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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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　主席手一挥：扫了它！[转帖]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资料图） 　　40多年前，印度政府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侵蚀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并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南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毛泽东亲自决策了这场反击战……

　　毛泽东对印度的挑衅一忍再忍

　　早在建国之初，即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着克制和忍让态度。

　　但是，印度当局对此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

　　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段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雷英夫汇报时说，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他提交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不停地抽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觉得避免冲突有困难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

　　毛泽东决定“以战止战”

　　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周恩来在总参和外交部雷英夫、乔冠华汇报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目光投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得赢打不赢？”张国华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上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部署。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了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同意反击作战的时间为10月20日。中央领导为使我军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给自卫反击作战规定了四条原则：一是我军打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二是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三是主动交换俘虏；四是主动交还武器枪支。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要返回西藏指挥作战了，毛泽东和有关领导特意召见了他。一惯喜欢碰硬的毛泽东听说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他，就把张国华叫到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突然挥起手臂，高声说。“扫了它！”

　　总参谋长罗瑞卿问张国华:“你有没有把握打赢？”张国华回答:“有！”“根据呢？”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注:指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他们训练也赶不上我们。”

　　听到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和在场的邓小平、罗瑞卿等人都欣慰地笑了。

　　中国军队完胜印军

　　1962年 10月20 日7时 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3个旅，生擒印军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经过两个阶段的战斗，我军歼灭了印军3个整旅和5个旅的大部。

　　在我军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之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毛泽东回答说:“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1962年11月21日24时，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都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主动停火的命令。于是。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这次历时仅一个来月的自卫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来源：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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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列宁：靠德国皇帝资助发动“十月革命” [转帖]

临近2007年终，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十一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RevolutionaerseinerMajestaet.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并附赠有关的影片光盘。

200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过去都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恩两位德国思想家有关系，现在才知道还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国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明镜周刊组织了六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陛下的黑白两道人物****，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至今不为人知的密档现在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

一群簇拥着列宁的俄国革命者和簇拥着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之间，恐怕是二十世纪最富有特征的政治利用联盟，后来终因利害的冲突而以外交关系的中断而结束了。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死敌之间的共犯结构，是阴谋家和阴谋技巧的精巧结合。这些密谋者书写了世界的历史: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就没有九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也没有古拉格群岛千百万遭受党政机关指控的死难者。

这个德俄之间肮脏的勾结是以共同的对立面促成的，根据一句古老的现实政治要诀，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德意志帝国跟布尔什维克首脑共同密谋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协约国法国和英国。最后，罗曼诺夫王朝的结局是德国的胜利和平与列宁的接管政权。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他革命力量，以此为结束沙皇专制贡献了力量。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支出了两千六百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七千五百万欧元。

当沙皇尼古拉在二月革命中最终垮台，流亡在瑞士的列宁确认，德国皇家机构有可能在战争期间让他返回祖国。1917年4月17日，德国在斯德哥尔摩的情报机构头目向柏林总部发出电报说:\"列宁幸运地进入了俄罗斯。他已完全按照所愿行事。\"这时候他开始反对此时在彼得格勒当政的临时政府。半年以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也是利用德国的资助掌握了政权。

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曾经梦想过，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协议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反向的结果表明: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准备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它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利害冲突导致德皇政府借口一宗意外事件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文章详尽地描述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后来具有多重身份和面貌、往来于德俄之间的神秘人物赫尔方特Helphand。从解密的档案来看，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穿梭往返联系，甚至携款支付的角色都是此人，一名德国情报人员。明镜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皇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我们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是是布尔什维克武装队伍向二月革命建立的合法临时政府“夺权”。

著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曾是列宁的导师。可是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岁月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苏联解体后，这份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出版了这份历史文献。

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有枪，而且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其他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没有财力和武装，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列宁鼓动军队反战，农民要求土地的时候，德国情报机构从各国发回的密电都报告说，列宁正在按计划进行。布党夺权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列宁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侍候，仅仅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

根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的母亲写信给沙皇当局要求照顾列宁的健康，获准安排他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气候温和，饮食无虞。列宁来到这个地方，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参加了一位流放同志的婚礼后，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跟他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于是接来母亲和未婚妻，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新夫人则教女孩认字。这样悠闲的流放生活简直是后来被克格勃逮捕关押的囚犯们不可想象的天堂之梦。

列宁也曾被关押在监狱里。很多中国人在小学时代都读过《一天吃了六个墨水瓶》这篇课文。有一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关在一间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房间黑乎乎的，只有一个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在这样的环境里，列宁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他让家里人送来了许多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秘密的写了不少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边的革命斗争。列宁在监狱里写这些秘密文件，要是被看守发现了，就得延长期限。列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牛奶干了，只要在火上一烤，字就会显出来。列宁写的时候非常小心，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看守一天要来检查好几次从来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有一天，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沙皇的监狱比苏联古拉格宽容多了。列宁坐牢没有从事过苦役劳动，还能读书，指导狱外的革命活动。他还有笔能写字，写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列宁的行为如果被发现，仅仅可能被延长关押，而不是吊打、反铐、小号站笼等酷刑。最令人们惊叹的是，列宁有足够的面包和牛奶，当作墨水瓶和墨水。

而在沙俄监狱里受优待的到列宁和斯大林却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宁、斯大林正是这一历史罪恶的始作俑者。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普列汉诺夫回忆过去，曾经跟列宁一起谈论过法国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党共和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斩首机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以为不过是他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真的大开杀戒，契卡（肃反委员会）杀人不眨眼。电影《列宁在1918》中，高尔基忍不住向列宁谏言，列宁发表了一番议论，在生死搏斗的时刻，谁能说明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为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作辩解。

十月革命为世界人民描绘了人间天堂的理想，却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人间地狱。列宁时代的恐怖屠杀和饥荒，斯大林时代的大饥荒和大疯狂（逮捕和虐杀），东德的六一七镇压，波兰的波兹南惨案和匈牙利的1956年事变，柬埔寨的大屠杀，都是这人间地狱的重大悲剧，不绝如缕。

历史的教训说明，苏联在倒塌前早已没有人相信那些理想的谎言，其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坦克和飞机，依然没有保住党的权力，帝国依然如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所说，“将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而且几乎没有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原文转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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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越南：解放军10条秘密军规大显神通[转帖]

　　　　（1）红色的禁忌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三天部队伤亡很大，除了指挥程序有问题外，与佩戴的红领章、红帽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下令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红帽徽，进攻时也不再举着红旗进攻。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

　　（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　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　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

　　（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

　　（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在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　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

　　（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6）远离百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不跑。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

　　（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来偷袭东山岛。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　

　　（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

　　（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　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日本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后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

　　（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来源：凤凰网　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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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诗人”杨丽萍[转帖]

　　杨丽萍,云南大理白族人。一直以来,人们将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神秘舞蹈家称为“巫女”——一位善于用肢体说话的人。她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此后在台上舞了33年,台湾及东南亚的观众称她为“舞神”。杨丽萍的艺术感悟力极强,独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真实的生活体验,造就了这位个性独特的舞蹈家。

　　生活砥砺出英才

　　杨丽萍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她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跟着母亲杨鲜果过。生活窘迫的童年和现代风光无限的都市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说,妈妈是白族人,父亲用一驮盐巴就把她娶过门了。那时,一些外来的日用品稀缺,像糖、服装、鞋子都没有。她在家里排行老大,自小肩负着照顾弟妹的责任。她那时除了买一些日用品外,其他的都靠自己去挣,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在杨丽萍的童年记忆里,许多事都与贫穷和歧视有关,但正是那种窘迫的生活和来自家庭的压力铸就了她坚韧不屈的个性。回头想想,她认为这段苦难的童年经历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
　　说起自己的父亲,她一脸的崇敬:“我爹上过初中,在部队当过侦察排长,本来我妈希望他别回农村,在外边找份挣薪水的工作,可他硬是带着一千多块退伍费回村子了。我记得当时家里一下就好过了,用石头盖了几间房子,而村里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是土筑的。”
　　她从小酷爱舞蹈,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1971年,13岁的她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她主演的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曾荣获云南省1979年调演表演一等奖。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寄托了她对圣洁、宁静世界的向往,一举成名,曾荣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1990年在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闭幕式上,她主演大型舞蹈《雀之灵》。1992年5月她成为大陆第一位赴台湾的舞蹈家。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她创作、表演的双人舞《两棵树》获一等奖。199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同年12月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她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太阳鸟》1998年荣获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大奖。
　　多年来她出访世界很多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相继在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行专场舞蹈晚会。菲律宾国家民间舞蹈协会赠予她终生会员荣誉。杨丽萍酷爱舞蹈艺术,在舞蹈上独辟蹊径,自成风格。

