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39:55

一粒纽扣挡子弹，周作人终成汉奸[转帖]

　　假如他毛衣上的一粒纽扣没有挡一下子弹，那他是个英雄式的人物。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今天是周作人诞辰124周年

　　□柳已青

　　谈《知堂回想录》，不能避开版本。如今内地所见版本，依据的底本是香港三育初版本、再版本。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周作人回忆录》，这是钟叔河独具眼光编辑出版的，开一时出版风气之先，为读书人津津乐道。这个版本如今多在藏书家的手中，比较罕见。而1970年5月香港三育初版本，据说，在书肆搜求难度一点也不亚于所谓“宋版元椠”，已成为“新善本”。有一次，我在一朋友家中，欣赏他珍藏的上海书店的1981年影印版，也算开眼界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所读《知堂回想录》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止庵校订本。河北教育2002版的《周作人自编文集》，我曾经买过一套，非常喜欢那个雅致的封面。

　　当时读《知堂回想录》，囫囵吞枣，不知其妙趣。总觉得，读出知堂的滋味儿，一是需要年龄、阅历和学识，还需要心境。知堂的书，大抵在深夜读最佳，或者寂寥的时候，才会觉得其文平淡冲和的悠远和绵长。比如，知堂到日本留学时，最初住在鲁迅寄宿的地方，看到日本少女赤脚走路。由此洋洋洒洒写开去，如跑野马。想到古时中国江南同样的风俗，从张汝南的“江南好，大脚果如仙”，到李白的“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知堂中学、西学俱佳，他将一生的烟云尽收于一书，除了属于真实的部分，还有诗意的成分。我非常欣赏由事实生发的，那荡开的笔墨，恰似小说中的闲笔，很跳跃的，“一溜走如烟”，让人好生去追。

　　现在手边的一套《知堂回想录》，还是止庵的校订本。装帧、设计，乏善可陈，径直进入知堂的文本好了。

　　知堂诞生“是极平凡的”，但因为族人传言白须老人投胎转世，说他的前世是一老僧，知堂对这样浪漫的传说，是相信的。五十知天命之年，打油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他一再说，“寿则多辱”，事实上也是如此。

　　读过不少书，揭秘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公案，总感觉说了等于没说。还是忍不住，看周作人自己如何说。周作人“不辩解”，什么都没有说，但好似什么都说了。“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知堂就是这样的态度，对后来的下水也是如此。难怪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这样评价周作人：“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

　　如果说兄弟失和是影响两人生命中一件大事，那么，1939年元旦突发的枪杀事件将周作人推向另外一种人生。苦雨斋中日军的刺杀行为，对他影响太大了，迫使周作人迅速作出抉择，半只腿入水的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了。从此，周作人就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历史就是这样荒谬，假如他毛衣上的一粒纽扣没有挡一下子弹，那他是个英雄式的人物。然而，他成了汉奸。

　　在时人和后人看来，周作人不应该落水。他的老友钱玄同宁因贫病而死，也拒不接受伪聘。有人说周作人落水是因为他的日本太太，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太喜爱日本的文化趣味。我觉得，这些因素都有，在周作人的精神深处，有一个虚无的黑洞，使他将名节之念、手足之情，都淡化了。孟心史卧病在床，曾给北大的同仁出示讽刺郑孝胥的诗作，周作人也看了，但无法对他产生触动。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投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审判时，他曾以看北大校产为自己开脱。对自己的人生，从不考虑他人和外界的评价和态度，这一点，周作人和张爱玲有点相似。

　　我在这篇文章中，一会把他写作周作人，一会写作知堂。是因为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和鲁迅失和的是周作人，下水的是周作人，一意孤行的是周作人。谈北大旧人旧事的是知堂，苦口甘口写吃食的是知堂，平淡冲和的是知堂。这也就是一个人的两面。

　　曹聚仁约请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最初叫《药堂谈往》。药堂，是他的笔名，他的这本回忆录中果然有中药味。当然不仅仅弥漫于“父亲的病”章节。周作人回忆起“父亲的病”，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看淡生死，没有悲切的意味，他的超脱在药味中。曹聚仁打了个比方，说周作人的文字是龙井茶，这种神韵，看上去无颜色，喝起来回味无穷。我觉得，《知堂回想录》也似一味中药。有时，药，也不是全用来治病的。

　　知堂回想录（上、下）

　　周作人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年6月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收藏的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之一，第一排左三为周作人，右三为鲁迅。

　　“三十岁前不读周作人”。周作人太复杂了，他不同于鲁迅，他的复杂在于思想不易被人们所理解。今年5月6日是周作人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怀着对这位特殊的历史名人的好奇，记者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进行了专访。

　　周作人一生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一是苦雨斋，二是鲁迅。在那个“南鲁迅，北知堂（周作人）”的时代，他的学识甚至一度被认为超过鲁迅，但就是这样一个被认为思想超前的人，竟一朝失节，而将后人丢在了对其绝美文笔的留恋与对其民族气节缺失的鞭挞的矛盾中。

　　文/本报驻京记者柳建云

　　北京鲁迅博物馆供图

　　时光退回到127年前的清代末年，光绪甲申年十二月初一，即1885年1月16日，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周作人出生了，那一年，中法战争以中国签订屈辱条约为结束。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时代，整个国家、民族正无可避免地走着历史的下坡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处于整体崩溃的前夕。

　　　安逸童年

　　　　待到鲁迅、周作人这一代出世时，原本富足的周氏家族正由兴至衰，尽管往日的豪华排场已经消尽，但也依然可以不愁吃，不愁穿，过着精神与物质都有余裕的消闲生活，从小周作人就习惯了这种安逸的局面。从15岁起，周作人看到兄长鲁迅在南京读书，每每读到兄长的家书，对外面的世界甚为羡慕，于是，周作人1901年秋到南京水师学堂。1906年随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

　　周作人从绍兴离开后，就一直在鲁迅的庇护下成长，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俩都没按部就班地拘泥于本专业学习，其间，鲁迅总是督促周作人翻译，周作人偷懒时，鲁迅往往以兄长名义斥责他，鲁迅的这种习惯甚至在周作人已显赫成名时，仍未更改。

　　　风雨飘摇

　　
　1911年夏，周作人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当时周作人已经在中国名声显赫。

　　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作人一家接来北京。然而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仅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突然闹翻了，此后两兄弟再无团聚，每次对话只在报刊上各执一词，明眼人认为这是兄弟失和后持续的争吵。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7月，北平陷落，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引起全国文化界的一片强烈谴责。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汉奸“阶下囚”

　　
　　1940年，周作人被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教育总署督办”，还担任了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务，就此沦为汉奸文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因叛国罪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被押至南京，经审判被处以有期徒刑十年。在监狱里，周作人不哭哭啼啼，反而在狱中自得其乐，写了很多杂诗和自娱自乐的文章，精神基本没受到影响。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暂由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周作人取保释放后回到北京。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让周作人当翻译，他每天伏案翻译，翻译了十几本书，包括许多古希腊经典作品、日本著名的作品，这也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之一。翻译期间，周作人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一个乱世知识

　　分子的悲剧命运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和周作人是怎么也绕不过的存在。‘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凋谢了，唯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对异端。”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如是描述。

　　“五四时期是周作人思想的重要分野阶段，在此之前，他斗志昂扬，此后，悲观主义，消极主义则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精神。在他看来，抗争失去任何意义。在他看来，世界总是在轮回，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太阳底下无新事。”孙郁说。曾经周作人在倡导《人的文学》时的慷慨激昂，逐渐褪去，他一下子成了“老人”，醉心于玩古董、沉湎于抄古书的愉悦中。年代久远的历史演变成了他的精神鸦片。孙郁认为，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的充满战斗气质的周作人已彻底消失了。

　　但是，周作人的心里还是对社会心存依恋。他把社会所有的感受，写进对历史的理解，以平和的心同历史纠缠，总能用举重若轻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无论多复杂的东西，他都能以放松的心态处理，在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可以说是隔岸观火的儒雅君子；而鲁迅是把历史的感受，写到杂文里，是血海争搏的历练斗士。

　　孙郁指出，有很多喜欢周作人的学者曾做了很多研究，希望从史实中找到证据证明周作人并非自愿当汉奸，但是史实表明，这是他自愿的选择。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百姓，不管在谁的统治下，都要吃饭，不要用国家概念来定位人，这种超越种族，超越国家的思想，让他看淡国家利益，也正是这种无国家主义和文人的懦弱性让他最终拒绝了革命人士的召唤，选择留在北京苟且偷安，担任伪职。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人们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来寻回一些我们早已丢弃却又不该丢弃的东西，通过对周作人悲剧命运的研究来反思中国的现代史与知识分子的历程。”孙郁说。

　　　周作人与鲁迅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

　　
　　从跟随鲁迅成长，到与鲁迅突然决裂，再到晚年写鲁迅回忆录……周作人与鲁迅的关系，经历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循环历程

　　“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而另一个空手道般的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底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孙郁说，鲁迅与周作人两个人在精神特质上都属于那个时代主流之外的异类，尽管两人曾一度分离并斗争激烈，但纵观一生，两人不论在思想还是情感上，都经历着一个由重合到分离，再到重合的循环过程。

　　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让原本复杂的两个人物经过纠缠变得更加复杂。早期他们都重视日本艺术，并时常将这些转换到思想里，想让国人得到一些启示，不过两人这时出现了一种差异，鲁迅吸收了日本作家的表现手法，用自己的创作呼应着文学的写实精神和个性精神，周作人则从学术的层面阐发独异的艺术思想对中国的意义。前者乃外面世界里的耕耘，后者是象牙塔里的沉思。“他们在一些地方做着相同的工作，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构成了新文化的合力，没有任何一方，都是不行的。”孙郁说。

