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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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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59:35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为江青题诗 激发了江青参政野心[转帖]


  毛泽东与江青。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一首七绝。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之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首诗开始在中国流行。

  毛泽东在这首诗上写的李进就是江青。

  江青摄的这张照片,据说画面反差较大,左下侧是庐山著名景观仙人洞,位于牯岭西北处佛手岩下,海拔一千多米,传说唐朝吕洞宾曾在那里修炼成仙。右上侧上半角天空,辅以松枝。江青拥有良好的摄影器材和便利的采景条件,摄影技术据说也很不错。但从这幅照片来看,却难以分辨仙人洞位于何处,山势起伏也不见险峰突兀。“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江的这张照片拍的并非庐山仙人洞,而是有御碑亭的锦绣峰。”(《江青正传》P23页)因此,与其说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倒不如说他是借景抒情。毛泽东把自己这种在特定历史年代的情怀,寄寓在题照诗中。

  1961年9月9日,正值8月23日至9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期间。在毛泽东主持下,此次会议全面地商讨了工业、财贸、教育、科技等问题,决心通过贯彻1960年8月中共中央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逐渐好转。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内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际上,苏联****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而在国内,东南沿海一带,面对着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西部、北部边境也存在安全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和它的中央主席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在这种压力下,毛泽东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昂扬奋发;他坚信外来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统统吓不倒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不畏艰难险阻的不懈奋斗中,不但必能迅速摆脱前进中的困难局面,而且定能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

  毛泽东诗中的情怀,无疑是一个伟人的情怀。“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种不同凡响的追求,告诫人们:领略自然界的无限风光需要不畏艰险地攀登,领略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风光,更需要不畏艰险地攀登,只有不畏劳苦而奋勇攀登的人,才可望到达美好的理想境界。

  说到江青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它是江青不受欢迎登上庐山而拍下的。

  江青一贯喜怒无常、我行我素。当年她从北戴河突然想上庐山,并非完全是心血来潮。江青有她的目的,她想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之间的冲突中捞到政治资本。

  但江青的到来,并没有安慰毛泽东。江青到达庐山后,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到处招摇,大摆架子。她说到庐山来,要在冲突中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但她又没有政治资本。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斗争中,她根本插不上手。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精疲力竭,他决定带上江青去杭州的别墅休养几天。就在他们去杭州之前,毛泽东和江青游览了庐山仙人洞。江青还在那里拍了照片。

  江青此次上庐山并没有捞到政治资本,但她拍的那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却为江青捞到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对江青来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她在感情上受到毛泽东冷遇的时期,到了60年代,他们的夫妻关系有所缓和,这并不是因为生活上的需要,而是因为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毛泽东在政治上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左”的思想和后来的反击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庐山会议,使毛泽东精疲力竭。当毛泽东突然觉得需要他那位精明但又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妻子之时,江青多年来不得参政的生活结束了。需要政治上帮助的毛泽东,使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了政治人物。

  应该说,江青在毛泽东这首诗发表之前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没有政治资本,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缓和。

  实际上江青能不能成为政治人物,取决于毛泽东政治斗争的需要,但与毛泽东关系是否缓和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青是一个渴求独立,爱出风头的人,政治上获取权力是她的目的。但是,在毛泽东发表这首七绝之前,江青在政治上几乎一无所获。

  首先在军队里没有她的位置,其次是在全国文艺界联合会里也没有她的位置。

  江青只在文化部设立的电影指导委员会里弄了一个职位。电影指导委员会,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审评电影。为有助自己的权势凌驾在艺术之上,江青对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电影踢了一脚,狠批了《清宫秘史》和《武训传》。

  不久,江青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但这好不容易混来的职位干了几个星期就干不下去了。主要的原因是她和当时的办公厅主任、有实干能力的杨尚昆合不来,经常闹别扭。

  1958年与1959年,赫鲁晓夫又两次到北京,要求见江青。因为江青生病或以生病为理由而没有安排见他。而与此同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陈毅的夫人张茜,却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夫人活跃于接待、晤会和出国外交旅行当中。这使人们觉得江青又像延安时期那样成为了毛泽东的家庭主妇。

  但不管毛泽东待江青怎么样,她是不会甘心成为家庭主妇的。江青1959年前后的沉寂,并不等于她野心的泯灭,而是她沉下心来,一直等待着毛泽东所给予她的政治上的机会。为了捞到这个政治上的资本,她像一只假寐中的猫,在半醒半睡中等待着老鼠的来临。

  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所拍的照片背后写下了这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江青明白,这是毛泽东和她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需要她在政治上给予帮助的信号。等江青明白这一切后,她居然奇迹般地康复起来,摆脱了几年来缠身的病痛,政治的野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来北京访问。刘少奇和王光美接见了她。9月24日,刘少奇、王光美同苏加诺夫人谈话的照片登了出来。第二天,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照片单独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

  这使江青很妒忌。为了显示一下自己,江青借助了毛泽东的力量把王光美压了下去。五天以后,毛泽东、江青、苏加诺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在第二版相当次要的地方,却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苏加诺夫人的小幅照片。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青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从未正式发行过。这次却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上大放光彩。这其实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举动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那就是把江青推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

  后来,江青热衷于搞京剧改革。她把京剧改革作为她爬上高位的梯子,作为她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工具。当时,毛泽东号召开展阶级斗争,他断言:推翻政权或巩固政权的关键就是制造好舆论。这使江青更加无所顾忌地改动剧本和唱腔,甚至挥舞着尚方宝剑,策动了对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聂耳》、《逆风千里》,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的批判。

  在北京,江青成了不邀之客,她跑到北京京剧团施加高压政策。她指示演员们排演她一直参与的新戏《沙家》。

  接着,江青在上海对《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进行了改革。她对演员定下了座右铭:“演戏就是战斗!”

