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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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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20:06 | 显示全部楼层

肯尼迪总统遇刺**** 重重疑团未解[转帖]

  肯尼迪伤势真实情况,第一颗子弹在他的脖子正中开了一个洞

 刺杀肯尼迪谁是杀害肯尼迪的真凶?神秘特工是凶手还是替罪羊?副总统约翰逊是幕后主使?肯尼迪兄弟双双遇刺,谁是连环刺杀事件的策划者?肯尼迪家族与黑手党集团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枪声响起

  1963年11月已经就任三年的肯尼迪在内政和外交上表现杰出。他不仅成功处理了上任之初一直困扰美国政府的“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缓和了紧张对峙的美苏关系,而且他对国民采取的温和扶助的政策深得民心,也因此赢得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爱戴和支持。面临 1964年的新一届总统大选,肯尼迪为了帮助所在的民主党开展竞选活动募集资金和为谋求连任做准备工作,计划了这次达拉斯之行。

  为了让热情的达拉斯市民一睹总统夫妇的风采,肯尼迪所乘的林肯轿车没有安装防弹罩,市民如愿以偿地看到了他们心中的总统,却也将他无情地暴露在了刺杀者的枪口前。

  中午12∶00,总统车队以每小时15公里的缓慢速度驶入达拉斯市,市民对总统的到来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总统车队先是由迪利广场入口进入了休斯敦大街,接着左转行至埃尔姆大街,12∶30∶30正当肯尼迪和妻子杰奎琳向市民频频挥手致意的瞬间,一颗急速飞至的子弹深深嵌入了肯尼迪的喉咙,紧接着是致命的第二颗,这一次它击中了肯尼迪的后脑,顿时脑浆四溅,鲜血流满全身。

  几分钟之后,肯尼迪便躺在了手术台上,但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于美国中部时间13点抢救无效而亡。另据为肯尼迪做最后仪式的牧师透露很有可能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总统就已经死了。

  真凶还是替罪羊?

  至于那个杀害肯尼迪的凶手,达拉斯警方在刺杀事件发生80分钟后在一个电影院里将其逮捕归案。凶手名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教科书仓库大厦的一名员工。与此同时,警方还在枪杀事件不久于教科书仓库大楼六层发现了一支6.5mm×52mm的意大利产卡尔卡诺M91/38手动来复枪,外加一颗军火序列号为C2788的子弹。它与现场发现的子弹类型相同,且枪上粘有奥斯瓦尔德的部分指纹。

  凶手当天晚间即被转至警察总署接受审讯,然而就在审讯后的第三天,奥斯瓦尔德竟在有70名警务人员押送的情况下,被一个名叫杰克.卢比的夜总会老板枪杀在警察总署门前。在刺杀事件的7天之后,由继任总统约翰逊任命的调查谋杀事件的沃伦委员会成立了。10个月之后,委员会呈上了一份近20万字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称:“暗杀总统纯属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帮助奥斯瓦尔德制定谋杀计划或组织其实现。”

  到此为止,肯尼迪遇刺案仿佛已经****大白,然而,沃伦的调查报告并未让众人信服,事实上这起谋杀事件中的重重疑点,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广泛猜测。一个后来成立的官方调查委员会-众议院遇刺案特派委员会,从1976年到1979年再次对总统遇刺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并得出结论认为,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绝不是个人行为,甚至奥斯瓦尔德的凶手身份都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第二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部分头盖骨,使大脑暴露在外

  惊世阴谋

  1963年6月5日肯尼迪、约翰逊和德克萨斯州长康纳利在华盛顿一家饭店开会,两个德克萨斯人极力说服肯尼迪作了秋天到达拉斯的许诺。康纳利与约翰逊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绰号就是“约翰逊的小伙计”。在刺杀案发前5个月,只有约翰逊、亨特、康纳利知道总统的这个计划。7月,亨特的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西奥尔良商人克莱.肖雇用一个刺杀小组,其中包括法国籍的优秀射手马克斯,他在枪杀案发生之后被逮捕,但在两小时后就被秘密驱逐到加拿大了。此前,曾有人在新奥尔良看到他与另一个人在一起,那人正是奥斯瓦尔德。如若情况属实,那么这个法国人也许就是第二个刺杀者。

  对于总统车队在达拉斯的行车路线约翰逊等人也作了周密安排。原本行车路线应由民主党官员确定,而这一次却是由州长康纳利制定的。这样一来就难怪在第一次呈送给白宫的行车图中对到埃尔姆大街要拐弯之事只字未提了。而正是拐弯限制了行车速度,从而使子弹命中的可能性提高。此外,总统车队周围的安排也发生了“巧妙”变动。护送总统座车的摩托车护卫队被削减了一半,原本安排在总统汽车前面的新闻记者被放在了最后,以致在事件发生时竟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能及时拍摄下遇刺场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破绽-从一个摄影爱好者拍摄的胶片中可以看出,枪响前的几秒钟,约翰逊保镖的车门已经打开了,此举是为了提前下车保护约翰逊。

  而在肯尼迪尸骨未寒之时,约翰逊就在飞机上匆匆宣誓就职,也多少显示出了他的不安和急不可待,尽管前第一夫人就站在他的身边,衣袖上沾着肯尼迪温热的血。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专挽总统大权,控制着对整桩案件的调查,他亲自任命的“沃伦委员会”就是为替他及其帮凶开罪服务的。

  案发后不久,约翰逊就下达了清洗敞篷汽车的命令。接着,他委派他的亲信将康纳利州长带血的衣服取回洗净(康纳利因与肯尼迪同乘一车而受伤),并再次下令销毁物证。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一直在白宫警卫的看管下,留着弹痕的挡风玻璃11月25日就被更换。此后他又命人对肯尼迪尸体解剖鉴定作了修改,捏造了X 光片。1966年10月肯尼迪大脑神秘失踪也与此有关。(来源:《书摘》)

