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1:53:18

民国才女张默君[转帖]

　　在湘乡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曾出现过不少名人。在这些名人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女性则是凤毛麟角,而张默君要算这些凤毛麟角中的杰出代表。

　　锋芒初露的少年时代

　　张默君于1884年10月5日(清光绪十年,农历九月初六)出生在湘乡二都湘西乡(今龙洞乡)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初名昭汉,乳名宝螭。其父张伯纯是前清举人,清光绪年间曾协助曾国荃督办两江学务,1905年12月26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其母何懿生,通今博古,善诗词歌赋,有海内女师之称。受父母的熏陶,张默君极早启蒙。3岁读《诗经》,4岁读《唐诗三百首》并学作对联,6岁进私塾。学诗之外,通读经史子集,并临摹碑帖。其母将其7岁前所作联语订为一册,取名《宝螭墨戏》。此书1909年毁于长沙大火中,实为可惜。她的思想早熟还表现在对姐姐缠足一事的反抗上。她认为裹脚造成脚骨畸形,是摧残妇女的一种十分愚蠢十分残忍的陋习,应该彻底废除。于是,她痛斥裹足的残忍,畅论放足的理由,使反对者哑口无言,无从辩驳,因而更加得到父母的赞赏。那些堂而皇之的道理出于一个7岁的女儿之口,使张伯纯大为诧异。后来张伯纯出资赞助李佳白牧师倡建的“天足会”,张默君便和母亲一道将“天足会”会章与劝导文件印制十万余份分发各地,宣传缠足的弊害以及世界诸国进化强盛的道理,号召妇女大胆放足,自己解放自己。此举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是很需要一点胆识的。据说当时邻省有某秀才写出“怪湘乡,弯弯张,半截小观音,赫赫威名扬,道是千金小姐,实为大脚婆娘。”的俚词中伤张默君,张默君当即慨赋《天足吟》一绝以回敬:
　　悲悯人天动百神,
　　看从苦海起沉沦。
　　秉彝毕竟同攸好,
　　还尔庄严自在身。
　　此诗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比“大秀才”的白帖式俚词要强上百倍千倍,作者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情怀及其纯熟的思想品质,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赏,因而动摇了那些陋习坚持者的决心,尤其令那些迂腐“秀才”汗颜。因此,小小年纪的张默君,便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许多人由此推测,此女日后不凡。

　　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其在华侵略利益,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张默君带着满腔义愤读王夫之的遗书以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戚继光等人的传记。她读《黄帝魂》、读《书》,读《革命军》《仁学》《新湖南》《洞庭波》《浙江潮》《女学报》《警世钟》《狮子吼》等,毅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她说:“吾曹顶天立地,禀气含义以生,固应以身许国,定乱扶危,吊民伐罪……不要‘浑浑噩噩,老死牖下’。”于是积极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倡导用革命形式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驱除外国侵略者,实现独立。她于1906年6月17日加入同盟会,与秋瑾、赵声等在江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07年7月15日清晨4时,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张默君闻讯后既悲且愤,带泪复读着秋瑾“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的绝笔誓言,革命意志愈坚。是年,张默君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务本女学后,即被委聘担任江苏粹敏女学教务长一职,在学科设置、学校管理、训导等方面多有兴革。未几又在该校增设中学,并相继在江宁倡设模范小学14所,积极从事教育工作。1909年,与革命党人龚炼百交往,被敌所察。在危急之时,与母亲一道将支持革命党人的枪械子弹十余箱沉入户后深塘,使敌一无所获,免遭一劫。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起义爆发。张默君与父亲张伯纯赶赴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程德全见大势所趋,宣布独立,自任江苏都督,同时任张伯纯为他的参军,并委托张默君主办《江苏大汉报》。该报每天出一大张,张默君既任社长又做编纂,每期社论几乎都出自她手。她以涵秋、大雄的笔名为文,鼓吹民治,倡导大同;笔锋犀利,义正辞严,报纸供不应求,有时不得不数次加印。此外,她还组织“神州女界协济社”,并任社长。该社筹备了不少经费支援南京临时政府,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同时,她还在母亲的帮助下创办了神州女学。这是张默君深感要实行真正的男女平等,必须先求学识上的平等而创办的女子学校。该校依次开设小学、中学至大学专修科班,毕业学生一千余人,大多致力于政教,名声甚大。可惜该校1927年毁于战火之中。
　　1915年,袁世凯为了做皇帝,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默君义愤填膺,自绘一骑马仗剑冲杀者的油画以示抗议,大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气概。
　　1918年,34岁的张默君赴欧美考察教育,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本来是胜利方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正义要求,却遭到了操纵和会的英、法、美等国的无理拒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默君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爱国会”,以多种形式批评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的罪恶行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声援国内学生运动。主稿急电,敦促北洋军阀政府命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迫于国内外各种爱国力量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最终命令中国代表退席并拒绝签字,使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中成为悬案。张默君为之废寝忘食、奔走呼号的爱国行为,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张默君顺道考察了法、瑞、比、德、南洋等各国教育然后回国,仍主办《神州女报》及女学,旋应聘为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她以“真善美”为该校校训,除注重学生之品格的修养和体格之锻炼外,鼓励学生参与校外学术研究、演讲及其他社团活动,同时也注重家事教育,成效卓著,在多届全国教育展览中,有“宁一女师,无不第一”的美誉。

　　1921年,张默君担任中国教育改进社女子教育组组长及交际主任,为首发起“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扫除文盲,并在江苏一女师附设失学妇孺夜校,于是各省纷纷仿效。张默君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力主大专学校开女禁,这于当时很具进步意义,并对后世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张默君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兼杭州市教育局长。1929年,南京考试院成立,她出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同年7月,国民政府于首都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她受命为典试委员。受任时有人赠周代镇圭尺及汉代黄律尺各一件,张默君知其用意,遂作七言绝句一首云:
　　天开文运此堂堂,
　　玉尺还凭玉尺量。
　　青眼高歌迈前古,
　　独怜崇嘏作男装。
　　此诗在当时传为佳话,也因此有了“玉尺量才”之语。张默君是中国建立考试制度以来的首位女考官。此后,她历任国民政府各届考试委员,数十年如一日,为国举才,不遗余力。

