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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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天明：我这些个“头一回” [转帖]

这三十年，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了不少终生难忘的“头一回”。作家陆天明在1月17日《光明日报》上回忆了自己的多个头一回。

我曾接到了一份精美的大红请柬。单位的领导告诉我，这是新一届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邀请一些在京的知识分子，到人民大会堂共度中秋之夜。

说实话，从未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的我，平生从未享受过如此高的礼遇，也从没有参加过如此高规格的“晚会”。和请柬一起交到我手上的还有一份由晚会组织者印发的专用特殊“停车证”。按惯例，参加这样晚会的人，似乎都会乘坐专车“莅临”。但我偏偏只是个没有任何官职、又没有其他政治身份的普通作家。而那天下午，我又在单位以外的一个地方参加一个作家聚会。我当然不好意思让聚会的组织者为我派一辆“专车”。此外，我更想试一试，新时期了，究竟能不能以一个普通作家普通公民普通知识分子的身份，步行着，进入这样一个外围戒备森严的最高层次的晚会会场？于是我乘着公交车去了。

下了车，步行到人民大会堂附近，果然遇到了警卫线。身旁一辆又一辆携有特殊停车证的高级小轿车从我身旁缓缓驶入警卫线。我走到警卫面前，掏出请柬和停车证。警卫们稍稍地愣了一下，打量了我这个完全是平民装束的人一眼，他们大概从未遇到过手持特殊停车证，却又步行前来的人。但他们不仅没有拦我，甚至都没盘问我。于是，我举着特殊停车证继续向前走去。从第一道警卫线到巍峨的大会堂台阶前，大约总有一百来米吧。中间应该还有两道警卫线。还遇到一些警卫和晚会的工作人员。但无论是乘坐高级轿车前来的，还是像我这样踽踽步行前来的，警卫和晚会的工作人员都给予了同样的尊敬和礼遇。我就这样阔步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众多小礼堂中灯火最辉煌的那一个。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部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和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播出期间，一家著名欧洲媒体的记者突然打电话给我，提出要到我家来对我进行“专访”。她把电话直接打到我家，而且提出马上就要来。这是头一回有外国记者提出要采访我。按以往的老例，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要事先经过组织批准的。但我觉得，如果我在电话里对这位外国记者说，请你们等一下，让我去请示一下领导，她一定会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新气象，会让他们觉得中国的新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约束和限制仍然非常严重。这会是一件很丢我们中国人脸的事。于是我就咬咬牙，当即答应了。

那天，门铃一响，我一开门，吓我一大跳，那外国女记者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两组人马，在我那并不宽敞的门厅里架起两部硕大的电视摄像机，要对采访进行现场电视实录。未请示就“先自”应允外国记者对自己进行口头采访，已属“违规”，现在又擅自让外国记者进行电视采访，万一自己有什么话说过头了，一言一行都会被摄像机记录在案，再被他们拿到国外去播出了，如何是好？当时我确实出了一身冷汗，但还是接受了采访。

事后我很忐忑地报告了单位领导。没想到，事后任何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批评。甚至没有任何人来过问一下这件事。

我们为拥有这样的数不清的“头一回”而骄傲。但是，确实也不能忘了还有另一种“头一回”需要警惕。

比如说“追讨农民工工资”，这也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前些日子，我看到某电视台评选今年的十大法制人物，其中有一个是某地的工会副主席，他一个人一年来为一万个民工追回了近一千万元的工资。一个工会副主席一年居然能为一万个农民工讨回工资，这真还是我头一回听到。这个副主席能为农民工做这样的善事，大德啊。但反过来想想，在一个案例中就有一万个农民工遭遇被人克扣工资的厄运。全国能有多少农民工在为自己的血汗钱呼号哭泣？

前两天到一个大学去搞讲座，然后顺便为自己刚出的一本新书《命运》做签售。不一会儿，一个瘦弱的女生挤到我面前，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心酸不已：“陆老师，我是个贫困生，没有钱买你的书。你能在这张纸上给我签一个名吗？ ”说着，她递过来一张小小的皱皱的白纸……当时，我的眼眶立刻就湿润了。她怯怯地站着，显得那么愧疚。难道此时此刻，感到愧疚的应该是她吗？一时间我真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我想，我应该对她说的，大概只有这样一句话：来，年轻人，让我们携起手来，好好干，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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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奇闻！流落南美洲的太平天国官兵[转帖]

1860年侍王李世贤率领的太平军虽然在福建取得了多次胜利，但在西方列强和清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太平军余部尚有数万人，留下来继续抗清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四周都是清兵，海外都是西方列强的军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当猪崽被卖到国外当\"契约矿工\"，太平军余部约三万人选择了这条唯一的生路。

　　1862年有一万多太平军余部连同他们的亲属被运到南美秘鲁的伊基克从事挖鸟粪和硝石矿工的营生，矿主经常打骂和虐待他们，食物象猪食一样，每天要干苦役14个小时以上，连苦役犯都比他们清省，他们多次想反抗但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洋人，想要回中国去，又怕被杀头，所以也只能默默忍受，因此病死和自杀的人很多。

　　1866年智利和秘鲁、玻利维亚发生了硝石战争，这一万太平军余部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将智利军队看做是解放者。在1867年 3月，伊基克的太平军发动起义，打死矿监西哥斯，并夺取了硝石矿公司的武器，并与前来镇压的秘鲁军队展开激战，打死秘鲁少校图危可斯，和上尉儒拉，并俘获了两百印第安雇佣兵，起义者推举湖南人翁德容和广东人陈永碌为领袖，以太平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了整编，还派出被俘的印第安雇佣兵和一名巴西人去找智利军队的司令西拉皮佐少将，表示愿意帮助智利对付秘鲁和玻利维亚军队，西拉皮佐少将大喜，派遣一名少尉化装前往起义部队驻地伊基克矿区，并带来了智利总统的亲笔信，给予所有的太平军将士及其家属以智利国籍，并表示战争结束后将伊基克交给太平军和他们的家属。

　　西拉皮佐少将任命翁德容为少校，陈永碌为上尉，将太平军武装编成智利第6边境纵队\"褐衣军\"，命令他们协同智利军在秘鲁塔拉帕卡省的作战，配合伊洛和帕科查港登陆，占领莫克瓜，并和智利军一道攻取伊基克市。

　　1868年太平军按智利军队的要求展开军事行动，他们没有按照智利军事顾问的要求按西方编制进行改编，而是采用太平军的方式建立了两个军，并设立师帅、旅帅、两司马等太平军官职，他们手中的火器不多，于是就利用本地资源打造了类似太平刀这样的冷兵器，这样在本年6月他们就展开了攻打塔克纳秘鲁军后方的行动，500名太平军打扮成当地的印第安人混入波内达要塞，一举俘获了300名秘鲁军人和要塞司令，接着他们又与闻讯赶来的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激战，他们的前锋先出300人引诱玻利维亚骑兵部队到一处森林，然后展开了伏击，打死了70多玻利维亚军人，接着约有1000名太平军头戴黄色和红色头巾，身穿褐色服装，操着各种武器冲入玻利维亚军队中大肆砍杀，玻军约4000人其中有2000多印第安雇佣兵，他们的武器只是十字弩，根本敌不过太平军，不久玻军纷纷溃退，遗尸百余具，约1000名印第安雇佣兵投降，太平军此役缴获甚多，这就是著名的波内达要塞伏击战。