  然后,江青从京剧又转向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原本是芭蕾舞,《白毛女》在江青掏空了其中爱的成分加上阶级仇恨之后也成了样板戏。

  江青明白自己所进行的是政治活动,而不是艺术活动,如果自己仅仅在样板戏上做文章,是捞不到更大的政治资本的,必须在文艺领域的政治斗争中掀起波浪,才能大有作为。

  她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著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出戏。讲的是明朝一位正直的宰相直谏皇帝致使龙颜大怒而被罢官的历史故事。

  江青把副市长吴晗和他的保护人彭真看成是北京文化部门的代言人。她把海瑞和彭德怀类比起来,引起毛泽东的共鸣,迎合了毛泽东感到周围尽是些爱发牢骚的人的心理。

  就这样,在江青的“正确指导”和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的“具体帮助”下,姚文元写出了那篇足以使中国人民不寒而栗的文章,将堂堂的北京市副市长打了下去。

  1966年5月28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任命笔杆子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样,江青逐渐进入了权力的中心。那时,她完全不被别人支配,而且自我表现得更加随心所欲。

  毛泽东在江青的照片背后题词时写的是“赠李进”。李进对一般人来说并不知道,因为这是江青的化名。是江青在1951年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假名。

  后来毛泽东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时,还是用了李进这个名字。一开始,江青并没有公开这个秘密,等她从这张照片中捞到政治资本,并想实现女皇梦时,江青已经迫不及待了。

  1973年,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招待了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江青喜形于色地送给日本芭蕾舞团的领队一张风景照片。日本舞蹈家们凝神一望,认出了这是一幅著名的照片: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背后是毛泽东的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

  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这个大胆的行动,一下了震动了日本代表团。人们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

  多年来,中国读者几乎都知道毛泽东的这首诗,尤其是最后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李进的真实身份。李进的身份始终是个秘密。在这个洋溢着中日人民友好情谊的夜晚,江青的野心终于勃发了,她向全世界宣告,李进就是她江青!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这首诗本来是告诫人们:面对着“苍茫”的世界,要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昂扬奋发;领略人类社会发展的无限风光,更需要不畏艰险地攀登,只有不畏劳苦而奋勇攀登的人,才可望到达美好的理想境界。

  但是,江青辜负了毛泽东的一片诗心。她把它用在了野心上。为了到达政治上的险峰,她不择手段,丧心病狂,最后还是从险峰上跌落下来。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她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江青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裁定,据其表现,依法将江青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自己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江青最终还是没有领略到这无限的风光。(文章来源: 新浪读书—摘自《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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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02:48 | 显示全部楼层


蒋介石云南“倒龙”经过 [转帖]

  八年抗战期间,昆明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美称,这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龙云的开明政治有关。他诚心与中共合作,与西南联大的爱国师生结成了道义之交,由是引起了蒋介石的妒恨,必欲清除这个异己。抗战胜利后,蒋为安定后方以集中力量对付****,将蓄谋已久的“倒龙”计划付诸实施。

