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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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却又弱小的马背民族[转帖]

一说到中国历史，大家就会想起黄河，长江，中原，江南，确实，中国历朝历代或者说中国的文明便是围绕着这些江河地域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西北的草原大漠，不能忘记东北的高山黑水，毕竟，在那里的马背民族一直影响着中国大地。

　　和中原的农耕民族不同，塞外还有关外的经济或者说生活来源是建立在马背上的，游牧或游猎是他们的基石。从这点上就决定了两者的发展，农耕民族经济稳定，适合聚居，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文明，古代文明大都是农耕民族建立起来的，他们种下了庄稼，有了稳定的收成，有了积蓄，甚至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种田，于是产生了技工，产生了商人，甚至还有贵族，城市也建立起来了。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他们以牧羊为生，经济极不稳定，一场普通的自然灾害都能使一个部落陷入毁灭的边缘，他们人口稀少，事实上他们的经济也难以养活象农耕民族那样的人口。以现代的角度看，那些游牧民族最好的选择是放下牧羊的鞭子，拿起锄头，这也确实是早期人类发展的历程。但是，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走向田间，而是留在了草原之上，继续做着牧民。

　　现代有沙尘暴，而古代草原上也不是风调雨顺，沙暴，雪灾，瘟疫，随便的一场灾害就能使得游牧部落陷入绝境，即便没有这些灾害，他们的生活比起城中的贵族，田间的农民还是困苦的，草原只能生产马，羊，牛，这些或许可以解决吃穿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更多的需要，草原上没有茶叶，没有布料，没有金属。这些只有那些建立了文明的城里人才有，他们需要那些，但是城里人对草原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渴望，交换还是进行了，但是却很不公平，至少牧民们是这样觉得的，城里的人骗了自己。这就好象工业文明产生后，第三世界国家面对发达国家一般。而且问题还要严重，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可以不进口发达国家的东西，还不至于饿死，而牧民们却不能不要城里的东西。牧民越来越穷，他们觉得中原的人实在太奸猾了，而当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刻，牧民终于冲向了城里，冲向了农耕文明的地方。和现代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同，古代的经济和军事却是相反的，农耕文明经济发达，军事却远不如游牧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骑兵们。　　好了，还是回到我们中国的话题上来，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离草原并不远，没少受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连周王朝的都城也被犬戎攻破过，真是糟糕的不得了，中原的统治者一直头疼，游牧民族的单兵战斗力是要高于农耕民族的，拿锄头的手比不上挥鞭子射箭的手，相对富裕的生活使得无论体质还是进取心上农民都比不上为了生存而战的游牧民族，即便是由农民和贵族精选出来的士兵也一样。事实上，早期的贵族便是专门作战的战士，但即使是这些战士，也无法与游牧民族相比，只有凭借技术上的优势，比如游牧民族没有的兵器如弩，铠甲，这样才能占的些许上风，但是这样的上风很不稳固，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而且全是骑兵，行动相当快速，而要农耕民族建立起专门与之作战的部队，人数上要占优势，还要花费足够多的时间训练，甚至还要花费重金饲养和购买马匹。这样需要强大的经济和组织作为保证。　　幸好，农耕文明对于游牧部族还是有优势的，这并不是体现在战斗力上，而是体现在组织制度上，毕竟，农耕文明在人数和经济上远远占优，只需要一个组织制度来统合。

　　传说中中国文明是在治水，对了，就是大禹治水中合力协同，形成了组织，而后的家族继承制使得制度开始确立，在我们现在看，那种制度自然是很过时的，但是在当时，那样的制度能保证一个国家同心协力，一致抗外，而不用每次前一个国君死亡，为了君位先打一场内部混战。而这点就是游牧民族最缺乏的。

　　中原文明尤其是秦始皇之后的中原文明，建立了一个相当有体系的组织制度，君王的权力不单是武力上的掌握，还有思想上制度上的支持，尤其是后者，是游牧民族所最缺乏的。游牧民族信奉的是拳头就是一切，武力决定一切的做法，他们的力量更多的消耗在争夺内部的权力之中，而中原文明也乐见其成，因为游牧民族精力在内耗上，那对中原的威胁就越来越小。匈奴的分裂，突厥的分裂，汉朝和唐朝是下了不少工夫的，即便在其他各代，统治者也是采用这种做法来防止草原的威胁。（这也不单是中国，古罗马对蛮族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先从汉朝说起吧，每次中原内耗作战时，便是游牧民族整顿发展的最好时期，强大的秦朝灭亡，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几场大规模战争之下，终于被匈奴统合，强大的匈奴帝国建立了，这是一个有史以来第一个对于中原占据优势的草原帝国，这个帝国控制着整个中亚，汉朝对她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用和亲这样的方式来巴结。　　万幸的是，这个匈奴帝国统治基础是薄弱的，整个匈奴帝国臣服于单于一人之下，但是此外并没有确立完整的组织结构，一旦单于死亡，单是谁来继承就要经过一番争斗，而且匈奴自身也没有确立完整的文化。假如匈奴当时灭了汉朝，也是无能力统治中原大地的，最有可能的是使中原象罗马帝国一样分裂，而自身也慢慢分裂，溶于各族之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匈奴在欧洲，冲垮了罗马帝国，但是却建立不了自己的帝国，阿提拉死后马上便分裂，相信在中国也是会如此。　　匈奴帝国是建立在抢夺别人的劳动果实上的，他自身建立不了文明，这是一个悲哀，当然，这不代表他不能毁灭别人的文明，就象他们毁灭了古罗马的文明一样，幸好，他们面对的是汉朝

。　　现在说起中国强盛时期，那就要说到汉唐，尽管我认为从实际作战能力上看，宋明并不很差，但是也确实要承认，汉朝那时的战斗力是极强的。

　　前文说到贵族其实是由战士演变而来的，确实如此，春秋时期，作战主要在贵族之间进行，为了体现自己的勇武和统治地位，或者说贵族的荣誉。（有点象日本武士和欧洲的骑士）贵族是不畏生死，奋勇无比的，而战国时期战斗已经以平民为主，但是这种精神还是保留下来了，之后的秦更是以尚武雄霸六国，而汉朝紧随秦后，要论尚武精神，汉朝可不是安逸的宋明甚至唐可比拟的。（尚武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就象征着荣誉和纪律，象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度也是极度尚武的，德日的奇迹不能不说是有这种精神的关系，不过尚武精神和平民文化有点格格不入，毕竟两者价值观是不同的。）　　不单是精神层面，汉朝时期中原的武器装备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过匈奴，匈奴的科技水平落后，许多物品需要从中原进口。汉朝和匈奴开战就禁止铁器输入匈奴，这一招相当灵验，匈奴的装备只能靠抢夺和从走私商人那高价赎买，这大大削弱了匈奴的战斗力。（实际上这一招历代都用，一和外族交恶便禁止进出口，搞贸易禁运，屡试不爽，每次游牧民族和中原开战后的和约都要求开互市之类的贸易场所。这和现在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搞禁运一样的道理。）

　　即便如此，匈奴也是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这是蒙古崛起前中原政权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敌国，就连唐朝的突厥也无法与之相比。而且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优势使得与之作战的国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训练装备一个汉朝士兵的代价是无法与匈奴士兵比拟的。

　　本来，汉朝有一次快速解决战斗，瓦解匈奴政权的大好时机。那便是马邑伏击，假如这次伏击成功，就算不能全歼匈奴主力，只要能把单于这样的统治核心一网打尽，那就可以了，这样匈奴内部便会发生混乱，自己四分五裂，汉朝再分化利诱，打起来就方便多了，就象唐朝突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一举而定西疆一样。可惜这次伏击失败，（第一次消灭单于那要等到陈汤的那次突袭了，所以陈汤对汉朝之功绝不亚于霍，卫这两位名将。）使得匈奴和汉朝发生了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就象现代的总体战，汉朝完全是依靠整体国力的优势压倒了匈奴。

不单如此，汉朝，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他们都采用以夷制夷，分化打击匈奴残部和西域各政权，终汉一朝，西疆再也不能为祸中原，这是以后各朝包括唐朝也没有作到的。

　　事实上，即便到了魏，中原也对西部游牧占据着完全的优势，晋朝早期也是如此，著名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游牧民族攻入中原，还不如说是因为八王之乱造成中原权力发生真空，而把游牧民族吸引过来的。这次，是中原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问题。

　　但是，即便如此，游牧民族的组织结构也没有作好入主中原的准备，在进入中原的各游牧民族中，匈奴是最有组织，汉化最久的，也正是匈奴的主导击垮了西晋，但是即便匈奴自身也不得不用“汉”这样自欺欺人的政权称号。（不过匈奴领袖自己都用“刘”这样彻头彻尾的汉姓，真难想象他们还有多少匈奴传统。）

　　匈奴入主中原，但是他本身并没有作好统治中原的准备，他根本无法象当年匈奴帝国那样控制下面的战士，所以等西晋灭亡后，五胡内部就开始分裂，自相残杀了。

　　在历史上，东晋是个常被忽视的时代，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东晋，要不是东晋和之后的南朝支持这么多年，中原文明很可能就象古罗马文明一样被毁灭了。

　　实际上，东晋能支持这么多年，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东晋的战斗力令人吃惊，之后南宋号称历代最富的时期，但是对北方的金蒙都处于劣势，但是东晋却在一定程度保持着对北方的优势，祖逖，桓温，刘裕的北伐成果都是相当辉煌的。须知就在不久前的三国时期，东吴对北方还是以自保为主。

　　这其中自然有东晋在战斗力上和之前相比并没有退步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东晋在组织制度上的优势，虽然东晋政权也不安定，屡有叛乱，皇族势力不强，（每次北伐都有异心，祖逖除外。）但是以司马氏为首，各士族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还是确立下来了，基本上还是一个稳定的政权，从一个程度上，还是一个占据正统的政权，（十六国凉这样地处边远的国家都尊奉东晋为正统，早期的鲜卑慕容也尊东晋为主，就算前秦时期苻坚的大臣们都认为天命在东晋。）而北方一片混乱，各族争斗不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使得势力并不强大的东晋每次北伐都能获得丰厚的战果，实际上几次北伐都有恢复全部失地的时机，只是因为各种关系而没有成功。（东晋的士兵还是以步兵为主，但是即便如此，比起宋朝的步兵也要强，所以说单纯把宋打不过辽金蒙归结为步兵对骑兵的弱势是不对的。）

　　到了苻坚统一北方，这样的实力可比东晋强得太多了吧。但是王猛临死前对苻坚说：“东晋虽然远在江南，但是它继承晋朝正统，而且现在朝廷内部相安无事。我死之后，陛下千万不要去进攻晋国。我们的敌手是鲜卑人和羌人，留着他们总是后患。一定要把他们除掉，才能保障秦国的安全。”

