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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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注疏》总结[转帖]

汉族从传说时代起，就显出雄伟的气度，与各族相处，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在族类上立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这种情形愈益确实有征。两汉是强盛的大朝代，不断地吸收大量的外来居民。特别是东汉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许，迁入边境内居住。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汉和帝时匈奴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匈奴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东汉末年大战乱以后，黄河流域人口减少，北边和西北边诸州郡地旷人稀，急需补充人力，汉魏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汉统治者的剥削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则是难以忍受的，腐朽的西晋朝发生八王之乱，汉族人民还来不及从流亡发展为起义的时候，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趁机发动了反晋战争。刘渊打着“兴汉”的旗号，借尸还魂，起兵之初确实很有政治头脑和政治手段。其将刘景攻克黎阳后，曾残暴地把三万多汉族百姓赶入黄河内淹死，刘渊闻讯后大怒，马上下旨把刘景降职。但是，由于他长期坐镇平阳，根本约束不了匈奴本部狼性勃勃的诸子和五部诸将，致使汉军攻掠之地百姓“流称四散，十不存二…………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在他统治末期，已经看到匈奴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民族仇恨难以泯灭，“称汉以怀人望”根本行不通，就只得放弃他自小学来的那套“汉家儒法”，恢复匈奴旧制，实行“胡汉分治”，此举虽属刘渊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成为日后十六国诸多少数民族政权进行统治的“法宝”，纷纷仿效。这样，战争的性质变成为各民族之间的争夺战，结果是历史走的不是由农民战争取得统一的道路，而是长期分裂割据的道路。少数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愿望是正义的，表现为行动却是极其野蛮的，并造成十六国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比较良好，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唐朝同东汉朝一样，也是允许内附诸族大量迁徙到边境内居住，河北道容纳内附人尤多。因为河北河南是隋末战争的中心地区，人口损耗严重，唐朝廷开放河北，主要是想补充人口。六三○年，唐灭东突厥，得内附户十余万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议，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生活习惯，不宜居内地，宜使居边境内诸州，充实空虚的地面。魏征主张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说过“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以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唐太宗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灵州（关内道）一带。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唐高宗时，突厥人陆续内附，都住在河曲六州（丰、胜、灵、夏、朔、代）内。七一六年（开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内附人谋逃归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长史王晙（音俊jùn）主张迁徙内附人到内地，说二十年后，旧俗改变，可以变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采取王晙的建议，仍让突厥内附人居沿边诸州。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处理内附人大抵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对游牧人，指定居住在边州，仍保持部落旧俗，只要能耕种，自边州徙居内地诸州，也并不禁阻。一种是对农业国人，可直接迁到内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丽民户三万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徙高丽民户到内地，分居在河南、陇右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残余突厥人（居边州已久，从事农业）五万余口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一种是对商人及诸族酋长，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说来，唐对内附人迁居内地，是不设什么禁限的，因之，沿边诸州以及接近这些州的内地，居住着不少内附人。
唐玄宗时，府兵制已完全破坏，边镇军队却大扩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应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内附人，充当骑兵更是内附人的专业。将校中也有许多称为蕃将的内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许安禄山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安禄山所率范阳镇，变成以蕃将为主，汉族败类为辅的军队，安史叛乱就此发生，屠刀砍向无辜的汉民族人民。并且长时期继续下去。其后一直保持着割据势力，占有河北三镇。唐末，又有内附的沙陀部落参加割据战争国。
　 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未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

故此汉族士大夫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春秋左传正义》齐管仲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论语注疏》有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一种痛入心髓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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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源谈梁山军征方腊之役[转帖]

征方腊梁山军重创是历史使命

周思源：这集咱们来讲讲梁山军征方腊为什么死那么多人。

周思源：梁山军征辽之战打了几个月，总得说来是有惊无险，相当顺利，除了没羽箭张清等极少数几个将领负伤外，梁山头领没死一个，可是仅仅隔了几个月之后，征方腊之战，梁山军竟然一下就死了59位头领。那么就很奇怪了，是方腊军特别能打？还是梁山军由于刚刚打完一场大仗，征辽，从北方到南方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差那么远哪。

周思源：这两场战争的结果，伤亡的情况大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看不懂，包括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施耐庵、罗贯中的一大疏忽，写得不好。当时我还想，是不是因为故事流传有早有晚，前面的故事可能比较成熟，后面没有一个很长的流传过程，当时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直到中年以后，在对四大名著重新进行比较研究时，我才感到一个问题，像施耐庵、罗贯中这样伟大的作家，他们不应当写得那么粗糙，他们不应当想不到这个矛盾，可是他们还是这样写了，他们既然这样写，就必有道理。这就说明，他们别无选择，或者说，这是他们所有选择中的最佳选择。

周思源：什么选择呢？他们要通过梁山军征方腊使这支队伍尽快地瓦解。因为我们在阅读水浒梁山军征方腊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感觉，这梁山军简直就跟不会打仗似的，还有一个感觉，这作者好象就是成心要让梁山军的头领们死得多点儿，死得快点儿，死得越多越好，越好越好。其实你仔细想想，还就是那么回事。

周思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呢？20世纪70年代评水浒的时候，梁山军征方腊是宋江的一大罪状，投降派，接受朝廷招安，带领梁山军征方腊，打自己的阶级兄弟去了，这可不就是一大罪状吗？背叛了农民起义，结果两败俱伤，方腊军被消灭了，梁山军也受到了重创，最后瓦解了。其实我在上一讲里面讲过，征辽在历史上并没有，这是施耐庵、罗贯中给宋江和梁山军的一个艺术使命，同样，征方腊在历史上也没有，历史上宋江军和方腊军没有交过手，他们中间隔着上千里地呢，因为方腊活动的范围是在长江以南，现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全境以及江西和福建的一小部分，是那个地区。而且历史上的宋江军和方腊军基本上是在同一年被政府军消灭的，宋江军还要略早几个月。

周思源：那么为什么要写宋江征方腊呢？水浒里写宋江率大军征方腊，结果受到重创，这同样是作者给宋江的艺术使命。咱们想想一个现象就会明白了。

周思源：阅读水浒，如果你读得仔细一点儿，你会有一个感觉，水浒在前70回，几乎都不写时间，这个故事的重大事件是哪年发生的，不写。可是就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开始，就老出现这是宣和几年，看来作者是在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注意时间的重要性。对，问题的奥妙，解读的关键就在时间上，前面我们讲到历史上的宋江活动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年，北宋快灭亡了，小说《水浒传》写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注意一下，小说开头写端王被立为皇帝，那是哪年呢？年号是建中靖国元年，这是1101年，宋徽宗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自己当太上皇逃跑了，这是哪年呢？1125年，也就是宋徽宗当了25年的皇帝。小说《水浒传》写的故事基本是这二十多年里的故事。可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前基本都没写是哪年。宋徽宗当这二十多年的皇帝，换了五六个年号，他希望换个年号以后国家能太平点儿，边境能安宁点儿，换来换去都不行，可是他换了五六个年号，小说里都没提。结果就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打那以后的重大事件，招安、征辽、征方腊等等，好几回里都出现了这是哪年的事情，年号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了几月，显然作者是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时间。

周思源：我们回过头来看，前70回有许多故事，其实有许多故事写了七八回、十几回，其实就在这一两年里，有的好几回就在同一个月，或者两三个月里。可是后面，打71回以后，总共才多少年？总共只写了四年的故事，前70回写了二十年的故事，后三十回写了四年的故事，问题就在时间上。什么时间？北宋眼看要灭亡。

周思源：咱们就要想一想，历史上宋江为首的这支军队没有跟辽兵交过手，现在水浒里梁山军大胜辽兵，大胜以后倒是解了恨了，解了气了，可是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征辽是宣和四年春天的事儿，三月征辽，到冬天这仗打完了，打了半年多，取得大胜，也就是说宣和五年，冬天就回到京师了。可是我们想想，宋徽宗是哪年把皇位扔给儿子的？宣和七年，就是1125年，你看，宣和四年冬天战争就结束了，五、六、七还剩下三年，宋徽宗连皇帝都不敢当了，再过两年，到1127年，金兵攻陷开封，徽、钦二宗等三千多人被俘。

周思源：咱们想想看，当时小说家就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这支宋江为首的梁山军存在的话，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也就是说，金兵入侵，宋江这样忠义的梁山军，这样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梁山军必定会积极迎战金兵，梁山军在征辽的过程当中，一个头领都没有战死，所向披靡，大获全胜，金兵能是它的对手吗？肯定打不过梁山军了。就算金兵再厉害，梁山军起码能跟它打个平手吧。即使梁山军打不过金兵，平手都打不过，起码能打上几个月吧，遭受重创，失败了，不管怎么说，只要这支梁山军还存在，在保卫京师、保卫边疆，那么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宋徽宗不当皇上了，连皇位都扔了，逃跑了，更不会出现太上皇跟皇帝两个人连妃嫔、百官三千多人被俘，不可能出现靖康耻了。也就是说，如果宋江为首的梁山军继续存在，就将改变历史进程！这是必然结果。

古人不会戏说 是忠于历史的

周思源：可是古人不会戏说，施耐庵、罗贯中没有学会戏说，他们是忠实于历史的，因此，他们必须想办法让这支所向无敌、英勇善战的梁山军瓦解。就是说，必须使他们不可能抗金。这样，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北宋朝廷被消灭，两位皇帝等被俘，这样才能忠于历史啊。那么我们想，你要让梁山军瓦解、被消灭有几种途径呢？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在金兵入侵的情况下，梁山军英勇迎敌，最后被金兵杀得片甲不回，许多头领都战死。我们前面分析了，梁山军既然能打得辽军没有还手之力，那就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再者，即使梁山军惨败，许多头领战死，广大读者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讲也难以接受，大家不能眼看着自己尊敬的、心爱的头领们死在异族刀枪的屠刀之下。因为那个时候梁山一百零八将可以说人人都是好汉了，民族英雄嘛，取得了征辽的伟大胜利，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解恨了嘛。所以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讲，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讲，老百姓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排除。

周思源：第二种选择，梁山军在征辽取得胜利之后，由于朝廷阴谋、奸臣当道，最后他们被官军消灭，可是这不可能啊，因为官军已经多次跟梁山军打过交道，没有一次胜利，官军是梁山军的手下败将，根本就不是对手。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排除。于是，只剩下一种可能。梁山军被自己人瓦解，受到重创。

周思源：当时自己人还剩下谁？势力最大的就是江南的方腊军。方腊军当时已经占据了江南八州二十五县，方腊已经自称皇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就虚构了朝廷让刚征辽回来的梁山军马上到江南去征方腊，在征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军受到了重创，头领大批死亡。这样一来，就不得不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

周思源：怎么奇怪呢？按理说，梁山一百零八将当中，许多头领都是武艺高强，甚至一个比较普通一点儿的头领跟官军的名将作战都能打得不相上下，而且许多官军的著名将领后来都归顺了梁山。可是这支英雄之师、神武之师，一反常态，在征方腊的过程中简直就像不会打仗似的，每次打仗就死好几个头领，每回都死人，总共八九回的故事，九十八回这一个回目就死了二十四个人。因为什么？时间紧迫，作者只能让他们赶紧死。

