷和傅聪相对叙旧。两人在谈话中说到了多少年来，傅雷给傅聪所写的往往是万言的家书。傅聪告诉楼适夷，那些信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自己海外的寓居里。

关于傅雷、傅聪父子的通信情况，楼适夷记得，1957年的春末，他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经上海，依然同以前一样，留宿在傅雷的家里联床夜话。傅雷对他谈到了正在海外学习的儿子傅聪，并找出他寄来的家信给楼适夷看，同时也把自己已经写好、还未发出的一封长篇复书，叫楼适夷一读。

“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刚被邀去过北京，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他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亲口所作的讲话，领会到党在当前形势下宣传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显然，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动，他全心倾注在会议的日程中，做了详尽的长篇记录，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他这次给傅聪的那封长信，就是传达了这次会议的精神。 ”在楼适夷关于傅雷家书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写道：“他（傅雷）指着傅聪报告自己艺术活动的来信对我说：‘你看，这孩子在艺术修养上确实已经成熟起来了，对这一点我是比较放心的。我担心的是他身居异国，对祖国实况有所隔阂，埋头艺术生活，最容易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不要在政治上产生任何失误，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

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傅雷被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在波兰留学的傅聪，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石西民的关照下，傅雷虽然被划成“右派”，但仍能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信关系。在飞机上得知傅聪保留着这些书信之后，身为作家和出版人的楼适夷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些书信的价值。

傅敏手中仅有的两封遗墨，从恋爱观、待人接物、性格培养、自我解剖到如何看待艰苦生活，树立“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的人生观，傅雷的每字每句无不震撼人心。傅敏决定让公众与他分享父亲18年前对他的教诲。

1980年初《青年一代》杂志刊登的这两封家信，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读者从家信中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傅雷，一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因而纷纷要求傅敏尽多尽快地刊布他父亲的遗墨。

1980年5月，傅敏前往英国语言学院进修，住在傅聪家。利用进修的间隙，他开始整理家书。8月，傅敏带着家书的复印件回国了。这时，楼适夷介绍了三联书店的范用前来找他，商谈《傅雷家书》的出版事宜。

在双方同意合作之后，范用安排了一个老编辑秦人路帮傅敏一块儿整理家书。

不料，当《傅雷家书》发排时，工厂拒绝排版，说傅聪叛国，不能出他们父子的书。为此，出版社特意到中央音乐学院找来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傅聪回国讲学问题的批示。批示指出，傅的出走情有可原，出走后确实没有做过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出走以来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些必须充分了解和体谅。但希望傅聪能对“出走”一事在公开场合有所表态。音乐学院曾给文化部打过一个报告，说明傅聪对《中国建设》记者已表明，自己对过去的出走感到内疚，可以看作是公开场合的表态。后来，范用又去找了胡乔木，拿着胡乔木的条子到了工厂，书才开始印。条子里的内容傅敏记不全了，但是有一句话他记得很清楚：“傅雷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

1981年8月，《傅雷家书》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 （黄艾华摘自2月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