　　王猛是个相当杰出的政治家，看事物比较清楚，他很清楚看到虽然前秦统一北方，但是并不稳定，苻坚善待各族这是他个人的风度，但是这也造成内部复杂的势力关系，内部各族都有异心，组织机构并不平衡，只是因为前秦一帆风顺才被压制下来。而这点恰好是东晋的优势，东晋虽然实力不强，但是组织结构经过一段时期已经稳定下来了。（从这点上说，称东晋为正统也没有错）假如在没有整合的情况下和东晋对抗，就算战胜，也很可能引发内部各族的野心，纷纷自立。　　淝水一战在战役上有一定的侥幸成分，但是之后前秦的崩溃却是自己造成的，拿淝水一战和赤壁一战比较就可知，单纯从军事角度上看赤壁战败曹操损失不亚于淝水的苻坚，但是曹操的北方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很快恢复了实力。而前秦因为一战就分崩离析，这可见前秦是一个相当脆弱的组织。（之后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败仗，但是败国都没有这样的后果，尤其是在主攻的情况下。）

　　北方真正把组织完善那要等到北魏建立，然后全面汉化，采用汉族统治制度，这样才慢慢统合了自己的组织结构，之后东西魏还有北齐北周的对抗那就是组织内部为了霸权而发生的战争了，并不影响他们组织结构的基础，不过那时的北方已经不能称之为游牧民族了，已经完全的汉化了。（不过即便这样，北朝的组织结构也不能称完全优于南朝，虽然宋代东晋后，实力日益下降，真正北方实力完全高于南方那要等到侯景乱梁，梁朝的基础士族在这一仗中完全毁灭，梁朝被陈代，梁朝皇族后人投奔北方，这时北方已经对南方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就算这样，隋文帝对陈还是小心谨慎，不过那时陈还以正统居之，以外藩看待北方的隋，那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经过几百年的战火，隋唐皇朝建立了，这是一个混血的皇朝，但是在组织结构和文化上看，这是一个完全继承了汉晋的中原王朝，而此时，中原文化还是要面对游牧民族的挑战，不过现在的游牧民族不再是匈奴，而叫做突厥。　　说起中国辉煌的时代，大家总不免想到汉唐，确实，汉唐两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当然，唐朝比起汉代要逊色一些，两汉时代除了匈奴外，并无大敌，即便是继承两汉的魏晋，也对游牧民族占有优势。（八王之乱改变了这一切），而唐朝对游牧民族并不占优势，先有突厥，后有回纥，吐蕃。这一切的问题根源在哪呢？我们一步步来看。　　首先是军队的战斗力，单纯说单兵战斗力，汉唐相差不多，汉朝征兵制度（也有世兵和募兵，但是不占主导）不见得比唐朝府兵制度（后期是募兵为主）好，而说战斗精神，唐朝人热血豪迈，尚武精神不亚于汉朝。（唐朝诗人很多歌颂边关杀敌的。）但是，对手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马镫的发明这对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自然有利，突厥回纥也不单纯是没有文化的游牧民族，他们受中原文化极大的熏陶，虽然还不至于达到日后辽金的程度，也相差不远。而且唐朝内部构建也有问题，这在下文就会提到。　　不过突厥这个敌人却远不是当年的匈奴帝国。主要还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在这点，他还不如自己几百年前的前辈，布明可汗统一突厥帝国不久，他的儿子们就把突厥分成了东西两边，这两个兄弟政权时而联合，时而分离，等到隋朝南下灭陈统一中国，帝国的君王——那位怕老婆但是又雄才大略的隋文大帝把视线转向西疆时，突厥帝国还没发觉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而是继续吵吵闹闹的分着家，只是这分家未免过于血腥了。

　　其实早在东西魏时期，中原的政权就开始对西疆的游牧政权动手了，传说北魏的建立者鲜卑族是和突厥有着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这或许是西魏帮助突厥推翻柔然统治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不妨碍已经完全汉化的中原王朝对曾经是朋友的突厥帝国下手，其政策是简单而又复杂的以夷制夷，扶持弱者败者挑战强者胜者，等到隋帝国建立，这一手段已经炉火纯青了。

　　先是支持西突厥反对名义上是他君主的东突厥可汗的统治，使西突厥彻底的分裂出去，在西突厥势强后，又支持东突厥反击，隋帝国还挑动西突厥属下的铁勒族造反。在一连绵的外交阴谋或阳谋下，曾经使拜占庭和波斯帝国都感到恐慌的帝国就这样垮台了，而东突厥的可汗完全臣服于中原大帝的天威之下。即便到了隋炀帝的早期，东突厥的可汗对隋帝国还是报着恭顺的态度。（以夷制夷的政策只有建立在自己国力强盛，而对方的政权组织混乱的情况下，象宋面对的辽金西夏，其组织制度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而清朝要以夷制夷更是梦想，他面对的西方列强无论是组织制度还是国力都远远超过清帝国。）

　　不过隋帝国的内乱和远征高丽失败使得忠诚开始动摇，野心开始恢复。始毕可汗首先开始了反叛的行动，而且，在唐帝国的建立过程中，他和他的继承人颉利可汗也试图用隋帝国的方法培育他们在中原帝国的势力。但是，突厥的可汗对这一招运用的不是很纯熟，而且他内部的组织还没有得到完全统合，他一直没有在中原四分五裂的情况下用兵，这样等到公元624年和公元626年颉利进攻长安的行为就象没达到目标的小孩子赌气一样草率，事实上，颉利对自身内部的控制能力也没有自信，于是，这两次行为便以虎头蛇尾告终，不久唐帝国开始了反击。

唐帝国的进展比汉帝国要快的多，这要归功于唐帝国对西疆的熟悉和对手的软弱，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了解并不多，西域各国是在对匈奴俘虏的审问中才得知的，而唐帝国对西疆各族知根知底，而匈奴帝国对于西疆的控制也不是不久前才回复元气的东突厥可比的。

　　最终李靖那次出名的雪夜进军决定了胜负，颉利被俘，东突厥的反抗核心消失了，而此时的复国的西突厥在一次离奇的暗杀之后分裂，再也没有能和唐帝国抗衡。

　　唐帝国的战争成果是辉煌的，他善于运用已经臣服于自己的势力，象突厥王子阿史那杜尔也忠于唐帝国并为之服务建立无比的功勋。之后的高宗和武后，国内政局在变化，但是唐帝国仍保持着对外的压力。此时西南高原的一个部落吐蕃正在崛起，他的组织制度似乎比突厥帝国高超，而战斗力也不亚于北方的邻居，但是这不能阻挡唐帝国的前进。　　向西疯狂的进攻追逐，这是唐帝国还是他手下那些边疆大将的目的呢？应该是两者兼有？应该是两者兼有，这倒不是因为唐帝国统治者和他们手下大将那些游牧民族的血液作怪，而完全是一种帝国初年惯性的扩张，或者说反弹性的扩张，为了反抗一个敌国打败他又斩草除根，帝国很随意的就开始了扩张，尤其在扩张过程中发觉遇到的都是无组织无体系的抵抗时，野心也随之萌发出来。罗马帝国如此，汉帝国如此，蒙古帝国也如此，唐帝国也不例外，而且他的扩张更有效率，征服一个地方再用一个地方的军民再去出征，这种滚雪球的扩张方式是很有效的，蒙古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是个中高手，而汉帝国在西域也玩过这招。唐帝国也是，他无止境的膨胀着，甚至没发觉自己军队中本族士兵的减少，不过此时在顺境中，唐帝国如日方中，谁想得到这个小小的阴影呢，李林甫大人正准备再增加几个胡族将领呢，帝国的扩张似乎是不可遏制的，那个怛逻斯之战只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帝国的扩张没有停止，似乎他正在考验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能扩张到的最大极限。然而，此时灾难降临了。

　　唐朝使用异族将领是各朝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这是与汉朝最大的不同，汉帝国主要的军事将领都是汉族，出征西域虽然时常征发异族兵，但是主力精锐还是以汉兵为主，异族大都是随同作战，不编入正规军。而唐朝异族已经大量的加入军队，这和汉唐的兵制有关吧，汉代毕竟以征兵为主，主力还是中原百姓，唐朝玄宗时期基本已经是募兵为主，而国泰民安，人民都不思作战，最大的兵源便是收编的异族了。当然，这时的异族基本已经归于唐帝国疆域，象阿史那杜尔，他的突厥已经归于帝国领土，他的位置是帝国边疆总督，这不亚于在突厥做一个小王子。象高仙芝，许多人为他的高丽血统津津乐道，甚至有人说他是高丽名将。(这个最晕。)问题高仙芝他的祖籍高丽已经灭亡，在他父辈已经迁移到本土，假如那位先生坐时空隧道跑过去告诉他，你是高丽人，应该恢复故国，他一定当你是疯子。（是高仙芝你以为是慕容复啊！）　　所以说异族为兵为将到不是问题，但是藩镇就成了一个问题。藩镇制度的建立实在是一个唐朝组织制度的大败笔。虽然说藩镇对于扩张实在是一个很有利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不能建立在完全独立的基础上，象藩镇这样集财政军大权于一身，俨如一个独立王国，这是迟早要出事的，不单是唐朝，西汉七国之乱，晋朝八王之乱，明朝靖难之变，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不是强干弱枝就能做到的，再弱的枝，只要有一定实力，配合一点的野心，就会对中央政权挑战。所以说唐朝的组织制度发生了异变　　而且，安史之乱的发起人安禄山将这点放大到最大，他在北方数镇权力扩张到最大，他任命私人，尤其重用胡族将领和士兵，（毕竟一般的汉族乡土观念和正统观念很深，要他们打自己的家乡，推翻唐朝统治难度比胡族要大的多，所以安禄山屡次找借口要求更换汉将，也是因为这样唐明皇起了疑心。）极力削弱士兵中对中央的效忠心，最后发动叛变时，他已经彻底的控制了军队，当发动叛变时，已经无人敢质疑他了。

　　安史之乱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也是一个转折点。

　　从近点看，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失去对各地藩镇的控制，原来藩镇财政军三权虽然在手中，但是用人权还是在中央那里，但是这之后基本也被地方掌握，藩镇成了真正的独立王国，而力量分散的唐朝根本不能控制西域，回纥吐蕃各政权卷土重来，不过回纥吐蕃各族实力还没有达到可以吞并的地步，于是就形成了这样有趣的情况：唐朝内部，中央和地方势力平衡，地方保持对中央的名义效忠，而中央也不敢随便取消地方割据，而中央政权也不敢要求地方政权扩张出征什么，因为这样有故意削弱地方势力的嫌疑，而中央政权也不敢大肆扩张中央力量，因为很有可能刺激地方势力，即便扩张力量是为了应对外族。而另一方面，回纥和之后的回鹘帝国，吐蕃渐渐衰落下去，但是他们的力量又不是单一的藩镇可以比拟的，而中央政权却不能随意的集中力量进攻，尽管此时西疆比当年的西疆还要弱的多。帝国在一种痛苦的平衡里过日子，就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改变。

　　从远点看，安史之乱是汉族政权扩张的转折点，这之后，终唐一代，到宋，一直衰落着直到南宋灭亡达到终点，而明初短暂的复兴也犹如昙花一县。

　　让我们记住这一年，公元907年，唐终于受不了折磨，倒下了，让我们再记住这一年，公元936年，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也是我们常说的辽。　　契丹实在是一个有趣的民族，他的汉化程度很快，他建国不多久，就确立了相当完善的组织制度，之后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更是加快了他的汉化，他设立了南院，南院完全按照汉族制度建立，也许他还是想保持自己民族的本色吧，那我们就称之为半汉化，他们运用汉族制度相当的娴熟，内部处于一个极有组织的情况下。对于之前的匈奴突厥来说，他们的组织制度是很完善了，不再是那种混乱的部族制度了，到了他们灭亡那段时间，我们称他们为汉化的契丹人也不为过，实际上契丹族到现在已经完全溶于各族了。