　　对舞蹈的独特感悟

　　“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舞蹈对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召。这里没有电、没有电灯,但有舞蹈。”
　　小时候她的奶奶曾告诉她,跳舞很简单,跳舞就是为了和天地沟通,和神灵对话。许多年之后,杨丽萍似乎明白了奶奶的话。每当伸展开双臂起舞时,她只感觉到臂膀在无限延伸,就像神灵握住她的手,她能感觉到灵魂从身体里飘荡开来……
　　这种美妙的感觉无可言表。跳舞好的人在当地被称作“嬖摩”。其实是没有什么神的,那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希望,是人们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心灵的一种崇敬和想象。
　　在家乡,舞蹈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小时候,一到晚上,村寨里的年轻人就聚在小油灯下跳舞。遇到有月光的夜晚,就三两一群到小河边载歌载舞。村子80%以上的年轻人都会跳舞。在家乡,很小的孩子,只要唢呐一响,就会不自觉地动起来。杨丽萍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使她对舞蹈有了独特的感悟。

　　人们对杨丽萍的理解

　　对于杨丽萍这样一个宛如传递着天地自然生息的神秘使者,一个美丽动人的轻盈身影流泻出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人们感觉颇为惊奇。杨丽萍所舞出的纯净柔美的舞蹈,是特殊的艺术形象、特殊的灵慧气质、在自然原始的人文风貌里孕育出的艺术瑰宝。初看,令人赞叹她的指尖细腕的微妙语言;续看,你会领悟到其舞蹈神韵中含有一份灵气;而再三欣赏时,便可沉淀出一股隽永的心灵之美——在云南遥远的深山里,生活着她和她的族人们,她们依附在大自然里。
　　杨丽萍式的舞蹈风格,最大胆和成功之处在于她将舞蹈中原本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转化为静态的,而且她的舞蹈风格又大多源于自然和真实的生活。在杨丽萍的意识中,大自然是最美、最真实、最深刻的体现,通过感悟,她力争用自己朴实的语言去构架人类最美的梦想。所有看杨丽萍舞蹈的人,都会进入她构架的如诗如画的意境,都会情不自禁为她所表现出来的美所动容。
　　1999年元月,在西藏气候最为恶劣的季节,杨丽萍去了拉萨进行创作生活体验。在参观大昭时,一缕极透的阳光从屋顶泻下来,射在壁画上,慢慢地在移动。杨丽萍突然眼睛一亮,旋身融入阳光之中,情不自禁地摆起来。她就是这样地酷爱着舞蹈艺术。每当杨丽萍站在舞台上,看似每一次都是在重复她自己,但每一次又都是不同的,因为她每一次的舞动,既是自然的再现,同时又是一次艺术的重生。
　　她在舞台上,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魔力,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休止符,都有如微风从一泓止水上空掠过,寂静的身体里,便有了细浪追逐的声音。她让人动情于自己的感动,自己的发现,她的世界无需用人的语言便能读懂。
　　杨丽萍的舞很纯很纯,离现实的炊烟很远很远,却离我们心灵所渴求的东西很近很近。她的舞总是和“灵”、“魂”有关,借助人们熟悉的意象来表现人的内心境界、空间、梦想和意识活动等等,她的舞总给人以超然、空灵、淡泊、抒情而又自我意识强烈的印象,她是一位真正的“舞蹈诗人”。

　　《云南映象》出笼不易

　　2004年3月8日,《云南映象》一举夺得中国舞蹈的最高奖——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杨丽萍个人获最佳编导奖。《云南映象》全长120分钟,是一台传统和现代之美兼而有之的舞蹈新作。它深入发掘了云南民族文化,将原始乡土歌舞的精髓和民族舞蹈语汇进行整合重构,用新锐的艺术构思表现出少数民族勤劳、朴素、善良、纯洁的生活和爱情。舞剧由“云”、“日”、“月”、“林”、“火”、“山”、“羽”七场歌舞组成,来自滇山村寨的数十名舞蹈演员,用极其质朴的歌声和肢体语言,展现了彝、苗、藏、傣、白、佤、哈尼等民族原生态歌舞的绚丽色彩。古典抽象的画面构成,加之空灵悦耳的音乐,心灵的回归、生命的激情、灵魂的升腾被尽数诠释。

　　然而,美丽的《云南映象》却出笼不易。2002年春天,杨丽萍回到了家乡云南,准备息舞隐居林泉。但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打乱了她的计划,并产生了《云南映象》。原来,面临节目老化、经济赤字的云南旅游歌舞团,急需一台能反映云南形象的新节目,来摆脱面临倒闭的危机。他们找杨丽萍帮忙编一个新节目,把那些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表演重新组合,在舞台上创造一个新的亮点。杨丽萍爽快地答应了,随即萌生一个想法:做一台名为《云南映象》的少数民族歌舞剧。“云南是民族歌舞之乡,许多有代表性的原生态民族歌舞已濒临消失,把这些民族歌舞的精髓抢救下来,传承下去,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因此,我决定编排这样一台节目。”

　　为此,杨丽萍不仅调动了自己30年舞蹈生涯的积累,而且还和自己的创作人员一起,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云南,在各民族山乡村寨,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采风,边听边看、边感受边寻找。她从各民族原本的乡土生活中找到100%的舞蹈素材,加上服装、道具、器乐、面具等等,几乎构成《云南映象》所有艺术成分的东西,都取自生活本身。
　　与歌舞团签约后,杨丽萍开始实施她的大胆设想,排演一台反映云南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歌舞,演员从民间挑选,直接由农民演出,把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保留下来。任何专业的东西都可能破坏民间艺术的质朴。为此,她亲自深入各民族的山寨,直接从民间挑选“生态”演员,此举是全国所有正规演出团体所没有的。一年时间,她的足迹踏遍了云南各州县,共挑选了60多个农民演员。让从没接受过训练的农民上台演出,这行吗?当这些又矮又黑的“生态”演员出现在专业艺术人员面前时,马上招来一片反对声:“这样的演员岂不把观众吓跑?”“他们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能跳舞呢。”杨丽萍说,“又不是跳芭蕾舞,跳民族舞当然要这些汲水能歌、取火能舞的天生的舞者。我要奉献给观众的是一台名副其实的云南原生态舞剧。”歌舞团深感失望,终止了和杨丽萍的合同,撤资退出。
　　这对杨丽萍是个沉重的打击,投资的所有债务都转到她身上,而此时,排练正在进行中,七八十名演员的费用以及组织演出的所有经济负担全压在她身上。个性倔强的杨丽萍决心坚持下去,她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但是,坚持是何等的不易,每月几十万元的开支,她不得不卖掉了大理的住宅。但是,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剧团从某歌舞团宿舍搬至城郊,演员们每天排演浑身是汗,可是因为欠着房租,停水停电,一些演员开始离开。杨丽萍被逼入绝境。
　　排演这台剧目需要几百万元,到哪里筹这笔巨款呢?近年来,电视屏幕上全是影视明星的广告,但杨丽萍却信守自己的原则——不做广告,这使杨丽萍在演艺界确立了另一种形象。可是,为了这台剧目,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开始做广告。剧目开始彩排,杨丽萍已是山穷水尽。此时,她的一个朋友借给她一笔钱,剧团这才得以维持下去。
　　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2003年8月8日,《云南映象》在昆明会堂首演,这台70%演员由农民承担的原汁原味的云南民族舞蹈马上产生了轰动效应,非专业演员却演出了专业演员无法演出的水平,这些来自田间地头的“生态”演员成为民族舞蹈的传承者和继承者。
　　接着,杨丽萍率团巡演全国,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2003年11月29日在杭州首场演出,剧场爆满,精湛的表演深深地折服了杭州观众。从首演到现在已演出100多场,出国巡回演出已在计划之中。

　　个人的感情生活

　　很少有人知道,杨丽萍曾经有过一段不成功的两岸婚姻,从那以后,她一直回避谈起那段经历和女儿的情况。在杨丽萍的感情世界里,她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我向往的爱情是觉醒过的爱。没有觉醒的爱,会太激情,太狂妄了。这种爱是会伤害人的。我觉得婚姻是一种关系,或者是一种缘分,两个人相爱,就结合在一起,觉得没有关爱了,缘分到了就散了。所谓的外界怎么看,所谓对方什么心情,都不用考虑,这就比较直接。我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和我的品位去选择。”
　　两年前,在央视三套《艺术人生》节目中,杨丽萍说,结婚对于舞蹈或者事业没有影响,这是生命历程的必经阶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能力,可以把婚姻和事业等方方面面都协调好的,一种是处理不好的。这是个能力问题,我们可以运用智慧去处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不会选择一个很糟糕的男人作为丈夫,比如说他酗酒或者他肆无忌惮,整个就是一恶棍。我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品位去选择。”
　　杨丽萍现在的家庭生活非常好,比她年长8岁的丈夫Tony是北京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投资人,跟杨丽萍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家安在北京。这三年来,杨丽萍因为《云南映象》总在云南泡着,她先生也经常去云南看她。2004年5月,《云南映象》在重庆演出期间,她因劳累过度病倒了。Tony在北京获悉杨丽萍生病住院的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到了重庆,饭也没吃便冲到了医院。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心如刀割的Tony对自己说:“一定要挺住,丽萍这个时候最需要我。”
　　Tony不分昼夜24小时照顾着杨丽萍。虽然组委会专门派了三名工作人员照顾杨丽萍的起居生活,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时刻陪伴在她左右。杨丽萍在输液,Tony再困也不会打会儿盹;杨丽萍疼得睡不着,他就讲故事,像哄小孩子一样哄她睡觉。一次,Tony对妻子说:“这次是将以前未能陪伴你的遗憾通通弥补回来。”话还没有说完,杨丽萍已经热泪盈眶。但他们现在没有孩子,杨丽萍说不是为了献身艺术,那种以“艺术的名义”为舞蹈献身的精神太狭隘。
　　虽然杨丽萍在重庆市急救中心住的是单人病房,但是每天来看望她的观众却络绎不绝。医院方面为了避免打扰杨丽萍治病,对探视人员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许多观众很自觉地将礼物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就安静地离开。杨丽萍的病房堆满了观众送来的鲜花,杨丽萍非常感动,笑称自己整天都被观众拥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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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阻拦“恶化江青事件” [转帖]