　　1869年为配合智利帕科查港登陆，太平军在陈永碌的指挥下在莫克瓜再次同秘鲁-玻利维亚联军展开激战，他们仍采用太平军典型的作战方式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虽未获胜但给敌人以很深刻的映像，玻利维亚军的一位军官说\"这些带头巾的褐色人群在射程外摇旗呐喊，等到靠近时又不见了，他们打仗时锣鼓喧天，搞出许多噪音，好些印第安雇佣兵以为被伏击了，纷纷逃跑，连官长也阻止不了。\"这就是太平军惯用的惊心战，由于太平军的军事行动给秘玻联军以很大的牵制，根本无暇应对帕科查港的战事，以致智利军顺利登陆，伤亡轻微。

　　第二次莫克瓜战役，太平军终于同智利军并肩作战了，西拉皮佐少将(时为中将)会见了陈永碌，得知翁德容以于两个月前病死，于是他授予陈永碌上校军衔，并参观了他的军队，他当时记载：\"这支军队没有西方军队的纪律，但却有着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纪律，他们配备了许多三角形的旗帜，用螺号代替军号，他们的战士有拿各种***的，但更多的是使用两把东方式的短刀(太平刀)\"，经其授意陈永碌将三角旗上的太平二字改成了智利国徽。

　　莫克瓜战役中太平军不畏牺牲奋勇杀敌，将秘玻联军打得很惨，当日指挥秘玻联军的司令官几乎发疯，战场上到处是被太平军砍杀的秘玻联军，太平军也有400人伤亡，他们夺取了4门大炮和15面军旗，大量的***和200余匹战马，西拉皮佐授予陈永碌智利国会勋章，并给予阵亡太平军家属抚恤。接着太平军又在塔克纳和阿里卡两次战役中配合智利军队彻底打败了玻秘联军，至此，智利军队已占领了玻秘两国太平洋沿岸全部硝石产地，玻利维亚失去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实际上退出了战争。

　　战争结束以后智利政府决定将伊基克赠给太平军余部，成立一个自治镇，但条件是继续帮助智利攻打秘鲁，但太平军不愿意继续为异国当炮灰，他们没有接受，甘愿融入当地社会。据说今天的伊基克当地人口中有1/4的人有华人血统，那里的饮食文化也深受中国影响，当地语言中餐馆叫\"其发\"(广东话吃饭)，混沌被称为\"完蛋\"(浙江话混沌)。

　　1881年 1月17日智利军队攻占秘鲁首都利马。1883年10月20日，秘鲁与智利在利马北部安孔城签订条约，结束了太平洋战争。根据安孔条约，秘鲁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地区交给智利管辖10年。玻利维亚则先后于1884年和1904年与智利签订瓦尔帕莱索协定和\"和平友好条约\"。玻利维亚丧失了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沿岸之间的全部领土，变成了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严重地影响了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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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南京“哭灵”事件[转帖]

　　　　1947年3月19日,古老的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300多名国民党将校级军官,齐集在中山陵灵堂前“哭灵”。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引得许多人围观,游客中的女性甚至为之动容落泪。宁静而庄严的中山陵上空,顿时被一片悲伤的哭声所笼罩。
　　第二天,《救国日报》率先在头版披露了这一惊人新闻。第三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予以登载,于是各小报纷纷大做文章,最终导致街谈巷议,声势越演越大,闹得满城风雨。蒋介石每天必看报纸,当他看到这一消息时,顿时惊呆半晌,接着大为光火,大骂这些谒陵人简直“目无法纪”,非严惩不可。但等到情绪冷静下来后,他突然想,说不定这又是****一手策划的,于是他改变了主意。他派人把陈总长(诚)叫到办公室,对着战战兢兢的陈诚一顿申斥,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人不明内幕,如坠烟海。
　　原来这事还得从国民党着手整编军队谈起。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会后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撤销了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集团军司令部。因为这些部门都是抗战时的战斗序列,打内战已不适用了。故将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一些非嫡系部队的士兵并入嫡系部队,而大多数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遣散编在全国成立的12个军官总队内,分驻西安、重庆、南昌、芜湖、武汉、杭州等大城市等候安置。当时有一个由蒋介石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这个团的任务就是负责甄别、遣散非嫡系或者信仰不坚定的编余将领。那时由各战区陆续集中到南京“中央训练团”的编余将领共有40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出身,参加过北伐、抗日战争。另外也有一部分编余军官分送在中央警官学校接受训练。所有这些编余人员的待遇都很差,许多人为了一家老小生存,只好逆来顺受,艰苦度日,静待能得到一官半职,再徐图偿还宿债。结果得到的处理,却是分批退役、除役。有位编余军官叫张清泉,他在警校受训结业后,好几个月没有安置工作,生活无来源。其年轻的妻子,含泪劝丈夫把她卖掉,用卖身的钱来维持生计。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清泉只得将妻子卖给了一个小商贩。这对夫妇分手时抱头痛哭,十分凄惨。将官班里有个陆军少将陈天民,抗战时曾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从部队编余出来时,他已是肺病晚期,五个孩子,大的不过10岁,小的还不满周岁,终日啼饥号寒,哪里还有钱治病?1947年2月中旬,他趁妻子不在家的时候,吃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天民死后,尸体在家里停放了四天,最后还是将官班和警政班的同学,凑钱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为什么这些编余军官会受到当局如此“处理”?对此,当时的国民党兵役局中将局长戴高翔曾私下透露:“总长(陈诚)认为,这批编余的将领,有的年老无用,有的脑筋复杂,一旦有事(内战),怕不能忠诚地效忠党国。虽然他们也参加过北伐、抗日诸战役,但终究不是总长一手提拔的人选,因此除了那些保定军校的老将照例退、除役外,即使是黄埔学生(指加入过复兴社、中统、军统等)没有特殊表现的也一律清除。”这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脚了。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他们对当局日益不满,于是大家常常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到蒋介石官邸去请愿,把大家的苦痛申诉一下,一期的谢运灏认为不妥,他说:“蒋介石不见得接见,这一遣散大计,决定权还在于他,即使勉强见面,也不过是敷衍了事。”于是又有人主张拦蒋介石的汽车,也有人主张散传单。而一期的李模则认为,将校级军官这样蛮干,有失体统,而且一旦事态扩大,更加不利。这时又有人提议,几天就有一批人办退役,不久大家终将全部分手,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临别何不齐往中山先生灵前,举行告别,以表对三民主义矢志忠诚。晋谒官邸、拦车、告地状都不适宜,谒陵告别一诉苦衷,确是合理合情的行动。于是经过一番暗中****,大家公推出谒陵筹备人员:丁德隆、蔡忠笏、钟焕金、张际鹏、俞遇期、汤燕生,并拟定了祭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学生丁德隆、张际鹏等谨以鲜花蔬果之仪,谨致祭于我先总理孙大元帅之灵前而言曰:呜呼!先总理率我中华健儿,驱逐鞑虏,扫荡中原,举义以来,垂36年矣。不料壮志未成,先生为国事溘然逝世,全国痛失斯人,幸尔后天不负人,群贤辈起,誓以爱国之心,继承先生遗训,兴师北伐,清除祸国殃民之军阀。举国同心协力,战败侵华日寇,国土赖以复兴。此皆先生建国大计,有以致之。日寇无条件投降后,理应抚恤阵亡将士,以及被害民众,尤其是参与北伐战役、浴血抗战诸将领,更宜妥为安置,万众一心恢复国计民生,共同努力。唯是喘息未定,横生枝节,鸟尽弓藏,其心何忍。甚至排除异己,分划亲疏,更非所宜。如此孤行,致使爱国之士,流落街头,妻子寒号,乏人过问。尤可悲者,一期同学陈天民,参加革命有年,贫困致死,不能终其后事,此不过数百同学中之一例,如此不顾一切之措施,岂先生生前始料所及耶?言之痛心!
　　最近,学生等均将解甲归去,此后重担,均付之当道衮衮诸公,卫国安民,希好自为之。学生等个人去留,无所介怀,惟念先生临终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敢忘怀。形势逼人,夫复何言。倘国家一旦对外需要,仍当负弩投前,共赴国难,以报先生培育之恩。临别谨陈肺腑,不胜依依之情。尚飨。
　　1947年3月19日上午9时许,除因故不能到场外,编余军官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300多人。他们全部身着黄色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站成方阵队形,全体肃立,齐集在灵堂前的石坪上。大家公推黄埔一期同学、34集团军副总司令丁德隆主祭,一期同学张际鹏、贺先谦、张君嵩、李模、谢运灏、钟焕全等站第一排陪祭。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丁德隆等献花圈后即读祭文,读罢静默三分钟,然后鱼贯进入灵堂,瞻仰中山先生大理石塑像以及灵柩上面的卧像。当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回到灵堂前的石坪后,有几位将领相继作了发言,均对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人高官厚禄,有的人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沉痛的发言,使得众人含着热泪,相对唏嘘。那天陈天民的妻子带着三个幼儿也参加了祭陵,她领着孩子向伯伯叔叔们叩头,感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妇,前途茫茫,不由放声大哭,在场的人忙上前劝慰。然而,眼前光景已令大家触景伤情,联想到自己各人的家庭,以后还不知落到何种境地,一时个个悲愤难抑,禁不住纷纷号啕大哭起来,顿时声震陵园上空,有的甚至哭得当场晕倒,不少人还激动地高呼“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
　　这场震惊中外的哭灵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安。陈诚在蒋介石一顿训斥后,慌忙召集了黄杰(中训团教育长)、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措施:一、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二、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三、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训团将官班撤销,普遍办起各种专业训练班。可是,有的将领退役回去以后,仍无依无靠,如曾在抗战时任过中将炮兵旅长的蔡忠笏最后穷困而死,曾任过副总司令的丁德隆愤而声言出家做和尚等等。从此在任将级军官中间,也对国民党当局逐渐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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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请国军观看伏击战好戏[转帖]