　　壮心不已的中老年时代

　　1938年,张默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她在韶峰东麓(今龙洞乡石塘村)买了一栋住宅,取名“蓉庐”,还修了一个阁楼,题名“听韶”。她在这里潜心作诗、绘画、写字,教育儿女。
　　1940年,蒋介石把张默君接到重庆,依然供职于考试院。1947年9月13日,被蒋介石亲自圈定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会后,她再度回到故乡,竞选所谓立宪国大代表。在湘乡逗留期间,曾应邀在湘乡各界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演讲,宣扬她“做学问先学做人”、“建国先建人格”、“革命先革人心”、“办党先除腐恶官僚化”、“经济先济民困”、“教育先教忠孝信义廉明”、“建军先建智、仁、勇”、“财政、外交先大投机洋化”、“立法先守法行法”、“国防先筑科学与精神之万里长城”的“十先”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在当时颇具煽动性,但她依然在湘乡选区落选了,其根本原因是地方势力把持,分配给她的20万张选票也与当选票数相去甚远。
　　张默君自幼聪颖好学,学贯中西,其所著书刊已印行出版的计有《中国政治与民主哲学》《宪政评论》《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中国文学源流与历代书法之演进》《邵翼余先生遗墨》《玉渫山房遗墨》《大凝堂集》等共30余万言和《大凝堂诗集句联选》《正气呼天集》《杭州市教育行政六年规划》等书,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后人评价她的书法作品苍劲古朴,有气势、有变化、有聚有散,尤其是她的草书在当时女性作品中罕有其匹。她的诗作甚多,古体、律诗、绝句都有佳品。
　　张默君平生喜好收藏古玉,自1929年获古玉尺后,其兴倍增。在各地旅游时,每次都留意文化艺术珍品,虽节衣缩食而不吝收购。数十年间,共藏有上古圭瑗,古白玉精刻双龙三星圭,夏璧、商璧等50件玉石并悉数于1957年元月赠与台北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馆方按例付款,张默君坚拒不受。
　　由于张默君忙于自己的事业,未曾看重自己的婚姻,她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来谈婚嫁,直到1924年与邵元冲结婚时,已经整整40岁了。这在现在,可算是一桩地地道道的晚婚。然而这在当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了。她的丈夫邵元冲,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中流弹不治而亡,两人在一起仅过了13年的婚姻生活。张默君后来一直没有再嫁。有人背地里叫她“邵寡妇”,她知道后,除了勾起对丈夫的怀念外无其他反感。她认为,守寡是事实,不是别人讲出来的,再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想堵是堵不住的,人家想喊她什么,就由人家喊什么好了。此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据说叫她“邵寡妇”的人反觉得不好意思了。
　　1965年1月30日,张默君因胃癌病逝于台北空军总医院,这位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文学艺术家、收藏家、教育家走完了她81年的生命旅程。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5:03:29

老舍：北京小胡同走出的大“写家” [转帖]

　　今年2月3日，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110周年诞辰。为此，《老舍评传》作者关纪新教授特别撰写了此篇纪念文章。
北京人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土著”。他的祖上是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

　　老舍生在戊戌年(1898)。那
年腊月二十三黄昏时分，有个先天不足的小生命，“落草”在北京城西北角的小羊圈胡同。产妇41岁了，平日的贫困加劳碌，让她勉强生下孩子就昏死过去。接生婆手忙脚乱抢救着产妇，婴儿被撂在一旁。多亏新生儿早已出嫁的大姐赶回娘家，一把抱起快冻僵的小弟弟，揣进怀中……那得救的弱小性命，便是老舍。

　　老舍降生在北京，一生又有很长时间生活在北京，最终还谢世在北京。

北京情

　　1936年，就职于山东大学的老舍，写了散文《想北平》：“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到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里有个北平！”

北京话

　　老舍学的是师范，19岁就办教育，26岁漂泊西方，在英国呆了些日子，他对朋友说：“你们各有专业，各有所长，我拿什么呢？所以立志写小说，贩卖大白话为生。”

　　老舍说的“大白话”，就是清代被叫做“官话”，民国被叫做“国语”，现如今也叫做北京口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独守在伦敦斗室里的老舍，接二连三地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起他用纯正北京方言写就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

　　老舍旅欧六载，离去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匠，归来时，却已是名满文坛的白话小说大家。京腔京韵的北京话，成了老舍得天独厚的财富。

北京事

　　老舍笔下最出彩儿的，无一不是北京事儿。北京城大半个世纪发生的大事小情，北京人身上的优点缺陷，都被他当成活生生的标本来解剖……

　　晚年，老舍家小院里有时会来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到老舍先生，就照旗人的规矩，打千作揖行礼。老舍先生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旧社会巡警的。他们就是《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北京味

　　“京味儿”，是文化人对老舍最好的概括。他的艺术从里到外满是“京味儿”，体面优雅、闲适洒脱、幽默豁达、浑朴真纯……样样都能从老舍作品里显露出来。

　　老舍艺术上的“俗”，也够一说的。一份统计说，《骆驼祥子》整部小说字数107360个，只用了2413个不同的单字，大大少于常见小说的单字用字量，这当中又有621个极常用的单字频繁使用，占了小说总字数的90%，“也就是说，学会621个字的小学生就可以阅读《骆驼祥子》的90%”。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骆驼祥子》是个没深度的作品，小说发表70多年了，研究者们至今仍在为当中不少基本问题争个不休。

　　北京人艺演员于是之，写过一篇《谈〈茶馆〉的魅力》的文章，他用带点儿疑问的口气说：“《茶馆》的魅力到底在哪儿……我到现在仍认识不清。它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吸引人，也没有用低级趣味迎合某些观众。学问大的人看了不觉浅，学问小的人看了也不觉深，就是这么一个戏。”这话不单单点到了《茶馆》的精妙之处，也触摸到了老舍“京味儿”艺术创造的真章儿：大雅大俗，雅俗共赏。

（《北京青年报》2.6　关纪新文）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5:05:30

戴笠缘何暗恨端纳[转帖]

　　戴笠和威廉·亨利·端纳(澳大利亚人)都是蒋介石的要员。
　　一个是忠实爪牙,一个是私人顾问,其政治目标一致,可戴笠却暗恨端纳,这是为什么呢?