　　　　决裂八道湾

　　
　然而，从未被鲁迅和周作人向公众详提的兄弟间那次突然决裂，更为人们所关心。1923年，鲁迅缘何突然搬出兄弟共住的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对此一直都存在争执，因为对于这一点，鲁迅和周作人都未对外人详提。记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里，找到许许多多周作人、鲁迅的单人照片，但却遍寻不着任何一张鲁迅与周作人二人的合照，仅有两张兄弟二人同时出现的照片，也不过是鲁迅与周作人参加公众活动时的多人合影。据资料室工作人员介绍，1923年之后，二人不再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孙郁告诉记者，学界主流的观点集中认为矛盾的发生似乎是因为家庭琐事，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周作人的妻子信子家境贫寒，多年来鲁迅就一直在经济上予以接济。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从1912年来北京教育部供职时开始，鲁迅定期往信子在东京的家里寄钱，极少间断。全家搬来北京后，鲁迅在钱财方面向来不很计较，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信子支配。鲁迅兄弟收入不薄，每月至少有六百元左右。但信子天性奢侈，从不节俭，有时甚至要借债度日。鲁迅是大哥，难免会在弟弟面前责备几句，不料竟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子反目成仇，居然说他有“非礼”行为，以此挑唆兄弟失和。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的《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信子。

　　　鲁迅死后的和解

　　
　孙郁说，事实上，即便是兄弟关系最恶劣的时期，鲁迅仍一如既往地疼爱着他，也许正是爱得太深，反而让周作人受不了，并最终促成兄弟分离。“从人性角度思考，鲁迅对弟弟很宽容，当东北遭到日军侵略时，在报上遍寻周作人的名字，当没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议时，鲁迅感到很难过。而此时的周作人正沉迷于沉迷花鸟虫鱼的生活，这被当时学界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抛弃自己的弟弟，反而帮周作人说好话。”当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地说是“周作人”。这段历史在鲁迅死了很多年后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从与兄长鲁迅分开后，一直对鲁迅评价不好，常常在报上以文章讥讽兄长，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鲁迅对他的爱后，才客观地重新介绍鲁迅，撰写鲁迅回忆录。

　　周作人与朋友

　　
　　相交终身钱玄同忽冷忽热向胡适

　　
　　周作人喜欢有趣的人，钱玄同、刘半农都是懂幽默的佼佼者，周作人还喜欢性情飘逸的人，胡适的学生徐志摩就深得周作人的喜欢。而相反，过于严肃而显得乏味的人，则不讨周作人的喜欢。

　　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是终身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之人。”周作人与钱玄同两个人常常呆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钱玄同为人很率直，思想也很高深，深得周作人的赏识。每次见面，周作人总是坐在一旁听钱玄同讲，钱玄同也愿意讲，两个人一起喝茶时，大部分话题围绕最近看了什么书，钱玄同什么书都看，周作人看的很多书是他推荐的，周作人的很多观点也是受到钱玄同的启发。

　　在周作人的圈子里，胡适是个特殊的人。周作人一生,谈及胡适的文章很多,态度有一点复杂：他深知胡适的分量,但对其弱点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关系忽冷忽热。尽管胡适对他帮助很大，也很赏识他，但他却瞧不起胡适，他觉得胡适有很多问题，认为胡适是依傍在一个价值体系里，周作人怀疑单纯依靠任何一个理论能否解释一个世界。同时他认为胡适的文章平实枯燥，文学情调不行。另一个特殊的人则是章太炎，他曾是周作人的老师，但当章太炎沦落为维护封建军阀统治、反对革命势力的“护法大将”时，周作人便立即与之划清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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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47:19

无耻的好人[转帖]

赵无眠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象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唯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象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份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象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材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讽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象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冶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生养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48:06

吴世宝的横行与静安寺枪战[转帖]

马三媛，是扬子舞厅的红舞女，由于具有一张媚人的面孔，在1939年的舞场里，可算是赫赫有名，红极一时的。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自己的长相儿虽像门神那么一具，烂山芋那么一块，可是对蹂躪女性，倒是满会拣精挑肥的。吴震于马的艳名，曾邀马坐过台子，在马的面上用了很多的钱。但吴世宝花钱虽多，由于自己的这副长相，很难得到马的青睐。吴一看钱买不到美人的心，于是来个霸王硬上弓，诬马三媛与中统特务有关，将马抓进了76号，关在警卫大队长办公室隔壁那间会客室里。但马毕竟是他所喜欢的，虽然抓来了，每天仍供应以佳肴、水果、点心、巧克力糖等，一面又削尖了许多竹签子去恐吓马三媛，说是：“如不招供，就把这些竹签子插入你指甲缝里去，你就受不了啦!”马根本与中统无关，当然说不出所以然来，吓得一天到晚尽是哭。后经李士群派马啸天去审问了两次，才知道了个中究竟，便着将马三媛释放。

吴世宝知道后又去对马三媛说：“我们过去都是熟人，也处得满好，我也不忍看你在这里待下去，所以我已替你向上面讲了许多好话，现在已准予由我把你保出去，但规定你住的地方外，不准出去乱走。”这时的马三媛虽没有受过刑罚，可是每夜听到别人受刑时的那种惨号声，时刻吓得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只要能够离开76号，什么都肯依。吴世宝便在极司非而路乐安坊对面55号附近租了两间房子，将马三媛安顿在内，强行霸占。

在旧上海，舞女生活于社会底层，饱受流氓、恶霸的欺侮。

无奈好景不长，春光外泄，这段“风流艳史”却给一个开赌台的流氓张康梅的老婆，亦即叶吉卿的干女儿，告诉了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佘不觉醋性大发，怒火万丈，且把这股酸气都放在无辜被蹂躏的马三媛身上。于是，率领男女众人，到了

吴世宝的那个小房子里，见了马三媛便破口大骂狐狸精、小妖怪，走上前去一把揪住头发，痛打了一阵。马三媛虽受了这样一顿毒打，但也乘机逃出了虎口。

佘爱珍将马三媛打了一顿后，把自己的头发也打乱了。好在百乐门理发厅就在附近，便浩浩荡荡地到那里去做了头发，又在百乐门商场买了一些东西。当她坐上汽车预备返回76号时，正值静安寺捕房拦住了她的保险汽车，硬要搜查。佘当即拒绝，并威胁地说：“我们车里有枪。”那白俄巡捕听说有枪，便拔出枪叫道：“不要动!”佘将车门拉上，白俄巡捕便开了枪，车里的保镖，也从保险玻璃的隙缝里开枪还击。煞时枪声频起，路人奔避一空，车夫吴吉声（吴世宝的侄儿）便赶紧把汽车急急开回76号。虽然车身中了几枪，车里的人却未受伤。可怜的是在双方互相射击，子弹横飞的时候，附近一个摊贩竟不幸中弹而亡!

佘爱珍逃回76号，把方才的受惊都归咎于吴世宝，于是又与吴世宝大吵大闹了一场。吴世宝既憾自己才筑起来的小房子给这个母夜叉打散了，从此好梦难再；又恨静安寺捕房竟公然污辱了他的老婆，丢了他的面子，竟把一切怨气都集中到静安寺捕房身上。他随手打了一个电话给静安寺捕房的两个华探长刘长赓与陆根生，因为这两个人

上海静安寺路上的电车停车站

都是在吴世宝手里拿开销的。吴世宝在电话里就质问对方“为什么巡捕房对一个女人竟然要开枪?”刘与陆否认有这件事。吴为了挽回面子，显显76号与自己的威风，便派他的徒弟张国震带了一批人去包围静安寺捕房。由于去的人太少，有两个喽啰又给静安寺捕房抓了进去，吴又加派了顾宝林，动员了更多的喽啰去包围捕房。

捕房方面以76号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恐出于日本人的指使，怕后面还有文章，也怕闹出乱子，于是把抓去的两个人急忙放出来。可是这两个家伙，知道76号占了上风，便坚决不肯走。捕房方面只好去找到曾在公共租界做过特别巡捕，这时在76号任第四处处长的潘达来做调和人。约定今后静安寺捕房的警备车与警务人员，只能在76号门口通过，不得停留或往来巡视，骑马的印警不能通过，这样算是76号胜利了。

佘爱珍与白俄巡捕在静安寺路发生了一场枪战

静安寺捕房的华人巡捕有的也在吴世宝处拿开销

才由潘达把被抓的两个人领了出来。另外，复由刘长赓与陆根生两个人出面，在大来饭店宴请吴世宝，准备向吴当面道歉。吴竟扯足了风篷，不屑“赏光”，仅派张国震、顾宝林去敷衍了一下。

静安寺捕房对76号的“绥靖”手法，本来是一种临时应付措施。它为了对自己警区的治安负责，对76号还是时时警戒，处处防范的。吴世宝便以胜利者的余威，打电话给刘长赓与陆根生，要他们转告外国人，将出入口的铁丝网恢复原状。结果适得其反，反把那里的警戒加严了。刘长赓与陆根生因为事情变成两个极端，对76号无法交账，只好来个相应不理。吴世宝把捕房的不买账，记恨于刘、陆两人，于是先叫张国震掌握了刘长赓日常行动规律，派人乘刘在湖北路尚洁庐澡堂里洗好澡出来的时候，把他打死在弄堂里，不久又在静安寺的电车停车站，将陆根生枪杀，算是对静安寺捕房的一种“示威”。

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也非等闲之辈，美国学者魏斐德称她为“以无情著称的上海美人”。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称她“聪明秀气”、

“英断舒发”。胡记笔墨，向来言过其实。在程乃珊的《银行家》里，佘爱珍则是另一副模样，“脸盘化妆得像块蛋糕，头发卷曲，整个形象犹如强盗婆……旗袍侧面的衩一直开到大腿上。”

