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0:53:17

乔冠华舌战苏联代表　联合国会场乱成一锅粥[转帖]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左一）、黄华（右一）在第26届联大上。

　　自1971年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到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第26届至31届联大会议。在当时中苏尖锐对抗的情势下，乔冠华与苏联著名外交家、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屡屡交锋，唇枪舌剑，淋漓尽致显示了他作为中国杰出外交家的风采魅力，在各国外交界一时传为美谈。

　　马立克　让西方代表发怵的苏联外交家

　　1906年生于俄罗斯哈尔科夫市的马立克无疑是二次大战以后，除莫洛托夫、葛罗米柯之外苏联最杰出的外交家。这位年长乔冠华7岁的苏联首屈一指的远东问题专家，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曾先后四度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两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达十余年，是“冷战”时期最让西方国家代表发怵挠耳的苏联著名外交家之一。

　　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言素以所向披靡、锐不可挡着称，他攻势凌厉，极富辩才。第4届联大会议期间，根据中国外长周恩来1950年1月8日致电联合国声明，马立克在1月10日提议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代表出席安理会资格并加以驱逐。安理会于1月10日曾讨论苏联代表关于驱蒋提案。英国代表贾德韩公开追随美国，反对苏联提案，并在1月13日投了弃权票。马立克当即拍案而起，怒斥这个貌似公正的伪善的英国佬，他措词尖刻犀利：“英国话把这种行为叫什么，最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判断。至于俄国话，这种行动就叫做两面政策、伪善政策。然而，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的这种政策，特别是英国的这种政策，并不足为奇。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早巳取得了两面神秦纳斯的臭名。”

　　在1950年代最初几年的安理会，马立克就是这样屡屡与美英等西方大国代表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咄咄逼人，且毋需讲稿，言词极为流畅。顺便提及，在1971年11月15日上午联合国大会上，马立克重提此事，以功臣自居，言下不胜自负。不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不仅中苏的“蜜月”早巳成为陈迹，连那种形式上的“团结”也在珍宝岛之役后，化为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血泊而泯灭了。乔冠华就是在中苏尖锐对抗、剑拔弩张时刻来到联合国的。

　　中国代表团　初来乍到联合国

　　早在1950年深秋，乔冠华作为顾问随伍修权特派代表（前外交部副部长、苏联东欧司司长，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赴成功湖控诉美国侵略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的罪行时，马立克就是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兼）。他俩在联合国共事6年之久。一个是初来乍到，将代表新中国一试身手；一个是梅开二度，摆出一副“大哥大”的架势，亦欲大施拳脚。于是好戏连台，乔冠华、马立克在这个世界讲坛屡屡过招，交锋频仍，庶几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尤以1971年第26届联大关于裁军问题、第三次印巴战争和1973年第28届联大关于中东问题讨论中的三次激烈交锋最为精彩

　　在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马立克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乔冠华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白：

　　在1950年，我们曾得以——不是没有困难地——克服阻力，争取作出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安理事会工作的决定。现在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曾是那个代表团的成员，因此我们认为他对这里的工作是很有经验的。

　　苏联人拿腔作派，一副“老大哥”、“老前辈”的嘴脸，又巧妙地将乔冠华“开涮”了一道，尽管所言是事实，但是却让中国人感到不自在。9天后的傍晚，乔冠华在联合国会议大厅原来台湾蒋帮“代表”周书楷坐过的蓝色皮椅上就座，并发表了自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以来、新中国在联合国讲坛的第一篇重要讲话。在这篇重要的讲话中，乔冠华在谴责美国的同时，把棍子更重地打在苏联的头上。第二天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刊出一幅漫画，画的是马立克和布什坐在各自的办公桌前正皱着眉头，而乔冠华却提着两桶饭倒在他俩的头上。

　　问题还不止于此。连（老）布什也发现，中国人只是不喜欢美国人，而对苏联人则是蔑视。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与（老）布什在美国国务院礼宾专家精心设计的场合见面寒暄。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的代表休息室，（老）布什故意在乔冠华、黄华进入会场的必经之地逗留，彼此“热诚而不是过分热情地”握手，自我介绍，不卑不亢。但是对于苏联人就不一样了。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寓所举行的一次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非正式会议前　——作为中国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黄华与美、英、法代表热情握手。但是当黄华在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官邸客厅听到东道主介绍“这是苏联大使”　时，却猛地抽回了手，转过身走开了。目睹此事的（老）布什描写了当时的情景：“马立克只好尴尬地把手伸向空中，然后又放了下来，他气得脸色红一块紫一块，最后变成了铁灰色，就好像是黄华给了他一记耳光似的。”

　　小规模的“接火”只是“战争”的序曲。中苏两国外交代表第一次真正交锋终于在11月24日傍晚揭开帷幕。　

　　首度交锋　乔冠华怒斥马立克

　　1971年11月24日，乔冠华就联大会议正在讨论的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发言。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措词尖锐的发言中，乔冠华用最清楚的语言反对苏联的虚假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代表团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议，既没有规定明确的目标，又没有提出切实的步骤。按照苏联的建议，这样的世界裁军会议势必将成为一个议论不休、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常设俱乐部，永远谈裁军，永远搞扩军。这是不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的，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乔冠华无情地剥去了那层包裹着“建议”的薄薄的虚伪外衣，他借助手势大声说出自己得出的三条结论：

　　我们不应当使联合国成为某些大国的政策的工具。

　　现在是改变这种不光彩的局面的时候了。

　　因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本届联大不把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付诸表决。

　　这一下可把马立克给激怒了，他脸色煞白，下巴颌在不由自主地抖动。马立克一向在联台国有头有脸，乃至称王称霸，发号施令，压根儿还没遇到像乔冠华这样攻势凌厉的强劲对手。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跳将出来，开门见山，直接破题：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今天在发言中对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表示的否定态度，我们代表团不能不表示遗憾，自从大会9月21日开幕以来，这是第二次有人反对苏联的建议。第一次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这样，大会就有机会亲耳听听中美两国对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搞的一部奇妙的消极主义的二重唱。

　　接下来，马立克话锋一转：

　　（中国代表）帮助掩饰了其他两个核大国（注：指英美）的不愿赞成的态度，他们26年来在联合国内外一直反对裁军，反对禁止使用核武器，反对全面彻底裁军。人们也许会想知道，这两个大国是否将感谢中国代表今天的发言。

　　（中国代表）正好是为那些帝国主义势力提供了方便，因为他们不希望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就是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实际迈出的第一步。

　　从罗杰斯先生的发言来看，美国对苏联的建议也没有很大的热情。罗杰斯先生放出了怀疑主义的烟幕，现在又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歪曲苏联立场而放出的消极主义的迷雾。像我已经说过的，这是消极主义的二重唱。

　　说到这里，马立克提高了嗓门，放肆地嘲弄乔冠华：

　　这样，中国代表团建议在本届会议上不表决苏联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这就是它对26年来一直反对裁军的帝国主义者所能够送给的最好的礼物。

　　中国人确实也被马立克的所谓“二重唱”的无耻谰言所激怒——这从乔冠华第三天的发言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听马立克发言时，乔冠华的脸上只不时露出蔑视的微笑。

　　11月26日下午，乔冠华再度发言，严正驳斥马立克对中国的攻击：

　　苏联代表的发言是一个绝好的自我暴露。苏联代表反对别人说苏联是超级大国，可是他们的发言却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一副骑在别国头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的超级大国的嘴脸。中国代表到这里来，应该怎么行事，怎么讲话，怎么表态，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用不着苏联代表来教训。　

　　苏联代表大概在他们的小天地里当老子当惯了，（可是），中国人民就是不买你们的账。

　　接下来，乔冠华怒斥马立克的蛮横霸道与伪善：

　　究竟是谁在同美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呢？在中国的北边，苏联的大量的武装力量包括火箭部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东边，美国在日本本士和冲绳保持许多军事基地、核基地。这算不算是一种二重唱？不仅对中国如此，在欧洲，在中东，在地中海，在印度洋，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苏联领导认为，只有苏美两家说好了才算，这不是二重唱是什么？

　　到了最后，乔冠华使出“杀手锏”，狠狠地将了马立克一军：

　　在侵略和反侵略裁军和扩军，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看行动，说空话，吹牛皮，摆老资格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苏联政府确有实现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愿望，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走到这个讲坛上庄严宣布：苏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从国外撤回一切核基地、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尊敬的苏联代表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

　　马立克哑口无言，面部表情显得复杂而“丰富”。两颊微微颤动，红白相间，苦笑而无奈。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扬眉吐气，一时传为佳话。但是，更为精彩的好戏还在后面。中苏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爆发了！

　　乔冠华与马立克这对“冤家对头”的第二次大的交锋发生在两年后。

　　三敲玻璃杯　马立克安理会“发飙”

　　1973年10月6日，以色列军队从地面、空中和海上向埃及，叙利亚的整个前沿阵地突然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这是1967年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进行的一次最大的军事侵略。同月23日，苏、美两国在安理会强行通过所谓监督中东停火决议草案。就在美苏合伙炮制的“就地停火”提案通过36个小时后，应埃及政府要求，安理会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各国代表按秘书处通知，在23日中午12时准时到达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

　　但是，会议并没有按时举行。何故也？原来美苏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卡利和马立克尚在幕后密谋，单独协商之中。两家代表在这天上午开始的秘密交易中吵吵争争，还没有来得及拍板，达成共识。直到下午3时左右，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两家的买卖才算谈妥“交割”。

　　推迟了四个来小时的安理会会议开始不久，美国代表斯卡利就抢先抛出了一个所谓在中东监督停火的苏美联合提案。斯卡利话音刚落，马立克马上“正式提议”：“立即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各国代表团要讲话的，在通过提案以后有机会讲”。马立克一副太上皇的架势，他不仅硬要安理会立即表决，而且把各国代表发表意见、看法的权利也强行剥夺了。