　　从无头将军说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视察,西安各大小报纸纷纷以头版头条的位置、显赫的标题和大幅照片报道这一消息。然而中共地下党员、时为报社社长的宋绮云主持的《西北文化日报》却反其道而行之,只在次要位置上,以小字标题作了报道。可是报纸印成后,有人突然发现标题《蒋委员长飞抵西安》的“蒋”字去了脑壳(草字头),变成了无头“将军”。侮辱“皇上”,必招杀头之祸!
　　报社的工作人员大为惊慌,一时不知所措,有的建议将报纸封存不发,有的则主张就地销毁,最后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宋绮云脸上,要他表态拿主意。宋绮云扫了大家一眼,坚定地说:“干脆将错就错,把报纸快点散发出去。如果有人问,就说不知道。若怪罪下来,由我顶着。”大家觉得此时也只有此法了,依计而行。
　　报纸发出后,西安满城风雨,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和广大民众拍手叫好。但有关当局却恼怒万分,尤其是戴笠如临大敌,立即找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他怎么办。其实邵力子此时也正为此事发怒焦急:蒋委员长刚到西安,就发生这种怪事,若让他知道了,如何下台?他对戴笠说:“请放心,我一定查清此事。”邵力子连夜找到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向他讨教。端纳不紧不慢地说:“你去查明情况吧!蒋委员长那里我去说情。”邵力子回过来找到宋绮云大发雷霆:“你们是怎么搞的?竟惹出这样的大祸!看我这个省长怎么向蒋委员长交代?”宋绮云应变着说:“我查了,这是校对工人一时疏忽造成的,其责任由我担负。”邵力子一脸无奈,只好教育他几句了事。
　　这件事不知是蒋介石未发现,还是端纳说了好话,后来一直未见蒋介石提起,可是戴笠却坚持认为是端纳从中搞了鬼。加上平日相互有一些摩擦,戴笠便从此对端纳暗恨起来,并发誓寻机整垮这个洋顾问。

　　端纳悄然出走事有前因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汉口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滞留在孤城汉口者甚多。不知蒋介石出于什么目的,把端纳和他兼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全体人员也留在汉口。端纳等人眼看日本人一天天向汉口逼近,生命受到威胁,一时感慨万千。他已在中国工作了30多年,做蒋介石私人顾问也将近10年,可是现在却面临国民党腐败已极的濒危局面,他真是大失所望。偏偏此时又收到羁押在贵州息烽的张学良密信。张在密信中说:“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和子文尽量设法实现你们的诺言,冀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张的信更是让他心如刀绞,虽然他曾几次向蒋介石进谏,可是都吃了闭门羹,他为自己的“言而无信”而愧疚。
　　端纳失望已极,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离开蒋介石。于是飞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要求撤出汉口并要蒋写一手令。蒋介石欣然应允。
　　蒙在鼓中的端纳从重庆返到汉口后,想通过军统汉口站站长马宗良的协助,让经济研究所的人员平安搭船逃出虎口。谁知他的行动早被戴笠控制。马宗良受主子之令,避而不见。端纳在法租界的中央饭店住了三天,找不到马的踪影,却无意中发现戴笠正叫人将搜刮来的罕见珍贵文物楚王剑装箱运去香港。端纳气愤地向重庆发了一份急电:“我要辞职回澳大利亚去。”藏在他身边的戴笠的耳目一直像影子一样地纠缠着他。
　　1940年6月的一天深夜,端纳接受曾在香港做记者时有过交往的一个日本人的拜访,对方大谈了一通“大东亚共荣圈”的事,端纳虽然反感,但未明显反对,语言含糊。他们的这番密谈,被戴笠安放的****收录下来,通过技术处理后,成了端纳通敌为日本间谋的证据。蒋介石当然听不懂里面的叽哩哇啦日语,对“证据”坚信不疑,遂对戴笠下令:“一定不让端纳落入日本人手中。”

　　端纳的失踪并非如戴笠所说

　　然而,端纳并未回国,而是在香港的一家饭店暂住下来,不久又到太平洋塔西堤岛。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端纳急忙乘一艘美国邮轮返航。这时战争已进入高潮,船长对他说:“端纳先生,我们恐怕难以回祖国去了。”于是他们就近进入菲律宾的马尼拉暂住下来。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刚出虎口,又入狼穴。这里早被日本人占领,所有的白种人都是日本人的打击对象,他们都被关进了洛斯已偌斯集中营,船长和端纳也在劫难逃。
　　直到1945年2月,通过美国船长的努力,加上盟军海军情报系统的证实,蒋介石方知端纳并不是日本间谍,于是幡然大悟,马上请求麦克阿瑟采取特别行动。2月23日清晨,集中营的“囚犯”们还未排好队,几架美机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美国伞兵包围了集中营,救出了船长和端纳,并将他俩送到珍珠港海军医疗中心治疗。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一份电报送到端纳手中,欢迎他回到中国。鉴于与蒋介石感情较深,端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蒋介石派出专机迎接。当飞机在上海江湾降落时,宋美龄、孔祥熙等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将端纳安排到宏恩医院治病。端纳经确诊患晚期肺癌。蒋介石多次去医院探望,几次向他表示歉意。端纳死后,经蒋介石批准,葬于宋子文拨出的宋氏坟地。
　　据说端纳被误认为是日本间谍之事的****大白后,戴笠在蒋介石的心中位置大为降低。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1:41:42

炎黄春秋：“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转帖]

冯兰瑞

引言：旧话重提

　　《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林炎志谈父亲林枫》一文,引起了老友周明兄的关注，给《炎黄春秋》和《纵横》等期刊写信，并连续四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关于“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想必是李昌与“一二·九”运动有密切关系之故。他认为“一二·九”运动关系重大，希望李昌、高锦明（原名敖白枫）这些“一二·九”亲历者能够写点文章，说可能比他看到的有些文章会全面些。同时，他还给《纵横》杂志去信，请他们将该刊2007年第9和第12两期寄给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他们约稿，或派记者访谈，做口述历史。

　　周明兄长我四岁，是位老革命，也是做青年工作出身。1936年底、1937年初，我参加重庆青年自强读书会（简称“自强”）、自强救国会（简称“自救”）时，他已是“自救”的负责人。如今从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多年，以九二高龄而如此关心青年运动的历史，总希望有一部记述“一二·九”全过程的书，不遗余力地多方促进，古道热肠，执着追求，令我感佩。遗憾的是，我老伴李昌因病住院，而高锦明同志也有病，作口述历史亦已困难。看来这个艰巨的修史任务，只有寄希望于他人了。

　　周明兄来信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个是民先队第一任总队长是谁（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4期“编读窗”栏），再一个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有无****的领导。

　　关于民先总队长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周明说，“民先总队的第一任队长是敖白枫……第二任队长才是李昌。”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给周明兄写了封信，附去一份有关材料。事实是，周明说的是1936年的情况。当时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北平总队，第一任总队长的确是敖白枫（高锦明）同志，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之后，李昌才接任总队长。[1]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2]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此信及附件，刊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古今谈”专栏。