周思源：事实上也是如此，我刚才不是说了嘛，1123年取得了征辽的胜利，紧接着是征方腊，因为1125年宋徽宗在金兵大军压境，马上要沦陷的情况下他就逃跑了，皇上都不当了。你想想，瓦解梁山军的时间还不能拖得太长，因为如果梁山军存在，金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昏庸的宋徽宗就不会想办法把梁山军的头领们都分散到各地去，或者想办法再害死他们，不会，首先得自己保命啊，就把他们留在汴梁，开封附近，京师周围，保护他们嘛。因此梁山军在征辽之后必须尽快征方腊，而且在征方腊的过程中要死得快一点，死得多一点，这样就使得梁山军要在开封吃紧之前的一段时间彻底瓦解。于是就出现了征方腊过程当中许多怪现象。

周思源：我们来考察一下每一回死的人数你就能琢磨出一点儿道道儿来了。征方腊过了江南以后，91回死了宋万等三个人，92回死了韩滔等五个人，杨志得病寄留丹徒，93回死了施恩等三个人，94回死了徐宁等三个人，都不太多。95回是一个转折点，一下死了最厉害的没羽箭张清，还有急先锋索超，还有刘唐，95回一下死了9个人。96回死了阮小二等六个人。六个人生病，留下两个人照顾他们，总共14个人，减员了，死六个，病六个，留下两位照顾生病的，一下减了十四个。97回缓了一缓，死了孙二娘等6个人，98回死了秦明等24人。你就看得出来，头领死亡减员的速度从95回之后是大大加快！为什么？时间来不及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怪现象。

周思源：第一，许多头领的表现跟他们过去的表现是判若两人，有的头领过去简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就跟不会打仗似的了。比如说混世魔王樊瑞，他不是会法术吗，他手下有两员副将，一个是八臂哪吒项充，还有飞天大圣李衮，这两个人都很厉害啊，当时梁山去收服他们的时候，史进等头领被他们打得逃出去六七十里地呢。这两个人怎么样呢？轻易就死了，李衮一跤跌翻在溪里，还不是大江，被方腊军冲上去乱箭射死。项充为了救他急忙钻下岸来，被绳索绊翻，结果被方腊军乱军涌上，剁作肉泥。还有死得更简单的，掉河沟里淹死的就好几个，被箭射死，马踏身亡，还有被毒蛇咬死的，莫名其妙，有时候几句话死了好几个。这是第一种情况。

周思源：第二种情况，死得不合情理，莫名其妙，比如梁山头领中一百零八将，咱们想想，谁武艺最高强？可能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说林冲的，有说鲁智深的，有说关胜的，我认为梁山一百零八将当中，论武艺最高强的是没羽箭张清，所以他是最后才被宋江收服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早点儿上梁山，他要早上梁山那底下就没戏了，没羽箭张清上去几个石子，百发百中，问题都解决了。这张清厉害到什么程度？在征辽的过程当中几次恶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都是他上去的，不论多么厉害的辽将，只要张清一出，无不死伤。张清武艺高强到什么程度，咱们回忆一下，大概是70回吧，梁山头领出战，15位头领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甚至鲁智深，鲁智深是被没羽箭张清一粒石子打到脑袋上头破血流，翻身落马，如果不是武松舍命相救，他可能就没命了，鲁智深之前是从无败绩啊。另外杨志真好汉，武艺高强，杨志被张清的石子打的胆战心惊，伏在马鞍子上逃回来，杨志过去表现从来没有这样的。有谁打得过杨志啊？结果张清在征方腊的时候表现怎么样？也奇怪了，他打这仗的时候，居然不用他最拿手的石头子，用什么？长枪。结果这长枪扎出去，扎在松树上了，太用力了，拔不出来，结果方腊手下有一个将领在背后给了他一枪，张清就这么死了，你说死得奇怪不奇怪？可是张清之死可以让咱们比较细心的读者恍然大悟，为什么？因为张清太厉害了，张清必须早点儿死，而且他不能用石子，因为他用石子百发百中，对手没跑的，肯定不是被他打死就是打落下马，所以他不能用石子，这是故意的。张清之死就使我们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有些头领的安排是作者的“阴谋”

周思源：有些人为什么不参加征方腊？因为张清死得比较早，如果他很晚死的话，很多仗如果打不赢，把张清派上去不就解决了吗？不，所以张清95回就得想法让他死。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公孙胜是副军师，在梁山坐第三把交椅，他没参加征方腊，他要回到师傅那儿去。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因为公孙胜不能参加，你想公孙胜会法术，这仗如果打不赢，如果梁山受到点儿损失，把公孙胜派出来，公孙胜一行道法，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仗赢不了？所以公孙胜不能参加。

周思源：另外我们还可以明白同样的道理，杨志为什么不能参加呢？杨志一过长江就病了，病退了，杨志也挺厉害的啊。但是在写的过程当中，最难让读者接受的就是98回一下子死了24位头领，其中有一仗就死了八位，在浙江跟安徽交界的昱岭关前，小说写得很清楚，这昱岭关地势非常险要，关前是一条窄窄的山路，两边山高林立，就连咱们这些没当过兵，没打过仗，看过几本古代打仗小说、武侠小说的，连咱们都明白，像这种地方你是不能强攻的，人也不能多，要想法儿智取，要想法儿绕到山背后或者怎么着，这点儿常识咱们都有啊，可是怪了，好多梁山头领都是久经战场，他们居然不明白，大家居然扎堆儿强攻，最后都被什么滚木擂石，什么乱箭啊，一下死了八个，用小说里的话就是“做一堆儿都被射死在关下”，因为已经到98回了小说马上要结束了，所以作者赶紧让他们死。

周思源：另外我们通过张清之死还可以明白有些头领的安排是作者的“阴谋”，作者要想办法让这些头领通过其他途径离队，丧失战斗力或者死掉。当时小说96回写道“杭州城里瘟疫流行”，结果六个人病了，留下俩照顾的，读者到这儿就明白了，这是作者要让这些人不能参加征方腊，而且这些人当中恐怕将来都得死。果然，到最后怎么样？留下的八个人当中死了六个。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张青之死，就交代一句话，说“乱军之中又折了菜园子张青”，怎么死的都不交代。

周思源：当时不是梁山军采取两路包抄的战术嘛，西线是卢俊义从太湖西岸包抄，他是采取虚写的办法，这样一来，卢俊义那边有不少头领的死去交待就比较简单，看起来这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这样写有个什么好处呢？因为许多头领战死，或者被毒蛇咬死等等等等，几句话交待过去，可以减轻读者在情感上的痛苦和压力。

周思源：总而言之，由于时间紧迫，梁山军必须在金兵大军压境之前瓦解，所以征方腊一战不但死了59位头领，而且还病死了好几个，有的离队了，有的受重伤留下了，最后回到京师的只有二十几个人。可是这二十几个人里头一二三把手都在啊，宋江、卢俊义、吴用，有领袖型、军师型，还有大将型，花荣、李逵等不少呢，所以还要进一步瓦解它。

周思源：怎么瓦解呢？这些人当中有的要求回去当老百姓了，有的辞官了，基本上安排都比较好，大部分都是善终，为什么？作者理解读者的审美心理，如果再写得都挺惨的，读者心理受不了啊，他不能眼看着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死那么惨啊，你总得给人安排一些比较好的出路吧，这当中就很有讲究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混江龙李俊，他们当时征方腊的过程当中在太湖边遇到费宝（音）等四人嘛，费宝本来他们要劝李俊落草的，但李俊说不，我现在得跟着哥哥征方腊，我有使命，但我将来可以回来找你。果然，李俊在征方腊胜利之后，不负前约，信守承诺，找到费宝等人，然后他们打造了船只出海了，后来李俊到了暹罗国，就是泰国，当国王了。跟他走的还有几个，什么二同（音）兄弟等的在那儿都当了大官儿了。这样读者心里会感到一种安慰，因为李俊他们在梁山都不是本领最高强、威望最高的，像李俊这样的人在梁山少说也有四五十，可是你看李俊到了一个遥远的暹罗国，居然当了国君了。哎呀，要是咱们的梁山头领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多好啊。这是给读者的一剂安慰，大家心里就会感到比较好受一点儿。

周思源：还有，比如戴宗。戴宗的死非常有意思，戴宗先是主动辞官，然后到泰山脚下的岳庙出家，几个月之后无疾而终。为什么戴宗尽管是善终，还要让他死得早一点儿？因为戴宗有一个奇特的本领，他日行八百，夜行一千，走得很快，如果戴宗不死，将来金兵入侵，形势紧急，戴宗得到消息，马上通知这儿的头领，那儿的头领，大家领兵出来作战，那历史就改变了啊，所以得早点儿安排戴宗死，但他是得了善终的。还有，比如阮氏三兄弟，已经战死两个了，就剩了一个，最后阮小七也辞官了，辞官以后回去奉养老母，活到六十岁，这在当时就算是已终天年，六十岁已经是很高寿了。因为那时候一般讲五十岁就不算夭折了，就是已终天年了。

周思源：再比如关胜，因为关胜是三国关羽关云长的后裔啊，在梁山泊排座次的时候他的位置排在林冲之前啊，像关胜这样的不能死在敌人手里，最后关胜怎么样？有一次操练兵马回来喝醉了失脚落马，得病身亡。就是说，从落马、受伤、得病到去世，有一个过程，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读者情感上的压力。

周思源：还有的人也是意味深长的，梁山一百零八将你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抗金啊，当时宋江害死了，李逵害死了，吴用、花荣在宋江的坟墓旁上吊死了，卢俊义也死了，领袖型、大将型都死了，你总不能让所有的梁山头领都没有机会抗金啊，这点读者从审美心理来说也不能接受啊，作者明白这一点，他安排了人，安排得非常巧妙，其中不是写到了美髯公朱彤吗，写到了两三个人，其中美髯公朱彤特别值得深思，美髯公朱彤后来跟随抗金名将刘光世北伐，朱彤一直当到太平军节度使，相当于什么呢？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司令，这样的地位，而且他管地方的行政，有点儿像后世清代的总督，起码是巡抚，就是封疆大吏了。

周思源：咱们想想，朱彤在梁山的地位不是最高的，不是一流的，像朱彤这样的人在梁山少说有三四十，读者就会想，要是梁山一百零八头领都还健在，哎呀，那是什么局面啊？咱们南宋就会光复失地，中原百姓就有救了。从心理上来说，大家会得到一种安慰。

李逵之死是给宋江的任务

周思源：在这儿最重要的就是要交代一下李逵之死。因为李逵之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评水浒的过程当中成了宋江的一大罪状，当然了，也不光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过去也有人批评过宋江，但是没那么厉害，而这回特别严重，因为宋江明明知道朝廷送来的这酒是毒酒，你还要让李逵喝？这不是蓄意谋杀吗？为什么要谋杀？为什么要让他死？就怕他将来再反抗朝廷。其实啊，宋江让李逵饮毒酒是作者给他的艺术使命，为什么？奥妙就在于李逵被封官的地点。