　　但是，这时的安理会主席、澳大利亚常驻联台国代表劳伦斯．麦金太尔手上的发言登记表上已有几个国家代表已经登记，要求在表决前发言。他刚宣布“下一个发言人……”还未说出发言人的名字，马立克就拿起铅笔猛敲玻璃杯，打断劳伦斯．麦金太尔的话，蛮横声称：必须把他们的“正式提议”先付诸表决。　

　　劳伦斯．麦金太尔似乎不买马立克的账，他还是同意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发言。可是，乔冠华刚刚讲了两句话：“中国代表团有话要讲，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强加于人……”一阵“当、当、当”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发言。马立克粗暴地第二次猛敲玻璃杯，嘴里还大声嚷嚷什么“程序问题！程序问题！”马立克气咻咻地说什么“战场情况紧急”，硬要会议马上对苏美合伙炮制的提案“表决”，然后再进行“讨论”。

　　乔冠华实在无法容忍马立克的霸道和强悍，他严正指出：“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这种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任意玩弄的工具的恶劣作法。我们认为，这也是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极大的不尊重。中国代表团不能容忍这种做法。”乔冠华强烈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利用联合国和安理会为它们的勾结加盖橡皮图章。当乔冠华把话题再次转到当前中东局势的时候，马立克第三次敲打玻璃杯，依然和刚才那样边敲边叫：“程序问题！程序问题！”被迫中断发言的乔冠华强忍怒火，极为愤慨地指斥马立克毫无道理。面对马立克作为堂堂大国代表会竟然如此不顾颜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胡搅蛮缠，他严厉责问马立克：“轮到你讲的时候，你可以讲嘛！你就不能稍稍等一等吗？”

　　也许马立克一再无理取闹，扰乱会场实在太不像话了，劳伦斯．麦金太尔主席也看不下去了，他仗义执言，要求马立克让中国代表乔冠华把话讲完。但是，目空一切的马立克压根从没把劳伦斯．麦金太尔当成一回事，他连半点面子也不给。马立克甚至根本不让这位老资格的澳大利亚籍主席把话说完，便气急败坏、不顾一切吼道：”我有权提出程序问题！”大声叫嚷之余，马立克随即又以威胁的口吻恐吓劳伦斯．麦金太尔和与会各国代表：谁要是拖延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谁“就是实际上帮助侵略者”！马立克依然顽固地坚持立即对苏美联合提案进行表决。

　　这时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成了一锅粥。与会代表议论纷纷，群情激愤，会实在无法再开下去了。劳伦斯．麦金太尔只好无可奈何地宣布休会10分钟。

　　嬉笑怒骂　乔冠华博得满堂彩

　　安理会会议复会后，劳伦斯．麦金太尔请乔冠华继续发言。场内代表、旁听席、记者席、观众席全部爆满，座无虚席。在对马立克的霸道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后，乔冠华严词责问马立克：

　　草案还没有发下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中文本，这怎么能表决？要我们马上表决，这太霸道了！难道这天下就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的吗？不是的。中国有发言权，其他国家也有发言权。

　　乔冠华平静下来，用辛辣的语调继续自己的发言：

　　我知道马立克先生有话要讲，可以等等嘛！没有关系，如果你手里有真理，迟一点讲，或是慢点讲，这不要紧嘛！要有点风格嘛！

　　带着浓浓的苏北口音的两个“嘛”字将会场气氛引向轻松，全场代表对苏联人发出了哄笑声。乔冠华说：

　　我同马立克认识已有几十年了，怎么你这个坏脾气还没有改？我希望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

　　幽默辛辣的语言包裹着让人不好受的锋芒，充分显示了乔冠华的机敏和睿智，全场又一次对苏联代表发出哄笑，连远离会场在联合国新闻部里观看电视实况转播的一大批各国记者也哄堂大笑。接下来，乔冠华侃侃而谈，犹如行云流水，一马平川：

　　今天上午，安理会主席通知中国代表团举行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所谓在中东破坏停火问题。中国代表团到达会场以后被告知，说安理会不开了，让美苏两家达成协议，经过所谓协商一致通知秘书长执行就是了……　

　　联合国演变到这种状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为什么要有联合国呢？有美苏两国的共同统治再加上一个秘书长就够了吗？但是，出于对有关国家的尊重，对于这个决议草案我们愿意加以考虑，但决不愿意被强加。草案未发下来，马上就要强行通过，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如果当事国——我重复，当事国——要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最多只能做到不反对。

　　整个大厅静寂无声，几乎所有代表都在认真倾听中国代表切中肯綮的阐述，很多代表不时赞许地颌首。

　　“从根本上说，中国代表团是反对这个决议草案的”，乔冠华恢复了平静，显示了中国的光明磊落，“这个决议草案较之242号决议是更加含混的一纸空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骗局”，“只是为了照顾某些当事国的愿望，中国代表团才没有予以反对”……

　　乔冠华发言后，马立克不肯善罢甘休，喋喋不休地攻击中国代表团“推迟”了会议的进程；胡说什么乔冠华“制造混乱”，甚至荒唐地诬蔑中国“支持”以色列的侵略，真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这—回乔冠华让自己的副手黄华给予迎头痛击。

　　“是谁推迟了会议的进行？”黄华大使据理批驳马立克，“在中国副外长发言过程中，各国代表才看到草案的英文本，在马立克打断中国副外长的讲话后，我们才看到草案的中文本。”接下来黄华一针见血：“你们加紧向以色列移民，每年在三万人以上，其中包括技术和军事人员”，其目的就是“准备将来接管以色列，使它从一个超级大国的同盟变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同盟。”黄华攻势强劲，快人快语：“如果你们真正关心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长期流离失所和流血牺牲的苦难，那么过去6年你们做了些什么？以色列寸步未退，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至今毫无踪影。6年来，你们为了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一会儿打开水龙头，一会儿闭紧水龙头，说什么你们关心阿拉伯人民的流血牺牲，支持他们的斗争，这是百分之百的虚伪。你们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中国成语说得好：‘猫哭老鼠假慈悲’，你们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这就是你们的真面目！”面对黄华畅酣淋漓的强烈谴责，马立克耷拉着脑袋，无言以对。

　　……

　　弹指20年过去，乔冠华和马立克亦作古多年。世界大势苍黄反覆，时过境迁，回首往事，也许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如何，乔冠华在联合国的不俗表现，形象地说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由一两个大国任意摆布人类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来源：天天新报　摘自：《传记文学》）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0:57:02

吴伯雄：一个台湾政治家和他的时代[转帖]

张欢

　　从吴伯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出身台湾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吴伯雄纵横台湾政坛40年，虽几起几落，但一直屹立不倒，这和他圆融的处事手法有着很大关系，台湾政坛上都尊称一声“伯公”

　　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交流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如果按照台湾人普遍相信的命理学来说，他的脸是典型的佛相。从他的眼睛就会明白，在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需要什么样的素质，至少是亲和力——他会笑，脸不是绷着的。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他对我们也开起了玩笑：谈及台湾族群对立、省籍矛盾时，他拿自己举例：“我家有11个孙子和外孙，过几天要团聚，当我抱着我的外孙，享受含饴弄孙的幸福时，怎么会想，喂！你是番薯(本省人)还是芋头(外省人)啊？

　　他的私人办公室设在台北开封街一间很普通的写字楼里。这是幢位于老城区的商住楼，周围有很多旧式建筑，街道的整洁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人在这里的漫长统治。

　　采访介绍人沿途向我们介绍各有来头的景点：这个是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现在已经卖给张荣发做基金会了；这个是老的中正纪念堂，现在被民进党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了；这个是台北火车站，施明德的红衫军倒扁总部。距离吴伯雄私人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是吕秀莲的私人办公室，作为前“副总统”，办公室也一样的不起眼。

　　吴的办公室位于这幢普通楼房的顶两层，复式结构。也许是因为周末的缘故，楼下只有一个看门的白头发的老门卫，只是看了一眼就让我们进去了。

　　吴伯雄的私人办公室并不很大，这里是他的“伯仲文教基金会”所在地，也是次子吴志刚的受访服务处(吴志刚是台北市“议员”，必须要为自己选区的选民服务)。

　　与其说是办公室，更不如说是一个佛堂。办公室里有大量的佛教书籍，还有一面墙大的观音大力士画像，套间里的红木座椅也是用来打坐的。

　　吴伯雄是台湾最为显赫的佛教徒，他的师父是佛光山的星云大师。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星云大师在台湾有着深厚影响力，每当台湾举行选举时，政治人物们都会向这位大师朝拜，用来争取人数众多的佛教徒手里的选票。

　　今天这里非常清静，在我们到之前，总共只有三个人：吴伯雄、李建荣(前《中国时报》记者、现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和一个年轻的助理。

　　吴伯雄已70岁了，和中国众多的老年人一样，谢顶而且有着一个很大的肚子。他从来不忌讳自己的缺点，曾对摄影记者指着脑门开玩笑：“拍我还需要打灯么？”

　　和他的前几任都不同，吴显得亲和力更足，握手时他会笑着用另一只手拍着对方的上臂然后让座，即便对方只是他孙子辈的记者。

　　他的前任马英九有“师奶杀手”的绰号，但为人处世上有着“不沾锅”的特质，很少见到哪个政治人物会把他当成朋友。再上一任连战，则顶着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的招牌，一生严谨，哪怕是因为选举需要去娱乐节目《康熙来了》录影，也会西装整齐，不苟言笑。

　　吴总会用轻松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观点，哪怕他讲述的故事伤感而敏感：当民进党打“2·28”悲情牌时，吴伯雄就会反击——连国民党主席都是“2·28”受难家属，还有什么好说的。

　　与吴伯雄父亲同为双胞胎的二伯吴鸿麒，是家族里唯一学法律的，光复后曾在台湾高等法院当法官，却死在了“2·28”事件中。

　　他告诫自己的家族，作为佛教徒，“2·28”事件我们可以宽恕，但不能忘记，希望类似事件永远不要发生，更不要把账记在当时都没出生的人的头上。　　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台湾是用“中国台北”还是“中华台北”的名号参会曾经在岛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因为吴伯雄是开幕式观礼嘉宾，民进党人士向他喊话：“带上两面青天白日旗。”吴则用幽默回应：“他们这么重视‘国旗’这很难得，因为他们的党部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挂青天白日‘国旗’的。陈水扁到‘国外’访问，迎接的都是绿旗(注：民进党党旗)，他们居然会这样重视，哈哈。”