作者：余玮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1938年1月12日一大早，朱德、彭德怀迎着晨曦，和八路军的三位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一行，踏上了出席蒋介石在河南洛阳召开的第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的旅途。

途经临汾，朱德第一次见到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对于卫立煌这个人，朱德不仅早就有所了解，而且做过研究。十年内战，两军对垒，朱德当年作为红军之帅不能不研究卫立煌这个重要对手。他知道，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国民党少壮派将领，有着与自己相似的身世和早年经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年2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城东郊卫杨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小时读书不多，只念了几年私塾。辛亥革命爆发后，离家从军，成了孙中山卫队的一个卫兵。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20多岁就升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孙中山逝世后，他跟随蒋介石，很快发迹为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

朱德也知道，卫立煌曾参加过对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围剿”。但是，他出身贫寒，为人正直，有爱国思想。抗战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非常佩服。

在没有见到朱德以前，对于这个担任八路军总司令、闻名全国的英雄人物是什么样子，卫立煌实在无从想象。真正见了面以后，又大出卫立煌意外。朱总司令穿着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脚上穿了一双旧布鞋，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他眉毛浓黑，眼睛奕奕有神，年纪在50岁上下，有如一个老农夫。这和卫立煌所见过的国民党阵营那些威风八面、讲究排场、阴险狡诈、穷凶极恶的形形色色的“总司令”，实在有天大的差别。当朱德与卫立煌握手的时候，卫立煌的目光中充满了心仪已久的敬重。

见面后，朱德也很赞赏卫立煌积极抗日的态度。在忻口会战中，他们指挥部队协同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彼此对对方都有很深的印象，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朱德一行到临汾后，再在1月13日乘火车南行经风陵渡过黄河到洛阳。在赴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和朱德两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给卫立煌同朱德提供了一次长谈的机会。两个人谈得很投契。

卫立煌对朱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国民党官方曾经捏造了许多谣言，把朱德描绘成一个青面燎牙的人。民间和国民党的普通士兵中间，也流传着有关朱德的种种传说。对此，卫立煌早有所闻，他想知道这些传说是否确有其事。他不断地询问朱德，想弄明白这位昔日战场上的对手从前是怎样打退国民党的历次围剿、怎么长征过来的。按朱德生平性格，向来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过去，但现在卫立煌既然如此殷勤地询问，朱德只得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尤其是在探索救国救民过程中的思想转变，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听完朱德的一番叙述，卫立煌大动感慨，在感情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感到朱德青年时期追求革命，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经历和自己大为相似，又对朱德蔑视功名富贵、以身报国的高尚思想境界深表敬佩。于是，朱德给了卫立煌一个“气量大、诚恳、忠厚的长者”的美好印象。

历来在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要是听他训话，很少展开认真的讨论，这次也不例外。朱德只是想在会上了解一下蒋介石的想法和打算，以便研究八路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对国民党上层军事领导人做些统战工作，发展团结抗日的形势。他带去一些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其中送给白崇禧一把日本指挥刀，送给何应钦一条军犬。蒋介石在“训话”中虽然没有改变片面抗战的错误思想，但他当时对抗日还比较积极，准备在津浦路南段同日军会战，准备保卫武汉，还要求反攻太原。他不让阎锡山、卫立煌的部队退过黄河。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这个时期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枪毙。

洛阳军事会议后，在研究第二战区开展对敌作战问题时，卫立煌向朱德求教。朱德向卫立煌分析了我方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着重讲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朱德还对如何改进卫辖属军队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密切军民关系，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提高战斗力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此后，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日益发展。每次见面，两人总是促膝交谈；有时闭门密谈，甚至接连几天长谈。康克清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表面看来朱老总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

2月28日，在大后方武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把大后方的军民惊呆了。报童们背着报袋在中山大道、在江汉关边跑边喊：“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为国捐躯！”“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国！”“原红军总司令朱德战死在华北抗日前线！”

各种报纸的号外在武汉满天飞扬，各式传闻不胫而走。新闻界闹得沸沸扬扬，老百姓纷纷为国家痛失英才而感到悲伤。这时，八路军驻地的办公处不时接到电话，询问朱总司令的情况。《新华日报》社也向延安发去电报，探询“朱德将军有无危险？”在延安的党中央、毛主席也给八路军总部发来急电，询问情况，特别问到朱德所在位置，要求立即回电。

康克清听到有关消息后非常着急。她知道，2月20日，朱德和左权率领八路军总部带两部电台离开洪洞县的马牧村，去太行前线。随行的除10多名总部工作人员外，只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没想到才过几天，就听到“噩耗”传来。这时，又传来日本侵略军司令部通过华语广播电台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古县镇在飞机的猛烈轰炸下已成一片废墟，**在华北的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司令部已化为乌有，不复存在！……”

