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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节不堕的王一亭 [转帖]
1937年11月,上海不幸陷落日寇之手。不久,枪刺挑着的“膏药旗”闯进了沪上租界区;又不久,满脸狞笑的日本军部代表,三番五次找到“白龙山人”王一亭位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居所“觉园”,“客气”地“敦请”他出任侵略者正在拼凑的伪上海市商会会长。但是,日军头目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慈眉善目、与日本人至少已有45年夙交的中国老叟,竟然会根本不屑于他们的“盛情抬举”,闭门杜访,坚拒不就,令他们接连碰了好几鼻子灰!
说起这王一亭与日本人的交往,那还真是非同一般。这得从他早年的经商经历说起。
王氏本名震(1867—1938),表字一亭,成年后多以字行。他出生于上海周浦,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40岁之际,返回故里北郊白龙山麓寓茅小住,从此取号“白龙山人”(又号“海云楼主”等)。这个幼即失怙的贫家子,颖悟知勉,13岁就被镇海绅商李平书招纳,入申城“慎余钱庄”做学徒,继而在李家开设的“天余沙船号”当“跑街”,很快升任沙船号经理。其间,他以外洋货贩的身份,频繁穿梭于上海、横滨等地,多方结伙,广揽业务。这,可以算是王氏一生和日本人接触的肇始。
1902年,日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登陆沪埠,王一亭年轻勤谨,精明干练,为该公司赏识而受聘上海支社总代理。他凭借自己多年专事海运的丰富经验,以及熟稔江淮各帮客户的有利条件,再加上孜孜敬业,开拓有方,使上海支社短期内便生意飚扬,实力日强,足堪与太古、怡和等英美老牌公司在十里洋场一竞高低。数载后,“大阪商船”的盘子更形发达,一举吞并另外三家日资公司,竖起了“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新旗号。早已深孚日方器重的王一亭,此时顺理成章晋迁“日清”总代理,直至1931年9月。在那20多个年头里,王氏俨然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东洋大买办,他每年皆可由“日清”的巨额盈利中,按比例分获极优渥的佣金,家底因之愈益殷厚。王投资实业的手笔,也随之愈见雄阔。他的社会声望迅速攀升,不仅被沪南商务公会推为首任会长,两次膺选上海总商会主席,还一度执掌市政府参事会,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闻人”。
王一亭与日本人的素久交往,除却上述经济层面的种种缘遇,还有他的颇为特别的文化影响乃至慈善情迹——
王氏自小酷好丹青。在“慎余钱庄”站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得列“海派”耆宿任伯年门下,蒙任亲炙;复又结识大师吴昌硕,相友莫逆,朝夕切磋,绘技由是日臻化境:无论山水、花木、人物、鸟兽,但凡“海派”画家笔下的题材,王氏俱有涉猎,所作构图奇崛,落墨苍浑,放恣不羁中透溢着一股浓郁的“以行楷(书法)入画”的独异风格,被沪上艺坛赞为“天惊地怪”而“鲜有其匹”。在担任了“日清”总代理之后,尽管商事繁剧,王一亭仍坚持每天作画,“寒暑无间”,又由于长时奔走东瀛,耳濡目染,作品(尤其是佛像)亦渐渐沾带了若干日本禅画的韵味,故而很受日人喜爱,崇拜者收藏者甚多。据说,抗战前,王氏“每年销日作品约数万元”。他到东京开画展,皇室勋胄、政界显要亦趋之如鹜;许多日人访沪,“总以能见到王一亭为荣”,倘若见到了王,没求到王的画,则“有如入宝山而空手回,无以炫耀亲友”。可见王的丹青艺术,在日本朝野享有的地位。
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里氏8.2级大地震,震域房塌瓦碎,死伤惨重,粮食断绝。斯际,王一亭之次子适赴当地办差,遂将骇闻电告家里。王氏接讯,立刻在《申报》头版刊登倡议,动员上海绅商捐资献物,“救济日本大灾”。他带头从自己投资的面粉厂紧急调出白面数万吨,包租了一艘货轮,于关东震后的第三天便运抵神户码头。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先送到日本的一批救援物资。跟着,王一亭又继续在沪上四处劝募,筹集义助,向日本发出了满载赈品的第二艘、第三艘船只。他还以自己兼任的“中国佛教会会长”名义,呼吁全国佛教界在峨眉、五台、普陀等名山设立“水陆道场”,替关东地震的罹难者祈祷冥福,并个人捐铸了一座梵钟,赠给“东京都慰灵堂”,留以纪念。王氏的这一系列善举,在关东灾民中几乎妇孺皆晓,人们吃着白面,感激地尊称这位华夏义士为“王菩萨”……
显然,正是因为王一亭曾经同日本人有过那样长期的独特关系,“八一三事变”后,侵占申城的日寇才会把扶植傀儡的如意算盘,一厢情愿地打到了他的头上。日军当局原以为王氏一定会“兹念旧交,欣然合作”而听凭驱使,他在上海工商界的卓著声望,也可以任由彼辈玩弄、利用,肆售其奸。然而,他们实在妄自“聪明”,居然对王一亭风风雨雨数十年来的经历、禀性、为人、操守,知犹聋盲:这位岁逾古稀的中国老叟,一生仗义重节,其胸腔间拳拳跳动的,从来是一颗贞笃的民族之心;他在与日本人的既往过从中,自始至终都首先是一个爱国者!