　　总体而言，吴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在大陆关心的两岸问题上，他提出“国民党主政至少不会搞台独”。

　　他认同大陆胡温体制的种种做法，极力称赞他们的做法符合老百姓的要求，并用“万里挑一、IQ和EQ都是顶尖、格局大”的顶级词汇赞美他的对手(或朋友)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在台湾现实的政治生态中，他拉拢宋楚瑜，团结泛蓝势力。在他任内，国民党接连打赢两大选战(“立委”选举、“总统”竞选)。

　　连续的胜利让他在今年赴大陆拜谒中山陵时，有勇气说出“报告总理，我们把‘政权’拿回来了”。并随后写下“天下为公、人民最大”的横幅，因为他始终认为“党的大小是人民决定的”。

　　他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不会像马英九那样对高学历的人才那么看重，马的“内阁”被称作是“校长内阁”、“教授内阁”。

　　吴伯雄会和电视上的政治名嘴们每周定期聚会沟通，称赞他们的判断比那些教授学者强百倍。而私下聊天时，马英九也会和这些名嘴们拍桌子。

　　和台湾当下政坛人物中众多的海归博士相比，吴伯雄的学历并不高，他没有海归的背景(并不是他不能去，他也曾考取过国民党送人才到海外留学的中山奖学金)，也不是台大毕业，但他坐到了这个位置，并成功地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推到顶点。

　　迷局收拾者

　　两年前的吴伯雄是否有今天的心情，没有人知道，那时候的国民党正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

　　2007年2月，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因为“特别费”案被起诉，马迅速辞去党主席一职，并立即带着副主席詹春柏拜访吴伯雄，希望第一副主席“伯公”接任代理党主席，并正式竞选国民党主席。

　　此时的吴伯雄已经68岁，常年的骨刺之痛让他已经处在半退休的状态，从政40年后，精力大都已放在自己成立的“伯仲文教基金会”上，并准备任期结束后专心从事佛教传播活动。

　　他很清楚，国民党已是危机重重：唯一的政治明星——马英九面临牢狱之灾的可能；另一大佬王金平因党主席选举失利仍心存芥蒂；2006年的红衫军运动打击了陈水扁，也敲打了国民党；前“总统”李登辉又在挑动国民党本省籍党员“出头天”；2008年又要面临大考——“立法委员”和“总统”选举……

　　如果打不赢2008年的两大选战，国民党——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党就将面临泡沫化的危险，甚至会面临党内再度分裂的局面。

　　党主席的位置已经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一旦选战失败，这个主席就将是国民党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面对马英九的请求，吴伯雄并没有马上答应。他向师父星云大师求教：“我该怎么办？”

　　星云的回答是：“菩萨也有金刚怒目时，你要救众生。”

　　吴接下了这个担子，在这一年多里，国民党实现了空前大团结，并接连赢下“立委”和“总统”选举。吴伯雄对跑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的记者开玩笑说，因为实在太团结，所以没新闻，对不起大家了。

　　2008年5月，“胡吴会”在北京举行。这也是1949之后，国民党主席首次以“执政党”领导人身份与***总书记会晤。

　　当胡锦涛感谢台湾同胞“天灾无情人有情”时，他报以——“谁都不能保证没有天然灾害，但可以透过人为的努力保证没有战争”。

　　面对马英九当选后的“党政分离”趋势，吴伯雄再一次发挥圆融的政治手法，强力团结国民党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维系国民党的影响力。

　　身处海峡这一边的人们很难想象，中国国民党主席在今天的台湾会没有公车，请客要掏个人腰包。

　　事实却正是如此——吴伯雄说自己是“国民党的最大义工”，他坐的车、请的司机，都是自己出钱，身边没有保镖；选举时帮马英九去拜票请客，经常得自己掏腰包买单；选举要打广告，国民党没钱支付广告费，他就得动用人脉“替马英九磕头”。　　权力道路

　　今天的国民党需要一次彻底变革是台湾人的共识，但为什么吴伯雄会成为二次“政党轮替”的掌舵者，是什么将他提升到权力顶峰？

　　事实上，吴伯雄的崛起与台湾光复后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崛起印证了国民党政府来台60年统治势力的变革：从军事强人蒋介石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再到国民党籍的台湾本土派李登辉，最后到民进党的陈水扁，台湾逐步走向一条本土化之路。

　　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传统文化、国民党政治伦理、日据时代的遗留痕迹、美国榜样的影响以及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诸多力量交杂在一起，让台湾的今天看起来格外迷离：它既是华人民主政治的样板，又是民主乱象的极佳代言人。

　　理解台湾的今天以及之前的历史，吴伯雄是一个极好的样本，而他的历程也诠释了岛内政治时代的变迁。

　　台湾“行政院”系统内有一个部委，叫做“客家委员会”，其目标是“复兴日渐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续客家传统文化命脉，打造台湾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

　　客家人占台湾人口的13%，是岛内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台湾最知名的报人司马文武(注：即江春南，陈水扁两次“总统”就职演说稿起草人)对陈水扁贪腐事件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阿扁是一个穷小子，一辈子靠自己的努力打拼上台，一旦得势加上有吴淑珍那样一个老婆，在金钱面前很难把握住自己，所以真正的政治一定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贵族才能玩的，因为他们在金钱面前不会那么容易被击倒。

　　吴伯雄就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他出生在桃园县中坜市一个客家望族。吴家的产业包括新竹中小企业银行、第一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彰化银行、桃园汽车客运公司、新光人寿保险等企业。吴家还投资了中坜医院、新国民综合医院、新生医院、中台实业、南庄煤矿、新竹茶叶公司、至德投资、优美集团、信东化工、为邦实业、为邦租赁等。

　　家产雄厚成为吴伯雄进军政坛的一大优势，当选桃园县长后，父亲每月都给他一笔“生活补助费”，让他做官没有后顾之忧，即便交际应酬多，也能够应付自如。

　　直到今天，两个儿子又先后从政，吴伯雄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让儿子能够不担心家用，一心为民服务，当然这也是为了让儿子们尽可能杜绝贿赂。

　　吴的祖父吴荣隶为前清秀才，曾在中坜兴学，设立私塾，桃园一带老辈读书人多是他的朋友或弟子。吴老先生有八个儿子，而其中有四个医生。在日据时代，医生地位崇高而且待遇好，一下子带动了吴家的兴旺。

　　在那个时代，医生从政有着特别的优势：除了济世救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很多医生担任公职，不用与人争，都是被大家拱出来的。

　　吴伯雄的大伯父吴鸿森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后来一面行医，一面从政。在台湾光复初期，吴鸿森是台湾政坛颇有声望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县参议员、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省政府委员。

　　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毕业于台北医学专门学校和日本九州大学，是医学博士，后来进入政坛发展，由医师药剂公会推选为县议员，并连任三届县议员，还担任过桃园县长。

　　这时，吴家有两兄弟同时进入县议会，这在台湾桃园、新竹与苗栗地区(当时属于一个县)来说是首开纪录，也标志着吴家在地方政坛有强大的力量。

　　吴伯雄的母亲林访兰娘家是苗栗望族，也称得上是政治世家。林访兰长兄林为恭(吴伯雄的大舅)，曾任“省议员”及第四、五届苗栗县县长。林访兰另外两位兄弟林为宽、林为梁也曾分别担任过“省议员”。

　　政治世家、望族这样的词汇并不是吴伯雄乐意看到的，他更愿意说自己是书香世家。他的兄弟姐妹及晚辈当中，博士就有十几个，尤以姐夫宋瑞楼院士学术成就最高。家族聚会时，父亲对已经是“内政部长”的他说：“不要看你官大，但论起贡献哪里比得了你姐夫。”

　　父亲也会宽慰这个儿子：“伯雄虽然学历是最低的，但是他对社会上的事情还是最了解的嘛。”

　　1962年，吴伯雄从成功大学工商系毕业，服预备军官役一年，还被指定为“国防部三民主义巡回教官”，锻炼了他日后面对群众演讲侃侃而谈的良好口才。

　　几年前，他去厦门参加台湾农产品推介会，在会上一张口就语出惊人：“40多年前，我就在这附近。”——那时的他正好在金门服役，手中的几个炮口就对着对岸的厦门。

　　1968年，台湾选举条例改变，规定“省议员”要高中以上学历。这给了29岁的吴伯雄一个参政的机会。

　　在家人的鼓励下，吴参选桃园县第四届“省议员”。凭借雄厚的家族实力，他顺利当选，正式进入政坛，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议员”。

　　1972年，33岁的吴伯雄当选桃园县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县市长。此时，他的父亲结束县长一职刚两届。

　　吴伯雄开过一个玩笑：“我母亲是最有福气的，因为她跟三个县长睡过觉。”——“我的母亲林访兰，她的丈夫吴鸿麟与儿子吴伯雄前后担任过桃园县县长。我母亲的大哥叫林为恭，曾任苗栗县县长，他们兄妹是我外祖母床上带大的。你们看，我母亲不是跟三个县长睡过觉吗？”

　　那时吴伯雄的最大希望是要摆脱“吴鸿麟儿子”的标签，因为父亲做医生时对穷人免费看病，很多乡亲都是感恩于他的父亲才投票给他。

　　他一定能理解立志从政的儿子们的想法——今天，他的两个儿子也希望摆脱“吴伯雄儿子”的标签。

　　县长任内，吴伯雄出手不凡，尤其在工业发展和交通建设方面。中坜工业园区就在他的任内完成，桃园国际机场征地1000多公顷，他也能推动完成。

　　不过吴也坦承，在今天的民主时代，再想要征用那么多公顷的土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世家子弟出身的吴并不缺少务实的政治才干：当时的“省主席”谢东闵因为工作经常要从台北跑到台中，吴伯雄就利用自己同学当列车长、站长的优势，一旦有事汇报，就让同学安排谢东闵隔壁的位子。就这样，他可以在桃园站上、中坜站下，如果事情多一点，就新竹站下，谈公事直到谢点头为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上级首长留下了“能员”的印象。