  秘密召见蒋介石面授机宜

  一架军用飞机从昆明起飞,奇怪的是,机舱里只坐着一个人———昆明防守司令、蒋介石的亲信爱将杜聿明。
  1945年4月初的一天午前,杜聿明接到防守司令部所属机场打来的电话:重庆来电,委员长命你马上去渝,不准带随从,专机即刻到达。
  其时,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杜聿明以为是奉调去前线,参与对日寇的最后一击,所以匆匆午餐毕即交代参谋长,说自己奉召去重庆一趟,不要告诉龙云,随即直赴机场。他调来任昆明防守司令时,蒋介石交给一项特别任务,就是秘密监视龙云,所以他平日里与龙云表面上客客气气,实是时时处处注意防范。
  专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降落,杜聿明走下舷梯,钻进先已等候着的轿车,驶往曾家岩蒋介石官邸。报到问候甫毕,蒋介石第一句话就问:“离开昆明时,有没有人知道你来我这里?到重庆后见到什么人了?”
  “除了参谋长外,谁也不知道,机上下来后也未遇见任何人。”杜聿明回话。
  “嗯,这很好。”蒋介石显得很高兴,“为什么叫你一个人来,想过没有?”
  杜聿明实话实说:“卑职不知道,总之是唯委员长之命是从。”
  蒋介石点头过后,神色一变严肃:“有一项紧要非常的大事,我考虑再三,由你执行最为合适。”
  杜聿明刚落座又起立立正:“卑职一定努力达成,请委员长明示。”
  蒋介石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按了按桌上的信号铃,对应声出现在门口的侍卫交代:“不论谁来见我,一律挡驾,更不许说杜将军在这里。把门关上,去吧。”
  侍卫连说了两个“是”,躬身退出。
  “是这样的。”蒋介石放低了声音说,“日本败局已定,中央正在做对日大反攻的准备。但前方的胜利,须由后方的安定保障之,云南的情况你是清楚的,统一云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势在必行。拟在适当时机把龙云调来中央,另委别的职务。只是恐怕龙云不服调遣,要你从军事上予以配合,必要时以武力解决。”
  杜聿明领兵驻扎昆明有年,虽说奉命监视龙云,但蒙在鼓里的龙云对他还算不薄,他因此也感到内疚不安,今听蒋介石要自己以武力解决龙云,不免有些不忍。但他毕竟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把他从北伐时的下级军官,屡屡升迁为集团军司令、昆明防守司令,可谓恩重如山。所以稍一考虑便作了效忠的表态:“卑职明白委员长的良苦用心,军事上配合调遣龙云问题不大。”
  蒋介石再作交代:“你回去后,即可规划并做此项行动的准备,待中央调龙云的命令下达时,你以武力解除滇军的武装,促令龙云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昆明来重庆报到。”
  杜聿明问何时采取行动,蒋介石告诉他审时度势待机而动,行动前会预作通知的。又郑重叮嘱:“此事务须秘而不宣,对龙云,你表面上仍要友好相处,涉及地方上的事仍要表示服从,以防打草惊蛇坏了大计。你马上回去,如有人问起,切不可说来了重庆。”
  杜聿明匆匆飞返昆明,到昆明时已是晚上近8点了。昨天他接受了龙云的参谋长刘耀扬之邀,今晚去聚餐,为不使刘耀扬怀疑,从机场径直去了刘家。
  酒已半酣,刘耀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说打电话、派人寻都未找到,干什么去了。杜聿明早已做了应对准备,撒了个谎:“临时决定去曲靖视察部队,不料回来时车子抛锚,耽搁了一个多钟头,不然早到了,失礼,失礼,请参谋长多多包涵。”
  “迟到者罚酒三杯。”刘耀扬笑哈哈倒酒,对杜聿明的话深信不疑,他的几个同僚七嘴八舌附和。
  杜聿明擎杯在手:“没有话说,认罚。”

  阴谋迭出 云南王大意不悟

  日本侵略者已至穷途末路。7月26日,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布,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军队转入全面反攻。日本政府接踵受致命打击,无力再战,内阁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圣断”向盟国投降。10日,请由中立国瑞士,把投降的决定通知了中、美、英、苏四大国。
  “倒龙”时机行将成熟,蒋介石再次把杜聿明召来,询问了军事上的准备后说:“日内日本将正式宣布投降,在处理受降事宜后解决龙云,为时不会太多了,你还应对云南的交通、通讯,特别是机场严加控制,不使其逃走。”
  出于对蒋介石的忠心,杜聿明讲了如下看法: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之际作此行动,各界恐会有疑问甚至谴责。
  “我把龙云调来,是给他加官当军事参议院院长,有什么说三道四的?他若抗命不从,武力解决在情理之中,完全咎由自取。”蒋介石变得激动起来,“龙云庇护左翼分子,使昆明成为****的温床,这笔账早就该清算了。而今打败日本国府还都南京后,中共必趁虚而入,与龙云勾结交通对抗中央,故这个西南后院的隐患,必须及早拔除,切不可姑息养奸!”
  杜聿明又提醒蒋介石注意:卢汉的军队有相当部分在云南,“倒龙”行动实施时,很可能会有障碍,应预作防范。龙云与卢汉一起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又一起供职于滇军,几十年戎马生涯患难与共,加之卢夫人是龙云的表妹,两人属至交加至亲。时卢汉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率军驻防云南。

  对于杜聿明的提醒,蒋介石表示赞赏:“你说得很对,所见略同,对卢汉不能不防,我已有锦囊妙计。”他“如此这般”了几句,杜聿明频频点头:“委员长英明。”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的锦囊妙计随之出笼:任命卢汉为接受越南北纬16度以北日军投降主官,率所部赴河内受降。又把龙云的嫡系、驻防昆明的两个师拨给卢汉,参与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借口是受降事大,恐有日军抗拒以资震慑,又为向国际体现国军军威之壮大。这样,留在昆明的滇军,只有龙云次子龙绳祖的暂编第23师、宪兵团及省府警卫营,而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与四个守备团,全部留在昆明未动一兵一卒。
  9月10日,卢汉带领部队开赴越南,蒋介石出笼了锦囊第二计:令嫡系将领,驻防滇、桂、黔的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关麟征,率三个军布防在云南越南边境,防止卢汉闻讯“倒龙”后,杀回云南救援龙云。
  阴谋,在龙云鼻子下悄然进行。杜聿明连日组织团以上官佐,作沙盘作战演习,亲自指挥讲评,着重说明:本军已接到命令,随时去某城市接收,该城市重要建筑、主要街道与昆明十分相似,已先为共军占领,我军的手段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迫共军缴械。
  紧接着,是各团组织连、排进攻演习,对外但称将接收某沦陷城市,解决拒不投降之日军。杜聿明还就切断昆明对外通讯、交通作了严密部署。
  经过近月紧张有序的准备,已是只欠东风了。其间杜聿明保密特严,连对夫人曹秀清也守口如瓶,由此引起了夫人怀疑,一次偷偷问杜聿明的副官:“近时司令常反锁房内,我也不能随便进去,他是否有了外遇在写情书?”
  杜聿明部队的演习是公开的,龙云并不怀疑有它,左右向他报告时,他不介其事道:“日军拒降不能排除,我军是应预作演练,必要时作武力接收。”
  一日,明为云南大学教授、暗为中共南方局代表的华岗来见龙云,直言相告:“昆明看似平静,然有迹象显示,蒋介石似有不容龙先生的阴谋。”
  “不至于吧。”龙云笑笑说,“委员长的心腹之患是****,而今毛先生已到重庆谈判,两位领袖还称兄道弟呐,听说谈得很好,难道委员长会不容我这个他下属的省主席?”
  华岗告诉龙云,各战区担任受降任务的部队都已出发,杜聿明的部队并无受降的任务,为什么频频在昆明演习?龙云连连摇头:“若是别人,还应防备三分,对杜聿明,则大可不必了。我与他虽谈不上深交,关系可说是好的,我一向尽地主之谊好待他,他对我也很尊重,还常有杯酒之交。”
  “要是蒋介石下达严令呢,杜聿明敢不执行?常言道,防人之心不可无,龙先生还是有所戒备为好。”华岗又着重说明,蒋介石一向视龙云为异己。对于异己,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这是有多起先例证明了的。
  “对华先生的关心,我诚致谢意,至于戒备嘛,还是有的。”龙云向华岗透露了一个秘密,“卢汉离开昆明时,我已与他约定,如后方有事,火速回军。”
  至此,华岗还能说什么呢?