摘自《江青全传》
作者　[美]罗斯·特里尔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库屠左夫　扫描校对

　　．318·
　　许多人把江青看成是诡计多端的皇后。七十年代中期，她
这样的人——回顾一下在上海戏剧界，她作为唐纳夫人所享受
的乐趣——正在获得新的独立。但是，末开化的、保守的舆论
并没有——在这不同寻常的、特定的政治领域——承认她作为
独立者的权利。“老娘”扬言说她并不怕，不过，她不得不把自
己看作“老娘”未免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1975年中期，毛在谈到江青的三位上海同伙时对她说：“不
要搞‘四人帮’。”　(对这个四人集团有这样一种说法：　“江
(青)头，张(春桥)手，王(洪文)腿，姚(文元)嘴。”)当
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毛批评了他夫人的阴谋诡计和极左观
点。尽管江青受到伤害并很恼火，她还是写倍做了自我批评。后
来，她对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士说：“因为我不想影响团结，所
以承担了一切非难。”
　　江青觉得邓小平正在利用毛对她的批评，把它夸大，并以
此企图摧毁上海激进派(这是她在想象中极力要对邓采取的方
式)。她指出：“主席一直在批评双方，但(邓)从来就没有提
到过对他和他同伙的批评，而是继续夸大对我们，特别是对
我的批评。”
　　江青常常忍不住要咒骂邓小平。有一次，她大胆地对自己
的一位同伙宣布：“中国有个叫邓小平的国际资本家代理人。”缓
了口气，她又承认道：“可是，我们的主席却一直在保护他。”
　　毛是一口大锅的锅盖，他阻止了锅中的相互倾轧。他可能
一度极希望邓小平，后来是华国锌，能成功地与江青合作(而
且邓和华可能一度也这样做过)。
　　江青决定到大寨去参加一系列政治会议。会上，高级领导
人都在激烈地争吵，同时又都在尽心讨好毛。同时，他们又凌
驾于毛之上而对中国公众所忧虑的毛之后的未来自告奋勇。江
青乘专列来到山西省的这个山区小镇，随行人员有一百多位。她
要求在宾馆挂上黑窗帘以挡住每一丝光线，还要安装新的日光
灯，因为现有的那些启动时的嗡嗡声太响。她还要求，在她逗
留期间，禁止机动车辆驶入这个大队。
　　为了联络自己与当地人的感情，江青忽发奇想，要在附近
一座虎头山上建一防空洞。在摄影师的陪同下，她亲自在开土
动工时挖了5分钟。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江青在大寨讲话时这样叫嚷，“共产
党员还怕骂?算什么****员?”她的那些耐心的听众和年轻的
左派知识分子花费了巨大开支，从各个城市赶来听她的周末发
言。她向这些人表露了她的痛苦和反抗精神。“最近在北京我刚
跟他们斗了一盘。我就是不伯骂。”
　　江青向她的听众总结了她主张的策略，“修正主义分子“和
一些军人不是正在话毁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文化艺术成就吗?让
他们中伤吧。“不过嘛，恩，我又要骂人了，他们简直是混帐王
八蛋。”
　　江青声称：“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她庄严地挥了挥手，
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在大寨的政治斗争庆典——对外说是农业会议——中，邓
小平、华国锋及其他人的发言都发表了。但是当江青的发言稿
送到毛的办公桌上时，他表露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很皖不起它。
他加的旁注说：“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故，
讲话不要印。”
　　毛不仅不喜欢他夫人的讲话，也不喜欢她在大寨大队的整
个行程中所表现出的哗众取宠的本性。
　　康生患病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他的秘书传话说，他要见
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来到这位善于于秘密和肮脏勾当的可怕
的头目床边。康生解释道，他快要死了，最后还有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要告诉毛主席。
　　·320·
　 康生喘着粗气，向这对年轻人说；“江青，还有张春桥，历
史上是****的叛徒。”他还说，“江青给我看过张春桥叛变的
材料。”至于江青的问题，康生非常清楚她在三十年代与蒋介石
势力勾结的内幕。他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向主席作全面汇报之
前，先去拜访两位老干部，他们能提供江青和张春桥政治上堕
落的更详细的材料。　个叫吴钟兆(音译)，三十年代在上海做
过地下工作。现是北京一个博物馆的干部；另一个是王观澜，他
是江青在上海的密友徐明清大姐的丈夫．徐大姐曾和江青一起
从西安到延安。
　　江青和康生的密切联系建立在同乡观念之上，并由多年来
的暗中互助而巩固，即使是这种关系也没能经受得住阴谋、猜
疑、背叛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康生认为，江青不会接替毛，所
以他要努力保护自己的名誉。
　　康生和江青相互间竞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康生欺骗、操纵
和谋杀，他是冷酷的权力工程师，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坏事。江
青则过于沉溺于自我的表现。与康生为扩充自己的权力而进行
的有计划的努力相比，江青对自我表现、自我辩白和报复的追
求几乎太幼稚了。不过，这是一种绝对的、贪婪的追求，与康
生清醒地使用各种手段相比，它具有同样的破坏性。
　　王海容和唐闻生对卷入如此可怕的激流是否合适产生了一
连串的怀疑。她们认为，在见吴钟兆和王观澜之前，应该向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他漂亮的妻子章含之请教一下。乔冠华是她们
的顶头上司．章含之则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1975年夏的一个
炎热的夜晚，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到外交部长家。他们诚挚地劝
阻了两位年轻的密使。乔自己并不认识王观澜和吴钟兆，当然，
有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多彩的私生活，但是对她
政治上曾叛变一事，乔冠华和章含之则一无所知。
　　．321．
　　外交部长及其精明的夫人明智地作出了反应。后来，章含
之汇报说：“我们劝王海容和唐闻生别把康生的话带给主席。我
们认为，倘若康生真的有事想对主席说，他可以口授给秘书。我
们觉得没有理由去鼓励这两位许多事都不了解的青年同志来转
达他的话。”
　　王海容和唐闻生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她们的看法，党组织
无意“恶化江青事件”。但是，她们应该“置身于政治中心之
外”，并“隐居以度残生”，仍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王海容
和唐闻生暂时保守了秘密，未公开这一爆炸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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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韩国明成王后有染？ [转帖]

　　跨国恋情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属产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不乏“中西合璧”的跨国恋情，比如明成祖朱棣、唐玄宗李隆基甚至是袁世凯，都曾经有过“洋情人”……

　　古代历史上的跨国恋情：明成祖朱棣与“权妃”

　　明成祖朱棣是大明王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六朝古都南京。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就藩北京，多次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圣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樉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仲夏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因此明成组朱棣就是世人常说的永乐皇帝。

　　朱棣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同时着手疏通南北大运河；迁都和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五百余年的首都地位；并组织学者编撰长达三点七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创造了大明王朝的永乐盛世。明成祖虽然因发动靖难之役倍受争议，但他仍不失于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在朱棣的神功圣德碑上写下“治隆唐宋”四个大字，也算是后世帝王对它的公正评价。

　　朱棣去世后，人们不是为他创造的永乐盛世歌功颂德，就是谴责他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但很少有人过问他的感情生活，而对他曾经有过的一场跨国之恋更是无人问津了。

　　这场跨国之恋的男主角自然是明成祖朱棣，而女主角则是来自朝鲜的女子权妃。权妃是朝鲜国家工曹典书权永钧的女儿。名门望族的闺秀，书香世家的千金，出落得自然是兰心慧质，知书达理。加上她容貌秀丽，风姿绰约，少女时代就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从元朝开始朝鲜就被迫向中国朝廷进献美女，明初仍是如此。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的后宫中就有不少朝鲜妃嫔，成祖朱棣便是朝鲜人硕妃所生的朱门之后。也许是有一半朝鲜血统的缘故，也许是希望从朝鲜美女的身上找到自己年幼时死去的母亲的影子，总之，成祖在登基以后，不断地下诏派人到朝鲜选秀女入宫。权妃便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中国的宫廷。