　　“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这个问题历来就有歧议：一说，“一二·九”运动是在****的领导下发生的；另一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不是在****的领导下发生的。2007年冬季重提这个问题，是由于周明给《炎黄春秋》的信说：“我向敖白枫（即高锦明）做了询问。他告诉我，‘一二·九’运动确实是党领导的，当时北平有临时工委，工委书记是王健（即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文）。临时工委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军运……一个是学运……学运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有些分歧。这些分歧在林枫建立北平市委以后才统一了。”

　　此说除了将王学明误为王学文外，主要问题还在于比较笼统、含混。即把历时三年的“一二·九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动混淆在一起了，因而也没有破解“一二·九”运动究竟是不是在中**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的这一数十年来的悬案。数十年来主流意见和官方史籍从不同角度强调“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但有的说法纯系猜测或想象，读之令人不禁莞尔。例如：一位老同志、当年燕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者回忆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入党……在白色恐怖下，不知所措。“党出来领导我们了。然而，亲爱的党，你在哪里？”（见《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07—109页。）再如：1982年出版的《中**史资料》第1辑中，高文华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一文中写到“一二·九”运动时说：“我们北方局支持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在党内是赵升阳等同志，还有柯庆施，陈伯达领导的，而直接出面领导的是李昌、蒋南翔（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林枫、徐冰、许德珩等同志。”这个说法把几个重要人物都搞错了。赵升阳即李葆华，是1936年5月才到北平任市委书记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是京东巡视员。陈伯达“一二·九”前在天津，并没有领导运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一二·九当天我在天津，第二天看《大公报》才知道发生了抗日救亡大示威。”“十二月九日当天的群众游行示威是……在一部分地下党员的努力活动下，广大爱国学生自发举行的。”蒋南翔当年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说，他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响应了北平学联做出的举行“一二·九”运动的决定。说的是“响应”学联的决定，不是“领导”了“一二·九”运动。

　　至于说李昌直接出面领导了运动，更是离奇。李昌当时为此专门给《中**史资料》编辑部写信，声明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出面领导运动”。他写道：“这里说的爱国运动是指‘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和南下宣传团等抗日活动，我应说明，当时我仅仅是一个积极分子，连党员都不是”，“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出面领导运动’。”

　　我认为，“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国****领导下发生的和“一二·九”运动有没有党的领导，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明确加以区别。“一二·九”运动的广义，系指从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12月9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历时近三年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如果认真考察“一二·九”运动过程的几个发展阶段，要说清楚一二·九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关系，特别是“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领导下发生的问题似也不难。

　　据我见到的资料，“一二·九”运动，如果从1935年12月9日的请愿游行算起，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这三年总的形势是，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愈高涨、不可遏止，也是民先队蓬勃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一二·九”运动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发动和发生阶段；二、成长壮大阶段；三、持续发展阶段。

　　1938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民先队停止发展的决定。此后，出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块牌子还保存，频频出现于党的重要文件上。例如《中国青年》杂志多次刊登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署名的文件：1939年5月4日发表《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12月9日发表《“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宣言》。还有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加强青年工作的决议》、《关于纪念四四儿童节与开展儿童工作的决议》等文件，均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西北青年救国会联名发表。更重要的一次是1940年5月4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与其他几个青年团体联名发表《上蒋委员长书》。

　　如果将1938年11月后的这段民先队名存实亡，仅仅作为中**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时期不算，只从1935年“一二·九”发动请愿游行到1938年11月停止发展为止这三年来考察，整个运动则可以分为上述三个互相衔接又有所交叉的阶段，本文着重讨论第一阶段：发动和发生阶段。

第一，“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1. 国内外形势使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对华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放任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个历史事件是抹不掉的。尽管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也不能够为国民党开脱）。1935年华北危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日本和蒋介石政府密谋“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均已从华北撤走，预定于1935年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任宋哲元为主任。“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热血青年不愿做亡国奴，奋起抗日。这是当年最大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另一方面，蒋介石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调集大军对****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了第四、第五次军事围剿，在白区对进步力量实行文化围剿。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到达陕北时已损失了90%。

　　加上****在白区仍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大批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分子被捕、被杀害或逃亡，损失惨重，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期间，中共北平党的组织不仅很不稳定，而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2．党的力量削弱，组织变动频繁

　　“一二·九”运动时期党的北平市临委负责宣传的彭涛在1960年11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党员全（北平）市共有十来个，连共青团员不过二十个左右。”时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的朱理治1960年回忆得更具体，当时北平只有9个党员。1936年初，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说“整个北方局能够联络到的党员不过三十人左右，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党的组织几乎瓦解殆尽，并在灭亡之途往下滑。”

　　那几年，北平市委迭遭破环，市委书记、委员被捕、牺牲、转移。市委组织变动频繁；书记几次易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包括代理书记）竟连续换了近二十位。1935年秋冬，党的北平临委处于分裂状态，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领导学生运动。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在不少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在“一二·九”运动亲历者的座谈会上，一般都说“一二·九”运动是党领导发动的。如：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多数人的文章、发言就是这样说的，但都语焉不详。“一二·九”四十五周年的一次聚会上，陈其五同志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但我清楚地意识到党在领导。”但究竟是怎样领导怎样发动的？当时党的市委是什么情况？书记是谁？则说不清楚。

　　当时北平党的组织、书记变动情况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前面提到的，1935年1月，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不久书记许子云等被捕，组织被破坏。六七月间，河北省委派李常青到北平，重建市工委，任命原市团委书记王学明为书记，杨子英、冷楚先后负责组织，彭涛负责宣传。

　　第二种说法是，由于北平市工委发生路线分歧，河北省委决定撤销市工委，成立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由谷景生任临委书记，组织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第三种说法是，1935年11月下旬，李常青奉命到北平，“直接主持北平党的工作”（也有说李常青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兼任中共北平临委书记的）。

　　我查到的当事人详细讲述“一二·九”运动策划发动过程的材料，有姚依林、郭明秋和谷景生三人的文章和谈话。姚依林和郭明秋文章是第一种说法，谷景生文章是第二种说法。按谷景生有关文章和谈话，谷主要是通过与郭明秋单线联系来组织和指挥“一二·九”游行的，但郭的文章没有支持这样一种说法。所以本文以下按第一种说法展开。

　　“一二·九”运动，是一次学生群众向政府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当时的临委书记王学明等，坚持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路线，不可能去组织领导学生请愿；在王学明任临委书记时，谷景生是“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不是临委书记；李常青是省委派来调查北平临委分裂问题的，不可能自己当了书记。