康克清听到这里，更似五雷轰顶！怎么！丈夫真的遇难了！不！不可能！与老总结婚十年了，这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十年，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民族正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能离去呢？怎么能舍我而去呢？

一时间，乌云满天，风雪漫舞。到底华北抗日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人这样揪心？！

原来，这时山西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侵占了太原的日军在完成对部队的整理、补充后，看到中国军队在积极活动，蒋介石还打算反攻太原，便抢先发动攻势，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

2月21日，朱德到达安泽县县城所在的岳阳镇。他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立刻做出相应部署：命令离日军较近的友军第三军曾万钟部和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一二九师主力迅速从正太铁路一带南下；总部暂驻安泽。

战场局势的变化很快。22日，日军占领屯留、长子，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安泽逼近。晚上，毛泽东从延安来电，告诉他们有一部分日军已到晋西黄河边上的离石县军渡一带，请朱德判断这路日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23日凌晨，东路日军的先头部队苫米地旅团已进入良马镇，良马地处屯留和安泽两县的交界处。朱德判断东路、北路敌军的直接目的，都是攻占临汾。因此，他复电毛泽东说，北路日军的一部分进到离石军渡一带，可能是佯动，用来引诱八路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当天深夜，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对日军意图做了类似的估计。他判断日军这次行动的目的，在夺取临汾、潼关，然后进攻西安、武汉。要求朱德和阎、卫两部“在好的情形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

那时，朱德身边只有约200名警卫通讯战士。他所在的岳阳镇在临屯公路北面，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容易。但是，这路日军来得太突然，临汾军民还没有思想准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临汾，对局势将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些，朱德不但没有向山地转移，反而毅然率领他身边那些数量很少的警卫通讯部队开到临屯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镇)进行阻击。

24日，总部警卫通讯部队在古县以东的府城镇(今安泽县县城)附近同日军先头部队接触。友军曾万钟、李家钰两部没有依令及时赶到。朱德只得派左权率领少数部队前往阻击。下午两三点钟，朱德向毛泽东等通报了情况，说明“手中无兵，阻敌不易”；“总部现在古县，拟于明日向南转移”。但到傍晚六七点钟时，曾万钟部已接近屯留，朱德命令他迅速截断屯留、良马之间的大道；李家钰部一个团也已向府城急进，准备同曾军夹击日军。另外，阎锡山表示准备抽一个团，卫立煌也准备抽一个师，星夜来援，情况有所缓和。为此，朱德致电彭德怀及八路军各部并报毛泽东等人，表示：准备以手中现有的两个连尽量迟滞敌军，“以待上列各部赶到而消灭此敌。总部明日仍在古县指挥”。

25日，战场局势更加严重，友军却没有能阻止日军西进。毛泽东连连致电朱德，提出御敌对策。对北路日军，除令林彪率陈光旅配合卫立煌部作战外，还提出巩固河防的部署。但他最担心的仍是东路日军，指出：“进入府城之敌欲用间进急趋手段袭占临汾”，要求朱德设法抽调有力兵团“于临汾府城间，正面迎击顿挫该敌，否则临汾不守，有牵动大局之虞”。下午3时，毛泽东电告朱德：“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应决心在敌后打。”

这时，东路日军探知在正面阻击他们前进的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他的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于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接到起飞出击的命令后，就摊开作战地图，在山西省的南部寻找古县的位置。

自以为是“中国通”的几个侵略军头目，凭着他们认识几个汉字，趴在地图上，拿着放大镜东找西寻，终于在屯留县西北方向找到了一个“故县”，如获至宝。他们认为这就是地面指挥陆军要求轰炸的目标，立即命令出动十几架轰炸机。转眼之间，一个好端端的和平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成百上千的无辜百姓惨遭狂轰滥炸。故县变成一片火海。

鬼子的空军为了报功领赏，谎报战绩说：“目标已全部消灭，再未见一个八路！”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见到八路军的影子，是他们自作聪明，把安泽的古县和屯留以北的故县弄混了，结果故县被炸而古县平安无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在占领区的报纸上刊登了耸人听闻的消息：日本皇军摧毁八路军总部，朱德在空袭中丧生。大后方的新闻媒体不明就里，不辨真伪争相转载。

下午4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总部驻地之古县在何处？是否府城西之旧县镇。”这几天外界完全失去朱德的消息。

当天晚上7时，敌军攻占古县镇，朱德率总部退出镇外，转移到临屯公路以南的刘垣村。这时，朱德仍在险境中，却从容不迫地指挥着阻击敌人的战斗。

日军从府城沿临屯公路到临汾，中间不过百余里路程。朱德以少量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天之久，为临汾军民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接着，朱德又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进，打破了日军打算将中国军队逼到黄河边上加以歼灭的企图。

后来，当康克清见到“完好无损”的朱德时，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头，她一头扎进朱德的怀里。朱德听后，哈哈大笑：“我朱德有避弹神功，炸弹离我远着呢！”康克清弄清事件的原委后，也开心地笑了。

3月10日，朱德率领总部向太行山进发，途经安泽的英寨，屯留的良马、中村、西村，沁县的郭村、白家沟，在15日到达沁县城东南约15里的小东岭。

3月24日，小东岭的关帝庙里张灯摆桌。朱德在这里主持召开八路军旅以上干部和划归东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军官会议(史称东路军将领会议)。为了开好这个会议，总部机关认真进行了敌情资料准备。曾万钟、李家钰、朱怀冰、赵寿山等30多个友军将领参加了这次会议。

朱德宣布了会议的五项议程：报告、讨论目前战争形势与任务；改善部队政治工作与健全组织；确定与统一民运工作方针及敌军工作方针；确定作战方针，建立根据地，武装民众；由东路军开办地方工作、敌军工作与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

会上，彭德怀作了主报告。他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首先，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其次，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再者，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另外，彭德怀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做了详细说明。随后，到会的友军将领对游击战提出许多疑难问题，朱德、彭德怀等人一一做了解答。

会议开到第五天，朱德作了总结，他着重分析了抗战形势及敌后游击战和运动战问题，还讲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讲到最后，已是下午日头偏西，朱德宣布：“小东岭会议至此闭会，大家辛苦了，过两天我请大家看戏！”

原来，小东岭会议快要结束时，八路军一二九师计划在河北涉县和山西东阳关之间的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在日军侵占临汾后，从邯郸到长治再到临汾的大道成了日军的重要后方交通线。响堂铺的地形条件好，一侧是悬崖峭壁，不易攀登，一侧是起伏高地，便于隐蔽和出击，是邯长公路上理想的打伏击战的地方。朱德批准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由副师长徐向前担任这次战斗的前线总指挥。为了加深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朱德决定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观摩这次战斗。

3月30日午夜，春寒料峭，响堂铺四周万籁俱寂，镇上的老百姓都早已入睡了，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勇士们冒着霏霏细雨，踏着泥泞的山路，急速向公路两旁的峰峦上开进。为了打好这场伏击战，师部对部队做如下部署：以七七一团全部和七六九团主力，设伏于响堂铺分路以北的后宽漳至杨家山东西长十里的一线阵地，以一部设伏于公路以南的山脚下，阻止日军抢占南面高山；以七七二团全部及七六九团一部，阻击由黎城和涉县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伏击部队侧后的安全。