　　公元1408年，也就是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同时要求朝鲜广选美女，晋献北京，以充后宫。于是朝鲜国王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大选美女，以备进献。当时，朝鲜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离家数千里的异国去做宫女的，因此选上来的都是些不漂亮的一般女子。黄俨看了很不满意，便责令朝鲜王廷重新挑选。朝鲜王廷只得分遣各道巡察司加大选拔力度，同时通告各地方官府，凡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之女，如有姿色，一律选送上来。倘或躲藏或用针灸、断发、贴药等方法逃避挑选的，一律国法处置。通过这一强制手段，总算选出了一批美貌秀女，黄俨等人亲自过目后，从中挑选中五名，第一个便是权妃，当时十八18岁；其他是：仁宇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任氏，十七岁；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李氏，十七岁；护军吕贵真之女吕氏，十六岁；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崔氏，只有十四岁。她们连同十二名侍女、十二名厨师一起被送往数千里之外异国都城。离开家乡时，被选淑女的父母、亲戚哭声载道。五名朝鲜淑女频频回首，珠泪滚滚，从此家乡将只有在梦中出现，万里一别永分离！

　　这五位朝鲜淑女入宫后，权妃被册立为贤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他们的父兄也都被授予了明朝的官职，如权妃的父亲就被授予光禄寺卿，但俸禄却是由朝鲜王廷拨给的。同时被册立的还有汉族的贵妃张氏和王氏。

　　在明宫中的这五位朝鲜妃嫔中，权妃最为成祖朱棣宠爱。成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便被她出奇的清丽文雅所吸引。成祖问她有何特长，权妃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箫吹奏起来，箫声悠扬窈渺，听得成祖如痴如醉，于是把权妃选拔在众妃之上。因当时掌管后宫的徐妃已经去世，成祖便让权妃接管后宫之事。

　　权妃聪慧美丽、优雅迷人。每当成祖忙完朝政，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权妃宫中，权妃美妙的箫声宛如一缕和煦的春风将成祖的疲劳吹得无影无踪。自从权妃走进明朝的皇宫之后，果敢、刚毅、男子气十足的成祖就一直深爱着这位柔顺、温宛、妙不可言的朝鲜女子。权妃不仅宠冠后宫，而且很少离开成祖身边。

　　公元1410年，也就是永乐八年十月，权妃随侍成祖北征蒙古。自明朝建立以来，北方边境一直遭受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边患严重。洪武后期以来，蒙古部落相互混战，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大部。成祖即位后，继续实行分化打击和封贡恩威并重的策略，边患一度缓解。永乐五年元裔本雅失里势力崛起，与鞑靼太师阿鲁台一起图谋统一蒙古各部。永乐七年二月，成祖派使臣赴鞑靼，要求与之修好，不想使臣竟遭杀害，成祖大怒，便于当年七月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对鞑靼力量估计不足，加之指挥失当，十万人马在胪朐河，即克鲁伦河全军覆没。成祖为保住大明皇帝的尊严，只好亲征。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在斡难河，即鄂嫩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大军，最后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

　　明军获得第一场胜利后，权妃的美妙箫声一时传遍千里草原，这使征尘扑扑的成祖朱棣心旷神怡，精神倍增，接着成祖便乘胜追击，又一鼓作气地击破阿鲁台大军于兴安岭下，阿鲁台带着家人远遁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这次北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告终，于是成祖率军班师回朝。权妃随成祖返回京师，走到山东临城时，突然不幸身得重病，最后不治身亡，这一年权妃猜二十二岁，可谓红颜薄命！成祖顿失爱妃，一时不免伤痛，后来竟然伤痛成疾。成祖就地将她葬在山东峄县的土地上，并下诏当地官府出役看守坟茔。权妃死后，成祖不仅对她的家人非常厚待，而且对她的音容笑貌刻骨铭心。在一次见到权妃的家人时，竟然悲痛得泪流满面，一时说不出话来。

　　权妃猝死，死因可疑，宫中谣传权妃是被毒死的，因此竟酿成后宫一起大冤案，被无辜杀害的妃嫔、宫女无数，这可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最早版本。成祖朱棣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成祖对权妃的十分宠爱和无限思念之情。由于明成祖朱棣因发动靖难之役和滥杀无辜之事，也使他的累累功绩多少年来一直被淹没在一片漫天的指责声中。

韩国国母明成王后与袁世凯有一段情

　　曾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大戏《明成王后》以正剧的形式塑造了一位三韩国母闵妃的一生，但是该片应该是故意漏掉了一段恋情，那就是明成王后与袁世凯的一段感情。

　　1882年，袁世凯随淮军将领吴长庆进驻朝鲜，当时袁世凯23岁，年轻英俊，一点也不象后来的矮胖子，在吴1885年去世后，升任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设计帮助韩王和王妃明成王后也就是闵氏除掉政敌大院君，得到了朝鲜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其实是闵妃，她听从袁世凯建议，组建义勇团，并任用袁世凯为练兵大使，使义勇团成为维护闵妃统治集团统治的重要力量。

　　当时闵妃美貌无比，有世界第一美女之称，她感激袁世凯帮其除掉大敌，又仰慕袁世凯的风采，于是以身相许，袁世凯也是一人不甘寂寞，两人随即私通了，但为了不引人怀疑，闵妃想出一条计策，便回母家将其妹妹碧蝉介绍许配给袁世凯，碧蝉虽姿色不如其姐姐，但也是倾国之貌，且立志非英雄不嫁，在王妃的鼓惑下，同意了这门婚事。过门之后。闵妃几乎每天都借探望妹妹之名来袁世凯家，不久便被其妹发现，碧蝉知道之后气愤无比，向袁世凯哓以厉害，袁世凯也担心与一国之母私通之事暴露之后会影响甚大，便又按照碧蝉的方法，从河南带回自己的一个姨太太，谎称正室，主持家务，闵妃对此恨之入骨，便联合那个姨太太一起算计碧蝉进行报复。

　　后来日军开始进攻朝鲜，袁世凯回国，随同带上了闵妃和他的两个婢女，回国之后，袁世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两个婢女也收为侧室，并按年龄大小分别成为二四两姨太太，碧蝉仅排为第三，原想成为正室的碧蝉现在还经常受到大姨太太的打骂，终日郁郁寡欢，喜怒无常，袁世凯自认有愧于她，也就随着她，对她的待遇比其他几位姨太太要特殊一些。

　　闵妃与大院君的生死恩怨

　　闵妃和大院君的经历，是100多年前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朝(因王族姓李，故俗称李朝)未期一段动荡历史的写照。闵妃是高宗的王妃，大院君是高宗的生父。闵妃(即明成皇后)的生存年代、弄权经历及历史地位酷似我国清末的慈禧太后。而大院君与中国清末恭亲王奕訢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当多的近似处，但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方面，大院君与奕訢二人却大相径庭。奕訢是以经办洋务著称，而大院君却以闭关锁国而闻名。

　　大院君摄政

　　闵妃生于1851年，被日本人惨杀于1895年，得年44岁。不过她在世时的名号不是“皇后”而是“王妃”(朝鲜的君主是国王而不是皇帝，剧中称高宗为“皇上”、称闵妃为“皇后”是不合当时规制的)，当时人们称之为“中殿”；因她姓闵，故一般后世史书称之为“闵妃”。

　　闵妃降生时，自1392年建立的李朝已有国460年，尽显末世景象。此时西教开始传入，在李朝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受到冲击，新旧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而且，此时的李朝同我国清末爱新觉罗氏一样，王室虚弱到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地步，在长达50年间，王宫中未闻婴儿啼哭声。这种情况被王族出身的李应(即大院君)看在眼里，他心中难免暗暗盘算。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角大院君的真实情况。李应天分很高，但年轻时名声不佳。在他青年时代，为在王室势力倾轧中求得自保，他故意装作胸无大志、浪荡不羁的样子，整日“竹杖芒鞋”，与市井无赖交相冶游。1863年哲宗国王去世，无嗣，储位出空。李应立即显示其非凡本色。他暗中结交各派势力，频频展开“公关” 活动，终于使其子----12岁的李熙入承大统，他就是朝鲜王朝第26代王高宗。于是，李应自然而然地入朝摄政。按制，以旁系入承大统的国王之生父得号大院君，因此前他已有兴宣君名号，故历史上称之为兴宣大院君。

　　大院君执政后立即使出霹雳手段。他改组ZF，消除控制政权的戚族势力，打击党争，加强王权。由于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已进入东亚，中国、日本先后被迫开国，面对此复杂局面，他采取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所必然采取的传统对策：闭关锁国。对叩门的西方势力他一律视为“洋扰”，坚决打击，对经“明治维新”开始对外扩张的日本，他视之为“洋倭同类”。

