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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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未解迷团：希特勒为何两次派人去西藏[转帖]

希特勒两次派人进西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1938年和1943年，经希特勒批准，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他们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军官在德国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名被枪杀的西藏喇嘛。这一切都使纳粹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希姆莱想打造神族部队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称人类每700年进化一次，最终目的是将雅利安人?穴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雪这样的“优秀”人种进化为具有超常能力的新人类。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他在组建党卫军之初，便明确规定，只征召那些身高在5英尺9英寸（1英尺＝0?郾3米，1英寸＝2?郾5厘米）以上、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年轻人。在选拔党卫军军官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求被选拔者能够证明自己的家族自1750年以来未曾与其他种族通婚。为印证元首的理论，希姆莱在1935年，组建了一个服务于纳粹教义的“祖先遗产学会”，网罗了包括医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甚至江湖术士、精神病患者在内的各色“专家”，对人种、血统、古代宗教、古代遗址、神话传说等进行考察研究。到战争结束时，该学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个部门的庞大机构，它不仅对犹太人进行活体实验，还通过占卜、占星等手段指导德军的军事行动。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他写道:“1?郾2万年前，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远及非洲大陆，在一次大地震后，这块大陆沉入海底，一些亚特兰蒂斯人乘船逃离，最后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这些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曾在中亚创建过灿烂文明，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西北和南方迁移，分别成为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希姆莱对这个神话传说深信不疑，他相信，一旦证明雅利安人的祖先是神，只要借助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便能创造出具有超常能力的、所向无敌的雅利安神族部队。

为了寻访先祖遗民，1938年，希姆莱奉命派遣以博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尔格为首的“德国党卫军塞弗尔考察队”奔赴西藏，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这些纳粹分子拍摄的纪录片《西藏秘密》显示，他们受到了不了解他们目的的当地领主的款待。但是，这群心怀叵测的党卫军成员并没有忘记他们此行的任务。贝尔格测量了很多西藏人头部的尺寸，并将这些人的头发与其他人种的头发样本进行比对；他们还通过被测者眼球的颜色来判断其种族纯净程度；为保留数据，这些纳粹分子用生石膏对十几个藏族人进行了面部和手的翻模，制作了这些人头部、脸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这次考察中，队员们还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个名叫沙姆巴拉的洞穴，据说那里隐藏着蕴含无穷能量的“地球轴心”，谁能找到它，就可以得到一种生物场的保护，做到“刀枪不入”，并能够任意控制时间和事件的变化。1939年8月，考察队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了“党卫军荣誉剑”。1943年1月，纳粹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以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的考古与人类学学院——斯文·赫定学院，塞弗尔经希姆莱推荐，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与塞弗尔同行的贝尔格也被希姆莱提升为党卫军高级军官。由此可见，纳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险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

寻找“地球轴心”

1941年12月底，在苏联战场上的德国军队以损失50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的沉重代价，在莫斯科会战中遭到惨败。同年冬，百万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被动。面对这些坏消息，希特勒和他的总参谋部一筹莫展。

此时，希姆莱也在为如何摆脱军事上的被动处境冥思苦想。他一方面组织江湖术士通过在大西洋地图上悬挂吊锤的荒唐办法，来寻找盟军舰队。另一方面，他想到了那个在遥远东方的“地球轴心”。此后，希姆莱面见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前往西藏沙姆巴拉洞穴，找到那个能够控制全世界的“地球轴心”，然后派数千名空降兵到那里，打造一个“不死军团”；与此同时，可以颠倒“地球轴心”，使德国回到1939年，改正当初犯下的错误，重新发动战争。为此，希姆莱与希特勒密谈了6个小时，还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2000页的报告，其中的一张地图标出了沙姆巴拉的大体位置。

1943年1月，由海因里希·哈勒率领的纳粹五人探险小组秘密启程赴藏。曾是职业登山运动员的哈勒是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铁杆纳粹分子，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纳粹党。1938年德奥合并后，他又加入党卫军。在一次瑞士举行的登山比赛中，哈勒一举夺冠，充分展示了雅利安人的“优秀品质”，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并与其合影留念。哈勒等人的旅程并不顺利，1943年5月，他们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在几次越狱失败后，哈勒等人总算成功逃出战俘营。开始，他们打算投奔日军，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执行寻找“地球轴心”的使命。由于当时的英国印度总督派驻西藏的官员理查德森对德国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冒充德国商品推销员的哈勒开始了他在西藏的七年之旅。没有人能够说清哈勒和他的探险小组都去了什么地方；有荒唐的传说称他们最终找到了“地球轴心”，但不知道怎样操纵它。也没有人说得清哈勒手下的3个同伴去了哪里，因为直到战争结束时，哈勒的探险小组中只剩下他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1948年，哈勒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哈勒仓皇逃往印度，为逃避审判，他选择了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哈勒与达赖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1977年，当一些知情者揭露了哈勒的纳粹分子身份后，达赖竟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为他的这位“恩师”辩护说:“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被‘咬输了的狗’所感动，并因此认为，德国人在40年代末已经受到盟军的足够惩罚。”后来，哈勒撰写了回忆录《西藏七年》，但在书中并没有透露他受希姆莱之命秘密寻找“地球轴心”，以及他纳粹分子的真实身份。

目前，按照德国官方的说法，纳粹第一次进入西藏所拍的纪录片在1945年秋天的科隆大火中被烧毁。哈勒1951年从拉萨回到奥地利时随身携带的大量档案被英国人没收，哈勒本人也已死去。纳粹进入西藏的档案保密级别较高，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规定，有可能在2044年后解密，也有可能永远尘封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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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上珠峰的外国人[转帖]

　　近一百多年来,攀登上珠穆朗玛峰是全世界登山爱好者的最光荣的目标。从18世纪中叶开始,便陆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探险家、登山队,前往珠峰探测奥秘。而到了19世纪,便形成了人类第一个攀登珠峰的高潮。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一直没有人实现登上顶峰的理想。2003年5月的《环球与环境》杂志介绍: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60年中,全球先后有90余支登山队和探险队向世界屋脊发起冲锋。这些登山队分别来自印度、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波兰、瑞典和俄罗斯等国。在这些登山队中,有40余次都出现了人员伤亡事故。其中有8次登上南坡海拔6700多米为最高纪录,有4次登山队和探险家因遭遇雪崩而全军覆没。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人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上珠峰。外国登山队和探险家通过多次考察,曾把位于我国西藏境内的珠峰北坡称为“人类永远也不可攀登的路线”和“死亡的路线”。

　　英国人八次攀登均告失败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向珠峰发起冲锋的国家之一。早在1919年3月,英国登山俱乐部就开始积极组织和筹备征服珠穆朗玛峰,在1921年至1938年的17年间里,英国先后组织了8次攀登珠峰的活动,但均告失败。
　　第一次,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队长克·哈瓦德巴里率领下,首次从我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他们没能越过北坳,自己宣称的高度是6985米。由于登山队登顶没能成功,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一次预先安排好的侦察登山活动。
　　1922年,英国第二支登山队在队长吉·布鲁斯的率领下,仍从珠峰我国境内的北坡登山。当他们越过北坳,到达8225米高度时,因有7名登山队员先后在暴风雪中死亡,登山队只有后撤,宣告登山失败。这是英国登山队在那8次登珠峰行动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1924年,英国登山队第三次在队长弗·诺的率领下,仍从珠峰我国境内的北坡登山。当他们到达北坡“第二台阶”下边的8572米附近时,因氧气不足而被迫下山。队员玛洛里和阿宾坚持继续攀登,却一去不返。8572米是英国当时攀登珠峰的最好成绩,也是当时全人类登山的最好成绩。
　　到了1933年,英国登山队再次组织了强大的登山阵容,队员由16人组成,队长是赫·卢托列吉。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再次向珠峰发起冲击,而且想找回上次攀登珠峰时失踪的两名登山队员。当这支英国登山队中的温·哈利斯和威格尔两名登山队员到达海拔8570米高时,发现了1924年英国登山队队员玛洛里登山时用的冰镐,证实了玛洛里等二人在攀登珠峰时遇难。英国登山队这次雄心勃勃的登山活动仍以失败告终。
　　第二年,英国人米·威尔逊异想天开,竟单独驾驶一架轻型飞机攀登珠峰。结果飞机损坏在孔布冰川附近,威尔逊也受了轻伤。后来,他又雇用当地一些夏尔巴人协助登山,但在一场暴风雪后,他被冻死在东俄布冰川上。
　　1935年到1936年,英国登山队连续两年组队向珠峰发起冲击,两支登山队分别由7人和10人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攀登珠峰都是在登上珠峰北坳附近才返回的。英国登山队事后宣布:北坳海拔高度是7000米(而我国登山队在1975年实地测量后,计算出北坳的确切高度是7050米)。
　　1938年,英国登山队7名队员由队长葛·狄尔曼率领,仍从位于我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尽管他们顽强地翻越过珠峰的北坳,但在到达海拔8290米高度时,再一次宣布攀登失败。英国登山队前后8次攀登珠峰失利,难怪外国登山队把从我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的路线,称为“死亡路线”。