3月31日凌晨，在夜幕的掩护下，几十名观摩者悄悄进入了响堂铺村的一个高地。“戏在哪里？”当朱德把大家带到这个山头时，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友军将领们哪里知道朱德要在响堂铺导演一出由一二九师唱主角的伏击战好戏。

天亮了，雨停了。这里视野开阔，便于观察，通过望远镜，下面公路上的一切都尽收眼底。将领们静静等候戏的大幕拉开。

上午8点，日军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由黎城经东阳关开来。领头的两辆汽车里坐着几个日军，车行至神头河便停了下来，他们神色慌张地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了一番，看到山冈、草木、大道都和往常一样，便放心往前驶去，后面是110辆汽车，紧跟着后面又有70辆汽车，在狭长的山沟里排列起来，足足有近六里长。徐向前当即抓起野战电话向师政委邓小平通报情况。

八路军七七一团先放过前面的100余辆车，让日军车队进入七六九团伏击圈，等到日军车队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正好是上午9点。只听徐向前副师长一声令下，两个团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步枪等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同时向日军实施猛烈袭击。敌人仓皇应战，有的迫击炮、机枪还未及开火，即被击毁。有的日军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跳下车来，凭借着车厢或路边的岩石作垂死挣扎。敌人的车队被打得晕头转向，狼奔豕突。

嘹亮的冲锋号响起了，八路军勇士们上了刺刀，个个如猛虎下山，向着山沟里的日军冲去，与日军短兵相接。霎时，山谷雷动，硝烟弥漫。溃败的日军分成好几队往南山脚下冲击。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我军立刻把冲下山的敌人重新压回到邯长大道上，使其再次腹背受敌，陷入我军的包围圈。经过两小时激战，日军170余人的掩护部队大部分被就地消灭，180辆汽车被毁。

这是一场精彩的大戏。尽管到现场的将领们指挥过不少战役，但还没有这么快捷的歼灭战。一位国民党将领感叹地说：“要不是亲眼看见烧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的汽车，说什么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太像一次预先安排好的‘作战演习’了！”

响堂铺激战的枪声，惊动了黎城东阳关和涉县的日军。当从黎城及东阳关增援的400日军赶到马家拐附近时，遭到七七二团的截击。1小时后，七七二团反击，将日军全部击溃。与此同时，从涉县出援的400余日军，也被我七六九团部队击退。看到辉煌战果，在远处观战的友军将领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当天下午4时，日军派10余架飞机到响堂铺上空狂轰滥炸时，八路军伏击部队早已打扫完战场主动转移了。在跟随转移途中，有位国民党将领笑着说：“现场观摩这样的伏击战，太难得！这次观战，让我们增强了对游击战的认识和抗战的信心！”八路军总部的一位战士笑开了，说：“你们可要知道，组织这种观战，非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是办不到的！我们朱总司令真是够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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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咨询员：不能承受的心理之重[转帖]

豆子做咨询员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里，她接待的300多名求询者让她仿佛阅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她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才能入睡。

在云南，有3000多人从事着和豆子一样的工作：艾滋病咨询员。他们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一些特殊人群：性工作者、有十多年吸毒经历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都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帮助被艾滋病困扰的求询者重建信心，帮助他们坚强而有尊严地活下去。

国家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建华说：“我们以前很少知道，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奉献的时候，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

“姐姐，我出1000元可以治好艾滋病吗？ ”17岁的小花天真地问李曼，李曼愕然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李曼是妇女健康活动中心的咨询员，针对性工作者进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行为干预是她的工作之一。在一次大规模筛查中，李曼见到了“属于低档次站桩一类”的性工作者小花。

这名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女孩儿，14岁时被逼嫁给自己的表哥，因生下一个残疾男婴而被赶出家门，被同乡诱拐到云南被迫从事性工作。在这里，小花不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还患有其他一些性病。在李曼等人的帮助下，小花逃了出来，在一个小镇上接受治疗，并且有了一份工作。直到今天，李曼对她的咨询还在继续。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她们的世界，并希望自己有超凡的能力，这让我的身心很累很累。 ”李曼说。

与李曼一样从事咨询工作的凤洁也有同样的感受：“她们的病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

凤洁是一名有过吸毒经历的女性，借助戒毒药品“美沙酮”的帮助，她彻底远离了毒品，2006年，她注册了自己的“浴火工作室”，专门帮助那些女性性工作者。在凤洁帮助的人群中，有9人先后发病离开人世，每次都是凤洁给火化场打电话，殡葬人员过来时，总是脸色阴沉，眼露厌恶，并且不断地诅咒。

“普通人去世，可以得到一个黑色的装尸袋，而她们只能被小小的塑料袋草草裹起来，然后扔到车里。 ”凤洁说：“到了火化场，我央求他们，能不能给她们化化妆，换件衣服。他们总用鄙视的眼神拒绝我。我说，我来做，我不怕。但是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请求。火化场的焚烧炉有两种规格：一种是660元的，喷洒的是气体，身体化成骨灰时，是平平整整的一片，很干净很完整。可是我的姐妹们却只能进入廉价的焚烧炉内，被喷洒上焦油，不停地来回翻滚，鼓风机发出巨大的声响，把烧化的骨灰吹得漫天飞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耳鼓膜都要破了。 ”

一个叫灵巧的女孩临终前对凤洁说，死后想和妈妈待在一起。在火化场，凤洁哀求殡葬工人给一烟盒骨灰，可工人冷冷地说：“艾滋病，还想去传染别人？别浪费土地了。 ”在凤洁的再三哀求下，工人终于说：“100元一烟盒，200元两烟盒。要多少，你看着办。”凤洁递给他100元，从他手里接过一个裂着大口子的装着骨灰粉末的塑料袋，而那些粉末正哗哗地往地上漏。

“在我的姐妹眼中，死亡是‘寒冷、无助、孤魂’。她们中很多人生前被人唾弃和歧视，死后也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宽恕和谅解，这是人世间最悲哀的事。 ”说这话时，凤洁的眼睛一片迷茫。

这些年来，凤洁穿10元的T恤，30元的球鞋，不断用自己的积蓄帮助那些孤苦的姐妹。尽管常常入不敷出，常常陷入困境，凤洁依然为了“浴火”的生存苦苦支撑着，这是她拯救别人也是拯救自己的救命稻草。“我不愿把‘浴火’弄成一个宣传有关部门政绩的地方，我得保护我的小姐妹们，艾滋病患者不应该成为秀场的玩偶或谈资。 ”

“咨询员是典型的两面人。 ”医生丁志辉说，作为一名VCT咨询员，不管你在道德上怎样评判，不管你内心怎样的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你都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分忧解难。

而且，无论是什么身份的咨询员，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工作条件：他们的咨询室都不大，有的只有10多平方米，甚至没有窗子，咨询员和感染者之间仅仅隔着一张桌子。许多感染者都会并发结核病，在和咨询员面对面时，他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还会大声地咳嗽，而咨询员却不能戴口罩，更不能躲闪。“那样做了，就是告诉感染者你害怕了，有了这种感情上的距离，感染者怎么信任你？ ”有的求询者会在咨询室里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吼叫： “让我去死吧”，有的甚至真的会从咨询室里往楼下跳，这个时候，咨询员的压力都非常大，非常焦虑。