　　契丹人确实很有趣，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后，还试图按汉族的衣服习俗打扮登基，再下去或许干脆会把自己的民族也汉化吧，不过他没坚持多久，在起义不断的时候离开了开封，再也没有回来。他也许想建立后唐后晋的都是沙驼贵族，自己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主人吧。问题是他没想过，李存勖，石敬瑭名义上是沙驼贵族，但是汉化已久，李存勖甚至已经以唐的后裔自居，他们就象高仙芝一样，是完全被汉化的，实际上也没人把他们当作异族了，而耶律德光不同，他是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外族征服者，而且军纪混乱，没有完全汉化，人民不认同他是很正常的了。

　　好了，契丹的话题就到此告一段落吧，下面要说的是，现在的中原政权，宋的组织制度变化，还有来自东北的那个民族。

　　在最后一段开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组织制度的问题，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迷惑，为什么少数民族如蒙古满族几十万几百万人能奴役汉族这么多年，为什么人口众多的中原政权要以全力应付草原上几十万边疆牧民，为什么当年南京无数平民战俘自己被杀害，却不起来反抗。其实道理很简单，问题就在于组织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群体中，在群体中，个人的能力是渺小的，传说中的“万人斩”只能在小说里出现，一般人能对付几百人就不错了，不过，假如群体没有组织，只是一般的乌合之众，那力量不会叠加而是锐减的。军队是人类社会最有组织和效能的群体，在有组织的军队面前，一般的平民无组织的行动完全是做无用功，所以中原政权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能作为经济实力和后备军的象征，其战斗力和游牧民族的几十万战斗群体比起来高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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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的是，中原政权一直在一般的组织制度上占有优势，先说说一般的组织制度，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了工作进了公司，都要受老板管辖，假如公司规模很大，那就要分层次，比如经理管多少人，主管管多少经理，总经理管多少主管，一层层上去，这样才能保证公司的整体一致，中原政权在这点通过制度和文化将整个民族统合起来，这是优于游牧民族的地方。游牧民族大都是部落联盟，松散的组织不能和中原政权相比，而匈奴帝国和突厥帝国虽然能用强力统合起来，但是没有经济和文化制度的保证，很容易被分化。

　　为什么说很容易被分化呢，这和游牧民族的经济有关，游牧民族大都散居，必要时才聚集起来，这样分散的游牧方式始终让游牧民族分成无数个部落，而各个部落都有其独立性，除非用强力，否则很能使他们统合在一起。而中原政权农耕文化聚居方式适合管理。所以，游牧民族只要在草原上便不能改变他那种方式，而同样的是，中原政权也无法使自己的统治方式用到草原上，汉朝用屯田屯军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制度，那是算最有效的了，但是只要游牧民族还是游牧着的，他们就不可能汉化。而相对，他们来到了中原，农耕经济决定了他们只有汉化才或者说中原化能生存下来。当然，这汉化有多有少，蒙古少一些，满族多一些。不过一般而言，中原的制度是比游牧民族制度先进，以前在草原是没有施行的环境，到了中原还不用就是统治者有问题了。（此外，匈奴突厥不稳定的继承制度也是其容易分裂的问题之一，而其根源便是他们分散的实力使得一人不能继承全部力量，不过之后的契丹女真解决的比较好。）

　　也正是如此，当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州，那就不单单是地理那么简单了，也等于和平完整的接受了中原的组织制度，尤其这个组织制度是得到幽云十六州的经济基础支持的，这和以前历代不同，以前历代要不就是进入不了中原，根本受不到中原经济影响，要不就是以战争的形式进入，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而游牧民族进来后进行漫长的重建，也就是漫长的汉化过程，而契丹却和平接受了这一切。这使得他可以将自己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制度文化慢慢融合起来，他的南院制度就是为了保持幽云十六州的汉化本质，不单如此，契丹的继承制度也开始汉化。从这刻开始，命运的天平向游牧民族倾斜了。

　　这时我们也许想，为什么幽云十六州的人民不起来反抗，可以用游击战争呢，其实这和之后金，蒙古，清入侵时是一个道理，便是没有组织。蒙古，清胜利的标志是什么？不是他们消灭了所有反抗的人，而是消灭了宋明政权这样有组织的反抗。要统治接手一个国家，并不是要把他们所有的人民杀死，这样的做法就算再强的兵士也没用，而是摧毁他们原来的组织核心力量，而建立自己的核心力量，比如说，一个公司，假如董事以上的领导层全部辞职，那公司会一下陷入混乱，而此时银行或其他人接手只需要处理好中间阶层的关系就行了，而不必要和所有的员工都一个个谈心。也是这样，蒙清只需要解决宋明的核心阶级再用原来的制度接手，保证中间阶层的管理就行了。所以，表面上是蒙清几十万人取代宋明几千万，其实就是核心阶层换了而已，（而且少数民族号称全族共治，这几十万可比汉族的皇族人多多了，）　　这也是游击战打不起来的原因，试想，假如抗战时国民政府和延安都被消灭了，那谁来领导那些游击队？只能各自为战被消灭。而且游击战需要现代通讯技术的支持，古代只需要一个谣言，就能让大家军心涣散了。

　　不过，游牧民族的加强，并不一定要求中原政权的崩溃作为代价，假如中原的政权能够保持原来汉唐的强势，可惜，宋朝矫枉过正了。

　　唐朝的藩镇割据实在影响太大，宋朝的建立者决心要用一个完善的制度来解决这样的分裂情况，一定要把权力集中到中央手中。

　　中华大地能人何其多也，很快宋朝便找到了这个药方，便是：重文轻武，压制军人，以文官治天下。　　说实在话，这个药方确实也不错，假如没有强大的外族，那这个方式确实可以保证国内政局以良好的文人政治继续下去。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强大的外族从宋建立初始就存在并一直折磨着宋朝。

　　宋朝的单兵战斗力比起汉唐并不弱多少，现在常说骑兵拖了宋军的后腿，但是问题便是，宋朝并不是财政困难到组建不起骑兵的程度，尤其在西夏建立之前，宋军并没有缺少马匹的来源，何况宋军以步兵为主并不意味着没有骑兵。而且宋军的军事技术上占据着相当的优势，那宋军为何面对辽，金，宋却屡战屡败呢？

　　问题在于在于宋朝的体制，因为唐朝藩镇割据的问题，所以宋朝便限制军人的权力，这确实没错，但是限制一旦成为了压制便有问题了。你可以控制军饷，限制军人干政，限制军队随意扩张，但是你绝对不能打击军人，让军人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本来军人这活就不是随便就能做的，累死累活，还有生命危险。汉唐两代军人地位颇高，战争赏赐丰厚，而宋朝军人地位一落千丈，宋朝军队庞大，技术精良，但是却没有战斗力。“好男不当兵，”社会精英都聚集到文人那边，而且宋朝招募军队还有一大用处，便是收罗流散失业人员，怕他们惹事，等于花钱把他们养起来，而且还喜欢在小兵脸上刻印，这分明是把士兵看作小偷一般。而在组织核心的军官方面，杀敌再多也比不过金榜题名，战功好还要受猜疑，反是庸庸碌碌来的轻松，组织核心如此，还能指望军队有多强的战斗力？对付国内的盗贼或许还可以，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就不堪一击了。

　　这时，辽国被金所灭，辽国的灭亡和北宋与金结盟倒确实关系不大，就算两者不结盟，辽国也要被金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一个比辽国还要强大的帝国出现在宋面前了。

　　金崛起于东北，这个帝国的崛起实在令人眩目，其战斗力之强大令人吃惊，辽国当时并没有太大的衰弱，完全是金的力量太强的关系，这其中女真族强大的学习力令人吃惊，和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他是如此之快的吸收和消化着比自己先进的文化，要知道他们起兵前不久还是处于原始部族时代，前文说到辽国已经汉化程度极高，但是和金比，那又是差的远了，仿佛来自东北高山黑水的他们比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随便开个玩笑，据说女真族是游猎为生，那这样可比有时还牧羊的游牧民族更加厉害了，哈哈。）

　　女真族拥有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组织能力令人吃惊，金国和后来的清国的组织制度看起来并不完善，就拿八旗制度来说，各旗主的实力是相对独立的，这很容易造成前代统治者死后内部分裂，金国初期的合议制度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居然都度过了这样的难关，而且迅速汉化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当然，正如前文所说，来到中原他们的经济基础改变决定了他们汉化的命运，而且汉族制度确实有利统治。

　　金国的南侵或许是蓄谋已久，或是临时起意？这很难说，金国在灭了辽国之后，按理应该先消化自己的成果一段时期，而且完颜阿骨打在世时期金国对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直到阿骨打死后，金宋交恶。　　宋朝对外族入侵方面，体现了他的组织制度应对危机的不完善，各臣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甚至是为了争吵而争吵，陷入完全的党争而非对现实的考虑中去，为了拥护自己的主张，不惜拖别人的后腿，这就象以前的游牧民族一样，内部首先分裂了。我们看看汉朝时期，汉武帝考虑和匈奴作战时，许多大臣也是纷纷反对，但是一旦正式开战，没有埋怨的，全体投入对匈奴的作战。比如韩安国，当年反对与匈奴开战甚烈，但是一旦开战，仍旧冲在前线作战奋勇杀敌。

或许还是重文轻武惹的祸，朝廷政策由文人制定，但是一旦作战，杀敌的有功的都是将领和支持开战的大臣，而且战争的胜利还标志着自己的失势，而且宋朝文人不会带兵，不象汉唐文武相差不大，许多人都是能文能武，就算自己政见不被用，依然可以战场杀敌立功，而宋朝文人一旦自己的政见不被用就可能沦落一辈子，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宁愿拖别人的后腿。北宋末期，政局尤其混乱，指挥也混乱不堪，使得被金兵轻易攻破开封。

　　从金兵的行动中我们可以见到组织核心的重要性，金兵将大多数的宋朝皇族俘虏，以至高宗无后还要从太祖一脉寻找继承人，假如高宗没有逃出，那被公认的组织核心便没有，之后各立山头，被金国各个突破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而且高宗初年的组织能力确实不错，南宋得以保持，高宗功不可没。

　　从另一边说，金国也没有作好完全接管宋国的准备，他们后来扶植傀儡政权也是为了自己的汉化和全面接管做准备。（记得抗战时期的傀儡政权吗？两者极为相似。）

　　这时，宋军被限制的战斗力便体现出来了，金兵短时期不能控制所有的地区，给了宋军组织的时间。宋军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关键是统治核心的消失一时间群龙无首，南宋政权的建立，使得宋军有了统一的组织，可以对金军反击，而在此时，私兵的组织力量体现出来。