  
  时隔40年,葬礼现场诡异的气氛仍旧依稀可见,似有阴谋隐形其间。

  
  奥斯瓦尔德的罪犯档案照。此时他已是众矢之的,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 年6 月5 日,他在加州进行竞选时遭枪杀

  
  肯尼迪有别于老气横秋的总统形象,深受新一代美国人的喜爱

  
  照片中的约翰逊春风得意,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美国总统。然而他的政绩和他的名声一样糟糕,因为正是在他的倡导下,美国全面深化了那场臭名昭着的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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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六盘山下三百红军突然死亡之谜[转帖]


就在长征快要胜利结束时,驻扎在六盘山下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他们究竟是怎么牺牲的?多年来一直是个谜。


50年后,两个军人利用科学终于揭开了谜底。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炷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毛泽东果断地对林彪和左权说:“吃掉它!”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就是毛泽东!他把战争诗化了,升华了!接着,他又幽默地对身边的指战员说:“你们这些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你们是革命的种子,不久的将来要撒向全国去,那可是一大片一大片地开花、结果!”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袭击敌人的骑兵团,而后在洪德县城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无任何交火迹象的情况下,如此奇怪地死了300多人。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命案!


毛泽东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究竟谁是凶手?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致。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人员进行审讯,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桩命案,派专人又返回耿湾镇对此案再次进行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线索……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在后来传遍神州,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一直未破,被尘封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成了许多我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的诗句,讲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这段岁月,他总是忘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冤魂,扼腕叹息。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负责侦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无论怎样也与此案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成为悬案。
时光匆匆流过了50多年,此案终于被破解是在1989年秋天。兰州军区驻宁夏的某部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勘探调查,在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在六盘山下发生的这桩多年未破的奇怪命案。

给水团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等了解了这一悬案后,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受职业的敏感与促使,他们决定揭开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命案之谜。他们翻山越岭,踏遍了六盘山麓的千沟万壑,在走访当地老百姓时听一些老人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下来打了一仗后,一部分人马沿罗家川、马坊川等沟谷川道来到了耿湾镇。当时天色已晚,队伍里很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里找泉水喝。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地上躺倒了一片一片的人,再也没有醒来。”


了解了这一情景后,给水团的官兵们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根据已掌握的当地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及采水样分析,甚是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涩,水中钾离子含量高得惊人,一吨水中纯钾含量高达2至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一吨水纯钾含量只有300至500克。同时又发现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且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呈间歇状冒出来,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表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发育活跃,这些气泡从油层冒出,就很可能带有大量氰气。而氰气与钾结合就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便生成氰化钠,这是两种剧毒性化合物,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当年300多名红军是否与饮用了含有这两种剧毒性的水而死亡有关系呢?


整整3年时间,给水团工程师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采样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死,而没来得及下沟喝水或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红军们就躲过了这一劫。检测结果由兰州军区报中央军委。


六盘山下红军牺牲的悬案终于破解。是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已去世十多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多名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走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而饱餐致死的情景,但如此几百个人的同时死亡又怎能不让人惊疑且坠入重重迷云中呢?!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急,国民党毛炳文部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奉蒋介石急令猛扑过来追剿红军,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即就又率领人马向东急进,于10月16日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就近日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彭德怀接到电文,遂命令后勤部长杨立三把好伙食关,不准部队随便喝生水吃生食,违令者严肃处理。彭德怀在后来写的自述中谈及此案依然心痛难忍:300多号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都没有倒下,却在长征就要结束的时刻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怎不令人万分心痛!


10月19日傍晚,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到达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一个小镇——吴起镇。这时“马家军”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追了上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要想办法打他们一下,砍掉这条讨厌的‘尾巴’,不能让他们一直跟到陕北,这对我们很不利。”彭德怀遂向部队下达命令,进入埋伏阵地。彭德怀作战前动员时说:“300条命不能就此白白丢掉,要让敌人加倍偿还!”经过一夜激战,这条“尾巴”终于被砍掉了。


硝烟渐渐散去,毛泽东登上马梁山顶眺望,方圆皆是绵延的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和被雨水冲蚀得干裂的沟壑,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看了碑阴(碑的北面)文字,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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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36: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國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转帖]

  在中國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國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國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國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國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殺,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國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國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國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國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殺。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殺,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殺。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國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黨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黨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國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殺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國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國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國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國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產黨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國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國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國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國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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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39:09 | 显示全部楼层


王补宣先生家的“文物” [转帖]

  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王补宣先生家的“文物”

  家里不多的洋货里,有一台电唱机和不少唱片。我爸爸这个人很古板,虽然他对人很和气,但是他不愿跟人分享的东西,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的。印象里我只见过这台唱机两次,都是大舅妈从上海来玩儿的时候。她是德国人,嫁到中国以后,在四川待了很长时间,讲中文带四川官话口音,喜欢在我们楼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爸爸拿出了我从
来没见过的唱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我发现这个唱机很有趣,放唱片的时候不是听完一面再翻过来的那一种,而是将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针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抬起来,然后有一个装置从下边往上一顶,最上边的一张就滑到旁边,唱针又落回来放下一张唱片。所有A面听完以后再全翻过来听B面。家里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却从来没见爸爸用过。他们静静地坐在这架机器旁边听音乐,就像去音乐厅听人演奏那么严肃。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没等人家来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来的,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剧唱片,才知道原来爸爸的这些东西,全是给爷爷娱乐用的,听说爷爷在世时爱听戏。爷爷在我没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计有的东西,压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没人动过。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家的另一件洋货: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样子很难看。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用的,铁皮的外壳是橄榄绿颜色,侧面用白漆写着“P.H.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旧式缩写。不像别人家外壳是木头的那种,没有漂亮的胶木旋钮,光光溜溜,什么装饰感全没有。爸爸说这种军用收音机质量好,灵敏度高,能收短波,过去不拆附件装置的时候还能当收发报机用,还强调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填了正式申报单子的。从我记事起,这东西就放在玻璃橱上边,平常就像家里那条美军毛毯一样,不是什么秘密,天天用。这个像鞋盒子大小的铁皮匣子里边一亮,照在收音机的面板上又温暖又柔和,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孙敬修老师的故事,还有“小喇叭”令人难忘的清脆号声,成了我们幼时平静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爸爸的收音机,在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突然成了一个罪证,有人揭发我家藏着发报机!