在当时的上海滩，佘爱珍的确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是76号警卫大队不挂名的队长，打《大美晚报》就有她的同往，76号的女犯人都是她来提审，郑苹如之死，多半也因为她和一班汉奸太太的极力挑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做了胡兰成的第五任老婆，这要从胡与76号的关系说起。

胡兰成以宣传部次长在上海主持《中华日报》的时候，与也留在上海的警政部次长李士群以及他手下的76号有了来往。李士群绕过周佛海，直接和汪精卫接上头，就是胡的功劳。至于76号这个陈璧君都嫌血腥的地方，当时的胡兰成毫不讳言

“印象甚好”，在他眼里，76号仿佛梁山泊忠义堂，“有江湖豪杰之气”。

胡兰成也因此和当时在上海滩已经名头响亮的吴世宝夫妇相识，尤其是丢了宣传部次长的帽子后，更是过往甚密。胡虽然拿捏清高，但炙手可热的吴能亲自送他回家，待他客气，于是这个外人眼里的魔头，在他那里，竟是个讲交情的上海白相人。

后来吴世宝被李士群算计，佘爱珍找到胡兰成设法营救。胡兰成四处奔走，还不明就里，几次追到南京、苏州，要李士群救吴世宝。吴世宝死后，也是胡兰成出面，找到汪曼云、褚民谊、陈春圃等人联名签呈，让汪精卫取消了对吴的通缉令。在吴世宝的灵堂上，更是许诺悲伤难抑的佘爱珍将来会为吴报仇。

抗战结束，佘爱珍以汉奸罪被判刑七年（左图为其在法庭受审情形），后来被释放，便去了香港。第二年，胡兰成也去了香港，少不得前去探望。胡兰成准备去日本，为路费找到佘爱珍，不过佘可不像张爱玲那样一心一念地为着他，只是哭了一通穷，给了两百块打发了事。之后两年，也就是1954年，佘爱珍也到了日本，两人常来常往，第二年，“我与爱珍遂成了夫妻”。后来生活艰难，佘爱珍还开了个酒吧，维持两人生计。胡兰成对于一众女子的薄情寡义，向来为人所诟病。只有与佘爱珍，也许是年纪大了，也或许是佘爱珍余威尚在，两人虽然叮叮对对，但终于相伴终老。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48:53

孟子的故事[转帖]

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魏惠王召见孟子，惠王说：“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使我国国富兵强。”孟子回答说：“君王何必说到利字呢，我知道的只有仁义罢了。假如君王说怎么样对国有利，大夫说怎么样对我家邦有利，国民说怎么样对我自己有利，从此，上上下下都为利益相争夺，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我从没听说过一个仁德的人，会抛弃他的父母，也从没听说一个讲义理的人，会漠视他的君上。”

孟子随子思求学时，曾经问到治理人民应以何事为首要。子思说：“先给人民谋福利。”孟子说：“君子教导人民，也只有仁义二字罢了，何必言利。”子思说：“施行仁义，目的就在于给人民谋福利啊。如果在上位的人不仁，在下的人民，便流离失所，如果在上位的人不义，在下的人民，就喜欢做欺诈的事，这是多么不利啊。因此《周易》上说：利在使万物各得其宜，各得其和。又说：利可以用来安息其身，崇尚仁德。这些都是最大的利益啊！”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49:37

军阀杨森与中国电影[转帖]

　　提起大军阀杨森,解放前的四川人自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谈到杨森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实事求是地讲,写中国电影史,倒是不能把杨森的名字遗忘掉的。
　　提起杨森与中国电影的关系,还得追溯到1934年。这一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成立了我国官方的第一个电影管理机构“电影股”。股长郑用之(1902—1983),又名绍嵩、峻生,是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黄市乡人,20世纪20年代初到上海学习,后升入北京朝阳大学。1925年2月,郑用之投笔从军,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1月毕业随部队北伐,任东征军连党代表,到达武昌后,国民党清党时受审查关押,尔后脱离部队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用之创办《大陆日报》宣传抗日被查封,接着创办中国新闻社,与鲁迅、柳亚子、张石川、孙渝、李芸仙等来往甚密。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郑用之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拍摄,不久出版《淞沪抗战大画册》,名震一时。郑用之当上这个颇有实权的电影股长后,随即展开新闻片的摄制和放映露天电影等各项活动。
　　1935年春天,电影股改归湘、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的政训处管辖,随总司令部移驻汉口。因日寇谋**亟,中日战争一触即发,郑用之考虑到可用电影作为鼓舞民心士气的宣传工具,便草拟了一个在武汉创办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呈报上去。适逢兼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回南京接见外宾去了,由副总司令张学良代为决定。张学良对电影颇有好感,非常支持郑用之的这个计划,马上允准从他个人的特别办公经费里按月拨发5000大洋予以实施。在当时,这可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郑用之于是向德国、美国订购了摄制有声电影所必须的各种设备器材。由于经费充足,办起事来顺手,不出数月,摄影机、剪辑机,外加灯光、音响、洗印、试片等器械一应俱全。兼任厂长的郑用之立即出面聘请电影界精英大腕前来助阵,由阳翰笙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史东山、司徒慧敏、应云卫、陈鲤庭、苏怡、孙瑜等任编导委员会委员,夏衍、蔡楚生、沈西苓、章泯、宋之的等被聘为特约编导委员。创作人员有摄影吴蔚云、王士珍、冯四知、姚士泉;剪辑钱筱璋;美工韩尚义、许珂、姚宗汉;演员舒绣文、张瑞芳、陶金等。
　　各路人马纷纷赶到了汉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岂料万事俱备,却唯独缺乏一处适当的地方作为厂址。正当郑用之为此焦急万分时,他请来的电影导演袁丛美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20军军长杨森在汉口置有一片地产,人称“杨森花园”,现闲置未用。杨森在四川时热心支持赞助文化体育事业,或许可以设法租来。袁丛美也是四川人,因为一出娘胎脸上就长满了“麻子坑”,所以长大后自嘲地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叫“丛美”。郑用之一听大喜,便拉上袁丛美,专程搭乘一架小飞机赶到重庆,拜会杨森。
　　杨森在中国历史上有名,不单由于他在旧中国军阀混战史中的重要地位,更因为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声色犬马的私生活。大大小小的太太,他当时就娶了12个。逃到台湾后,在90高龄之后还娶了一个芳龄17、留学过美利坚、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校花,为他生下了第43个孩子,开创了夫妻年龄悬殊、老年得子两项纪录。1928年底,杨森为争夺主川大权,与刘湘激战,兵败被逐到下川东一隅后,成渝两地的报纸书刊,连篇累牍,毁者踏他入地,巴蜀百姓,对他后宫淫荡之事早已是耳熟能详,重庆文人江南一叶还将他一人拥有12个婆娘(其中原配张氏早亡,七姨太曾桂枝、九姨太蔡文娜因偷情被杀)的风流韵事演衍成了当代《金瓶梅》、《绣榻野史》之类的黄色小说在文坛市井广为传布。后来杨森“光复”重庆,手下侦缉处把江南一叶抓获,要将他斩首示众以图向杨森邀功请赏,不料,杨森闻报后对此不仅毫不生气,反而拨冗接见了江南一叶,重赏了这位黑笔头文人300大洋,并勉励他再撰新著,续写其“英雄历史”。此后,杨森在一次手下军官的集会上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文化,自来崇拜强权,历朝皇帝,哪一个不是三宫六院,嫔妃三千,臣子百姓除了羡慕他有能耐,哪个还敢从道德上去谴责于他?前些时候入据了紫禁城的袁世凯,不也大大小小讨了十几个老婆,据说还有两个小妾是他从汉城带回来的高丽货。山东的张宗昌,官不过一省都督,却一口气讨了42个老婆,其中竟然有20个金发碧眼的欧洲洋婆子。我杨森虽离那英雄尚远,却从不讳言生平极爱美色,一人讨了十来个姨太太,在军中本不是秘密,让江南一叶流布于市井,反倒让我部官兵大长志气,有了效法的楷模。英雄美女,自古皆然,看到自己的长官锦衣玉食、美女如云,岂不是也给了兄弟们一个美好实在的奔头?懂得穿上了这身二尺半,便只有军前效命,建功立业,方能加官晋爵,尽享人间荣华富贵。”
　　杨森如此处置,可谓意味深长。那江南一叶虽是用笔野俗,把他描写得犹似淫魔,却对他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颇多赞美艳羡之辞。小骂大帮忙,此书实为典范。著书人巧借淫色之事,让将军“英雄本色”不胫而走,深入千家万户,实乃一千金不可奢求之事,说他有功,自不为过。
　　郑用之和袁丛美赶到重庆时,杨森与他的众多太太以及几十个儿女正住在中二路“渝舍”之中(今重庆市少年儿童文化宫)。
　　杨森果真对文化人优待有加,礼贤下士,特意在自己的小书房里接见两位拜见者。听郑、袁二人说明来意,杨森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要办电影厂宣传抗战,是好事,我支持。不过,我那汉口的花园,不能租给公家,只能租给你们个人。因为那产业属于我家几十口人,总有一天,我会搬进去住的。租给公家今后恐怕说不清楚,租给你们个人嘛,我有契约在手,不怕你不还我。”