　　事实是，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任团委书记。不久，市工委再遭国民党当局破坏，许子云被捕。下半年，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临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委员先后为杨子英、冷楚，彭涛负责宣传。谷景生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盟”）和左联党团书记。临委成立之后不久，内部就发生了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亦即北平****组织还处于自身难保、无法作为的情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请愿游行的学生运动。

　　3．临委分裂

　　1935年七八月份，黄河泛滥成灾。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负责人周小舟（党员），找了姚依林（即姚克广，清华大学学生会代表，1935年夏入党）、黄敬（即俞启威，北大学生代表，党的关系尚未恢复）、郭明秋（即郭桂英，共青团员）、彭涛（临委委员）等几个同学发起了救灾活动。8月份，由他们推动和参与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学生群众团体：“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长。并在北平市社会局立案，为公开合法的团体。

　　赈济会会址设在女一中。不久，郭桂英担任了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

　　1935年10月，赈灾工作胜利结束。由于学生代表携带募集的捐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分赴冀、鲁等灾区慰问，将救济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时，作为赈济会的负责人彭涛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扩大赈济会工作的成果，进一步组织起爱国学生，发展抗日救亡力量？

　　为此，彭涛同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商量。他们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将赈灾活动转变为政治活动。彭涛把这个主张作为自己的建议提到市临委会上讨论。临委会议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开不下去，只好休会。中共北平市临委因此分裂为两派，王学明代表的多数派反对发动群众向政府请愿，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彭涛等为少数派。《姚依林百夕谈》[3]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页）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

　　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第二，“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 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复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4:32:57

邓小平访日二三事[转帖]

谈起邓小平1978年访日，担任日方“接伴员（陪同人员）”的中江要介先生说有几件小事令他至今记忆犹新：一是10月28日那天，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奈良饭店用午餐时，宴会厅隔壁正在举行的婚礼吸引了他。
邓小平用餐后走到婚礼现场，与这对新婚夫妇握手祝福，这个富有人情味的场面被一位青年拍了下来，照片被冠以《意外的祝福》之题刊发在次日的《读卖新闻》上，一时被传为中日友好的佳话。

还有一件，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首先有必要承认自己的落后。他曾幽默地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

在从东京到京都的“光号”新干线列车上，中江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这对于中国太快了”，“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

中江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既表达了“要让国家迅速发展”的迫切心情，也指出了办什么事也不能过于着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的道理。

（摘自2月4日《党史信息报》作者于青）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4:34:42

十大著名沉船残骸 [转帖]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次船只沉没海难事件，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一些曾经享有盛名，具有传奇色彩的船只已尘埃在海底，但是它们的过去和历史，却成为人们最期待探索的神秘主题。

1、“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是一艘4.6万吨排水量的“不沉底”远洋定期客轮，然而在其1912年处女航行中却碰撞在冰山上，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沉没于北大西洋，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难事件。直到现今为止，“泰坦尼克”号的航行、该客轮上的乘客，都成为人们讨论的富有传奇性色彩的话题。

2、古希腊装载橄榄油的货船
　　
　　希腊远古时期的货船被研究人员描述成为当时的“不间断货车”，它对于区域性货物贸易往来十分重要。考古学家对爱琴海200英尺深的海底打捞的古代货船陶罐残渣分析显示，这艘货船当时装载了大量花椒叶口味的橄榄油，经考古学家鉴定这艘货船是于公元前350年沉没海底的。据悉，这艘远古货船是由一个水下机器人勘测海底时发现的，当时发现了数百个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其中三分之二是用于装载橄榄油，另一些罐子中很可能是装载着酒，当时希望希奥斯岛经常向外地贸易输出酒和橄榄油。

3、钻石地质学家意外发现海底宝藏
　　
　　地质学家在纳米比亚海域进行钻石勘探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笔财富，他们在勘测过程中，发现了装满铜锭、象牙和金币的失事船只。这项发现由纳姆德比钻石公司发布之后，由纳米比亚和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公司组建的一支联合勘测小组进行了深入探索，初步分析显示这很可能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商船在暴风雨天气中沉没于海底，对货船上的打捞物品进行分析显示，该货船很可能是用于建造火炮或可能用于运送贸易象牙。如图所示，这是勘测人员打捞上岸的金币和黄铜板。

4、17世纪掠夺船“圣玛格丽塔号”
　　
　　1622年，一支由28艘西班牙船只组成的舰队满载着从新大陆掠夺的黄金、银子、铜币以及其他财物在经过佛罗里达海峡时遭遇了强烈飓风，其中至少有6艘船只沉没，这些船只上所掠夺的财宝也沉没在海底成为了海底宝藏。上世纪70年代，首先开启了对这处海底宝藏的打捞，80年代时，研究人员成功打捞到第二艘失事船只——西班牙大型帆船“圣玛格丽塔号”(Santa Margarita)，近年来，潜水员沿着“圣玛格丽塔号”失事的痕迹成功打捞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宝藏，其中包括如图所示的珍珠。

5、多米尼加发现17世纪海盗的遗弃商船
　　
　　17世纪著名苏格兰海盗威廉·基德(William Kidd)遗弃了“格达号”商船，据称，沉没于海底的“格达号”很可能满载着财宝。近年来，研究人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小型岛屿的浅海域里发现了“格达号”残骸，目前对这处残骸进行了水下保护。据悉，海盗船长基德在其海盗生涯中度过了人生多数时间，当时他和海盗们掠夺了印度“格达号”，这艘船上装满了缎子、丝绸、银制品、黄金和其他财物。1699年，基德遗弃了“格达号”，目前发现该船的所在位置在距离卡特琳那岛海岸70英尺处，该海域仅有10英尺深。

6、海盗“黑胡子”船长的旗舰残骸
　　
　　考古学家认为在北卡罗莱纳州海岸发现的火炮很可能属于18世纪臭名昭著的海盗船长“黑胡子”的旗舰。关于海盗船长“黑胡子”拥有许多传奇故事，他的真名可能是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1717年，他占领了法国奴隶船“协和”号，并将其改成“安妮女王复仇号”海盗船，最终“黑胡子”船长在北卡罗莱纳州海岸遗弃了这艘海盗旗舰。从打捞海域发现的几件古器物显示这应当是“安妮女王复仇号”的残骸所在地，但是一些学者对于这处打捞位置是否是“安妮女王复仇号”产生了置疑。目前正在进行的打捞和研究工作将在未来揭晓其神秘面纱。