　　原来的宋军，将兵是分离的，而且兵源很差，良莠不齐，这样再好的装备给一群临时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也是糟蹋，而南宋初年的混乱后重整，各路将军有了组织和训练军队的权力，兵源因为反击的号召也得到极大的改进，军队组织得到了很大改进，象岳飞韩世忠刘琦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很强的。其实终南宋一代，有战斗力的大都是私家兵。（即自己招募组织的兵。）不过南宋的整体组织一直没有改进，大战役的组织混乱还是一直存在，无论是对金还是对蒙古。　　女真族是个奇怪的民族，一方面极快的汉化，另一方面极力保持自己和汉人的区别，或许是认为这样就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吧，不过他对西边的统治则和中原政权没什么两样，就是分而治之。不过到了蒙古崛起后，这招就不灵了。　　游牧民族的最强时期是何时，大多数人都会想起蒙古帝国，尽管我认为匈奴帝国在那个时代的草原地位比蒙古帝国还要出众。（败退的匈奴一部可是把整个欧洲搅乱的，范围比蒙古还要广，当然，那时的中原政权更强大。）不过确实，蒙古帝国的组织制度比匈奴突厥这些早期草原帝国要出色。

　　匈奴突厥的组织还是以松散的部族联合形式，但是蒙古军事组织已经开始细化，虽然看起来十分粗糙，就是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这样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组织。不过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吧，至少不是以部族为单位组建军队了。虽然不久还是分裂成各派，但是现在的蒙古大军是最强的。确实，相对来说，他是最强的。在匈奴时代，东方有强大的汉帝国，西方的西罗马帝国也不是很好啃，突厥时代，东方唐帝国既善战又狡猾，而西边的波斯，拜占庭阿拉伯帝国都不是好惹的主。

　　但是，此时的蒙古不同，西边没有能挡住他脚步的国度，阿拉伯帝国衰落了，基辅罗斯还不是日后的俄罗斯，俄罗斯要臣服于蒙古二百年才独立，拜占庭帝国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西方的路是平坦的，比匈奴时期还要平坦，匈奴时期要找到通往西方的路还是很困难呢，而蒙古不用担心，商人们为他们指引着道路，大汗发出了指令，西方一定要征服。　　东方有点棘手，东方的帝国比西方强大的多，无论是人口科技甚至是战斗力上，不过，和当年的汉唐帝国比起来，那要轻松的多了，中国已经分为了南北两部，而且相互敌视，先灭北方，再灭南方，这样的算术太简单了。　　金国抵抗着，他的战斗力仿佛大大退步了，野战打不过蒙古军，水战宋军占据着绝对的优势，节节抵抗吧，造起了堡垒，金国希望靠这个抵抗蒙古人。

　　堡垒是有效的，蒙古人对坚城总是很头疼，假如宋不参与，金国不会灭亡吧，但是宋参与了，金给宋的屈辱太大了。　　接下来是宋了吧，不过这个敌人比金还要麻烦，他的城墙比金要坚实的多，幸好金国的灭亡给了蒙古大批的资源，只要把这些资源消化了，那就好办了。

　　我们常说蒙古人的四等人不公平，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这样才能驱使被统治的各族去战斗，他们的四等人是按统治早晚定的，统治了一个地区，把这些地区的人派去征服另一个地区，而另一个地区的人比前一个地区地位还要低，再派去征服下一个地区。这种不平等不是单纯的种族歧视，而是有一种现实的意味的。尽管这种现实的味道在扩张结束后是不实际，导致了蒙古的覆灭。

　　宋的灭亡是无可奈何的吧，假如是宋收复失地，控制了原来金的资源，那蒙古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但是事实上却是蒙古控制了金的资源，这样的情况等于是蒙古加金攻打南宋了

。　　南宋并不是没有机会，蒙古大汗每次死亡，蒙古内部就开始分裂，甚至开始战争，但是宋却没有把握这种机会，虽然这个机会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既没有曾经收复失地，也没有挑动蒙古战火越来越烈，确实是一个太过偏安的政权。　　蒙古帝国在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个帝国比起金，清，甚至辽来说，汉化程度都要低的多，蒙古大汗对汉化有种天生的反感，虽然用汉人和汉人的制度，但是他真正的制度是很混乱的，这样的混乱制度能支撑到明的建立已经很不错了。

　　一般来说，我们称汉唐是中国两次强盛时期，明朝是一次复兴，这次的复兴短暂的多，明朝只是略微反弹了一下，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就行了，或者是朱元璋的关系，和他那个时时不忘出征的儿子朱棣不同，朱元璋本身是一个内向化的人，他更关心内部的建设，以至于设定了那么多的不征之国。确实，当时的国家经过蒙古的统治，已经有些蒙古化了，汉人穿胡人服饰，制度称呼蒙古化已经相当厉害了，尽管蒙古并没有象清朝那样强制的更换服饰。朱元璋开始重新的汉化，这或许有些讽刺，在汉族的地区汉化，不过实际确实如此，而且朱元璋开始重新制定组织制度。　　和宋朝的那次一样，明朝也是来一个矫枉过正，这好象是老毛病了。赵匡胤和朱元璋几乎都犯了一样的错误，即：他们认为自己的后继者能象自己一样控制全局。（要不然他们就是认为自己能长生不老。）赵匡胤认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乘着手下的武将还没老，收复幽云十六州，一统天下，回复汉唐疆域，假如这样，这样宋朝的文官政治确实能进入良性循环。可惜他死之前，北汉还没收复，而他弟弟几次大仗把他手下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消耗殆尽，便开始重文轻武的文官政治。而朱元璋认为自己的孙子能象自己一样控制全局，问题他连自己的叔父也没控制住，而以后的各代也不象朱元璋那样能控制着全国。（假如他的后辈能象他那样强势或许明朝可以支持到现代文明的入侵。）

　　订立这样的制度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要看实施的环境，实施的人，不随着环境变化，而死板的扼守祖制，那只有失败的结局。

　　明朝对武人并不象北宋那般歧视，不过将兵分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解决，戚继光努力过，他的募兵制度成了明朝后期的主要兵制，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明朝时期对西北一直处于拉锯的状态，在痛苦的折磨后，蒙古各部终于被分化，不再对明帝国拥有威胁，不过还没等明帝国喘口气，东北的女真又卷土重来。

　　虽然说清在早期取了“金”的名字，但是这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原政权的蓄意挑衅，历史上的金国灭亡后他们的后人都在中原基本汉化了，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是八辈子打不上的远亲。所以后来皇太极自己也觉得不太对，而且也不应该故意挑衅，于是改了“清”的名字。

那时的女真还在明朝管辖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统一而明军没有太多的介入实在是一个奇迹。清和当年的金不一样，清面对的是强大的明帝国，尽管明帝国内部已经发生了问题，而且当时万历三大征大伤明帝国的军事元气，但是对于女真来说，这还是一个庞大的敌人，实际上，奇迹接二连三的发生，那位根本不会打仗的文人统帅滑稽一般的指挥导致萨尔浒大捷，而明朝政府的内争使得他们放弃让满人头疼的碉堡战，进行野战，然后又退出辽东。奇袭京师这样惊险的作战计划居然成功，而且用反间计害死了袁崇焕。这一系列军事上的奇迹使得所有人吃惊。

　　满人的八旗制度其实并不严密，这到不是指军事，而是指继承制度，努尔哈赤皇太极的猝死本来很可能使得内部分裂，确实，为了王权，八旗内部一度要火并，但是瓶颈却安然的度过了。这确实是个奇迹，须知蒙古帝国只在第三代便分裂了，到蒙哥和忽必烈那时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全体蒙古人的大汗。

　　最大的奇迹还是在后面，明帝国虽然日见衰退，但是清还没有能力将他吞下，这一方面是明帝国本身的实力，一口吞之不下。另一方面清还需要时间消化和整顿自己的内部。

　　不过此时奇迹发生了，明北京被攻破，李自成进入了北京，大顺建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假如明支持下去，清只能一步步慢慢蚕食，他没有信心全面控制中国，假如大顺巩固了政权，中国本身的潜力加新兴政权的活力，那只怕比明更难应付。

　　但是此刻正好是一个空白期，明朝主要的组织核心消失了，大顺的统治没有巩固。中国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统治空白时期。就是这个时期，让清抓住了，击退大顺，入主北京，控制汉族官僚这一中级组织阶层，同时还控制了原明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明朝末期最强的军队，但是这也是一只吴三桂的私兵，这只军队效忠的对象在北京被攻破时就已经彻底的由国家变成了吴三桂个人。）

　　接下来的事比较简单了，南明和大顺大西政权互为敌手，中国的组织分裂，而清却占据了北中国，对任何一方都拥有优势，各个击破，这就是清要做的事，先是更有战斗力的大顺，再是占据名义上正统地位的南明。大顺的灭亡是可想而知的，南明势力不原谅他，清不放过他，他本有机会借用北京的中层组织阶层建立自己的王朝，但是这便宜让清占了。而南明的灭亡是可惜的，南京政权本来拥有机会，假如他的在位者更有能力一些，不需要太强，只要达到后面的隆武的水平，那就还有机会。即便南京政权覆灭，也是有机会的，假如西南抵抗势力和东南抵抗势力能够通力合作，而不是各行其道。　　清朝入主中原，在组织制度上基本照抄明朝，（抄的都有些夸张……）除了一个八旗制度和满人特权被保留下来。其实这两者本就一样，八旗制度在康熙亲政后基本不再有太多的作用，满人特权是为了增加满人的凝聚力（也正常，历代都有功勋世袭，只是……这次太多了些，而且这样的特权大都养成满人懒散的习惯，还遭汉人不满，）。其实按现在来看，清进入假如不强行剃头易服，而是自己汉化，而日后的统治会更巩固一些吧。（辛亥革命说是民主革命，但是民族革命的色彩更浓厚。）不过谁能想到那么远的事呢，保证自己目前的统治就好了。

　　清是马背民族最后的辉煌，汉族的制度技术和他本身马背民族的性质使得他对西边游牧民族的战争很是顺利，目前中国的版图是由清奠定的。

　　不过，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了工业时代，马背民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也就到来了，枪炮和火车取代了箭和马，新的时代到来了，现在我们只能在影片和想象中回忆马背民族的辉煌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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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凤翔巧毙天皇外甥[转帖]