　　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1950年以后,西藏地区获得解放。我国政府曾不允许外国登山队任意从西藏境内进行登山活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外国登山队改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攀登珠峰。
　　1950年到1951年,一支美国登山队、两支英国登山队和一名丹麦人,分别尝试攀登珠峰,结果都以失败告终。1952年5月,由10人组成的瑞士登山队,从南坡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队员勒·兰比尔和雇用的搬运工藤辛(尼泊尔人),在到达海拔8540米的高度后,因天气变坏而攀登再次失败。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首次开创出一条从珠峰南坡通向顶峰的新路线。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冲击,人类终于在1953年征服了珠峰。
　　1953年5月29日,一支由10人组成的英国登山队,在队长约·汉特的率领下,向珠峰发起强有力的冲击。有两名队员最终成功登上顶峰,他们是新西兰人埃德蒙·西拉里,尼泊尔人藤辛·诺尔盖。藤辛·诺尔盖表现特别优秀,他在一年前,即1952年春、秋两季,随瑞士登山队两次登上8000米的珠峰。英国人在攀登的峰顶纪录里,使用高度数据是8848米,此后,世界各地登山运动员陆续攀登珠峰成功。从1953年到1975年22年间的统计数字来看,有11次登顶成功的纪录。

　　攀登珠峰的后起之秀

　　攀登珠峰成为世界登山运动的热点后,一些登山运动发展较晚的国家,都想通过攀登珠峰来提高该国登山队、乃至整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威望。日本和意大利登山队就属于这种情况。
　　1970年春,日本组建珠峰登山队。在70岁的老队长松方三郎的率领下,登山队分两组对珠峰进行冲击。一组从珠峰正南面沿一条长达800米的陡峭岩壁直插珠峰顶峰,另一组仍然是选择传统的老路线。日本人之所以兵分两路,而且敢于向珠峰南坡正面的岩壁挑战,与当时的世界登山趋势有关系。日本人以为,从南坡沿传统的路线登珠峰,走别人走过的道路,对正在快速发展中的日本登山运动,无太大的意义。
　　70岁高龄的松方三郎,以他在日本登山队中的威望,一直在大本营中亲自指挥。他既没有参加过适应性行军,也未参加过登顶活动,但他的参加足以说明日本登山界对突击珠峰的重视程度。然而,日本登山队从南坡正面登山受阻,于是不得不全力依靠传统路线攀登。1970年5月11日、12日,该队先后有4人从传统路线登顶成功,他们是松浦辉夫、植树直己、平林克敏,以及尼泊尔籍的搬运工人乔塔里。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秋,日本再次组织登山队,队长水野祥太郎继续沿1970年日本队未获成功的珠峰南面路线登顶,尽管又遭失败,但他们在10月26日沿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创造了秋天攀登上顶的世界纪录。

　　意大利是一个登山运动发展较晚的国家。1973年2月至5月,意大利军事登山队在国家军事登山学校校长基多·蒙齐诺的率领下,组织了一支包括意大利陆、海、空军人,以及海关、医务、气象和其他军事科学工作人员在内的庞大珠峰登山队,于5月5日和5月7日,前后分两次攀登珠峰。他们每次4人一组,共8人登顶成功。这次登山活动中,意大利军人就有60人左右,是外国登山队到尼泊尔登山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雇用了300多名尼泊尔人做搬运工和向导,还动用了包括军用直升飞机和坡地牵引车等所有现代化山地运输工具。意大利军事登山队的登顶路线,原来也是两个方案:一是沿西南山脊,即美国登山队1963年的攀登路线;另一条就是备用方案,即沿比较保险的东南山脊传统攀登路线。攀登结果是,第一方案受阻,备用方案成功。

　　人类攀登珠峰之最

　　最早攀上珠峰的登山队员埃德蒙·西拉里是新西兰人。他出生于1919年7月20日。父亲是一名老兵。二战期间,西拉里在空军服役,战争结束后,开始迷恋登山。一次在和好友乔治·洛攀登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时,他突然冒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念头。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当时世界登山协会的重视。1953年,西拉里攀登珠峰成功后,被女王册封为爵士。但他感到名不副实。他曾在书中这样写道:“(被封为爵士)对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誉,但是我所做的,实在与我得到的头衔不相符合,我甚至感到不能相信自己已得到了册封。”西拉里成名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基金会目前在尼泊尔等地建立了27所学校、两家医院,以及十几个诊所。
　　1975年,西拉里的妻子、女儿去尼泊尔参加基金会活动时,不幸因飞机失事而丧生。1984年,西拉里与他的工作伙伴、好友、登山专家米格鲁的遗孀结为夫妻。如今,西拉里已是83岁高龄,尽管已久不登山,但他非常乐于帮助那些登山爱好者。
　　最早登上珠峰的向导是诺尔盖。1953年5月29日,当新西兰人西拉里终于实现攀登珠峰的梦想时,西拉里激动地把担任他向导的尼泊尔人藤辛·诺尔盖紧紧地抱在怀里。1914年,诺尔盖出生在夏尔巴族一户普通人家,他的家门就面对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18岁那年,诺尔盖离家出走闯天下。1935年,他说服了一支试图攀上珠峰的登山队,让他加入到登顶探险的行列。在以后的几年里,诺尔盖先后五次向珠峰进军。在登山队中,帮助搬运行李,担任向导。诺尔盖登珠峰成功闻名世界后,曾去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向人们讲述他攀登珠峰的经历和经验。诺尔盖晚年一直呆在家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令人不解的是,诺尔盖一直反对他自己的孩子继承他的登山事业,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已经替你们上去过了,你们不必再亲自登上珠峰顶。1986年,诺尔盖离开人世,终年72岁。
　　攀登珠峰年纪最大的女运动员是在波兰出生的安娜·克泽文斯卡。2000年5月22日,时年55岁的安娜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成为当时登顶成功年纪最大的女子登山运动员。安娜曾是药剂师,33岁才开始从事登山活动。为了登山,她离开了自己从事的医学行业。1977年,她和登山队友登上马特霍恩峰,成为首位攀登此险峰的女性。随后十余年,她先后登上数座8000多米高的高峰,在欧洲登山界引起轰动。进入2000年后,她先后登上七个大洲的最高峰,成为轰动世界登山界的优秀女子登山运动员。目前,她已经离开登山界,成了名商人,掌管一家商业公司。她擅长写作,去年12月还出版了一本书,描写她攀登七个大洲最高峰的难忘经历。
　　征服珠峰最年轻的女运动员是迪基·多尔玛。1993年5月10日,19岁的多尔玛成功登上珠峰,成为世界上登上珠峰最年轻的女运动员。多尔玛生于印度最多山的希马查尔州,山区文化对她影响很大。她曾是印度马纳利滑雪登山学院的学生,天生就有超人的体能,曾获得过国家女子滑雪比赛冠军。1991年,多尔玛开始学习基础的登山课程,后来学院推荐她加入国家珠峰女子登山队。多尔玛所在的登山队队长巴琴德里·帕尔,是1984年印度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她当时率领七名女子登山队员,成功登上珠峰。多尔玛入选国家登山队后,经过三年训练,从预备队入选进攀登珠峰的最后阵容,最终随登山队登上珠峰之顶。1995年,多尔玛作为一名滑雪教练,在滑雪中和她未来的丈夫相识,两人在1999年结婚。多尔玛现在继续留在马纳利滑雪登山运动学院任教,并担任学院的滑雪和登山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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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才子”朱光[转帖]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
　　朱光(1906～1969)原名朱光琛,广西博白县松旺镇松山村茂山屯人。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广州国民大学,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并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1月任共青团广西省委书记,1930年加入中国****,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参加长征。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延安马列学院秘书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副省长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光风流倜傥,能诗能画能演剧,被誉为苏区红军中的才子之一。他与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有着君子之交。他抗争张国焘,险为枪下鬼,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他主政三市(齐齐哈尔、长春、广州)业绩斐然,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位有作为的中国****人。