云南省公共卫生专家、昆明医学院教授李晓亮指出，艾滋病咨询员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那些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层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把国家艾滋病“四免一关怀”的政策以及反对歧视的斗争体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的。特别是咨询员与求询者之间的美好感情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这正是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 “但是与他们付出的情感、精力、努力、贡献相比，他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尤其是他们的心理压力问题。 ”
（摘自1月14日 《中国青年报》作者张文凌梁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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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变迁规律[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ＯＣＲ

我国环境变迁规律

　　我国学者安芷生等不久前发表了他们对中国古环境变迁
研究的报告。报告明确地向我们展现了近１８０００年间我国古
环境变迁的规律：干冷——湿暖——干凉。
　　他们研究了古植被、动物化石、古沙面、古湖面等古环
境，绘制了３个时期我国古环境略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１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年间，因干冷、
沙漠扩张、黄土块速堆积，多年冻土带、干草原带比现今向
东南推进了８个纬度。因干冷、海水减少、海面缩小，我国
海岸线较现今位置东撤８００～１０００公里。中部和东部年平均
气温比现今低１０℃，有可能低１２℃以上。当时沙漠面积比现
今大２B５左右。即现今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
疆为荒漠带。因寒冷，冻土地区比现今面积大１倍以上。现
在，我国冻土地区限于西藏。那时，不仅西藏，而且东北、北
京、陕中、甘南、川北冻土连成一片，也没有热带雨林。云
南、广西、广东、海南、台湾为亚热带潮湿常绿和落叶阔叶
树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
　　到了公元前９０００～前５０００年间，随着气候转暖，冰川迅
速后退至消失，海水增加，海面扩大，我国现今上海、天津
所在地当时还在海水里。这个时期，我国华南一带亚热带林
演变成热带雨林；大面积干旱荒漠地变成了温带森林草原，沙
漠面积较前期缩小１/２以上。内蒙、宁夏、陕西、甘肃等地
区沙漠地带披上绿装。原来为半干旱半湿润森林草原带的长
江中下游地区演变成亚热带森林带，并保持至今。那时年平
均气温比现在高２～４℃，有的地区可能高５℃以上。在这时
期，因水量充沛，农业开始得到发展，人类文化出现兴盛景
象。　　　　
　　从公元前５０００年至今，气候向干凉方向变化，其间叠加
了不同周期和不同幅度的冷暖颤动，山地冰川前进，海面缩
小，加上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及不合理耕作，促进了土壤侵
蚀和沙漠化。与前期相比，沙漠向东挺进了１０个经度；西藏
南半部原来的高原草甸被北半部冻土带所“吞食”，成为我国
至今唯一的多年冻土地区；东北、华北地区原来大面积的温
带森林带退缩到至今的长白山，黄河下游，胶东半岛一带，北
部大部分地区被半湿润、半干旱草原和森林草原所占领。华
南一带大面积的热带雨林急剧南退，仅剩下雷州半岛、海南
岛一片。　

　
我国古代的生态意识　　

　　
　　生态学是从１９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二次产业
革命开始形成的。我国古代自然不可能有科学界定的生态学，
也没有一部生态学专著。但生态意识的某些因素在我国两三
千年前就产生了。在《周礼》、《国语》、《易经》、《中庸》、
《孟子》、《荀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以及贾思
勰的《齐民要术》、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著作中，都有生态
意识方面的记述。《国语·鲁语·里革断罟匡君》就比较集中
明确地反映了生态意识。尤其是里革匡君的一番说辞，严肃
地提出了“以时禁发”的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
大问题。　　　　　　
　　我国古代生态意识的基本思想是使“万物皆得其宜、六
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做到：孕育不得杀；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对正在发育成长期间的生物不得捕杀获取）；斩伐
养长不失其时，“禁发必有时”，“网罟必有正”；取长成之物，
不可“绝根”。古人还总结了“以时禁发”的经验，并且形成
制度。古人对什么季节允许捕获什么，禁止捕获什么，甚至
连用什么捕获方式都有明确规定。除此，还设有专职官员进
行管理。　　　　　　
　　古人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目的是为
了“富国利民”。孟子直截了当地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
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
死”息息相关的大事。孟子的这种认识不仅当时是真知灼见，
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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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钞困扰世界各国[转帖]

印度：假钞占货币总额25%

根据印度情报机构和印度央行的数字，目前在印度流通的卢比假钞总额多达510亿美元，而印度卢比真币的总额也就1400亿美元。照此推算，印度市场上流通的卢比中假币占到了大约25％。

印度警方称，假钞制造的水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难分辨。由于印度卢比假钞泛滥，尼泊尔政府曾一度下令该国海关和银行拒绝接受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大额印度钞票，声称假币制造者在尼泊尔大肆伪造印度卢比，冲击尼泊尔金融市场。

美国：“经济恐怖主义”

在美国，负责打击假钞的是原属财政部、现属国土安全部的联邦特勤处。据特勤处官员称，目前市场上美元假钞出现的频率达到了5年来的新高。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自然是假币制造者的“宠儿”。 2007年统计数字显示，世界各地流通的每100万张100元美钞中，就有30张左右是伪钞。美国官员曾称假币泛滥是“经济恐怖主义”。

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大量裁员，一些普通美国人可能冒险利用电脑、喷墨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制造假钞。

欧元：60亿假币在流通

从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之日起，欧元就成了假币制造者的新目标。 200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当时就有 60多亿欧元假币流通，欧洲各国每月没收的假欧元多达4万张；而在中国境内，也曾有出现欧元假钞的报道。

欧盟刑警组织曾警告说，“作为排在美元之后的第二大货币，欧元的重要性使欧洲货币对造假者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以保加利亚和立陶宛为首的东欧各国成为欧元造假最猖獗的地区，哥伦比亚犯罪集团也是欧元假钞的主要制造者之一，其所制造的欧元假币质量之高有时连专家都目瞪口呆。 （摘自1月13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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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转帖]

　　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

　　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　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19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赫鲁晓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来源：北京日报　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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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的特权：太监为何多三妻四妾？ [转帖]

　　唐代，《贵妃醉酒》一剧中以与杨玉环调情而闻名于世的太监高力士，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此人的权势相当显赫，唐玄宗时，官至骠骑大将
　　军渤海郡公。唐室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有才宠，然皆厚结力士，故能位至将相。大臣称之为“翁”，皇帝亦呼之为“将军”而不名，可见他的气势，是如何的浩大！

　　河间有刀笔吏吕言晤，供职京师，有女国姝。力士见其美而慧，遂娶以为妻。后来力士利用权势，擢言晤官至少卿，子弟仕宦皆王传。言晤妻死，中外赙赠送葬，自第至墓，车骑不绝于途。这是太监娶妻的第一件著名的故事。

　　唐代宗时代的太监李辅国，当时也是炙手可热，权势熏人。皇帝因为宠幸他，便替他娶了一房夫人，这位夫人，是元擢的女儿，元擢因此得为梁州刺史。户部侍郎元载为元擢同宗，因与辅国有这么一段瓜葛之亲，两人便结为至交。元载遂因辅国的拔擢，扶摇直上，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直升至天下元帅行军司马。

　　五代前蜀主王建之子王衍，继承大位之后，曾经私通了一位太监夫人。这位风流太监名叫王承休，以黠慧得幸。其妻严氏，有绝色，王衍见之，惊为天人。承休窥知帝意，遂纵使严氏与帝通。后来王衍以承休功高，派为天雄军节度使。承休携妻赴秦州就任，王衍日夜思念不置，乃于宋太祖乾德七年（969）十月幸秦州，想与严氏一诉离情。不料是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领兵伐蜀，王衍的车驾行至绵谷，而唐师入其境，未几国亡。