　　郑用之小心地问:“那么,军长的意思是要订一个租约么?每年你打算收多少租金?”
　　杨森对朋友对部下豪爽义气,热心防区内的公益慈善事业是出了名的,此时却故意幽了郑用之一默,做出副极其认真的模样说道:“丑话我先说在前面,租金到时我是要收的。”
　　郑用之道:“这个自然,既然军长要和我签租约,我一切都会按照租约办的。不过,请军长明说,这租金是多少?”
　　杨森说:“我每年只收你一块大洋。”
　　“多少?”袁丛美害怕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一块。”
　　郑用之高兴得脑壳晕乎乎的,双手抱拳连连向杨森打拱作揖,感激不尽地说道:“军长呀我的好军长,你这不等于白借给我们用么?我代表中国电影界的同仁感谢你了!”翌日,双方正式签订了租约,承租人郑用之当面预交给出租人杨森军长一年的租金——大洋一块。
　　“杨森花园”位于背靠怡和新村的汉口江岸,占地约十七八亩,外加一大块平坦草坪和一条可行轿车的小马路。花园中馆舍精致,绿树葱茏,还有一泓碧水,确是个幽静宜人的去处。花园正中一幢西式建筑共分三层,另有地下室一层。主楼后面还有厨房和佣人住房成一长列展开,仅主楼就不下50个房间,显得气派非凡。其实此园买来后,杨森一天也未住过,仅雇了几个佣人在此看护。
　　郑用之将“杨森花园”顺利地“租”到手后,立即找来建筑师进行了改造,成立了“武汉电影制片厂”,同时排练话剧,推出的第一出大戏就是曹禺的《日出》。《日出》在汉口光明大戏院演出后,轰动一时,媒介一致认为这是汉口自开埠以来话剧演出的空前盛举。当时的“杨森花园”里可以说会集了全国影剧界的精华。继《日出》之后的一连串演出活动,可谓精彩纷呈。
　　三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杨森奉蒋介石之命,率20军于1937年9月1日从防区徒步出发,前往上海参加抗战。20军途经汉口的时候,郑用之和袁丛美、阳翰笙三位四川人特意恭请杨森前往电影制片厂参观,杨森欣然前往,还在自己买来后从未住过一夜的“杨森花园”里对上百名演职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出征演讲,让众人热血沸腾,大受感动。郑用之原本对杨森的慷慨相助无以为报,此番又见将军率部出征,于是就决定由袁丛美担任导演,拍了一部20军开赴上海抗战的新闻纪录片。该片在全国播出后,给20军官兵们的鼓舞不小,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1938年初冬武汉沦陷前夕,大家匆忙将全部设备迁往重庆观音岩纯阳洞,仍由郑用之担纲负责,另起炉灶,这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50:32

薛暮桥:从旧中国“牢监大学”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转帖]

　　从在“牢监大学”自学成才到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国农村》,从在新四军和苏北抗大讲授政治经济学到主持山东解放区的战时财经工作,从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协助周恩来处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经济工作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深入探索,薛暮桥以其睿智的头脑、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政策主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和孙冶方、许涤新、于光远并列为中国经济学界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最终成为影响新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之一。

　　一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幼时曾在父亲办的女塾和东林小学(其前身为著名的东林书院)读书。薛暮桥从小天资聪慧,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成绩突出。1918年,他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后因贫辍学,投考沪杭甬铁路当练习生。期间,薛暮桥凭借自己良好的数学基础,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学完了原定六个月学完的会计业务。铁路车站的老会计因为一直没有培养出能代替他的人,已经多年没有休假了,看见薛暮桥掌握会计业务的速度后又惊又喜,放心地把工作交给薛暮桥,自己休假去了。
　　1926年,年仅24岁的薛暮桥担任了杭州笕桥铁路站站长。1927年,薛暮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同年2月至6月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积极参加工人、学生运动。1927年6月,薛暮桥被捕,关在浙江陆军监狱,直到1930年底才保释出狱。这三年牢狱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薛暮桥的秘书、学生李克穆在2000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飞瀑涤俗尘偷闲理经纶——薛暮桥同志二三事》为题进行了回忆:“薛老1927年加入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坚持每天读书,阅读大量经济学、历史、哲学著作,还学习了英语和世界语。三年‘牢监大学’,为他日后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薛老在狱中的自学,缘自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时与薛老同监的,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同志。张在狱中每天要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并且让难友和他一起学习;他曾在黄埔军校教过世界革命史,因此每晚为难友们讲中外革命历史。有一天他读完书,不耐烦地说:‘怎么还不枪毙?’薛老惊奇地问:‘你既然知道自己必死,为什么每天还要认真读书?’张秋人同志答:‘****人活一天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读书就是为着革命。’薛老将这一教诲始终铭记在心。不久,张秋人同志壮烈牺牲,而薛老则从此踏上了永不止息的学习研究之路,终成一代大师。”20世纪70年代末,当一位美国教授问起薛暮桥“薛君毕业于贵国的哪所大学”时,他坦然而又诙谐地答道:“我毕业于旧中国的牢监大学!”
　　1932年初,薛暮桥在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过一段时间的《民众周报》。不久,在朋友介绍下,他进入上海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很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赏识,和蔡、陈私交甚好。
　　由于陈、薛等人的社会活动太多,引起国民党党部的注意。1932年底,他们下令把社会科学研究所搬到南京去,薛暮桥被裁减(薛是编外人员,用办公费作工资)。为维持薛暮桥的生活,陈翰笙教他学写文章。于是,薛暮桥回故乡无锡农村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陈为这篇文章写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的题目,送当时的进步刊物《新创造》发表。当时,薛暮桥正在学习日语,常到日本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去买日文书籍。有一次,他突然发现日本进步刊物《改造》翻译了这篇文章,真是又惊又喜。
　　虽然在此之前他就有文章发表,但薛暮桥后来却在自撰的《年表》中把这篇文章视为自己的处女作,一则该文章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二则是出于对陈翰笙的深深谢意。
　　1933年2月,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致信陈翰笙,要陈介绍一位“农村经济”课教员。陈翰笙推荐薛暮桥,薛说: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怎能到大学里去教书?陈说:不要紧,我已为你假造一个履历,你名叫薛暮桥,上海劳动大学毕业……
　　从此,薛暮桥这个“假名”开始使用,后来竟盖过了薛与龄这个真名。
　　从1933年2月至1934年5月,薛暮桥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讲授农村经济和政治经济学,他和校长杨东莼等进步人士组织了读书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34年10月,薛暮桥协助陈翰笙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理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乡村调查,同时主编《中国农村》月刊,从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一道成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人物。
　　多年来,薛暮桥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他,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三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另一方面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薛暮桥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聪明、勤奋、持之以恒外,遇到陈翰笙这样一位启蒙老师是他的幸运。陈翰笙在研究问题方面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这影响了薛暮桥一生。说起来别人也许不会相信,薛暮桥这个大经济学家在“文革”前从未读过《资本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薛暮桥是在“文革”期间关“牛棚”和在干校劳动改造期间读的。薛家有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但薛暮桥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1975年恢复工作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自己的成名力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

　　正因为如此,解放后已经身居高职的薛暮桥始终对陈翰笙这位恩师礼遇有加:凡是与陈翰笙一起开会时,薛暮桥绝不会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笙坐中央,发言时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

　　二

　　1938年10月至1942年底,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抗大五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讲课时,薛暮桥编写了一本内容通俗、观点鲜明的教材,后来由新知书店以《经济学》为书名出版,在新四军中广泛流传。由于《经济学》一书同样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因而不断重版,甚至搞不清楚究竟印了多少次,这是当时唯一能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相媲美的畅销书。
　　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薛暮桥还和刘少奇、陈毅共同战斗,建立了革命友谊。1942年3月15日,刘少奇曾亲自复信薛暮桥,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战略与策略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42年11月,陈毅约薛暮桥、范长江、阿英、杨帆等人商谈成立诗文社事宜,后经讨论定名为“湖海艺文社”,并通过《缘起》。“湖海艺文社”作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发起人有陈毅、薛暮桥、范长江、阿英、杨帆等22人。
　　薛暮桥在华中的革命活动倍受国内各界的关注。1942年10月24日,新华社华中电讯报道:“全国文化工作者先后来华中敌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沪文化人更接踵而至。”电讯列举知名者时,薛暮桥赫然榜首。
　　1943年1月至1947年10月,途经山东的薛暮桥由于罗荣桓力邀并呈请中共中央批准,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兼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
　　对于抗战时期薛暮桥的理论贡献,前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在1996年12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以《重温历史经验促进两个转变——读〈薛暮桥回忆录〉》为题进行了高度概括:
　　“在30年代,暮桥同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曾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论证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正确性。40年代,他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取得过辉煌胜利,在货币价格理论上提出了国际领先的创新见解。”
　　1947年10月至1949年10月,薛暮桥任华北各解放区财经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时值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薛暮桥成为周恩来处理经济问题的主要助手。据杨尚昆回忆:“恩来同志为了缩小‘大办公’的范围,减少‘陪会’的人数,除了作战问题外,日常工作主要由杨立三、薛暮桥和我三个人参加。我们坐在长桌子的一边,恩来同志坐在对面。要处理的电报摆在桌上,属于财经方面的事,由薛暮桥先提出处理意见。”
　　建国后至1958年夏,薛暮桥历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薛暮桥、顾明等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的再三斟酌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1958年夏至“文革”初期,薛暮桥又历任国家经贸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
　　1966年,“文革”的爆发打破了薛家宁静的生活,薛暮桥和夫人罗琼(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直到1969年,薛暮桥和罗琼才先后被从“牛棚”中放出来,但仍继续被审查。当时薛暮桥已经65岁了,但他每天要擦洗办公楼里一条很长的走廊和男女厕所,还要从地下室打十几壶开水送到二楼的各个办公室。同年冬,薛暮桥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这样的劣境中,薛暮桥笑看人生,渡过了一生中的又一难关。
　　1975年后,薛暮桥复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兼计划经济研究所所长。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起,直到“文革”被打倒,薛暮桥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构建、完善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因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7年间,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
　　1976年“文革”结束后,薛暮桥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地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计科学讨论会上,中国统计学会成立,薛暮桥当选为中国统计学会会长。1980年5月,薛暮桥进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同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名誉主任。之后,薛暮桥开始亲自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1980年夏天,由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出台,其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薛暮桥代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由薛暮桥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从此,薛暮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上,并较早地提出了若干崭新的命题。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打破城乡商业独家经营;允许工厂自销和农民长途贩运,打破劳动力统一分配制度;准许并帮助待业青年自行就业,打破条块分割的管理制度;发展横向联系,形成经济网络;社会主义经济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等。不难看出,从这时起,薛暮桥把经济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1980年,在由薛暮桥负责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他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可惜的是,这种认识当时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1982年5月至1985年5月,薛暮桥兼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5年6月,80高龄的薛暮桥正式退居二线,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总干事,后又担任了中国价格学会名誉会长。