  西昌决策 中央军昆明偷袭

  9月27日,蒋介石轻装简从,悄然飞去了西昌行营,作“倒龙”的最后决策布置。此举堪称是蒋介石的奸雄识见,既为避人耳目,免得事泄遭政敌攻诘;又可事后佯作不知,让第一线的执行者杜聿明当替罪羊。
  次日,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奉蒋介石之命,由西昌飞昆明,将一封密函交杜聿明,大意谓:日内颁布对龙云的调令,最好一枪不发,不伤害其性命,三日内送他到重庆,龙云如违命不从,以武力逼其就范。
  杜聿明马上部署行动的准备,令后勤工厂赶制两万只“V”形白底红字臂章,供所部行动时佩戴以资识别;又取消官兵休假,限制外出。
  西昌行营也是紧张而又忙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军政部长陈诚、行政院长宋子文,以及关麟征、王叔铭等,参加了由蒋介石主持的秘密会议,实为蒋介石一人指授,众人附和,拟就了云南省行政、军事改组令,旨要如下:
  云南省政府主席、昆明行营主任、陆军副总司令龙云,着即免除本兼各职;
  昆明行营、昆明警备司令部、昆明宪兵司令部着一律撤消,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编;
  任命卢汉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在卢汉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特任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委以卢汉省府主席,是蒋介石锦囊妙计中的第三着,意在利用权位笼络卢汉,分化其与龙云的关系。10月1日,何应钦飞往河内向卢汉交底,卢汉知回滇的路已被截断,只好表示接受,“倒龙”枪响后,也就未按与龙云所约回军云南了。
  10月2日下午,关麟征飞往昆明,传达“倒龙”命令。杜聿明为保密起见,派副官陪着关麟征在机场贵宾室等着,待入夜以后,才将他偷偷接来指挥所岗头村。
  关麟征把《云南省行政军事改组令》交与杜聿明,传达了蒋介石关于“倒龙”行动的时间、要求。
  3日凌晨1点钟,杜聿明部参与“倒龙”的团以上军官集中在指挥所,由蒋介石的亲信、行将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的李宗黄,宣读了《云南省行政军事改组令》。接着由杜聿明向各部队下达任务,末了说:“布置到位后,可先礼后兵,把中央的改组令交与龙云所部长官,如有不从,即以武力缴械。行动时间为早上5点钟,由指挥部电话通知。”
  某团长提出,快2点了,5点钟发动恐怕来不及。杜聿明得意地一笑:“一切行军路线及包围目标,就是先前的沙盘演习,你们都参加了,应当是熟门熟路。”经他这一说,众军官恍然大悟,分头去了。
  当天晚上,龙云住在威远街家中,对行将降临的厄运浑然不觉,按习惯时间就寝,很快进入了梦乡。
  公馆里的警卫发现街上有军车往来,手电四射,心中生疑,却又不敢贸然汇报,以防无事端端吵醒龙云。
  10月3日清晨5点钟,蒋介石打响了抗战胜利后讨伐非嫡系的第一枪。激烈的枪声响彻城厢内外,龙云的部队拒绝接受改组令,与杜军发生了冲突。

  未待警卫报告,龙云已被枪声惊醒,一骨碌坐起来,喝问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传来了敲门声,还夹杂着“开门,开门”的叫喊声。
  夫人顾映秋抢在丈夫前面走去大门口,透过门缝向外窥看,昏黄的路灯光下,分明是一伙全副武装的军人,臂上都缠着标记。她预感情况不妙,隔着门问对方是哪一部分的,什么事。
  门外答是蒋委员长下达公文,请龙主席来签收。龙夫人忖度来者不善,推辞说:“龙主席立有规矩,夜不行公事,你们送五华山省府去。”
  对方也不强制,把公文从门缝里塞了进来。
  龙云一看公文,连呼“出事了”。然他毕竟久经沙场,并不惊慌失措,拉过一件旧大衣披上,对夫人说:“你们都留下,我去五华山。”
  夫人拦住他:“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警卫副官也说:“外边都是防守司令部的人了,出不去了。”
  “我不能坐以待毙。你们都留下,一个也不许跟随,人多了目标大反会误事。”龙云又拿起帽子往头上一扣,向后院走去。在后门口停住,侧耳听了听,轻轻拉开小角门,探出半个头左右望了望,并无异常情况,便侧身而出。
  龙云穿过几条背街小巷,进入属交通要道的绥靖路,猛听到传来吆喝声:“哪一个?干什么的?”是杜军的哨卡发现了他。
  “老百姓,玩牌散场回家去。怎么,谁和谁打起来了?”龙云大大咧咧回话,脚下也未停,只是有意佝偻身躯,压低帽檐,不使对方看清自己的面目。