  来抄家的那天晚上,气氛特别不一样,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可是却安静得出奇。所有人都闷着头在那里翻,平时见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这会儿谁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间突然间大放光明。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点东西哪那么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打开,比换季的时候捣腾衣服还累。翻桌子开抽屉也麻烦,写满了字的纸片,信件堆得到处都是,打都打不开。不要说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况这么胡猜瞎琢磨。其实他们就想找那个听说已经拆掉的收发报装置,只要一发现这个部件,特务的罪名就算坐实了。

  我刚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看到家里出了事,又惊讶,又激动,急着要看个究竟。无奈屋里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后还是睡着了。他们怎么离开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搜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像“密电码”那样的东西?收音机他们是拿走了,因为很明显,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只剩下尘土。

  往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天天受审查。虽然没有专政机关那些有震慑力的仪式,也没有穿制服带行头的出现,天天让人逼着写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爸爸很少讲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好。老实说,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起码他每天还可以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不够严重,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先后有许多人想不开而寻短见的。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如今我爸爸过得挺好的,我也还算成长顺利,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居住的年头,比起爸爸留学和访问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几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几分体会。

  等我年龄稍长,开始能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轻。从肃反、镇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从老一辈学者、学长一直斗到“一二九”学潮起家的老革命,学校里的人,都让他们给得罪遍了。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有恢复地位的老一辈学者,下有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憋了十年一拥而入的新学人,他们的存在让老一辈人的恶梦挥之不去,让新生一代莫名其妙。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读书的劲头。在他无罪扛枷、厄运当头的年月里,他还那么起劲地读书,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爸爸对读书的偏执近乎宗教信仰,他从工厂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写。有趣的是,他就写在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字“工作日记”的小本子上,有很长时间,我都以为他写的是思想汇报或者劳动锻炼心得。他偶尔拉拉计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写一些计算公式,这么陆陆续续记了有十几本。“文革”以后,他出版了新书《工程传热传质学》上册,原来那些“工作日记”,是他为书稿预备的素材。

  有一次我问爸爸,这些政治运动,哪一次最痛苦?他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我和爷爷划清界线,批判他,说他是地主剥削阶级,人都死了,还说他干吗?说爷爷坏,我说不出口。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杀,他说想过,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说再逼我,也就这么多可说的,总不能瞎编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像陈祖东那样,走了算了。陈伯伯是我们的老邻居,1968年秋天清队运动才开始不久,就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陈伯伯见我拿着一把木制玩具宝剑,兴致勃勃地楼上楼下跑得欢,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演戏?我问什么戏?他说京戏。京戏我不会,他说不会没关系,我教你。此后我就一直追着陈伯伯学戏,最后他带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顽童倚哥。我们化装演出了两场,一场为我们单元里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场是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亲戚朋友。不知道陈伯伯后来以生命拒绝揭发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这群人里。一个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这么刚烈。如今能有几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耐心和邻居的孩子一同唱戏,并有雅兴在自家客厅里办堂会呢?最难忘的,是陈伯伯那绵绵不绝的长腔和沙哑苍凉的嗓音。

  20世纪90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也找到了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但爸爸却希望我回国去发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是想儿子和孙子想糊涂了。我爸还感慨道:我们过去留学、选专业,都是想中国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现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好挣大钱,时代真是不一样了。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出一家子特务吗?不,他不怕,因为他相信,只有国家富强我们个人才能过得好。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哥哥,问他:爸爸那台美军电子管收音机呢?他说早扔了。我说:呦!怎么扔了,那是文物!

  本文摘自《家在清华》,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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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40:44 | 显示全部楼层

河鱼天雁,灯火梅山,和“饭桶”忆往[转帖]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张小弟

  《河鱼天雁多消息》和《灯火梅山守岁声》,是老赵为我父亲雕刻的核桃大小的两枚闲章。之所以用书名号括起来,是因为往事如烟四十多年,岁月流逝犹如书页翻过,但“字迹”却越来越清晰。赵树理是作家,会唱会拉会演戏还会许多,但其会刻章、会绘画还会朗诵,大概鲜为人知。两枚阴文篆字图章,一枚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一枚保存了下来,老赵逝世已近四十年,我的父亲也去世多年。赵树理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应称呼伯伯,但因记述父亲于老赵的交往,本处且随我父亲和大众,我也称赵伯伯为老赵。

  在太行山的窑洞里,我父亲结识了赵树理,40年代整风期间,两人同住一孔窑,那时老赵还未成名,《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名篇都还没诞生。即使后来大红大紫,老赵也是个普通人,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和事。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比如当时的领导张磐石,外号张老磐(中共早期党员,时任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进城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老一代副部长之一,还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一段时间不知为何十分看不上老赵,总是言语磕打老赵。(大家其实都认为老磐是好人,就是太厉害了些。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随父母亲看望已近九十高龄的张老磐伯伯和他的老伴王定坤老太太,我所见到的老磐老夫妇非常的和气慈祥,实在是是好老头和好老太太。)工作缺点的数落就不说了,生活上也有故事。有段时期老赵和一个通讯员小鬼同住一屋,大清早老磐就进屋吆喝小鬼起床,吆喝间会转身对着另一床上还在睡的老赵呵斥,“你怎么不起,叫小鬼就是叫你呢嘛”。如此等等,时间长了,某次老赵和老磐行军前往某地,老赵以他的赵式幽默和略带反抗的情绪对老磐说“磐石同志,要不你当老子我当儿子好了”,老磐根本不理会,立刻怒斥说“什么老子儿子,革命队伍!嗯?怎么能讲这些?开会!”