　　1939年8月12日早上,河南嵩山少林寺才打开门,一辆小车便在门口戛然而止。从车上下来一对异国情侣,男人30来岁,女的才20几岁,他俩一块儿来到了大雄宝殿里。女的不像中国富贵小姐们穿着旗袍,而是一身女式西服,戴着太阳镜。加上本来身材高挑,白白嫩嫩的脸上现着红云,显得格外娇艳,立刻引起了少林弟子们的注意。女子旁若无人来到神像前,硬要男人跪下,并要他发誓永远效忠于天皇,永远忠于她吉川美惠子。住持和尚心中不由大惊:女人是日本鬼子呀!细看男人是个中国人,怀疑是个披着人皮、不讲廉耻的汉奸。但很快住持似乎又从男人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日本女人并非真爱,好像有什么重大隐情暗藏着。男人向住持递上眼色,住持明白后,悄悄走开了。叫美惠子的女人,是天皇的外甥女,她低声说:“看来你说爱我是假,捉弄我是真。”
　　被逼着跪下的男人叫吴凤翔,够得上美男子的称号。他受中共南方局牛子龙的派遣,来完成刺杀日寇华北五省的特务长——天皇裕仁的外甥吉川侦佐少将。他暗中用钱收买下吉川身边的一个日伪汉奸,多次与美惠子跳舞,才让美惠子成了他的“情人”。来少林寺正是引她来玩,让她进一步信任自己,然后通过她去接近吉川,达到杀死吉川的目的。
　　“还不快发誓,若发了誓,我就成了你的人。”美惠子又说。
　　吴凤翔在心里骂自己:“这可是出卖祖宗的坏事呀!”转念一想,这一切都是闹着玩的,都是为能刺杀吉川成功,将来什么耻辱都可以洗雪干净,若不假意答应对这女人好,又怎么去杀吉川呢?再说,这漂亮女人似乎是无辜的,还是先答应她再说吧。真不想把她与她父亲连在一起。他不再犹豫了。他当着美惠子的面发誓,忠于天皇,忠于吉川,忠于美惠子!
　　美惠子听后可高兴了,马上将他扶起来,离开了少林寺。可他们哪里知道,另一双眼正盯着他们,从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人就是吉川部队的参谋长山本大佐。山本多次追美惠子,美惠子嫌他个子太矮,脸上胡子太多,又看不惯他粗野的习气,拒绝了他。他恨死了吴凤翔,发誓总有一天要杀死吴凤翔,夺回美惠子。其实美惠子也因一下子高兴,忘了跟随来的山本,山本开车一路护送,这不引起他的仇恨吗?更糟的事还在后头,山本已从汉奸那儿得知,吴凤翔接近美惠子的真正目的,是来杀吉川的,只是一时不知情报的准确与否,才没动手。
　　吴凤翔从少林寺回到开封后,又住在旅店里,等待机会去见要刺杀的民族仇人吉川。吴凤翔与美惠子的交往,山本已暗中向吉川报告了。吉川实在拿乖巧的宝贝女儿没办法,她仗着是天皇的情报员,吉川更拿她没办法。吉川本来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华北战场上被中国人打死,现在只剩下女儿。原先想她从此会仇恨中国人,谁知她与中国人私通,吉川气得要死。山本又火上加油,暗中告诉吉川,说吴凤翔的老师就是牛子龙。这一报告,硬是想将吴凤翔推上断头台。吴凤翔根本谈不上去见吉川的人,也不知吉川躲在哪儿。他在旅馆里,像坐牢一样,还在思考怎样进那戒备森严的吉川住地呢。
　　牛子龙怎么又是吴凤翔的老师呢?牛子龙明的是国民党军统豫站的行动组长,实际上是地下党河南省委的负责人。前不久,在他带领下将为日本鬼子卖命的河南侵华日军的中国特务情报处长刘兴击暗杀,又将大汉奸、开封地区维持会长、联防司令徐宝光暗杀,他的大名一下子威震朝野。这也怪他太大胆,杀了两个走狗还公开向日本人叫板,把早就写好的布告,放在两人的尸体上,证明是他牛子龙所杀,是代表中国人民杀死了两个大坏蛋。一时,开封、郑州、洛阳一带的日伪军,也不知牛子龙有何高超的本领,敢在千军万马中杀死两个坏蛋,他们都怕了,将他传得神奇无比。吉川也害怕得要命,深知自己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怕有一天牛子龙出现在他面前。
　　吉川一听吴凤翔是牛子龙的学生,怕学生比老师更狠毒,十分惊慌地问:“有何证据?”山本赶紧说:“他们二人都是郏县城东人,牛子龙教书时,吴凤翔才15岁,正好是他所教。吴凤翔被国民党关押过,现在是暗中放他出来执行任务,暗中来个将功补过。”
　　吉川一拳击在桌子上。“传吴凤翔!”吉川杀气腾腾下达命令。这时,吴凤翔和美惠子在开封特务长官邸外面玩,立刻被人五花大绑推上堂来。美惠子大惊,她被士兵拦在门外,大喊大叫,还是不让进去。美惠子这时才明白,山本早已暗中告状,要加害吴凤翔,目的是要得到自己。她一时性急,绝望地大叫:“爸爸,你若不爱女儿,女儿可走了——”
　　吉川不忍心失去爱女,士兵们知道这一点,一时慌了手脚,有人上前来救美惠子,有人跑步进去向吉川报告:“少将,小姐撞墙死了。”
　　吉川听后,马上直奔屋外,见美惠子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他赶快去抱女儿。美惠子见到父亲后,无力地小声说:“爸爸,凤翔是我的人,山本爱我才害他……”说完,美惠子就昏了过去。吉川听到这儿,已明白山本是借刀杀人,目的是为了夺得美惠子。可是,吴凤翔是牛子龙的学生,这可不是件小事,不得不防。他深知中国人太恨他们了,但要是杀了吴凤翔,他女儿又不会答应,于是吩咐将吴凤翔关入牢房,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触。接着叫人将美惠子送往医院抢救。山本见吴凤翔已被关押,现在是他想办法尽快干掉吴凤翔的时候了,便不由暗中笑了。此刻,他想出一条毒计,相信吉川会听他的,一定要将吴凤翔害死。
　　当夜凌晨1点,吉川突然带了十多个宪兵来到关押吴凤翔的地方,令人将吴凤翔放了。吴凤翔毫不领情地拍拍身上的衣服,正准备走时,被吉川拦住了。吉川十分阴险地说:“听说你已向我女儿发誓,忠于天皇,是我错怪了你。我给你一个任务,牛子龙今夜潜伏在包公祠里,他们一共来了六个人,你带上几个人去干掉他们。”
　　“机关长阁下,美惠子如何了?”吴凤翔问道。他知道美惠子已受伤,一是确实有些喜欢上了美惠子,二是想试探吉川的真实态度。
　　“她已无生命危险了,你去吧,她还等你胜利归来呢!”吉川一挥手,令三个日本宪兵跟上吴凤翔。说是同去完成任务,不如说是监视吴凤翔,若吴凤翔不肯下手,三个鬼子已得到密令,会先干掉吴凤翔。

　　吴凤翔走着走着,一时想不通了:牛子龙早知道自己来杀吉川,他现在又来开封干啥?他打算去包公祠后先看看,究竟这六个人是干什么的。吴凤翔来到包公祠的后院,见包公祠楼上亮着灯,还有人影晃动。他决定先上屋顶看看。他伸手接过宪兵递过来的手枪,看了枪中有没有子弹,交待他们原地等待,便飞身上了屋顶。他自幼习武,轻功上乘,飞上屋顶时,没发出一点儿响声。他轻轻揭开一块瓦往下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正是老师牛子龙,还有中共派来的助手王宝义等六人吗?吉川的消息为啥这么准确呢?他不放心,又仔细看了一遍,看这些人在说什么,可他们就是不讲出声音来。
　　他回头朝包公祠周围四下看了看,不由吸了一口冷气:周围虽没见人,可分明有日本特务在暗中监视着。若这伙人真是****的人,为啥吉川不派军队来呢?又为何要自己一个人来干掉他们呢?这里边一定有戏。他再往房子里一看,这下可让他看出毛病来了。原来,这些人都戴着假面具,而且刚从外面进来的一个人在讲“哟西”。他明白了,这是日本人装的!他不再犹豫了,你不说是牛子龙吗,我来干掉他们。他马上拔出手枪,揭开两片瓦,正要对准六人开火,可他又收了枪。他改为朝下扔了一颗手榴弹,马上飞一样跳下楼走了。不一会儿,包公祠内一声巨响,屋内六人就升天了。吴凤翔边跑边想,日本人怎么会知道牛子龙他们的长相呢?难道他们已遭日本特务跟踪了?后来他才知道,牛子龙和王宝义的画像,是日本人从国民党通缉的名册上看到的。
　　党组织三天没找到吴凤翔,正四下派人找他,有新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这时,还有个人也在四下找他,这人就是阴险毒辣的山本。当吴凤翔跑离包公祠不到一里路时,被山本早设下的圈套捉住了。吴凤翔在黑暗中乱跑,想甩掉三个日本宪兵,不料脚下一绊,马上一伙人围上来,将他捆住,蒙上眼睛带走了。山本已下了决心,要趁乱杀死吴凤翔,解决情场上的对手,就是吉川追问也好对付,吴凤翔已杀死六个日本兵。当他的手下将吴凤翔捉住,去向他报告时,山本大喜,跑步赶了过来,将手枪上了膛,作了随时打死吴凤翔的准备。不过他不想在城中干掉吴凤翔,因为在城中,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向着吉川,他只能偷偷地去郊外打死吴凤翔。
　　吴凤翔被带上车,不一会儿来到开封城外一个荒野的沙丘旁,被一群日本人从车上拖下来,令他在地上跪下。吴凤翔任务还没完成,这么死不值得,不肯向日本鬼子下跪。一个日本鬼子操起枪托,对准他的后腿打下去,他不得不趴了下去。这人正是山本。山本一手操枪,迅速后退十步说:“吴凤翔,我让你死得明白。你不是要夺走美惠子吗?我让你先下地狱!”
　　“等一等,”吴凤翔突然心生一计,要与他谈条件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你再看看,这周围已来了吉川的卫士,你不怕吉川要你的命吗?还有你暗中杀死我,美惠子只能仇恨你,更加不会爱你。”
　　“你在吓唬我,我不会上你的当。你刚才在包公祠已打死了我手下六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我亲兄弟,这血债你要还!”
　　“砰砰”两声枪响,吴凤翔本能地倒在地上。可是,他觉得像没打着自己,正在奇怪时,听到美惠子的一声娇喊:“山本大佐,你太卑鄙了!怎么样,我这两枪够准吧!你的命我给你留着,可那只手从此就残废了,算我给你的教训。”
　　“你,你怎么也来了?”山本捏着流血的手惊慌地问,“你不是在住院吗?”
　　原来,美惠子早怀疑山本要加害吴凤翔,她只是外伤,趁伤好些后,说服了医生,马上偷溜了出来,暗中装成男人,混在日本宪兵内。这伙宪兵正是山本的部下,待山本要开枪时,她先掏出手枪打伤了山本的那只手。山本慌忙用手帕包着右手,坐上汽车回头走了。美惠子开过来一辆三轮摩托,她把车一直开到了吴凤翔身边,为吴凤翔解了绳子,松开脸上的绷带,大叫吴凤翔快上车。她开车追赶山本,要抢在山本之前,向吉川汇报山本要暗杀吴凤翔。而吴凤翔此时想到的是能尽快接近吉川,好完成杀死吉川的任务。
　　当美惠子赶回去见父亲时,山本早已提前赶到。不过,得知父亲不会让吴凤翔来见面时,她只好将吴凤翔送回了她的住所。美惠子向吉川讲了山本的情况后说:“山本一向说他忠于天皇,可他一贯说假话,若父亲不责罚他,我马上向母亲说明,让母亲转告天皇舅公……”
　　吉川明白美惠子如果向天皇密告,不仅山本受不了,他吉川也受不了,于是说:“孩子,别闹了,这些都是我安排的,你也别责怪父亲,更别怪山本参谋长。”
　　“爸爸,打死吴凤翔,也是你安排的吗?”
　　“这是为了日本大帝国的利益,你知道吗?从国民党内部传来消息,吴凤翔是八路军派来刺杀我的。只不过,我们证据不足才没有下手。”
　　“吴凤翔是****吗?我看他不像****,像军统的人,我要去问他。”美惠子刚要走,却被吉川叫人拦住,并下达了命令:“三天之内不准出房,待查清吴凤翔的来历后再说!”美惠子虽然是受日本国内天皇的派遣,来中国从事军事情报,可对她父亲的命令也没办法。她陷入痛苦之中。
　　吉川够狠毒了,用假牛子龙来试吴凤翔,白白地被吴凤翔炸死六个日本兵,他这还不甘心,接着他们又商量出了一条毒计。他让山本再找到吴凤翔,假意同意他与美惠子来往,但有一个要求,即令他将牛子龙捉住干掉,不然就要将吴凤翔军法论处,原因很简单,不该轻易杀死六个伪装牛子龙等的日本人。吴凤翔开始不答应,后来一想,不如答应下来,让自己有了人身自由就好办了,因为得了这个许可,就可设法找到王宝义等五人,最终找到牛子龙的人,于是他答应了下来。这时牛子龙也四下寻找吴凤翔,要将南方局传来的消息告诉他,让他弄清日军近期攻打龙山的计划,尽快干掉吉川和另外一些大坏蛋。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早一天消灭吉川,就等于少死几个中国人,中国人的血再不能流了。正在吴凤翔寻找牛子龙时,牛子龙躲过日本宪兵,装扮成日本人,与吴凤翔接上了头。他们一道制定了一个冒险的“特别通行办法”。
　　1940年5月17日下午,吴凤翔将牛子龙五花大绑地捆着押到了吉川的川陕甘会馆。吉川早已吩咐过,若吴凤翔抓住牛子龙,就让他们进来,于是他们顺利地进了会馆。这时,吉川和山本大佐、日本驻北平部队赴开封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开封宪兵队队长腾井治大尉,正在密商如何进攻湖南龙山的计划,研究情报传来的真实性。见吴凤翔押着牛子龙进来,吉川哈哈大笑起来,下令山本尽快把牛子龙拖出去枪毙。谁知,牛子龙的双手不知怎么没捆住,变戏法似的拿出手枪,对准山本的人开了火,另外还冲吴凤翔说:“快动手,打死这伙王八蛋!”手中的枪响了,山本被打中胸膛,倒了下去。吉川正拿枪开火,被吴凤翔打中右手,顿时鲜血直流。这时,山本仍在地上挣扎着,要拿出手枪射击,吴凤翔见了,马上一枪打过去,又接着数发子弹射击,将山本、腾井治、瑞田一一打中。吉川像头发怒的狮子,虽然满身是血,还是跳着回头想从墙上拿出战刀捅死吴凤翔。可是迟了,吴凤翔又一串子弹将他打死在地上,那刀早已扔在一旁。吴凤翔寻找没死的日本人,突然从屋外传来跑步声。吴凤翔先是关门打狗,现在听到跑步声后,突然拉开门,甩手一梭子,将几个卫士一阵枪打死。他同牛子龙一道,将会议室的地图及吉川等人的手枪、子弹取下,又将桌子上的日军文件装入口袋后才撤退。刚走两步,回头又走进屋,脱下一个日本人干净一点的衣服,叫牛子龙穿上,好顺利地闯过几道岗哨。最后冲出大门时,牛子龙见两个卫兵上来,马上一一打死。