20世纪初期,当王一亭受雇“大阪”、“日清”,在浦江两岸步履匆匆地扮演着他的日商买办角色之时,自己的祖国正处于百孔千疮、气息奄奄的危难之中。王氏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卖国,立志探求强国之道。他以为,“立国之本,基于富强,富强之本,基于农工商”,所以在自己一旦站稳脚跟,由洋行赚得源源资本之后,便开始雄心勃勃地向实业界拓展拳脚,力图实现抱负,振兴民族工商业。王氏先后同张謇、沈缦云、李平书等沪上名流携手,斥资创办了面粉厂、电气公司、内河船坞、储蓄银行等10多家企业,并亲自擘划营运,兼任经理、董事或董事长。
与此同时,他又满怀热忱,投身维新救国的政治活动。1906年,王一亭成为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之一。在清政府假“立宪”的欺骗嘴脸暴露后,王氏毅然转向反清阵营,响应民主革命。1910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该会上海分会机关部的财务科长,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殷实积聚,慷慨奉献,为革命所用。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吴兴人)到申城策动革命,王对这个比自己整整小了11岁的浙江同乡极为钦佩,二话不说,一次就捐赠大洋50万,支持陈招兵买马,创办《民立报》《民生报》(据说,这笔钱当时如果置地产,足够顶下一条石库门弄堂)。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枪响,上海同盟会也于翌月3日夜起事。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局”遭到顽抗,陈其美只身入内劝降,谈判不成,反被拘囚。是际,清军已从南京、松江两路调兵,向上海包抄反扑,形势万分危急,而革命军的其他领袖却迟疑不决,进退失措。王一亭见状,奋臂疾呼:“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耳。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于民国前途裨益良巨!”他推荐刚刚由横滨回国的长子接任敢死队长,亲为誓师,激励众人拼死再攻制造局。终于在次日凌晨,拔掉了这根驻沪清军最顽固的钉子,陈其美获救脱险,上海胜利光复。光复后,王一亭相继被委授“沪军都督府”(上海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及商务总长。为了缓解新政权的严重财政困难,王氏诚可谓“倾其所有而不遗余力”:军政府募公债,他垫资40万元;筹措枪械军饷,他又掏银数十万元;军政府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5万元,由他经手担保;他兼任董事长的沪南“信成银行”,还代军政府发行钞票,几乎成了政府银行。王之承担的所有这些垫资、借款、担保,后来大半“无法收回”。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王一亭因为坚定反袁,积极接济讨袁军,招致袁世凯的刻骨仇恨。袁勾结驻沪外国领事团,把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连同王一亭等八人,“逐出租界”,又以所谓“助乱”的罪名,下令通缉王一亭。王费尽周折,避脱此劫,心灵受到了深重创伤,不想再在政界前台追波弄潮,渐次远离政治。但他并没有屈从袁党淫威,改变自己的正义立场。当流亡日本的陈其美派蒋介石秘密潜回上海,继续组织反袁斗争时,王氏依然无所畏惧,让蒋隐蔽在自己的“梓园”私邸(故址南市巡道街一带),悉心掩护、照料。只是从此,年近50的王一亭,主要精力已然转到了实业经营,转到了用更朴厚的悲悯情怀,去关注社会慈善事业。按照王氏自己的表述,“民生憔悴若此,吾当以为善为职志矣”。