  老赵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时,大概讲述了这些挠头之事,并且埋头写了小说《福贵》。父亲和老赵谈天谈地,太行太岳,区党委,各救会,日本人扫荡,反扫荡,文学世界,农民们,上党梆子,襄垣秧歌,估计还讲了一些宽慰并起了作用的话。(后来老赵和老磐也相乐融洽,这是后话)进城后老赵成了著名作家,同在北京,父亲与他不时通通电话,再后来父亲因工作调回山西,联系渐渐不多。1965年某天,在太原我家,也调回山西不久的老赵,一大早就登门来看我父亲,那一天,我记得父亲高兴,清茶招待,还有一盘炒葵花籽,中午我母亲做了西红柿揪面片,晚上是稀饭馍馍,老友相聚,老赵坐了一整天,月上树梢才兴致未尽蹒跚归去。

  那天快中午时,山西书法家徐文达闻讯赶来一同雅兴。老赵高兴,唱了梆子,又画画又写诗,还刻图章。画,画了好几张,宣纸用了不少,其中一幅大画,画面是一只杂毛公鸡,正威风凛凛站在谁家房顶上撅着尾巴弯着脖子向苍穹嘶吼高歌。有趣的是这公鸡不是其他人画的那种大冠子大尾巴漂亮完美却显然软弱没用只能做肉菜的类型,而似一只斗败了却不服气的倔头,冠子似乎破了尾巴也折了,狼狈愤怒,还有些幽默,落荒逃跑了但又杀了回来,说是撅尾巴,不如说是撅屁股,在向着黎明和日出叫阵,真是凝重又传神。父亲在空白处题了“一声撅一撅,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日,扫净残星遮住月(我父亲多次说这朱皇帝的草莽诗挺好)”。以后裱了,挂在我家客厅。

  诗词,写了许多张,留下来的只有几首。大概他们聊了一些家事国事,“桃花扇底看南朝”之类。老赵走笔默写了录唐代诗人张籍的《寒食内宴》:

  “朝光瑞气满宫楼,彩蠹鱼龙四面绸。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飞骑逐香球。(原诗有作“香骑逐飞球”,此处飞骑为老赵原笔。)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

  老赵还写有一幅,“秋风秋雨祭鉴湖”七个大字。

  我父亲也写毛笔字。铺纸写了若干条幅,其中一幅写了晚清高旭“感谭壮飞词: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再写“变法风吹菜市口,肝胆昆仑谭壮飞”。

  老徐也兴致挥毫,录写毛主席诗词,两首,一为《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一为《忆秦娥,娄山关》。

  刻图章,主要是阴文,老赵留给我父亲两方核桃大的方型章上刻了“河鱼天雁多消息”和“灯火梅山守岁声”各七个字。梅山,是旧山西省委驻地,再老是阎老西的督军府所在地,院中有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修的人工山,山有草木,上有箭楼,楼上有塔,成为太原市的登高点,塔身四面有大钟,可供地面百姓、草根、各类“行走”们看时间。早年还有报时钟声,夜传悠远。那时我家也正住在这梅山脚下。这枚“梅山”石章和此次画的多幅画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没了。

  下学(小学)晚饭的我进家,见老赵正在写字台前,父亲说,“看,赵伯伯这是悬腕”。侧面看老赵,只见他瘦高身材,脱了外衣,穿着非常干净的白衬衣和毛背心,头发梳得很整齐,绝不似坊间流传的“老赵是农民作家就总是以带着满身农民土气为荣”,我见他的感觉:一个大知识分子,很是精致整洁。胳膊肘悬空,只用手腕笔走龙蛇,旧式书写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大幅宣纸挥洒写来,确实非常帅气。如此悬腕,老赵的画,色彩斑斓,沉雄有力;字体是类似茅盾先生那类的瘦金体,一笔一划,绝少游丝连笔,成篇后看起来既沉稳尊严,又铁划银钩,极为精神。

  父亲说:“赵伯伯是大作家,可向他请教怎样写作文。”看来老赵也和我这个小学六年级同学研讨作文。问我什么难,我说开头难,老赵说,先要注意想好,是写给谁看的。一般说来,可以直接写。我想了想,说比如给农民们看,就可以是“阎家山的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老赵笑了。问我柳亚子这个名字,我知道毛主席诗词里提到过,其它不知。老赵当即抑扬顿挫慢悠悠一字一句很清晰地咏道:“中国是个问题国家,饭桶们都爬上了(“了”字读作“料”,老赵家乡晋东南沁水口音)高位,于是什么都成了问题……”。这是柳亚老某文开头。我父亲和老徐都大笑,说这讽刺国民党,小孩子哪里听得懂。老赵没怎么笑。于是老赵说,小说红岩开头是这么写的,写得好:“抗战胜利纪念碑隐没在雾海里……”。