  “戒严了。老头,快走吧。”哨兵出于好意,又补充了一句:“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多谢关照。”龙云加快了脚步。
  他穿过如意巷,到了五华山南口,杜军因不熟路径,尚未阻断。
  “龙主席!”黑暗中跳出几个省府警卫营军士。原来龙云刚离公馆,龙夫人趁着通讯尚未切断的当儿,打电话给警卫营分头下山接应。
  不一会,是龙云老部下的原滇军第二路军指挥官张冲,闻变后冒着生命危险由小路上了五华山,龙云的次子龙绳祖也乔装打扮赶到。两人协助龙云调度警卫营,扼守各上山道口。

  抗命不从 五华山两军对峙

  杜聿明的部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又先发制人。龙云的部队人寡械劣,猝不及防,稍事抵抗就或被缴枪,或溃散,只有小部分顽强对抗,如东门的宪兵队一直打到子弹告尽,几乎全部阵亡。
  至上午8时,战斗基本停止,除省府所在地的五华山外,昆明全城已被杜军控制。
  五华山上,龙云的警卫营扼守要冲,严阵以待;山下,杜聿明的部队紧紧围困,但他没有下令攻山,一则蒋介石有“最好不伤害龙云性命”的交待,若是伤了龙云,自己吃罪不起;二则与龙云私交尚好,虽说奉命行事,也不应做得太绝;三则警卫营装备精良又居高临下,强攻的话必是两败俱伤。
  再说龙云上山后,向各县保安团发出戡乱电报,意谓杜聿明部叛乱,令速兴“勤王”之师。又急电河内的卢汉,嘱迅速打回昆明。怎奈通讯已被杜军切断,均为杜军截留。
  时近午时,杜聿明派人徒手上山,给龙云一信,谓奉委员长之命,请龙主席去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龙云将信撕作了片片蝴蝶:“调我去重庆,一纸公文就行了,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像活捉王魁那样对付我?”
  杜聿明又几次催请,均遭龙云拒绝。急于想当省府代主席的李宗黄本与龙云有隙,要杜聿明以炮火掩护,遣精锐上山生擒龙云送重庆。杜聿明以蒋介石有交代不伤龙云为辞推拒,并决定一面向蒋介石报告,一面物色龙云的相知上山去劝说。蒋介石同意先作劝导争取,并派专机送来给龙云的亲笔信一封。
  10月4日下午,与龙云有八拜之交的胡瑛上山,李宗黄称要看望老主席,硬要陪同前往,实是监视胡瑛。两人见了龙云,问候过后,递上蒋介石的信:
  志舟吾兄勋鉴:
  当前建国开始,重在中枢,故特调吾兄入长军事参议院,参赞戎机,辅导统一。望兄能树立楷模,为党国与共休戚,务期如期来渝,早就新职,以慰公私而全始终。何时命驾,伫候复音,顺颂近祉。
  蒋中正
  “什么调兄入长?”龙云把信往桌上一甩,“分明是以敌对手段绑架我!”
  胡瑛笑吟吟的道:“大哥操持全省各事,辛苦了近20年,是该享享清福了,委员长调你适在其时,又是荣升京官,何乐而不为呢?”
  李宗黄阴阳怪气说:“是呀,中央的改组令已颁发,龙主席却不愿接受,能犟得过吗?弄不好敬酒不吃吃罚酒。”
  龙云脸色一沉,正要训斥他几句,胡瑛抢先说:“此言不差,这罚酒是难咽的唷。如今是中央军尽占昆明,五华山被包围数重,连个电话电报都传不出去,大哥还犹豫什么呢?”
  龙云悟出胡瑛的言下之意,知各县保安队“勤王”、卢汉回师无望,长叹一声:“也罢,看在胡兄面上,就去了重庆吧。”
  李宗黄迫不及待,要龙云马上下山,并称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已在机场等候了。龙云看着这人得意洋洋的神色,怒火又起:“今天就走?不是太匆忙了吧?”
  “今天来不及的话,就明天。”李宗黄加重了语气,“委员长限你三天之内,就是在5日前一定到重庆。”
  龙云一口回绝:“三天之内一定不行,办理移交,安顿家小,告别亲友,如何来得及?”他狠狠回敬了李宗黄一句:“你急什么呢?早几天晚几天总是个代理主席嘛!”
  “龙主席别误会。”李宗黄一脸尴尬,恼羞成怒说,“你既然不愿按时去渝,我只能向委员长请示。”