　　多才多艺尽风流

　　朱光出生于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时学时辍,后来到远离家乡的开果私立高等小学就读,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26年,他来到玉林第二省立高中就读,得到该校校长、广西著名的革命先驱朱锡昂的栽培。
　　朱光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他的书法作品常被同学视为珍品。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校园内,同学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这张列宁素描便出自19岁的朱光之手。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革命志士们脖颈上系着的那一条条鲜红的领带,便是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领导人之一的朱光设计的。1928年,上海成立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上海艺术剧社”。这个剧社领导着上海大、中学校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这个剧社就是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做掩护的广西共青团省委负责人朱光积极组织发起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那象征着劳动者掌握自身命运的标志——第一张人民币便是朱光亲手绘制刻版的。
　　1937年在延安,由朱光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首次亮相,演出话剧《炭矿夫》。廖承志演老矿工,朱光饰老矿工之子,后来还演出了朱光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而编的话剧《血祭上海》,连演10天,规模空前,轰动边区。毛泽东观后大加赞赏:“这个班子不要散了。”并当场敲定要以最大的力量成立艺术学院。1938年4月,由****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挂牌成立,学院发起人之一的朱光任学院秘书长,并和廖承志一起被誉为红军剧社杰出演员。
　　1938年5月,朱光担任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兼八路军前敌指挥部秘书长。1940年春,调任第18集团军129师宣传部部长。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和《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便是以当年朱光撰写的《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和《连队支队工作暂行条例》为原本制订的。
　　1941年9月,朱光精心组织了一次129师全师运动大会,白天举行军事、体育各种项目的比赛,晚上则是文艺表演比赛。他还独出心裁,在运动场周围搞全师战利品展览室、战史陈列馆,以及政治、文化、教育、美术、卫生等展览,盛况空前。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在敌后,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如此规模宏大的部队运动大会,不仅在八路军是第一次创举,而且在全国,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

　　与毛泽东争名著

　　朱光与毛泽东的关系不寻常,彼此同志之谊,悠久良深。在延安时,尽管毛泽东对“主席”这个称呼已经习惯,但朱光仍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看做是用道谊结交的朋友。他一直认为,为人要“相尚以道”,即使那人“握赤符,乘之龙,得圣人之时”也应该如此。
　　1937年,朱光与毛泽东曾发生了一场颇有戏剧性的“夺书事件”:
　　当年平型关大捷之后,青年作家殳从山西五台山赴延安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捡得莎士比亚的四部名著《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残帖两卷。到延安后,经朱光引见,殳在一所简陋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竭诚欢迎,殷勤款待殳,殳大受感动,便慷慨地从挎包里把名著和字帖通通掏出来,送给毛泽东。嗜书如命的毛泽东喜出望外,连声称好,谁知朱光眼快手疾,从旁一把就把四部莎翁名著夺走。毛泽东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朱光却面无愧色,振振有词地说:“见面分一半……再说,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剧本归谁。”两人互不退让,唇枪舌剑,殳不知所措,连忙调停,结果是一分为二,朱光强行夺走《奥瑟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拿到了书的朱光笑问毛泽东:“这样分配合理了吧?”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个比自己年少10多岁的朋友,只好礼让割爱,无奈地点头了。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不久,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他利用南行之机入关进京,先后去看望自己的老上级朱德总司令和老朋友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书房,当他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时,不免一阵心动。毛泽东猜透了他的心思说:“你个朱光,还想夺哪几本书呢?”朱光连声道:“岂敢,岂敢!”两位老友侃侃而谈。毛泽东挥毫为朱光书写了一幅《长征》诗。脑袋瓜灵活的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诗一首:“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落款是“朱光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毛泽东看罢,将“法”改为“癖”,又把“府”改成“家”。临别时,毛泽东还怀着殷切的期望,挥毫为朱光写了“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的条幅,作为赠言勖勉。

　　戴着手铐去长征

　　1932年春,朱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当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在战略上的错误,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离根据地。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日益不满。12月9日,当部队到秦岭山麓城固小河口时,朱光、曾中生(原鄂豫皖根据地特委书记)、邝继勋(原红四方面军军长)、张秋琴(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人开会,讨论西进的得失,酝酿派人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党中央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张国焘被迫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朱光、曾中生、邝继勋等人严肃地批评了张的家长式作风和战略上的错误。张不但不承认,还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33年2月,张将朱光等人诬为“右派”、“托陈取消派”、“AB团”,对朱光进行严刑逼供达一月之久,并开除党籍。张还残酷地杀害了曾中生等数以百计的红军优秀干部。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才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一起被关在保卫局,戴着手铐,从事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地图、印发钞票等工作。后来又背着沉重的油印工具跟随部队三过草地。朱光历尽艰难险阻,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傅钟代表中央宣布解除对朱光、廖承志、罗世文等人的监禁,撤消处分,恢复党籍。至此,他们三年多被迫害、遭拘禁的囚徒生活才告结束。但尽管受到张国焘残酷的打击报复,朱光始终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铮铮铁骨。

　　主政三市绩斐然

　　1945年10月,朱光奉毛泽东迅速在西满建立军区,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命令,同刘锡五、曹里怀、郭维城等人率先北出山海关,千里跋涉,直奔西满的齐齐哈尔,出任嫩江军区副政委、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齐市是一个开辟较早的城市,历代省会都在此。抗战胜利后,昔日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特务、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了正统的国民党,他们秘密建立武装,组织所谓“解放委员会”,妄图控制局面。而该市又正处于苏军管制下,局面十分复杂,中共要在此建立政权,困难重重。朱光到齐市后,先是不动声色,暗中观察,发现一般市民不信****能成什么大气候,工人和知识分子则对前途忧心忡忡。针对此情,他果断提出“舆论先行、攻心为上”的八字方针,并亲自急速起草了宣传党的有关政策、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断送东北、陷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宣传提纲。他犹如当年在延安舞台上表演那样,亲临街头演讲。他热情澎湃、昂扬激越的演说鞭辟入里,深入浅出,赢得了听众。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朱光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了“齐齐哈尔市民主大同盟”。他大刀阔斧地创建了“嫩江军政干校”,亲任校长,广招工、农和知识分子入校,培养了八千余名工作骨干。他又细致地制订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接收政权、镇压反动势力等主要工作的各阶段具体方案,成功地开展了齐市工作,使市民复业、复学、复工,稳定了社会秩序。由于他的业绩出色,1948年5月,上级让他出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管理更多的城市。
　　5个月后,吉林省省会长春市解放,朱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春市委书记。他匆匆地从齐市来到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期的战乱使长春的经济遭受到灭顶的破坏。40万人逃离市区,近10万人饿死街头,市内万户萧疏,阴森可怖;郊外荒冢累累,白骨嶙嶙。进城后,朱光身先士卒,率部队和百姓“救生埋死”,并以工代赈,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入城仅短短三天,即迅速开通了铁路运输、输电线路和自来水供应,市内交通等城市公共设施也相继修复。他又精心组织人力物力,开辟贸易市场,保证蔬菜、粮煤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并对市内工商业实行登记整顿,发放低息贷款,限期开门开市。由于措施得力,仅仅两个月,就使三千余家大小工厂恢复生产和五千多家商店恢复营业,这座饱经战难、市井萧条的死城又渐显生机。
　　朱光主政的第三座城市是华南重镇广州。1949年9月,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毛泽东在中南海为他书写的题词和那首气势磅礴的《长征》诗,率领200名两广籍干部跨黄河渡长江,进入广州市。1927年,他曾在这里读书、投身革命和参加广州起义,而眼前这座自鸦片战争至今百多年来饱受列强蹂躏的花城,却社会秩序混乱,伤痕累累,满目凋敝凄凉,土匪恶霸横行,流氓赌棍如毛。身为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和他的战友们顾不得旅途辛苦,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率领下,以当年广州起义时的大无畏精神同恶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解放初期,为了广州的建设,朱光曾从香港建筑巨商——爱人余修的父亲手中搞到了大批建筑材料应急供应广州市建设,为此,他的岳父大人差点破产。
　　“食在广州”,这话不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人工养的,树上结的,都能做成地道佳肴。有一次,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广州,朱光不事奢华,不事逢迎,把董老邀至家中,与夫人余修仅以家制萝卜糕馈赠。不想董老食后大加赞赏,并即兴提笔书写《戏谢朱光同志馈家制萝卜糕谢享羊城美味》一首相赠。
　　广州人喜花,养得精细,赏得有趣,朱光来后入乡随俗。对花,尤其是梅、兰两花颇有兴致,在他的小庭院里,夫妇俩精心培育了近千株各色各样的兰花。爱吟诗作画的朱光,笔下的梅花枝干奇崛,花蕾清新,别具特色。每画一幅还要配以题诗。“红梅潇洒似红旗,独立西风傲雪欺,不与繁花争烂漫,丹心铁骨是先驱。”“不写时花爱写梅,圆圆点点破寒开。指到冰肌香扑鼻,满天风雨也快哉。”诗意画意,跃于纸上。
　　“广州好,城古越千年。饱阅沧桑消劫烬,缅怀缔造接前贤,山立五羊山。广州好,花木四时春。旖旎繁英堆锦绣,缤纷香蕊落衣巾,只是为劳人。广州好,解放十春秋,苦难已随流水去,繁华事业仗群谋,与众乐淹留。”这是1959年朱光写的《广州好五十首》长诗中的三小节。他热情赞美了巨变后的广州。时至今日,《广州好》还被羊城人民咏叹。而这位建国后开市元老之一的朱光在这里做了许多好事,广州人至今仍怀念着他。
　　1961年,朱光调离工作、生活了12年的广州市,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那年,妻子余修挑了几盆丈夫最喜爱的兰花让他带去北京,朱光却没有点头。离家那时,他特地请广州市园林局的领导来舍,把花全部无私地献给了园林部门,并建议建造一座兰圃供人们观赏。如今,这凝聚着朱光一份心血的兰圃已具规模。每逢花节,上万盆兰花散发幽香,观者如潮。
　　栽花人早逝,清香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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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时海军轰击公约[转帖]

