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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宣言》，内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六时，他昏迷了，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郑超麟的命运乖戾，还不仅在政治上。他漫漫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分到那二居室新房，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了，而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恰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当郑超麟晚年在电视中频频出镜，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那二居室房子显得太旧太狭小，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特批，分给他高层新楼一套二房一厅。他刚刚迁入新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得享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三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走”后，我最初得到的通知是，告别会在8月7日举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特意选择“八七”向亲友告别。但是，上海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8月5日上午。 我很少出席追悼会，因为追悼会那种压抑的气氛往往使我几天无法正常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尽量不出席追悼会。但是，戴厚英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著名右派分子陈修良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这一回，郑超麟的追悼会，我也决定参加。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据晓方统计，送花圈、花篮的共二百一十九人，唁电挽联五十份，出席告别会的约一百五十人。作为托派领袖，郑超麟去世时能有这么盛大的场面，已是很不错的了。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郑超麟的家，离西宝兴路殡仪馆近，而送别会却在离他家颇远的龙华殡仪馆举行，据云因为他曾在龙华监狱关过七年，所以他选择了在那里作最后的告别。 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后来，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我望着郑老安详的遗容，记起1984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却如同闯进了禁区，进入“地雷阵”——因为在那个时候，托派仍是可怕的名声，尤其是他这样的托派领袖。尽管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而且行动并未完全自由。 当时，我是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要求前去采访。上海市监狱告诉我，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得到批准，方可前往。不然，你会“说不清”的！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经过“学习”、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确非托派！”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 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 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此后，我仍采访他。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 郑超麟，当时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近年来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后来改名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那时，小芳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后来，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一二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的客人不多。近年来，来访者慢慢多起来，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他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确是“一个南腔北调人”。我请他回忆他漫长而跌宕多变的人生道路，他颇为感慨。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成立大会。 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军大衣的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 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还记得，当时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讨论党章、党纲时，“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该好好学习”。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兴趣。到了法国以后，他读了法文版《****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出席了“少年****”成立大会。那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领导的革命活动。 他，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城农村，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手里家运已衰落。父亲是秀才，母亲也知书识字。兄弟四人，他为长兄。1914年小学毕业。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六百大洋，官方给三百）。他考取了。先到广州学法语。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于山孙橡胶厂勤工俭学。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轮胎之类的橡胶制品。那里，有二十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木棚宿舍。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邓希贤即邓小平。 “少年****”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五，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的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开了四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民校工作。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他回忆说：“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 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他编辑过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和改刊的《布尔塞维克》。他还是《共产主义ABC》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四十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开除党籍。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分道扬镳。 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郑超麟这样谈及自己由中**员转为托派分子的思想过程：“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这里提及的尹宽，在20世纪20年代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与郑超麟一样成为中国托派骨干。 郑超麟忆及自己是怎样读到托洛茨基文章的。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是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 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一起到陈独秀家进行规劝。8月18日，共产国际代表又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规劝陈独秀。陈独秀运用自己过去的影响，于9月下旬组织小派别反对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 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郑超麟说：“我未曾被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以后我也被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 陈独秀在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12月15日和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郑超麟也是签名者之一。从此，他与中国****彻底决裂，完全站到陈独秀的阵营之中，成为中国托派的一员干将。 郑超麟这么回忆：“1927年下半年以后逐渐离开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路线，1929年后即完全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 我本以为，托派就是托派罢了。通过郑超麟的叙述，方知中国托派内部有着错综复杂的派系之争。 原来，在中国托派之中，存在过“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纷争。所谓“正统派”，以史唐为首。史唐在苏联留学期间，就跟苏联托派取得直接联系，并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参加了苏联托派的反斯大林游行。不久，他被遣送回国，于1928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称“我们的话派”。他们因为与苏联托派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自视“正统”。 陈独秀派从中共中分裂出来，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但“正统派”以为陈独秀乃“老机会主义”，只不过是“投机”来了，故加以拒绝。于是，陈独秀派不能成“正统”，便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无产者》，称“无产者派”。郑超麟属于这一派。他说：“《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 在“正统派”中，刘仁静是一大头目。他在1929年从莫斯科回中国时，特地到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会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带来托洛茨基起草的关于中国托派的纲领。刘仁静不同意“我们的话派”拒“陈独秀派”于托派门外的做法，于是又自成一派，出版机关报《十月》，称“十月派”。 此外，还有一托派组织，出版机关报《战斗》，称“战斗派”。 这四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成员大致如下：“我们的话派”一百二十人；“陈独秀派”一百人；“十月派”五十人；“战斗派”三十人。四派总共三百多人。 “陈独秀派”被逐出****，到了托派中却又被视为“非正统”！可是他们又反过来瞧不起“正统派”，以为“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论资历，那些“正统”的青年托派当然无法跟陈独秀相比。 托洛茨基来信了。据郑超麟回忆，信的大意是：“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什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 于是，中国托派的四个组织，终于酝酿“大联合”。经过多次的谈判以至争吵，在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总算召开了“统一大会”，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左派反对派”（又称“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郑超麟一跃成为托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而彭述之仅为候补委员，尹宽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郑超麟说及其中的原因，回忆道：“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直至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让）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托派们花费了莫大的气力统一了组织，好不容易选出了中央委员，正准备跟中国****较量一番。不料，在统一大会开过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国民党一举逮捕了七名托派中央委员中的五名，还逮捕了一批托派骨干。在国民党看来，托派也是****，同样要加以消灭。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幸免，想重整托派旗鼓，但到了1932年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 郑超麟是在上海租界被捕的，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1931年11月，押往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虽然“模范监狱”名声挺好，其实如同地狱。与郑超麟同时被捕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亦谋、候补委员宋敬修，先后病死于国民党监狱。“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 1935年，刘仁静在北平被捕，押往南京。郑超麟回忆说：“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刑，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时，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两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一部分政治犯。****犯人获释，托派犯人也获释。8月，陈独秀、郑超麟获释…… 在郑超麟先生的卧室墙上，我看见挂着发黄的“全家福”——妻子穿短袖旗袍，儿子约莫六岁，穿西装。我问及他们家庭情况。 他告诉我，妻子叫刘静贞，结婚多年未育，直到他1937年出狱，妻子才怀孕。1938年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用以纪念他出狱，获得自由。出狱后，他在上海一边继续参加托派活动，一边靠译文为生。他懂英法德俄四国外语，还懂世界语，他当时翻译了许多国外小说，以稿费维持全家生活。 郑超麟先生拿出一部厚厚的小说给我看，那是俄国梅勒支可夫斯基著的《诸神复活》，署“绮纹译”。他说：“绮纹，是我的笔名。”这部译著，有五十多万字，于194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手头保存的，是台湾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硬皮精装。 他还告诉我：“当时，我曾把自己的译著送给傅雷，傅雷也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送给我。” 1945年，郑超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他的独生子郑弗来因患肺病去世了，才七岁！ 郑超麟曾这么说及： “我1937年出狱后第二年生的弗来，自成胎至死亡都在战争期间，母亲怀孕，生产，哺乳又是当我们逃难在乡下的时候，以此营养不良，时常发热，最后发现了肺病。他死于《自序》写成之后三个星期。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我一生未曾受过如此重大打击。” 1948年夏天，彭述之在上海举行他那一派托派的“建党大会”。陈独秀已于1942年死于四川江津。郑超麟没有参加彭述之一派的大会。 解放后，1952年12月22日，郑超麟作为托派骨干分子被捕，关押于上海。“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获释，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虽说郑超麟恢复了公民权，而且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他毕竟身份特殊，所以他的活动受到限制…… 在监狱关押期间，由于当年曾与他一起留法的周恩来的关照，他的生活得到照顾。他不做劳役，可以看书、写作。监狱供应他笔、纸。郑超麟先生告诉我：“在狱中，我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手稿，其中有三卷政治著作，四本音韵学著作，八卷诗词，一部德国长篇小说译稿，四部中、短篇小说译稿，若干学术著作译稿。这些手稿都经誊清，可以直接付印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狱中也不安宁。一位当时的军代表把我的这些手稿统统抄走，据说烧掉了！” 在监禁期间，自1956年起，他曾多次参加监狱组织的外出参观，也曾在上海人民广场参观过五一节、国庆节庆祝大会，还多次参加过政治学习。 到了劳改工厂之后，本来在上海康定东路居住、养病的妻子，获准迁来与他同住。由于周恩来的关照，劳改工厂每月发给他八十元生活费，比当时劳改工厂厂长的工资还高。他和妻子住在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平房里，但只能在院内活动，不得出院门。外出要请假，要有人陪同。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居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七十七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 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因为在狱中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只忆出八十四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 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 祭盘徒羡足三牲。 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两千元人民币稿费，即可出版。但是，他迟迟不见样书。他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否已经出版。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 想不到，倒是我先发现了这本书！ 在北京，有个内部购书处。去北京时，我凡有时间总要到那里“淘书”——因为那里的书是外面书店见不到的。我在1986年11月又一次前往那里，看罢架上的书，请朋友打开书架下面的柜子，我知道那柜子里的书更“内部”。 我马上发现新出的灰皮书，上面印着一行黑字——《郑超麟回忆录》！ 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我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 “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二十七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须知，在中国，托派一度等于“反革命”。在延安，王实味就死于托派之罪（尽管他并不是托派，只是曾经同情过托派）；在陈伯达倒台之后，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之一，也是托派（尽管他也不是托派，只是跟托派有过一些来往）。 虽然我与托派并无瓜葛，但是我赞赏他对于政治理想的始终如一的态度。我不由得记起，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被国民党逮捕，别人劝陈独秀赶快搬家，陈独秀笑道：“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我用不着搬家！”陈独秀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我当即买了两本《郑超麟回忆录》。因为我知道，这本刚刚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少量刊印”的“内部发行”的书，连郑老本人都没有。回沪之后，我即送郑老一本。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六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成的。这些四十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一番“历险”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十章，共二十万字。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后来这一章单独得以发表于香港《开放》1991年第2期。 另外，那位编辑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四十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 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出书时，郑超麟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 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级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虽然他足不出户，然而消息极为灵通。他视力不好，却手持放大镜大量读书阅报。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极为关注。他对我说，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谈起托派问题。他说，中国的托派，根源在苏联。托洛茨基，是俄**内的反对派，而斯大林却硬把托洛茨基派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随着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托派问题早已淡化。 他还告诉我，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五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做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七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他仔细阅读了中**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他还注意到西班牙****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气提到了最近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我说他成了“老灵通”了。他笑了：“我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残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楼适夷为之作序。序文还刊载于《新文学史料》杂志上。他的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许多回忆文章，近几年不断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敢闯“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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