  “随你的便!”龙云拂袖离座,以示逐客。
  蒋介石接到李宗黄的报告后,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在河内的何应钦,往昆明作说客。何应钦自以为位高权重,从飞机上一下来,就踌躇满志对杜聿明等说:“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弄得骑虎难下,把我拉来处置善后。”
  殊不料他也碰了一鼻子灰。当龙云知道他是从河内来后,料他去河内拉拢或压制卢汉,所以不许他上山,也不接他的电话,气得他破口大骂:“好在先解除了龙云的武装,不然真要造反了!委员长有先见之明。”
  蒋介石因何应钦游说碰壁,再派龙云的故交、中央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出面。龙云同意见他,但言明只许他一人上山。
  王振芳直言告诉龙云,滇军都已被中央军缴械,各县的保安队已为中央军监控,卢汉的归路已被截断且已接受了省主席的任命,劝龙云屈从自保了再说。龙云喟然长叹:“我太大意了,致有今日之祸。最使我失望的,是卢汉临难叛友。”
  “卢汉有他的难处,志舟兄不必多所计较。”王振芳出点子说,“当务之急,应考虑如何体面下山,如何体面到任。”
  龙云点点头:“这样吧,烦代向中央报告,必须由宋子文上山来请,并接我赴重庆到职,不然决不去渝,宁与五华山同归于尽!”
  “宋子文既是当朝国舅,又是行政院长,由他来接,体面而又隆重。”王振芳拍板说,“我马上飞重庆报告,完整转达志舟兄的话,有把握促成之。”

  国舅迎请 杜聿明代蒋背过

  10月5日,宋子文果然飞来了昆明。宋一下飞机就驱车五华山,见了龙云的面,就以内疚的口吻说:“此事全由委员长等几个决定,我与美龄全然不知,及待晓得,木已成舟了。”
  “宋院长屈驾来接,深自不安。”龙云且不管他真不知假不知,客套两句后说:“另有个小小的要求,盼能准允。”
  “但说无妨,只要在我的职权之内,自当尽力。”宋子文的话可进可退。
  “小事一桩,宋院长点头就行。”龙云先“将”住他,“中央既称调我去军事参议院任职,就得有个调的样子。离开昆明时,全城应悬旗结彩,鸣放鞭炮,以示欢送,让我高高兴兴走。”
  “好说。”宋子文爽快地点头,“志舟兄荣升,理应走得风光体面,届时我来山上恭迎,同去机场,同机赴渝,怎么样?”
  龙云点头说:“多谢宋院长关照体谅。”两人当下约定,6日下午启程。
  送走宋子文后,龙云心生反悔,感到恶气未消,不甘就此了事,欲作鱼死网破的一搏。他与张冲、龙绳祖商量,托出自己的打算:明日乘宋子文来接的机会,以机枪开道冲出城去,沿滇缅公路出境去越南,率滇军杀回云南,报这一箭之仇。
  张冲即表反对,理由是昆明内外都是杜聿明的部队,难以冲出去;即使冲出了昆明,离边境还很远,必遭层层堵截。龙绳祖也说毫无成功的把握,劝龙云勿作冒险,以免无谓牺牲。
  “难道就这样俯首就范甘受羞辱?”龙云以拳击掌,仰天长叹。
  “龙主席,卑职有个建议,待宋子文来接时,将他扣为人质,迫他令杜聿明的部队撤出昆明。”张冲说。
  龙云沉思稍顷,摇摇头:“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冤有头,债有主,今次并非宋子文砸我龙云,不应使宋子文为难。”
  张冲又出一计:“那就改在飞机上行事,以武力胁逼机师改飞河内,到河内让宋子文原机回重庆,他不会受伤害,不过虚惊一场而已。”
  龙云尚未表态,龙绳祖先表示反对,因为空中不比陆地,危险性更大,一旦机师抗命不从,后祸难量。龙云考虑一阵后说:“就按机上行动方案准备。”
  次日午后2时许,宋子文又如约上山,与龙云一道下山,坐同一辆轿车去机场。所经街道,果然各式彩旗招展,欢送横幅高悬,鞭炮声不绝于耳,众多市民或聚集门前檐下,或探身窗口,依依惜别向车队频频招手。龙云令放慢车速,不时挥手致意,说不清是喜是悲,热泪汩汩而下。
  车至巫家坝机场,穿过杜聿明专为布置的仪仗队,在飞机舷梯前停住。龙云刚跨下车,杜聿明紧走几步迎了上来,抬手行了个军礼,不无颜地说:“对不起了,龙院长。”
  “杜司令官,你辛苦了,功劳莫大!”龙云的话明显是讽刺。
  杜聿明不敢正视:“奉命行事,使龙院长受惊了,请多原谅。”
  “赶快收拾善后,恤死救伤,不要因为我而对不起云南父老姐妹。”龙云头也不回上了飞机。
  发动机轰鸣,飞机开始滑行,昂头斜插云空。昆明在脚下远去,副官与龙云耳语:“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动手?”
  龙云双目微闭,未有答复。
  几分钟后,副官又催问。张冲、龙绳祖也都紧张地等着龙云一点头。哪知龙云手一摇:“原计划作罢,去重庆。”
  事后,他向张冲等讲了临时变卦的原因:考虑再三,蒋介石可以卑鄙得像小偷一样对待我,我若以同样卑鄙手段对宋子文,心中有愧。再则,驾驶员假使不怕威胁甚至拼命,就有机毁人亡的危险,就更对不起宋子文了,也就再无机会以图将来了。
  红日西沉时,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降落,陈诚与蒋经国在机场迎候。小蒋热情有加对龙云说:“龙院长一路辛苦,父亲请您吃便饭。”
  “心绪不佳,恕难领情。”龙云钻进车子,去了李家花园下榻处。
  “龙院长今日飞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消息见诸报端,传扬街巷。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倒龙”的内情传了出去,激起舆论鼎沸,责为“小偷式的袭击”。
  面对各方责难,蒋介石早有应对良方,把杜聿明召来,嘉勉几句后说:“你解决了龙云,立了大功,可是得罪了龙云,社会上颇有微词,你应为中央分忧。”
  杜聿明当然明白蒋介石的言下之意,与其吃罚酒,不如吃敬酒,于是作慷慨之态说:“只要对党国有利,卑职个人的荣辱在所不计。”
  “嗯,很好。”蒋介石脸上的笑容泛起,“你识大体,明大义,我是明白的,你先休息一阵子,然后再让你出来。”
  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
  此项命令,意在缓和舆论,安抚龙云,为己掩饰。对杜聿明,则是明降暗升,撤职之后并未查办,不久把他调往东北“戴罪立功”,担任了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东北保安司令。
  蒋介石“倒龙”以胜利告终,然只是第一个回合。他导演的这场戏,促成了龙云反蒋投共,经诸多磨难,龙云终于秘密脱离牢笼,奔向光明与自由,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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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03:38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叶子龙[转帖]