资料选自《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百个国际公约》

　　　关于战时海军轰击公约　　　　
　（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１８日订于海牙）
　　
　　　　（各缔约国元首称呼略。）
　　　　　
　　　为了实现第一届和平会议关于海军轰击不设防港口、城
镇和村庄所表示的愿望；　　　
　　　考虑到可取的办法是海军轰击应遵守能保证居民的权利
和保全较重要的建筑物的一般规则，其方式是尽可能将１８９９
年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的原则扩大适用于这种作战行动；
　　　渴望能因而有助于人类的利益并减轻战祸的严酷性；　
　　　决定为此目的缔结本公约并各自任命全权代表如下：　
　　　　　（各全权代表名单略。）　　　　　　
　　　上列全权代表提交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条款如下：
　　第１章　关于对不设防的港口、城镇、村庄、　　　　　　
　　　　　　　　　　　居民区或建筑物的轰击
　　　　　　　　第１条　　　　　　　
　　　禁止海军轰击不设防的港口、城镇、村庄、居民区和建
筑物。　　　　　
　　　一个地方不能仅仅由于其港口外敷设了自动触发水雷而
遭到轰击。　
　　　　　　　　第２条
　　　军事工程、陆军或海军设施、武器或战争物资仓库、可
用于满足敌国舰队或军队需要的车间和设施以及停泊在港口
内的军舰不包括在禁止轰击之列。如果任何其他手段均已无
能为力，而地方当局也未在规定期限内毁坏上述目标时，海
军指挥官得在发出警告的合理期限后，用炮轰摧毁之。
　　　在此种情况下，该指挥官对轰击可能造成的无法避免的
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如因军事需要立即行动而对敌军不得有所延误，在第一
款所指的情况下，禁止轰击不设防城市的规定仍然有效，指
挥官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减少对该城市的损害。
　　　　　　　　第３条
　　　如地方当局经正式警告后，拒绝为停泊在该地的海军征
集所急需的粮食和供应，则经正式通知后，海军可对该不设
防的重口、城镇、村庄、居住区或建筑物进行炮轰。
　　　此项征收须与当地的资源成比例，并且只有以有关海军
指挥官名义才能提出，并应尽可能用现金偿付；否则须给收
据以资证明。
　　　　　　　　第４条
　　　禁止由于未支付现金捐献而对不设防的港口、城镇、村
庄、居住区或建筑物进行轰击。
　　　第２章　一般条款　　　　
　　　　　　　　第５条　　　　　　　
　　　在海军进行轰击时，指挥官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
可能保全宗教建筑、文艺、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
纪念碑，医院和伤病员集合场所，但经谅解，上述建筑物不
得同时充作军事用途。　　　　
　　　居民应将这些纪念碑、建筑物或集合场所，用明显的记
号标出，即在大的长方形木板上按对角线划分为两个三角形，
上面部分为黑色，下面部分为白色。　　　　　
　　　　　　　　第６条　　　　　　　
　　　如军事情势许可，海军进攻部队指挥官在进行轰击之前
应尽力向当局发出警告。　　　
　　　　　　　　第７条　　　　　　　
　　　禁止对即使以突击攻克的城市或地方进行抢劫。　　　　
　　　第３章　最后条款　　　　
　　　　　　　　第８条　　　　　　　
　　　本公约的规定应在缔约各国之间、并只有交战各方均为
本公约缔约国时才能适用。　
　　　　　　　　第９条　　　　　　　
　　　本公约应尽速批准。　　　
　　　批准书交存于海牙。　　　

　　　首批批准书的交存应作成记录并由各加入国代表和荷兰
外交大臣签署。　　　　　　　
　　　此后批准书的交存，应以书面方式通知荷兰政府，并附
送批准文件。　　　　　　　　　
　　　首批批准书交存记录、前款提到的书面通知以及批准文
件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应由荷兰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立即送
交被邀请出席第２届和平会议的各国以及加入本公约的其他
国家。对前款所指的情况，荷兰政府应同时把收到通知的日
期告知上述各国。　　　　　　
　　　　　　　第１０条
　　　非签署国可以加入本公约。
　　　愿加入的国家应将其意愿以书面通知荷兰政府，同时向
该国政府送交加入书，该加入书保存于荷兰政府的档案库。
　　　荷兰政府应将通知和加入书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立即送
交所有其他国家，并注明收到通知的日期。
　　　　　　　第１１条
　　　本公约对参加首批交存批准书的国家，于此项交存作成
正式记录之日起６０天后生效，对此后批准或加入的国家，则
于荷兰政府收到其批准或加入通知之日起６０天后开始生效。
　　　　　　　第１２条
　　　如一缔约国要求退出本公约，则退出须以书面通知荷兰
政府，由该国政府立即将通知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转送所有
其他国家，并告以收到通知的日期。
　　　退出只对发出退出通知的国家，并于通知送到荷兰政府
１年后生效。　
　　　　　　　第１３条　　　　　　
　　　由荷兰外交部保存的登记簿载明按照第９条第３款和第
４款交存批准书的日期，以及收到加入通知（第１０条第二
款）或退出通知（第１２条第１款）的日期。　　　　　　　　
　　　每一缔约国均得查阅该登记簿并可要求提供核证无误的
摘录。　　　　　
　　　各全权代表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１８日订于海牙，正本１份，由荷兰政府档
案库保管，经核证无误的副本通过外交途径送交被邀出席第
２届和平会议的各国。　　　　
　　（代表签字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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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何反感“微服私访” [转帖]

秦全耀

古代的官员办公务时是要穿官服的，即使上街也要穿官服，回到家里则穿回便服（和平民百姓一样）。微服私访就是说官员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到社会上了解民情。当代官员的衣服已与老百姓无异，微服私访就是说官员以老百姓身份暗自到社会上了解情况。

古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电影，皇上大臣长什么德性，没几个人知道，所以不论康熙、乾隆动不动就爱微服私访，不白去，说不定还能碰上什么艳遇桃花运一夜情呢。

自从有了报纸电视，微服私访几乎成了一句空话，毛主席在世时，家家都挂他老人家的像，如果连毛主席长相都不知道除非是瞎子。同样 毛泽东身为领袖，却因此而失去部分“自由”。他不能自在地四处漫步，更不能随意地串门。只要他离开那座古色古香、警备森严的中南海，自由活动的权力就离他远去。毛泽东每次外出，身前身后总少不了陪同的首长、神情严肃紧张的保安人员，他们将毛泽东紧紧挟在中间。不仅如此，如果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或巡游时的居所，保卫部门就会要求他戴上口罩、墨镜。面对种种制约，毛泽东既感到不满，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非常怀念延安时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他不也是主席吗？可他能够比较自由的活动，从来不曾出现过前呼后拥、警卫森严的情景。他很反感和平时期的这种“微服私访”做法，曾多次“愤怒”地对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嘛？要我脱离群众？”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一些省市走走，借此了解一下情况。每次外出，随行的工作人员都要为他准备好墨镜、口罩。当时，保卫部门认为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台湾国民党特务仍然在活动，如果不掩饰行迹，随便外出，极有可能发生意外。他们认为戴上口罩、墨镜可以避免被人认出，减少围观、拥挤的危险。毛泽东听了这些解释有些啼笑皆非，但他不能反对，因为这是他外出时必须答应的先决条件。

1952年，毛泽东在武汉准备游黄鹤楼。他说，几十年前登过，不知风貌是否依然如故。此次毛泽东南行，公安部长罗瑞卿奉命作陪。黄鹤楼是著名风景点。游客如云，安全保卫有较大难度。罗瑞卿要求毛泽东戴上口罩、墨镜。保卫人员解释说：“现在正在抗美援朝，美蒋特务蠢蠢欲动，必须严加防范都能保证万无一失。” 同时，武汉街头毛泽东的画像又高又大，连三岁小孩都能一眼认出来，若不遮掩就会暴露身份。他们取出口罩、墨镜，准备为毛泽东戴上。毛泽东不想使下发感到难堪，顺从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他戴上墨镜，风趣地说：“这样是否就没有人认得我了？”

其时正值春节，游客还真不少，黄鹤楼周围人山人海。毛泽东在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等陪同下来到这里。故地重游，毛泽东感慨万千。二十多年前，与夫人杨开慧在武昌工作时多多携手，多次至此。现在物是人非，他平添几许惆怅......