　　枪声响起后,开封城里大乱,跑步声、枪声、口号声四下响起。5月20日的河南民国报和6月2日的申报,都先后报道了吉川等五人被吴凤翔杀死的情况,还配发了照片。天皇知道吉川已死,据说也哭了三天。美惠子寻找吴凤翔报仇,寻找了四年,再也没见到吴凤翔的人影,她带着仇恨,战败后回到了日本。
　　1986年10月5日,一个日本人,大约40岁,他来到河南郏县城东,四下打听吴凤翔。村里人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听他讲了吴凤翔是杀死日寇少将吉川的大英雄,才告诉他,吴凤翔已去世,埋在村西黄道坡。那个日本人马上买了香纸,在村人的指点下,来到吴凤翔的坟前,一见那高大的烈士碑马上跪下,大声哭泣说:“爸爸,我来迟了,我就是你的儿子汉华呀……”
　　吴凤翔有后人?村上人奇怪了。吴凤翔当时躲到了平顶山后,被国民党当局抓住了,关进了大牢,国民党当局派人暗中杀死吴凤翔,把消息也封锁了。是王宝义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后,才将他的尸体送回郏县老家埋了。待这中年人又去磕完头,村上人才从他的嘴里了解了他的身世。
　　原来他就是美惠子与吴凤翔的孩子。美惠子知道吴凤翔杀死父亲后,也恨吴凤翔,谁知不久,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本想打掉孩子,可一想也算爱了一场,才决定生下孩子,取名叫吉川汉华。在汉华40岁时,美惠子见自己快要作古了,才道出其中原委,让他回中国老家看一看他的父亲。哪知,父亲40多年前已经作古……
　　村上人为吴凤翔流泪,也为那段苦难历史流泪。也许是巧合,那时老天竟下起蒙蒙细雨,大概天和地都哭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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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十年》署名内幕[转帖]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庆贺。

1951年7月1日尚未到来，各地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致敬信、致敬电便潮水般涌来。那时，中国****已拥有五百八十万党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5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大会，庆祝中国****诞生三十周年，毛泽东等出席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请谁为刘少奇起草报告呢？自然，最合适的人选是胡乔木。因为胡乔木编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以及《毛泽东选集》，又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史到了“烂熟”的地步。

那时，胡乔木已经离开了谐趣园，住在北京六所休养。

大抵也正因为对于中**史“烂熟”的缘故，花了一个星期，胡乔木就交卷了，为刘少奇起草了题为《中国****的三十年》的报告。

当人们佩服胡乔木的“快笔头”的时候，谷羽谈及胡乔木写作《中国****的三十年》的艰难内情：

记得1951年5，6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蒲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

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发表。

胡乔木知道了这一消息，以为不便遵命：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交代？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另找人起草报告。

如此这般，胡乔木只得从命。

《人民日报》迅速排印了《中国****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在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信，请示有关文章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在他的信上作了批语：

主席：

“三十年”(引者注：即《中国****的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批：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批：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批：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21日

在接到毛泽东的批复后，《中国****的三十年》署名胡乔木，发表于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杨尚昆曾经这么忆及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951年党成立30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30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

《中国****的三十年》，是总结中共建党三十年历程的第一本简明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各地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的主要学习文件。其影响超过了刘少奇在纪念中共建党三十年大会上的报告。

胡乔木向来在幕后工作。即使是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曾公开亮相，那也只是“新闻首脑”的形象。这一回，则是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亮相，开始为人们所知道。

虽说胡乔木一生写过众多的社论、评论、决议、文件，但《中国****的三十年》是其中少有的署名胡乔木发表的著作。正因为这样，《中国****的三十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差不多成了胡乔木的代表作——一提及胡乔木，人们会马上说，哦，他写过《中国****的三十年》!

此处顺便提一笔，关于中共“一大”的代表，毛泽东的批语称“是十二人”，从此中**史专家们便沿用此说。直至最近几年，才终于承认包惠僧亦是中共“一大”代表，承认中共“一大”代表是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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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参加民革回眸[转帖]

　　全国军民浴血抗战八年,苦难深重,胜利后,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休养生息。中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代表,飞到重庆同国民党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协议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建设国家。但是签字的墨汁未干,蒋介石就调兵遣将,部署内战。与此同时,还由国民党中央派人到各省市吹风,向国民党高层人士传达蒋介石的旨意。
　　派到安徽执行这项特殊使命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干将魏寿永。他于1945年11月中旬到合肥和李品仙(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及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委,抗战胜利后专任省政府主席)在省党部会议室密谈。作为李品仙机要秘书,谈话时我在座。魏寿永说:“‘双十协定’是假的,因为我们调动部队需要时间,不得不做个假象。总裁(指蒋介石)决心趁早把****消灭掉,以免后患。”魏寿永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国民党自孙总理领导革命以来,奋斗数十年得来的江山,今天让他们****人来同我们组织联合政府,平起平坐,哪有这样便宜的事!”魏寿永建议李品仙根据安徽情况,进行必要的准备与部署,迎接全面“剿共”。在听完魏寿永的传达后,李品仙显得有些激动的样子,他提高嗓门说:“我看****的目的是要赤化整个中国,并不满足于参加联合政府。****一向不守信义,如国军遵令停战,反而使****得以趁机扩张。因此我完全赞同和拥护总裁的决策,趁早把****消灭掉。”李品仙还表示将以实际行动贯彻总裁的指示。
　　从这次密谈中,我知道全面内战必将爆发,同时进一步认识了李品仙的反共决心,因而引起我思想上的不安。我认为国共合作抗日取得了胜利,理应继续合作建设国家。我投笔从戎是为了抗日救国,现在刚把敌人赶走,就来同室操戈,实在不应该。想到我的广西学生军同学和省动员委员会同事大多数人在****那边,我怎么能仍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去打他们呢?再说,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精英都在****那边,看来国民党政权终将垮台,于是我开始萌发了投奔解放区,另找政治出路的想法,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我和其他许多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一样,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寻找政治出路的思想越来越迫切。
　　机会终于来了。1947年6月,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送来一份要我转呈李品仙密阅的“内部参考”,里边说国民党民主派领袖李济深在香港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朱学范、朱蕴山、李章达等人集会,酝酿实现“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民主派其他人士大联合,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看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参加民主革命的好机会。于是我立刻去柳木巷找知心朋友王汉昭密谈。王系广西人,时任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少将处长,他也对内战不满,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认为这是参加革命的好机会。并说:“丘清英系19路军旧部,向来对蒋不满,现在19路军负责人蔡廷锴和李济深一道站出来领导反蒋,他想必乐意参加。”丘系广东人,原任立煌警备司令,抗战胜利后,改任第八绥靖区司令部中将高参。我和他也很熟识。他也住在柳木巷,和王汉昭家不远。我和王汉昭来到他家,他听我讲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香港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联共反蒋时,立刻表示愿意参加。根据丘清英的建议,次日我们三人在丘家共饮鸡血酒,宣誓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内战,投身革命,永不反悔,如遇患难,决不出卖同志。大家推派我去香港联系,并代表他们两人申请参加革命组织。
　　我原籍广西防城,1937年“七七事变”后参加广西学生军出来,已经离开家乡十年,请假回去看看,完全合情合理。我以回原籍探亲为由,向李品仙请假两个月。李不仅批准了我的假期,还批给部分路费,并亲自书写了一个条幅连同他的戎装全身照一张交给我带给父亲。当时按规定,海陆空交通对现役军人均有优待。我为节约旅费,特从省保安司令部张湘泽副司令那里搞到一套美式军装和上校督导员胸章,打扮成一个军官于1947年7月中旬秘密坐火车到上海后,转乘飞机直奔香港。但我的差假证却注明由合肥经武汉到广州转防城。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目的在于遮盖“中统”、“军统”特务们的耳目,并避免李品仙的疑心。
　　路经上海时我住在郑昭明牙医诊所里。郑系四川人,曾任李品仙私人医师,他在香港有个朋友叫林焕民。他叫我到香港找人时可请林带路,因此我一到香港首先去看林焕民。林系广东人,时在香港某大学任教,对人非常热情。他带我去大厦企业公司看望陈树渠和冯伯恒。陈系“西南王”陈济堂的胞侄,我在广州上学时和他认识。冯系广东人,建国后曾任广州市民革副主委。从他们那里,我得悉朱蕴山住在七姐妹道继园陈树渠家里。我在大厦企业公司稍坐片刻,陈树渠就带我去他家看望朱蕴山。朱蕴山是我在省动委会工作时的老领导,他见我来自他的家乡,同时还代表另外颇有影响的两个人来参加革命组织,非常高兴,第二天就带我去看望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李济深对人慈祥和蔼,何香凝住在山上,她拿出自己在屋后种植的炒花生来招待我们,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陈树渠在他的公司里设宴为我洗尘。李济深、朱蕴山、冯伯恒等举杯对我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来港参加革命组织,表示欢迎的情景,使我十分感动。随后我又和李、何、朱、蔡等人多次会谈,决定由我和丘清英、王汉昭三人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直属安徽小组(简称“民联”小组,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后,改称“民革”小组),规定“民联”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反内战、反独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民起义,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吸收国民党民主派参加组织,积极吸收具有声望的民主派人士成立豫鄂皖边区领导机构。同时决定“民联”小组由朱蕴山同我单线联系。朱化名汶山,我化名李海(原名李荣康),约定联系地点在香港德辅道中国民行108号大厦企业公司,合肥柳木巷12号(这是省保安司令部情报所长钟其元的住宅,可以万无一失)。我根据会谈决定事项,整理为备忘录五条,写在我的笔记本里,请李济深签字,作为我们的行动纲领。

