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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访问延安的发现与惊喜[转帖]
南洋实业家、华侨领袖陈嘉庚,向来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有着巨大的资助,因为他看到南京政府举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大旗,又得到国际一些重要国家承认,他作为国民应该乐从。1936年,蒋介石50大寿,南京政府特请陈嘉庚发动南洋华侨捐款购机祝寿。原想能得到10万元国币购一架飞机即是幸事,没想到陈嘉庚为了增强国力,抵御外侮,积极领导华侨捐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10多架飞机。望着如此丰厚之寿礼,蒋介石笑逐颜开。抗战爆发后,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而华侨汇款达11亿元,其中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多,这对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为财源不足而苦恼的蒋介石愁眉舒展,可想当时蒋介石对陈嘉庚该是何等敬重和爱戴。然而,陈嘉庚对毛泽东与中国****却了解甚少,他所听到的都是****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摩擦”等蓄意挑拨的语言,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
1940年,他发起并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实地考察国内团结抗战情况。他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3月15日,陈嘉庚及随行四人,乘飞机抵达重庆。蒋介石对陈回国慰劳十分重视,在重庆一地即准备8万元经费用于接待,以博得陈嘉庚之欢心。可是陈嘉庚对这样奢侈应酬十分反感,认为全国军民艰苦抗战之际,如此铺张,极为不妥,故在重庆各报刊登启事,说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经带来,不需消耗政府和民众财力,敬请政府和社会民众谅解。
抵渝不久,陈嘉庚便拜见蒋介石夫妇,表达华侨对“抗战领袖”及全国军民的慰问。蒋介石心情愉悦,一副“谦恭”面容,紧紧注视陈的脸,留神细听每一句话。当陈说将献一块由南侨总会赠送的“万世永赖”之牌匾致敬时,蒋连忙摆手说:“噢,不必送东西了,您老人家来了,比什么都还宝贵!”
十几天后,蒋设宴招待陈嘉庚。宴罢叙谈,蒋特别地表现“虚怀若谷”和“领袖风度”,恳切地询问对重庆的观感。陈嘉庚回答说:“余对政治是门外汉,重庆工厂还没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意见,唯市区人力车及汽车脏污不堪,与马来西亚大不相同。”蒋介石一听马上掏出笔记本,仔细地将此意见记下来并即刻下令全市各种公用车辆要注意清洁卫生,脏污必须洗刷干净。
陈嘉庚在渝的日子里,蒋的党政机关对他招待极为周到,恭维至极。但他并不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听。于是他发现所听言词下面掩盖着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连行政院长孔祥熙都开起宾馆酒店,而监察院却不过问。再说,大街上男着长衫马褂,满清制服犹存;女则唇红口丹,高跟旗袍;酒楼茶馆林立,宾客盈门,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路灯整日亮,管理乏精神,等等,足见这战时的首都虚浮乏实,没有一项稍感满意之事,与全国艰苦抗战极不相称。如此种种,令他失望。中国何地有光明,抗战前途在哪里?他忧心忡忡,沉默寡言。更让他焦灼的是国共两党矛盾日深,摩擦加剧,这可是直接威胁祖国团结抗战之大事,广大侨胞绝不愿看到国内分裂局面。陈嘉庚想着,忽然觉得有必要亲至延安访问,以了解毛泽东及中共对团结抗战之态度。
那是5月初,蒋介石在成都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餐罢,蒋试探地问他到成都后,还往何地。陈答延安通车亦欲前往。一提延安,似触蒋最灵敏神经,于是他借机大骂****口是心非,无民族思想,但他又不得不说要去亦可以,不过千万不要受其欺骗。陈嘉庚心中不快,你这不是拿我当三岁孩童了吗?