　　大院君这种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使他的政治对手们开始勾结起来。这其中最为棘手的便是闵妃集团。

　　闵妃进宫

　　其实闵妃集团的形成是他一手造成的。到1866年，高宗即位已三年，他虽然仍是一个童稚未脱的15岁少年，但在王室看来却已到大婚的年龄。执政的大院君根据多年来外戚专政的教训，提出王妃候选人的苛刻条件，即其本家须人丁萧条，无外戚专政之虑，候选人本身要温顺贤淑，无干预政务之心。这样一来，众多的豪门闺秀便被划到了圈外，因为豪门望族哪家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儿孙满堂？

　　寻来觅去，他的视线盯住了妻家远支的一个孤女。这位姑娘年方二八，是大院君的闵氏夫人远支族人闵致禄的女儿。闵家原本是望族，但此时已经没落。 1851年农历九月廿五日，闵致禄在四面透风的草房里得一女。这是他的独生女儿。女儿八岁时，闵致禄在贫寒中撒手人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孤苦零丁的闵氏女为生活所迫，很小年纪便到京城几家亲戚家走动求助，自然对世态炎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这种处境造就了她机巧多思、从容处事的本领。这多少有点像大院君，也可能就是她进入大院君视野后立即被选中的原因。然而，其中也隐伏着二人难以兼容的宿命结局。

　　1866年3月，朝鲜国王要大婚。闵氏女正式成为王妃，这年她16岁，高宗15岁。

　　翁媳倾轧

　　入宫最初三年，闵妃严守国母仪制，克尽为媳孝道，很得翁婆满意。但令她不安的是，她的小丈夫对她有点敬而远之，而对另一个女人李尚宫却显示出情窦初开的少男热情。于是，妻妾争宠的好戏开始了。帝王家的后宫争宠总是弥漫着血腥味。

　　在当时的朝鲜王宫，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有机会得到王幸的女人，除去其正职妻子王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副职、副副职，色彩缤纷一大片。这些女人在名份上不能与王妃争位，但只要得到国王喜欢，便可以晋级。如果肚子争气，能产龙子，而更幸运的是她儿子被选为王位接班人册封为世子，那么母以子贵，有朝一**可能会成为后宫大腕----王大妃。

　　闵妃内心产生了隐隐的危机感。但她从小炼就的遇事泰然自若的功夫使她从来不把内心的忧虑和忌恨挂在脸上。她埋头读书，排遣内心的郁闷，她将《春秋左传》及其他一些帝王治世经典读得烂熟于心，为日后弄权御国打下了基础。

　　闵妃埋头读书，国王和李尚宫一对青春男女打得火热，不久便有了享乐的结晶：李氏得子。这是1868年4月的事。

　　高宗国王高兴得手舞足蹈，其父大院君更是满脸喜色溢于言表。因为长孙出世，在大院君看来，这是王族血脉复旺、国祚延绵的显示。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这个婴儿被赐号完和君，未来的东宫世子即此婴无疑。

　　这对闵妃是一个沉重打击。熟读本朝故事的闵妃，每每想起那些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的女人，就不禁惊出一身冷汗。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自己手中就要有决定命运的权力。而此时大权在握、一言九鼎的大院君因得庶孙而欢喜若狂的情景在刺激着闵妃，她暗下决心，为了自己的未来，为了懦弱丈夫的王位，她一定要夺权。为此她开始悄悄地行动了。

　　她组织自己的人马，不动声色地把闵氏子弟安插到政府各个部门，再拉笼大院君的亲旧部下，又结交清议寻找“枪手”。当时儒林中不乏对大院君铁腕统治不满的人，如名震一方的巨儒崔益铉等，就经常纵论大院君之失。闵妃立即指使亲族前往联络。

　　这样，一度被大院君视为后宫小女子的闵妃，就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组织起了一支强大的反对派势力。

　　1871年闵妃终于得子，她兴奋异常，认为这下可有以嫡夺庶、清除头上阴影的机会了。谁知此婴儿一连数日大便不畅，大院君进山参医治，服药三天后竟然夭折，这使闵妃的期望顿时化作了清烟。她痛不欲生，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大院君有意所为，遂暗中切齿。

　　此时朝鲜王朝正经历着空前的内忧外患。北方天灾，边民外逃；美国武装商船入侵被民烧毁，扬言报复，派舰来攻；德国人潜入朝鲜企图盗掘大院君父南延君墓未果；民间有人煽动造反；国家粮仓失火，损失惨重。更为危险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扩张，“征韩论”甚嚣尘上。

　　闵妃认为条件成熟了，开始出击。他首先离间国王父子关系，说服20岁的高宗临朝亲政，然后鼓动言官臣僚上疏弹劾大院君，在朝野掀起一股强劲的倒大院君风潮。

　　大院君被这突如其来的波涛打得不知所措，一时难以找到说得过去的理由阻止业已成年的国王亲政，遂被迫隐退云岘宫私邸。这样，大院君苦心经营了十年的政权，竟突然被尚是小女子的儿媳颠覆了。是年1873年，闵妃23岁。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首唐诗常常激起先贤后人对唐玄宗李隆基一世风流的遐想。“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贵妃——杨玉环，让大诗人白居易挥就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

　　如今，著名文史专家、文物杂志总编辑葛承雍先生经过研究发现，杨贵妃外，唐玄宗的姬妾中，还有一个“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篷舞”的胡旋女，一个来自中亚的“洋贵妃”!

　　野那:“最喜欢的人”

　　唐玄宗有29个女儿、30个儿子，记录在案的皇后嫔妃有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武惠妃、柳婕妤等20人，还有一些嫔妃失传，其中最令人蹊跷的是“曹野那姬”。《新唐书》的《诸帝公主传》仅载:“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

　　葛承雍说:“对于寿安公主的生母‘曹野那’，学界长期无疑无考。但是，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中亚的粟特人与古代中国的密切关系日显重要。”

　　在魏晋隋唐时代，“姬”是人们用来称呼年轻貌美女性的，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种称谓。“野那”是外来语，而“曹”姓是出身中亚曹国的粟特人入华后改用汉姓时常用的姓氏。“曹野那”是不是来自中亚曹国的人?

　　据记者了解，曹国是中亚粟特地区的一个国家，地跨今日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隋唐时期，中国一般对来自粟特地区的人以国命名，著名者如“昭武九姓”。与米氏、史氏、康氏、安氏等以国为氏一样，来自曹国的曹氏是进入或居住在中国境内最常见的粟特姓氏之一。

　　葛承雍说，敦煌吐鲁番文书透露出丰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扩展了后人对“曹”姓的研究。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记载有曹延那、曹野那等粟特人名，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龙三年(709年)安野那题名。

　　“曹野那姬的名字无疑是汉文转写，曹是以曹国为姓氏的粟特人通例称呼，‘野那’二字明显是一个粟特人常见的名字，其粟特语原意是‘最喜欢的人’，俊男靓女都可用此名，无非是男的长相精神，女的长相漂亮。”葛承雍说。

　　葛承雍说:“曹野那的名字没有改变胡音，说明她汉化尚不深。一般说来，如果外来粟特人在取名习尚上多用汉名，则说明汉化已经很长很深，那就很难判断她是不是粟特人。

　　曹野那:中亚的胡旋女?

　　作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其中一名名叫“曹野那”的女人，曾经是唐玄宗一度迷恋的姬妾。那么，作为一名外国女子，她是如何来到中国，且有机会接近唐明皇的呢?