7、英国胜利号载4吨金币
　　
　　前不久，考古学家发现1744年沉没于强烈暴风雨中的英国著名军舰“胜利号”位于英吉利海峡330英尺深的海域中。据悉，“胜利号”沉没后，虽然人们在多处地方发现了该军舰的残骸碎片，但是该军舰确切的沉没地点仍无人知道。曾有专家认为，“胜利号”是在奥尔德尼岛周边水域触礁沉没，对此舰长约翰·鲍尔钦(John Balchin)爵士和奥尔德尼岛灯塔看守人负有主要责任。但目前的发现澄清了并不是他们失职造成军舰沉没。依据奥德赛海事打捞公司宣称，“胜利号”军舰上至少有900人，其中有110门火炮，可能在舰船上装载着4吨重的金币。如图所示，这是打捞上岸的“胜利号”军舰的一个铜炮，上面刻有乔治一世的王冠图案。

8、秘鲁和西班牙争夺价值5亿美元的海底宝藏
　　
　　秘鲁和西班牙政府就1804年被英国军舰击沉的一艘西班牙军舰上的价值5亿美元银币的归属问题打上了官司，2007年，奥德赛海事打捞公司宣称发现了一处海洋宝藏，虽然该公司试图保守这只军舰的来源和在大西洋失事的具体位置，2008年这一秘密还是走漏了风声。随后西班牙政府宣称，这些宝藏属于西班牙沉没的大帆船“Nuestra Senora de las Mercedes”号，秘鲁也宣称发现的失事军舰属于本国，并表示在军舰残骸中发现的钱币是秘鲁银币，是在利马铸造的。

9、百年前美国矿砂船的沉没仍有谜团待解
　　
　　在美国苏必利尔湖面460英尺以下发现的一艘矿砂船残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置疑，为什么这艘矿砂船仅在第二次航行时失事沉没。据悉，这艘沉没的“塞浦路斯号”矿砂船从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湖驶往纽约的布法罗市，在1907年10月11日，这艘船遭受了疾风，但是这样的暴风并不会影响现今的船只运行。当时，许多水手猜测水进入到了该船最新设计的装货口盖，由于该船建造时出现的劳工暴乱，装货口盖这部分的产品制造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然而这艘船仍保留着未解之谜，另一项谜团让海难研究人员十分费解——目前“塞浦路斯号”失事地点位于幸存者所描述地点以北10英里处。

10、神秘的德国航母——“齐柏林伯爵号”
　　
　　神秘的德国航母——“齐柏林伯爵号”
　　波兰海军已肯定他们发现了德国纳粹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齐柏林伯爵号”的残骸所在位置，这艘航空母舰是于1938年建造完成，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逐渐对德国海军经费的削减，导致这艘航空母舰并未真实地参与军事行动。1947年，德国战败之后，苏联接管了“齐柏林伯爵号”，并将它作为射击靶子，最终这艘具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航空母舰神秘沉没，也没有人精确知道它沉没的准确位置。直至波兰海军通过水下机器人发现到了该航空母舰的残骸。如图所示，波兰海军中校丹尼尔·贝斯泽克(Daniel Beczek)拿着一张介绍“齐柏林伯爵号”的照片，照片中顶部是该航空母舰的图样；中部中声纳系统；底部是上世纪30年代建造该航空母舰时的情景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4:37:40

明朝皇家收藏传奇[转帖]

　　〔美〕珍妮特•埃利奥特　沈大伟著　潘利侠　刘继月译

　　
　　《三友百禽图》

　　边文进（活跃于１３５４-１４２８年），卷轴，绢本，１４１３年，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洪武帝对文人的迫害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方面，也延伸到了艺术和文化领域。宫廷画师一旦失宠了，或者某件作品被怀疑有损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结果往往是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被处死。在明朝最初十年，有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文人应诏入宫为宫廷服务，他们后来大都落得如此下场。画家王蒙（1309—1385年）和他的朋友徐贲（1320—1385年）都因为遭到洪武帝的猜忌而双双死在狱中，其中，徐贲更是能诗善画的才子。另一个名叫赵原的画家（活跃于1370—1385年间）则被诛杀，因为洪武帝觉得他画的古代英烈像缺乏令人肃然起敬的神采。还有一个画家因为画了一幅水母乘龙图被处死，原因是龙象征着皇帝，龙被仙女御骑是对皇帝的嘲讽和不敬。

　　传说有一天，正当画家周位（活跃于14世纪晚期）在皇宫的墙壁上作画时，皇帝恰巧从这儿经过，便给他下了个命令：“把天下的山水都画上去吧。”这该怎么办呢？周灵机一动，提出让皇帝大致描述一下他的想法。没想到，洪武帝竟抓起画笔当场画下了一幅草图。见此情景，周位向皇帝深深一鞠，说道：“既然陛下已经定下了所有的河流和山川，我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然而，即便是如此聪明的策略也没能救他，他后来还是遭人诽谤而被处死。据此，有传说认为朱元璋自己就是个山水画家，在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也有艺术家逃脱了死亡下狱之类的下场，他叫陈（活跃于14世纪晚期），曾奉诏为洪武帝作画像。这幅肖像画现在仍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可谓是一幅真正的讽刺漫画：画像中的朱元璋脸上布满斑斑黑点，大大的方形下巴往前突出，目光锐利。很明显，画家并不是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洪武帝的，他那暴躁的性格在画像里根本没有得到体现。

　　洪武帝明白，有些画像对自己合法统治地位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一如以前的统治者，他让画师画功臣图，画朱氏皇族所有成员的肖像画：包括他自己，皇妃，他的子孙。这也是他树立自己作为儒家统治者形象的方法之一。由于对科举考试没有什么概念，在其统治的初期，他曾一度废除科举制度，恢复了以前在汉代实行过的举荐制，即通过举荐，擢升有才能的官员，将一些口碑很好的在野人士召入朝廷工作，这里面包括退休的官员和隐士。洪武帝鼓励大家为入朝为官的隐士作画像，由此，这个题材在整个明代都很流行。

　　在明朝，太监除了负责皇帝及皇室其他成员的安全和饮食起居外，还承担了护卫皇宫的职责。另外，他们还逐渐掌握了皇家的工艺坊，在其中工作的是手工艺者和宫廷画师。事实上，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数增加到了100多人，他们的任免进退全都由太监决定。

　　《宣宗行乐图》

　　商喜（活跃于１４３０-１４４０年间），卷轴，绢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太监还控制着下面各省和外国使节呈送给皇室的贡品，负责这些贡品的收藏和看管。置身于皇家的奇珍异宝当中，他们很容易偷出一些来行贿或者收买亲信，以便谋得私利。从15世纪中期以后，太监逐渐篡夺了皇帝对宫廷艺术家的遴选权，这样，一些太监有相当数量的收藏就毫不奇怪了。

