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徐志摩的风流史 被陆小曼征服不能自持[转帖]

　　徐志摩的形象在历史上已经定格，一位风流才子，毕生游历广泛，不仅新诗、散文写得漂亮，更招人耳目的是其情窦硕大，情史灿烂，三次恋爱——一说是三次半，那半次恋爱的对象为凌叔华，两人的关系半是恋人半知交，他的隐私簿“八宝箱”(即风流簿)就交由凌保管，内有他的日记与私密文件，还嘱托她为其写传(一部风流情史而已)。徐有过两次婚史，都轰轰烈烈，不仅是万人争窥的名流隐私、媒介事件；红尘散尽，即使书写民国社会史，徐的艳史也都难于割舍，平心而论，才子风流是本色。

　　　　徐相恋相爱的三位女子都非同寻常。

　　张幼仪是名门闺秀，端庄善良，外秀内慧，与徐分手后在上海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商业上十分成功，不仅抚养老幼，还常常资助志摩。

　　林徽因是新女性的代表，才高趣雅，艳惊四座，让徐穷追旷恋(徐之后金岳霖步其后尘，终生思恋)，虽然未能结合，心灵与学术交流与默契仍非同泛泛，徐以三十五岁壮年奔赴黄泉，就是为赶赴北平去听林的一场报告。徐在许多场合高谈两性交往的境界为“灵魂之伴侣”，大多都是暗喻“摩-因”知交的。

　　陆小曼属于灵艳型奇女子，交际花的外在魅力首先征服了徐才子，令他不能自持，尽管陆心有灵犀，戏曲、丹青、文章都属上乘，但短暂的婚姻生活，迥异的生活姿态，使徐-陆在精神上没有真正实现对接，反而徒生了无尽的烦恼，在志摩辞世若干年之后，小曼才体悟到徐的精神魅力，才真正感受志摩的精神体温，于是奋发编徐的文集。

　　此时，陆的灵与肉需要是分裂的，精神的寄托牵系在徐的身上，物与欲的满足则归于另一位美男子翁瑞午，此人是晚清帝师翁同稣的嫡孙，文辞定不及徐，但家荫丰实，多才多艺，闲趣高于学识，昆曲、丹青、医药，尤其擅长按摩之术，熟谙男女心曲，善解风情，陆从他身上获得许多徐无法给予的细蜜温情。徐在世之时，陆翁就暗通款曲，徐死后，更是鸳行鸯随，同屋而栖，是陆离不开的生活“情趣”所依。历史抒写的是功名地位的贴附，现实生活中享受的却是世俗的脉脉温情，陆的一生两件都占有了。

　　相反，志摩在小曼身上得到的是情色的不谐的反弹。别看他情书写得如何的缠绵，只是他迷狂的单向表达，一份文学追梦，至死，他的精神依恋还系在林徽因身上，他的赴死又何尝不是一次感情追梦(为聆听林的一次普通讲座，去完成内心的又一次爱的相知相遇的升腾仪式)。

　　作为新闻事件，徐陆之恋在当时是背时的，也是挨骂的，骂势最甚者应数梁启超，他是徐志摩的老师，他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大光其火，言辞丝毫不留情面，在婚礼上对学生严加训斥。他大骂学生用情不专，必须痛改前非，此次是最后一次结缡，一则暗责徐对儿媳林徽因的苦苦依恋，二则申明自己的婚恋主张。

　　梁早年曾组织“一夫一妻世界会”，支持女权主义，其妻李惠仙长他四岁，容貌平平，梁又因“乱党贼子”的身份，一度四下流亡，与妻子离多聚少，但依然恪守旧缘，未生婚变，内心坚守自然是主因，外在条件也实在不允，读书时没有女同学，谋事时没有女同事，老天不给机会，绝非心如古井，一旦遭遇激情，也难免心旌动摇，梁中年流亡南洋，就曾为当地一何姓小学女教员(何蕙珍)倾倒，迷得死去活来，恋情顿生，结局当然是一个“空”字，缘由有梁反思后拒何女示爱，及何女坚拒梁的求婚两种版本。与众不同的是梁将迷恋何女的过程详细记下告知李夫人，令李夫人心头一震，赶忙为其物色“二室”，虽然梁坚持最初的“一夫一妻”理念，没有正式纳妾，却与李夫人的随侍女“王姨”(王桂荃)有着“如夫人”的关系，王还为梁家生育了三子二女。

　　梁解释这种情形有一段名言:男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后来觉得不符合原初的主张，便补上一句“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其实，梁一念之差，没有拜倒在何蕙珍的石榴裙下，却搂了李夫人的贤惠使女，还是做了“半个奴隶”。

　　梁的名言是可以关照近代史上一大串名流才子的，胡适之也莫能例外。1962年胡去世，蒋介石送去一幅挽联，上书“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意在勾勒胡一生的矛盾，在情爱关系上，胡的知行也交织着尴尬。在赴美留学前，胡(洪梓)在上海滩曾度过他人生中短暂的放浪期，喝花酒、狎妓、斗殴，一次烂醉之后猛回头，考取官费留美资格，随后一路正人君子(海外曾有韦莲司之恋，但未脱缰)，归国后在南京时曾遭遇过一次“爱情瘟疫”，热恋上表妹曹佩珊，后遇发妻江冬秀剧烈反抗(以戮子相要挟)，内心也遇剧烈震荡，有情人未成眷属，胡江和好，终生未发生变故，恰好符合梁启超的名言。

　　细细搜寻史料，未必死水无澜，野史版的陆小曼晚年口述，说志摩死后，陆新寡，风韵万千，却与旧情人翁瑞午同居，“胡大哥”心生醋意，多次劝说陆，明示翁太俗，他愿意全力供养陆，感情上也愿意陪逢，陆未允，招来胡大哥万分嫉恨，当凌叔华征询胡徐的遗物“百宝箱”如何处置时，胡力主不能交给陆。以致《伦敦日记》失传(可能被林徽因销毁)。从这段野史看，胡也并非心如古井，仍保有才子的“风流”底色，但这一内心“波澜”并非抹黑胡适之，相反，正映出胡身上的“人间情怀”，越发可亲可爱

　　《准谈风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是江晓原、王一方二人的散文随笔合集。

　　全书共分对话、夜话、闲话三部分，书中他们探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其研究对于匡正今天时弊、增进国人幸福有推动作用。本文摘编自该书。

luo

彭湃到底是神还是魔鬼[转帖]

彭湃是神是魔?

作者：陈更

一切神坛上供奉的神，如关公等，对民间心灵产生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彭湃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塑造的神像之一。既然神对于社会教化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世人选择某些历史人物进入神殿而成为世俗楷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在我们惯见的各种文化资料中，关于彭湃的介绍一般是这样的：

彭湃（1896.10.22-1929.8.30），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与毛泽东一样，被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17年夏去日本求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1年回到广州，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1927年10月，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11月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冬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４日，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８月３０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了彭湃等同志。

关于他的解贫济苦的侠义行为一般有如下记载：

彭湃于１８９６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关于他就义前的英雄慷慨又有如下记载：

行刑的时间到了。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作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从广泛可以看到的上述内容的史料和宣传品看，彭湃无疑是一个十分光鲜的人物，祭入神坛当属无愧。但最近读到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张戎、乔.哈利戴所著《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故事》，其中关于彭湃和他的“海陆丰”的记述，却使我惊心怵目。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人类）的畸型的酷虐残暴、生存的恐怖、生命的不测、令人发指的戕害生灵的毒邪之气，使我这因久积岁月的年轮而变得十分强韧的心也感到颤栗。我不由怀疑，这是我们平日称颂的英雄彭湃么？这是我们久所仰慕的海陆丰么？

我先看到的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故事》，内中关于1928年的斗争先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残忍。。。。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D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哗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後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农民把他们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在这样不堪想像的残忍画面之后，张戎、乔.哈利戴夫妇以递进级的语气介绍海陆丰的情况：

这个时期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 “小莫斯科”， 那裏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毁。”

在这段介绍中，谁能想像彭湃是一个出身世家、长期留学东洋的中西兼璧的文质彬彬的儒生。我对张戎、乔.哈利戴夫妇的治学人格十分怀疑：恐怕是以资产阶级的眼光在透视中国历史吧！