  1998年中央电视台《世纪回眸》栏目为拍摄一部专题片,当时担任编导的吴海悦找到我,让我担任制片主任,负责外联,采访当年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当中,有叶子龙、张木奇、李银桥等。因为我的父亲杨平曾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我和这些老同志都很熟悉,所以我很快就做好了采访安排。首先,我们决定采访当年担任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的叶子龙。
  当时我们前去采访的有编导吴海悦、摄像关利华和我共三个人。我们来到位于京城东交民巷一所旧的洋式楼房,叶子龙离休后就住在这里。

  叶子龙名字的由来

  叶子龙1916年出生在湖南省浏阳东乡平安洲一个小店主的家庭。他家没有土地,主要靠父亲经营一间日用杂品的小店度日,一家人过着艰苦平淡的生活。
  叶子龙的父亲是一个温良恭俭的小商人,最初他给叶子龙起的名字是叶良和。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浪潮波及浏阳。当年只有10岁的叶良和,同其他青少年伙伴们,都被动员起来参加了革命宣传。他们学着那些革命人的样子走上街头,摇着小纸旗,边呼革命口号,边撒传单。当时一些小伙伴都给自己起了新潮的名字,他们也提议叶良和改个名字,并说就叫叶子龙吧,因为古代有个三国名将叫赵子龙,是个大英雄。尽管当时叶良和没有表示同意,但叶子龙这个响亮的名字随后还是被大家给叫开了。

  参军后第一次打仗

  叶子龙13岁就参加了革命,当上了“娃娃兵”。他被编入红六军。红六军总指挥是黄公略,后来红六军改为红三军。
  叶子龙参军后仅四个月就直接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第18师的战斗。当时红三军担任的是正面阻击的任务,经过了非常艰苦的战火。这一仗红军打得非常漂亮,打掉了敌人一个师部和两个旅,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毛泽东主席对这次胜利特别高兴,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词作为纪念,其中有一句“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指这次战斗。
  1932年,叶子龙16岁,组织上抽他去学了一段时间文化课,后来调他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事译电工作。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前夕,组织上又调叶子龙到了邓发领导的中央保卫局红军工作部。

  第一次接触毛泽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叶子龙在新组织的红一方面军中担任机要股股长。那时毛泽东直接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所以叶子龙实际上是一直追随毛泽东行动。当时毛泽东的参谋是黄有风,实际从事的是秘书工作。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毛泽东感觉到机要股已不适应战事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股长地位太低,不能直接和军事上层领导人接触,机要电报文件的发送还要转经几道,容易贻误战机或出现差错。所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机要股升格为机要科。叶子龙因此从机要股长升为机要科长。
  机要股刚改机要科,叶子龙就收到了封急电。他还按照老习惯,把电文交给毛泽东的参谋黄有风。黄有风没有接,对他说:“你现在是机要科长了,应该自己亲自把电报送给毛泽东主席。”
  叶子龙走到毛泽东的住房前喊了一声报告,就听到里面答应让他进去。叶子龙进门后看到房里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两个人。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在一起,叶子龙就有点紧张。毛泽东看了他半天不说话,使他更加局促不安。叶子龙把电报交给毛泽东后两只手不知道应该放到什么地方,正准备转身退出去。这时,毛泽东开口了———也许由于听出了叶子龙的湖南口音———就问你是哪里人啊?叶子龙回答是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听了后便笑着说:“我们还是老乡呢。”随后毛泽东又和叶子龙拉了几句家常。因为叶子龙不认识贺子珍,毛泽东又给他们相互做了介绍。从此以后,收到的电文都是由叶子龙亲自送给毛泽东。