1940年5月26日,陈嘉庚一行在兰州等地进行慰劳活动后抵达西安。次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访见陈嘉庚,并请他到第18集团军驻地西安办事处吃午饭。陈嘉庚慨然应允。但陕西省政府招待负责人寿家骏借故力阻其行。朱德只好改订下午3点,并说从延安经西安往重庆的周恩来也在此一同候见。陈嘉庚再次允诺。不想寿家骏有意将接待车驶往别处,拖延很晚方回。陈嘉庚十分恼火,所闻西安政治不良,果非虚传。
5月30日,陈嘉庚一行乘车由西安去延安,第18集团军办事处派车随行。临行时寿家骏忽然提出省政府已派他送陈到延安,于是同行。实际他是奉命监视陈嘉庚的行动。车行途中至洛川,蒋密令一伙“民众”阻拦陈车,控告**,言词空洞大同小异。陈嘉庚视此为闹剧,一一撕碎丢在路边,不愿将“宣传品”带到延安去丢丑。
第二天下午5时,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南门外欢迎陈嘉庚的到来。陈嘉庚走下汽车,深为欢迎人群的热情场面所感动,不时地向欢迎人群鞠躬,挥手致意。欢迎会上,陈嘉庚动情地说:我早就希望来延安访问,现在实现这一愿望我很高兴,广大华侨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共同抗战,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侨胞爱国之心,为祖国抗战多做贡献!晚宿边区政府交际处窑洞客房。
6月1日上午,已回延安的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从女子大学出来上车时,陪同陈回国慰问的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头部不幸碰到车门,流血不止,即送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陈嘉庚原计划在延安逗留三四天,因李住院一时走不了,于是便有较长时间深入了解延安。
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得洞内,只见墙上挂一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坦诚的解释。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还击……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言,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同时也直接了解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之后,毛泽东于门外露天设晚宴一席,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上,因陈旧不光洁遂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一阵风吹来将白纸吹走,索性弃之不用。饭菜虽无丰盛可言,然而陈嘉庚却吃得舒坦有味。
这以后,毛泽东多次到交际处拜访陈嘉庚,或同进午餐或晚餐。陈嘉庚又提起两党摩擦事,恳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之事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承,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摩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成,而中央多为误认,望先生竭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慨然应允,心中拿定主意,凭着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管谁问起延安情形,我都当据实以报。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中,一些小事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他和毛泽东在谈话,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和毛谈话,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适些。 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遂将烟火熄灭,客人走后又将那半截烟蒂拣回吸完。毛泽东单独请陈嘉庚吃饭时,仅以白菜、咸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钱没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又一下午,毛泽东到交际处与陈嘉庚交谈,晚餐毕,问寿科长在何处,陈朝近处一个窑洞指了指,毛泽东便去寿家骏窑洞谈话。陈以为毛去去就回,便在窑洞前等与毛相辞,但久等不出,乃回窑洞暂歇。半点钟后复出,仍未见毛泽东出来,已近10点,因洞外晚风寒冷,遂入洞安眠。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泽东竟与国民党一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这些事,可见毛泽东平等待人、勤廉朴实、虚怀若谷。陈嘉庚大为感慨,钦佩至极,联想到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陪席的都是中央级大员,当门口传令长官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时,在场者肃然起立,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其卸去大氅,蒋挥手示“请”大家才小心入席,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这两相对比,差距竟如此之大!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交谈外,还和朱德、肖劲光等领导人交谈。他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他还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与政府无关,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看见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也没有发现城内有无谓的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
陈嘉庚还从各基层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他观察男女间的关系,发现男女行踪往来,坐谈起居,自然有序,一切正常,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有关部门签押注册即可。陈嘉庚是个细心的人,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与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多次畅谈,就心中所疑,细心询问,这些学生也能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情况。结果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下陈嘉庚心里踏实了。
6月7日,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后,陈嘉庚登台讲话。他的讲话非常诚恳,非常动情。他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真正感受到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信心。
陈嘉庚延安之行,实地了解到延安之****,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一切造谣诬蔑,什么“共产共妻”,“破坏抗战”,什么“民众生活惨苦”,一概烟消云散。正如他后来所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素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项事业,见其勤劳诚朴,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这段发自肺腑之言,的确道出了陈嘉庚的心声。
这以后,他到洛阳、老河口等地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后在成都稍作休息,于7月17日抵达重庆。三个月前,陈嘉庚离重庆时,还为国家民族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而今他再次回到重庆,则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满怀信心地对随行者说:“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7月24日,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前去演讲“西北观感”,听者颇众。他说,到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那里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良好,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陈嘉庚此番讲话,国民党人大为不满,称陈处在华侨领袖地位,却在为****人涂脂抹粉。陈嘉庚不为所动,以手杖戳地,爽直地说:“余凭良心与人格,将在延安所见所闻发表,其中并无一句失实。”此后无论在何处,如有要他演讲回国见闻,他都心口如一,决不指鹿为马。
陈嘉庚如此态度,立即受到蒋派人监视,直到和蒋介石彻底决裂,走向拥护人民革命,拥护中共的一切主张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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