　　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和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入华粟特文化的深入研究，入华中亚女性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可能:

　　首先，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婢贩卖。唐代龟兹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继承高昌遗留下来的奴婢买卖市场兴盛，尤其是买卖胡人奴婢特盛。葛承雍说，当时京城长安奴婢价格相当高，每人合绢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长安是西州的6倍，刺激来往中原的行客和兴生胡们购买胡婢带往关中、江淮地区。

　　其次，是长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亚九姓胡流寓迁居长安的人员较多，特别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常常以到长安为贸易中转枢纽或目的地，后来，他们多客居长安。

　　史载，长安西市作为唐长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军就是胡商，他们开设铺肆，坐商经营牟利，行商奔波供货，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长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现有许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统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长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中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

　　此外，皇家梨园中有不少胡人艺术家，胡姓曹家的女子作为乐户身份入宫有可能被选为皇帝姬妾。但曹野那姬如果是出生于长安胡人乐户家庭，一般不会再使用“野那”这样的粟特名。

　　第三，是来源于中亚粟特人进贡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中亚昭武九姓胡与唐王朝正式交往经常通过“贡”与“赐”作为手段，而且次数可观，种类繁多。

　　长期致力于中西交流史研究的蔡鸿生教授根据《册府元龟》统计，唐代九姓胡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22年)计100年间，共入贡 94次，其中曹国8次。特别是八世纪上半期阿拉伯帝国向东不断军事进攻，对中亚诸国步步进逼，迫使他们向中国求救，唐玄宗时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天宝四载 (745年)曹国国王哥罗仆禄呈贡表，明确希望从阿拉伯人威胁下挣脱出来，愿做一个唐朝的小州。如此一来，进贡胡旋女也是自然的。

　　葛承雍说:“史载，开元期间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子，康国进贡胡旋女子，史国多次进献胡旋女子，米国曾经一次进献胡旋女子3人。作为传统惯例，曹国进贡胡旋女等自是应有之意。”

　　“作为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女子，胡旋女是外国女性中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曹野那应该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因色艺赢得玄宗喜爱进入后宫。这和靠‘善歌舞，晓音律’迎合玄宗大悦的杨贵妃是一样的。”葛承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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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历史：东德人民军[转帖]

随着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化和民众要求统一的呼声，1989年12月22日，东德开始拆除象征着分裂和冷战的标志——“柏林墙”，二战后分裂的德意志民族又重新成为了一体，但是国家人民军（NVA）也将和他一直以来捍卫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一起湮灭在浩淼的历史长河中。1990年9月，国家人民军按《统一协定》进行编遣（其实就是自行解散）。两德统一之日成了国家人民军彻底解体之时。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军人，自知即将失业，早已另谋高就，剩余的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九万名军人中，大约仅有五万人可纳入西德编制（而且还是在两年试用的条件下），其余的也只得加入失业或转业的行列。东德军人不得不脱去人民军制服，穿上了西德军装。原东德的各类军品流散民间，成了人们手中的藏品。

统一后，东德人民军被联邦军队接收的军官不足5％，将军则一个也不留，个别校官即使留用也是降职使用，如有一位技术军官，在东德时是中校，到西德军队却只能当上尉。并且前东德军人始终受到较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退休金被削减到原来的86%；

其次，把前东德军官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务的一类人，用原来的军衔退役都不被许可；

其三便是前东德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每当伏案阅读完东德末代国防部长特奥尔多·霍夫曼海军上将所著，讲述人民军那最后日子的回忆录——《最后一道命令》，看着身边的东德军品时总不禁感慨万千，也许用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更能表达对这支军队最后命运的心情，因为这段乐曲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悲怆

15年后，两德人民之间依然存在种种误解、歧视、隔阂……他们并没有因为同属日耳曼民族就轻易地恢复亲情。解散了前东德军队的东德末代国防部长霍夫曼将军，多年来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当初做的对吗 .

1989年的霍夫曼统帅着当时华约国家最精良的军队之一，也是在他的命令下，这支军队被解散融入西德军队，整个过程未开一枪。

《国际先驱导报》：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我第一次从远处看是上世纪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1989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国际先驱导报》：柏林墙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霍夫曼：1961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它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前东德带来繁荣。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柏林墙对前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国际先驱导报》：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做了一些准备？

　　霍夫曼：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

　　《国际先驱导报》：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无辜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夫曼：值勤的前东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国际通用的规定进行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前东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前东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前东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国际先驱导报》：霍夫曼将军，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的生活情况？

　　霍夫曼：我已经退休了，现在给德国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帮助他们打开俄罗斯市场，因为我和前苏联有很多联系，自己也会俄语，现在就是利用这些关系和俄语的优势在工作着。我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集会并发表演讲。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夫曼：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前东德用钱也很难买得到，我也很难像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国际先驱导报》：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夫曼：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前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了解到您一直在为前东德人民军在两德统一后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吁，您能否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

　　霍夫曼：人们面对前东德人民军士兵，会指责他们过去曾经为一个集权政体服务，故而就产生了较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退休金被削减到86%；其次，把前东德军官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役的一类人，用原来的军衔退役都不被许可；其三便是前东德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国际先驱导报》：长此以往，这将对德国社会有何影响？

　　霍夫曼：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有些人会感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如果事实如您所说，您要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的主流社会讲些什么？因为他们当年最关注并且实际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

　　霍夫曼：不管是对西方媒体，还是对德国媒体，或者今天在这儿对您讲的话都只能是一种——我觉得我在德国宪法面前不是一个平等的公民，我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不光我有这种感觉，许多前东德公民也有同感。事实上就连美国人也不能理解像我们怎么会受到如此待遇。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主要介绍前东德人民军在最后时刻(前东德政府垮台)的表现和实际状况。那位历史学家在书的题献上写着：“把这本书献给那些让人们尊敬的士兵，因为经过他们的努力，现在德国统一才有可能实现。”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想法在两德统一前后有什么变化？

　　霍夫曼：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前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再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国际先驱导报》：您能否谈一下对昂纳克的印象？

　　霍夫曼：如果回顾一下东德社会党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党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昂纳克作为当时的总书记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不应该让昂纳克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当时参与决定的人都应该负一份责任，对做出的各种错误决议我也有责任！当时在新的领导层出现后，人们曾对昂纳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昂纳克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他错过了在适当的时候开始改革的契机，但我仍坚信昂纳克的本意是想为前东德人民做出自己最大努力的！昂纳克自然希望自己成为党和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前东德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只可惜现实和他的理想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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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方言就是留存民族记忆[转帖]

　　形容女子惊艳之美，用普通话是：“哦，这姑娘真漂亮。”而河南人会说：“咦，这妮子咋恁好看。”每一种方言，都积淀着久远的岁月印痕。
方言饱含民族记忆

　　按通用分法，我国共有七大汉语方言区，依次为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以苏州、上海话为代
表的吴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方言，以梅州话为代表的客家方言和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每种大方言区又渐次分为更多的小方言区。

　　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说，不少方言保留着古汉语成分，饱含“民族记忆”，承载了诸多历史文化内容。如，武汉话把“口袋”称为“荷包”，河南部分地方把女婿称“相公”。闽南话更保留了许多古音古词，如：把“吃”称为“食”，“锅”称为“鼎”等。

局部方言渐趋式微

　　日前，《羊城晚报》一则题为《生在广州不会说粤语》的报道，阐述了新客家第二代“白话盲”现象引起读者关注。究其原因，近年我国出现了人口大流动，方言的地域性框架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日渐产生了对方言的疏离感。因此，“我们该如何保护方言”成为话题。

有声形式保存语言

　　李宇明说，为了调查收集并保存当代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实态、有声语料，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拟用声音的形式保存“民族记忆”。2008年10月11日，有声数据库建设江苏省试点工作在苏州启动，苏州人说的“吴侬软语”成为第一批被录音留存进入国家数据库的方言。

（《人民日报·海外版》1.2　陈振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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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转帖]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由各自政府推荐一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协助秘书长工作;当然视情况,非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这样做。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一

　　现年62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1942年春生于一派水乡风光的江南名城苏州。他的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城南观前街的一座普通平房里度过的。居家不远就是中国最大的古老道观玄妙观。年轻的父亲陈寿昌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是小学教员。5岁那年,幼小的陈健随父母迁往上海,一家人在香山路上安顿下来。
　　但是,当寒山古刹的悠扬钟声、枫桥月夜的点点渔火渐渐远逝以后,厄运和灾难接踵而来。几个月后,父亲英年早逝,郁郁寡欢的母亲也随即撒手西去,顷刻之间,陈健充满梦幻般的童心世界塌了一半。父母双亡的惨痛记忆在陈健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深深阵痛。
　　外祖父母家收留了刚满6岁的陈健,靠着叔伯们微薄的接济,祖孙相依为命。虽然不谙世事,但是这种艰难的经历对陈健未来的个性塑造仍有着很大影响。
　　好在陈健心头阴霾笼罩的日子并不长。当聂凤智、仲曦东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27军开进大上海以后,陈健的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上海一解放,陈健一家就得到了政府发给的救济金和救济米。1949年,陈健斜背着小书包跨进了思南路附近的蓝仙英文小学,插入二年级就读。陈健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初的启蒙。陈健学得轻松愉快,四年级那年还潇洒地跳了一级。1953年秋,学业优秀的陈健考入地处淮海路闹市的晓光中学。两年后,晓光中学并入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校三林中学。少年备尝艰辛的苦难生活磨炼砥砺了他发奋攻读的好品行,他的英语成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一个夏日里,自三林中学毕业的陈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江南第一学府”——复旦大学英文系。
　　按照当时的政策,陈健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甲等助学金每月12元5角。可别小觑这125大毛,陈健在维持温饱外还可以买些课外书呢!“在食堂包伙,比家中强多了!”时至今日,陈健仍感喟良深地说。那时候,外祖父已去世,虽然与外祖母似“茕茕孑立”,但是陈健并不孤单,他生活在党的阳光雨露下。
　　在江湾五角场绿草如茵的复旦校园里,陈健依然清贫。他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因买不起雨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进课堂。1964年陈健自复旦大学毕业后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分配在外交部。当手提肩扛行李卷儿的陈健轻捷地走在看上去和北京普通胡同毫无二致的外交部街时,他的目光在飘扬着五星红旗的3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定格”。凝视着这幢袁世凯生前下令建造的、饱经近百年历史沧桑的斑驳建筑物,回首自己20载青春年华,陈健心潮起伏、激情难捺。他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与自豪。汽笛鸣响,风帆猎猎,30年外交生涯就在这里起航!由于美国人继续挥舞“重要问题”的大棒,陈健等人无法如愿去联合国。他和许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跨进了京郊外交官的“摇篮”——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门,在两年制的翻译班继续“修炼”深造。至今在国际舞台上头角峥嵘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前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国大使)也是此时从北京大学来到“北外”翻译班的。