但不期又读到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该书对于当年的海陆丰有如下记载：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人头宴）。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 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 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 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 100 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我前边所说“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人类）的畸型的酷虐残暴、生存的恐怖、生命的不测、令人发指的戕害生灵的毒邪之气，使我这因久积岁月的年轮而变得十分强韧心也感到颤栗”——这样的感觉主要是从上边的画面来的。

当然，这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仍然有可能是在污蔑中国革命。但相对说来，这是教科书，要相对严肃和真实一些，而且是世界顶级一流大学的教科书，其严肃性和真实性应当更强。还应当认为，历史学家们的争议，往往历史观点的争议，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争议。这些想法削弱了我对这些西方书籍关于海陆丰记载的怀疑。

还有一些国内的记载值得一提。据大河报文章，海陆丰地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一股反彭思潮，至四清、文革，酿成了一种反彭运动.一切纪念彭湃的历史遗迹被捣毁，彭母被押，彭子被杀。直到1978年9月，席中勋作出极大努力，才为彭家恢复名誉。

文化革命是一个极左的年代，海陆丰人为什么反对彭湃？是认为他还不够左？还是当地人民对于历史有一种特殊的记忆，这种记忆与一贯宣传不相吻合？

我不很清楚，更准确说，我十分惶惑。在曾经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彭湃究竟是圣是魔？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于海陆丰、对于彭湃的认识为什么这样大相径庭？

我期望有资望、有能力的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研究彭湃这个人。尤其不要忘了这样的观点：那些进入神坛的历史人物，将对世俗世界产生持久而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是魔万不能置于神的位置，当然也不能诬枉了神！

luo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转帖]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國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國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國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國”，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國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國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國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國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國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國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國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 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國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國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國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國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國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國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國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國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國，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國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國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國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國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装”。

　　比中國人还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國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國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國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國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则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國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國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國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國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國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國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國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黨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纹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國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國话，自诩为“中國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國学，却精通中國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國人还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黨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國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國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國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國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國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國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國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國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國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國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國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鸿铭文集。中國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國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國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國，发展成中國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國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國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黨的绝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仲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國，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國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luo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转帖]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國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國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國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國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國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國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國，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國，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國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國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國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國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國、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國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与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國革命黨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國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國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黨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國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國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國，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國的事务？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產黨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于是中國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國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國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黨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國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 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國首位。大连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國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國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產黨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國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学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國高等学校为１４１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國率先发展的原因》，華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國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國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國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國就尽量做得象中國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國，对同中國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國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國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國，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國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國”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國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鎮壓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國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國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國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國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luo

周恩来租借卫星地面站[转帖]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处处维护国家主权，体现出见微知著的卓越外交智慧。这在租用卫星地面站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十八人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技术安排，其中之一是有关电视转播问题。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美国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事极为重视。

接到美方的请求，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四人帮”的爪牙于会泳抢先发言，他以极“左”的口气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这个“首长”指的是江青等人，当时，江青等人把持着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大权，与会的其他人听后，只好一言不发。

此事一度中断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一席话掷地有声，令人无可辨驳。

周恩来决定原则同意美方的要求，并要美国方面帮助租用一个通讯卫星，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熊向晖向齐格勒转达了周恩来的决定。齐格勒听了，认为租用通讯卫星的经费可能有一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代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因此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听后，立即表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一事，再作考虑。熊向晖之所以这样表示，是想为中方节省一百万美元租金。

不料周恩来听了汇报后，马上批评熊向晖，认为他一听一百万美元租金就想缩头的做法不妥当，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为了维护主权，同时又圆满地解决卫星租用的问题，周总理让熊向晖向美方转告三点：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三点“约法”既维护了主权，又精明合理。齐格勒听了很惊讶，镇定一会儿才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luo

红岩档案里的真实故事[转帖]

■郑一奇

远观渣滓洞监狱全景

　　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小说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的多种形式的斗争。
面临崩溃的蒋家王朝，进行疯狂反扑，大肆逮捕****人，集中关押在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革命者在狱中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小说依据史实，进行艺术创作，塑造了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小萝卜头等英雄形象。革命烈士的高尚品格、牺牲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几代青年。小说至2007年，已印刷68次，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这部小说最初拟名是《锢禁的世界》，后取名为《红岩》，据我理解，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驻地。重庆地下党的斗争，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展开的。小说《红岩》是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重要体现。《红岩》书名象征了革命者的远大理想与崇高气节。

　　自小说《红岩》出版后，对“红岩精神”的阐说，一直是循着两个方向：一是文学艺术的再创作，如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戏剧《江姐》《华子良》，舞剧《红梅赞》等；二是革命英烈斗争史实的深入挖掘及相关史实的研究与展示。20世纪80年代的《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事迹展》和21世纪初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成果。

　　2008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岩档案解密》一书，这是红岩历史文物搜集整理、红岩文物档案全方位研究的新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被历史尘封的档案被解密，相关的人物、事件的史料被梳理公布，使读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这部书是由“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主编，具有史料的真实性，资料的丰富性，研究的科学性，也就具有特别的感人之处。

　　这部书分三个部分：解密红岩档案、解密红岩人物、解密《红岩》小说。第二部分“解密红岩人物”是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这部分以广阔的视野讲述了在监狱之外中**员、进步人士在重庆进行的多方面的斗争。今天读来，我仍然为这些革命先辈的眼光、信仰、勇气、智慧而感动。书中讲到有“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打入“军统”电台，后英勇牺牲，又长期被误解的张露萍等七位英雄；为党报警，不畏艰险，又饱受曲辱而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的老党员谢育才；铁骨铮铮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林伯渠对红岩村的深情与红岩诗作；在重庆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友人绿川英子；长期埋伏在“中统”的中共情报员黎强（解放后曾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情报员沈安娜（为国家安全局离休干部，现93岁，仍健在）。这一部分的史实，有的过去略知一二；黎强、沈安娜的斗争事迹，我是首次读到，让人不能不佩服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战线工作，实在是超一流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这方面还有些故事并没收入，比如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原型，中共地下党员，重庆广大华行的总经理卢绪章的事迹，也是应予介绍的。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解密红岩档案”具体讲述了白公馆、渣滓洞的历史变迁。对中美合作所的由来、作用作了全面剖析，并首次公布了这一时期的叛徒的典型史实。后两部分内容，让人感到档案“解密”的深度。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来龙去脉，过去出版的书是没有全面讲清楚的。过去还习惯把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两所政治犯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统称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本书依据史实指出：“中美合作所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与军统集中营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其也曾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只是由于在后期被卷入了反共的一系列活动，才使中美合作所逐渐偏离了其最初设定的工作轨道。”这个看法是比较全面的。关于“叛徒群像解密”，是新披露的史实。《红岩》小说中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叛徒典型“甫志高”，这是由几个真实叛徒的事实概括塑造的。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搏杀中，也确实出了一些叛徒。这本书披露了9个类型的叛徒：如曾经满怀激情，后来叛变的“老党员”；两面双料型叛徒；街头混混型叛徒；光环消散型叛徒；江湖流氓型叛徒；先软后硬型叛徒；先硬后软型叛徒；年龄大、党龄长、职务高的叛徒；既未被国民党当局处死，也未被人民政府镇压，充当“活化石”的叛徒。这一部分史料尘封已久，现在披露，仍让人感到当年斗争的尖锐、复杂、残酷，仍是发人深省！书中指出，这一部分史料，既是重庆地下党党史反思的重要镜鉴，也是今日加强执政党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的反面教材，这是很中肯的。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解密《红岩》小说”，讲述了6个与《红岩》文学典型有关的历史原型人物故事：有“红色作家罗广斌”；“红色恋情：江竹筠的爱情故事”；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的故事；成岗的原型陈然的故事；小萝卜原型宋振中的故事。还对小说中国民党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军统少将徐远举的一生，作了详尽讲述。徐远举以一名热血青年进入黄埔七期，后来变成国民党的“鹰犬将军”，对人民犯下十宗大罪，在解放战争中逃窜，被云南卢汉的起义部队抓获，长期被人民政府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中接受改造，1973年病死。他的家人、后人的情况，书中也作了记述。书的最后还讲述了当年地下党策划搭救狱中同志而未获成功的故事。