　　意识到太监染指贡品和皇家收藏后，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即1373年下令全面清点皇家的藏品并登记造册，还专门成立一个部门追查内务官员的错误和违法行为。这一监察部门从1373年阴历12月开始一直到1374年，对元朝皇室留下的藏品进行了全面的清点，并将此次查点出来的书法和绘画作品盖上半印章作为标记。如下图所示，盖的时候印章的左半部分印在画作的边缘，而右半部分则盖在登记此画作的造册文档里。盖有这种半印标记的画，现存的只有几十幅。由于这种半印标识是鉴定元代皇家书画收藏的重要标记，而后者又是明代皇家艺术宝库的基础构成，所以，工艺品收藏家和历史学家对它都大感兴趣，而且它的用处确实很大。

　　《严关肃寺》

　　贾师古（活跃于１１５０年左右），绢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鉴于前面谈及的政治和艺术环境，这个时期对宫廷艺术的理解和判断必定大半由艺术的赞助者即皇帝来做的。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皇帝个人的趣味：即直接或间接地粉饰太平，歌颂君王的仁慈和尽职尽责（即王道）。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宫廷艺术在艺术技巧和艺术水准上就逊色一些，恰恰相反，当时最出色的宫廷艺术家能够以多种风格进行创作，且在能力上是无可挑剔的。

　　中国的皇家收藏历来就像是皇室的礼品店，每一个皇帝都可以随意支配这些珍宝，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想送给谁就送给谁，以便收买人心，加强王朝的统治。洪武皇帝就是如此。他从皇家收藏中拿出大量的东西来赐给臣下，以加强对方对自己的忠诚。在他儿子朱（1358—1398年）1378年被封为晋王时，朱元璋就下赐了大量的艺术品（但他只有过了20岁，正式接受封地之后才能得到这批珍宝）。尽管这次赏赐的具体数目不清楚，但就现存的艺术品来看，盖有晋王章的有33幅重要的绘画，而这33幅画作中不少于15幅带有半印标识。在朱40岁死后，他的收藏散佚，被民间的一些收藏家买下。

　　另一个接受洪武皇帝大量赏赐的人是他的养子沐英将军。后者甚至因此而建立了自己颇为重要的家庭收藏。而朱元璋的外甥也即沐英的儿子沐晟（1368—1439年）则是另一个热心的收藏者，明代一百多幅不错的绘画作品上都留有他的印章，其中，很多画上还兼有宋朝皇室的印章和明代的半印标识。

　　洪武皇帝也在南京建都，为了护卫京城，他修了一圈20英里（约32公里）长的城墙。在修建的过程中，大量艺术家和工匠积极接受招募，为宫廷服务。据说，当时的情形盛大非凡。作为明朝的第一个国都，南京成了“文人墨客云集的中心，几乎全国能诗善画的人都集中到了这里”。在那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响应号召，为“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为增强皇帝本人的权力和地位”而不遗余力地进行创作。当时，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都来自江南，即南宋时期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水准极高的宫廷艺术历经元朝的统治而犹存。其中，尤其是苏州、杭州周围的南方地区，自南宋以来一直都是艺术家、作家和文人汇集的中心地带。

　　（摘自《中国皇家收藏传奇》

luo · 发表于 2009-8-28 15:50:03

乾隆为何把皇位传给才具平庸的嘉庆? [转帖]

清朝初期能出现四海臣服、国威振奋的强盛局面，能够出现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之久的“康乾盛世”，除了执政者们个个都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都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励精图治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
　　嘉庆是乾隆皇帝的继任者，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任皇帝。翻阅清朝正史，我们找不到关于对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着他的哪怕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乾隆为何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
　　乾隆一生有十七个儿子，嘉庆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确实没有把他列入考虑范围。但老天似乎总是故意与乾隆过不去，嫡次子永琏、嫡七子永琮相继夭亡，其他皇子也有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时候，他的十四个兄长中有八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的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
　　乾隆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的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的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的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乾隆对永琰的态度和用心，就连当时来京的朝鲜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永琰做接班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放权。尽管乾隆皇帝曾有过“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聩的时候，越发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丝一毫也不肯相让，哪怕这个与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亲儿子。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的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的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六十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的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六岁读书，十三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十四岁被秘密立储到三十五岁登基的漫长的二十多年中，他接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的苍白无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
　　嘉庆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的衰败下去。
　　因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似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他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错误选择。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为了贪图虚荣、操控权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把皇位传给了一个不足以成大器的儿子，把有着二百多年辉煌基业的大清帝国交给了治国乏术、政治平庸的嘉庆皇帝，使大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一败涂地，最终沦落为被列强任意侮辱和践踏的殖民地。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在嘉庆手里，倒不如说是腐朽在乾隆手里。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前车之鉴，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深思和启迪！

luo · 发表于 2009-8-29 09:54:34

揭开秦兵的强悍的秘密[转帖]