　　二

　　寒暑两载倏忽过去,拜在著名教授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诸位先生门下,陈健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令人刮目相看。就在陈健眼前再次升腾起新的希望的时候,“文革”风暴骤然而降!
　　“文革”岁月里最难忘的是在汕头牛田洋度过的日日夜夜。幸赖已故总理周恩来的百般呵护,陈健等大批青年俊彦方得以日后大显身手。
　　1970年底,陈健来到了江西省宜春市上高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命运的这次不经意的安排却促成了陈健的一段好姻缘。在落木萧萧的山村荒野,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夫人的上海姑娘姚文卿。陈健的上高之旅仿佛是月下老人所作的一次刻意安排。千里有缘,皆因有一根扯不断的红线。他和端庄雍容的姚文卿在双方都不“积极”、“主动”的情势下走到了一起。
　　1943年生于上海的姚文卿女士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在静安区江宁路(原戈登路)的里弄长大。姚文卿是家中的老幺,上有三个姐姐,父母都是本分的普通劳动人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操持家务。1961年7月,差不多是在女性世界氛围里长大成人的姚文卿从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毕业时,面临一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她的英语学得相当不错,打算报考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老师知道后来做姚文卿的思想工作,“阿拉伯语是个空白,我们国家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你应该去填补空白……”温顺的姚文卿真的在“报考志愿”栏的空白处填上了“阿拉伯语言专业”。其实,她是到了北京才知道那些清真饭馆门面上像蚯蚓一样的“图案”就是她将要为之献身的“阿拉伯语言”。然而,天资聪颖的姚文卿学得一点都不比男生差。不过由于外交圈内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端庄雍容、颇有大家风范的外交部拉美司一等秘书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灿烂才华。在陈健的“大树”上,姚文卿只是甘当一片绿叶。30多年来,姚文卿一直默默地为着夫婿的事业做出贡献。“她为我做出了牺牲!”陈健重复着几乎所有大使都说过的话,寥寥几个字,道出了他对妻子的多少歉意和无限深情!
　　1971年4月,又是落花时节的暮春。陈健首先得以“解脱”,调离干校回京。随后姚文卿也调回了北京。

　　国际司早已不复存在,原司人马一古脑儿合并到了西欧美澳司。陈健分在该司拉美处国际组,未几,26届“联大”揭幕。陈健等人的估计是支持票比反对票略多。讵料形势比人强,几天后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两阿提案”以绝对多数票通过。陈健有幸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有关会议。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研究是否前往纽约赴会,周恩来充满激情地说:“不能辜负第三世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国际司虽然还没有恢复,但是一改过去“门可罗雀”的冷清局面,开始忙碌起来了。
　　1972年春节前夕,陈健和姚文卿双双返回沪上,喜结连理。半年后,陈健告别新婚妻子,来到纽约西区67街林肯中心对面的百老汇马路66街155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夏奉调回国的20余年间,除了两度返国短暂供职国际(条法)司以外,陈健在联合国、华盛顿工作了整整12年,他从普通科员升迁到特命全权大使。国际事务是他30年外交生涯难以忘怀的主旋律,他是一位联合国事务专家。

　　三

　　当1994年深秋陈健“梅开三度”来到纽约旧地时,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了。就在陈健在联合国大施拳脚,干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一纸调令,不容置疑地把他推到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台前,他成了中国外交部的“喉舌”——权威“发言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外交舞台上,外交部发言人也许是除钱其琛(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外,“出镜率”最高的官员,每周两次主持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发布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即席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外交部发言人历来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事实上,在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当中,外交部发言人是最为中外媒体所瞩目的新闻人物。
　　1994年深秋,江泽民主席首访俄、乌、法三国。在莫斯科、在基辅、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外媒体依然把热情倾注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为自己外交部发言人生涯圈画句号的吴建民(后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等职)颀长的身影上。当时,众多的记者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端坐在旁边的一位50来岁、戴着眼镜、脸颊丰满的中国外交官——即将“入主”国际俱乐部发布厅的陈健。巴黎归来,征尘未卸,中国新任驻荷兰大使吴建民9月17日在首都机场与即将出使卢森堡的夫人施燕华怅然握别,飞赴海牙履新。五天后——9月22日下午,北京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座无虚席,又是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200余位中外记者翘首以待,注视着即将在台上出现的一位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些“无冕之王”早已获悉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第11任司长陈健将在今日首次登台“亮相”。2时25分,距离记者招待会正式开始前五分钟,陈健出现在发布厅大门口。他一反惯例,不从后台,而是从发布厅中间过道缓缓走向主席台。陈健向两旁等待多时的中外记者频频点头示意,30余年外交生涯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
　　1996年春暮,以微笑、幽默与睿智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外交部发言人形象的陈健顺理成章地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嗣后,陈健协助主管亚洲事务的唐家璇(现任国务委员)副部长,分管多边事务。两人配合默契,为圈内人士称道。在此期间,陈健频繁穿梭于曼谷、纽约与日内瓦,参加东盟对话国有关会议和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
　　1998年初夏,江泽民主席任命陈健为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接过时年64岁的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日本通”徐敦信大使交给的“接力棒”,飞赴东京履新。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三年时间,弹指一挥。2001年6月20日,即将离任的中国驻日大使陈健,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当前喜忧参半的中日关系。他以任上三年的观察寄语各界人士:中日关系需要珍惜。《朝日新闻》当天以《中国与日本·障碍虽有前途不悲》为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陈健说,“中日关系令我高兴令我忧”。三年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会晤,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两国经贸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去年贸易额创831.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人员交流形式多样、参与广泛,去年甚至出现了一个5000人的日本交流使节团访华的壮举;两国对话与交流还扩大到安全领域乃至地区与国际多边事务协调。“但近来,在关系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先后出现严重干扰,使中日关系的政治气氛恶化。”陈健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事隔50多年,日本还会批准出版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的历史教科书,还会出现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则有舆论认为中国的反应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两国人民感情呈渐趋疏远之势。这是令人堪忧的。”
　　从驻日大使岗位上走下来后,与联合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陈健于2001年8月再次回到了联合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高兴又回到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作为副秘书长,陈健负责联合国大会事务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为每年联合国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服务。此外,还为大会程序问题向会员国提供咨询等。在几位副秘书长中,陈健管理的人员最多,有18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
　　谈到自己在联合国的经历和感受时,陈健感慨万千:“过去30年,我基本上是每个年代都在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目睹了联合国的发展与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前后对比,内容不同。就联合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发展壮大的年代,其最高峰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80年代,联合国强调南北对话;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则期望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个人而言,过去我在联合国的外面,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在里面,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内外,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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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沈怡苦对戴高乐请柬[转帖]