周思源：咱们前面讲到过，宋徽宗在宣和七年（宣和这个年号的最后一年，1125年），在金兵大兵压境，眼看汴京（开封）不保的情况下，慌忙禅位，自己当太上皇往南逃跑了，逃到大运河跟长江的交界点，江南的润州，润州的州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江苏省的镇江。那个时间是公元1125年的冬天，也就是说，1126年1月的样子。咱们想一想，李逵，我刚才说了，奥妙就在地点上，李逵当时征方腊回去以后不是朝廷封官嘛，把宋江封在哪儿啊？楚州，楚州就是现在江苏省北部的淮安扼守的淮河和大运河交界的地方。李逵封在哪儿呢？就封在润州，他是润州都统制，他手下有三千兵马。

周思源：咱们想一想，如果李逵当时活着，宋徽宗逃到了润州，你说按李逵的脾气，是用板斧把这个混帐太上皇劈了，还是李逵带领他手下的三千人马，一路招兵买马杀上东京，保卫京师，打败金兵，或者说尽管没打败也有一场恶战啊，将来就不会有靖康之耻了。所以李逵必须在宋徽宗还当皇帝的时候，还没有禅位逃跑之前就死掉。宋江也是啊，他们俩都是1124年夏天的时候死的，形势还不是特别紧张的时候。所以，让李逵死是给宋江的任务。

周思源：你想，李逵那么有本事，谁能把他杀了？他服谁啊？这个差事只能让宋江来完成的，所以宋江是代人受过，这是宋江必须完成的一个艺术使命。

周思源：宋江代人受过是代谁呢？代施耐庵、罗贯中吗？既是，又不是。为什么？因为确实是施耐庵、罗贯中这两位作者这么写的，是他让宋江毒死李逵。要不然情节就不好安排了，历史就得改变了，可是施耐庵、罗贯中也是出于无奈，他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只能在金兵大军压境之前、北宋灭亡之前让所有有可能改变靖康之耻的领袖型、大将型、军师型人物统统死去。这就是作者在创作时经常会遇到的无奈与尴尬，甚至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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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和日本的民间反中医运动[转帖]

　　张功耀

　　2007年12月17日，我应日本英多纳德咨询有限公司主任记者铃木让仁先生之约，接待了他的来访。我的观点已经见诸我的论文和博客，没有太多可说的。但是，我却从铃木先生那里了解到了一些中医中药在日本的实情。此后不久，我又接到来自韩国的一个约请，他们邀请我去韩国参加一个在韩国光州召开的“东洋医学的现状与未来”的国际会议，希望我能够就“中医中药的现状与未来”做两个小时的主题报告。我答应了。由于冰雪灾害，耽误了原定行程。会议竟然因我不能按期到会而推迟到3月29日召开。昨天（30日）凌晨0点15分，我参加完会议以后回到了学校。这才使我有机会把我所获得的关于中医中药在日本和韩国的现状作一个扼要的叙述。

　　中医大约是在室町时代（公元14世纪）传入日本的。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中医开始在日本走向衰落。直到明治时代，中医就在日本被废除了。明治时代后期，尤其是在80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常化给中医重新在日本兴起提供了机会。众所周知，中国的邓小平和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曾经创造了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就在这个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日本政府厚生省批准了“汉方药”作为日本政府认可的合法用药。于是，就在日本出现了“知春堂”那样的日本中成药制药企业。这就是中成药成为日本国家体制内合法用药的由来。

　　从8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这些药在日本的使用过程中，陆续暴露出了许多安全性和有效性问题。日本秋田县人，中医研究者，高桥光正，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在2006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汉方无效》，另一本是《汉方的毒副作用》。以这两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在日本掀起了反中医浪潮。依据后一本著作，已经进入日本的 “汉方药”中，至少有148个汉方是有毒的。这次在韩国开会，这两本书的韩文译作者柳泰佑先生，将这两本书的韩文本赠送给了我。可惜，我不懂韩文，只是请我的学术翻译大致给我介绍了一遍。

　　据铃木先生介绍，日本民间在质疑中曾根康弘政府，凭什么批准中成药作为国家体制内的合法用药？他们的意图很明确，要通过他们的反中医运动，促使日本政府从国家用药目录中清除这148个汉方用药。

　　从与会的韩国学者金钟一先生宣读的论文中，我第一次听说，韩国的废除中医运动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比我国的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早50年。当时有一个叫崔汉綺的韩国人，最早提出在韩国废除中医中药。从那以后，在朝鲜半岛就一直存在着废除中医中药的呼声。但是，韩国与会者告诉我，由于从事中医中药的韩国人很会进行政治活动，他们经常游说国会议员保守中医中药，所以，在韩国，中医至今还是一种合法医术，中药也还是合法的用药。

　　但是，这里的合法是与韩国目前实现的医疗保障体制有关的。韩国的医疗保障主要由企业负责，政府承担得很少，据说还不到10％。如果企业倒闭或者亏损，医疗保障将转为社区承担。所以，被韩国政府承认的医术，实际上都是（政府）“只出政策不出钱”。这就是在我国被某些大众媒体渲染的韩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

　　在韩国，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严格分开的医疗体系。韩国的中医生不允许开西药和使用西医方法；韩国的西医生也不许开中药和使用中药方法。此外，与我国政府推动中医中药“下农村”、“进社区”不同，韩国目前消费中医中药的居民主要是贵族。所以，韩国的下层民众多用西医，上层人士才把看中医吃中药作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享受去消费。在韩国，看中医吃中药都是很贵的。不过，已经有许多韩国人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了。“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观念在逐步形成。因此，韩国的贵族阶级也开始觉醒。一个韩国人跟我说，他的一个在首尔的亲戚推荐她服用一种“大补气血”的中药汁液，很贵，一次大约2盎司就要花1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900元），她吃了10次（一个疗程），却毫无效果。

　　中医中药在韩国存在的问题，许多都与中国相同。医疗欺诈问题和医疗责任问题也经常发生，而且也与我们中国一样，没有制裁他们的法律依据，甚至也还没有中医医疗责任标准。

　　不过，韩国存在一种好的民主机制，政府不好出面做的事，可以由市民团体去做。所以，目前，韩国的废除中医中药的事主要由市民团体在做。韩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医疗一元化国民联合会”，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们一直在致力于废除中医中药，使医疗走向一元化的工作。我参加的这次会议，就是由这个组织筹备召开的。

luo

1945:林语堂请美国出三个坦克师打内战[转帖]

2009-01-23 来源： 新闻午报

　　1945年的纽约，林语堂刚出版了新书《枕戈待旦》， 要美国支持国民党三个坦克师去对付****。史沫特莱、福尔曼却唱对台戏。当时国内的报纸，把美军称为“患难之交”，与日后教科书“女生沈崇遭美军强暴”、“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 等“美军暴行”的记述，明显有分别。

钱钢读旧报 60年前的旧闻纪事

本书出自《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独具个性的创意——每一周同步阅读六十年前的旧报，并随时写下他的“非典型札记”。他在报章开辟的“旧闻记者”专栏，受到香港和内地读者的欢迎。本书是“旧闻记者”的第一个结集，对传媒人来说，它也是重要的“另类新闻史”。

史沫特莱舌战林语堂

辩题：中国如何才能统一？被称为“自由民主的舌战”的这场辩论会，曾轰动60年前的纽约。西四十三街的会场来了1500名听众，收听现场直播的电台听众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人之众。对垒的甲方是美国人熟悉的畅销书作家林语堂博士和众议员尤德神父，支持国民党；乙方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和福尔曼先生，支持中国****。

美国人应该支持谁？是支持名正言顺代表中国、但却因腐败专制遭人诟病的国民党，还是支持形象清廉、但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中共？主持人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就问现场听众“你们有多少人同情国民党政府？”听众即刻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有人鼓掌举手，有人站起来说：“希望中国政府以后不要说空话。 ”

四位辩者都熟悉中国。史沫特莱和福尔曼都曾深入“红区”采访；尤德在中国传教十年之久；林语堂1945年刚出版了介绍中国抗战的新书《枕戈待旦》。

这本书坦言支持国民党，所以成为辩论的焦点。“林博士，我真替你害羞！”福尔曼拿着书引述说，林先生要美国支持国民党三个坦克师去对付****。

林语堂以微笑应对福尔曼的愤怒，但上台发言时却变得面无表情。他说必须找出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说不能把国家意识放在党的意识之上；不能只在党内选举；既要吃得饱也要言论自由……

许多听众鼓掌。但另一群人欢迎史沫特莱发言反驳。

“你们听过中国****跑到美国来享福吗？”史沫特莱尖锐发问，“你们见过有一个****在美国购置产业吗？”听众鼓掌。

尤德神父发言时语句急促，还有大幅度肢体语言。他说美国只有帮助中国政府，才能使中国统一。他以最近到中国的观察，表明不赞成中共。

他没有想到，史沫特莱带来了不知从哪里翻出的尤德1938年发自中国的一封信，信中对中国****多有褒扬。尤德承认，抗战初期他的确同情中国****，但越到后来越失望。他对史沫特莱带来此信表示谢意———“这证明我毫无偏见”。

我查到的报道，辩论各方观点的记录较简略，但会场情景的描摹却绘声绘色。辩论开始前，四个辩者都在修改讲稿，林语堂叼着烟斗，字斟句酌；史沫特莱念念有词；福尔曼走来走去，边背诵，边点头，还不时上厕所。辩论开始前的一刻，四人紧张得像比赛前的马。

熟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林语堂和史沫特莱等左翼人士从亲近到疏远的往事，这两个“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在纽约“对决”，是文坛要事，然而史书失载。倒是林语堂在自传中提及史沫特莱谣传他领了国民党2万美金写《枕戈待旦》，他在纽约的集会上质问过史，还批评福尔曼并不了解中国。

福尔曼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和美国记者白修德到河南调查揭丑，让蒋介石下不了台。不过《国民公报》画的插图，和林语堂针锋相对的清瘦外国男人不像福尔曼。福尔曼是个重100磅的壮汉，在“红区”采访，把提供给他的“座骑”驴子都压垮了。

抗战结束后美国大兵在上海干了些什么

中国的黄浦江边上，辗转于各大海洋上，艰苦战斗的美国兵舰，抛下了休息的铁锚，甲板上跳下了无数的白点，这无数的白点，又跳上了“吉普卡”，风驰电掣地窜进了上海的都市，燃亮了无数BAR门前与舞场门前的红绿霓虹灯，同时也惊动“吉普女郎”、“罗宋姑娘”、“咸水妹”……(《美国兵在上海》，1945年12月 18日上海《时事新报》)

“美国兵”加“上海滩”，等于什么？你任意想象吧。美国大兵在上海干了太多的事：怪事、丑事、祸事、让人捧腹或遭人咒骂之事。不过也别忘记，那时的大上海并非今天的巴格达。

据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报告，当时在上海有美军1.2万人。出生**的战士杀到，十里洋场的酒气和粉香激增。洋货店、时装店、理发店，一夜间改头换面，成为雨后春笋般的酒吧。徘徊在静安寺一带，“哈罗！哈罗！”揽客的，许多是刚换过行头，几个月前还以车夫小工为目标的底层妓女。