  文革开始后,老赵成了最早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正巧我父亲也是第一批被省上级组织和革命群众发现认定并抛出来的“走资派坏干部”之一。那时的坏干部都会得到许多头衔,如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刘少奇的走狗、彭德怀的爪牙、黑帮分子、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对世界革命、疯狂向党进攻、小爬虫、应声虫、害人虫、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攻击合作化的新农村不是一片新面貌、瞎说有的农村社员劳动一年一个工分不到一分钱,那里是“八厘公社”,妄想变天等等。有一天在我家门口,我的二哥说了一句对造反派抄家打人不满的话,被造反派听见了,立刻有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父亲推走了,关在一个地下室,很长时间才放回。造反派凶神恶煞,和流氓土匪完全一样,甚至不如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似乎还有些文致彬彬,虽说是伪装的。总之,吓得我们全家魂飞魄散。惊魂未定中,几天后忽听到老赵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也听到了社会流传的关于老赵的一些小镜头,一是老赵去医院看伤病,医生诧异问“你真是赵树理”?老赵平静地赵式幽默,“这时候啦,谁还愿意冒充我。”二是那年月造反派发明一种凶狠的批斗会,一大群人近距离围紧被批斗对象,说是革命群众要和走资派辨明路线大事大非:造反派口沫横飞加拳打脚踢,却根本没有走资派还嘴的可能。造反派还象是受了委屈一样,把这叫作是革命群众和反革命“拼刺刀”。这样批斗老赵时,在造反派打人打累了时、已经被刺刀“拼”得坐在了地上的老赵,出人意料地说了句话,他平静地纠正了批斗者们的一个“语法”错误,说“拼刺刀嘛,你拼我也拼,就是你来我往,你们现在这样,准确地应该叫做捅刺刀。”大概正是这些刺刀前的血色幽默,使父亲倔劲上来了,说一定要去南华门(作协宿舍)看老赵。年代久远,现在的人已经想不出那时被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处境——犹如奥斯威辛的幽闭中,暗中****被发现会有塌天大祸。河鱼天雁,父亲不但自己要去,还要带上老婆孩子,招摇上老赵的门,偏以显示作为牛鬼蛇神一丘之貉。同为坏分子、走资派——我的父亲、母亲看望了被打断肋骨的老赵。那天老赵脸如黄蜡,穿着一件黑色的薄棉袄,勾着身子执意将我父母亲送出门,又慢慢送到胡同口拐角,催我父母快离开。老赵后来听说是被送回了沁水原籍,不久就逝世了。如果他还在,2006年应该是他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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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率先扣开“国门”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是发生在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中一个让很多中国人都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个小男孩在废墟中掩埋了几十个小时被营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幸存者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加的!”在场营救的解放军官兵在此时被他的真心话差点逗乐,而电视机前的很多老百姓却为这个“可乐男孩”百感交集。

的确,在今天,曾经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中国最大众的饮品。而从小喝着可乐、嚼着薯片、玩着电脑游戏的80后已经长大成人,可乐已经成为这一代孩子最喜欢和迷恋的饮料。

今年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邓志芳说:“我第一次喝可乐那是解放前的事了。”1948年以前,可口可乐在上海等地已经可以见到,“当时的印象就是觉得这种‘汽水’喝来有点像止咳糖浆。”但是5岁的小孙子对于可乐的迷恋却让他非常担忧。“整天拿可乐当水喝,电视里的广告整天播,要他别喝太多也不听!”

和邓志芳老人一样,在孩子们手里面争夺可乐瓶子的家长为数众多,今天,已经没有把喝可乐看成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尽管美国在中小学门口限制可乐的销售,但在中国,你可以在任何一家街头小超市买到可乐。

回首1979年,当时,一般的老百姓还喝不上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在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认为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

不过,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据报纸记载,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亲戚朋友,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羡慕不已。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在电影里见过美国的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虽然开放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等美国公司在俟机进入中国市场,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乐这一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政治局势渐渐明朗,邓小平重回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可口可乐方面再次传达了进入中国的想法。当年,可口可乐总裁访问北京,前来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性,当中方询问:“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你的可口可乐吗?”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因为可口可乐差不多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这代美国人的爸爸、爷爷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因为欧美人习惯了它。美国年轻人不管到哪儿去,都只想喝可口可乐,有旅游者的地方就应该有它。至于你上次说到美国兵,我们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们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过是个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我们的工厂,那里很多年轻人也都习惯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我们就会到哪儿,因为我是商人。”

“因为我是商人”这句直白但与政治脱离了干系的话语成了一块敲门砖。

于是,谈判开始了。最终,经过层层的不断请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签署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根据《中粮志》中的记载,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1978年12月13日,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安排销售。

根据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回顾历史才发现,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之后,1978年12月17日,才和美国共同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可口可乐作为民间“大使”,先美国政府一步跨进中国。

可口可乐首先想到的设厂地点是上海。但这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上海。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种种声音一起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压来。

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北京方面几经周折,装瓶厂厂址最终选在了北京五里甸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也只有一间,是烤鸭厂给腾出来的。双方当时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汁,其他生产线全是可口可乐免费送给。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事情一开始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很快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的事发生以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对此作出解释。

为此,中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以下5点理由:①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②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③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④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3倍。⑤我们仅限其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需办理审批手续等。

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现任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仲彬是香港人,自己的子女有的就在内地生活,回忆起当年也是哑然失笑:“当时走在路上总要回头,害怕身边的行人里就有大陆的便衣,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北京装瓶厂投产后,可口可乐又在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后又改为广州。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前,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而此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哈利及其专机的入境签证,将按期在北京入境,并第二天转赴广州。紧急情况下,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的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广州厂最终于1983年投产。有了前两个厂的基础,准备在上海建第三个厂就比较顺利了。上海厂建成投产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前去参观并题词。

根据《中粮志》中的记载,北京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商业部同意,将供应旅游饭店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开始协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销。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很多普通北京市民就是在那一次品尝到了“资本主义汽水”的味道。

北京各大报纸对此反应强烈。《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有关高层领导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销售。