　　以上各节事实皆出正史，或见于诸家笔记的。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云：明宣德中，赐太监陈芜两夫人。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两京第宅庄田。朱熹《朱子类语》谓太监梁师成妻死，苏叔党、范温皆亲临吊丧。由此看来，太监娶妻可以说并非奇事了。明人黄瑜《双槐岁抄》谓：“此曹男性犹在，必须近女。”这也是片面的理由。平心而论，除了本能问题之外，在古代宗法社会，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也是宦官本人及其宗族一致的要求，自然便有娶妻、收养子的事发生。由于历代社会对女子的身价看得不重，同时女家为了财势与富贵，也乐得攀一门权贵的亲戚；因此，即使是太监，也有愿意把女儿送上门的。就翁婿二家来讲，各有其不得已的衷肠，但是便苦了作为太监夫人的女孩儿们了！

　　这还不算奇怪。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又有一段可笑的记载。书中大意说:汉时宫中多将宫中太监、宫女配合为夫妇。武帝时陈皇后无子，命宫女穿了皇帝的衣冠，与后同寝。武帝戏之，责以为女而男淫。于是后世宫女，率与太监配为夫妻，其亲昵的情形，甚于真正的夫妇。由此看来，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足见专制政体下帝王与宦官之荒唐淫乱及官吏之趋炎附势。

　　至于清代末年的李莲英，名为太监，传说亦能人道，而且还有妻妾四名，儿孙绕膝，以后我有专文详述，都是经过相当考证的。

　　摘自:《被阉割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

　　科学解释：太监为何娶妻妾？
　　书馆太监，是在少年时被阉割掉睾丸而充任宫廷奴仆的。他们即使步入成年，也不完全具备男性第二性征：不长胡须，喉结不突出，肌肉欠发达，声调较高，阴茎短小如童而不能勃起，因此，是皇帝为了保持他所拥有的三宫六院后妃宫女“贞洁”的理想“工具”。按理，这些不男不女，既不能行房事
　　，也无生育能力的太监，对女色是不会感“性”趣的。

　　其实不然，清代有钱的太监，常在宫外“金屋藏娇”，如清末大太监“小德张”，他在天津租界的居住处，曾先后娶纳四房妻妾。太监为何娶妻妾？过去一直认为：其一，碍于体面，既为炫耀门庭，抬高身价，又为享受家庭之“乐趣”。其二，可借助“夫人外交”，进一步攀高附贵。如清末太监古玉秀，就是利用其秀色可餐的“名誉老婆”为其活动，从而使他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宝座。

　　但是，国外最近公布的一项“试验”报告，却极大地动摇了这种解释的可靠性。

　　14年前，一位因医疗事故失去阴茎的男孩子，被父母和医生强行改变了性别，不但连“根”摘除了男性的性腺，而且还定期给他注射大量的雌性激素。进入青春期时，这位男孩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娇俏可人的少女，父母和主治医师都为这一变性手术的成功而欣慰，谁知好景不长，后来发现，这少女也贪恋女色，且常以“男子汉”自居。看来，这一改性手术无疑是失败的。

　　本“性”为何难移？原来，人类的性别决定，主要是受细胞内的遗传物质的载体──染色体来控制的。人细胞中的23对同源染色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做性染色体，在男性体内为两条异型X与Y染色体；在女性体内为两条同型的XX染色体。另一类是与性别无关的染色体，叫做常染色体，男女体内均为22条。

　　从分子水平来看，人类的性别是由“SRY基因”决定的。SRY基因只位于Y染色体的非同源区段端，X染色体一般不含其成分。尽管SRY基因的大小只占Y染色体的1/500，但它不仅能在精卵细胞“接吻”的瞬间决定性别的差异，而且还是触发精巢形成、操纵下丘脑活动的“总设计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疗心理学家乔恩·马奈经过15年的观察和研究后指出：人“性”的真正中心是下丘脑，其机能受性基因的调控。

　　马奈研究了一些童年时被切除垂体的病人，他们终生将在没有基础内分泌腺的调节作用下生活；定期用激素治疗后，他们能保持正常人的形态，但却完全丧失了对美好“爱情”的感受能力。因为他们的下丘脑神经通道的某一特定部位出现了“短路”，这部位恰好在垂体附近，当进行垂体手术时已受到了“诛连”，因而使之永远失去感受“异性相吸”的能力。有的人即使因某种原因不具备完好的生殖器官，但只要下丘脑是完好的，那么，该处的某种神经就能分泌某种特殊物质，从而使人“品味”到爱情的甜美。