那一天，刚刚参加完记者会的《时事新报》记者走下大楼，迎面碰上两个美军，踩了他脚。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径自走去，走出不远，其中一个掏出一个“甩爆”(爆竹)来掷，把路人吓一大跳，然后“哈哈哈”幸灾乐祸地走了。

旧报记载，比较起阴鸷的“皇军”，上海人倒是宁愿接近这些盟军。《时事新报》称，“美兵有一种天性的活泼轻松之感觉”。来到上海，他们到处好奇地寻找女人的小脚和男人的长辫。他们常穿起京剧的旧龙袍，头戴西瓜帽，手持水烟袋，乘坐三轮车或黄包车招摇过市。有时，他们会令车夫坐在三轮车上，由他们来蹬车取乐。11月30日，驻沪美军隆重举行“人力车皇后”竞赛，让中国车夫拉盟军女兵，从外滩竞跑到亚尔培路。是日，中美国旗招展，路边观者如堵，在一片欢呼声中，车夫姜二毛拉着加拿大籍的珍妮兰小姐获得冠军，赢得魏德迈将军颁发的1万元奖金(当时一份日报的售价是30元)。

当时的报纸，在批评美军的同时，仍把他们称为“患难之交”。这样的描述，和内地教科书对“女生沈崇遭美军强暴”、“车夫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 等“美军暴行”的记述，色彩显有分别。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大兵的种种顽劣表现迅速上升为敏感的政治，引发后来的反美风潮(直至如今，一到骂美国时，网上还会有人详列“美军侵华罪行”)。所以不奇怪，在我辈儿时的记忆中，抗战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是来侵略中国的。

中共大会上的传奇日本人

六十年前，除了香港、上海等日本占领地，中国报章因其制作困难，不能照相制版，于是素描画、木刻画常替代人物肖像图片。例如中共“七大”《解放日报》全文登载毛泽东、朱德讲话，就配有两位的木刻像。我还发现了第三位享此领袖待遇的人物。请朋友们猜，“刘少奇”，错；“周恩来”,错；他叫林哲。

这是位在延安化名“林哲”的日本人，他出现在报上的名字是“冈野进（野坂铁）”。二战后他恢复真名“野坂参三”——这可是我儿时耳熟能详的名字，日共主席啊。

什么叫“职业革命家”？不妨听听野坂参三的传奇。我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查到野坂参三自传《亡命拾六年》，在这很难一见的小册子里，野坂参三的生命轨迹让人惊叹。他是世界上两大****（英国****和日本****）的创建者之一，神秘的身影曾出现在巴黎、马赛、莫斯科、纽约、洛杉矶……他是日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忽然一天，成了周恩来的“参谋官”，又从苏联潜入中国。

他放弃了阔绰的共产国际高层人员的生活，带着一套做工考究的苏联西装，住进延安窑洞。妻子远在莫斯科，他与 “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他的使命是领导由日本战俘组成的“反战同盟”。有一次他冒险到游击区，险些被伪军缉拿，在地道里猫了一天一夜，脱险后还亲笔写反战信，让人送进日军炮楼。

做日本战俘的“洗脑”工作不容易，在他管理的学校，有六个日本战俘曾在天皇诞辰跑到宝塔山上向着东方高呼“天皇万岁”。野坂参三在“七大”演说中称“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然而这又是事实”。在战后一次日本的集会上，他指挥群众高唱在延安学会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将一句歌词改成了“向着天皇制度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东西死亡！”

如此坚定的革命者，却因赞成在日本搞“议会斗争”，受到苏联控制的****情报局和中共《人民日报》的批判。他转而支持武装斗争后，北京和他重归于好。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在报上看到“毛主席接见野坂参三同志”的照片。可是文革来了，他又成了“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九二年，野坂参三整整一百岁。就在这时，命运再次陡变。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半个多世纪前他在莫斯科曾诬告一位同志，导致这位日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蒙冤被杀。日共宣布将他开除出党！

据报道，听到这噩耗，野坂参三出奇地平静。

世事沧桑已然阅尽。次年，他撒手人寰。

周厚复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乌龙新闻

翻检1945年5月2日《大公报》，我吃了一惊：

我学术界之异彩周厚复荣获诺贝尔化学奖金

〔中大新闻社纽约讯〕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金，已为我国化学专家周厚复氏荣耀获得。按此为吾国获得诺贝尔奖金之第一人……

最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45年？立刻检索，查出是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实为芬兰人维尔塔宁。显然，《大公报》摆了乌龙。再查，摆乌龙的何止一家。《中央日报》还派记者到周厚复家叩门专访。但是，追索下去，我看到了周厚复和他同时代科学家的故事，不禁肃然起敬。

周厚复曾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抗战爆发，中国各著名大学流亡西南，北方的叫“南渡”，沿海的称“西迁”。浙江大学这一路，在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携大批图书和仪器，步行两千六百公里，到达贵州，继续开课。

浙江大学实在厉害！离乱年代，恰是几位浙大教授智慧喷发的黄金岁月。周厚复这位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德国柏林大学的毒气专家，对于当时的先锋课题“电子学说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造诣极深。1942年，他有关原子结构理论的论文，被英国皇家学会推荐为诺贝尔化学奖评选论文。

逼近诺贝尔奖的还有该校物理系王淦昌教授。就在天下大乱、焦土遍地的日子里，1942年，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刊登了他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几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提出的实验方法，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

和前方将士的浴血鏖战一样，这也是一种“抗日”，且是意义深远的“抗日”。积贫积弱的中国，亟需这种脑力拼搏，还有隐忍和执著，那可不是上街烧旗开骂所能代替的。

当时的实验室寒酸简陋，要靠汽车带动的小发电机供电。史料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形容这批大师的生活。王淦昌的小女儿生下来就断了奶水。王先生为家人孩子寻找营养，买来一只羊，每天牵着它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到山上放牧，人称“牧羊教授”。这一批名师栽培出来的高徒，其中就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先生。

周厚复在1943年被派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当时的世界，哪里还有一个角落能放安静的书桌？伦敦迭遭德国飞机轰炸，周先生屡次受到惊吓。祸不单行，他的学术成果又几次被盗。所以当有关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出，记者赶到周家访问时，在破旧房子里见到的，是和妻子一起、带着六个子女的一位羸弱的学者。周先生已经得了精神分裂症。

人们始终没有弄清那条乌龙报道是怎么来的。当时周厚复对这传闻也一无所知。记者观察到，这位国际级科学家“面前没有一点试验的仪器，也没有一本从国外寄来的新书和杂志”。 那一幕，令人鼻酸。

周厚复先生，字载之，1902年农历六月廿五日生于江苏江都。1970年5月17日在台湾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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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的四段恋情[转帖]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梅
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

　　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孟小冬呢，正值妙龄，一双大眼，鼻子直挺，嘴唇饱满，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迫人的英气。

　　自从1925年8月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了《四郎探母》后，很多戏迷都盼望着两人能再度合作。不过那时，在营业戏中，男女演员尚不能同台，更不能同戏。然而，义务戏、堂会戏则是例外。因此，梅、孟若同台、同戏，只能同唱义务戏，或堂会戏。1926年下半年，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为庆贺五十寿辰，决定办一次堂会。他这样的身份，应邀来唱堂会的，也一定不是一般人。于是，梅兰芳来了，孟小冬也来了。

　　有人提议，晚宴后的大轴戏，理应由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一出大戏。这个提议立即招来众人应和。梅、孟二人也没有表示反对。唱什么呢？一个生，一个旦，自然唱生、旦对儿戏，《四郎探母》唱过了，那就唱《游龙戏凤》吧。

　　在有些人想来，一个饰旦的男人，一个饰生的女人，本身阴阳颠倒，又在戏里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甚至动手动脚，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具有极大的想像空间。他们要看的，或者说，想看的，就是饰演正德皇帝的女人孟小冬，如何挑逗饰演李凤姐的男人梅兰芳。因此，尽管梅兰芳、孟小冬一板一眼地唱，规规矩矩地演，在欣赏艺术的人眼里，他们一个活泼俏皮，一个风流倜傥，有情但不色、不浪，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看着看着，有人提议，何不将他俩撮合成一对儿？这样的提议，就像当初有人提议让梅、孟合作一样，立即招来响应。梨园中人的婚姻，很符合“门当户对”这样的传统，也就是说，梨园人家互相结亲。“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籍陋习，是对艺人歧视的一种表现。既然如此，有谁愿意将自家的闺女嫁给唱戏的？因此，在梨园界，艺人之间彼此通婚，便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习俗。

　　从梅、孟两人来说，他俩经过两次合作，对彼此都有了一定了解。此时的梅兰芳，名气自不必说，又刚刚三十出头，相貌俊美，因性情儒雅而风度翩翩，很绅士。这样一个有型有名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男人，有哪个女人不会对他产生好感？孟小冬呢，正值妙龄，一双大眼，鼻子直挺，嘴唇饱满，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眉目之间常常带了一丝忧郁，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迫人的英气。她的扮相俊逸儒雅，姿态阳刚又不失柔美；她的嗓音高亢、苍劲、醇厚，全无女人的绵软与柔弱，听来别有韵味。由此，梅、孟互相吸引，似在情理之中；日久天长，两人渐生情愫，也似乎不出人意料。

　　可是，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有家有室，而且先后娶过两个妻子——

　　梅兰芳是在17岁那年（即1910年），和王明华结的婚。那时，孟小冬不过才3岁。王明华处事干练，能吃苦，会持家，而且通情达理。她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在她的细心安排下，梅家虽未大富大贵，但也安逸。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

　　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妥帖照料梅兰芳，甚至于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嫦娥奔月》中嫦娥的服装，老戏是把短裙系在袄子里边，在王明华的建议下，创作人员参照古代美女图，改为淡红软绸对胸袄外系一白软绸长裙，腰间围着丝绦编成的各种花围，中间系一条打着如意结的丝带，两旁垂着些玉佩。这种设计后来成为程式化服饰。嫦娥头面的式样王明华也功不可没。

　　时间一长，便有不明****的人误以为王明华是亲到后台为梅兰芳梳头的。传来传去，假的传成了真的。王明华很可能就是听到了这个传言才决心真的到后台去帮丈夫梳头的。在当时的行规里，后台仿佛是一个神圣之地，是不容女人涉足的。王明华敢于将多年陈规一举打破，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可略窥她的性格。

　　梅兰芳第一次到日本访问演出，王明华也是跟着去的。所以那次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功劳。为了长伴在梅兰芳身边，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从此，梅兰芳每晚散戏回家，再也听不见两个孩子欢快的笑声，心中的伤痛是难以言表的，但他看到妻子因怀念儿女形容憔悴不思饮食，整日里卧床叹息萎靡不振，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掩盖起自己的悲伤，反过来安慰妻子。坚强的王明华自知如此颓丧势必影响丈夫的演艺，便又安慰丈夫：“你忙你的去吧，别担心我，我没事的。”

　　夫妻俩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支撑着度过了那些悲苦的日子。失去儿女的梅兰芳虽然伤心也未深责妻子，但他毕竟有兼祧两房、为梅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1921年，他又新娶，新娘名叫福芝芳。

　　梅、福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的一次堂会上。说媒的过程似乎并不十分顺利。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守寡多年，却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兼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