　　读完这部充满血与火，内容沉甸甸的书，不由得让人陷入沉思，发生许多联想。我想许多读过《红岩》并喜欢这部小说的新老读者，一定会对这部“档案解密”很感兴趣。读了“档案解密”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真实历史，也对《红岩》忠实于历史的艺术创造更为赞赏。许多到重庆参观《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的人，也会读读这本书，了解在重庆发生过的许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同的读者读了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一再出现的“红岩文化热”，说明红岩文化独有的历史价值会不断向社会提供观察人生、观察信仰、观察价值观的新视角、新视野。红岩精神会不断地给人们提供行为坐标的参照系，以净化自己的心灵，这就是这本好书会受到读者重视的根本原因。

《红岩档案解密》，厉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luo

前外交部副部长符号及“北方书店”一案始末[转帖]

　　我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有一位叫符浩,湖北省宜昌市前副市长中也有一位叫符号,曾为交通部交通出版社负责人的也有位叫符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个符号频频见报把人搅得晕晕乎乎。其实这么大个国家,有几个同名同姓者也不算稀罕,稀罕的是他们都在传媒上亮相。这里介绍的是从交通部离休曾为湖北省仙桃市政协委员的符号。

　　符号出山

　　1930年8月16日,上海《申报》以《天津捕获**二十余人》为题发文,文称:“本报天津专电:昨晚9时许,天津方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北方书店,共逮捕符号等20余人。书店为**秘书机关,仅为掩人耳目。”
　　符号,祖籍湖南益阳,出生于湖北仙桃。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汉阳加入中国****。1928年与后来成为中国文坛著名作家的谢冰莹于武昌斗级营结婚。1929年,夫妇俩奉调去北平,谢冰莹考入女师大兼为《民国日报》副刊编辑,而符号因革命需要,去了天津。
　　天津火车站有囤货仓库,铁路局副局长林骥才给符一个肥缺:栈务员。不论管不管事,到月拿薪水。以天津济难总会干事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蒋小海,拉符当他的助手,不经天津新闻署备案,由符一人办起了两个刊物,一个叫《星星》,半月刊;一个叫《夜鹰》,月刊,都是宣传共产主张的。没出几期,遭到查禁。
　　天津有毛泽民主持的中共地下印刷厂,生产能力不差,承印不少公开印刷品,混杂中印制地下报刊,宣传革命。毛泽民想在天津出版一份公开发行的大报,跟符号商量,由符的妻子谢冰莹出名到天津新闻署登记注册。此时的谢冰莹因《从军日记》出版并由林语堂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是京、津、沪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毛泽民别出心裁为这张大报取名“好报”,因主办人谢冰莹系女子故。但因谢在北平,报在天津,号召力不大,便设法请出李遇安为《好报》发行人。为什么请李遇安?因李是天津公安局督察长。督察长是什么?就是专门审讯****人的国民党官员。其实,这全是幌子。《好报》的编辑、记者,乃至出版、发行,一概与李遇安无涉,百事不问。毛泽民管全面,薄一波管钱财,符号管编排,蒋小海搞校对,宋少初跑外勤。
　　《好报》在天津一出版就很行销。这张报纸不拆滥污,不耍流氓,不敲诈勒索,不贪污受贿,堂堂正正;发表的消息确凿,言论合乎大众胃口,调笑文字高雅;除了内部人士大量撰稿外,还吸引了不少社会贤达为之供稿。做发行调查时发现,在茶馆酒肆中,读者向报童买报,拳头一握,竖起大拇指叫道:“喂,来一份《好报》!”由此可知读者的评价。
　　与天津其他报纸不同的是,《好报》天天都刊发一篇长短不一的社论。所谓社论,就是对时政的评价,引导读者了解世界,把握天津动态,拿出独特视点,极受各阶层人士欢迎。社论谁写?毛泽民极具眼光,他请风靡全国的《大公报》主管王芸生捉刀。谁都知道,当日的《大公报》跟蒋介石“吊膀子”,搞的是小骂大帮忙的勾当。王芸生写这样的社论,十分受憋;为《好报》代笔,可以用得上“畅所欲言”这个词。王芸生构思奇妙,出语不凡,点击之处,必会绽放朵朵火花,耀人眼目。由于他在这里不怕蒋的约束,故尔能纵横驰骋,写出篇篇惊世骇俗的社论,把蒋政权有时骂个痛快淋漓。由于《好报》发行面广,连稍有阅读能力的卖笑女和人力车夫,都常手持一份,一睹为快。《好报》在当时的天津十分光彩。符号是《好报》编辑,不仅领受到事业有成的喜悦,而且收入不菲,他常捎钱给已有身孕的谢冰莹。这一段日子,符号常奔走于平津两途,日子过得惬意。
　　但是,世间不会有不经过斗争,舒舒服服就完成革命任务的便宜事儿。当时中**内受极左思想影响,组织上通知隐蔽战线上的人,也得参与“飞行集会”,也得和游行示威的学生一道上街,一道举旗呐喊,一道散发传单。李遇安作为打入敌营的中共地下党员,虽身为天津公安局督察长,也免不了要上街散发传单。当李遇安与反对国民政府的学生游行队伍一道喊口号走过金钢桥时,被林立的岗警发现。岗警见上司过来,不知他在进行革命活动,一眼认清,便举手行礼,李遇安硬着头皮给岗警回礼的同时,赠给一份革命传单,继续前进,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直到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革命传单发完为止。
　　警察们将李督察长发给自己的传单,毫无保留地全部奉呈局长郑延毅。郑延毅与李遇安均系军校六期同学。郑局长原先对《好报》的作派百思不解,这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同学李遇安竟是**!于是请来李遇安,先讲一番关系、亲热,再板起面孔,公事公办。郑说:“不必用假话蒙哄。想你在****里头官大,所以才这样铤而走险,真教人费解。这飞行大会你也敢参加?不是自我暴露,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不能也不敢庇佑你,唯一能做到的是,一不审问过堂,二不施加刑罚,只请你去坐黑房,自反自省,等我报告校长得到明确指示后,再向你转告结果。”
　　李遇安的督察长身份到此结束,《好报》发行人也当不成了。《好报》因之停刊,符号等“失业”。但从狱中传出了李遇安的诗作:
　　三十年华思逝日,
　　一腔心事盼来朝。
　　而今岂应科头坐,
　　锻炼正好在监牢。
　　符号将此诗铭记于心。在1942年,桂林形成文化城时,符与陈迩冬(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八编辑室主任)办《大千》文学期刊,李遇安诗终于由符作注,公之于世。而李遇安的下落,符查找许久,不知所终。

　　神秘大箱

　　《好报》停办,符号由蒋小海领导,用天津招商局的名义,在英租界租了一家楼房。楼下住的是“二房东”夫妇,楼上则由符号“一统天下”。符号的任务是看管一批大木箱。这些大木箱乍看全是些戏剧道具箱,实则是国际济难会的公文。每到晚上,符号便闭上门窗,扭亮电灯,打开一只只大木箱,按着白天由外边进来的一位女佣交付的“函件”,对函件号码将箱内文件编号存档。不必翻译,也不需了解内容,如此机械性操作,夜夜如此。

　　夜静更深,长时间开灯,开箱、关箱,又是木板楼,哪有不声不响的,一有响动,便招来楼下二房东夫妇的询问:“干嘛子的哟?”时间一长,一大堆木箱,加女佣收送公文的来往,便引起了二房东夫妇的注意。他们倒不怀疑这是****的什么机构,而是怀疑这些箱子里藏了大烟土。一天,男房东蹑手蹑脚上楼来,挨符坐下,讨好地说:“先生年纪轻轻,能做这样大的生意,真有胆识,佩服,佩服!”符号只得信马由缰地予以应付,嗯嗯哈哈。可是男房东不肯就此罢休,进一步紧逼:“我自幼吸食鸦片,怎么戒也戒不下,眼下市场上此货奇缺,恳求符先生多少卖一点;如果货物数量太大,不要紧,我可以找人代销,路子很宽,不信问问天津老居,我讲义气。有财,大家伙都发点嘛。”符号张口结舌,无以为应。幸好这日有从北平来津度假的谢冰莹,立即为丈夫解围:“老板不必误会。箱子里是不是鸦片烟,我们两方面说了都不算数。如果老板能为这笔财产在招商局面前负责,符号可立即找缉私处来人,三人六面,开箱验货,如是烟土,由我们认罪领罚。”男房东听漂亮的女大学生这么一说,立即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误解了,请包涵。”边说边瞟着几口大木箱,摸索着栏杆退下楼去。
　　男房东并没因谢冰莹的强硬声明信服,他将当面直说改为旁敲侧击,借些理由,狠揍其老婆,让老婆鬼哭神嚎,嚎够了,房东老婆摸上楼来,向谢冰莹痛说婚史,由婚史转入“正题”:“真不知这些大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宝贝!”进一步探听虚实。谢冰莹告诉她:“什么宝贝,是宝贝,不用武装护卫,可以这么随便搁置?实话告诉你,这是一批古籍,招商局从大连运来,正与北平图书馆联系,不久起运,只是等待工人,候出了太阳,出晒、防蛀。”谢的轻描淡写,似乎使二房东奶奶有些相信。然而,二房东夫妇始终耿耿于怀,时时刻刻紧盯着符号,还有那位每日必到的女佣。符号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小海,蒋小海不得不更换看箱人,而且不久就将大木箱转移到安全地方。