　　我在香港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除了和朱蕴山及其他有关人士叙谈外,其余时间多数是在旅馆或书店贪婪地阅读国民党统治区不容易看到的各种进步书刊。李济深和朱蕴山听说我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三代长辈都健在,劝我顺便回家乡探望亲人。陈树渠他们在东兴置有宽敞的别墅,他写信给管家叫我回到东兴时可住在他们的别墅里。但我通过看书学习以及同许多领导人的谈话,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有所提高,急于返回安徽开展革命活动。我把李品仙给我父亲的条幅和相片等邮寄回去,虽然假期未满,我于8月底就提前返回安徽了。以后我的三代长辈先后辞世,我也未能回去奔丧,深为遗憾!真是所谓“忠孝不能两全”。
　　为了进一步掩护这次到香港的秘密活动,路过广州时,我曾去访问广东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学习他们的机要秘书工作经验,并索取有关资料带回来,为此,李品仙还表扬我善于利用探亲机会向别人取经。但他哪里知道,我从此已经背叛他、背叛桂系倒向人民了。这叫做政治原则高于私人感情。
　　回到合肥,我立刻向丘清英、王汉昭传达香港会谈的精神,并把“民联”小组成立起来,随后通过地下党员郑汉(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委统战部主任秘书)同中共中央华东局国区部上海工作组长方向明(上海工作组后来改为芜湖工作组,解放后方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取得联系,从而在地下党和民革中央的领导下,我先后以李品仙和李宗仁(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机要秘书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从此走上民主革命之路,开始了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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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朝鲜：有多少外国王牌军队被志愿军打残？[转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与“联合国军”进行了近3年的浴血奋战。曾与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新西兰等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共17国部队，决一雌雄。可以这么说：这些被参战国派往前线的部队都是本国的王牌，都是去扬“国威”的！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损失兵力162708人，其中战死54246人，伤103284人，失踪、被俘5178人。其死亡人数占侵朝“联合国军”死亡总数的94.916%。联合国在《纽约公报》上公布的数字是美军伤亡14万多人，日平均伤亡数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惊天动地的一笔。

　　英军阿盖尔营（1950年）

　　 英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前，英国遭受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人民交手的最惨重失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经典”之战是消灭了英联邦第一师第二十八旅的“皇家苏格兰团”、英联邦第二十九旅的“格洛斯特营”和“皇家重型坦克营”三支“王牌”部队。

　　 1951年10月3日，在朝鲜马良山，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第一师与英军“皇家苏格兰团”开始了生死决斗。战斗结束后，“皇家苏格兰团”第一营的1701名官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布满主峰，在被坦克摧垮的碉堡里，发现了英军营长的尸体，幸存的46名英军官兵高高地举起了双手，整个战斗只用了3个多小时。朝鲜战争期间，英国死、伤、被俘、失踪官兵4435人，马良山一战损失就占总数的39%。

　　 在1951年4月24日的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团在雪马里使英军“格洛斯特营”成为瓮中之鳖。雪马里战斗，志愿军六十三军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和一个炮兵队、一个重型坦克连，毙敌中校营长以下官兵129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9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俘虏英军961人，雪马里战斗占了近一半。此战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一人活捉了63名英军，创造了朝鲜战争中一人俘获战俘最高记录，荣获了志愿军总部授予的“孤胆英雄”称号。

　　 志愿军消灭的英军第三支“王牌”是二十九旅“皇家重型坦克营”。朝鲜战争中，英军投入战场的有两个坦克团，其中“皇家重型坦克营”不仅装备好，而且名气大，它装备着性能优越的“丘吉尔”重型坦克，在多次进攻战中大显锋芒，是“联合国军”公认的“装甲劲旅”。在第三次战役中，被志愿军五十军一四九师利用夜袭，一举端掉。

　　被俘的韩国军队

　　 韩国军队与我军交战最多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我军与南朝鲜军交战的次数最多，抗美援朝第一仗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抗美援朝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也主要是与南朝鲜军打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以及上甘岭、金城等战役。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七师大部，歼灭第一师、三师、八师各一部，共计7584人，俘敌4741人。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消灭南朝鲜第七师、八师5962人，俘敌5568人。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二师、五师4593人，俘敌5967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三师、五师、六师、八师共计8861人，俘敌7769人。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歼灭南朝鲜第三师、五师、六师、七师、九师60537人，俘敌5233人。另外，在1951年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上甘岭防御作战、1953年反击战役等战役、战斗中，志愿军歼灭南朝鲜军25万多人，俘敌8354人。整个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消灭南朝鲜军313500多人。并重创了南朝鲜军“王牌”首都师，彻底捣毁首都师的“王牌团”(“白虎团”)团部，使该团团旗至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展出。

　朝鲜战争期间与志愿军交战的其他“联合国军”

　　向定州推进的澳大利亚士兵（1950年）

　　澳大利亚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精锐加入“联合国军”，有两个步兵营，三艘驱逐舰，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空中运输中队，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5位。澳军战死746人，伤病、失踪、被俘1112人，共计1416人。

　　“联合国军”中有5个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出动了陆、海、空三军，澳大利亚是其中之一，其他4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泰国。澳大利亚还是追随美国，主张突破“三八线”吞并北朝鲜的9个国家之一，其他8个国家分别是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巴基斯坦、古巴。

　　 加拿大出兵人数居“联合国军”第2位，1953年7月增兵到6146人。但加拿大出兵不出力，仗打的寥寥无几。规模最大的战斗是1953年5月2日在下勿闲北山与志愿军四十六军三九七团3个排交锋。这次战斗，加军动用了二十五旅3个连队，被歼220人。另一次是芝浦里战斗，加军动用二十五旅配合美军第三师、二十五师与志愿军十五军二十九师交锋，也以失败告终。此外，加拿大海军还参加了运输美军和南朝鲜军的大逃亡。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军战死312人，伤病、失踪、被俘1244人，共计1556人。

　　被俘的土耳其士兵

　　 土耳其投入一个步兵旅，配属在美军第一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与土耳其旅作战十余次，土耳其旅死伤、被俘、失踪3216人，其损失的兵力在“联合国军”中居第3位。　　

　　 法国：我军与法军交战不再是间接的顾问团，而是两军真枪实弹的短兵相接。1950年7月22日，法国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南朝鲜，加入“联合国军”海军行列。8月25日，又创建1个独立营，番号为“联合国军法国营”，莱米勒中校为营长。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法国营战死262人，伤病、失踪、被俘1127人，共计1389人。

　　 比利时：1951年，比利时派出一个步兵营入朝，比利时营隶属于美军第一军团指挥。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比利时营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先后损失440人，其中死伤395人，被俘5人。要不是不断补充新兵，比利时营几乎不复存在了。

　　 泰国：泰国陆军二十一团是从泰军中精选出来的混成部队，美式装备、美式训练，但在铁原以西190*9郾8高地战斗中，被志愿军消灭一个加强连。后来又屡战屡败，共损失1273人，超过了入朝时的1057人。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派遣1个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军”，配属在美军第九军团的序列中。朝鲜战争期间，埃军仅在上甘岭战役与志愿军交战一次，就死121人，伤病536人，共计657人。上甘岭成了埃军的“伤心岭”。

　　 新西兰没有出动短兵相接的步兵，只派炮兵十六团和两艘护卫舰参加“联合国军”。虽然没和志愿军面对面交战，但也有23人在炮火中丧生，79人伤病、失踪，共计102人。

　　 哥伦比亚1951年，哥伦比亚派遣1艘护卫舰、1个步兵营，共计1153人来到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在上甘岭战役、老秃山战斗和汉江地区防御战中，给哥伦比亚营以沉重打击，击毙哥军163人。哥军在朝鲜战争中伤病、失踪、被俘476人。

　　 希腊派遣皇家空军十三大队和一个步兵营参加了“联合国军”，其空军担任运输任务，步兵营配属给美军“王牌”骑一师对志愿军作战，但美军“王牌”没能挽救希腊营的失败命运，192名官兵成了美军的替死鬼。朝鲜战争中，希军有545名官兵伤病、失踪、被俘，加上战死者共计737人。

　　 菲律宾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致使两国直接贸易中断。1950年10月，菲律宾派遣一个由1143人组成的步兵第十营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菲律宾军战死112人，伤病、失踪、被俘356人，共计468人。朝鲜战争后，菲律宾仍未接受历史教训，强行占领我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并信口雌黄地把强占的岛屿说成是菲律宾领土。

　　 荷兰出动1个步兵营和1艘驱逐舰，共725人参加“联合国军”。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荷兰军队在汉江地区防御战和上甘岭战役中交锋，荷军战死120人。此外，还有648人伤病、失踪、被俘。

　　 卢森堡1951年1月31日，卢森堡用滥竽充数的一个步兵排44人参加了“联合国军”，尽管出兵最少，但比例却最大，因为卢森堡全军仅有一个营550人。虽然它伤亡仅有15人，但伤亡的比例最大，占出兵总人数的34%。

　　 南非1950年11月14日，南非联邦派遣空军第二大队的25架飞机参加“联合国军”，该大队有“飞豹部队”之称，是南非的飞行劲旅。在朝鲜战争中，南非“飞豹”尽管享受了美军的“空中优势”，但也未能逃脱志愿军布下的“空中坟场”，34名飞行员命丧蓝天，8人跳伞生还，但最终还是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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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三年的故事[转帖]

汉文帝三年的故事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出巡，经过一座桥，从桥上走来一人，使马受惊，卫士将其抓住，交廷尉处理，廷尉处以罚金。汉文帝不满，廷尉说：“按律，只能处罚金。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如此规定，只能按法处置。如果判得更重，将失去公平，此例一开，天下的执法者从此判案可轻可重，没有标准，百姓将彷徨不知所措，法律将不能取信于民。”汉文帝思考很久以后说“廷尉的判处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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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转帖]