　　三

　　作为政学双栖的当代名流,薛暮桥在建国后既很好地履行了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六届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又无愧于首批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这一荣誉。他的名著迭出:《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9)、《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1979,修订版1983)、《当前我国经济的若干问题》(1980)、《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1982)、《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1986)、《解放思想、深化改革》(1988)、《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90),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1993)、《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1998)、《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千锤百炼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在非教科书类的经济学著作中创下了世界之最。就如今的学术出版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书中的许多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如“所有制形式”、“三大差别”、“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等等。1981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向国际社会隆重推出了这一力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撰写的。他开始动笔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后来,有知情人回忆说:“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他执著地写着、改着,他曾对女儿说:我相信这本书即使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我死后也会出版。”幸运的是,早在25年前的1979年,他就欣然看到了这本凝结着他的经验、思考和心血的著作出版;而且使他料想不到的是,此书一版再版,供不应求,竟然累计印行了千万册。
　　女儿薛小和曾经问过薛暮桥: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员,还是学者?薛暮桥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员。”
　　确实,薛暮桥自加入中国****那天起,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后有了学者身份、40年代后成为中共高级干部以后,一直是给自己这样定位的。这种定位使他70多年来,始终把党和人民、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都与党的事业荣辱与共。但是,在信念坚定的同时,这种定位也给他造成很多矛盾,特别是当他的理论观点与党的正式文件不协调的时候,这种矛盾甚至会带来痛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内政治生活开始正常了,但薛暮桥却因为主张改革受到了几次批评。有党组的正式批评,也有多年的老领导的不满甚至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尽可能地坚持了他的主张,很多时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坚持的。
　　在党的纪律和个人观点的矛盾之间,薛暮桥无论如何退守,都尽量坚守着一条底线,那就是实事求是。薛暮桥是通过社会调查迈入经济学的大门的,所以几十年来他已养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考方式和研究作风。阅读他的报告和文章可以看出,文章的行文也就是他的思考路线,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式。讲一个问题先讲现在的实际情况,再讲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及政策演变过程,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
　　与许多习惯于从理论推导中得出结论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薛暮桥更习惯于从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他不太注重概念,遣词用句也不大准确,他注重的是实际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注重从实际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
　　学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人则要改变世界。由于薛暮桥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员,所以他对社会经济现实总是保持介入的状态,始终致力于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事业。
　　有人很奇怪,薛暮桥这样一个老“计委”,怎么能如此坚定地主张商品经济?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个****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时,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薛暮桥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个人经历、观念、性格上的局限性,也犯过不少的错误,他自己也坦言:“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限制,我也不能例外。现在看来,建国以后我在各个时期写的文章中的观点,有一些就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有些是当时屈从于政治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造成的,有些是受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影响造成的。”
　　在许多人看来,薛暮桥固然是****人,但他更是学者,在他身上有着较强的知识分子特性:
　　——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习惯,虽然有时他处于“沉默”或“失语”的状态,但他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判断;
　　——他有着相当浓厚的民主思想,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办法都带有明显的多元化倾向;
　　——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他不是举重若轻的战略家,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的实干家;

　　薛暮桥:从旧中国“牢监大学”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他不大懂政治,更不玩弄政治,不会拉帮结派,不会阿谀逢迎,更不会整人;
　　——他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绝不会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对党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对权力的屈从,而是对真理(当时认为是真理)的认同,或是以大局为重的自我牺牲,事后,他也绝不会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亦儒亦吏、亦官亦学一直是一个传统,薛暮桥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共第一代领导干部中为数不多的人。

　　四

　　作为中共老一辈经济工作权威,薛暮桥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从甚密,年届百岁华诞的他至今仍对一些交往细节记忆犹新。
　　“1958年春节期间,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国内形势问题的会议。我是个时间观念极强的人,为了准时到会,我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赶到了怀仁堂。因我到得早,发现空荡荡的怀仁堂里只有一个人坐在桌前吃饭。我走上前去,发现是毛主席,而桌上的餐食仅仅是一碗面条。主席见我来了,便打招呼:‘坐,暮桥。’当知道我还没吃饭时,主席便让服务员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边吃饭边与我闲谈,问我的名字‘暮桥’二字出自何处。我回答说,‘暮桥’这两个字是陈翰笙同志在30年代初因革命工作需要为我起的(我原名‘与龄’)。主席听后,随口吟出了陆游的两句诗:‘朝发云根寺,暮宿烟际桥。’然后说:大概是用的这个典。这样一件小事,使我对主席的渊博钦佩不已,同时对主席简朴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也感受颇深。
　　“1962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一次,朱德同志约我到玉泉山谈经济计划工作。谈完工作已是中午,朱老总便留我一起吃饭,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时,朱老总的秘书悄悄过来,催我快走。走到门外,秘书告诉我,朱老总家一顿饭的细粮只有两碗米饭,如果你留在这里吃饭,康大姐这顿就没的吃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将此事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例子,常讲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听,鼓励大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刻苦钻研经济理论。
　　“60年代初,中央召开物价工作会议,制定物价政策。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按照总理的安排,这个文件至少要讨论和修改五到六次。我作为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受中央之托草拟了文件的第一稿,经总理亲自修改后提交给会议讨论。讨论时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到场,便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代为主持讨论。会议开始后,小平同志对我说,文件已发给大家了,没必要读全文,把文件的要点解说一下就行了。我对文件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小平同志说,暮桥同志是物价问题专家,文件写得比较全面,在座的哪一位还有修改意见,请提出来。会场静默了片刻,小平同志说:我看就这样吧,第一,调价规模不要超过×××亿;第二,要稳步推进。这个稿子基本成熟了,没必要再在会议上讨论了。与会者离开后,我仍坐在位子上,心想:总理亲自布置要讨论五到六次的文件,才进行一次讨论便通过了,这样行吗?于是,我前往总理办公室,向总理汇报了讨论的情况。总理听后沉吟了一下,对我说了一句:‘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后看来,这份文件即使再讨论五六次,它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内容也不会有大的变化。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总理与小平同志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理解,更为小平同志工作中的快节奏、高效率、敢负责的精神和作风所折服,正是这种作风,加速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薛暮桥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学风朴实无华,学以致用,这在他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常说,写文章一定要到有话要讲,有理要说,而且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动笔,才能做到写出来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他在动笔之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资料,然后坐下来打腹稿,或是利用散步时间默想,思路基本形成后,用一段完整的时间一气呵成。所以,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而且通俗易懂。在他的文章里,深奥复杂的理论变成了浅近生动、有理有据的白话。因此,不论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员,还是关心经济问题的普通读者,都愿意看他的文章。
　　正因如此,1994年10月25日,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周年座谈会”上,朱基同志号召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理论工作者要学习薛老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扎扎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对于薛暮桥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他的弟子吴敬琏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60周年座谈会”上,吴宣读了一个书面贺词,贺词中说:“您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的体验,又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素养,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发展,更由于亲身参与最高领导层决策而对政策演变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然而您从来不凭感觉办事,也从不固守老经验。我感到您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即使到了70开外的高龄,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使您的思想始终站在我国理论界的前列。到了耄耋之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理论和政策的讨论。您在1990年针对当时保守思想回潮写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这两篇宏文,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您具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这就是认真求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与他在经济理论上的杰出造诣相比,薛暮桥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可谓“大失水准”。
　　在许多社交场合,即使是与一些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交往,薛暮桥也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甚至交谈很久而竟不知对方何许人也,谈话的内容也从不涉及人事交往一类的话题。
　　难道是记忆力差吗?不,薛暮桥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有关经济统计数据,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要理解薛暮桥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不谙世事”,我们只能从他在1982年所赋的一首诗中寻找答案:“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

　　1996年底,作为“偷闲理经纶”的硕果,薛暮桥和著名经济学家马洪任主编的、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貌的大型经济史册《中国经济年鉴》由中国经济年鉴社出版。此后每年一部,它是了解一年一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权威性百科全书。
　　同年,《薛暮桥回忆录》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对薛暮桥本人的成就及《薛暮桥回忆录》出版的意义予以了高度评价。
　　1997年2月,有关单位又在京召开了《薛暮桥回忆录》出版座谈会,93岁高龄的薛暮桥偕夫人罗琼参加了座谈会。
　　1998年,为纪念薛暮桥对我国价格理论和价格政策的杰出贡献,同时促进和繁荣价格理论与价格政策研究,中国价格学会设立了“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定期奖励对我国价格理论与价格政策研究有重要贡献的著作和论文。同年12月16日,首届“薛暮桥价格研究奖”在京颁奖,国务院总理朱基写信祝贺。
　　2000年5月,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孙冶方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论稿》、马寅初著的《新人口论》、于光远著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王亚南著的《中国经济原论》、卓炯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蒋一苇著的《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刘国光著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厉以宁著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以及吴敬琏、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同获殊荣,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送给这位跨世纪老人的“世纪礼物”。
　　2004年1月2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北京医院,亲切看望了百岁老人薛暮桥。上午10时,温家宝来到北京医院,走进薛暮桥先生的病房。温家宝同他及其家人一一握手,表示问候。温家宝高度评价薛暮桥为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的贡献,指出:“薛暮桥长期担任经济领域的领导并从事研究工作,是经济工作的实践者,也是我国经济领域的理论家,他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受到国际经济界的重视。”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51:18