后来有人发表文章评述道:“这些风波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鲜事物,有的人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对引进像可口可乐这样有争议的产品出现抵触情绪,是很自然的。”

在可口可乐进军中国并四处建厂的同时,世界500强当中的另外一家饮料巨头“百事可乐”也开始了进军中国的步伐。百事可乐公司选定的第一个城市是深圳,他们想率先进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百事可乐公司提出以合资的方式办企业,这在当时的中国又是一件新鲜事。双方在前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在企业战略、品牌及人员管理方面都取得了一致。但是,当到了真正要将项目落实,建立合资企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固定的合资合作的方法,只规定了中方要占51%,外方占49%。而按照这个标准,中方需要至少投入100万美金,这对于新成立的特区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面对这个难题,双方在诚意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通,提出了中方提供土地和人员,外方提供设备和资金的合作形式。

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建立更是让当时深圳的一些年轻人成为合资企业的雇员。目前负责深圳可乐百事运营管理的陈坤华就是当初建厂时105名工人中的一个。

陈坤华回忆说:“当时整个深圳都是处于一个开发初期,柏油马路还没有,市政设施还没有。虽然说1979年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深圳当时也是在进行大范围的建设。我们第一天报到的时候,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工厂。因为都是山路,颠颠簸簸。我们的工厂是当地的第一个地区项目,当时的建设规模非常大,非常新。”在百事可乐一工作就是28年,谈到往事,陈坤华眼里是激动和自豪的泪光。

在陈坤华的印象中,百事可乐的发展和四个字密切相关,那就是“供不应求”。

“当时生产的产品一推出就在社会上供不应求,因为员工比较少,所以当时基本上是连轴转的,大家一边工作,一边看到我们的产量一天一天在提高。当时我们美方的总经理提出,说如果一个班一天的产量超出5000箱,我们大家就可以庆祝一下。于是大家一起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4000箱到5000箱,在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目标。当时美方就说在一个新的工厂,一个刚刚接触现代化设备的团队能够生产这么快,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他们都觉得特别的认同和赞赏。”

“随着百事可乐公司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我们家庭生活水平在提高。我们原来住在厂里分配给我们的一套房子里,80来平方米,是1985年建的一栋房子。而现在我住的是15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像陈坤华一样在深圳百事可乐公司里工作了20多年的员工还有20余名。而在中国,百事可乐公司目前还有很多员工的工龄超过15年,甚至超过20年,他们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家合资公司的角角落落。

“当时很多人看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就说‘不敢想’了,到中国加入WTO,更多‘不敢想’的事发生了,削减关税、放开金融业……改革给中国带来巨变,改革之路开弓没有回头箭。”谈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位在外贸部门工作的梁先生这样评价。

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国饮料业巨头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的30年,中国食品饮料行业也发生了巨变。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数字显示,1982年中国饮料产能仅为40万吨,2007年饮料产量已超过5110万吨。在28年间,中国饮料产量翻了128倍,饮料产业的发展速度基本上能保持在5年翻一番。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估计,中国饮料业在“十一五”期间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年增长率将不低于15%。百姓的需求旺盛,使得中国的饮料行业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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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48: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转帖]


1990年2月,邓小平的女儿、《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毛毛来到上海,拜访了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请他回忆邓小平。

这位老人便叫张纪恩。

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张纪恩: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张纪恩。他生于1907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8年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和黄介然一样,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学(注:据张纪恩对笔者说,应为上海大学)念书兼作学运工作,该校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注:张纪恩说,校长应为褚辅成,而沈钧儒是教务)。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

“张老告诉我:‘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那时候我们开很多的铺子作掩护。我这个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不能住在中央机关里面了,而要搬到沪西区江苏省委的地方去,我们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在我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会上讨论的是浙江问题和云南问题。我们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周恩来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不要革命腔。我这个机关属于秘书处管。我曾在文书科工作过。’”

毛毛还写道:

“张老后来调到机要部门工作,他说:‘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作过记录。他走了以后,叫我作记录。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是湖南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作记录可就困难了!’”

我曾在1992年7月两度采访过张纪恩,后来又再度采访他。年已九旬的他,虽说自称“老朽”,其实只是听力较差,给他打电话,每一句话往往要重复一遍,但是他起码能够自己接电话,表明听力还可以。他的记忆力仍很好。回首往事时,滔滔不绝。他说话直言不讳,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

他指着毛毛的书中另一段涉及他的文字: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这个科要负责刻蜡版、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据说乡下的这一部分没有损失,解放后都拿到了……”

张纪恩说,这句“苏联的共产国际”,就是概念性的错误。共产国际是世界****的领导机构,怎么能说是“苏联的”呢?

其实,毛毛说的“苏联的共产国际”,可能是漏了一个“在”字,即“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可是,张纪恩看书,一丝不苟,有一点小小的纰误也不放过。

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

张纪恩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张纪恩向笔者说起这些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

1931年6月21日,就在张纪恩被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机关运走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

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所以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戈登路恒吉里机关那两木箱文件转移。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恒吉里机关不安全。但是还没有预料事情的变化会那么快。不然,中共中央会下令恒吉里机关迅速转移的。

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中央档案馆。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

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张纪恩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张纪恩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张纪恩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清楚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毛毛那段文字中提及的“张越霞”,就是张纪恩当时的妻子。

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

张纪恩说,他出生于1907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家乡参加了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1925年,十八岁的他,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转党。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张越霞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彩霞,二姐叫翠霞,她叫月霞。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

张越霞在1927年10月,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

1928年7月,在浦江县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朱锡吾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

朱锡吾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支部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

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只有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

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的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张纪恩回忆说,这个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如前文所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小杂货店的真正的老板姓倪。张纪恩认识老板的弟弟倪忧人。倪忧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印刷工人,在上海书店工作。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笔者问及他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五十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截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二弄五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