　　这时的台湾政坛也在发生着变化。大权在握的蒋经国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提拔年轻有为的台籍人士进入政坛。

　　蒋经国计划培养吴伯雄为财经官员。1976年，吴伯雄出任最大的省营事业公卖局局长，同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11届中央委员，开始了他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公卖局虽然是一个官办机构，但也是当时台湾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营烟酒。

　　学工商管理出身的吴伯雄在公卖局大胆实行改革，用市场的观念来营运烟酒事业，还把很多酒厂从市区迁出，更大胆地改变公卖销售模式，不惜得罪相关人士。

　　公卖工作也锻炼了吴的国际视野，比如公卖局要大量购买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烟草，因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注：美国著名保守派，曾因对台军售和李肇星打过笔仗)的选区就在北卡。

　　4年后，吴伯雄因“公卖局假酒案”提出辞职，尽管受到“省主席”林洋港与蒋经国的挽留，但还是坚决回到家乡任新竹中小企业银行董事长。

　　吴伯雄说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段日子，事情不多而口袋里的钱很多。

　　两年后，蒋经国在“总统府”找他聊天：“可以了吧！玩够了吧！年纪轻轻的，不要做生意了！”

　　蒋经国的一句话让吴走进了国民党中央，接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主任。

　　两年后吴担任“行政院”的“内政部长”，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吴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任中常委。

　　这时的“内政部”是首席部会，而且正逢蒋经国推动民主化时期。开放集会游行、开放到大陆探亲、开放组党、通过《国家安全法》、取消回台黑名单一系列民主化举动，吴伯雄都有参与其中。

　　早几年吴伯雄要到香港去还被拒绝，因为香港方面认为“内政部长”是特务头子。吴伯雄碰到前特首董建华后感慨：“你们香港人应该对我很熟悉才对啊，香港入台的证件都有我的签署，我让上百万人次的香港人到台湾，为什么我自己却不能到香港去？”

　　正在他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之时，1988年7月，吴伯雄却从“内政部长”调任台北市市长。“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安慰下属时说“这是李登辉‘总统’的意思”。

　　在市长任内，吴在政绩上有着不错的表现，进一步奠定了政治人脉关系。

　　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出一个台湾政治人物发迹的诸多要素：家族是桃园望族；从民意代表到“部会首长”再到党务高层，政治历练完整；加之身为本土客家人，还兼任台湾最大佛教社团——佛光山的会长。

　　以这样的经历和身份，再配以豪爽、善交朋友的性格，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只有他能主持国民党大局了。

　　1994，天王山之战

　　当了两年台北市长后，吴伯雄又重新接任“内政部长”。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台湾政坛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吴的目光开始投向1994年举行的台湾“省长”选举。这也是首次民选台湾“省长”一职。在此之前，他曾经争取过“省主席”(最后一任官派)，却被李登辉调剂给了宋楚瑜。

　　1993年8月国民党十四大上，吴以第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可见其在党内的声望；同时在多次民意测验中，吴伯雄均受好评。

　　选“省长”首先面临党内提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伯雄毫不掩饰地说：“到目前为止，民选‘省长’绝对是我唯一的选择。”

　　此时的宋楚瑜也公开表示要竞选民选“省长”，而且精心布局打造阵势。面对强敌，吴伯雄喊出“上山下海，就算只剩阿里山，也要选到底”的豪言，并针对李登辉明显偏向宋楚瑜的布局，顽强地声明：“不要还没开运动会，颁奖典礼就先举行了。”

　　身为“总统”和党主席的李登辉最终还是做出了“弃吴保宋”的决定，并且找到吴伯雄的父亲劝他退选，并向吴的父亲允诺：“伯雄就交给我好了。”

　　外界这时也有一种说法：李登辉用彻查吴伯雄家族产业相威胁，逼迫吴伯雄父亲劝退儿子竞选。

　　师父星云大师也告诫他：“退一步海阔天空，人生何必过得这么苦，本来圈子就这么大，你自己划一个小圈圈，把自己蹲在那里干什么呢？”

　　最终，吴伯雄选择了放弃，宋楚瑜隔日即到“内政部”感谢，吴伯雄大方接待，陪着宋楚瑜在“内政部”拜票，还说：“我今天心情好极了，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世事难料，宋楚瑜当选“省长”后3年，李登辉“冻省”的举动，使宋的政治生命大受打击，而代表“总统府”抚慰宋楚瑜的人就是吴伯雄。

　　为安慰吴伯雄，李登辉于同年底任命他为“总统府秘书长”。1996年6月，吴伯雄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成为党内大佬级人物。2000年出任国民党副主席，2005年国民党党主席直选，马英九当选，请吴伯雄任第一副主席。

　　长期以来，吴伯雄一直和李登辉之间保持着亲密的互动关系，二人均是福建永定同乡，吴的才干也得到李登辉的认可。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期间，吴大胆提出把“国防部”从“总统府”迁出，理由是“民主国家”内，“总统”办公室旁边是军方办公室不适当。

　　转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吴伯雄开始考虑国民党的改造，在他的任期内，国民党“党”“政”很难分开，甚至在党内还设有“大陆工作会”，在木栅设有游击队训练基地，专门从事去大陆刺探情报。

　　在吴伯雄看来，国民党必须要从“革命政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不然如此多党工的薪水国民党就吃不消，必须向西方民主国家学习，走精简党工、精简专职的方向，要让义工成为政党的主要力量。

　　在他任期内，第一次推动党工大规模裁减，而今天担任党主席后，更是不遗余力，要让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党彻底摆脱“党产”的困扰。

　　1994年的“省长选举”对吴伯雄来说无疑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宋楚瑜凭借这次选战的胜利一举奠定了政治基石，迈向台湾最高层。直到今天，台湾人仍对宋“省长”全省“走透透”的做法心存感念。

　　倘若吴伯雄能够赢得这次提名，以自身实力加之国民党的影响力，极有可能问鼎“省长”宝座，并借此迈向2000年的“总统”大选，然而李登辉的最终选择，让他在壮年时期失去了登上最高峰的可能。

　　尽管和李登辉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芥蒂，但吴伯雄依然保持着对李的尊敬。2008年5月20日“总统”就职典礼上，当李登辉在典礼前十分钟才赶到会场时，吴伯雄立即上前寒暄，而连战并没有起立，只是微微点头致意。一旁的宋楚瑜目视前方，完全无视这位当年情同父子的“李总统”出现。

　　身段柔软的政治整合者

　　吴伯雄纵横台湾政坛40年，虽几起几落，但一直屹立不倒，这和他圆融的处世手法有着很大关系，台湾政坛上都尊称一声“伯公”。

　　这种台湾特色的圆融里既有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沿革，比如维护团结的表象、不撕破脸皮，也有着现代议会斗争的种种手段，拉一派打一派，实现本方政治势力的最大化。

　　2005年，马英九和王金平竞选国民党主席，双方结下心结。

　　为避免两败俱伤，大年初二，吴伯雄以礼佛的名义，邀请马、王齐赴自己老家中坜禅净中心共进晚宴。上香行礼后，晚宴开始。在吴伯雄的怂恿下，王、马二人当场喝起了“交杯酒”。吴又趁机起哄，要把二人送入“洞房”。

　　为了营造“马王合”的气氛，禅净中心的墙上贴了星云大师“退一步逍遥自在，让三分吉祥平安”的对联，而横批是“诸事圆满”。

　　当年，李登辉就是在此地劝退了吴伯雄竞选“省长”，吴此时不惜现身说法，力劝二人团结，终于使二人达成“不管谁最终出线，都首先征询对方是否愿意出任副手”的承诺，在台面上维持了国民党的团结形象。

　　2007年5月31日，王金平正式宣布婉拒马英九请其担任副手的邀请，但他强调说：马王虽然不搭配，但马王合作非常重要，谢谢吴伯雄的诚意，保证会全力配合马英九，争取使国民党在2008年胜选。

　　2007年，吴伯雄和王金平代理人、“立委”洪秀柱竞选党主席(补选)，他力主打一场高格调的选战，坚决避免“赢了选举，失了人心”。

　　开票当日恰逢洪秀柱生日。确定胜选后，吴特地提着蛋糕到国民党开票中心为洪秀柱祝寿，两人也热烈拥抱，营造团结气氛。这与马、王2005年党主席之役后反目、嫌隙不断扩大形成鲜明对比。

　　就任党主席后，吴立刻指定连战心腹林丰正为第三副主席，掌“立委”初选、不分区立委提名事宜。这等于让连战也参与党内权力分配与资源重整，巧妙平衡连、马势力。“胡吴会”期间，吴伯雄唯一指定让中常委连胜文(连战之子)同行，表现出对连战的尊重。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自美返台，吴伯雄亲自到机场迎接，给足了宋楚瑜和亲民党面子。之后又承诺将在“立委”选举时给亲民党预留六个选区。不但部分化解了宋、吴当年因争“省长”而产生的心结，而且为未来国亲合作打下了一块基石。这也与之前马英九吃定亲民党、逼走宋楚瑜形成鲜明对照。

　　吴伯雄的长子吴志扬举行婚礼时，吴低调处理，并没有大宴宾客，而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不请自到来祝贺，陈说自己是为学弟庆贺(两人都是台大法律系毕业)，本意确是向吴示好，也可见吴伯雄的好人缘。

　　在当下台湾，宗教的影响力非常巨大，以会“分身术”为噱头的神棍宋七力，信徒曾高达二三十万人，连谢长廷都是其信徒，谢的太太游芳枝更以“编撰伪书牟利”而被起诉。最后在台北市“议员”璩美凤(注：后因色情光碟事件而闻名)的指控下，宋七力被判刑7年，其后台湾“高等法院”居然认定宋七力的行为属于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刑罚。