梁启超:中国反山寨文化第一人[转帖]

　　　梁启超作为革新派为大家所熟知，但他反山寨文化，这个恐怕就知道得少了。

　　　　梁启超的九字文化箴言：重化合，创新变，扬个性

　　文化的生命线就是创新，没有创新思维，没有创新激励，文化就会浮现出一滩死水的样子，暮气重重，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于读者来说，读书就是接近文化，吸收文化，汲取文化，融入文化的形式，有的人喜欢买书看书，有的人喜欢藏书，有的人爱书，有的人迷书，出版社印书，书店卖书，图书馆藏书，新浪这里还有读书频道，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阅读生活”，阅读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阅读，重要的不是方式，而是内涵，一个人，通过阅读从表面上来看，是获取知识，从本质上看，我们在阅读中获取的是我们的创造力和思想力，作者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独特的角度，而我们自己会忽视；作者为什么会这样的看待问题，而我们为什么想不到；阅读的本质是思想，一个建立在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基础之上的阅读，我们才能称之为生活方式。

　　当今天山寨盛行，山寨图书风行的时候，我们不妨追寻历史的足迹，沿着中国文化的人文记忆，去用理性的思维去看待山寨和山寨图书，我目前，鲜明地反对中国文化“山寨化”，我并不是第一个，在近代历史上，真正反对山寨，反对没有创新的模仿，反对无价值的文化复制，这个人其实是梁启超，他的文化思想最重要的原则，足以让今天的我们警醒，他的主张是9个字：重化合、创新变、扬个性。

　　梁启超之“化合”

　　化合，就是融合不同文化，兼收不同思想，是“化”，不是“仿”，更不是低层次的复制、抄袭和掠夺创意，那么有的人就会问什么是文化意义的“仿制”呢？就是梁启超的“化”，我们学习先进文化，学习别人，不是学习别人的样子，不是学习别人的外表，而是带着创新精神去学习对方的本质和内核。八国联军有洋枪洋炮，大清国的军队也有洋枪洋炮，但是一打起来，山寨清军还是溃不成军，原因在哪里，就是落后思想的人拿着洋枪洋炮，还是打不过近代思想的人，根本原因就是思想落后，没有创新。

　　再举一个梁启超的例子。民初，梁启超提出鲜明的“平税思想”，他认为征税必须以利民便民为原则，反对国家用税收来与民争利，他说“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意思是，西方近代国家对老百姓的日用必要的物品，会豁免税收来便利民生，而封建中国呢，则趁人民之危而征收重税，与民争利，趁火打劫。

　　所以，梁启超主张应该借鉴英国的平税政策，富国强国，从便民利民开始，先便利民生百姓，再求国家富强，梁启超的思想是借鉴英国的平税思想，他化的是思想的内核，同时，他的平税思想，对民国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创新，“化合”有手心手背的两面，一是学习先进思想，另一方面，这种学习本身就是“创新”。

　　山寨图书不一样，它们直接抄袭复制别人的封面、用纸和印张，甚至是字体，山寨也是如此，学习的不是现代化国家的产业思想、经营思路和创新精神，而是抄袭一个个先进品牌产品，侵犯他人的权利。

　　梁启超之“创新变”

　　
　　此为张勋，搞宣统复辟，梁启超从当年的拥护光绪帝，到后来的反对宣统帝，对帝制的认识，体现了梁启超思想的不断创新。

　　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创新力，无疑是最出色的思想家之一，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他的历史学创新，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基础。

　　在思想方面，梁启超早年追随康有为，是不折不扣的改良派，君主立宪主义者，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帝制，但是，他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改变，直到袁世凯称帝，他依然撰文激烈批判，彻底否定帝制，拥护共和。到了张勋复辟，老师康有为拥护张勋，迎宣统溥仪复辟，到了这个时侯，为了共和体制，梁启超又不惜和老师康有为决裂，坚决反对帝制复辟。因此，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个人思想上，创新性，始终是梁启超最大的特点。

　　梁启超之“扬个性”

　　梁启超重化合，创新变，但他最在乎的，就是“扬个性”，他的文章自成一体，是最大的个性体现，比如，他写道“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年）他的文章简单明了，气势如虹，朗朗上口，如排山倒海，如山崩地裂，充满着个性语言，所以，胡适说他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由此，我想到山寨图书以及山寨现象，是简单的模仿，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自我的特征，读者一旦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会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从梁启超处，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文化最需要的是“重化合、创新变、扬个性”，文化和读者的纽带就是“阅读”，所以，有品质的阅读生活，就是阅读“重化合”的作品，就是吸收“创新变”的作品，就是汲取“扬个性”的作品，当然我说的是“有品质”的阅读生活，如果，你只是把图书用来垫桌脚，用来当幌子充门面，或者只是翻翻春宫图，专挑《金瓶梅》里的激情文字看，那么，倒也不需要如此甄别和挑选。

　　同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看，梁启超的“重化合、创新变、扬个性”，就不仅仅是对作者的要求，还有对出版社、书商、图书美术编辑、书店、经销商的要求，或者说，是对文化图书这个行业的整体期许。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1:54:16

　都有血泪账国民党将领遗孀的凄惨岁月[转帖]

　　孟良崮一役，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在国民党军内部，有人认为，七十四师之结局，责任在李天霞(整编八十三师师长)，在黄伯韬(整编二十五师师长)，在汤恩伯和陈诚!

　　
　　陈诚言而无信，坏了七十四师的士气。据王玉龄回忆，邱维达在香港曾亲口告诉她，邱继任七十四师师长后，陈诚带着他上了前方，汤恩伯抱着邱维达痛哭，并说自己对不起七十四师。

　　蒋介石、顾祝同，加上汤恩伯，一个“总统”、一个“总长”、一个“兵团司令”，三个人，三级统帅，竟然指挥不动一个整编八十三师，管不了区区一个李天霞。

　　黄伯韬慑于严令，拼死营救，但飞机大炮，美国装备，整整一个师，三天打不下一道天马岭。李天霞发现陈毅主力后，首先逃跑，逃向青驼寺，靠近六十四师，以图自保，使七十四师右翼完全暴露，陈毅粟裕数十万大军，从容包围孟良崮，把七十四师围得与铁桶相似。

　　战至最后，蒋介石亲自命令李天霞向前推进，向孟良崮靠拢，拼死解救七十四师，这个李天霞胆大包天，他竟然指派一个加强连，冒充整编八十三师，虚张声势，向孟良崮攻击前进，声言拯救张灵甫。其主力呢，按兵不动，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友邻七十四师覆灭。

　　这就是战场，这就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军队，这就是电影《南征北战》向后人展示的“张军长”呼喊“李军长”那一幕的真实原型。

　　七十四师喊冤，黄埔系大哗，纷纷为张灵甫抱不平，不由得让蒋介石怒气冲天：

　　张灵甫捕捉的战机，他蒋中正亲自批准的作战计划，而且张灵甫已经成功地吸住了数十万解放军，外围部队也已经把这几十万解放军团团包围，为什么会功亏一篑?

　　蒋介石决心杀黄伯韬、李天霞，以谢张灵甫亡灵。

　　南京，华东战场军事检讨会议正式召开，未等蒋介石说话，总指挥顾祝同为了自己面子，首先指示黄伯韬上场，大骂张灵甫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然后慷慨激昂，拍着胸脯表示，愿一身承担所有责任，与顾总指挥无关，与兵团司令汤恩伯也无关。

　　黄伯韬侃侃而谈，发言长达两个小时，显然经过精心准备，并且与顾祝同、汤恩伯有过密谋，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为了逃避责任，把张灵甫说成了千古罪人。

　　李天霞做贼心虚，本来是准备受罚的，可是会议开始，他就发现有机可乘，于是急忙追随黄伯韬，也把失败原因归罪于自己并称张灵甫目中无人，自作主张，大意轻敌，导致全师败亡……那天李天霞口若悬河，唾沫横飞，把张灵甫骂得一钱不值，把自己夸得花朵一般。

　　俗话说，法不责众，何况这里面还有顾祝同、汤恩伯，他们结成团伙，官官相护，连蒋介石也顾忌三分。

　　毕竟张灵甫走了，以后打仗过日子，蒋介石还得靠着这帮人呢!

　　所以这个杀气腾腾的军事会议最终开成了这么一个软绵绵的结果：

　　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留任；

　　第二十五整编师师长黄伯韬撤职留任；

　　第八十三整编师师长李天霞撤职下狱；

　　重新组建七十四整编师，邱维达任师长。

　　号令一出，军心人心凉了一半儿。有见识的都叹气：唉，国民党的江山，没几天了!

　　当时，王玉龄什么也不知道。

　　先生走了，她的天塌了，整整一年，她好像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惟一能看见的是妈妈的泪；

　　惟一能听见的是儿子的哭。

　　她自己早已把泪流干了。

　　她，当时才只有十九岁。丈夫死时，他们的儿子刚刚降生十天。

　　二

　　蒋介石当然没那么傻。

　　他是搞政治的，他完全懂得人心的重要。

　　所以他此时两手都用上了：一手袒护着李天霞他们这些人；一手抚恤着王玉龄他们这些孤儿寡母。

　　追认张灵甫为中将——直到战死，张灵甫也不过是个少将军长；

　　为张灵甫设灵位，建“忠烈祠”——这灵位走哪带哪，至今仍陈列在台北的“忠烈祠”……

　　张灵甫做了国民党所谓第一“忠烈”。王玉龄成了国民党第一“烈属”。

　　“烈属”的待遇怎么样?

　　抚恤金由国民党政府发放，多少呢?很少，也可以说少得可怜!