事实上,还在王一亭赈援日本关东地震之前,他就早已是申城工商圈里公认的“热心公益的大慈善家”。吴昌硕所撰《白龙山人小传》云:王“性好佛,乐施予人,素常有急难乞之者,靡不周给”;每每知闻天灾人祸,便“夙夜彷徨,悉力以赴,呼吁募拯,不辞劳苦”;“辄有筹议,必首先慷慨解囊金为诸公倡,遂更筹济,多多益善,无倦容,无吝啬”。1917年,京、津、豫、川暴雨肆虐,越二年,中原与东南诸省洪水泛滥。王一亭一边发动沪绅鼎力捐救,一边派人赶往灾区现场,督促放赈。他还同吴昌硕合作了一帧《流民图》,将哀鸿遍野、冻馁塞道的惨象形之画幅,印发劝募。在此图的“题序”里,王氏忍不住直斥地方庸吏的荒政酿灾:“推原南北各省连年患潦之缘因,虽天灾流行,亦人事之未尽也。盖各省之不研究水利也久矣,欲堵其流,先治其源,可以弭百世之忧者,其惟水利乎!”剀切之见,句句警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一亭陆续出任了多项赈济机构的要职,譬如全国赈务委员会常委、中央救灾准备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等等。他的活动重点在上海,与同仁联手,捐资(包括他一向在日本销画的大部分收入)创办有“华洋义赈会”、“中国救济妇孺会”,以及孤儿院、残疾院、时疫医院、习艺工厂等好一批慈善机构,并数度上书国府,建议尽快疏导淮河,根治水患。1936年,王氏岁届70,上海市政府为了褒扬其历来的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特意发起“祝贺王一亭先生七十寿庆”,除去登报致贺,且决定在王捐办的上海孤儿院(故址龙华)门前新修一条马路,从龙华寺直贯飞机场,取名“王一亭路”。可惜一切准备就绪的当口,“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马路无法开工,被迫延搁未果。
也即在此事之前后,王一亭身上,还发生过这么两件与抗战密切相关的不能不提及的事情:一是1931年“九一八”后,他毫不犹豫地立刻放弃了“日清洋行”的优厚薪酬,与之断绝联系;一是第二年的春天,由他领衔组织,在海上画家中倡议“艺术救国”,举行大规模的书画义卖,义卖所得,分文不留,统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
回过头来,再看那帮侵沪日军——他们自作聪明地将物色汉奸的卑鄙算盘,打到王一亭这样的一位经历不凡、爱憎分明的中国老人头上,岂不是注定了要落空、要碰壁的吗!日军当局见王氏杜门拒访,坚决不干,火了,指使兽兵把他原先的“梓园”居舍抢掠一空,又纵火烧毁。那里,本来“琳琅满目陈设”着王一亭“一生所聚之文物家具”。上海沦陷前夕,王氏举家移住英租界的“觉园”,以便就近协办涌集租界的难民收容事宜,一时无暇寻找宽敞宅子,来搬迁他的那些个不知倾注了多少心血的收藏。如今,竟一朝尽罹强盗毒手!
为了避开鬼子的进一步迫害,1937年11月,王一亭伺机携家潜离申城。正欲绕道香港转赴内地,不幸途中染病滞港。未几,闻悉日军攻占广州,他失声恸号,忧国伤世难以自已,病体愈见沉重。王自知不能长久,决意骨眠故土,遂搭船于1938年秋末返抵沪上“觉园”。
日人探得王氏回沪,复来居处逼其就范,王阖户祈死。他早就发誓:“昔友今敌,须是还我一个堂堂中国人!”曾有人告诉王,他的一个浙江同乡、当初在总商会一块共过事的傅筱庵(镇海人),投靠日寇,做了伪上海市市长,王鄙夷地慨叹道:“我不明白筱庵为什么要做这釜底游魂的伪市长?筱庵真是做梦,一意孤行,不保晚节,留个通敌的罪行,遗臭万年!”
当年11月13日,王一亭病逝在被日军刺刀监禁的“觉园”家中。他的死,在上海引起很大震动。有记者在报端这样表达了中国人心头燃烧的愤怒:“如果有人对他的救命恩人都忘记了,都不放过,那么他们的下场是很可悲的。”历史对此已经铸就了真确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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