　　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会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不会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不会对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嫌弃她。细心的梅兰芳很是了解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家等着。”

　　据梅家后人回忆，福芝芳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因肺痨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

　　梅兰芳与福芝芳的感情很好。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福芝芳嫁入梅家后便放弃了演戏，专心相夫教子。闲时，她在丈夫的帮助下读书认字。梅兰芳又特地为她请了两位老师教她读书，使原来识字不多的她文化提高到可以读古文的程度，也足见她的聪明。她还常伴梅兰芳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也常到剧场后台做些化妆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

　　演出之余，梅兰芳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万花山，他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然后种树盖房，取名“雨香馆别墅”。早年，这里是他躲避世俗纷扰修身养性之地，后来这里又是前夫人王明华的安葬之地。50年代末的一天，他与夫人福芝芳又一次游于此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吧。”福芝芳以为丈夫随便一说，便接口道：“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后来，梅兰芳的墓地就在此处，他的两边是他的两位夫人。

　　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常被人忽视，她是刘喜奎。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比梅兰芳小一岁，1895年出生于河北，自小学习河北梆子，后来兼学京剧。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刘喜奎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就目前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她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辞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加理睬。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相，也不照便装相；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就是其中之一。

　　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台。想来想去，他们想让她嫁给梨园中人。田际云想到的人，是昆曲演员韩世昌；孙菊仙想到的人，就是梅兰芳。相对来说，刘喜奎更倾向梅兰芳。事实上，他俩的确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撇开刘喜奎不谈，孟小冬面对的，是尚有两个妻子的梅兰芳，如果她嫁梅兰芳，能够像当年福芝芳那样，如愿成为梅兰芳第三个妻子，而不只是梅大师金屋藏娇的一个妾吗？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担心归担心，她终究没有抵挡得住奔涌而至的情感洪流。于是，梅、孟相恋了。

　　本文摘自《梅兰芳和孟小冬》，李伶伶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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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将军吴西的传奇人生[转帖]

　　共和国历史上有三位年过百岁的老将军,他们是孙毅(1904-2003)、童陆生(1901-2001)和吴西,其中前两位已经去世,吴西则是全军唯一健在的百岁将军,也是在世的开国将帅中年纪最大的仅存的1955年授衔的广西籍少数民族将军,红七军唯一健在的将领。今年已经102岁高龄了。
　　吴西,原名吴有良,壮族。1903年8月生于广西扶绥县渠黎乡三合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积极参加中国****领导的南宁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该校学生联合会执委。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他参加了以进步学生为主的南宁学生军,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斗争。在南宁大革命运动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7年3月29日,吴西参加南宁各界群众纪念黄花岗72烈士大会以及会后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吴西走在队伍的前列,举着红旗,唱着《国际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黄华表(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宣传部长、广西课吏馆馆长)”等口号,昂首阔步向市区挺进。当队伍行进到广西课吏馆时,黄华表唆使几十个人气势汹汹地冲出来,挥刀持枪,挡住了学生队伍的去路。吴西和同学们赤手空拳与之搏斗,有的同学被刺伤,女同学被扯破衣裙,但他们毫不畏惧,顽强反击,直到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带着武器赶来增援,课吏馆的人才缩回去。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7年4月,他正准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新桂系军阀遥相呼应,以南宁为重点,在广西大举“清党”反共。5月4日清晨,吴西被国民党南宁反动军警逮捕,并被投入国民党第15军拘留所。在阴暗、肮脏的囚牢里,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吴西团结难友们进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监狱条件。1928年1月,吴西刑满获释,返家务农。不久,到左县县立高等小学任教,曾代理校长,继续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思想。
　　1929年7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与张云逸、陈豪人、李谦等一批重要党员骨干来到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秘密的上层统战关系,使广西出现了有利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吴西闻讯从家乡赶到南宁,经党组织介绍进入俞作豫任大队长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参加兵运工作。接着,吴西奉命赴龙州参与组建警备第五大队独立营(第六营),10月初在龙州加入中国****,担任第五大队独立营政治指导员,同时兼任《群众报》编辑,公开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
　　11月下旬,坚持反动立场的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第二、四两个营叛变投降新桂系军阀,占踞龙州城。11月27日,俞作豫和李明瑞返回龙州,组织第一、五、六营和左江工农赤卫大队进行平叛斗争,毙敌团参谋长以下100余人,吴西参加了平叛作战。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吴西任红八军第二纵队一营政治协理员,驻守龙州中山公园,继续整编改造部队,保护龙州各界群众开展收回龙州海关和驱逐法国驻龙州领事及传教士的斗争。2月下旬,吴西率部赴龙州县下冻剿匪,帮助地方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试点。3月20日,新桂系军阀梁朝玑师突然围攻龙州城,吴西带领一营指战员参加了龙州血战。由于反动势力太强大,加上组织不力,红八军被打散,吴西奉命离队转移。经化装从北海乘船到达香港寻找党组织,被安排到中共广东省委李富春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班学习。后受李富春同志指派,护送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邓拔奇)前往右江平马镇,向红七军传达“立三路线”精神,回到红军队伍。红七军河池整编后,任红七军军部特务连指导员,和李天佑连长一道率部随军北征,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区,历经罗城四把、融县长安、湖南武冈、广东连州、江西梅花村和乐昌河等几次血战。
　　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来到乐昌河边。这时,广东陈济棠的部队从韶关赶来,直扑乐昌河北岸。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率部先行渡河,与敌激战,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张云逸率特务连等军部直属队担任掩护任务。这时,一发迫击炮弹落在特务连中间爆炸,吴西只觉腿部麻木,疼痛难忍。原来是炮弹壳打进了他的右腿膝盖处,鲜血直流。他再也走不动了,只得靠担架抬着行动。部队伤病员越来越多,战斗力锐减。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军长张云逸果断决定,将一部分重伤员就地留在乳源县隐蔽治疗安置。
　　离开了队伍的吴西,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好在当地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地照顾这位红军伤病员,为他疗伤。敌人的民团到处搜捕红军伤病员,吴西不忍心拖累老乡,刚能行走,就要上路,去找红军。他拖着伤腿,带着一副碗筷,沿路乞讨。后来又当过筑路工、工地伙夫,挖过煤炭,受尽了工头的打骂和欺侮。为了心中的那颗启明星,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寻找红军的努力。后来,他打听到广东仁化一带有红军活动,就带着一双碗筷前去寻找。经过一番周折,1932年春才在粤赣边重新找到红军队伍,回到了红军的怀抱。回到红军怀抱后,他任红军三军团三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其间整整一年。
　　吴西随红三军团回到中央苏区后,被调任三师政治部俱乐部主任,1933年冬又担任第六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随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突破湘江封锁线、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夺娄山关等一系列恶战。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吴西任红28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敌工科长,随主力参加西征作战,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军部首长派他参加对国民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吴西担任120师政治部敌工部代理部长,随部队开赴晋西北抗日,参与创建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他调任冀中军区第二分区政委,率领所部多次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团结各界爱国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打破日伪军的经济封锁,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巩固了冀中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春,吴西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和整风运动,担任中央党校第七支部书记。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毅力投入中央党校的理论学习和延安大生产运动。1945年4月,他被推举为晋察冀军区代表,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吴西从中央党校毕业,先后担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第18兵团随营学校政委、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校长兼政委等职。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的伟大战争。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岁月里,他按照延安中央党校和抗大的教育方针,结合解放战争我军大发展的实际进行办学,组织教职员和学员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吴西先后担任川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海军潜艇学校政治委员、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海军政治学校校长、海军政治部检察署检察长、海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职。他牢记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以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不计个人地位高低,以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事业为最高利益,长期坚持刻苦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新的国防军事知识,较好地完成了各个时期海军总部交付的各项任务,为加强人民海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55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10月离休。1981年11月23日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离休后的近40年中,他一面坚持锻炼身体,一面努力学习,体魄强健,精神饱满,关心党、国家和军队大事,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和文化体育活动。晚年爱好也很多,喜欢写诗作文。他写的诗多是七言绝句,有誓言,有回忆,抒发情感焕发激情。现已作诗100多首,并已结集出版《吴西诗词选》《老骥吟诗集》等。吴西是我军仅存的参加龙州起义的高级将领,他利用这一优势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写下了《老骥忆烽烟》等近百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和史料。
　　他爱好打台球,1996年参加全军老干部台球赛获得二等奖。跳舞是吴老从延安开始养成的爱好,一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在舞场上潇洒舞蹁跹。1988年86岁时在《中国老年》杂志举办的北京首届老年迪斯科健身舞大赛上,获得了本届大赛中唯一的男队员特别奖。1995、1996年又连续两年获得国务院文津俱乐部舞蹈特等奖。
　　吴西的书法可谓“大器晚成”。他年近八旬,始习书法,悉心研习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并形成了自己刚劲有力、飘逸隽秀的独特风格。他的书法在军内外曾多次获奖,1990年以来,先后在驻京部队老干部金鹤杯书画展、中国劳动者书画艺术大展、全军保健知识书画展、海军书画展等展中荣获十多项优秀作品奖,是军中年纪最大的将军书法家。2001年5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吴西书法展,2002年9月18日在家乡南宁广西博物馆举办吴西百岁书法作品展,他坐着轮椅参加了开幕式。
　　他还多次被海军、全军评为先进老干部,1999年被评为全军“世纪杯”健康长寿老干部。
　　200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李兆焯在吴老将军百岁华诞时,曾给他题词祝寿:“鹤年越百岁,功德耀千秋。”李兆焯的祝词,是对这位戎马倥偬几十年的老将军的高度评价,老将军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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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姻缘》作者的“啼笑姻缘” [转帖]

　　著名作家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通过电视传播后,更加深入人心,殊不知作者本身的姻缘就是一部精彩的啼笑姻缘。