　　“中国脸谱”

　　因为天津地下党组织出现了叛徒,不少地下党员被捕。蒋小海通知在女师大的谢冰莹暂留北平,近期不得来津与符谋面,再是将符调到国际济难总会东方联络点华北商店,以当小伙计遮身。
　　华北商店设在天津法租界24号路,距天津法文图书馆很近,商店经理柳直荀,亦即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直荀。符号当日怎知他的身价,只知叫他柳经理而已。柳经理很讲究派头,西装革履,很像场面上的人物,言词敏捷,跟符号常以武汉腔对话。他很赏识符号一笔娟秀的毛笔、钢笔字。
　　华北商店开的是古董行,门面由瓷砖砌成,木框玻璃大门,地下为水磨花岗石,柜外摆红木硬席沙发、茶几,柜内博古架上搁置古玩,标记夏、商、汉、唐,似乎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但业内人知悉,全系摆设装门面的仿制水货,无一真品。柳直荀嘱咐符号,一定要把守好商店大门,无客上门挺好,有客来了,热情接待,任他评论,不作辩解,行话说买卖不成人情在。

　　柳经理见符一人照店显得孤单,不久又调来一位叫刘学义的小伙子,与符的年龄都在二十四五岁之间,总算有了伙伴。他俩自炊自食,生活标准不低,每天的餐桌上都能翻新花样。他们工作是,除了看管那些满架子上的水货外,还从邮政局投递员手中接过各种报纸、杂志,多为中文版,也有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的报章。收件人姓名是位叫“贝当”的法国小姐,拆件人皆为符、刘。报纸、杂志卷筒被拆开后需叠好,放到柳经理的老板桌上。柳经理少有时间来到华北商店。要是来了,那劲头非同一般,他拼命阅读中外报刊,大半天不吃不喝不挪位也不上厕所,一目十行地翻阅着,手中的红头铅笔,不住打杠、划圈,这样把一大摞国内外报刊浏览完毕,才高高伸起双臂,连叫几个啊哟,然后请来符号,指着积如小山的报刊说:“凡属划了红杠红圈的,全部剪下、贴到报册上去,待查。”柳直荀不仅中文底子厚实,且通英、法、日文。但从符与柳的长期交往中,符知悉柳擅长法语,他写了一本书,题名:《中国的戏剧脸谱》,不用一个汉字,全部法文,令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符号望而兴叹。《中国的戏剧脸谱》用法文出版,印数几百本,不知柳送给了哪些人,符号从不打听。最有趣的是柳直荀从北平天桥购回各式各样的纸盔脸谱,又在天津天桥买回许多泥人脸谱,摆挂一屋,煞是好看、有趣。
　　摆弄古董玩器是华北商店的本行。天津人精明极了,谁也不上门购买这些“珍品”,仅仅时不时有洋人光顾,洋人也只是问问,及至符劝他购买时,洋人只是几个“噜噜”之后,耸肩摊手而去。因为这些水货上的标价不低,不低就是为吓唬人而定的。也有例外,一天一位碧眼金发的摩登法国女郎进店了,跟符号一个礼节性的招呼后,指着一张京剧旦角梅兰芳的脸谱,用不熟练的中国话问道:“这是多少钱一张?”符号只是一瞟,随意回答:“25元!”因为从无开张过,符号绝不怕得罪了顾客。真没料到,法国女郎爽快地甩出25元,取走了梅兰芳脸谱。待符仔细辨认梅像标价牌时,这才发现写的是2.5元,高出了十倍价卖给了人家,这时候,人家怕已远走了几条街了,茫茫人海,何处寻觅法国女郎!
　　柳直荀经理第二天来店,符号捧出这25元,诚恳地向经理讲述开张数月来的第一笔生意成功的经过。因为卖了惊人的高价,符表示认错又无法纠正,谁知柳直荀哈哈大笑好久后,才气喘吁吁地、一字一顿地说:“笑话,笑话,天大的笑话!这梅脸谱在天桥,零售一毛一个,批发(12个以上)还不到8分,真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合古了!好罢,我宣布,符号、刘学义,关店,今天出门去吃日本料理,不吃完25元不准回店!”
　　不要看这守店、吃料理是这么轻松愉快,柳直荀的规矩可够厉害:一、不许与家人通信,更不允许向家人交待现在工作地址;二、与一切熟人包括新近认识的人必须断交,哪怕处于闹市,除了经理允许外出的地方外,得老老实实守店;三、只接待自行上门的顾客,不允许在大门口招徕客人;四、循序渐进学法语,课文就是柳经理的大作《中国的戏剧脸谱》。

　　符号与刘学义也从无多少交谈的资料,每日抄写法文诵读法文不止,但对此谁也产生不了兴趣,只是照经理指示,机械式执行而已。

　　再掉“饭碗”

　　正感寂寞、约束难受,蒋小海从招商局来了。他问符想不想换个环境。符答:这要看是个什么样的环境。蒋小海平淡地说,上级要求在法租界天祥市场旁边开家书店,店名都有了——“北方书店”。这是党的情报机关、联络点。听说要开公开书店,符号高兴了,连说:去,我去!就这样,符号由华北商店调入北方书店。
　　由于有了一些经营知识,又是符喜欢干的工种,符便全力以赴地工作。他首先与上海的几家大书店联络,开去这边要购进的书目及所需数量,零售与批发兼营;又出版了一张不定期四开小报,取名《北方书刊》。因为不定期,又以报道新书目录为主,避免了新闻检察官的注意。此间,符号不仅做书生意活跃,而且勤于笔耕。他熟知一位女子,名叫周铁忠,十分男性化,凭着一双放大小脚参加了北伐军,在扛枪打仗时学文化写文章,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社会上传为神话人物。符号以此为基础,加入神秘化的演绎描述,终于写成千多行的长诗,书名《铁大姐传奇》,由北方书店出版。虽说印数是区区800本,销售也不旺,至少积压一半,但初试牛刀的喜悦,让符号的心境久久难平。这本书后来传到了北平,着实让畅销《从军日记》的作家妻子谢冰莹,也为之专函祝贺。懋中洋行的翻译张竟成,系美国《新群众》杂志社的特约作者,他把符的作品片段译出寄给《新群众》刊登,这给符号的鼓励很大。