　　生活待遇，由抚恤处发放，多少呢?大概每月只有一袋米，一袋面；到了台湾，就更少，少到几斤米、几斤油、几斤灰面，还要自己去领，自己去办手续。

　　政治待遇，由“国防部”主持，每年5月16日，定期为张灵甫开追悼会，风雨无阻。作为遗属，王玉龄应邀出席，也必须出席。因此，追悼会成了她的噩梦，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成了对她个人灵魂的折磨，每年一度，每12个月一次，循环往复，轮回周转，一连就是好几年，直到她不堪重负，一个人去了美国

　　所有的待遇都算上，就这些。

　　张灵甫走后十几年，从大陆到台湾，王玉龄享受到的也就这些。

　　所以，王玉龄后来说：这些年，我回到大陆，年到****善待军烈属，看到干休所里老干部们颐养天年、其乐融融，她说，就这国民党也比不了。

　　看到他们的经济抚恤、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家庭生活，他们在干休所里作诗、旅游、上老年大学，哪一样也比她好得多!

　　王玉龄这么讲，许多人都不相信——不相信“国民政府”给予第一“烈属”的竟是如此待遇。

　　其实，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念念不忘的，死不瞑目的，就是王玉龄母子。

　　王玉龄是他的一切，王玉龄也能改变他的一切。

　　在他心中，爱妻最重要。

　　他最后那份电报，内容之一，就是告诉蒋校长：他没想到形势变化会这么快，他对家里根本没有作任何安排，因此希望能予照顾，照顾他的娇妻和他的幼子，对个人死后则没什么考虑!

　　　　校长是如何“照顾”的?

　　校长是先生的老师，是高高在上的“总统”，张灵甫追随了他一辈子，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是他最忠诚的学生，他对他惟一的照顾，就是王玉龄从台湾赴美的时候，他下令放行，并且批了五千美金的配额，当然这也不是白给的，还得自己花一笔钱去买。

　　最好的学生最年轻的遗孀，“总统”就照顾这么多。

　　这还是看了张灵甫的面子，一是看他替他卖命为他死的面子；二是看他临死之前发电报为妻子求情的面子。

　　对别人就不会这么“宽厚”了。

　　譬如杜聿明，同是黄埔生、同是陕西人，因为在战场上做了俘虏，所以他的妻子曹秀清申请赴美，不批；他的儿子申请赴美，也不批——杜公子无可奈何，只好自尽，横死台湾。

　　蒋夫人宋美龄，说起来还是王玉龄伯父王士健的干妹妹。为此，许多人都说她和王玉龄关系密切，说她一星期一次光临西华门张家，俩人进进出出，密切得不得了；还说宋美龄满怀慈悲，处处施恩，厚恤“烈属”遗孤，帮着张家办了不少事——

　　王玉龄说这一切一概不实。

　　张灵甫死后，只有一次，“总统府”发来了邀请信，说宋美龄要召见——还不是召见她一个人，而是同时召见几个，都是军长太太和师长太太。她们的先生都死在了孟良崮，是为蒋家而死的——她们是一群死了丈夫的高级寡妇。

　　张灵甫刚刚战死，孩子刚刚满月，心力交瘁的王玉龄还在丧夫的悲痛中，不能自拔，所以她不想去。

　　可“总统府”的人一再劝说，她只好成行，极不情愿地去了。

　　一等再等，寡妇们坐在那里，等着这位尊贵的第一夫人接见。最后等来了一个海军军官。

　　海军军官说：对不起各位太太，夫人今天不舒服，你们回去吧。

　　这就是宋美龄，这就是宋美龄接见战死的高级将领的遗属。

　　还在月子里的王玉龄、性情刚烈的王玉龄牢牢记住了这一幕，刻骨铭心。

　　三

　　不止一个王玉龄。

　　十年“剿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国遗孀一串串，一行行，长长无尽头。

　　此类贤妻良母、孝子贤孙，心境之悲凉，谋生之艰辛，命运之沧桑，难言难语，难描难画……

　　1948年，兵团司令黄伯韬战死，尸体被部属偷偷埋在徐州碾庄的一片苇塘里。埋尸的人就两个，一个军长杨言君、一个副官李文杰，都是黄伯韬的心腹铁哥儿们。

　　黄伯韬夫人柳碧云，苦苦哀告，终于求得蒋介石同意，命令杨军长和李副官再偷偷潜回解放区，把黄伯韬的尸体运回来。

　　杨军长慷慨激昂，满口答应，可第二天就化装逃往马来西亚，一去不回头。

　　剩下一个李副官，柳碧云送着钱、流着泪、几次下跪，他才答应启程——但有条件：柳碧云必须再雇几个亲戚或者朋友帮忙，否则不去。

　　柳碧云花钱再花钱，最后凑足了五个人。副官李文杰，黄伯韬生前友好、商人张文远和侄儿张昌庆，菜农徐明哲及其远房亲戚王大忠。

　　一行五人，很快出发，很快找到尸体，并且很快挖出来，装进棺材抬上车，使劲推着往回走。

　　可没走几天，副官和两个商人就卷着钱跑了。

　　只剩下两个农民，风餐露宿，推着灵车往前走。

　　他们俩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来到了淮河南岸国民党地盘上，找到了国军一个团长吕鲁宝。

　　吕团长认出了黄伯韬遗体，他决心干掉这两个农民，然后跟蒋介石和柳碧云说，黄司令官遗体是他异回来的，把赏赐全给他!

　　团长的伙夫听到消息，连夜救出了这两个农民。

　　临走之前，三个老实人把黄伯韬遗体抬到另一口棺材里，和另一具尸体调换了位置。

　　吕团长不明就里，推着假黄伯韬的遗体进了南京城。

　　柳碧云一眼认出那不是自己的丈夫，于是当着蒋介石的面放声大哭。吕团长吓傻了眼，被国军中将高参郭汝瑰一枪击毙。

　　柳碧云住在南京扬子江饭店，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折磨得悲痛欲绝，每天号哭不止。

　　可蒋介石再也没有理睬此事。

　　最后是两个农民听到了黄夫人的哭声，他们费尽周折，摸进饭店，跟柳碧云陈述了一切。

　　黄司令官的遗体终于找到，黄夫人静悄悄地把他埋葬在了上海徐家汇。

　　下葬之前，她跪在地上，捧出大洋一百块，厚谢那两个忠厚善良的农夫。两个农民，只取了四块大洋做路费，然后扶起没了丈夫的黄夫人，告辞而去。

　　……

　　1949年，黄夫人携全家去了台湾，不久，儿子黄效先就因触犯刑律，杀人被捕入狱，后因黄的青天白日勋章才保住了一条命。

　　李天霞太太更可怜。

　　这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太太，出生于湖南邵阳，只因家境不好，才孤身一人来到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当了一名文工队员，唱歌跳舞。

　　李天霞李师长看她长相不错，很快就把这个可怜兮兮的小姑娘据为己有。新鲜劲儿一过，李天霞就把她抛在一边。

　　经常是，送太太回南京，不过一个钟头，李师长就把别的女人接过来。

　　就算撞上了，李也不怕，她也不敢说。

　　在国军中，李天霞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是出了名的。

　　给这样的人做太太，又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只有逆来顺受，与别的女人共事一夫吧。

　　1949年9月，李天霞去了台湾，被军事法庭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这年8月，陈诚下了死命令，要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坚守福建平潭岛，可是枪声一响，这个李军长，却把几万弟兄一扔，跳上船就跑。

　　逃到台湾，追究责任，他又口口声声，说是李延年要他跑的，他是奉命撤退。

　　一句话，交代了他自己，也毁了李延年。

　　两个人，一个八年，一个十二年，从此在监狱里苦度岁月。

　　大家都说，在战场也好，在家里也罢，谁挨着李天霞谁倒霉!

　　1947年是张灵甫倒霉；

　　1949年就轮到了李延年。

　　李延年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一无所有，一贫如洗，每日三餐，馒头蘸盐，或者蘸辣椒水，就那么吃；想抽烟了，找老部下，借钱买烟抽，直到1974年11月默默病死，也没几个人知道。

　　李天霞在监狱，能吃能喝，干了多少丢人事儿，多少人骂他，全不在乎。他的太太常去探监，每回见面，李天霞就说：我终身坐牢，你趁年轻嫁人吧。

　　有人把李天霞这些话告诉了王玉龄的妈妈，罗夫人听得目瞪口呆。

　　她叹口气，说，换了张灵甫，是决不会说出这些话的。李天霞这个人真没有什么品格。

　　比王玉龄大一岁的李太太，跟着李天霞，学会了赌钱——而且是一天到晚的赌，是一掷千金的赌，是豪赌。

　　后来，李天霞出狱了，两口子一块儿赌，赌到倾家荡产，赌到变卖李太太的首饰做赌资。

　　最后，实在没钱了，就由李天霞出面，出去借钱，借了就赌。

　　不久就骗财骗出了事儿来，又被关了进去。

　　此外还有邱清泉的太太，杜聿明的太太，以及许许多多去了台湾的太太，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家家都有一部辛酸史。

　　杜太太因为女儿嫁了杨振宁，又因为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名满天下，所以才得以逃出台湾，经美国回到祖国大陆。

　　邱太太、黄太太，她们留在那里出不来，处处看脸色，处处遭白眼。再后来，邱太太到过美国，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都在美国，与王玉龄还常有往来。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求蒋介石，求“国防部”。

　　蒋介石不管不问，“国防部”不问不管，她们就三根蜡烛两炷香，三个碟子两个碗，跪在那里给丈夫烧香，哭灵

　　无数将领遗孀，就过这样的日子。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4:32:50

元稹和白居易哥俩好借白居易歌女1个月[转帖]