　　吴伯雄师父星云大师主持的佛光山是台湾第一大道场，不但在全球华人世界拥有百万信徒，更大力兴办各种实业机构、公益机构和教育机构，甚至有人把其列入台湾十大企业。

　　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在台湾政坛也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在“核四”事件中他带头支持民进党，与陈水扁互动密切，而在2006年倒扁风潮中，又特别呼吁陈水扁下台。

　　作为佛教徒，吴伯雄常说的一句话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他也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定为继续传播佛教。

　　国民党失去台湾“政权”后，历经连战、马英九、吴伯雄三任党主席，台湾媒体曾比较三任主席召开中常会的风格差异——连战主持的风格是一板一眼的“行政院会”；马英九事事交代、人人响应的主持风格则有如“市政会议”；到了吴伯雄手中，则变得颇有些轻松幽默。

　　2007年4月25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国亲协议案，由于许多常委对亲民党的“挟持”做法有意见，一开场气氛就上了火，黄昭顺劈头骂亲民党，秘书长吴敦义站起来说：“国民党是泱泱大党，要用最好的器度对待亲民党。”

　　黄昭顺回说：“吴志扬刚刚跟我咬耳朵，说泱泱大党是遭‘殃’的‘殃’啦！”坐在主席台的父亲主席吴伯雄马上对儿子、中常委吴志扬说：“志扬，你今天不用回家了！”引发全场哄堂大笑，黄昭顺也笑了出来。

　　她回过神来，立刻又高声质疑国亲签协议“根本是马关条约”，不料吴敦义马上指着台下的副主席关中说：“关在那边。”关中则慢条斯理说：“我在，可是马(英九)已经不在了啊！”台下再次爆笑。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0:58:48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转帖]

作者：杨文裴小敏主编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赵映林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最终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被捕四次。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安徽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同时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后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那天，胡适越想越气，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真不要脸！”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众多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经各方人士合力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终以“罚洋一百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陈独秀获释。

胡适第二次营救陈独秀时，陈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胡适在政治上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可胡适只以友谊为重。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胡适在陈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又找在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请他无论如何要为陈案出点力。胡适还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胡适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刘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8月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四百银洋了结此案。

陈独秀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后，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以致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竭力主张“迅予处决”。胡适不顾压力，一方面联合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以使案子公开化，可请律师辩护。另一方面，他请私交甚笃、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联络，并与蔡元培、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执委，胡、陈在北大的学生)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1）帮助个人；（2）监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在会上他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一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要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四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颇有鲁迅所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胡适曾联络安排陈独秀去美，因陈不肯而作罢。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向早期回归。胡适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变得与胡适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联系邓小平的相关讲话，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25:48

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转帖]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3週年

　　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咱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万人敬仰的伟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土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l至 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外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当时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月初杭州会议，毛主席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主席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1958年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之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孤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连毛主席都说过，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你必须等待多数人或高贵者的觉醒。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经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深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I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摘自《红色经典》文/梁衡）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26:40

中日浙赣大会战内幕[转帖]

　　1942年,发生在我国东南地区的中日浙赣大会战是继淞沪大会战、武汉大会战之后的又一次悲壮、惨烈的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精锐部队合70多万人,也是日军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第二次使用这么多的兵团作战(第一次为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140个大队,浙赣会战动用地面部队82个大队,达20多万人)。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对这次会战的起因、经过、结果鲜有披露,尤其是日军在大会战中使用了毒气、细菌一事更是鲜为人知……

　　一

　　1942年4月18日中午,在暖融融的阳春气氛中,日本人正在快乐地午餐。日本军队在奇袭美国珍珠港的成功及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胜利所带来的大和民族的自豪感,时时在日本国民脸上显露出来。
　　12时15分,突然,天空中响起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架大肚子飞机贴着房顶迎面冲来,一张张令日本人厌恶的白种人的面孔从机窗露了出来,不时地向下张望。随着“轰,轰”的巨响,没等日本人回过神来,那些大肚子飞机飞上半空又缓缓落下,机上的机关炮像魔鬼眨眼似地闪烁,一路扫射过去。
　　东京的防空警报终于开口大叫起来,霎时间,整个东京都是怪叫的警报声,全市一片混乱,市民们惊慌失措,抱头乱窜。
　　这些美国飞机像平地刮起一股旋风,把日本人精心装饰的太平世界搅得七零八落,他们从水户方向飞来,席卷了千叶、东京、神户、横滨、名古屋……
　　日本飞机慌里慌张起飞迎敌,终因美机飞行技术高超,超低空飞行,无法跟踪追击,日本的防空高射炮对这批身怀绝技的美国佬,难以捕捉目标而显得无可奈何。美国飞机在其大半个日本领空恣意乱转,扔炸弹、丢燃烧弹、打机关炮。
　　三个多小时之后,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机关炮倾泻完了,才从日本南端的九州上空向中国大陆遽然离去。
　　日本海军部里吵成一团:这些美国飞机从何而来?到底有多少架?有的报告说是五架,有的说是十几架,有的报告说是近百架。有的猜测是从美国本土横跨太平洋而来,但马上被否定了,因太平洋太宽,当时任何飞机都不可能飞越漫漫无际的太平洋;有的说是从阿留申群岛来,也不是,因为日本海军早已对其进行严密监视,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动静。日本陆军部认为这批飞机是从太平洋上某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但海军部却坚决不认账,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海军一直向国内频频报捷,并多次宣布把美、英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仅有的一点力量也被日军赶得远远的。海军还倒打一耙,说袭击东京等地的美国飞机是从陆上飞来的,因为飞机空袭后,飞向中国大陆,只有从大陆起飞,才能安全返航,况且1938年,中国轰炸机曾在日本本土撒过传单。
　　美机从中国大陆起飞的说法占了上风,日本陆军感到汗颜。

　　二

　　美国飞机其实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切都出人意料,充满了神秘的冒险色彩。
　　原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几乎被全歼。当天,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誓,要报仇雪恨。为了鼓舞美军士气,在罗斯福总统的策划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袭击日本本土,并组织了一支由18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的陆军远程轰炸机队。挑选曾数次打破飞行速度的海军中校詹姆士·杜立特(实为海军少将)为队长。
　　杜立特的轰炸机队由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秘密运至日本东海海域,飞机起飞后该航母就悄悄返航,因此美军轰炸机队从何而来就显得神秘莫测了。
　　奇袭日本取得圆满成功。杜立特率领的轰炸机队朝中国大陆飞去,于当天晚上,大部分飞机分别降落在江西玉山、浙江的衢州、丽水、广西桂林等机场。但有一架飞向海参崴也安全着落,一架在浙江象山海面不慎坠落,三名飞行员葬身大海,还有一架搞错了方向,于18日夜晚降到南昌机场,五名机组人员被日军俘虏。
　　19日中午,对美军飞机来路仍摸不着方向的东京日军大本营,得悉俘获五名美军飞行员,立即命令日军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严加审讯,查清飞机起飞地点。这五名飞行员当即被押送到南京,由日军总司令俊六亲自组织审讯,并动用了各种刑具。美军飞行员忍着拷打折磨的疼痛,一个个吊儿郎当地“乱供”。有的说是从中途岛的海哀尔(法国地名)岛起飞,有的说是从莫莱尔(西班牙地名)岛起飞……
　　日军俊六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供词”,如数电报东京大本营。大本营陆军部对这些供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还是摸不着头脑。
　　原来被认为世界上最自私的美国人,其自我牺牲精神倒是很顽强的。杜立特在出发前,上司曾交待过,在未脱离日本军队攻击范围前,绝不能暴露起飞地点,否则日军得知轰炸机队是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那么美军“大黄蜂”航母就可能遭到日军的毁灭性打击。
　　这几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日本法西斯的严刑拷打下,誓死不吐露实情,使美军航母得以安全脱离险境。
　　4月21日,五名美军俘虏被押送到日本东京。日军在连续进行四天四夜的突击审问后仍一无所获。后来,这些美军飞行员确信航母已安全返航后,才说出真正起飞地点,日军感到受了愚弄,不禁恼羞成怒,便将他们杀害了。
　　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杜立特这次空袭成功,今后,美机还会以航母为基地轰炸日本,然后飞向中国大陆,同时他们得到可靠情报,中国空军在美、英帮助下正在重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赣东的玉山、浙西的衢州、丽水等机场对日本的威胁最大。

　　三

　　日军大本营决定轰炸浙西、赣东机场群,于是从菲律宾抽调飞行第62战队到南京,从马来西亚抽调飞行第90战队到广州,同时又将飞行第84中队主力调至广州,由中国派遣军指挥。从4月19日开始的一个月内,日军轰炸衢州机场达59次,丢弹1341枚,4月25日开始对江山、上饶、广丰、玉山等地进行疯狂的轰炸,中国军民死伤达七万余人。