突然，一个小女孩注意到了毛泽东。尽管他戴着口罩，这位小女孩还是认出了他。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毛主席？!”毛泽东听到叫喊，猛然回头，寻觅着这声稚嫩而亲切的童音。毛泽东的猛回头证明了小孩准确的判断，她欢呼雀跃，警卫人员也阻拦不住。游山的人驻足而观，如潮水般涌至。当他们证实了信息后，黄鹤楼湮没于“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感到大事不好，但这位人高马大的部长面对狂热的欢呼人流，仍然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马上下令：保护毛主席下山!说完立刻挤到毛泽东跟前，拉起一位高大卫士的手勇敢地朝汹涌而来的人流挡过去。杨奇清、李先念、杨尚昆及其他保卫人员也手挽手构成人墙，将毛泽东围在中间，艰难地随着罗瑞卿等人开出的“小道”前进......终于从人流中挤下山。毛泽东登上了江岸的轮船，这时大家才感到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伫立船头，兴奋异常。他摘下口罩、墨镜，面向山上山下依然在涌动的欢乐人群不断招手致意。顿时，江岸上掌声雷动，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事后，保卫部门为这次旅行向有关领导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却毫无责怪的意思。

“黄鹤楼事件”说明戴口罩、墨镜也并不十分保险。此后外出，当保卫部门要求毛泽东乔装打扮时，他就重提这桩令他兴奋不已的旧事。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保卫人员因此十分难堪。但不管怎样，保卫部门有着自己的解释，因为是否乔装毕竟大不一样，口罩、墨镜还是要戴的，戴了总比不戴好。所以毛泽东出门时还得戴上口罩、墨镜。

有一次毛主席到了浙江绍兴，戴上口罩、墨镜进了个民间茶馆喝茶，万幸没有被人认出。但喝茶又不能不摘口罩，刚刚摘下就被当地陪同人员拍了照片。为了光辉形象，上级有特别规定领导人戴口罩、墨镜微服私访一路上禁上拍照。

上面这张毛主席微服私访的照片就很独特，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藏”着个毛主席，毛主席在里面又被人“看”着，不能随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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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开国十大将的辉煌人生[转帖]

十大将的成长和进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５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设有大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共有１０人。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 光达。

十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同时，他们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十大将领导或参加的革命起义：陈赓，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第一营营长。许光达，１９２７年８月上旬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三排排长。粟裕，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２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五连党代表。谭政，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营营部书记。王树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麻城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黄陂农民自卫军队长。黄克诚，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２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永兴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张云逸，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领导了百色起义，时任起义总指挥。没有参加上述起义的萧劲光正在赴苏学习，罗瑞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二连副班长。

十大将在１９２８年４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时的任职：黄克诚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党委秘书，粟裕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此时，在其他地区，陈赓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萧劲光赴苏学习，王树声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一队党代表，徐海东任黄陂游击大队分队长，罗瑞卿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许光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学兵团教育副官，张云逸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

共和国开国十大将的辉煌人生

十大将的成长和进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５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设有大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共有１０人。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 光达。

十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同时，他们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十大将领导或参加的革命起义：陈赓，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第一营营长。许光达，１９２７年８月上旬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三排排长。粟裕，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２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五连党代表。谭政，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营营部书记。王树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麻城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４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黄陂农民自卫军队长。黄克诚，１９２８年１月２２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永兴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张云逸，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领导了百色起义，时任起义总指挥。没有参加上述起义的萧劲光正在赴苏学习，罗瑞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二连副班长。

十大将在１９２８年４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时的任职：黄克诚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党委秘书，粟裕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此时，在其他地区，陈赓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萧劲光赴苏学习，王树声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一队党代表，徐海东任黄陂游击大队分队长，罗瑞卿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许光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学兵团教育副官，张云逸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

十大将在南昌起义前的主要经历：

张云逸，１９１１年４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革命军，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１９２１年任粤军香山护沙营营长。１９２４年任广东许崇智部旅长。率部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１９２６年任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参谋处长，后又任二十五师参谋长。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国民党部队。

萧劲光，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在长沙长郡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１９２０年８月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１９２１年春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其间曾在初级军事学校学习一年。１９２４年１月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列宁守灵。同年秋回国，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１９２５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陈赓，１９１６年入湘军当兵。１９２１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活动。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加入中国****。１９２４年５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等多次作战。１９２６年秋赴苏联学习，１９２７年初回国。

黄克诚，１９２２年春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广州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老师有林伯渠、毛泽东、周恩来等****员。１９２６年６月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７月训练结束后被派往北伐军唐生智部，曾任连、营、团政治指导员。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永兴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徐海东，当过１１年窑工。１９２５年被党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１９２６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全排冲垮敌４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建立中共支部。

谭政，在湘乡县东山学堂就学期间，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１９２７年春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司书。同年８月初，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九连文书、二营营部书记。

罗瑞卿，１９２４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１９２６年冬在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许光达，１９２１年秋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学习。１９２６年春经湖南省委选调，送至广州黄埔军校，专攻炮兵。１０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随营转至武汉，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炮科学习，并被选为中共炮科党支部宣传委员。１９２７年７月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粟裕，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参加支援北伐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７年５月到以叶挺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当兵，任班长。

王树声，１９２６年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１９２７年任麻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等职。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国民党。

十大将加入中国****的时间：
萧劲光，１９２２年１２月；陈赓，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徐海东，１９２５年４月；许光达，１９２５年９月；黄克诚，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王树声，１９２６年２月；张云逸，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粟裕１９２７年６月；谭政，１９２７年１０月；罗瑞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

十大将授衔时的平均年龄是５１．８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张云逸，生于１８９２年８月１０日，授衔时６３岁。其余依次为：徐海东，生于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７日，授衔时５５岁；黄克诚，生于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日，授衔时５３岁；萧劲光，生于１９０３年１月４日，授衔时５２岁；陈赓，生于１９０３年２月２７日，授衔时５２岁；王树声，生于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６日，授衔时５０岁；罗瑞卿，生于１９０６年５月３１日，授衔时４９岁；谭政，生于１９０６年６月１４日，授衔时４９岁；粟裕，生于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授衔时４８岁；年龄最小的是许光达，生于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授衔时４７岁。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在参加革命的资历、职务、年龄等方面，可谓是解放军建军初期参加者和实践者中的优秀代表。十大将之中，只有张云逸是从旧的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将领，后来成长为中国****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其余９人都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将领。在南昌起义之前，张云逸进行的武装活动最早、最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其次，黄克诚、萧劲光、徐海东参加过北伐战争。陈赓参加过东征。粟裕、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等因为年轻，又都是学校学生，没有机会参加上述革命战争，但他们在学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都支持和声援北伐战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十大将受衔时的任职情况：

在中国****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张云逸、黄克诚２人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谭政、粟裕、罗瑞卿、陈赓、萧劲光等５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年后的１９５６年，十大将均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谭政、黄克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务：张云逸、谭政、黄克诚３人为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云逸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瑞卿兼任公安部部长。在原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粟裕、张云逸、罗瑞卿、徐海东４人为原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职务：１０人均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黄克诚为军委秘书长。一年后，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许光达等７人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务：谭政、黄克诚、陈赓３人为监委委员，谭政为监委副书记。