　　遭遇包办和掉包

　　1895年,张恨水出生在安徽潜山岑头镇的一个名门望族的书香之家,一家人七口,在儿女辈中居长。他不仅人材出众,而且孝顺过人,深得父母宠爱。虽然张父中年早逝,但是由于张母治家有方,张家仍是全镇数一数二的大户。1914年远在苏州洋学堂求学的张恨水才19岁,已是才华初露,美名远播。
　　按照潜山地区习俗,男满18女过16岁的若不提婚,则被人另眼相看。张母决定为恨水选妻。这消息一经传开,许多女方父母都想与张家结为亲家,一时间忙坏了媒婆。
　　一天,邻镇徐家楼唱戏,张母有意出场察看“行情”。这天她在丫环的陪伴下来到人群中,正看得入神时,媒婆陈某凑到她的耳边,嘀咕几句后,暗指一位女子。张母抬眼望去,只见那个女子生得小巧玲珑,瓜子脸蛋,樱桃小嘴,一根又长又黑的辫子系着火红的蝴蝶结儿,一举一动格外迷人。再往下看,着一双红绣鞋,脚的大小恰到好处。她想,若能选此女作儿媳真乃福也!媒婆告诉她这女子叫徐文秀,初中文化,知书达理,是徐员外的娇女,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张母请人算了年庚,男女八字正合,于是择了黄道吉日与徐家吃了订亲酒,交换庚书。一切具备,只欠东风。张母给恨水修书一封,并将对象详细地描写一番。张恨水看罢母信,一时不知所措,他在校受新潮思想影响,本想自己选个如意夫人,可是母命难抗,只好违心地尊重母亲的旨意。
　　当年假期,张恨水刚好毕业,回家完婚。张母将长子的婚礼办得十分隆重,大家都道张公子娶了个才貌双全的好妻子。母子一时沉浸于喜悦之中。夜幕降临,当客人退尽,张恨水脱罢彩装,来到床前,大胆地在灯下揭开新娘红盖头,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与母亲在信中所说的恰恰相反,更让他难以忍受的竟是三寸金莲。他想不明白,母亲一向说真话办实事,为何欺骗孩儿。他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一气之下,给母亲留下一张纸条后,当夜奔出洞房。
　　张母看罢纸条,立即来到新娘面前,一看果然不是自己选定的女子,顿时如同掉进天坑里一般,半天无语,好一会才缓过神来。经新娘交待,徐家玩了“掉包”术,那天张母看到的是二小姐,眼前的是她的大姐徐文淑。掉包之事,在当地已不足奇,只怪自己做事不细,吃了哑巴亏,真是啼笑皆非,幸好文淑温柔善良,即派人寻回儿子,好言相劝:“这是前世姻缘所定,如有机会,可再选个二房吧!”张恨水擦干眼泪,恭听母亲安排,勉为其难地咽进苦水。新婚之夜,男女相处难免有过青春的激动,肌肤之亲,但却无心爱之情。因而“蜜月”不到10天,张恨水就离开家门,像一叶小舟,飘荡在茫茫的生活大海之中。
　　再说被张母瞧中的那个徐家二小姐文秀对姐妹易嫁之举,极为反感,一心暗思世人传闻的张恨水,痴情致病,不出闺房,茶饭不思,与父对抗,遭到父亲的一顿打骂,哭哭啼啼,差点走向绝路。

　　落难女子竟是绝色佳人

　　五年后的张恨水,和当年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来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闯荡。经北京友人介绍,张恨水在市中心新华街的南门为成舍我主编的《盖世报》做校对。出于生计,恨水勤恳做事。由于他才华横溢,很快被主编看中,当了编辑。不久报社领导又让他主编该报副刊。张恨水有了稳定而且较好的收入,便在西城区的一个窄小胡同中租了一间住房。
　　张恨水从小养成爱整洁和晴带雨伞的良好习惯,经常着一件青色长袍,梳着时髦的西装头,腋挟着一把雨伞,从街上穿过,早出晚归,天天如斯。
　　1919年秋季的某一天,张恨水因赶发一稿,过了下班时间。夜幕降临,天空飘着北风吹来的寒雨,张恨水打着雨伞急步向家中赶去。忽然,他听到一阵轻轻的啜泣声,循声瞧去,一个女孩战战兢兢地蜷缩在墙脚下。张恨水遂起恻隐之心:这等时分,孤女在外,若遇坏人怎么办?他走到女孩面前,鞠身为她张伞遮雨:“小姐,为何到此独自垂泪?天黑了,怎么不回家?”那女孩子说:“我是个落难人,无家可归。”张恨水掏出名片:“你如果相信我的话,请到我家暂时住下吧!”女孩点点头,小鸟依人地跟在了恨水的后面。
　　来到屋内,张恨水来不及问这问那,先动手做饭解决肚子问题。在灯下吃饭时,张恨水才发现对面坐的女孩子竟是绝色美人。她那略带圆形的脸上堆满着梨花带雨的愁云,黑白分明的双目中荡漾着晶莹的泪珠———这难道是仙女下凡?
　　原来女孩子叫胡秋霞,家住四川嘉陵江边。母亲早亡,因生活所迫,她的父亲被一朋友所骗,将只读完初小、年仅10岁的小秋霞卖到北京一户人家当了丫环,从小干起一般家庭妇女要干的活儿。当她到16岁时,主人的儿子见她美貌超群,身份低微,不敢娶她,但要**,她拼命喊叫,幸好被他家长工发现,才脱离虎口。在走投无路之际,又经人介绍进了贫民习艺所。负责办所的人是个老色鬼,又打她的主意,她吓得连觉也不敢睡,实在没法,她才逃跑出来。
　　吃罢晚饭,张恨水抽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思绪随着烟雾不停地翻飞,仿佛正是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女主角沈凤喜已进入他家,他就成了男主角樊家树。事情如此奇巧,他想这是不是一种缘分?

　　张恨水的斗室只有11平方米,放了一把沙发和一张床后已无多少空地。为了抚平女孩心灵的创伤,他让她睡在床上,自己则在沙发上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第二天,他以赎胡秋霞作妻子之名,替她交了赎金。胡秋霞叭地一声跪在他的面前:“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愿意侍奉您一辈子。”张恨水将她扶起:“这儿就是你的家,你安心住吧!”
　　打从这天起,张恨水每天晚上教她习字写日记。胡秋霞聪明机灵,一学即会,做饭、浆衣洗裳,本是拿手,俨然一位贤妻良母。每当恨水归来之时,她含笑迎到门前,给他一个温暖家庭的感觉。恨水似乎从她身上找到了温馨、甜蜜、幸福的感觉。小秋霞也有一种从内心说不出来的滋味,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这叶即将被波涛吞没的孤舟,终于找到停靠的港湾。”一天,张恨水看了她的日记,秋霞脸上刷地一下红了,在夺回日记本时,被张恨水紧紧抱住:“我们结婚吧!”
　　不久,张恨水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宣布胡秋霞为他的二房夫人。
　　1926年,张恨水在做编辑之余,勤奋写作,著作频发,收入颇丰,又在北京租了两间房子,将母亲和徐文淑接到北京定居。张恨水以每人各50元供应母亲与徐的生活费。每逢节日一家人聚一聚,胡秋霞称张母为妈妈,称徐氏为大姐。

　　又一佳人凤求凰

　　张恨水的名气从北京向全国传开,向他约稿的报刊不少。1929年严独鹤先生主办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是红极一时的文艺副刊。严主编得知张恨水正构思一部言情长篇小说,于是向他约稿。张恨水将文题定名为《啼笑姻缘》,严粗看了一下,拍案叫绝,当即表态连载。也就是这个长篇不知惹疯逗痴了天下多少青年男女,特别是轰动整个上海滩。读者给他写的信如雪花似地飞来,他为此回信顾此失彼,忙得不可开交。

　　一天,张恨水正在聚精会神地编稿,突然一股清香飘来,一位妙龄少女飘然而至。那女孩开口便问:“谁是《啼笑姻缘》的作者张恨水?”张恨水抬头一看,少女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正落在他脸上。张恨水一时心慌意乱起来:“小姐,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女孩说:“你害得我好苦,我给你的信为何不复?”张恨水问:“你是谁?”那女孩子说:“我是北京春明女中的学生,名叫周淑云,今年满16岁。至于要问我什么事吧,请看我的第三封书信。”顺手将书信递到他的手中。
　　张恨水打开信一看,没想到这个只有中学文化的女孩文章竟写得如此之妙,心下惊叹:好一个才女!不过,这分明是凤求凰呀?他的心一下子跳蹦起来。望着眼前身穿蓝士林女中校服的女孩,一头黑发如同一道黑色的瀑布,发梢的紫罗兰花似垂柳飞舞,一双凤眼波光粼粼,白里透红的面容宛如三月的桃花,身材丰满而又苗条,十指纤细而又白嫩,张恨水握住她那软柔的双手说:“我们交个老少朋友吧!”
　　自这以后,周淑云三天两天又来了,有时在白天,有时是黑夜,他们一起逛街、游公园、进茶馆。周淑云的一嗔一笑,无不使他神魂颠倒,但张恨水却把住分寸,已有二房,再不能有非分之想,婉言拒绝了周淑云的弦外之音。周淑云却明朗地表示:“本小姐非张恨水不嫁。”张恨水受宠若惊,故意说:“如我不娶呢?”周淑云说:“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倘若你家里人不同意呢?”“我就与他们决裂!”
　　张恨水做梦也未想到一个弱小女孩有如此勇气,情不自禁地说:“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张恨水将周淑云改名为周南(其意乃江南之美女也),然后娶她做了第三房夫人,并且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婚事。张恨水后来又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让周南居住。周南很会处理三人之间的关系,称文淑为大姐,秋霞为二姐,姐妹三人亲密无间。
　　周南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还会演唱京戏。恨水写小说,她帮他抄稿;恨水写累了,两人乐一乐;恨水操琴,她演唱,几段京戏,穿云裂石。时年36岁的张恨水,一下子年轻10岁。
　　1932年北京举行赈灾演唱会,张恨水与周南合演一出《苏三起解》博得全场惊叹,掌声雷动。
　　1942年,周恩来接见张恨水和周南时,赞扬张恨水的小说是捅向封建势力的利剑,高度评价周南是了不起的新女性,同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祝福及转赠了一段陕北粗呢布。张恨水感动得热泪盈眶,表示要继续多为民众写些好看的作品。事后周南用巧手将毛泽东赠送的那段粗呢布为丈夫做了一件中山服,张恨水一穿上身就不肯换掉。

　　三位夫人的结局

　　张恨水是个菩萨心肠。他虽与徐文淑没有爱情可言,但并不讨嫌她,一直把她当正房对待。除了给她生活费外,母亲去世后,为了不让她寂寞,还帮她把小妹的女儿接到身边,让她生活过得丰富充实些。这些都是徐文淑不可否认的。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徐文淑到市场买菜,被一辆急奔的板车撞倒,张恨水立即将她送到医院抢救,还是因流血过多而亡。张恨水安葬她之后,悲痛得几天未进饮食,心感内疚,喟然长叹:我为什么不给她更多的爱?
　　周南红颜命薄,42岁之后,一直身体欠佳,恨水多方为她求医,却不理想。一天,周南抓住恨水的手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怕不能陪伴你到白头。”恨水安慰她说:“吉人天佑,你放心吧。”就在徐文淑死的第二年,周南因病医治无效,英年早逝,年仅45岁。周南的去世如同山崩一样,给张恨水打击很大,张恨水身感自己一时又老了10岁。他夜夜做梦,据说他的“八十一个梦”,周南是主梦对象。
　　胡秋霞苦人命长,基本上与张恨水陪伴终生,夫妻二人相依为命。特别是张恨水晚年中风后,全由胡秋霞护理,真情触感天地,她的一片爱心,才使张恨水的寿命得以延长。恨水曾对文友说过:“我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中众多是我、文淑、周南的影子,秋霞是不是主角的主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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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护”在张学良身边的特务们[转帖]

　　“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在长达54年的囚禁岁月中,身边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一群人,他们就是——