　　符号这般活跃,纯属革命需要。除了吃饭是书店供给,几乎连每月理一次发、洗一次澡的钱,都由自己筹措,别想有像卖高价脸谱吃日本料理那么好的运气了。谢冰莹的书用几种文字出版,可是收不到一笔版税或稿酬。虽为《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每月编辑四期,其总共收入,够不上一周的伙食。既无符号的支持,又要交纳女师大的生活费,谢冰莹简直无路可走。最叫冰莹尴尬的是,这时身怀毛毛,不说营养,连一日两餐也糊不上口了。
　　符号只得造访北平教育界知名人士吕沁,痛述其困境。吕怦然心动,立即书函,请大名府顺直省第五女子师范关照。很快,五女师给吕沁作复,愿意接纳吕介绍的人。但谢冰莹不能为饭碗而弃学业,还有《民国日报》的编辑一职。符将情况向顶头上司蒋小海报告,蒋同意符号替妻子上任,并且将符的党员关系转到大名府第十一中学。
　　顺直省立第五女子师范的校长名叫黄淑范,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一腔热情,名副其实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黄校长见符号一手字写得不赖,又一表人材,还有武昌中华大学的毕业文凭,欣喜不已,委以重任——要符号教女师毕业班。因为组织关系在第十一中学,符常去领旨,便认识了姓薛的校长。谈吐中,符号不时运用英语词汇,薛校长又聘请符号兼了这所中学初中班的英语课。这样一来,符号夫妇便从拮据的困境中走出来了。
　　本该这样过些好日子,哪知“狗肉将军”张宗昌率师来到大名,使大名躁动起来,热血青年符号能够回避么?因为“狗肉”来了,符号便化名给《顺直日报》写文章。什么《三不知》,什么《小白脸与小美人》等等。
　　张宗昌是北伐军把他撵出大上海的,大名府却是张的驻防地,出出进进几多回。大名府留下了张宗昌的不少趣闻轶事。符号化名为文,所有资料,无不来自民间口头传闻,故而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发噱。如“三不知”写的是张宗昌一不知自己库房里有多少银子,二不知队伍里有多少枪杆子,三不知家里有几多小老婆。符行文至此,也该让人笑笑就此打住,他却笔锋一转:“笔者知悉,将军还有大大一个不知,即四不知:张将军屠刀下,砍下了几多平民百姓的脑袋瓜子!”一下子由喜笑怒骂转到愤怒的声讨。这样的文章怎不令人一气读完,由衷解恨。张宗昌暴跳如雷,下令追查作者及其背景。
　　因为符号写文章一是化名,二是不留通信地址,张宗昌对骂他的文章也就无可奈何。
　　张宗昌虽说文化不高,但也工于心计,他知道写文章闹事的人所在地方必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学校。他要求大名府地方官员带他到各中等学校去演讲,收买人心。
　　女师校长黄淑范接到当局通知,张宗昌元帅要来学校视察。黄校长作全校总动员,师生更装列队欢迎驻军首长。学校还分给小旗,张贴标语,把“狗肉将军”大大捧热。
　　黄淑范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尊严,对张宗昌恭敬如神,其毕恭毕敬之态实在过分,又由于是女捧男,媚气忒重,令符号非常反感。
　　张宗昌改不了流氓性质,全不顾是在女子师范里,听讲的全是女生,且已成年。他开口一个“妈那个巴子”,闭口一个“奶奶的个×”,极不文明,学生们听得皱眉捺眼,而黄校长还带头在陪座席上为之鼓掌。张宗昌讲去讲来,始终讲不出一个什么名堂,但有个中心,亦即刺激点:“只要你们不被**赤化,我他奶奶的,奖你校1000大洋,改善改善伙食。如果本帅下次来学校,仍然没有赤化,本帅加倍奖赏。”黄校长激动得站起身来鼓掌,领头叫喊感谢张大帅恩赐1000大洋的口号。
　　“狗肉将军”走了许久,学生生活并不见得有任何的改善。有教师质疑:“这张帅是否对他的许诺负责任呢,1000大洋该不会随风而逝吧?”有好事者向张部的后勤经理打听,问这千元下落,后勤经理斩钉截铁回复:他亲手付与黄淑范校长,并出示了黄校长盖有校章的领款字据。这下可好,“黄校长贪污了1000大洋”的呼声鹊起,“群雄”争讨,追查这千元下落,于是酿成全校大罢课。
　　黄校长认为,符号是由自己接纳入校的,应跟着自己走,毫不动摇,于是令符号向学生为校长“辩污”或叫“辩诬”,为校长洗身子。符号回答:“这是难办的事,我会夹在中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学生说我偏袒了校长,校长要我给学生做说服,与其两边互不信任,不如我不开口……”校长见符号委婉拒绝为自己当说客,证明符是站在学生一边的。立时,黄淑范笑了:“那就不强人之所难。”符号的感激话尚未开口,黄校长接着说:“符太太(谢冰莹)月份(怀孕)重了,符先生也应回北平照料去了,待下学期开学再聘符先生任教。”说毕,不再听任何回复,弃符而去。

　　既没有谢冰莹给黄校长要求符号回北平照料的信函,又没有谢直接对符提此要求,足以证明,符因不听话而被黄校长辞退。无奈,符号只得到十一中去转党的关系,夹着行李回北平。
　　谢冰莹红头赤面地责备符号:“这区区千元,与政治毫不相涉,你居然团结学生反对校长!这可好,又敲破了一只饭碗。何处再觅呢?”