　　由此可见，导致变性手术失败的原因在于：外科手术只是改变了“她”外表的“包装”，并未改变“他”真正的本“性”；雌性激素也只能激发和维持“她”的第二性征，并不能改变“她”体内SRY基因对下丘脑的“指令”程序。同理，虽然太监的睾丸已被摘除，不能产生精子和雄性的第二性征，但是他的“爱情中心”──下丘脑的结构是完好的，功能并未消失，对于SRY基因的“启发”、“引诱”、“教唆”还能作出相应的本能反应，所以，太监虽然不能过正常男人的性生活，但雄“性”仍在，娶妻纳妾乃是一种亲身体验的“精神享受”，是性本能的正常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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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与他的“编外夫人” [转帖]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近似荒唐而又真实的传奇故事。
　　张作霖刚发迹任27师师长之时,按照当时潮流,像他这样的官职,除正房外,还可纳二房、三房。开始他并不想纳妾,眼看部下的几个团长、营长都有了姨太太,那风光的劲儿使他眼红了,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纳一个美妾。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略识文字,说话粗俗,但极要面子,认为自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了,选什么样的美女作妾,也不能胡来。有人帮他出了个好主意,说学校美女多,以训话的形式可在她们里面任意挑选。这话正中张的下怀,他一摸后脑壳,笑道:“中。”
　　原来两年前,东北已刮起了洋风,仿照西洋人的做法开设了一所女子中学。校长姓吴,虽是一位前清举人,但比较开明,早对张作霖敬佩三分,听说他要亲自来校选美,认为是对他们学校的一种信任,于是将女学生集中在操场上,只说张大师长要给大家训话。女学生们一个个蒙在鼓中,谁也不敢怠慢。刹时环佩叮当,脂香阵阵,佳丽如云,排着整齐的队伍恭候张大师长的到来。张作霖在营长汤二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现场,只说一句话:“今天我没什么话,主要是检阅你们的队伍。”他看了一圈,觉得并没有出色的,忽然眼中一闪,发现操场旁边的窗户上映着一个人头影儿,心里就来了气,疑心吴校长故意藏美不献。他朝窗子那边一指,问:“那是谁家姑娘?”吴校长额头冒汗,“是——是——”好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吴校长的异常举动更加深了张作霖的疑心,他指着人影吼道:“我选的就是那个女子,如有了主,我姓张的不做缺德事,没主嘛,他妈那个巴子的就是我的人了!今日晚了,明天我来接人。”说罢,带上随从怏怏而去。
　　张作霖学着皇帝的板眼,金口玉言,说要就娶。第二天他派人抬着花轿将那位姑娘抬到了家里,但一看,他傻眼了,眼前的姑娘论面容、身材倒是狗赶鸭子上架——顶呱呱的,可是却是一副瘸腿!他只得自己骂自己,怎么办了这样的荒唐事?为了面子,他没有把瘸腿姑娘送回去,而是将她安排到一栋小楼里,按姨太太的标准,人家房里该有的,她瘸姑娘也一应俱全,却无心合欢,只是偶尔来坐一坐,说几句客套话。
　　不久张作霖做了“东北王”,登上督军大帅的宝座,陆续又娶了几房,但人们只知道张大帅有五房姨太太,却不知道五房之外还有个“编外夫人”,更不知许多惊奇的故事就出现在这“编外夫人”身上。
　　其实“编外夫人”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张作霖从山上收编了一支1000名敢于拼命的新军,这伙人大都出身绿林,由于没有文化,流氓习气严重,但很会打仗。张作霖想把他们训练成正规军,可是军训时老是走不好步伐,不管教官怎么骂、打都无济于事,喊动左脚,他们却动了右脚,总是步调不一致。张作霖气急败坏地回到家中,砸杯子、丢碗筷。“编外夫人”问明原因,对他说:“我以为大帅有什么大事,这种小事由小妾来收拾就是。”张一愣:“你一个妇道人家有何能耐?”“编外夫人”说:“你下令按照新兵脚码做1000只左脚红鞋,1000只右脚黑鞋。”张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但当即传令,火速办理。
　　军令一下,几天就完工了。红鞋黑鞋做成后,“编外夫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教官。教官命令各人按照鞋码左脚穿红鞋,右脚穿黑鞋,又再三交待:喊红鞋,动穿红鞋的脚;喊黑鞋,动穿黑鞋的脚,大家要记住。教官喊出口令:“红鞋、黑鞋。”新兵按照口令果真统一了。经过一番艰苦训练,习惯了左脚右脚,队伍训练得整齐如一。张作霖一把抱起“编外夫人”嘿嘿大笑:“你他妈的那个巴子的真神!”当晚便与她过夜了。
　　正是这位“编外夫人”,还救过他的命和挽救危局呢!
　　张作霖当“东北王”不久,一天,日本侵华司令部打来电话,要他去赴宴。张作霖知道其中有诈,急忙来到“编外夫人”房间,告诉她在这之前,曾发生过一件大事,他的手下郭松龄倒戈,是他向日本人求援才平息了这场叛乱的,此刻日本人召他赴宴是不是向他讨人情债,他一时摸不准道儿。“编外夫人”略加思索对他说:“大帅只管说话悠着点,妾想好对策之后,令汤二虎即来救驾。”
　　“编外夫人”根据情况分析,认为此次是日本人设的“鸿门宴”。待张作霖一走,她赶紧叫来汤二虎,如此这般交待一番,并再三叮嘱:“只许办好,决不能失败。”汤二虎连连点头,乘上一匹快马急驰而去。
　　汤二虎来到日军司令部,不出“编外夫人”所料,看到日军五六个头目围住张大帅,逼他在一个条文上签字盖章。张作霖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是一份卖国条约。他苦思应变办法,等候“编外夫人”的良策,只好虚与委蛇拖延时间,说:“没印章怎行……”就在这时,汤二虎在门外大喊一声:“大帅您要印章吗?我给您带来啦!”边说边闯进大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掏出手枪抵住侵华司令的脑袋,杀气腾腾地命令道:“快将大帅送回大帅府,不然叫你小鬼子头上开花!”日军司令没法,乖乖地将张作霖送回了帅府。
　　两道难题,均为“编外夫人”巧破,张作霖把她看重了,决定让她正式做自己的姨太太。可是瘸姑娘却说:“名分、金钱、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如过眼云烟。我敬重大帅的民族气节,只要大帅今后多为百姓着想,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本姑娘才不枉来到这世上一遭,算我没白活,就叫我‘编外夫人’吧。”瘸姑娘的惊人之语,不得不使绿林出身的张大帅更添了几分敬重。从此,他一有空就往瘸姑娘房里钻,除了亲热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军机大事均和她商量。“编外夫人”趁机给他讲古代民族英雄抗敌御侮的故事,还教他读书、写字。张作霖的一手毛笔字还是瘸姑娘手把手地教的呢。从此,“编外夫人”又成了他的秘书。
　　日军头目自上次受辱之后,心中不服,挖空心思寻机报复。见张作霖无文化,专门找他出洋相。一天拿来一幅山水画,恭请大帅题个字。张作霖知道又是难题,特请“编外夫人”作陪。“编外夫人”鼓励他说:“大帅你就写上名字加‘手墨’就是了。”张作霖气沉丹田,不慌不忙,运腕抖笔,随着一阵轻微的落笔声,“张作霖手黑”几个遒劲有力的汉字赫然入目。“编外夫人”心中一愣。日本人皮笑肉不笑将字画端详了一会儿,突然提出:“请问大帅,这‘手黑’二字,在贵国的文字中作何解释?”

　　张作霖一看,原来是自己一时粗心,将“手墨”去掉个“土”字,成了“手黑”,一时额头上急出了汗珠。“编外夫人”正颜厉色道:“‘墨’字去掉土,表示张大帅对中国的领土寸土必争!否则,别怪我夫君心狠手黑!”日军头子哑言以对,自讨没趣。
　　1925年秋,东北军的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有人想请“东北王”张作霖到讲武堂致词。张作霖说自己不擅言辞,拒绝了,他手下的人便极力游说:“这些未来的军官是大帅将来统一中国的骨干,他们经过您的亲自栽培,就像子侄一样,哪有儿子、侄子到了嘉期,父亲、叔叔不来祝贺的?”张作霖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
　　当天晚上,张作霖求“编外夫人”连夜赶写了堂而皇之的演讲词,熟读强诵,以备演讲用。
　　第二天天气晴朗,张作霖在部下的前呼后拥下,春风得意地登上了讲台。举目一望,只见讲武堂毕业生黑鸦鸦一片,个个正襟危坐,场面非常庄严。张作霖虽阅兵无数,但此时也禁不住紧张地干咳了一声。他缓声说道:“我张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说完这两句,脑海顿时一片空白,他又重复一遍,想慢慢记起下文,可惜无济于事。会场上下千人屏息,针落之声可闻,张作霖最害怕的尴尬场面出现了。汤二虎暗示他拿讲稿,可是他一摸,讲稿竟忘在家中了。
　　为了顾面子,只见张作霖沉思片刻,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小子们,我本来把夫人给我写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谁知今日一高兴,全他妈那个巴子的忘了!”随即阔步走下讲台,巡视了一周,还向坐在外围的学生问起姓名、籍贯。见到这些意气风发的热血男儿,他由衷兴奋和喜爱,情不自禁第二次登上讲台高声说道:“你们知道今天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你们都是好小子,站起像杆旗,睡倒像杆枪,要好好干,如果愿意到我张某旗下,我派你们去当排长,有功劳升为连长,只要不贪生怕死,有功劳的我必赏,营长、团长、旅长都可以,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们,只有一样却不能——”说到这里,他一下停住了,大家也愣住了,不知大帅什么东西不能给。张作霖莞尔一笑:“我的那个‘编外夫人’不能给你们!”会场沉寂片刻后,突然全场暴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的几位太太数“编外夫人”最为悲痛,她咬破食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以血还血”四个大字。据说张学良十分敬重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后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