　　紧紧“贴”在张学良身后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26日,张学良的飞机随蒋的专机一起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
　　张学良刚下飞机,后面就有人紧紧“贴”上来,这人是军统局头子戴笠派来的。从此,这人如影随形、寸步不离张学良。
　　1936年12月30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张学良进行所谓军法会审的前一天晚上(12月29日),张学良与宋子文在宋的北极阁公馆的花园里散步。张学良问宋子文:“子文,委员长不会枪毙我吧?”“不会的,不会的。”宋子文答道。
　　这样私密的谈话,很快就被写入监视报告,送到蒋介石的案头。写报告的人,正是那个紧紧贴在张学良身边的人。此人名叫熊仲青。他的职务有个特殊的称呼,叫“戒护”,又叫“随护”,有时又称作“特护”,说白了其实就是戴笠派来看守张学良的特务。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分为三个组,即警卫、随护、巡查。三个组合成一个特务队,各自的职责分别是:警卫组负责守卫张学良的住所;随护组负责跟随张学良,张到哪里,“随护”就到哪里;巡查组负责巡查周围环境,掌握专门配属给特务队的宪兵连,并保障张学良住地的安全。
　　特务队配有50支快慢机短枪、2支冲锋枪,2支自动步枪,还曾有过机关枪。如此装备,火力充足。
　　特务队的队员如幽灵一般,整整看守张学良达半个多世纪。

　　特务队长外号“希特勒”

　　1937年春节前夕,经军法会审后,处在幽禁中的张学良,从南京孝陵卫孔祥熙公馆转移到浙江溪口,这是蒋介石的老家。
　　特务队长原由军统局的书记周伟龙担任,到溪口后就由刘乙光担任。刘乙光直到1962年才离任,看守张学良整整25年。
　　刘乙光是湖南永兴县人,1898年生。人民解放军的黄克诚将军和他相识。黄克诚说:“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去投考黄埔军校的。”(据《黄克诚自述》)刘乙光黄埔毕业后,在北伐军中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到军统局。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警卫队长。黄克诚在湘南暴动失败后,在逃往上海途中,路经南京,刘乙光亲自把黄克诚送到上海,以后每月还寄钱接济黄克诚(《黄克诚自述》)。这样的刘乙光,却又是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外表温文儒雅,其实对人非常严厉苛刻,故有“希特勒”、“德国人”的外号。

　　戴笠将看守张学良的重要任务交给刘乙光后,刘颇费了一番心机。他规定:执行内部警戒任务的特务,白天须站在张学良住房外十丈左右的位置,晚上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的宪兵白天在远处站岗,夜晚则移到特务们白天所站的位置放哨。张学良的自由活动只有200米,且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屋门。在特务警戒范围外,宪兵连的士兵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相望,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的部署一直相沿成习,从大陆到台湾都是如此。
　　这还不算,刘乙光将他的妻子儿女也带来同住,全家人还“陪伴”张学良吃饭。借此机会,张学良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刘乙光的监视。
　　刘乙光每天还把管理张学良的情形及感想记录下来,像写航海日志。
　　张学良是一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的人,处在没有尽头的囚禁之中,他的苦闷难以用言语表达。为了消除苦闷,每到一地,张都要找来当地的县志,看有哪些风光名胜,尽量争取去游览。有时,他也与看守自己的特务下下象棋,打打小牌。打牌时他注意分寸。他知道赢多了特务们会不高兴,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为打发日子,他还与刘乙光去钓鱼、打猎,钓到的鱼他自己不吃;为避嫌,打猎时,张学良总是不拿枪,只是捡拾猎物。
　　1946年末,张学良被解往台湾。登机前,张并不知是去台湾,临上机前刘乙光才告诉他。张极为愤怒。刘连叫:“副座,副座。”(张学良原是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张以前并不拒绝,这时却大声地说:“还叫什么副座,干脆当我犯人算了!”到台湾后张被囚禁在新竹县井上温泉。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刘乙光十分紧张,指挥宪兵特务们加强警戒,不分昼夜来回在屋外巡逻,并不时向室内窥探动静。事后,刘乙光的部下悄悄告诉张学良,如果事变波及井上温泉,为怕张学良逃跑或被台湾民众劫走,刘乙光会采取紧急措施,杀掉张氏夫妇。
　　在刘乙光的长期监视下,张学良有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愤怒。有一次,张学良大声对夫人赵一荻说:“十多年来,他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随护”的特务听到了,马上向刘乙光汇报,刘听了,也无可奈何。
　　1947年10月30日,张治中带着妻子儿女,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久别重逢,他们有说不尽的话题。张治中说,国共终要恢复和谈的,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甚喜,赠诗一首给张治中:“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两项要求:一是恢复自由,做一介平民;二是要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生活由他自己管理。直到下午4时,两人黯然告别。张治中回到南京后,即向蒋转达张学良的两项要求。蒋面露不悦之色,只是“啊”了两声。再去找宋美龄,把张的要求又向她说了一遍,宋叹息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汉卿。”不久,蒋介石就下手谕给台省警备司令彭孟缉,命令他以后非经批准,任何人不得见张学良。这结果令二张都始料不及。

　　正因为刘乙光对蒋死心塌地地效忠,蒋介石对他宠信有加。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乘军舰来到高雄。安顿下来后,蒋立刻召见刘乙光,询问有关张学良的情况。蒋交代侍从室通知军统局,发给特务队相当于300两黄金的奖金。
　　1962年,刘乙光调回安全局。张学良为他举行“饯别”宴会。与会的还有蒋经国、彭孟缉。酒席上,张学良语出惊人:“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恩人。说是仇人,因为他严格看管我;说是恩人,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要走了,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刘乙光为什么是张的“恩人”呢?事情是这样的:在贵州桐梓时,张学良突发盲肠炎,在来不及请示获准的情况下,刘自作主张,将张学良送到贵阳中央医院急救开刀。如果刘乙光不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
　　蒋经国代刘乙光婉拒了张学良的馈赠。
　　刘乙光于1982年去世,活了84岁。

　　“随护”时间最长的“熊队副”

　　“随护”张学良时间最长的要算熊队副,即特务队副队长熊仲青。他“随护”时间长达30年,直到1966年从队长任上退休为止。
　　熊仲青是湖北人,1907年生,杭州特警班第一期毕业。熊被戴笠看中后,被安排在南京鸡鹅巷戴公馆服务。1936年12月起,他被安插在张学良身边,担任随护组组长。这个职务很辛苦,白天要跟着张学良,晚上还要查勤。熊仲青干了整整14年才升到副队长。1962年刘乙光调走后,他才升队长。
　　熊仲青对他的工作很尽职,是刘乙光的好助手。不论冬夏春秋,他都要出去查勤。有一天,他看到当班的警卫不在岗位上,马上把这人找来痛斥一顿。那警卫恼羞成怒,拔出了手枪。熊仲青眼明手快,夺下他的枪。那些人都曾是戴笠的警卫,侍候过戴本人,脾气骄横,熊仲青管理这些人很不容易。
　　熊仲青外表憨厚,平时沉默不语,却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张学良以为他是一个大老粗,其实他很聪明,只是他喜怒从不形于色,就连刘乙光都摸不清他的底细。有一次,熊的一个部下死了,去世时只有49岁。他写了一副挽联,只用了三分钟时间。挽联是这样写的:“二十一载同学同事同励志节;四九年华长才长能长恨永存”。张学良看到了,问是谁写的。当他知道是熊写的后,说:“你不错嘛,真是看不出!”

　　熊仲青,中等身材,手劲很大,枪法极好。在湖南时,有次沅江涨了大水,熊陪着张学良坐船逆流而上,由他掌舵,因为用力过大,竟把舵折断了,他掉入急流里,幸而善于游泳才保住了性命。
　　熊仲青与张学良的关系,不像刘乙光那样紧张。熊说,张学良很幽默,见多识广,平时就与我开开玩笑,历史、战史、哲学皆博而不精,下棋看不到三着……他还这样评论张学良:“张是个爱国者,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东北军想回东北,要抗日,这些都是爱国之必然。”“‘西安事变’张是犯上但没有作乱,凭着一股爱国的忠心义胆,张的这一生够了。他会在中国流芳千古。”
　　正因为熊仲青对张学良有好感,后来影响到自己的升迁。
　　1950年,熊在石牌受训。蒋经国召见了他。后刘乙光调到安全局任特勤室副主任,蒋经国便有意提升他。熊仲青升了队长后,蒋经国一年里要召见他一两次。有一回,蒋经国问到,张学良最近情况怎样?熊说,自张受洗(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后,态度比较谦恭了。蒋经国一听,“呀”了一声,好像在说:“你怎么可以同情张呢?”熊马上反应过来,改口说:“但他仍改不掉那种优越感。”就这么一来,熊升少将军衔的事泡了汤,最后以上校军衔退役。

　　随护组长的“儿媳风波”

　　段毓奇,继熊仲青之后担任随护组组长。
　　段毓奇“随护”张学良23年(1957-1980),仅次于熊仲青、刘乙光两人。
　　1957年,段毓奇进随护组担任第二副组长。进随护组前,蒋经国召见了他,嘱咐:“随护张先生要注意安全。”以后段接任组长时,蒋经国又当面吩咐:“对张先生要客气礼貌。”段毓奇遵照蒋经国的吩咐去做,因此他与张学良的关系更融洽。少帅夫妇对段也很和气,段对张学良提出的要求,有例在先则按例办理,为难的就请示后办理,实在办不到的,他才婉言加以拒绝。
　　“随护”是段毓奇的职责。张学良对佛教感兴趣,段就陪着他去请教印顺法师。后来,张信仰基督教,段便每周都陪张去做礼拜。张和友朋间往来,如张群、王新衡、张大千,段都陪着。
　　段毓奇一向按纪律规定做事,对外从来不谈张学良的事。不过还是因长媳陈若曦,引起一场风波。
　　段毓奇的长子段世尧是流体力学博士,长媳陈若曦是台湾台北县人,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时就从事文学创作而活跃于台湾文坛。1962年她到美国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64年与段世尧结婚。1966年她与丈夫悄悄回归大陆。先在北京呆了两年。1969年春,她丈夫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任教。1973年全家移居香港。一年后,她在香港发表短篇小说《尹县长》,因小说的重大政治内容(揭露“文革”)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震惊海外文坛。回台北时,蒋经国曾两次接见她并长谈。
　　1980年段毓奇已届退休年龄,上级因他工作勤奋,为他申请再延长三年,但因外界传闻,段曾安排陈若曦和张学良见面,触犯禁令没有延长。据段毓奇说,其实并无此事,而只是误会。张夫人赵一荻曾夸段的大女儿的厨艺。某日,段的大女儿做了几样菜,请张氏夫妇去她家品尝。这事后来被人绘声绘影造出一番流言。其实那天陈若曦并不在台北。段毓奇只承认此事未向上司备案,是疏忽之处。

　　据特务队的司机龚永玉说,段毓奇的大女儿请张氏夫妇吃饭的事发生后,当天深更半夜段被叫到安全局,问到清晨4时才回来。问题很严重,要不是他的福州同乡为他讲话,他可能要被关起来。
　　“儿媳风波”还有一点续闻。陈若曦在长篇小说《二胡》中,表露了对张学良的同情。1987年她曾访问东北,去了张学良的故居,拍了一些照片,回台后托王新衡转交给张少帅。