　　1948年9月14日,一份发自塞纳河畔的巴黎专函,由法国驻华使馆转交,摆到了南京特别市市长沈怡的案头。专函内,是一份精美的请柬,由法国著名的“二战”民族英雄戴高乐亲笔签署。
　　“二战”胜利后,戴高乐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946年,他退出权力中枢,但仍膺选巴黎市参议会主席。这位热心于国际公共事业的政治家,鉴于“既往大都市管理之各项碍难”已经愈来愈严峻地困扰着各国首都,日渐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通症”,决定以巴黎市参议会的名义,于1948年11月2日至10日在巴黎“召集一会议”,“邀请各国首都市派遣代表参加”,“共同讨论都市秩序有关问题并谋解决都市行政管理之种种困难”。戴高乐在专函中认为,“此郑重之会议,将有益于各首都之同一发展可无疑义”,他“深信会议将使各国负有极高资望之代表聚首一堂,藉而增进各国人民之友谊及团结,此亦诚为世界和平所亟需也”!
　　正是基于如斯良好愿望,戴高乐也给中国的“南京市长阁下”专门送来了一份请柬。法方大使在递交专函时特别“申明法国政府对巴黎市参议会之支持”,且承诺“凡与会者在巴黎之住宿及一切费用,皆由巴黎市政府担负”。
　　然而,沈怡呢,作为国民党于大陆执政末期的倒数第二任“首善之区”长官,他在接到戴高乐这份请柬时的心境,恐怕是尴尬多于荣幸,又颇怀苦涩的。
　　沈氏(1901—1980),原名景清,字君怡,乃浙江嘉兴人。“五四”之际他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同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越四年,获工业博士衔归国,历任上海市工务局长、上海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任,以及国民政府交通部政务次长、导淮委员会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受命开办甘肃河西走廊水工,撰有《市政工程概论》、《黄河年表》、《黄河问题讨论集》等专著,是当时国内知名的“工程精英”。1946年11月,出乎众人意料,沈怡被高层瞩目,由大连市市长(未就职)转任南京市市长。
　　其际之南京,在饱尝八年兵燹战乱以后,刚刚从日寇的暴虐蹂躏下赢得光复,国民政府也辞渝“还都”未久——这座昔日“虎踞龙蟠”、气象万千的中华名城,而今遍地创痍,凋败惊心!有记者曾经在报端对此做了形象的描述:“你只要远远的一瞥那都门‘缺牙掉齿’的城垛,就晓得‘狼烟摧折南京老’了。”整个城市除去几条大马路好像还平展,其余“比比皆是坍屋危楼,破道残桥”,“即便晴的日子很久,小街闾巷犹积水成‘渠’,甚至街道十之八九的路面全被污水淹满了”;马路店铺的背后,往往“深入几步,就是大片废墟焦土,蒿茅没人”,有些荒坪上还“停弃着众多无主棺木,任它们自由腐烂,白骨暴露,奇臭熏天”,以致城市上空每日里飘散着一股股令人掩鼻不及的恶浊气息。有家报纸干脆把南京讥为“鲍鱼之肆”。
　　或许正因为急需有一个市政内行来主持收拾战后南京的烂摊子,替国民政府装扮装扮门脸,沈怡才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接手了首都市长这档“风光差使”。
　　沈怡在南京市长任上,前后干了两年零18天。期间,为了修复战争伤痕,改变城市面貌,他兢兢力行,勉为其难,在可能的限度内,的确是做了不少实事的。这从当时《大公报》对其施政行迹的评述中,可以得到一定证实:“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沈甚注重用人制度,强调只要用人得当,就不非得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的这些处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
　　笔者最近去南京市档案馆查阅民国文献,在若干纸页泛黄的材料里,也曾看到有清晰的记录,当初“沈市长”会见参议员,答复他们关于市政事务的公开质询时,所言所对,平和有据,态度应该算得上恳直、实在。
　　但是,沈怡所处的旧时代,连同他所效命的那个逆潮流而动的蒋政权,却注定了他这位“首善”之长充其量只能在焦头烂额中疲于修修补补而难以真正有所作为。尽管他“精明实干”,试图以某种新的“作风”推进市政,但南京的烂摊子犹自起色甚微,一团糟糕。市民对“工程专家”(当时坊间给沈的称谓)渐渐地感到失望。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来讽刺首都的“市病”:“电灯公司害‘夜盲’,自来水厂‘淋病’缠;公交汽车‘心衰竭’,条条马路‘癞皮癣’;最最要命下水道,小雨也犯‘盲肠炎’!”还有人将大街僻巷随处可见的“金光闪烁”(便溺),与中华门两侧高耸如山的垃圾堆、秦淮河里污淤发黑的“染缸水”,一并挖苦为“金陵三大胜景”,说“南京脏也真是脏得可以,不然就配称‘首都’了吗?其地之臭也,‘非同凡味’。在南京,谁倘若得了‘重伤风’,那简直可以被看做是一桩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
　　词锋尖刻如此,沈氏当初有闻,想必不会好受。事实上,在彼时的情境下,纵使沈怡有心革弊兴利,多干点市政实事,除去时局乖戾和财政枯窘的困扰,他这个一般人眼里“朱衣黄裳”、风光八面的“京兆尹”,实质多半不过是一个让“京城里外的无数‘婆婆’(包括‘洋婆婆’)”呼来唤去的“小媳妇”而已。其每日劳神费力的头等大事,绝非自己的市政本分,“大部分的时间全花在飞机场、火车站和轮船码头上了”。凡是“莅临”南京的“长”们、“座”们,“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有来头,都得市长大人亲自迎送”;“天不论阴晴雨雪,人不问‘生张熟魏’,谁也不可怠慢,谁也不能得罪,有一个伺候不到,马上就是漏子”。所以,“南京市长这顶纱帽戴在头上”,委实是件吃力又玄乎的“苦差使”。
　　沈怡的这种不堪,就连沪、宁的一些媒体也看出了七八分。《论语》半月刊的《京话》专栏曾经不无调侃地刻画道:“你看,大热天咱们光穿着一条短裤坐在屋子里,还汗流不止呢,而我们的市座得冠带齐整的站在太阳里‘迎送’。也许是这里刚把某战区长官送走,回到家里一口气还没有吐出来,那里又一个电话,某洋将军在半小时内就要从空而降了,剩下的那下半口气当然只有到飞机场去吐了。像这样,炎日似火的白天,寒风刺骨的黑夜,成年累月地在外面‘日晒夜露’,因之,在南京做市长要没有双料‘超人’身体,肯定是受不了这种严格的‘训练’的……”

　　不唯如此,沈怡的许多治市举措,常常出台伊始,便遭遇方方面面的掣肘而最终无可奈何地流产。譬如,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原先恰好与号称“首都妓女大本营”的石坝街遥遥相对,四周“朱颜媚眼同飞,歌榭秦楼罗列”。沈氏履任后,他每天忙着“迎新送旧”,妓女们亦忙着“送旧迎新”,两下里尽管“迎送”各有不同,但“井水不犯河水”,倒也似乎“相安无事”。不久,那班“花娘”、“粉头”为了兜揽生意,居然“华灯初上,即将市府团团围住,当街拉拉扯扯,淫腔浪调”,越闹越不像话了,甚至对市府的“名誉”都构成了“重大威胁”。沈氏“大怒”,立刻指令首都警察厅严予整治,一时间“燕啼鸡飞”,市府左右“遂告清净”。可是,只消停了数日,随着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大”的会期临近,“京中贤达之流”纷纷出动,他们一边四处游说“拉票(选票)”,一边分开狎妓聚乐,于是“全城无处不见‘拉拉扯扯’”,非但令警察厅的“肃娼”之禁无形瓦解,而且使“拉扯之风”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以至报纸惊呼“市府又重陷大包围之中矣”!“沈市长”至此,只剩得一句“未便干涉”,除了睁只眼闭只眼,徒自忿恼外,又奈之何?
　　还是回到戴高乐的那份请柬上来。戴的请柬,不啻给沈怡出了一道难题。早在接手南京市长之初,沈怡就曾经雄心勃勃地设立过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并自兼主任。他打算借此统筹谋划,大干一番。但自己后来忙忙碌碌,究竟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是可以实实在在地用到“首善之区”的市政修复上呢?又有多少信誓旦旦的市容改良承诺,终究都变做了一个个可悲可笑的肥皂泡?即以眼下而论,他沈怡正乱子接踵,分身乏术,哪有可能应邀去巴黎同各国的首都市长“聚首一堂”,共同探讨“都市发展”!
　　由于蒋政权的倒行逆施,1948年下半年,整个“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已然无可挽救地迅速滑至总崩溃的边缘。国民政府于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企图以所谓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扭转颓势,阻遏败亡。沈氏此际适奉命在南京执行“紧急令”,忙得晕头转向,他不能也不敢在这“非常时期”离开职所。然而,考虑到戴高乐是那样的郑重其事,并在来函中称“确信贵市(指南京)必定乐为接受此请”,沈怡斟酌再三,还是决定将法国人的请柬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时建议行政院致电正在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官员彭学沛,让他代表自己,就近去参加那个“世界首都市长会议”。
　　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同意沈的想法,即令彭学沛(1896—1948,江西安福人,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代表沈怡,与江季平、王蓬、汪公纪三人(均系联合国大会中方官员)组成代表团,应邀出席巴黎之会。彭学沛无从推托,又十分为难。他对于南京的市政诸端素无接触,完全懵懵懂懂,一头雾水,如何去会上演说?只得赶紧给国内复电,要求南京市政府“三日内速寄”有关资料,“并拟具提案,以便供大会讨论”。南京方面当即组织人手,星夜编印并付邮了《首都市政》及《首都建设》各五册。
　　不难想见,由彭学沛等“局外人”仓促拼凑而成的“南京代表团”,他们在巴黎会议上的“履行使命”,只能是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地去“捣”了一通“浆糊”罢了。
　　巴黎会议闭幕后一个月,沈怡交卸南京市长职务,旋即被聘为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防洪局局长。此时,距中国大陆解放已不足半年。在历史行将迎来巨变的转折关头,这位前南京市长没有摆脱没落营垒的阴影,1949年底,他去了海峡对岸,后曾出任台湾当局“交通部”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和驻巴西“大使”等。1980年,沈怡79岁,病逝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