十大将在战争年代的任职、级别很高，战功卓著

第一，十大将在解放军各个时期都担任过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１９３７年２月萧劲光任红五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谭政为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副总指挥。徐海东为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粟裕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黄克诚为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代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罗瑞卿为红四军政委，红军先遣队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陈赓为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红军干部团团长（军级），红一军团一师师长。许光达为红六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谭政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粟裕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委，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陈赓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晋冀豫军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许光达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徐海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抗战后期休养。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劲光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谭政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赓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委，第十九兵团政委。许光达为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王树声为鄂豫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徐海东休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副总参谋长。谭政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陈赓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许光达为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克诚为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湖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湖北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徐海东休养。

十大将授衔时荣获勋章情况：１０人均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二，十大将指挥或参加了解放军重要的战役、战斗，功勋卓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粟裕等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粟裕率部执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任务，挺进浙南地区，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黄克诚在长征中率部担任前卫，参加了突破湘江封锁线以及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等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战斗。谭政参加了二次进攻长沙作战，以及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萧劲光率部参加赣州、水口等战役，后北上开辟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罗瑞卿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二和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因伤没有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担负红军先遣队任务。王树声和徐海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参与指挥了鄂豫皖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王树声还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第九军军长，指挥了西路军诸次战役、战斗。徐海东还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指挥了陕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陈赓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参加了鄂豫皖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诸战役。许光达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张云逸参加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曾协助刘伯承等组织突破乌江的战役；西安事变发生后，随周恩来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谭政、黄克诚、萧劲光、陈赓、张云逸、罗瑞卿等６人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王树声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徐海东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粟裕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许光达因战伤在苏联疗养。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参与创建了苏浙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和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还开创了浙西抗日根据地。黄克诚在八路军期间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率部驰援新四军黄桥作战；在新四军期间，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指挥了高沟杨口、阜宁和两淮等战役。谭政用笔杆子当投枪，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１９４４年４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萧劲光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王树声参与组织领导地方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在重兵围困的桐柏山率部与国民党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赓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又转战于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罗瑞卿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太行山区。许光达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后任延安交通司令员、卫戍司令员，担负党中央的正常生活和安全保障。张云逸为新四军的组建、整编、扩展作出了贡献；取得了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１９４３年秋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他代理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徐海东在八路军期间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町店等战斗；在新四军期间，指挥了周家岗战斗；１９４０年患重病后，仍随军指挥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参与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漳厦战役等。黄克诚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后来，主抓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工作。谭政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以及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在四野部队进军中南，追歼国民党军和剿灭大股土匪的一系列战役中，继续搞好政治工作。萧劲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巩固了南满根据地；率部围困长春，争取了国民党军一部起义，迫使其余部队投降；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进军湖南，和平解放长沙，取胜衡宝。王树声指挥鄂豫皖三省部队剿匪作战。陈赓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晋南战役，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参加了淮海战役，指挥所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进行广东战役，入粤追歼逃敌，协同兄弟部队进行了粤桂边战役，继又直抵云南边陲，指挥了滇南战役。罗瑞卿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工作；后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许光达转战西北，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张云逸任中共华东工作后方委员会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指挥山东地方部队以及广大的民兵、民工支持陈毅、粟裕等组织的各大战役。徐海东主要养病。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在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中，取得了边界战役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制订构筑坑道工事、加强海岸防御与纵深防御的计划，对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陈赓也是解放军唯一一位奉命出国帮助两个友好邻邦战胜外敌侵略的大将。

第三，十大将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张云逸、徐海东、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陈赓、罗瑞卿等８人为１９５２年全军评级时的第二等军委委员级；王树声、许光达２人为１９５２年全军评级时的第三等正兵团级。十大将授衔时大多数在军内的具体职务几乎涵盖各大总部、各大军兵种，占据军事要津：粟裕为总参谋长；陈赓为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谭政为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黄克诚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后勤学院政委；萧劲光为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王树声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公安学院院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级别高、职务高，也是他们被评为大将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大将的战伤，印证着他们的卓著功勋

许光达，１９２７年８月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大埔北茂一户农家养伤。１９３１年１月３１日，在瓦庙集战斗中，胸部被击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子弹头离他的心脏只有１０厘米左右。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手术整整做了３个钟头，子弹仍然没有取出。后来，贺龙果断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治疗。历尽千难万险，伤势严重的许光达终于被送到了上海一家由地下党组织控制的医院，但想不到的是该医院却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许光达又只好经地下党组织安排，辗转去了苏联治疗。在莫斯科，那颗距心脏只有１０厘米的子弹头才被取了出来。

徐海东，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幸亏有护士周东屏的护理和细心照顾。徐海东负伤那天，头上脸上全是血，喉头被血和痰堵着，呼吸极为困难，情况万分危险。医生们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周东屏走上前说：“让我试一试。”说着，就伏在徐海东床前，口对口地吸出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痰，险情很快排除了。在徐海东昏睡的四天四夜里，周东屏替他打针换药，擦洗身子，换洗衣服，还不时地往他嘴里润水。到第五天时，徐海东醒来后问身边人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在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徐海东和周东屏从相互钟情到结为革命伴侣，其间又走过了一段风雨历程，直至长征到达陕北后才举行婚礼。婚后，徐海东得到周东屏的精心照顾。因此，徐海东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

粟裕，在战争风云中从士兵到将军，走过了一条洒满鲜血、荆棘丛生之路。他戎马一生，六次负伤。第一次负伤是在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６日，他随南昌起义军南下至闽西南，参加武平战斗时，头部中弹负伤。当时，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颞骨穿过，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排长以为他牺牲了，便摘下了他的枪，三鞠躬后带领剩下的战士默默地撤走了。后来，粟裕从昏迷中苏醒，忍着剧痛，顺着山坡滑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边。恰巧走过来几个同志，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他赶上了部队。１９２９年２月，粟裕参加宁都战斗时，臂部负伤。１９３０年３月初，在富田战斗中，他被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颅内未取出。淮海战役时，粟裕日夜守候在指挥所，关注战场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他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这些残碎的弹片，竟伴随粟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粟裕逝世后，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了三块弹片。夫人楚青用颤抖的双手捧着弹片，翻来覆去看个不停，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１９３３年５月，在硝石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粟裕的左臂，动脉血管被击破，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昏死了过去。负重伤后，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左臂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要把他的左臂锯掉。在他的连声反对下，医生不得不施行手术。后来经过整整５个月治疗，粟裕的左臂奇迹般地保住了。１９３４年９月下旬，粟裕在转战于皖赣边区的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到１９５１年才取出。１９３６年夏，在浙西南云和县的战斗中，粟裕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罗瑞卿，南昌起义前夕，因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被张发奎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１９３１年５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抢占观音崖隘口战斗中，头部左颊负重伤，在后方医院做左颊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手术。因根据地医药缺乏，术后仍高烧不止，数日后方才清醒，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陈赓，南昌起义时任营长，率部在会昌与阻截起义军南下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恶战中，左腿三处负伤，胫骨、腓骨被打折，不能动弹。敌人搜索时，他急中生智脱去外衣，滚到附近一条田沟里，弄得满身血污。等敌人走到他身边时，陈赓闭眼屏息，纹丝不动。敌人以为他死了，踢了一脚就走开了。陈赓在那里躺了两三个钟头。这时，叶挺带起义部队反攻上来，把敌人打垮了。陈赓判不清是敌还是友，仍不敢动。起义军的搜索部队过来，见他身上只穿有短裤和背心，就把他当敌人打了一枪托。陈赓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领子上都挂有红带子，知道是叶挺的部队，便高兴地说明自己的身份，这才被救了下来，并被送往广州的福音医院施行手术，总算保住了伤腿。在１９３２年９月鄂豫皖苏区新集以北战斗中，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的陈赓，右腿膝盖处中弹负了重伤，组织上送他化装去上海治疗。１９３３年３月，陈赓在上海被叛徒发现而遭到逮捕。不久，经过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的营救，陈赓逃离了虎口。

王树声，１９３２年初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商潢战役中任红十一师师长，战斗激烈时，一颗子弹从他的肩胛打进去，从后腰穿出，差一点击中心脏。


十大将几乎都有改名的经历：

粟裕，幼名继业，原名多珍，字裕。１７岁外出读书，即把字改成名，立志做“沧海一粟”，抱负远大。

黄克诚，原名时瑄，上学后改名克诚。

谭政，原名世铭，学名清河，号举安。１９２７年春，入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特务营时，妻舅陈赓说：“投笔从戎，参军了，你把名字也改改吧！”谭世铭思索片刻说：“那好吧，就改两个字叫谭政。”

萧劲光，原名玉成，乳名满哥，后改名劲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荫。７岁外出读书后，改名为树声。