　　在绍兴任上，元稹和当时在杭州的白居易除了互相写诗咏风花雪月之外，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向白居易借歌女。杭州有个叫玲珑的歌女，很得白居易赏识，元稹听说了就向白居易借走玲珑一个多月才还回去，哥儿俩还分别为玲珑写诗作为纪念。

　　“磊落小人”元稹

　　王青笠

　　在唐代，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以至于“元白”的称号一直流传至今。

　　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元稹就把自己的名声给搞臭了，以至于人人侧目。

　　不择手段，为升官弃情人

　　元稹虽然早早就诗名在外，但他最出名的事迹，还是提供了崔莺莺这一家喻户晓人物的原型。

　　元代王实甫就是以元稹的《会真记》为蓝本，写出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可能是为了提高发行量，王实甫鼓捣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而实际情形并不是那么回事。

　　《会真记》差不多就是元稹的亲身经历，元稹23岁那年，偶遇他的亲戚崔莺莺一家，元稹死皮赖脸地骗取了17岁少女崔莺莺的纯真感情，丫头红娘在这段孽缘中起到了婚姻介绍所起不到的关键作用，这是妇孺皆知的一段情节。

　　往后的事情和《西厢记》就大相径庭了。崔莺莺的老娘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只好认栽。这时元稹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长安“市长”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的女儿。

　　韦夏卿不仅是地位显赫的三品大员，韦姓更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权贵显要遍于朝廷。对于元稹这样的穷小子，做阔人家的女婿是向上爬的一个捷径。从元稹以后的一贯风格就知道，利用裙带关系追求飞黄腾达对他来说完全不算一回事儿。崔莺莺就成了这小子贪婪欲望的牺牲品，论起来，元稹还是陈世美的老前辈。

　　始乱终弃还不是这个故事里最恶心的部分。元稹对崔莺莺并非毫无留恋，然而在长安想起崔莺莺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不在，崔莺莺很可能被别人占有了，并且为此妒火中烧。元稹还自我庆幸，幸好自己在他人之前占有了崔莺莺，起码抢了一个先。难怪清代评论家送了他一顶“小人”的桂冠，以志表彰。不过，有了这样的念头，居然还敢堂而皇之地写下来，元稹好歹可以算是个“磊落小人”了。

　　或许是唐人开放的作风使然，或许是文人的通病，元稹把这段艳史写成《会真记》到处吹嘘，以此为荣，很有些沾沾自喜的劲头。而且他还为自己辩护说，凡是崔莺莺这样的天生尤物，早晚不害自己就害别人，我元某人的德行不足以娶这样的女子，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啦。

　　倡廉反腐，却受权贵欺辱

　　谁都有过年轻向上的岁月，元稹早年也曾经意气风发过。左拾遗是唐朝的谏官，可巧的是，像杜甫等不少著名诗人都当过这个看上去可有可无的官，而且都在这个职位上倒了霉。可见文人往往拿鸡毛当令箭，元稹在当时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从上任开始，他就接二连三地批评朝政，一直搞到宰相大人心情非常不愉快，把他打发到地方上才了事。

　　然而，元稹还不服气，不久后他担任纪检干部，抓住剑南东川节度使的腐败问题一查到底，一口气掀翻了七个地市级干部。此案轰动一时，元稹本人也大出风头。可是谁没几个哥们儿啊，这下元稹开罪了一堆掌权官僚，为以后的倒霉埋下了祸根。

　　元稹正在兴头上，再接再厉地又在山西查处了一件腐败大案，又有一串干部因此落马。此后没多久他就被调离了原部门，这本是个小小警告，是让他少管闲事的意思。但在一年间，元稹先后揭发办理了十几件大案要案，反腐倡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好像没想过很多人会为此感到不痛快。

　　但很快元稹就开始倒霉了。他在回长安的路上投宿宾馆，半夜，著名实权派公公仇士良也大驾光临。仇士良一看，总统套房被元稹占了，就让他识相点把房间让出来。说让就让也太没面子了，元稹自然没肯答应。一来二去地叫起了板，仇士良是牛惯了的，脾气好不到哪儿去，言语不合动手就打，元稹顿时吃了亏，脸上还挂了彩。

　　事情闹到长安，仇士良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当然不会有错，那元稹就一定不对了。这个时候，元稹大搞廉政工作时得罪的人纷纷出动落井下石了。调查结论是元稹举动有失官员体面，他再次被赶到地方上当了个小官吏。

　　仗势欺人，误了李贺终身

　　大约是汲取了以前的惨痛教训，元稹感受到了人脉的重要性，在贬谪期间很快就和太监崔潭峻拉上了关系。

　　过去的太监，可不像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那样，动辄武功盖世、位高权重，当时哪怕是当权太监，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怎么体面。想想太史公在选择宫刑和死刑之间那么犹豫再三，就知道当太监是连死都不如的事情。

　　崔潭峻回到长安后，把元稹的诗稿整理出来给皇帝老子看，皇帝一看就高兴了，这不就是歌坛新天王吗？元稹立刻被召回首都任职。借着崔潭峻的拉拢，元稹和一大帮太监都成了哥们儿，尤其和实权在握的魏弘简关系最铁。

　　那时，太监的势力已然形成，不要说文武百官，就连皇帝都被他们弄死了好几个。交上了这么一群好朋友，元稹的事业开始一帆风顺，最后居然做到了宰相。不过元稹出任宰相的消息一传出来，大家不是肃然起敬，而是争相当笑话讲，只因为他是被太监捧起来的。

　　有一次，元稹的一群同僚在办公室里吃瓜，元稹来了，一同仁就一面轰走停在瓜上的苍蝇，一面嚷嚷：“从哪儿来的东西，跑这里来了！”完全就是当面骂人，可元稹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传闻说，元稹曾经想结交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李贺，可李贺见都懒得见他，并嘲讽他“连个进士都没有考上的人，来见我干吗”？

　　李贺的老子叫晋肃，“晋”和进士的“进”同音。后来李贺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憋了一肚子火的元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打击报复的良机，他极力主张按照避讳的习俗，说李贺没有资格考进士。古文宗师韩愈为此特意写了《讳辩》为李贺喊冤，但除了后来被作为模范作文收入《古文观止》外，没给李贺帮上什么忙，李贺生生为这事郁闷了一辈子。

　　老来荒唐，向乐天借歌女

　　元稹的宰相没有能够干长，才三个月就因为政治斗争被挤下来，发配到地方上混事了。以后元稹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正经事不干，荒唐事倒干了不少。

　　在绍兴任上，元稹和当时在杭州的白居易除了互相写诗咏风花雪月之外，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向白居易借歌女。杭州有个叫玲珑的歌女，很得白居易赏识，元稹听说了就向白居易借走玲珑一个多月才还回去，哥儿俩还分别为玲珑写诗作为纪念。好兄弟做到了这个份儿上，“元白”、“元白”，还真不是白叫的。

　　元稹在浙江前后待了六年，闲来无事，其间忽然怀念起当初在成都结识的老相好薛涛来，一度曾经准备派人去接薛涛。恰在此时，元稹遇到了当地一个乐工的老婆，此女名叫刘採春，不但歌声动听，而且姿容出色。薛涛虽然是唐朝一代才女加美女，到底比元稹大了十来岁，此时已经年长色衰，元稹有了刘採春，就把薛涛给扔到了脑后。

　　离开浙江两年后，元稹在湖北任上结束了他充满是是非非的一生。对于一个人，历史有历史的审判，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标准。后人可以欣赏元稹，也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否认，就像他和白居易共同宠爱过的那名歌女的名字一样，元稹是个很“玲珑”的人。

luo · 发表于 2009-8-29 14:35:22

“少共国际师”的来龙去脉[转帖]

　　一点五整理

　　略知“革命史”的人，对“少共国际师”这个名词应该不会陌生，但也似乎仅限于此。为配合七部委的打击低俗，我决定挪出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宝贵时间，从张爱萍、肖华等将领的回忆录中揖出有关“少共国际师”的文字，以飨网友。

　　通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党先后在全国多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红色苏维埃。在各苏维埃的群众组织里，除了青年团，还有一支支隶属于青年团的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少先队最初的任务，是参与苏区的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拥军优属、劳动生产等活动。据张爱萍将军回忆，整个红色根据地的少先队员“约有三十多万”。历经一、二、三次“围剿”之后，各根据地的“扩红”压力剧增，正是在这个情况下，少先队开始成为“红军后备军”，走上了战场，用张爱萍将军的话说，“成千上万的优秀少先先队员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2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中，已先后组建了两个“少先队模范团”，配合红军战斗。1933年夏，少先队中央总队举行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全红区少先队模范队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在8月份完成组建“少共国际师”的决定。

　　少先队中央总队立即响应这一号召，决定以少先队员为基础组成“少共国际师”，并在中央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加入“少共国际师”的高潮。与此同时，还动员少先队员参加同时组建的“工人师”。

　　中央根据地的少先队乡队长、区队长、县队长们，带领整连、整营的队员加入了“少共国际师”，最多的一位是宁都县队长刘学钧，他率领800多名少先队员加入了“少共国际师”。

　　1933年8月5日，在宁都举行了“少共国际师”的成立誓师大会，一万多名少先队员在这一天加入了红军。随后开赴石城，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少先队员们的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此时，国军“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十月初，少共国际师开始投入中央根据地的北线战斗。

　　在中央根据地的十几次防御战斗中，“少共国际师”打得英勇顽强，和其他红军老大哥部队一样树立了良好的战斗作风。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少共国际师”承担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在壮烈的石城保卫战中，“少共国际师”牺牲过半，只剩下5000多人，但队伍也因此锻炼得更加坚强。

　　1934年10月16日，“少共国际师”开始长征，改归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任务。遵义会议之后，减员严重的“少共国际师”被整编，剩余部队并入了红一军团。从此，“少共国际师”这个光辉的名字，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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