　　日军大本营觉得仅用空军轰炸还不够,又派步兵从陆路进攻,以达到彻底摧毁东南一带机场群的目的。
　　4月30日,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以步兵40多个大队的兵力配合航空兵作战。
　　俊六接到命令之后,认为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主力才是心腹之患,歼灭其主力才是当务之急,于是这个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的总司令官按着自己的构想,调集了步兵82个大队为基干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沿着浙赣铁路的东西两段,以夹击的态势,企图一举歼灭第三战区的主力部队。虽然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40多万军队,但无空军、海军配合,加上部队分散,形成不了攻击力量。
　　5月5日,东线日军第13军所辖的第10、第22、第15、第16、第32共5个师团及40师团的河野旅团合57个大队从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
　　5月31日,西线的日军第11军所辖的第3、第6、第34、第68共4个师团合25个大队沿浙赣线向东攻击。日本海军驻九江、南京、安庆部队同时在长江中下游配合作战。
　　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开始的战略意图是以小股兵力配置在浙赣线西段,阻止和迟滞日军11军的进攻,战区主力部队集中在浙赣线东段的金华、兰溪一带,相机与敌决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退到浙赣线东段之两厢,开展破袭战,袭扰其13军后方。
　　会战第一阶段,日军进攻神速,仅九天时间就推进到金华外围,对三战区主力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形成合围态势。三战区阵地上遭日机轮番轰炸,加上梅雨季节,部队伤亡惨重。这时顾祝同权衡双方兵力,认为敌处于优势,气势汹汹而来,锋芒毕露,若在金华、兰溪地区决战,大为不利,遂命令在金华地区的第10集团军向衢州突围转移,仅留第88军在金华、兰溪一带阻击,迟滞敌人,以便主力部队在衢州、江山一带寻找战机。
　　5月25日,日军未觉察第三战区主力已转移,仍按原计划以四个师团的兵力向金、兰地区进攻。第88军全体将士在山岳水网地带和敌人进攻的线路上,大量埋设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狠狠打击进攻之敌,迫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四天四夜,始终未能撞开第88军的防线。战斗惨烈程度可用尸堆成山、血流成河来形容了。整个阵地弹落如雨,一片火海。面对着号叫而来的敌军,杀红了眼的第88军指战员在子弹打尽的情况下,毅然端着刺刀,捆起手榴弹,与敌展开肉搏战。当时全军的战斗动员只有两句话:“受命之日忘其家,出征之日忘其身”,他们保家卫国,血洒疆场,显示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月28日上午,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带领司令部参谋及副官骑着高头战马,亲自到兰溪前线督战。酒井一行在兰溪北面3公里处,战马踏响地雷,连人带马坠入血泊之中,其左腿被炸抛出半空,接着附近接连有人触响地雷,随行的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人命丧黄泉。
　　酒井师的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陆军军部声称:“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5月29日,日军主力与我军血战五天五夜后夺取了金华与兰溪,这时他们发觉扑了个空,不但没有围住第三战区的主力,就是伤亡过半的第88军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5月30日,日第13军弄清“敌第三战区主力在衢州附近,显然是进行顽强抵抗”,俊六于是命令日第11军从东乡地区加快向东进攻,日第13军从金华地区向西进攻,两军在衢州地区夹击,企图一举歼灭第三战区主力。
　　日军原定6月3日包围衢州的中国军队,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倾盆,衢江及附近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暴涨,恶浪汹涌。暴雨连下了三天三夜,远道而来的几十万日军刚发起攻势,便被浇成落汤鸡,重武器施展不开,各路大军受阻,江河上的大小桥梁早已被中国军队炸毁,民船也坚壁清野。日军冒着瓢泼大雨与中国军队苦战五昼夜,付出惨重的代价扑进衢州。但中国军队主力早已突出外围。
　　日军千里劳师,连续扑空,损兵折将,其战略意图受挫。于是,日军在占领区大肆“清剿”,以屠杀百姓复仇。据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因受杜立特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群的作战。最初计划投入40多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撤退,7月末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82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铁路的附带任务,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其作战规模相当原计划的三倍。由于突然发动作战,不容选择时机,在雨天的恶劣条件下作战,部队甚为疲劳。这是日本军才能完成的艰苦作战。但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更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四

　　浙赣大会战,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在这次大会战中,日军伤亡45661人,而中国军民死伤却在20多万人以上。如在衢州保卫战中,中国士兵阵亡1万多人,日军占领衢州期间,民众被杀2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5万多人,房屋被毁10万间以上;再如日军攻占江山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对贺镇、大贝坑、湖前的老百姓进行疯狂的报复,三地有27人被杀,358间房屋被烧;日军从浙江江山进入江西,攻占广丰县的排山镇,原来这个有2000多户的繁华集镇,顿时火海冲天,被枪杀的群众达300余人;在玉山县飞机场周围的9个自然村的老百姓全被杀绝;在上饶县的皂头、田墩,来不及逃走的200多老弱病残者被活活投入火海里。
　　衢州一带的机场群被彻底破坏。玉山、丽水机场的跑道被挖成无数纵横的大沟坑,机场附近的居民住宅均被炸毁或拆除。尤其是衢州机场,日军破坏达两个多月,不但破坏机场全部设施,而且引江水淹没,并在水闸、河堤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日军攻占衢州机场后,将被俘官兵7000多人用麻绳连成一串串,驱赶到机场搜地雷、挖壕沟。几日之内,又将近千中国人填入机场的沟堑里。除此之外,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掠夺大量的萤石矿及其他战略物资,撬走了200多公里长的铁轨,全部运到沈阳制造武器。特别骇人听闻的是浙赣会战中,日军的731部队和容字1644部队使用了毒气和细菌武器来残杀中国军民,制造了一系列令人恐怖的疫病……
　　浙赣会战之前,美国曾声称派三个大队的飞机协同作战,但整个会战中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出现在浙赣上空。美国策划空袭日本之前,怕中国方面不能严守秘密,直到执行前一周才告诉中国政府。蒋介石接到美方通知后(即美军即将空袭日本本土,其飞机将在浙省等机场降落),当即“要求美军轰炸机队暂缓出击,俾得集中军队,保护各该机场”。不料,美国无视中方意见,依然我行我素,把战火引向中国,加重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宋美龄曾愤恨不已地说:“杜立特之空袭,为美国增光荣,然受牺牲者实为中国。”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4:47:22

武学大师叶问的真实人生[转帖]

叶问正在教授李小龙（右）咏春拳。

银幕上，一个中国男子，个子不高，穿一袭长衫，面容清秀俊朗。面对十个日本人，他施展开急速凌厉的拳脚，—气呵成，煞是威风。电影院中的观众忍不住拍手叫好——这部电影就是在2008年底掀起了一股功夫热潮的《叶问》。影片中甄子丹演绎的咏春拳，沉稳大气，收放自如。

咏春拳真的这么厉害吗？真实的叶问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叶问（1893-1972年），本名叶继问，是广东佛山的富家子弟，在家族中排行第二。叶家祖居佛山福贤路“桑园”，占地甚广，大屋连绵达数条街道。

佛山是清代岭南一带的武学中心，洪拳名家黄飞鸿、咏春拳王梁赞、铁血捕头冯少清等都出自佛山。

叶问7岁起便拜咏春拳王梁赞的高足“找钱华”（即陈华顺，因为他入门前以钱银找换业为主，人称“找钱华”）为师学习咏春拳。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对这个年幼的弟子极为疼爱。叶问13岁时，陈华顺去世，临终前着意嘱咐大弟子吴仲素好好照顾叶问，帮助他学成咏春拳。于是，叶问转到吴仲素拳馆继续学艺，随吴仲素苦练3年。

16岁那年，叶问前往香港读书。当时正值清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在学校里，英美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叶问个子矮小（约1．63米），相貌清秀，更成了他们欺负的对象。谁知叶问奋起反击，将外国学生打得抱头鼠窜。后来，又有外校一些学过拳击格斗的外国学生过来挑战，都被叶问打得一败涂地。渐渐地，叶问的功夫便名声在外了。

一日，有位老者找到叶问要求 “讲手”（比试武艺）。叶问毫不犹豫便应战了。但是这次他使尽浑身解数，均被老者于轻描淡写间一一化解，而叶问竟然连对方的招式也无法看清。叶问沮丧地坐在地上。这时，老者开口问道：“你是找钱华的徒弟吗？ ”叶问大为吃惊。老者说：“我叫梁壁。”叶问如梦方醒，原来他是师公咏春拳王梁赞的儿子——人称 “壁先生”的梁壁。从此，叶问便在香港跟随师叔梁壁继续学习咏春功夫。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壁，回佛山继承祖业。他时常与佛山一带的武术同仁切磋交流，咏春拳技亦臻入化境。

叶问除对咏春功夫有高深的造诣外，还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常用力学原理、几何角度去解释拳法。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继。

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但叶问断然拒绝。宪兵队遂多次指派高手与叶问比武。这些所谓的比武都是在日军的枪口下进行的。很多人劝叶问认输算了，但叶问将生死置之度外，把那些日本高手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听说日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叶问便到外地隐居起来。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才再次回到故乡佛山，在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负除暴安良的工作，曾亲擒劫匪。后又在广州市担任南区巡逻队长一职。

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认识了饭店公会理事长梁相。梁相也是武术爱好者，他拜叶问为师，学习拳法，并请叶问在九龙的饭店公会公开传授。由于求学者众多，叶问再三扩大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时段，到多家武馆执教。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22年，叶问不但在港澳台地区将咏春拳发扬光大，更将咏春种子撒落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生前培养出了梁相、李小龙、黄梁等一班出色弟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界，叶氏门下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外，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等人均可算是叶氏传人。

叶问弟子中最出类拔萃者，当属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

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最初，由师兄黄梁（电视剧《李小龙传奇》里大师兄“忠良”的原型，原为一拳击高手，上叶问武馆“踢馆”被叶问击败后拜入其门下）指导他练习。黄一开始见到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

奇怪的是，半个月后，李小龙又回来了。经黄梁细问才知道，几天前他在外边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得晕了头，情急之下李小龙想起刚学到的咏春“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对手。李小龙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常令路人侧目。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越洋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奇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不知其中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

叶问平时举止斯文大方、潇洒倜傥，看不出是武林高手。他不大喜欢说话，连他自己也承认，“口才不大好”，若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几句，他便会感到“口干舌燥”。

除了练武之外，叶问喜欢和三五弟子或好友在茶楼饮茶。此外，偶尔会打几圈麻将。仲夏之时，叶问喜欢看斗蟋蟀，广东的蟋蟀非常勇猛善战，两蟋蟀可以大战数十回合，有的蟋蟀的腿都被打断了，仍然勇猛搏杀。看斗狗是他另一爱好，叶问看斗狗，多是与另一武林高手同去，他就是蛇形刁手梁家芳，他与叶问同乡，可说是至交。

1972年，叶问逝世。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一代宗师。

其子叶准、叶正继承父业，致力于向海外推广咏春拳术。目前，叶准及其弟子在世界60多个国家组织有咏春拳会近3000家。

（摘自《环球人物》1月上作者咏春门第八代传人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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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 发表于 2009-8-29 15:01:51