　　飞行集会

　　北平法政大学二部接受了符号从大名转回的党组织关系,但在经济方面,组织上不能给符号以分厘的照顾。符号向接收关系的同志打听:“难道组织上对自己的同志没有任何周济么?”这位同志除了摇头,还能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呢?党的政策,对进行革命活动的党员无任何经济上的帮助,丝毫没有改变,但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飞行集会”。北平的党组织通知所有党员:“‘五一’节将至,全市党员须以最大的热忱参加‘五一’大示威。”展开活动前,需预习一次。活动领导人是清华大学杨缤(即后来的周总理办公室主任、《人民日报》总编杨刚)为总指挥,女师大谢冰莹为副总指挥。组织上考虑到谢冰莹身孕月份已重,改由符号替谢。
　　预习“五一”大示威的方式仍然是老一套办法。所有党员必须参加活动,由杨缤掌大旗领行;符号则携“万响鞭炮”,包裹严实,潜入大前门的箭楼,等待集会队伍形成队列后点燃鞭引。当一声炸响,劈里啪啦之时,杨缤招展大旗,数千名大学生紧跟,示威开始了,口号声接连不断——
　　“反对军阀混战!”
　　“打倒帝国主义列强!”
　　“打倒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事先闻风等候在主要路口的军警,立时举棍擎棒,打击为首几人后,众游行者不再继续游行,而是找巷子胡同,尽快避开,避免损失。
　　符号在箭楼上放鞭炮——怕不着引,难得连贯造势,便拿着火种守候,直到鞭炮放完、声绝。符号完成放鞭炮任务下楼,却已是人去街空,游行队伍不复存在,只有稀疏的路人匆匆,军警也不再盘查询问。符号大摇大摆地回到舍中,只见风尘仆仆的杨缤跟谢冰莹正在叙说着发生在不久前的游行情节。杨缤见符号进门,便高兴起来:“爆竹挺爆,声大声疾,挺能壮威。最棒的是爆竹响时,看不到箭楼上的点放人,好似神灵相助。”谢冰莹听了自然喜形于色,不断地抚摸那腆着的大肚。杨缤这才收起笑容正经地问道:“小宝贝怕是快要出生了?”谢冰莹幸福地直点头。
　　符号没有任何收入,连每天两餐也是靠谢冰莹的稿酬支撑。妻子即将临盆,医院花销忒大,怎么办?找朋友们借贷么?极不现实,大家都是在穷困线上挣扎,怎能腾出手臂给符以帮助。符终于想到了“我本楚人廖士楷”。符号上门,向老乡、大绅廖士楷告贷“生产费”,廖士楷乐善好施,话说明白:“助你一百大洋,祝冰莹母子平安!”医院是当时连护士都多是洋小姐的协和医院,收费奇贵,廖大绅士幸而给的是百元,若是数目少了,符、谢又从哪里借贷!谢冰莹生下一个女婴,哇哇大叫,特别响亮,声音飞出窗外,令草地上散步的人都感到惊奇。符、谢在武昌结婚时就协商预定:因两人都是军校出身,都参加过北伐打过仗,生下的孩子,不论是男还是女,都不习惯地遵父姓抑或母姓,而是姓小,名号兵。果真小家伙在产房里吹起了战斗的军号,为父母的贫困鸣不平!谢冰莹作品的翻译者林语堂先生,闻谢冰莹喜得贵女,又别出心裁地取名小号兵,便在玩具商店里定制了一个口吹洋号的布娃娃,邮寄北平。夫妇俩常将这件珍贵礼品与小宝贝扎在一起,不时帮忙用指头捏响号嘴,发出嘀嗒之声,分散女婴的注意力,有抑止哭声的作用。
　　孩子出生了,家里开销大增。冰莹拼命为《安琪儿画报》写稿。往往,文字占有画报的主要篇幅,目的是为了多挣点稿费。无奈画报发行量极为有限,稿费无论如何也提不上去,故尔,收入不得增加。面对这样拮据的局面,作为男子汉的符号,心里自然很难受。他跟妻子相商:为了小号兵不挨饿,能健康成长,爸爸要做得名副其实——再返天津谋职赚钱,养家口。
　　符号的主张得到妻子的极力赞成。可是符号手中空空如也,连买火车票去天津的钱都没有。怎么办?符号有个胞弟,学医,正在陆军医院学药剂。尽管弟弟享受的是士兵待遇,因他没有成家,手中还攒了两块大洋,见胞兄如此困难,将全部家产和盘拿出,外加送上一套旧军装,连布质徽章也钉在胸口。符号着装上火车,“老虎皮”管用,不花分文到天津。一下车,符号直奔北方书店。书店顾客寥寥,反是楼梯上下军人来往频繁。符见这儿多是新人,颇觉失望,陡然见到一个搬书的人来了,是熟人——书简工任作轩,于是他俩亲热得不得了。任作轩表示了惊诧:“你怎么当兵了?”符说一言难尽,请任作轩带他去见经理。
　　经理早已不是柳直荀,而是新来的刘庸僧。符把刘庸僧当成上司、同志、亲人,一口气吐出了急于求职,须养家口的心情,而且还希望接受从北平转来的组织关系。不知是天津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太多还是信不过符号这一身老虎皮,刘庸僧的回答,令符号十分沮丧。刘庸僧低沉地说:“第一,我不是同志,而且这儿的联络点早已撤销;第二,我是书店经理,营业是每况愈下,根本赚不着钱,保不了本,算是混日子;第三,这儿住的是阎锡山的龙虎部队,楼上兵满为患,你难得插足进来,实在抱歉。”
　　刘庸僧把话都说绝了,毫无通融口气,符号只得起身,拱手告辞,踯躅天津街头。本来是漫无目的,不知怎么游荡到了懋中洋行大门前,符号陡然一拍后脑:“张竟成不是在这吗?”正要闯入,不料张竟成下班出门。两人相见,自是热络。张竟成将符号引到住处,买了两个熟菜,从食品柜里取出一瓶“可可亚”法国酒,对酌起来。酒能助兴,符号又吐出窘迫的苦水。张竟成是位不错的听众,让口若悬河的符号尽情倾吐完毕,才问符号还有说无说。见符号摇头后,他才凄然回道:“天津党都被‘飞行集会’飞垮了,所有露过面活跃的积极分子均已下狱。党中央只得派来薄一波、周黎杨、陈云祥一批同志。新来的人又有什么办法?为纪念巴黎公社诞生60周年,又搞飞行集会,周黎杨等十余人当场被捕。顺直省委毫不为之所动,不愿总结失败教训,又下达‘五一’示威游行指示。这下可好,连薄一波、张福民等这样的领导人也被捕去……”讲到这儿,符号插话讲述了杨缤在北平搞飞行集会的情形。两人对中央采取的政策——自我暴露,十分抵触。张竟成接着说:“同志们对于这种睁眼尿床的指示表示了不满,根据《党章》规定,由罗龙章起草,集体上书党中央,对一而再搞飞行集会,使党的实力大受损失的政策提出严肃批评,并请求改组顺直(即河北)省委,产生新的领导人,企望有新的主张产生……罗龙章的上谏函受到许多党员的欢迎,纷纷签名,表达意愿。你所熟识的老上级蒋小海,也在函上签名。然而顺直省委拒不承认错误,大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凡在函上签名者,一律打成反革命!”张竟成把话说完,站起身来,从皮箱底层翻出四块银元,抚着符号的肩膀说:“你看天津局势这么紧张,同志们未被逮捕的,也在夹缝中过日子,你还是今天乘晚班车回北平的好。”

　　符号说:“好,时间尚早,我俩散步到北方书店看看,看这刘庸僧究竟是哪路神仙!”

　　“宣传部长”

　　夜幕降临,灯光闪烁。灯影下,北方书店陡然热闹起来,读者拥挤。符号认为刘庸僧“混日子”的说法不切实际。他携着张竟成的手,挤入书店,一眼见到白天见过面的任作轩,便问:“经理在班上吗?”任作轩这时像变了个人似的,恶狠狠地反问:“什么经理?”符的神经仍旧松弛着:“你看你,刘庸僧经理呀!”不待任作轩作答,从任身旁钻出一个牛高马大的短装人回符:“你专门来找刘庸僧?他被请到巡捕房去了。”这时,符号始知有变,装作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找他干嘛?”可恼的是同来的张竟成,这时脑子也未设防,本可了解形势有变后立即回避、出门,不巧他也凑过来问符号:“刘在吗?”高个子又问张竟成:“你是干什么的?”张竟成这时才醒悟过来:“干什么,到这儿来不都为买书?”说着,张竟成鬼使神差地从胸口摸出一张印有洋行职员身份的名片。高个子不吃这一套,又问符号:“他跟你一道?”符怕张竟成牵连进去,便坦然回道:“不一道。”高个子笑了:“不一道就是一道,请你俩一道去巡捕房。”张、符想瞅空一犟,溜之大吉,哪知,看书的人全是来捕人的卧底。张竟成、符号喝法国酒、倾诉心曲时,北方书店被破坏,刘庸僧等被捕走,而任作轩留下作线儿,又钓上张、符二人。

　　张竟成、符号进入巡捕房,几问几答后,由巡捕房很快引渡到天津公安局。公安局看守所人满为患,符号能认识的人不少,如一道办过《好报》的薄一波、早已认识的上司彭真、蒋小海,才认识不久的刘庸僧等,尽在“所”中。
　　预审员来了,问符号:“你叫什么名字?”符号回答:“符沙!”预审员问任作轩:“你说,他是叫符沙吗?”任作轩摇头回答:“鬼知道他叫什么东西!”刘庸僧自告奋勇:“我知道,他不是符沙,真名叫符其实,是****的宣传部长,他出版的书名叫《铁大姐传奇》。”
　　刘庸僧将符号的底子和盘托出,让符有口难辩。
　　预审员冷笑:“连名字都怕说出口,先打嘴巴!”打手如狼似虎,拥上前,绾袖齐肘,五指并拢,左右开弓,直打得符号满口牙松,两颊如火,耳朵听不见了,满嘴淌血,但不吭一声。
　　预审员经过几番周折,打听到符沙确有其人,是北平陆军医院的药剂员,便打长途电话给陆军医院,要符沙接电话。陆军医院这边回话时摸清对方底细后回道:“符沙请假回湖南长沙乡下去了,让他回来了,你们再打电话过来。”其实符沙就在话机旁。接电话的是另一个药剂员刘昭德。刘昭德的妻子谢天,是谢冰莹的堂妹,符号的连襟掩护连襟的弟弟,也是掩护了连襟符号。因为陆军医院直属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机构不买地方公安局的账,算不了什么。
　　对符号一案,除了刘庸僧的指证外,预审员再也找不出旁证。但“宣传部长”(其实符号没有这个头衔,一名普通地下党员而已)一职足使看守所另眼相待,连彭真、薄一波等领导人都只能住大牢房(皆没有暴露),而符号因受刘庸僧的“抬举”,竟被请进楼上单独房间里,“享受”一人一间的特殊待遇。
　　特殊待遇是不好享受的,看守所给符的下马威是一顿耳光,这只算做小试牛刀,接下来让符坐老虎凳,连尿、屎全都拉在裤子里了,周身火燎火烧,他几次想寻死路,却无条件。受刑时也顾不得思念家里生活及可爱的女儿。
　　两天后,伤处自己生肌,疼痛缓解,刚入夜,单室门开,推入一人。微弱灯光下,符号便打量起这个新伙伴来:浓眉大眼,高颧骨,薄口唇,清瘦,灰白脸,毫无血色,一副抽大烟的模样。他进来就从墙角落取来一卷草席,慢吞吞铺好后,才慢慢躺下来。彼此沉默,谁也不吭声。及至半夜符号肚子里唱洋戏,身体在恢复,需要大量的营养,可口渴得连生水也没有,只能是干熬着。这时后来者才开口了:“老兄,打的什么官司?”符号无好气:“只能问‘吃’的什么官司!”后来人又问:“那人家为什么提审你?看这么多人。”符号觉得这人问得有道理,也不管肚中如何饥饿,终归可以发发牢骚了:“你看我家吃了上餐无下餐,生了孩子无接生费,我像个当官的么?”后来的人直是点头:“当的****的大官?”符号怒喝:“当你娘的抓米官!什么党不党,穷人认穷。”后来的人再问什么,符号是再也不开口了,肚子里实在提供不了能源,让嘴巴作无谓的消耗。
　　因为太劳累、太疲乏,符号饿着肚皮入睡,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几个窝窝头加一碗细米稀饭都送进房里了,安放在墙边。这时,符号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饥不择食,一阵风扫残云,端进来的食物被全部干掉。这时他才想起昨晚的那位牢友,怎么,天亮就不见了?今天的伙食这么充足,想必是双份,为何又只一只碗一副筷呢?令符号估摸不透。几十年之后,符号才想过来,悟透彻:那晚进房的不速之客,是来诱供的,可惜什么也没让人家得到,要不然,可以大大耍弄他一番。
　　又过了几天,符号被押解至天津西第三监狱新监所,又回到了大伙儿中间,那个出卖符号的刘庸僧和任作轩,均在一起。谁也不吭气,相互戒备、提防。任作轩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店员,不知****任何情况,于是被取保释放。而刘庸僧呢,咬一顿人之后,似乎也安于监狱生活了,不时对符号有所表示,只是没有开口:“对不起,我打算供了你减轻我的刑罚,谁知你我是同‘罪’的呢?”符号也表现大度,对刘并不横眉竖眼,以平常态度对之。