　　【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们）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乍读关汉卿元文，人们肯定觉得这是老花花公子放荡不羁的自吹自擂。当然，有心人可能会思忖老关一辈子风花雪月胡折腾，肯定幸福一辈子。文人能做到“一世里眠化卧柳”，能饮东京酒，赏洛阳花，博得“浪子风流名”，当他暮年黄昏回首往事时，肯定会自己照着镜子对老脸自言自语：汽车轧罗锅，死也直（值）了！
　　果真这样吗？这位我国古代的“莎士比亚”（五十年后，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文化影响力的上升，英国人介绍莎士比亚时可能会说他是英国的“关汉卿”），真的一辈子是那么潇洒走一回吗？真的没有闲愁到心头吗？真的从未“虚度春秋”吗？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文人们的字里行间，满是压抑重围，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满是志不获展。所谓不平则鸣，在那样一个于知识分子而言没有任何出路的出奇黑暗的年代，只有放纵形骸，才能不同流合污，才能够勉强保全一丝人格。所以，我们会发现，关汉卿这位旷世奇才的笑声，总会被泪水所溅湿。
　　关汉卿，对于一般人来讲，仅限于历史教科书上学得的薄浮知识：元朝戏剧家，名作有《窦娥冤》等等……除此以外，印象最深的就是课本里那幅白描画象，头戴软巾，散坐锁眉，一副忧国忧民之相。其实，与其说关汉卿是元人，不如说他是金人，金朝的汉人。有关其生卒年，史书完全无考，推算来看，他应该是出生于十三世纪三、四年代金朝亡国前后，卒于十四世纪初元成宗年间。正史无文，笔记中有两则关于他的记述。其一是元人熊自得著《析津志》：“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其二是元人钟嗣成所撰《录鬼薄》：“关汉卿，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所载恐不可尽信，观关汉卿诗文，不像是一个曾经做过中央老干部疗养院院长（太医院尹）的人。
　　如此身世模糊的文人，却创作出杂剧六十五种，泱泱湟湟，确为一代文豪。
　　在元朝，关汉卿虽然是汉人，是“知识分子”，他毕竟还不是社会最底层，他属于元代社会的第三种人“北人”。比起第四等人“南人”以及江南的“知识分子”，他的遭遇要好得多。老关心中的无限压抑，毕竟还能有所排遣。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如果仅看《元史》，会觉得忽必烈得天下完全是依靠儒臣辅佐，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的目的。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南宋在崖山的最终败亡，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
　　1278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委任状），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赤裸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包括数十种蒙古部落的“国人”，如札剌儿、蔑儿乞、塔塔儿等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一词原本起源于唐朝，取“各色名目”之意，我们不能望文生义以为是“眼睛有颜色的人种”。元朝色目人主要包括西域诸族、西北各族以及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无心指杨柳成荫”，“汉人”分等使契丹、女真融入了汉族，加速了“汉”族的融合，先前仇怨，慢慢消泯于身份一致的认同之中）。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蒙语“囊加歹”）。在元朝，“南人”泛称前面的三种为“北人”。
　　元朝的民族压迫，十分残酷。据《元典章》记载：“诸蒙古与汉人争斗，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
　　自1279年开始，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过了五年，元朝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估计关庙中关老爷的大刀也被木刀所替代）。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元成宗时代，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最后甚至规定汉人二十家（一甲）才能使用一把菜刀。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翻看《元史》中的《刑法制》，可以看到元廷对汉人种种武器限制的最详细记录：诸都邑小民，造弹弓及执者，杖七十七，没家财之半……诸汉人执兵器者，禁之。惟为兵者，不禁。诸汉人有藏铁尺铁骨录及铁柱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全套甲胄），处死。不成副者，杖七十七，徒三年；四件以上，杖七十七，徒二年；不堪使用者，杖五十七。弓箭私有十副者处死；五副以上，杖九十七，徒三年；四副以下，仗九十七，徒二年；不成副者，笞五十七。凡弓一箭三十为副（元杖罪以“七”为断，出于忽必烈的“仁慈”―――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朕饶你一下）。生活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作为统治者，蒙古贵族不能不“忧心忡忡”。当然，蒙古人在“以少治多”方面也有诸多妙计，“军户制”即是其中一种，以汉治汉，以“汉人”治“南人”，又派蒙古和色目监视后两种人，在一定时期内成功保持了蒙元的统治。
　　“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徐大焯《烬余录》）元朝的这些基层“干部”，个个都是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少良家妇女不堪淫辱，羞愤自尽。特别令人浩叹的是，有不少美貌女子的人家为避免遭受淫污，竟出下策让女儿充当“舟妓”（供娱乐弹唱的船上卖唱女），“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
　　元初以来，欧洲人或外来西域商人到了元朝大都或上都，会发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由此推之，盖茨见胡总，一只手总是插于口袋之内，料想也是读过史书，对中华天朝君长做顺从恭敬之举吧。
　　至于官僚体系方面，“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长”。“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各个部门“一把手”，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在元一代，汉人为相的，只有初期的史天泽和后期的贺惟一（太平）两个人，而此种特殊，也出于忽必烈时代需要依靠汉人灭南宋和元顺帝时代内部平衡权力的“不得已”之举。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赵翼）至于元朝各行省的蒙古人官长，多为世袭，形同封建，“同列（汉人、南人）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实足的土皇帝架派。

　　蒙古人出身于奴隶制一般的低层文明，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对儒士的态度。游牧民族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自然“视南方（士人）如奴隶”。所以，“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时代最好的标签词（文革时“臭老九”一词正源于此）。
　　元朝对儒士的歧视，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其一是谢枋得《叠山集》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所述：“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其二，是郑思肖《心史》：“鞑法（蒙古法令）：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这种说法的“七猎（户）八民（农民）”，与“七匠八娼”稍有出入；其三，元人笔记《初学集》有载：“蒙古分民为十等，所谓丐户，吴人至今贱之”，虽未提及“儒”排第几，但证明元朝的“等级”分类肯定存在。
　　今人治史，好兴“翻案”来博取点击率和注意力。为此，不少人撰文讲元朝对儒士没有所讲的那么坏，他们所持论据，无外乎把忽必烈早期“优待”儒臣等摆出来说事，要不就是列举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等“仁政”。忽必烈利用汉朝文臣不必细讲。从科举方面看，元朝对科举制进行摧残，使得原金国占领地区长达八十年无科举，江南也有四十年左右没有开过科，直到元仁宗时才“装饰”性地恢复科举，其实也只有三年一科，到元亡仅仅开过十六科，每科七十多人，南人仅占其半。从这个数字可以见出，元朝一代，汉族士人能走上仕进之途至多五六百人而已，且终生沉沦下僚，完全是大元统治的点缀和装饰。
　　读书的士人，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所以，儒士们在元朝“最好”的出路，一是作“吏”，二是走教职一途。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因为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教职方面，更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但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 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所以，“九儒十丐”，是元朝的社会现实，绝非是遗民们愤激夸大的不实之语。
　　当然，还有人说，元朝文网疏阔，没有文字狱――以此来证明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如此，则大错特错。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不少人“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据《辍耕录》记载：“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就是这么一种简单的印章，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元史》中《塔塔统阿传》记载：“乃蛮可汗，尊之（塔塔统阿）为（师）傅，掌其金印以及钱谷。”（元）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亡去，“帝（元太祖）诘之曰：‘负此何之？’且问（印是何用）？（塔塔统阿）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均用此为信验。’帝善之，命（塔塔统阿）居左右，嗣后每有制旨，辄用印章。”可见，蒙古马背大汗，当时脑子里连玉玺、私章等要领一丝全无。这些人“崛起沙漠，毡裘旧俗，尚巫信鬼”，连字都不会写，自然不会寻章摘句去大搞“文字狱”。所以，元朝文网之宽疏，是由于蒙古统治层没有“侦破”手段，并非是大元的什么“有容乃大”。至于其治下的汉族“辅佐者”，他们本身沉抑下僚，郁郁不得志，自然不肯向蒙古人告发同胞在诗文中的牢骚和发泄。到了日后的满洲皇族，个个高度汉化，连有人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诬为讥讽提进囚牢杀头。同满族人统治下的清朝相比，元朝的文禁几乎不存在，谢枋得可以一口一个“胡虏”，郑思肖可以一口一个“犬羊”，并高题诗句：“大军四十万，谈笑却胡尘”。可笑的是，甚至元朝贵臣自己也不忌讳词语，色目人贯云石乃色目世臣出身，其诗《筚篥乐》中竟有“胡尘不受紫檀风”之句，而他此诗的墨宝真迹流传到清朝，收藏者害怕遭受当局屠害，竟把“胡尘”两个字挖去，使“文物”受损不浅。至于显摆清帝文治的《四库全书》，修书不如说是毁书，“虏”、“胡”等皆删改，“胡尘”改为“烟尘”，“腥膻”改为“狼烟”，实在不好删改的就用空格来代替，把汉文化典籍和图书弄得百孔千疮。
　　元朝时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诗）顶笠左衽，衣冠尽变，短衣辫发，这些“形式”尚可容忍，最重要的是华夏文明也被逼到了“崖山”。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以科举图仕进的康庄大道，忽然变成了死胡同。春风得意的向往，随着马蹄声声和膻风阵阵，皆幻化为末路穷途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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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拜其人[转帖]

鳌拜，满族瓜尔佳氏人，生年不可考，隶属清太宗皇太极直辖的镶黄旗，年轻时常常随皇太极征战，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因而深得皇太极宠眷，于1634年就被授予牛录章京(汉译“佐领”)，任甲喇额真(汉译“参领”)。1637年，皇太极发兵进攻明边防重地辽宁皮岛，贝子硕托、武英群王阿济格率军多次进攻未克。在危急时刻，年轻的鳌拜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获准后即率军大呼而上，强攻登岛成功，然后率先举火引导后续部队冲上该岛。皮岛遂克。皇太极闻报大喜，以鳌拜首功，超升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勇士)，后又擢升鳌拜为最重要的镶黄旗护军统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将领。

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这年10月，他率军取道陕北，进攻西安的李自成军。第二年5月李自成在被追击途中遇害。1646年鳌拜又随肃亲王豪格出征四川张献忠，在南充偷袭大西军军营，“大破之，斩献忠于阵”。鳌拜又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随侍帝侧，权势日增，处于清廷核心地位。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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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转帖]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國，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國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國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國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國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殺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國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國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國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國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國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獨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國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國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國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 万4 千多人。中國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2613倍，昆明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國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國是惨胜。中國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國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國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國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國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间的╳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 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 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產黨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澤東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國，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國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國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國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國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國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專制獨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殺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獨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國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會主義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國人那种“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國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國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國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余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余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國提供军火，为中國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國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國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國大使陈介，希望中國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國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國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國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國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 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國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國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國的计划，使中國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國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國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國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國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獨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國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國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國。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國，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獨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國，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國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國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國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國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國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國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國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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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转帖]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 月9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　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 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國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產黨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仲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產黨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國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鎮壓。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仲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國，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國（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纹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國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獨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黨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为了防止共產黨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國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國，今日中國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國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澤東），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國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獨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國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國“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國说成是“进出中國”，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國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國的满族”。中國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國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國关系密切，视中國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贡，接受中國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國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國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國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國“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國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國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國已在国民黨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國”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國，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國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國，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國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國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國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國，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國。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國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或一个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國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國，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國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國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國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原载：思想的境界

　　作者:赵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