陈赓，乳名福哥，原名庶康，字传瑾。其名为祖父陈翼琼所取。陈翼琼出身贫寒，后投奔湘军，骁勇善战，擢升为相当于师长的花翎副将，御封“武显将军”。幼年的庶康对祖父传授的“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印象颇为深刻。所以，他１３岁投湘军当兵时，遂改名为“赓”。赓的本意即继续、连续。所以，陈赓是为了继续传承祖父的事业，决心“效命沙场、建功立业”。

罗瑞卿，乳名吉娃子，１４岁上高小时，老师为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瑞卿”，并解释说：瑞者，好也；卿者，官也。

张云逸，原名运镒，乳名益友，又名胜之。后以谐音改云逸。

许光达，原名德华。本来，如果按家谱取名，父亲应给他取名叫德贵，但与父亲许子贵的名字冲突犯忌，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德华。１９２９年初，德华在白色恐怖下辗转河北、北平，又南下江苏、安徽找党。行前，他借鉴李白的诗句，改名许泛舟，希望像只凫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后来，他终于在安徽找到党组织。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被分配到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前夕，他更名为许光达，意在经过不懈的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徐海东，原名元清。１９２６年参加北伐军时，改名徐少奎。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亲属２０多人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牢记心里，毅然又改名为徐海动，就是决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反动统治搞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最后，他干脆就叫海东。

十大将的籍贯：

湖南籍６人：粟裕，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人；陈赓，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人；黄克诚，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人；萧劲光，长沙县岳麓山乡照洲港村人；谭政，湘乡县龙洞乡楠竹山村人；许光达，长沙市东乡镇萝卜冲村人。湖北籍２人：徐海东，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人；王树声，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村人。四川籍１人：罗瑞卿，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村人。广东籍（现海南籍）１人：张云逸，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人。从统计结果看，十大将大部分出生在长江流域以南，个别出生在长江边沿，所以，他们都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人”。


十大将的家庭出身：

粟裕，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粟周亨，字嘉会，是清末落第秀才，为人忠厚老实，写得一手好字。家庭主要靠从祖产分得的３０亩薄地过日子。母亲梁满妹，共生育了５个子女。粟裕在家中排行第三，６岁读私塾，９岁到第八国民学校读书，接受新学教育。１１岁起，先后读私立初小和县立高小。１７岁时，先后进入第二师范附小和常德平民中学读书。１８岁时，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校址在常德。粟裕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徐海东，贫苦窑工家庭出身。父亲徐重本，母亲吴氏，共生育了１０个子女，徐海东在兄弟间排行第六。因家庭生活很苦，９岁时才入私塾念书，１２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让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徐海东的文化底子相对较薄。

黄克诚，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父亲黄清主，耕种家里的６亩土地。母亲邓龙桃，共生育了４个子女。黄克诚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小时就拾粪、割草、砍柴、看牛，９岁读私塾，１８岁读县立高小，２０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衡阳。因家庭贫寒，黄克诚在２０岁要出远门读书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棉衣。黄克诚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陈赓，地主家庭出身。祖父陈翼琼功成名就后，解甲归田，置产置地，热心公益慈善诸事。父亲陈道良，字绍纯，却爱文不爱武，管理着家里的数百亩田产，平时乐善好施，同情贫苦人民。母亲彭学娴，共生育了６子６女。陈赓本是家中次子，因其哥从小夭折，所以后来在家中排行老大。６岁至１１岁入私塾启蒙读书。１２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在这里初步接触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１３岁时，父亲作主，让陈赓娶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女子为妻。性格倔强又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陈赓不愿接受这种命运安排，为了逃避婚姻，便抱着闯荡世界的决心，离家入湘军当兵。１８岁时，陈赓脱离行伍，谋得长沙铁路局办事员之职，并认识了毛泽东，后来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陈赓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由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成为自觉的革命者。陈赓的文化底蕴厚实。

谭政，绅商家庭出身。祖父是晚清秀才，为当地有名的绅士。父亲谭润区是湘乡县立第二高小的教书先生。母亲文氏，共生育了２子６女。谭政是家中长子，６岁至１０岁在本村私塾启蒙读书，１１岁又到相邻的二都乡柳树铺村继续读私塾，１６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１９岁毕业回到家乡七星桥族立初级小学当教师。谭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萧劲光，穷苦小手工业家庭出身。祖父和父亲以手工纺织为业，无房又无地。母亲共生育了４子２女，萧劲光在家中排行最小。祖父和父亲在萧劲光两岁时相继去世，母亲便带着６个孩子租地盖了３间草房过着苦日子。萧劲光１２岁读私塾，１４岁考上长沙长郡中学，和任弼时结成亲密的朋友。１７岁与任弼时一道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进行留学前的补习。１８岁与任弼时、刘少奇等１０余人一起，赴俄勤工俭学。萧劲光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张云逸，贫农家庭出身。父亲张景琚，母亲邢氏。父亲待人厚道、会干各种农活，母亲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共生育子女６人。张云逸是家中长子，７岁时进本村长发小学学习。１２岁考入头苑乡启明高等小学学习。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休学到别人家帮工。１６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陆军小学。１９１２年，张云逸由革命政府派送到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张云逸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罗瑞卿，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罗春庭，母亲鲜氏，共生育了６个子女。罗瑞卿是家中长子，６岁读私塾。１４岁考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１７岁考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中途因家境困难，弃学到绸缎铺当过一段学徒。２０岁考入成都高等蚕桑学校，但因凑不足学费未能入学。罗瑞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王树声，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王泽香，实际上是农村小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参与剥削，富于正义感。母亲王徐氏，共生育了４子１女。王树声在家中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老五”。后来，父母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王树声６岁和９岁的时候相继去世。家道中落，王树声在祖父母操持下，于７岁时读私塾。１７岁时，进入武昌高小补修学校读书。１８岁时，考入麻城县高级小学。１９岁时，毕业回家乡任私塾教师。２１岁时，任乘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王树声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许光达，贫农家庭出身。父亲许子贵，母亲刘氏，共生育了５子２女。许光达在家中排行第四，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五伢子”。８岁读私塾，８岁半到家乡许家园小学读书，１１岁考上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１３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许光达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毛泽东对十大将均有生动形象的赞誉和点评：称粟裕是“常胜将军”；称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徐海东病重不得不离职休养时，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称黄克诚为“黄老”；称陈赓是“我看陈赓行，可以当军长”；称谭政为“谈政”；称萧劲光是“我在延安靠萧劲光吃饭”；称张云逸“老成持重，威望颇高”，“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员”；称王树声“党中央相信你”；称罗瑞卿“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称许光达“这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个个功勋卓著，威名远播。他们的大将风范，令人赞叹；他们的卓著功勋，震古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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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转帖]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鲁迅逝世后，最让我关注的，并非他的遗体覆盖“民族魂”旗帜的不世盛誉，而是陈独秀在第二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陈独秀写道：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
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陈独秀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可谓是鲁迅生前身后的知己。

　　鲁迅不光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文化、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认识具有惊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达到了时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鲁迅的思想与文字，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美学高度。

　　然而，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先是被革命化、神圣化、工具化，被奉上圣坛，凛然不可侵犯；后来又被妖魔化、小丑化、侏儒化，仿佛他从前是个神，现在是个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个坑掉进另一个坑，一再“毁誉过当”，使其真实面目蒙上了层层烟雾，显得模糊不清。这些做法或左或右，形式不同，实质无异，皆为“无知妄人”所为。

　　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及用心蓄意将鲁迅异化，都是一种背离本真的歪曲，都是荒唐可嗤、不足为训的，也终将是徒劳的。

　　真正要认识鲁迅、学习鲁迅，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去读鲁迅本人的文本，在充分认知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广州日报》1.29　梁由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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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为何放弃南京、定都北京？ [转帖]

　　　　中国的版图像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在雄鸡的胸部有一颗闪闪的红星，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北京就地理位置，并不处于全国的中心，那么，新中国为什么要定都北京呢？事情的由头是：1949年3月，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关于新中国的定都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在慎重考虑，但最终决定放弃南京，建都北京，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其历史、政治和国际背景的情况下，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意见，通过法律程序而确定下来的。