　　四年狱灾

　　自从上海《申报》报道天津“北方书店”一案后,引起各界关注。尤其是南京政府,特指令素有“猛虎检察官”之称的叶寅,专办此案。叶主张办案,尤其是办****案,他是宁冤不纵的。对符案,起诉书上说的是:“虽无实据,但有同案犯指证。”即刘庸僧的那句“宣传部长”。因此,符号应判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想借此头功表现的刘庸僧万万没有料到,也是被判两年半。这叶寅是如何推理的呢?刘庸僧虽没查出任何实据,那只是刘的狡猾。但叶以为符既为**高官,刘在**内也该有很高地位。这才叫害人又害己,这是刘庸僧当日信口开河没能预料到的。

　　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该法伸缩性大,具有极大的活动性。如犯×××法,第六条规定是处一年到九年徒刑,真是胡作非为,叶寅在操作《治罪法》时,从不考虑开头的第一个“一”字而只喜欢用最尾后的“九”字。无具体罪行,叶寅便在判决书上写道:“该犯语声嘹亮,态度激昂,能言善辩,具有煽动性本事……”还有,“该犯南腔北调,图谋不轨”“虽属低层文化,但系冒充小贩,混迹游行示威现场”这些不确定语言,竟成为施行《治罪法》的依据。
　　当时,国际法律代表团来到中国,经过有限调查,了解到中国的法治不少地方十分荒唐,指出其不懂法却违法造法。南京政府硬着头皮说,中国司法已经改良并在进一步改良,应收回治外法权。在天津的****组织,通过关系,在《大公报》第二版辟一《法律评论》专栏,跟南京政府针锋相对,揭露其司法中的种种黑暗手段,从而发动“反无理判决”活动,向最高法院上诉冤屈。符号得知《大公报》的活动后,与张福民(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刘仁的化名)、刘万福三人联名上诉,执笔是符号。对于坐在一旁不作声的刘庸僧,符号不计前嫌,也动员他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法院对天津三监狱新监中的申诉,置之不理;符号却十分勤笔,反正坐监无事,天天推敲词语,不断向南京申诉。南京见每次申诉,其字体秀俊,语言逻辑规范,便将集体申诉中的没执笔者张福民(刘仁)、刘万福撤销原判,取保释放,单单留下执笔的符号,直到第二年(1934年)驳回符号、刘庸僧的上诉,维护原判。未判决期间,一年时间只算服刑半年,故两年零六个月的刑期坐了四年牢。快出狱了,组织上派人来监,告诉符号有两处与党接头的地址:去南开大学找章功叙,此人系著名作家靳以的胞弟,与符号曾有几次接触;或回北平间接找张福民即刘仁。所谓间接是符号先给隐蔽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张福民写信,获准后方可见面。来传达组织意见的人,还给了一本两年前由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郑振铎编辑发行)。这是组织上对符号的关怀,因为符号的妻子谢冰莹已经离开北平,带走了小号兵,特意在上海《小说月报》发表离婚申明:《爱的清算》,亦即《与符号决裂》。各地转载时,用题不同,内容一样,就是离婚。符号见到《小说月报》并不稀罕。因为,三年前,谢冰莹到天津狱中探监,让符号在离婚协议上签过名的。
　　释放符号的当天上午,监狱长找符号谈话,适巧,刘庸僧也在一旁。监狱长对符号说:“释放你,不是因为刑满,而是见你腿肿,允许你回家治病。”又对同案犯刘庸僧说:“你年纪大了,思想昏聩,政府不愿赔你一副棺材,你回家去死吧。”两人均默默无声地走出监狱大门。监狱长又扯住符号叮嘱:“你今天就离开天津,如果逗留一天哪怕是半天,一定抓回,叫你坐穿牢底,你就不要怨人了!”符号还有心思幽了一默,手指刘庸僧:“对他呢?”监狱长迟疑了一会:“上面未交待。”符号握住刘庸僧的手说:“你得多留天津几天!四年同监,这是缘分啊!”刘庸僧真的老了,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只有悔恨的浊泪涟涟。
　　看来,南开大学去不成了,章功叙见不到,只能是回北平。谢冰莹或许又改嫁作他人妻了,且也不在北平。天涯何处是符家?到北平找一家最便宜也是最脏乱的小旅社住下再说。住下后,符号要做的第一桩事,便是给在协和医院的刘仁写信,要求见面,要求解决生计。一天、两天、三天,连等一周,不得刘仁半个字的回应。符号急煞,幸有邻居两个仗义的女子,一名廖思化,一名俞方,对符号处境深表同情,解囊相助,帮助他结了房账,符号才能回到湖北武汉。在大智路口,符号见到了一同喝过洋酒、一道被捕,只是早先获释的张竟成。张竟成来武汉奉有上级特殊指令,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包括相识的同志。不过,张竟成为符提供了一个消息,在南开不能接头的章功叙,正在武汉,可能要搭乘外江轮船……符号立即赶往武汉关,可惜去重庆的轮船已经开走。符号心急,随之登上下一班轮船去重庆,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章功叙。章功叙苦笑说:“我也失掉了组织联系,已经接天津党的指示,两处接头,两处失败。”章在困窘中仍给了符号几块大洋,使符号回到了武汉。
　　抗战时期,符号在战时文化城桂林,开办大千书店编大型杂志《大千》,得到桂林才子陈迩冬、大诗人柳亚子的大力支持,有机会与许多当时中国文化名人接触。有趣的是,在此地谢冰莹重会符号,各已再度成家,无法重温旧梦。