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杨帆、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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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0:52:27 | 显示全部楼层

揭秘:古代男子逛青楼都干什么[转帖]

青楼这个词,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几千年里,它曾经演绎了多少风月情事,也涌现了一批才貌双全的苦情女子,更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为它捧场,不过,我们最想了解的还是它有什么魅力让许多男子跨进了它的门。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说的青楼指的是妓院,其实高级的妓院才叫“青楼”青楼原本指的是贵族富贵人家豪华精致的青砖青瓦的楼房,后来,由于贵族之家的许多姬妾,家妓大多住于这些楼房之内,到了唐代的时候,就逐渐成了烟花之地的专称。大诗人杜牧的名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里面的青楼指的就是妓院。


  其实,古时的青楼并不是我们平常所以为的那样俗丽庸华的,青楼也不仅指一栋楼房,几个房间而已,实际上,大多数的青楼是一个大的庭院的总称,里面的建筑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门前一般有杨柳等树木,窗前一般也少不了流水之景,至于院子里的花卉,水池等也是必不可少的,姑娘们的雅阁内,陈设也不寒碜,琴棋书画,笔墨纸砚是必须要有的,其它的还有摆设的古董瓷器,床前的屏风都是很精致的。


  古代青楼里的女子虽然有的世俗肮脏,但是极品也不少,而极品的大多是艺妓,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卖艺不卖身的,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演艺明星所作的事情比较相同,而大多数艺妓都是才貌双全的,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才华和气质非常出众的,象苏小小,鱼玄机,严蕊,李香君等都是非同一般的女子她们跳舞唱曲,吟诗诵词也是极为风雅的事情。


  一般来说,要见青楼里面的头牌或红牌姑娘,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也并不是有钱就能如愿的,这些花魁之类的青楼女子,一旦成名之后,背后大多都有权势富贵人物作为靠山,即使客人们见了这些女子,大多也是客客气气的,所以一般的色鬼饿狼也是不敢动手动脚的。


  古时青楼女子也并非全然都是无情的,也产生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情爱故事,历史上如唐代的崔微,段东美,宋代的刘苏哥,陶顺儿等人都为了爱情身死,所幸,他们的恋人也都是深情之人,不过,尽管如此,青楼里面的女子和进入青楼里面的男子大多都是不容易动真感情的。


男人们进了青楼到底在干什么呢?由于青楼是比较高级的妓院,普通的人一般也进不来,客人的素养或者社会地位一般都很高,主要以文人士大夫,富商,江湖豪客为主,其中尤其以文人居多,他们中间有的人游戏人间,笑傲江湖,有的寄情于红粉知己,享受温香软玉,不过也不是每个上青楼的男子就会和那里面的女子们发生性关系,其实里面的许多人不过去坐一坐,喝几杯清茶,吃几块点心,听几首小曲,的还下下棋,吟吟诗的,喝点小酒什么的,然后就离开了。


  我们把话题拉回来,男子为何要去上青楼,柳絮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这个男子的家庭生活不是很温馨浪漫,大家都知道,古时的女子大多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再加上大多不是自由恋爱,有感情的夫妻不多,还有古时的贤妻良母要端庄,做事不能不合体统,也就没什么风情可言了,而最好的夫妻关系是相敬如宾。


  “宾者”那还有亲密感浪漫感可言,青楼里面的女子就不一样了,相对而言,那个更有诱惑力可想而知了。更何况有的妻子从来就没有和丈夫沟通的欲望和想法。其次,有的男子上青楼是由于事业的关系,功名不成时,来青楼逃避现实,醉生梦死,获得一份或虚情或真意的安慰。功成名就时,则是为了来青楼寻求享乐和刺激。或者寻求一两个红粉知己,得到身心放松。还有呢,有的男子上青楼,则是为了交际应酬,朋友聚会,或商人谈论合作事宜,进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当然了,还有一类男子本来就花心好色,他们来青楼的目的就不言自明了。

  虽然,如今,青楼这个词已经成了历史名词,它所有的风花雪月都成了昨日尘烟,但是,关于爱情的忠贞,家庭的和谐,知己的贴心,这些话题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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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1:09:22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朝为何盛行色情文学 其代表著作<金瓶梅>[转帖]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 ,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一样是金钱,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降服厉鬼,肚子里装着欲望的活人则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样的精神硬骨头都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样东西就是肉欲,借用色情文学中劝人警惕女色的诗,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厉害:“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计中,美人计至今仍屡试不爽便是证明。据报道,美国人在审问伊拉克战俘时,面对脑子里灌满了“教义”的战士,较为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计。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释放出来就可以了,人们会放开手段去逐钱,弄来钱后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来,什么样的精神战士都不会再有。


明朝皇帝的龙椅安稳之后,便将宋朝时“格物”出来的新儒学——理学奉为独尊之位。明永乐年间饶州儒士朱季友给“周、程、张、朱之学”提了一点不同意见,算是学术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后龙颜大怒,下旨“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著书,曰:‘无误后人。’”朱棣的这一句话便开了明清两朝以程朱理学禁黜异端的先河,从此理学成了唯一的学问,其他都成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查禁(《禁书·文字狱》,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而明朝的科举“考试大纲”规定得更是严格,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四书”中出题,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
  
“考试大纲”看起来无关紧要,但那可是一根有力的指挥棒,它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脑子,进而控制社会思想和观念。所以,在明朝时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就是以讲述“存天理,灭人欲”为主的理学。现在想来这种想法实在是有点儿荒唐,人欲岂是能灭的?虽然古圣贤说“无欲则刚”,但人要真的没有了欲望,什么样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结果恐怕不是“刚”,相反则可能是软得不能再软,唾沫吐到脸上也一定会等它自己干掉的。当然,倘要深入地想一想,这个“一存、一灭”的理论,倒也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的欲望都灭掉了,只存一个“天理”在心中,那可真是一个大同世界呢!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朝的理论家们在不断地扩充和挖掘着“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社会管理者们,也就是牧民的官员们,则是精心地把理论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社会规则,牧养着万姓子民。
  