　　最后一任监护组长

　　大约1958、1959年,蒋介石命董显光去井上温泉看张学良。董显光回来写了个报告。蒋介石就在大溪梅园与张见面。事后,张学良一直没有说蒋和他谈话的详情,只说蒋表示国家还要重用他的。蒋、张见面不久,蒋介石就让张搬到台北住。先住北投优雅路的台航招待所,是蒋经国找的。赵一荻嫌这房子破烂,去高雄一阵后,才又在北投自己建造房子住下。
　　以后,又过了若干年,原特务队改称为第一特勤组,还是执行监护工作,规模缩小了。除上校组长、中校副组长外,还有三名安全官。此外就是警卫及驾驶总共18人,外围有一个宪兵班。
　　李震元是最后一任第一特勤组组长。直到1993年张学良离台湾去夏威夷定居时,他才从张学良身边离开。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后,社会各界对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问题更加关注。台湾当局当然要做些姿态。1989年圣诞节的下午,李登辉邀张学良做家庭礼拜。晚上宋美龄又邀张共度圣诞。中央社随即发表消息,说张学良“拥有实在的自由,不只生活上自由,心灵上也自由”。
　　这时,第一特勤组才逐渐将原来的监护改为照顾。不过,张学良要外出活动时,李震元仍然紧紧跟随。如张氏夫妇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周五打麻将,或外出就诊与购物,李震元都亲自跟随。他将张的行动情况每月两次写成报告上呈“国安局”。这些报告的等级为“机密”。
　　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张学良是否自由的****。1988年1月14日,三位立法委员张世良、蔡胜邦、黄明和到张府要面见张学良,李震元予以婉拒,三位立法委员10分钟后离去。李震元即将此情况向“国安局”报备。
　　与以前不同的是,“随护”们奉命不再配枪,改为使用瓦斯枪。外出的“随护”车也不再跟着张学良的车子,而改为先在目的地等候。
　　后来,第一特勤组的撤离问题提到日程上时,李震元对张学良试探。张心有余悸,表示“不希望该组撤离”,“希望原班人马不动”,“如撤离则接触方案有三———原班人马雇用、找保全公司、搬家”。因而李震元仍在张学良身边,直到张学良去美国为止。
　　据李震元透露,1992年张学良本准备回祖国大陆,他打算先到香港参加何世礼孙子的婚礼,然后回到祖国大陆。当时,他去香港的签证已办好。后因何家的婚礼改期,就拖了来,最终未能成行。这是张学良的终生遗憾。
　　至于李震元,于2000年11月病故,这年他73岁。
　　台湾有家报纸,说到张学良的幽禁生活时,有一段总结性的话:“张学良和赵一荻是于民国卅五年(即1946年)抵达台湾,起初住在新竹,那时他仅46岁,方属壮年;接着他就在台湾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42年一晃而过,国安局人员始终在他身边,从日志显示,张学良始终受到监管,只是这位老人也乐意配合罢了。直到90高龄,张学良终于公开露面,但他已成为基督徒,对世事几乎无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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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乱烝母：刘宋皇帝的乱伦兽行 [转帖]

　　刘宋国都，风传这样一句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老百姓已开始对刘裕身后的朝廷，指指点点了。皇室成员，杀红了眼，第三任皇帝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杀了，刘劭篡位刚三个月，又被亲弟弟、第五任皇帝刘骏砍了脑袋。冷森森的刀头还滴着鲜血，24岁的刘骏，便迫不及待地露出他“禽兽加混蛋”的嘴脸。这个精力旺盛、胡思乱想的年轻人就爱两件事：一，杀男人——干掉他腻味的所有亲眷和臣下；二，玩女人——跟他相中的任何女性（包括骨肉）睡觉。（下图：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是个玩弄女性的“花里魔王”）

　　其实，刘骏也不是一块“香饽饽”，否则，太子尊位就落不到别人头上。既然老爹不待见，他就没靠山。能掏心掏肺的人，只有同样不得宠的母亲——路惠男。这位出身建康的江南美女非常“护犊子”，她可以深闺寂寞、独守空房，唯有刘骏是她漫漫长夜里一点渔火、一盏灯光。她对儿子无原则的疼爱、偏袒，几乎到了纵容、包庇的地步，即便刘骏猪狗不如、伤天害理，她也舍不得站出来叫停。

　　歌德曾说：“永恒的女性引领男人上升。”在他眼里，女人似乎成了社会前进的动力。话说得别致，却仅言中了一半；如果男人追随女性太紧，也可能寸步难移，老死在温柔乡里。刘骏春秋鼎盛，身体倍儿棒，万千美女便成为他日夜欢娱的玩具。不仅那些从民间征集的女孩子遭殃，就连朝廷命妇、皇室宗族都逃不出他手心儿

　　荆州刺史刘义宣是刘骏的亲叔叔，他的四个女儿自幼养在皇宫里。小姐妹长到青春花季，个个儿杏眼桃腮、妩媚亮丽，刘骏一闻到女儿香就骨酥肉麻，他才不管什么至亲骨肉、人伦大道呢，居然把姐儿四个召上龙榻，一起睡了。《资治通鉴》里明确记载，公元454年，“帝淫义宣诸女”。刘义宣恼羞成怒，随即挑头儿造反，结果，斗不过朝廷，自己连同16个儿子全被诛杀。

　　铲除了这颗眼中钉，刘骏更加肆无忌惮，他干脆把四位漂亮妹妹拽到人前，一一封为嫔妃。据说，四姐妹中，年庚第二的楚江郡主最美。这姑娘天生丽质，美到了勾魂摄魄、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她“善宠专房”，替刘骏生下一名男婴——刘子鸾；可惜，红颜薄命，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她就死了。尽管死者哀荣无限，皇帝却像摘了心一样大哭大闹。

　　刘骏的龌龊勾当，很招天下人瞧不起，就连他亲儿子都跟着啐吐沫。刘子业登基后，曾指着父亲的画像奚落道：“此渠大好色，不择尊卑。”随后，还叫人给画像补了一颗大酒糟鼻子。

　　像楚江郡主这么幸运的，毕竟是凤毛麟角。刘骏对身边的绝色女子，哪有什么情义？说白了，都是赤裸裸的玩物。路太后居住的显阳殿，已经变成了皇帝公开的妓院。跨进这道门槛的女人，只要稍有姿色，谁也休想全身而退。路太后能怎么样？她不想管，也管不了，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更何况，她老人家在“床笫秘戏” 方面，绝非旁观者，也不清白。街头巷尾都快把“后宫绯闻”编成“活报剧”了。

　　后宫苍蝇乱飞，民间谣言四起。老百姓居然把当今皇帝和太后之间“乱伦”的丑事，传得有鼻子有眼。可怜，这娘儿俩活活地绑在一起，在人们的舌尖上滚来滚去……《宋书·后妃列传》说得相当含糊：“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宫掖事秘，莫能辨也。”《资治通鉴》的说法稍显明朗：“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看来，刘骏恣肆放荡、纵欲乱伦确有其事，他竟敢在母亲房里玩女人。至于皇帝跟谁玩、怎么玩？恐怕只有天知道。尽管“丑声”在外，“民间喧然”，史官也查不到水落石出，姑且存疑备考吧。

　　魏收所著的《魏书·列传》中有一处说：“骏淫乱无度，蒸其母路氏，秽污之声，布于欧越。”另一处又找补了几句：“四年，猎于乌江之傍口，又游湖县之满山，并与母同行，宣淫肆意。”言之凿凿，几与《宋书》暗合。

　　464年夏天，刘骏躺在玉烛殿里。他无限依恋地望了望成群的美人，死了。他当了11年皇帝，造了11年罪孽。即便35岁闭眼，活得也未免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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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身受重伤[转帖]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身受重伤

闻立鹤（1927—1981），又名高克。闻一多先生的长子，生于1927年。立鹤自幼天资聪颖，记性特别好。受父亲闻一多的影响，闻立鹤自幼跟着父亲读了不少诗。那时，闻一多先生几乎每天都要教子女们学唐诗，并给孩子们规定，谁要背不下来就要为父亲捶100下腿。不过，父亲的这一制度从没有难住小立鹤，因为他总是在兄弟之中第一个背诵下来。

闻立鹤读初中时，因体弱多病，曾休学一年，到了高二时，又因病辍学在家。但他凭着自己的天资，加上个人的勤奋，终于在家自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为此，父亲闻一多万分高兴，还将自己心爱的一支派克钢笔作为奖品赠送给儿子。

闻立鹤和父亲一样，性格开朗，多才多艺，他不仅能写诗作画、唱歌、演戏，其外语也非常出众。

1946年7月15日那天，闻立鹤刚满18岁。父亲参加了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先生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散会后，那天，正好闻立鹤前去接父亲回家。他在和父亲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的途中，父子二人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罪恶的枪声一响时，闻立鹤就已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迅速转过身来，扑在已经倒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好父亲。结果自己身上连中5弹，右腿被打伤，肺部被打穿，其中有一颗子弹从他背部穿过时，离心脏仅半寸。虽经多方抢救，身体还是留下了残疾。

闻立鹤伤愈后，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重返清华大学英语系继续读书。在这里，他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大恨，一边读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从此，闻立鹤在中国****的地下工作者的领导下，拖着有些跛的右腿继续在清华园中从事革命活动。

1948年的下半年，闻立鹤清华大学没毕业就到了解放区，改名高克。在解放区，他进中央团校学习。全国解放后，闻立鹤进入铁路部门工作，历任铁道部团工委，政治部干事，天津铁路局党委副科长，工会指导员。

其后，闻立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要受到冲击。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对党内一些不合情理的浮夸风等不良风气，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尽了折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想利用他是闻一多之子的名气，要闻立鹤写文章批判《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他经过调查之后，了解到金敬迈的书并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些问题，当即予以拒绝。因此得罪了某些权贵，使他两次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在下放劳动期间，闻立鹤利用休息时间刻苦钻研中文和外语。1975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外语能力很强，于是调他任天津外语学院教务处处长，其后升任副院长。

在“四人帮”横行的丙辰清明那天，闻立鹤专程从天津赶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创作了一首深切缅怀周恩来总理的词《贺新郎》，同时表达了对“四人帮”迫害周恩来的极大愤怒。

“四人帮”一倒台，闻立鹤异常高兴。从此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身体开始衰弱。那时，由于“四人帮”刚刚倒台，一些“左”的东西还存在。直到1979年的1月他过去在铁路部门工作时所受的不实之词，还没有得到平反，于是闻立鹤多次向原单位提出平反要求，但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气愤和痛苦一直困扰着他，致使他患上抑郁症。

从此，闻立鹤一病不起。病重期间，邓颖超十分关心他，并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了解治疗情况。时任天津市委领导的胡启立同志还专程到医院去看望了他。各级领导的关怀使闻立鹤很受感动。患病期间，闻立鹤仍然坚持每天学习英语，还打算病愈之后将父亲的诗译成英文出版。然而，无情的病魔终于于1981年3月13日夺去了他的生命。

闻立鹤去世后，家属根据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昆明的滇池之中，因为，那儿是父亲洒尽热血的地方。

闻立鹤的夫人彭鸿德女士，陪伴丈夫闻立鹤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生。他们婚后有两个女儿。长女高晓红，大学毕业生，在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工作，高级工程师。次女闻丹忆，中国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又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现在美国从事生物工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