　　廿年右派

　　抗战胜利,已成为书商的符号,在汉口交通路再开书店,续弦的妻子王桂叶,一连为符号生下五子。符与谢冰莹所生一女小号兵,异常聪颖,在桂林曾为柳亚子校对《南明史话》书稿。因其母谢冰莹拜柳为干爹,小号兵也就叫柳为干爷爷了。柳亚子曾为小号兵题诗:
　　可怜娇小十三龄,
　　雏凤清于老凤声。
　　同学漓江悲郭竹,
　　思亲蜀道阻冰莹。
　　……
　　解放后,小号兵参加青年团武汉市委工作,符号才关闭书店考入改造思想培养干部的“中原大学”学习。学习期满结业,被农工民主党党魁、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指名调往北京。不久,符筹办人民交通出版社。小号兵此时用名为符冰,取父姓母名,随父调往北京,分配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
　　当年符号出狱,组织上指示符去信刘仁,不知刘仁为何不复。1951年秋,符号看北京市政府公告上印有刘仁的名字,符号再不写信,直接到北京市政府找刘仁。刘仁听说符号来了,好不高兴,边出办公室边说:“开中门迎接!”符号无好气:“1934年我写信去协和医院找你,为什么不回复?”刘仁说:“你的信到协和,我已去邯郸组织暴动,年底才看到已经发黄的信函,我找到小客栈,言你仅住几天便再不见到,叫我何处觅人?”
　　17年岁月匆匆而过,两人的高兴劲真难一时说清。刘仁笑说:“走,去见《好报》会计——北京市长彭真!”
　　彭真听了刘仁的叙述,一手扶头,一手敲桌,无限惋惜地说:“我去延安,王文祥先我而至,可惜,1942年整风,他寻了短见!今天你符号一到,坐天津大牢的人,总算到齐。”
　　符号口无遮拦,又与章伯钧过往甚密,难逃大网垂天的1957年。他被押送草甸子——这处他年轻时从事革命往返的必经之地,一劳改就是五年。后到商务印书馆做校对仅两年多时间,又被遣送到湖北仙桃农村,牧牛十二载,戴一顶右派帽子共住20年牛棚。平反后,从交通部办理离休手续,上级规定他只能留居仙桃而不可以返回北京。符被安排为仙桃市政协委员,为《新文学史料》《团结报》《新闻史料》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于1992年秋天去世,享年86岁。谢冰莹于1948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移居美国旧金山,逝于2000年春,享年94岁。

luo

袁世凯就任秘闻[转帖]

　　1913年,通过制造“宋案”与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以为政敌已除,开始破坏《临时约法》,逼选总统,靠着梁士诒手下“公民团”的流氓手法,于10月6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当选大总统。于是,确定10月10日10时10分举行就职大典。为示正统,大典放在清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仪式之隆重,程序之讲究,极一时之盛。本来,这是一场应该大鸣大放咸与知照的大典,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典礼过程极不称意,袁世凯严令不得张扬外传,这才有“秘闻”一说。
　　原来,袁世凯玩弄手腕窃国之后,民间即有谶纬家为其占字,说是“袁”姓乃“吉头哀尾”,预言袁氏不得善终。事有凑巧,此日典礼有三处不祥,参与者亦多暗自揣惊。
　　其一,北方秋深之日一向少雨,那年9月直至10月9日,天天晴丽,秋高云淡天朗气清,偏偏10日那天密云布集寒雨愁淋。最为奇怪的是行礼之时,雨势尤为急甚,礼成之后却渐渐歇止,翌日清晨居然旭日高照,光耀大地,而且直至12月初才重降霰雪。前后数十日气候皆佳,独独就职之日垂雨浇注,弄得参加典礼的官吏差役冒雨往来狼狈不堪。那时,染色工艺又差,太和殿前所悬挂的五色湖绉大旗被雨一淋,色彩尽褪,模糊滴点竟犹如血泪流面。盛典出此景象,自然使一向迷信的国人产生不祥之议,都说此非吉兆。
　　其二,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以金盔持戟的240人卫队为前导,完全是旧式作派,毫无新式总统的民主样子。行至太和门,不知何处窜出一犬,叫嚎奔突惊扰队列,众卫士措手不及,一时驱赶不去,生怕惊了总统轿驾,急急拔剑刺毙,死犬肝肠涂地,情景惨恻。礼场吉地,出现如此凶险之端,自然大大不吉。
　　其三,袁世凯就任礼毕,乘驷车回府,未出午门,石道雨滑,后面的一匹马蹶足而折倒,前面正在猛进的一匹骖马来不及收步,折断的辕木刺入该马腹部,骖马立即倒毙,车驾亦差点倒覆于道旁,众卫士及助御者急忙扶新任大总统换乘他车而归。
　　好好的就职大典偏偏逢雨,袁世凯本已十分扫兴,且礼前有犬惨死,礼后有马伤毙,血凶连连,实在令人颓丧懊恼。袁世凯当然知道一点历史,国君以事出行,马蹶车覆,往往预示凶祸,乃不返之谶,去了就回不来了。何况就任大典,实在晦气!袁世凯本来就迷信,回府后整日怏怏不乐,难以释怀。他知道肯定会有种种传言,于是下令凡此三凶,不得宣扬四传。所以,当时报纸皆未敢载述。只是,参加典礼者人数众多,十口相传,涟漪日扩,流播甚远。1926年,侯毅撰写《洪宪旧闻》,内中就有一篇《项城就任秘闻》,详细记述这件事。篇尾评曰:“谶讳之说近世颇为学者所诟病,但使观测所得之事十无九差。人事吉凶以预兆为可信者,不特吾士为然,西方列邦亦多有之。萃古今中外已往诸事实而加以观测印证,或不无可信之例。”无论如何,袁世凯登总统大位后不久即觊觎帝位,搞什么洪宪帝制,不过两年半真就一命呜呼,还真应了那句“吉头哀尾”。

luo

宫廷政治：古代政治模式[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ＯＣＲ

　　　宫廷政治：古代政治模式

　　首先应该弄清“宫廷”一词。《辞海》释“宫”之本义主
要有二，一为“房屋的通称”，一为“宗庙”。前一种解释依
据《尔雅·释宫》，后一种解释依据《诗》“毛传”。然《尔
雅》和《毛诗》皆成于西汉，显然未必二者都是本义。“宫”
字的本义要从古籍中溯源。《诗经》中“宫”字凡十二见，其
义皆为“宗庙”。如《采蘩》“公侯之宫”，毛传：“庙也。”古
文《尚书》中“宫”字凡九见。其中，二例为刑名，二例用
于姓氏，余五字分见四篇之中。《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
歌于室，时谓巫风。”“舞”是祭舞，用于祭祖，舞必于宗庙，
故云“舞于宫”。《太甲》篇记伊尹放太甲，“营于桐宫，密迩
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孔颖达“正义”说：“经
营桐墓（汤墓），立宫墓旁，令太甲居之。”古代帝王居宫中
以守祖庙，处所称为“正寝”或“路寝”，所谓“寿终正寝”
乃是古代具有宗教意义的“归命”所必须。《泰誓》：“惟宫室
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尔万姓。”《大诰》：“民不静，亦惟在王
宫邦君室。”“宫”与君王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宫”决不仅
具有建筑学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宗教意义，即
“宫”是宗庙之所在，君王是宗主，要守宗庙，要祭祖。同
《诗经》参照，其义甚明。“廷”字，《说文》云：“朝中也。”
“宫廷”的本义为庙堂之中或宗庙之内。
“宫廷”何以与“政治”纠葛在一起？这同中国古代的政
治特点有关。中国上古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宗教政治或曰神权
政治。当时人们崇拜上帝，也崇拜祖先，后者是前者的一部
分和环节。当时几乎一切重要的政治活动都要在祖庙内举行，
祈求祖先的允诺和福佑。没有祖先神的诺否，政治便无法实
施。也就是说，在空间上政治活动离不开宗庙，而宗庙当时
又被称为“宫”，所以，这种政治形式被后人称为“宫廷政
治”。进入中古时代以后，虽然政治的宗教化大大削弱，但政
治与宗教始终未能彻底分离。朝廷所在必是祖庙所在，祭祖
大典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先王遗训必为政治信条。这是上
古“宫廷政治”的衍化和发展。正因这样，人们才不自觉地
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宫廷政治”。　　

luo

何为凯恩斯主义[转帖]

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为了解决这场危机，人们频频出招。有读者问，近来在报道中常说的“凯恩斯主义”是什么意思？ 《环球时报》2月4日刊登王文的文章对此作了介绍。
凯恩斯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创立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其思想基础是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理论发现了“社会需求不足将导致经济大萧条”的现象，并因为“政府需要调控经济”的主张有效地解释和理解了之前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进而被后来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推崇。二战结束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迅速发展，该理论曾一度被唾弃。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凯恩斯主义又一次被越来越多的人引证。

根据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大萧条时，政府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要出面刺激生产，而是要想办法扩大需求。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曾建议美国财政部 “用旧瓶子装满钞票，把它们埋进废弃煤矿的适当深度”，然后坐着观望从矿井挖钱的活动，创造了无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繁荣。对此，当前美国有人建议奥巴马总统为每个美国人都 “买一个i－Pod，一套名贵刀具或者600个大热狗”，这样可以刺激需求，并重新恢复经济繁荣。

凯恩斯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广受争议，但因其超越了早期主张 “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