  在这样的朝代里,讲的是理学,用的也是理学,那时的空气里可能也弥漫着理学的气息,文艺自然也不可能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超然于世外的,也一定是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文艺,是弘扬着理学精义的文艺。可是,事情奇怪得很,偏偏就是在这个“灭人欲”的明朝,却是一个色情文学大量出现并成为流行文学的时代,而且还出现了色情绘画,即春宫画。
  
  具有中国第一“色情小说”之称的《金瓶梅》,现在已得到了艺术上的肯定,但其色情描写流传之广,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没有哪一部小说能与之相比的,在当代,贾平凹的《废都》中仍可看到它的影子。除此以外,现在还能看到,创作、刻印、流行于明朝的色情小说还有《剪灯新话》、《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如意君传》、《情史》和《隋炀帝艳史》等十二三种。这些作品中,不论创作的主旨如何,但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戏”。除此之外,那些较为隐晦但仍以描写男女之情为主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更是多得难以计数。除了文字上的东西,明朝春宫画的出现和流行,也并不亚于色情文学,据汉学家高罗佩考证,明朝时的春宫画在其鼎盛时,印刷时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画面之美,至今令人叹为观止(《中国古代性文化》刘达临著)。这些色情文学,在四五百年之后的今天还能见到,足见当时的印数之多,流行之盛。
  
   这大概要从儒士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环境说起了。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严刑酷法的时代,自从朱元璋坐上龙椅的那天起,皇上便将天下的大权紧紧地攥在手里,有着无上的权威。明朝开国时是设有宰相一职的,但设了几年,朱元璋觉得“一人之下”还有一个“万人之上”的人,心里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便设了一个“谋反”的罪名,把宰相一个个都杀掉了,并从此立下规矩 ,朱氏天下永不再设宰相一职,后来这话便成为家规国训,永远也没有人敢提议恢复。
  
  万历年间,张居正虽有宰相之实,却无宰相之名。所以,在整个明朝期间,虽不断有“太监弄权”、“阉人擅政”,把个朝代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无人敢提议复设宰相,帮助皇帝管理一个偌大的帝国。明朝中叶出了一个过继皇帝,因为他要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太上皇和皇太后,廷臣们群起而反对,这位皇帝便一气之下再也不上朝与他的大臣们见面,时间达十二年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大明王朝那时成了一个无头朝代。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帝国的朝臣们也无人敢有非分之想,可见那时儒臣们的中规中矩。
  
   明朝的儒臣文士们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国”,哪怕是一个混账**坐在龙椅上,一肚子诗文的臣子们也要向他跪拜叩头的。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告诫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则可能无君可忠了,提醒他们多少要体恤一点民情,让百姓们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书生们读到的《孟子》一书却是钦定的删节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话都被删削掉了,剩下的只有忠主卖命。再一个原因便是屠刀下的威服。明朝定国之后不久,朱元璋便大开杀戒,忌惮功臣们功高盖主,担心自己死后子孙们压服不住他们,便在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把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大多杀掉了,且用的都是满门抄斩的法子,连门生故交都不放过。一面杀功臣,一面则是杀儒生。写诗作文章,凡是触犯了朱元璋忌讳的“光、贼、则”等字眼的,一律杀掉,其他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四儿子朱棣从侄子手中夺过天下后,又接着杀了一阵,其中仅“读书种子”方孝孺一案,就杀了八百余人。在开国之后的几十年间,父子们一路杀下来,砍掉的人头不可胜计,其中多数是儒生文士。面对这样的现实,谁还愿意拿自己的脑袋和皇帝开玩笑?结果是,血淋淋的人头,威服了二百余年的书生胆。
  
   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 ,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一样是金钱,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降服厉鬼,肚子里装着欲望的活人则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样的精神硬骨头都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样东西就是肉欲,借用色情文学中劝人警惕女色的诗,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厉害:“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计中,美人计至今仍屡试不爽便是证明。据报道,美国人在审问伊拉克战俘时,面对脑子里灌满了“教义”的战士,较为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计。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释放出来就可以了,人们会放开手段去逐钱,弄来钱后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来,什么样的精神战士都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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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9 11:15:43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代的政治理论:瑞应说与谴告说[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1)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OCR

古代的政治理论:瑞应说与谴告说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基本观念。它将
“天”看成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而人类
社会不过是天意的某种体现。人合天意,就将受到福佑,此
为瑞应说;违反天意,就会遭受祸殃,此为谴告说。
  瑞应之义是指吉祥的征兆,如景星、河图、洛书、黄龙、
凤凰等等。其中多是少见的自然物,亦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吉
祥征兆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表示受命于天的新王朝即将诞
生。此说源于战国时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大盛于汉代;二
是指继位之君实行德政而受到上天嘉勉的结果。德行愈大,社
会愈清明,人民愈安乐。瑞祥就愈多。
  谴告意谓上天对人君的戒告。上天戒告人君是借助日食、
月食、地震、水旱、飓风、雷雨等一类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
来表现的。而人君受到天的谴告的原因,又在于失德。根据
人君失德程度,天的戒告分为轻、重两类:轻者为灾,是不
太严重的自然变异;重者为异,是更大的灾害。此说亦最盛
于汉。
  瑞应说与谴告说在古代一直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具,它
们以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基础,具有神秘主义倾向,但又包
含儒学德治的成分,故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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