　
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有一支至今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部队。这支部队，异常强悍，在当时中国，占据绝对的优势。直到上世纪中叶，随着秦兵马俑的出土，这才逐渐揭开她的面纱。这支队伍，就是所向披靡的，助秦始皇一同神州的――秦兵。
　　
　　秦兵的强悍，使人想到了野蛮。诚如是也，秦王扫六合，靠的就是这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秦兵，这支令各国不敢小嘘，闻名而胆寒的军队。但秦军的勇猛真的是所谓的野蛮，这强悍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本文，将为你一一揭开。
　　
　　首先，各国的军队中，都应有其精锐，在打仗时，精锐部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支精锐，可以抵挡几倍于自身的普通军队。当然，精锐部队不能全军覆没于一场战斗，他们往往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插上一笔，就有可能改变战局，从而改变历史。战国七雄中，齐国的军队善于谋，在布阵等方面优于各国，但还是敌不过魏国带甲兵百万；而魏国的精锐，碰到秦国的“科头”军就没招了。据记载，当年的“科头”军，兵士身着布衣，不戴头盔，完全靠冲锋陷阵来破敌制胜。试想一下，一群群虎狼扑来，岂能不让敌人胆寒！为何科头军如此厉害，如此自愿地拼命，这与秦国的奖罚制度息息相关。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对战场上兵士的赏罚制度，有了优于别国的特点。比如，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方一下级军官的首级，赏银，同时作为晋级官员的参考条件。这与魏国一个首级赏八两铜的制度，相差甚远。再者，军官在战斗中不得首者，斩。这也大大提高了军官的积极性，等于说，战场上，没有官级之分，除了听指挥外，都要立功才行。还有，完备的善后制度，消除了士兵的后顾之忧，更加奋起战斗。以上这点，不止针对科头军，就是普通官兵，也是如此。
　　
　　其次，兵种的配备。在战场上，各个兵种分工明确。首先冲阵的是轻弓兵，与重弓兵配合，放矢克敌。当然，骑兵就逊色了。由于战国时代，马军刚刚传入中原，还不能很好的在打仗中现露优势。所以，当时的骑兵，大多是进行情报刺探、扰乱敌阵的工作的。另一种与马有关的兵种是车兵。在战车上，士兵可以随战车的驰骋，用长矛或弩等兵器进行攻击。在史记中，有一段对秦国车兵的记载，当时被成为是“轻兵”，也就是轻车兵。总之，当时战车应该是战场上的主流。而弓箭兵和骑兵则有陪衬的作用。
　　
　　最后，兵器的精良也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方面。就当时来说，青铜兵器应为主流。在兵器制作上面，秦国专门设置机构制造兵器。上段提到轻重弓兵的概念，其实轻弓兵就是左手拉弓，右手放箭的样子，与我们最初的印象相同；而重弓兵，则需要用脚来上箭，这样，自然就需要兵械机构制造大量箭头。箭头的生产，应该规模不是很大，因为箭头可以再利用。在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可以回收，同时，还可以缴获敌军的箭。但是，秦国的箭，不但坚韧，而且打仗时，一个弓兵要背上一束箭。大约100发箭为一束，但别国的军队，多则50发箭，而秦军背的箭，数量上大大超过别国啊。弩的制造，当时应该也很红火。弩，以其射程远，威力大，胜过弓箭而著名。另外，一些贴身武器的制造，如配剑之类的，也发展起来。秦王所配的青铜剑，长120厘米左右，丝毫不逊色于越王勾践剑。
　　
　　有精锐之师，有完备的赏罚制度，有合理的兵种配置，还有杰出的兵器制造技术。难怪秦国会最终一统华夏啊。

luo · 发表于 2009-8-29 09:55:35

周总理逝世后的奇事[转帖]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3週年

1976年1月11日，就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奇事——八宝山的水井突然干枯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什么猜测和说法都有。
八宝山这口18米的深井，是明朝永乐年间建护国寺时打的，当打到18米时，打出了几个泉眼，碗口粗细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清凉的泉水。其后，北京地区几次逢干旱，八宝山附近的井水皆干，惟有此井泉水不绝，附近村庄的人们都到这里拉水吃。人们说八宝山风水好，是皇上赏赐的圣地。1950年在井口安上了水车，1958年又安装了抽水泵，建了水塔，从此公墓吃水不用发愁。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大量开采地下水，井里的水位也逐年下降，但一直没有断了泉水，八宝山人也从不为水而担忧。但在周恩来去世后，井里的水量骤减，有时水塔只够抽满，好在不一会泉水又复出，人们也没在意。
周恩来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人们打开水龙头，发现水龙头张着口却吐不出一滴水来。人们以为是水塔没抽上水来，电工肖义就来到水塔前，合上电闸，抽水泵声音嘶哑地干吼着，却抽不上一点水。肖义有些奇怪，难道井里真的没水了!他抬起一块石头扔到井里，井底传来清脆的石头落地的声响。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丢了一块石头，还是没有水声。不好!他马上跑去向李兆诚副主任汇报。
李兆诚闻听马上带几个人来掏井。没有水还了得，这么多人的吃用水全指望这口井了。井里不会没水，估计是多年未掏井，泥沙把泉眼堵住了。
他们扛着梯子来到井旁，用手电向井底照了照。井底里黑乎乎地，手电光根本照不到底，照到半截灯光就无力地消失了。人们把梯子慢慢地放到井底，李兆诚第一个下去。竹梯子在李兆诚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空洞的井里听起来特别地响，越往下走，阴冷潮湿的气味就越重，抬头看看，井口只有锅那么大。头顶上，肖义等人拿着铁锹等工具下井。估计摸到底了，李兆诚停住脚，用手电向下看看，离井底还有半人高，井底全是潮湿的沙子，一点水也没有。他纵身一跳，站在松软的沙土上，用手电照着上面的人，让他们顺利地爬下来。等人们都下来了，他们便动手清理泉眼。可奇怪的是几个碗口粗细的泉眼都没被堵，全都赤裸裸地在岩缝之间，张着黑洞洞的大口。这真是不可思议，几个人越琢磨越觉得这井干得奇怪，早不干晚不干，偏偏在周恩来火化的这天干了。几个人在黑洞洞的井底愣了半天，一闪一闪的手电光中，人的模样都有些走形，变得有些可怕，巨大的身影在井壁上忽闪忽闪地晃动，人们的说话声也空洞而有回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人们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不知是谁用颤抖而微小的声音说：“先上去再说吧，别老在这儿呆着。”
李兆诚抬头看看高高的井口，确实呆在这里有一种远离人间、在阴曹地府的感觉。“好，先上去，等明天看看还能不能出水。”几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爬出了深井，来到外面，人们才重重地吐口气，轻松许多。
那一夜，八宝山没有水，人们只有靠上午接的水来解渴、洗漱。
第二天，井里还是没有水，只好派车到附近的单位拉水以解燃眉之急。
从此以后，这口上百年的水井干涸了，再没有甘甜的泉水供人们湿润干渴的喉咙了。
水，水到底哪去了?!
这件事惊动了八宝山，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其中也不乏带有迷信色彩的猜测。因为无从解释上百年泉涌的井好好地为什么突然干了。而且干的就这么巧，就在周恩来灵车已离开医院，到八宝山来火化的时候干了。人们无法解释这奇特的自然现象，就自然而然地发挥联想，把它同周恩来去世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总理去世，不光老百姓难受得哭，连老天爷也难过地哭，把泉眼都哭干了。”
有人说：“总理不是凡人，是天上神仙下凡为老百姓解救困苦的，自古以来有神人出现和离去的时候，总会有奇异天象出现。这不总理走了，泉水也就干了。”
还有人说：“咱八宝山公墓就是当年总理指示兴建的。总理走了，八宝山的泉水怕总理寂寞也跟着走了。”
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现象到底是天意还是巧合，谁也说不好。
后来八宝山一连拉了好几个月的水吃，直到打出了新的井才结束了拉水吃的日子。但新打的机井再未打出泉水，水也没原先那口井里的好喝。(摘自《八宝山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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