国民党金圆券行世始末[转帖]

　　1948年,国民党政权因东北战场的失败,国统区通货膨胀加剧,局势动荡不安。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金圆券便如一根救命稻草,随着设计者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而浮出了水面。

　　策划于密室

　　王云五是我国出版、学术界名流,188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一农家,幼时只读过五年书,靠自学成才。他早年当过教师。胡适、杨杏佛、朱经农皆是其学生,胡适终生对其执弟子礼。1912年王云五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以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1921年经胡适推荐入商务印书馆,历任要职直至总经理。1938年,王云五以社会贤达、文化界代表步入政坛,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参政员、经济动员策进会滇黔区主任、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48年5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王云五上任伊始,确有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治国平天下”、稳定时局的美好愿望,对于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他十分慎重。在查询、研究了大量资料后,便埋头苦干,秘密草拟了一份《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这就是金圆券构思的雏形。7月初,王云五将方案提交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审阅。翁院长十分谨慎,特约王云五去见蒋介石。王当面向蒋逐条申明理由,请蒋定夺。蒋介石认为,“法币日跌,钞票发行日增,致钞票来不及供应,势非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遂对王的方案表示原则上赞同。为稳妥起见,蒋当即指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及三名金融专家协助翁、王详加研讨,并拟定相关办法,然后实施。同时特嘱:“币制改革,牵涉经济利益,举措步骤,要严加保密。”
　　于是,王、翁、俞及三名专家在7月间,不避酷热,逐条研讨,本着除弊兴利的原则,拟定出具体办法。7月29日,行政院长翁文灏邀请外交部长王世杰及研讨人员,同上莫干山请示蒋介石,整个改革方案始成定局。
　　币制改革的筹划阶段极其秘密,参加研讨的人员总共只有八人。各种文件从起草到誉抄都由王云五一手料理,就连财政部政务次长徐伯园,也是翁院长召他商谈时才见到王云五手抄的《金圆券改革方案》。尽管王云五防范如此严密,但消息仍被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透露给同事陶启明,陶妻朱国兰连夜赴上海抛售股票。其子女亦频繁和上海朋友电话联系,幸被检查人员侦知,遂将其扣押。

　　九十天寿命

　　8月18日下午,国民党为币制改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破例请王云五列席,就币制改革方案作出说明。8月19日,行政院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币制改革,金圆券正式面世。
　　当时的币制改革,具体实施了四种办法:即金圆券发行办法;处理金银及外币国有办法;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冻结物价办法。
　　对于上述四项改革规定,亦有经济专家看出它的问题。如蒋介石所信任的著名银行家张公权,曾在蒋找他征询时指出:“物价管制与金圆券限额乃币制改革成败的两大关键,恐不出三四个月,金圆券发行即将冲破20亿。人民对法币已用惯,若对新币不信任,势必弃新币而藏货品。若如此,则物价实难控制,后果将十分可虞!”
　　然而,蒋介石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不惜铤而走险,最终将其付诸实施了。
　　《紧急处分令》公布后,王云五指派大员分赴华东、华北、华南、华中及华西严加督导。在限期兑换的压力下,国统区各界人民只好将金条、银锭、银元、外币和法币向中央银行各分支机构兑换成金圆券纸币。至9月底,全国收兑金银外币共合美元1.6亿元。9月30日行政院会议决定:“黄金美钞兑换金圆券限期延长一个月,银元兑换延长两个月。”
　　1948年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轮到中国担任主席,王云五以财政部长身份于9月20日赴美。临行前,他提请翁文灏务必认真注意改革计划每一步骤的落实。结果,10月9日王云五返抵上海时发现,短短20天里,金圆券所暴露的危机已非人力所能挽救了。
　　由于加强了经济管制,硬性规定物价统一限定在8月20日的水准上,加之督导大员的严厉监督,商界只能屈从政令,不敢涨价。但民众不信任金圆券,市场很快出现抢购风潮:先抢洋货杂品,次及米面食品,最后只要手上有金圆券,便无货不抢,社会秩序大乱。王云五拟就挽救方案,翁文灏不敢颂布实行,局势愈发不可收拾,金圆券迅速贬值,对美元的汇价由原法定4比1跌至20比1。10月,黑市兴起,明市萧条,店铺无货关门,国统区人心浮动,怨声载道,金圆券完全失去信用。11月1日,行政院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物价立马暴涨,抢购风潮席卷国统区大中小城市。商店十店九空,百姓财物两无,手中只捏一把无用的金圆券,已到了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地步。11月中旬,南京城内发生抢米风潮,当局只好实行戒严,武力弹压。至此,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已彻底失败!

　　最后的挣扎

　　面对崩溃局面,行政院曾于11月1日颁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其要点如下:每一元金圆券法定含金量由原来的0.22217公分(克)改为0.04434公分(克);取消原定发行总额20亿元限量;纯金一两由原合金圆券200元改为合1000元,银一两由原合金圆券3元改为合15元,一美元由原合金圆券4元改为合20元;准许人民私有及买卖金银、外币;由政府铸造金圆,交中央银行发行。人民以金圆券存入银行期满一年除付息外,可兑取金圆(金圆未铸成前按比率兑取黄金或银币);撤消原定金圆券不准购买外汇之规定。
　　自两个修正办法公布后,所有国人在外国资产的登记、加强经济管制冻结物价规定及整理财政计划,全部作废。11月20日,王云五和翁文灏引咎辞职,由徐可堪出任财政部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金圆券改革方案彻底被推翻。

　　11月22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金圆券存兑,各存兑处拥挤不堪,秩序混乱。当局遂下令限制:每人只能三个月存兑一次,每次不得超过黄金一两、银元24元,并须办理申请手续。限制的结果是存兑及申请人数再次激增。如上海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门前,每日凌晨至深夜,人群如蚁拥蜂攒,以至发生挤死人的惨剧。当局被迫下令暂停存兑,又公布了新的存兑办法。11月底,金圆券已跌至160元折合1美元,90元折合1个银元,7000余元折合1两黄金。
　　1949年1月16日,国民党政府又公布自17日起,废止金银存兑办法,发行黄金短期公债(定额200万两),本息均以黄金付给,两年还清,以金圆券缴购。至此,金圆券存兑办法也完全失败。1月19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辞职。
　　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金圆券已如废纸一张。国统区纷纷使用各省银行券或用实物交易,国民党军队发饷则直接使用黄金或外币。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市面通用港币,初时,金圆券1元合港币7角5分,后来跌至180元合1港元,最后又发行银圆券,金圆券5亿元折合银圆券1元。可怜,金圆券当初的印制费用早超过了所折兑的价值!当时,立法院还有人提议,向孔、宋两家举借10亿美元,以渡难关,成为一时笑谈。
　　纵观金圆券行世始末,王云五从美好愿望出发,却以惨遭失败而告终,不但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失败,也把百姓拖入了贫困苦难的深渊。对此,当时老百姓的体验是最真实不过的了:“金圆券、银圆券,把百姓的金银全刮完。国民党变成刮民党,滚他妈的蛋!”
　　回顾这段历史,实在是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5:03:21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的真实关系[转帖]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纪昀)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余沐摘编自《正说清朝十二臣》)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0:13:20

滴血认亲与中国古代验血秘术[转帖]

　　近来，关于血型话题又多了起来，如在日本，相亲求职招聘升迁，都要看血型。血型在日本如同中国人事档案里的姓别籍贯一样，是基本资料之一。

　　A\B\AB\O四种类型，在现代被发现和确定，不过百余年时间，但并不等古人不知道血型，而且重血型也不是日本人的习惯，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血型的不同与遗传关系，甚至对血液的好坏都标准，用之于祭祀。

　　如在商代，商王祭祀重要的神灵时，往往会选择白牲取血，所谓白牲就是毛色纯白动物牺牲。用人牲的血献祭时，会选择“白人”，即皮肤白皙的人（也有学者认为是“白种人”）。

　　在后来风俗中的“血祭地母”现象里，往往也会选择不同人的血来献祭。著名人类学家费雷泽在作品《金枝》一书中，便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古代风俗：在欧洲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中，祭祀地母神时便喜欢杀掉一名孕妇，取其血祭洒于地里，祈求大地丰产。同时，在古代有的地方还有用童牲血祭祀神灵的现象，这都是古人在血的认识上的反映。
　　
中国古人还很早知道血型的遗传关系，并运用之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难题。如过去民间常用的“滴血认亲”，可以看成是最原始的DNA检测法，而且有一定的准确性。

　　清代文人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11）便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其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媢，无人理。佥曰：其妇夙与其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卒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者快之。

　　此故事后来被现代剧作家范紫东改编成秦腔《三滴血》，而广为流传。但情节有很大出入，滴血认亲引出了一桩冤情。

　　“滴血认亲”手段，如果是在世的人之间认亲很好办，取各自的血合到一起便见反应；如果一死一生则较麻烦，往往要取死者的骨头，将之洗净，然后将生者的血滴入骨上，如血很快沁进骨质内，则会被认为是亲人，否则非然，这是“滴血认亲”派生出来的手段，又叫“血骨认亲”。

　　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中录有《会稽先贤传》一文，此文是三国时谢伟平所作。谢伟平即谢承，吴国皇帝孙权宠妃谢夫人的弟弟。谢文中便记载了一起“陈业滴血认亲”的故事。陈业的兄长渡海殒命，同船死了五六十人，因为尸身腐烂无法辨认。陈业仰天痛哭，后想起了“吾闻亲者血气相通”的古话，便将自己的血滴到他认为是兄长的尸骨中。怪事发生了，血很快沁入骨内，据此兄尸遂得以辨认，其它遇难家属纷纷仿效。

　　因为存在血缘关系者血液相溶的现象，并在实践中证明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古代法官常会如纪晓岚文中提到的县官一样，采取“滴血认亲”，或“血骨认亲”的手段来断案。宋代有名的刑办官员——提刑官宋慈便常用这种方法，作为断案的辅助手段，屡屡有效，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再现了当年“滴血认亲”情形。