　　定都北京的历史背景

　　北京原名叫北平，1949年9月改为北京。简称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早在三千年前周朝时，燕诸侯国就定都北京，称之为蓟。后来，辽、金、元、明、清均定其为国都。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并列为中国六大古都而闻名于世。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更熟悉北京的历史，并为北京悠远久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折服。早年毛泽东曾两次来过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因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到京后借住在地安门内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后来，他突然宣布不去法国，便由蔡元培介绍给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后，1919年3月12日告别北京；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作为湖南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带驱张代表40人到北京的。这次来的目的是争取全国特别是北京各界对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两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对北京的古老文化、美丽风光及那些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宏伟建筑充满了自豪感。在北京生活时，就曾感慨：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更何况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运动取得的胜利，使人民领袖更加难以忘怀北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因此，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北京的历史背景。

　　定都北京的政治背景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动因还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毛泽东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决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叶剑英讲，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要与****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己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京的国际背景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考虑的。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完全相同。这种见解上的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当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这是中国****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也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

　　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并在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经保定、涿州于1949年3月23日迁往北平。

　　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后，即着手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以尽早结束无政府状态。期间，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等秘密赴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晤，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我们打算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斯大林认为，国家不可长期无政府，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刘少奇及时向国内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此后，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反覆磋商，一致决定，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662名政协代表聚集在怀仁堂，进行着一项载入史册的开基立业盛典。这一消息，通过新华社，通过红色的电波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标志着新中国诞生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等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毛主席站定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环顾广场群众和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接着便用他那特有的湘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具有划时代的激昂声音，象惊雷，震寰宇。宣告了中国人民受人任意宰割、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宣告了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高瞻远瞩，集思广益，他定都北平的设想不仅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而且这一建议还得到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使其具有法定效力。这就是中国****人在定都问题上与其他政权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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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中的宋氏三姐妹[转帖]

从左至右为：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宋氏三姐妹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无论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还是孔夫人宋霭龄，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舆论
关注。因为独特的身世、特殊的姻亲关系，姐妹三人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比较特殊。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使人们可以从他的内心独白中窥探出他与宋氏姐妹的关系。

蒋介石称宋美龄身上凝结了浓厚的母性

　　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宋美龄的大篇幅记载。从婚后不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才情、胆略与智慧非常欣赏、敬重，某些文字中甚至透露出，他对宋美龄超乎一般地依恋。

　　1930年12月4**在日记中写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刻骨难忘的经历。后来宋美龄前往西安救助他，在见到宋美龄的那一刻，蒋介石禁不住号啕大哭，这在日记记述中，他毫不掩饰，在危急关头宋美龄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让蒋介石终身感激不尽。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他也大量记载了宋美龄的出访与外交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抗日外交中十分依赖宋美龄：1943年3月2**充满自责地记载了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事活动：“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但深信其结果于国家前途必有良效也。”

每次提到宋霭龄，都会表现出浓浓的亲情

　　与宋美龄相比，他对宋霭龄笔墨虽少，但在记载中总是透出浓浓的亲情。对此，一些与宋氏姐妹关系比较亲密的美国顾问，曾有过一些猜测，他们认为“蒋夫人受孔夫人的影响甚巨，政治上蒋介石信任他的姨姐孔夫人，甚于信任自己的妻子?”美国顾问的结论虽然有些武断，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霭龄确实充满好感。

　　1927年12月他结婚后不久，就宋子文是否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职位问题，与宋子文、宋霭龄(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之为大姊)有一次重要的谈话，他们在一起谈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他希望宋子文能够出来主持财政部，但最初被宋子文拒绝了，“心甚悬念，其不愿负责也。”

　　一周后，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他与宋美龄外出骑马郊游，“下午假眠后，访冯夫人……晚餐后访大姊，谈时局，彼甚以余游怠为虑，且轻视之，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他不仅与宋霭龄谈论时局，宋霭龄似乎还扮演了师长的角色，竟然警示蒋介石不能耽于享乐。对于宋霭龄的警告，蒋介石没有生气，但是非常不服气，也非常受刺激，他认为这是她不了解他的远大志向，他决心要做出一些成绩，给宋家人看。

　　宋霭龄更像是蒋介石的长辈，她的关怀和鞭策，确实能使他有所警醒。

　　1934年2月4日，蒋介石再次同宋霭龄、宋美龄游览六合塔，与宋子文谈话。宋霭龄在蒋介石日记中不时地出现，表现为一个有思想，善决断，且充满人情味的长姐，符合蒋介石对亲情的需要。而宋霭龄在孔家、宋家的影响力，是此时蒋介石比较重视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

　　在宋氏三姐妹中，蒋介石对宋庆龄记述最少，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所交往的记载。但是每次提到宋庆龄，蒋介石一般是尊敬地称为孙夫人。1943年3月12日下午3时，他与蒋纬国拜访孙夫人，是“以本日为总理逝世忌辰”。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并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示慰问，当天宋庆龄也非常热情，她用酒酿蛋款待了他们。为此，蒋介石感受到了她的诚意，他得意地对蒋纬国说：“余谓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

　　但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宋庆龄是亲共的，当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在日记中蒋介石忍不住流露出憎恨，这时他不再恭敬地称呼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直呼其名，在旧金山会议前，中、苏、美等国就旧金山会议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纳中国****代表的问题曾展开过争论，苏联曾给蒋介石很大压力，但是蒋介石拒不接纳，而宋庆龄也曾与蒋介石商议，让他接受中国****的代表参加，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这年3月中旬，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知我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此庆龄与我提**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当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

　　蒋介石日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还是不同于社会的一些观感和猜想的。就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来看，他对宋庆龄比较疏远，但除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一次争论，并没有他对宋庆龄的其他相关不愉快经历的记载。

(《北京广播电视报》1.26　薛念文　薛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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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身边的****到底是谁？ [转帖]

　　1946年，沈安娜在南京国民党机关留影。

　　编者按：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总是能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企图。

　　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就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这个在蒋介石身边的****到底是谁？

　　1948年4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了一张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中央，主席台后排右侧，与蒋介石仅两人之隔的一张小条桌上，一男一女两位速记员，正埋头将蒋介石的话变成一个个速记符号。靠蒋介石近些的那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抗战期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被我们今天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年初，原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已为我党做过3年情报搜集工作的沈安娜在向办事处汇报工作时，董必武亲切地对她说：“你的情况，恩来同志和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是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吧……”董老又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利用同他的老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沈安娜遵照董老指示找到朱家骅，要他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这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朱家骅似乎想起了什么，马上指示秘书给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手续。这时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安娜到大会做速记。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安娜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从此，沈安娜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获取重要情报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这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

　　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我党我军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反动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活动办法》）和《关于****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安娜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反动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博古。后来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均由沈安娜担任速记。会议议题主要是由军事头目何应钦报告军事形势和反共的军事部署，研讨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和进步组织的措施，还决定在浮图关举办中央训练团，受训人员均为国民党大小头目，朱家骅主讲“调查统计”。每次常委会的内容以及朱家骅的讲稿，沈安娜均及时送交南方局。

　　1939年秋，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根据沈安娜的表现，考虑到沈安娜的入党申请，认为她经受了严峻考验，在隐蔽战线为党做出了贡献，已经具备了入党条件，决定接收沈安娜入党，由卢竞如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并负责同她秘密联系。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坚决斗争和广大舆论谴责下蒋介石反共势力不得不稍事收敛，但到11月蒋介石又在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策划新的反共高潮。当时沈安娜怀孕即将分娩，当她得知这次会议极其重要时，坚持参加会议做速记，获得何应钦和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报告稿以及《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等重要情报。

　　失去联系　长期蛰伏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这时，沈安娜心里非常焦急。她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组织，见见敬爱的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和其他同志，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将使党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她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牢记周恩来“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绝不轻举妄动，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了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1945年5月，国民党在浮图关召开“六大”，沈安娜奉命到大会做速记。这次大会是国民党针对****“七大”而召开的。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会议确定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沈安娜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组织上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给组织。

　　

　　二十岁时的沈安娜已是中共情报员。

　　迎来新战斗

　　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了沈安娜的家里。性格坚强的沈安娜，见到南方局派来的领导，3年的委屈、等待，让她流下热泪。吴克坚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我党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

　　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她必定参加。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他们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等。他们的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的统治，会议刚结束，国民党就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

　　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了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党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敌人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了沈安娜，她暗自考虑了对策，沉着应战。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解放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头目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

　　国民党反动派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党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1949年初，吴克坚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要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适当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2月，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先期撤到上海，沈安娜则一直坚持到4月南京解放前夕，她才以回去看看孩子为由撤回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和华明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上海解放后，沈安娜继续在党的秘密情报战线上工作，华明之则离开了情报战线。

　　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室离休。随后，他俩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如今，93岁高龄的沈安娜依然身体康健，在国家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我们还能时常看到她的身影。（来源：文汇报　摘自：《红岩——档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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