　　中国历史上最为滑稽的“血骨认亲”事件，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竟然掘墓杀人，这也是一起荒唐的皇家丑闻。南朝梁武帝萧衍有一个儿子叫萧综，萧综的母亲叫吴景晖，本是南齐荒唐皇帝萧宝卷的宠妃。萧衍从萧宝卷夺得皇权，坐上宝座后，将萧宝卷的后宫女人也全部“接收”，戏剧性就出在这里。

　　原来，萧衍接收萧宝卷后宫时，吴景晖已有身孕，女人怀胎九月，吴景晖七个月就生了，生下的便是萧综。萧衍并没有怀疑，视之如亲子。谁想吴景晖后来把****告诉了已近成人的儿子。萧综不相信，于是将萧宝卷的墓掘开，挖出尸骨，“滴血认亲”。

　　《梁书·列传第四十九》（卷第55）是这样记载的：“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

　　新出版的《帝王秘事》比较详细地谈了萧综这件事。当时，虽然自己的血沁入萧宝卷的骸骨内，但萧综仍不相信，又残忍地杀害了一名不相干的男子，进行“滴血试验”，看结果的异同。在证明自己与萧宝卷是“亲生父子”后，萧综“自此常怀异志”，主动提出到边远的、别人都不想去的地方去任职服役。后来萧综反叛，客死北朝，萧衍又派人去盗墓，将这个“儿子”弄回袝葬于萧氏墓地。

　　纪晓岚在《槐西杂志》也曾提到了“陈业滴血认亲”一事说，但称此事收录于《汝南先贤传》之中。纪氏认为，“滴血认亲”也不能拘泥于古法，因为简单做一下手脚便能“弄真成假”——

　　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谳。

　　另外，如果想让两种没有亲缘关系的血相溶，古人也一招，将白矾调于水中，虽非父子亦可相溶。

　　说到古人验血做手脚，古代民间有一种鉴别处女的“秘术”，便是通过“验经血”来处理的：将女人的经血滴入水中，如果没有散开，而是凝结起来，便被认为是处女，否则此女已失身了。因为古人相信“处女之血，滴入水中不散而凝如珠。”

　　需要说明的，这种验血鉴别处女之术并不可信，如果有博友看了我的文字后“试验”自己的女友，就傻了，因为古人早就有招破之：如滴亲认亲一样，如果事先在水里悄悄地溶入白矾，经血也溶散，那不冤枉了姑娘？如果用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经血入器即凝，虽非处女也“凝如珠”，这不又弄假成真了，如现代处女膜修复术一样骗人？

　　现代科学已证明同型的血相溶的现象，但并非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都相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要是同型的也不凝结，这道理现在小学生都明白了。想了解的话请看一下附录中的资料。

　　附录：ABO血型的遗传规律

　　血型是遗传的，子女的血型由父母的血型所决定。1900年，现代科学家揭开了 ABO血型的遗传方式，有了血型的概念。

　　一个人的血型是由父亲的精子的血型基因和母亲的卵子的血型基因所决定，其基因的组合称为基因型。ABO血型中O基因为隐性基因，A和B为显性基因。这就是说，当O基因与A或B基因组合在一起时，只显示A或B基因的性状，即A型或B型；而A和B又互为显性基因，当A和B基因组合在一起时，同时显示A和B基因的性状，即AB型；只有当O基因与O基因相结合时，才产生O血型。

　　ABO血型共有6种基因型，由于基因间的显隐性关系，表现型仅仅为四种：O、A、B和AB四种血型。

　　父母的血型与子女的血型可能并不一致，或同一对父母的兄弟姐妹的血型不相同，这是正常的现象，是ABO血型遗传的现象。ABO血型的遗传规律是：父母的一方是O型时不会产生AB型的子女；父母的一方是AB型时不会出现O型的子女；父母的血型为O型与AB型的配合时，子女的血型不是A型就是B型，子女不会与父母任何一方的血型相同。

　　具体如下：

　　父母血型子女中可能出现的血型子女中不可能出现的血型

　　O×O O A，B，AB

　　A×O A，O B，AB

　　B×O B，O A，AB

　　AB×O A，B O，AB

　　A×A A，O B，AB

　　B×A O，A ，B，AB ——

　　AB×A A，B，AB O

　　B×B B，O A，AB

　　AB×B A，B，AB O

　　AB×AB A，B，AB O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0:17:36

天机冥冥？毛泽东最后一次生日面条全烂锅里[转帖]

　　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

　　延安时期，他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坚持不过生日。

　　步入老年后，毛泽东似乎开始注意自己的生日，但他仍旧不接受别人的宴请。只是在每年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友人聚一聚。只摆几个简单的菜和一些红白酒，与亲朋聊一聊。即便如此毛泽东的生日也不是年年都过，过法也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具有鲜明的“毛氏”特征，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60岁生日在京刚过完，江青又安排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情祝贺毛泽东六十大寿。毛泽东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对主席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他走到毛泽东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四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这次简朴的“寿宴”只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没有他的亲属。当天毛泽东就启程赴杭州，晚上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来杭州，此后又多次来到这里，他把杭州视作第二故乡。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半月，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行人员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叶子龙、江青。

　　毛泽东住下后，江青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浙江省委完全同意这个方案。12月30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赴宴。餐桌上除了酒菜外，还摆放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祝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毛泽东敬酒，他高兴地一一回敬。毛泽东平时很少喝酒，那晚却喝了不少。酒宴最后，毛泽东面前还有四杯斟满的茅台酒没有喝光，他就冲王芳说：“你喝了吧，别浪费。”王芳遵命，一扫而光。几年后，毛泽东还传话给王芳，要他少喝点酒。

　　69岁生日作诗设宴请老乡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虚岁70岁）生日，他比较看重这个生日。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紧张的。因为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政治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缓和之后，1962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些欧洲国家的****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在苏共的指挥下，发声明，作决议，结伙攻击中国****。此外，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疯狂地反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迎来他的69岁生日。“诗言志”，他把这一阶段蓄积在心中的思想情感，以诗的形式喷发出来。这天，他写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其实，这次生日毛泽东是当作70岁（虚岁）生日过的，这是中国旧时计岁的习惯。他向来对自己的生日漠然，但这次却不同。也许是想到了这是“古稀之年”，是大寿，所以他决定举办一个小型家庭寿宴，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备了两桌便饭。参加寿宴的除了毛泽东的亲属之外，他还邀请了四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三位是他的湖南老乡：章士钊（81岁，湖南长沙人，1919年就与毛泽东相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程潜（81岁，湖南醴陵人，1949年响应中共号召率部起义，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另一位是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2岁）。毛泽东考虑到这些朋友年事已高，所以发请柬时关照，每位来客可以带一位子女来。饭前，毛泽东同四位老人谈笑风生，说古道今，气氛欢快。

　　70岁生日一次“像样”的家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毛泽东都作了具体交代。从1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顾作良与厨师们一起，讨论制订菜谱。最后决定不搞什么山珍海味，也不上什么名贵酒水，大多是毛泽东平时爱吃的普通菜肴，再增加几道有祝寿意义的菜，办一个既普通又有庆祝意义的宴席。他们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2月26日，毛泽东厨房的两位厨师，加上从服务科请来的一位厨师，就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准备。晚上7时，准备开宴，有三十多人参加。厅内灯光明亮，洋溢着喜庆气氛。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席，他的亲属们坐另一桌。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同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泽东站起来笑着举杯答道：“谢谢，大家健康长寿！”然后喝下一口酒，大家鼓掌欢笑。

　　庆寿家宴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要与每个人照一张像留念。人们鼓掌欢迎。

　　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毛泽东显得很高兴。饭后，他还特意穿了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兴致勃勃地与孩子们一起照了相片留念。

　　71岁生日规模最隆重的一次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这次生日过得很特别，是应大区书记们的要求，他自掏腰包，不让子女参加，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餐厅请了三十来人吃饭，规模算是“空前绝后”了。

　　在12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的性质发生了当面的冲突，几天后就是毛泽东71岁生日。几位大区书记想通过某种方式，缓解会上的紧张气氛，就鼓动陶铸劝毛泽东在生日那天请客。毛泽东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陶铸说，不是做寿，就是要你拿稿费请客。毛泽东只好说：你们都要我请客，那我就请吧。

　　参加12月26日晚宴的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领导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薄一波、陆定一、彭真、邓颖超、曾志等；劳模有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等，他们刚参加完人代会。科学家有钱学森等。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安排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与毛泽东同坐主桌。三大张桌子按品字形摆着。

　　毛泽东到得比较晚，他一进来，大家起立鼓掌。坐定后，毛泽东就宣布说：“今天既不是请客，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四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有些人一摸到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东西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

　　81岁生日在长沙放了鞭炮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个生日是在湖南长沙过的。

　　毛泽东从武汉乘火车，于1974年10月13日清晨抵达长沙养病休息，住在湖南省委宾馆九所。院落不大，平房前桂树枝叶繁茂，花坛里腊梅、茶花飘香，是一个非常幽静的处所。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几批外宾，还要操心筹备中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以及设法扼制“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无法专心养病，自己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所以他的心情并不轻松。26日这天清晨，宾馆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毛泽东来到客厅时，发现这里有了新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点头微笑，似乎在说“我心领了，谢谢！”

　　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所以他破例接受了大家的这种盛情。中午，宾馆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81岁寿辰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就在他生日的那天晚上，他又与来长沙汇报和商讨工作的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长谈。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居室立刻传出了欢声笑语。

　　这次生日，毛泽东的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毛泽东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毛泽东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田师傅拿上工具到毛泽东的厨房擀面条。没多久，毛泽东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

　　毛泽东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几十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毛泽东还喝了胖头鱼汤，他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吃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不让别人帮忙。

　　毛泽东的这个生日，金日成又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毛泽东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他的你们分着吃吧。”他总是让身边的人跟他一起分享快乐。在分享中，毛泽东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摘自《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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