  兼任毛泽东秘书

  根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底至1939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置秘书一事。此时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长的叶子龙又多了个职务:兼任军委主席秘书。
  1939年5月,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兼任毛泽东秘书。陈伯达当时还兼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还是中央问题研究室主任。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所以陈伯达并不整天在毛泽东身边。
  1941年2月1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当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等五项内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到秘书处工作。
  胡乔木从那时起就成为毛泽东秘书之一。他的工作性质和陈伯达差不多。叶子龙回忆说:“他们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报告,负责整理会议记录。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部分理论和宣传工作,所以他们都不经常在毛泽东身边。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田家英经胡乔木推荐,也成为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五大秘书,都到了毛泽东身边来了。”“五大秘书”当中,只有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时间最长。

  一次毛泽东发火叶子龙终生难忘

  1949年3月23日,叶子龙随毛泽东一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
  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在河北涿县乘火车赴北平。上午到达了北平清华园火车站,然后改乘汽车来到了颐和园。谁知到了颐和园,只见四处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原来是怕国民党特务潜伏行刺,园子里的人都被时任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派去打前站的人赶走了。已到中午时分的吃饭时间,结果饭也没得吃,连水也没得喝,而且下午还有重要活动。“人都哪去了?”毛泽东发火了。
  社会部的人立即解释说,为了安全把人都赶走了。毛泽东说:“看看你们做的蠢事!老百姓是水,我们是鱼,你们把水排干了,那鱼还有什么安全?安安全全地**吧,饿死吧!这是到了目的地,不然的话,全部开除你们的党籍!”
  这是叶子龙跟随毛泽东多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发这么大的火。随后,叶子龙他们和社会部的人赶紧跑到颐和园外边,四处寻找,总算找到了一个店,买了些饭菜,带回来给毛泽东,马马虎虎地对付了一顿。
  饭后,叶子龙他们陪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在北京西郊机场与前来欢迎的北平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接着又检阅了部队。这时毛泽东午饭时的怒气全消了,显得十分兴奋。
  晚上,毛泽东和叶子龙他们没有再回颐和园,而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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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0 09:38:13 | 显示全部楼层

八路南下支援新四军 [转帖]


就在刘春雷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在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开国中将)的指挥下,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冀鲁豫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了。根据命令,南下支队火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一梯队不准救护伤员,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

此令一出,全团惊悸。这是最紧急状况下的行军纪律,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在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大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焦急得不得了,准备豁出命去救援。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人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当时严格保密,并没有被透露。

10月,国民党以三个师、六个纵队的兵力对新四军四师实施南北合击,四师参谋长张震(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心自己抵挡不住,就向正在湖西地区的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使用了已故师长的名字——彭雪枫。

杨勇和苏振华都是彭雪枫的老部下。彭师长当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杨副司令员是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副政委是五师十三团政委。所以,两人接到这个求援电报,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精锐主力火速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

行军越紧张,就越需要把战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匹筹粮筹料。战士们的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必须时刻留神观察,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大刘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却见他一头撞了上来,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敌人察觉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新四军四师随即进行反攻。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

原来,顽军方面提出要停火谈判,新四军就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冀鲁豫的三个主力团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打土顽,搞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儿也用不着八路军帮忙。

新四军和国军谈判,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实际上充当了谈判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当年的“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骑兵团是从陕北杀到冀鲁豫的铁骑兵。有这样的老牌部队兼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胆战一阵的。

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南下会师变成了“南下旅游”,长途奔波一场却没捞到仗打,这让大家多少有些不自在。本来嘛,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没有使用过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有些人还埋怨新四军小题大做,把老八路喊来喊去的。有一次,冀鲁豫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是个二愣子,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起立,上刺刀!”硬是把别人赶了出去,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还不错。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

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

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

临走之前,当地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战斗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冀鲁豫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春雷领到了三块六。当时,涡河一带的工业品紧缺,农产品却很便宜,五角钱可以买一斤牛肉,十个鸡蛋才一角钱,于是大家吃了牛肉又吃鸡蛋,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年度任务的,比如骑兵团,1944年有一项指标是缴获重武器一百件。现在眼看要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可是各路敌人都躲得远远的,八路军遇不到对手,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沛县。

不过,刘春雷倒是有点收获。部队经过永城的时候,找了个大户人家住下。大刘大概是住在了别人的书房里,满架子的各类典籍他看不懂,翻来翻去,突然就翻到一本有许多插图的书。这本书是讲怎么做西洋体操的,字不多,可画了不少示意图,男的肌肉强壮,女的曲线妙曼,十分好看。那时候,成天打仗的农村小伙子没见过这个,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大家抢来抢去地看图画,结果就把书扯破了。怎么办?当排长的掏钱赔偿呗!于是,刘春雷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可惜的是,这个体操课本没过多久就被五马分尸,大家一人一页地瓜分了;大刘最后一个体操动作也没学会,真是浪费了教材。

回到沛县,湖西这边的战役也结束了,南下支队的使命完成,宣布解散。

九团团长匡斌(开国少将)神秘兮兮地来找况玉纯,约他去单县打仗。原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二十九纵队(时锡久部)进驻了单县东北的插花楼。匡斌的意思是想要骑兵团先快速过去把敌人监视起来,九团再随后赶到,两家一起把时锡久消灭掉。

匡团长约骑兵团当帮手,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动作快,能追逃也能打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骑兵不擅长攻坚,真正打据点还要靠他们九团,他的算盘打得倒挺精。反正有仗打就是好事,况团长立刻答应了。不过,匡斌敢不打个招呼就把部队拉出去打顽伪军;况玉纯可不敢,于是就请示了上级领导。

骑兵团急行军九十华里,赶到单县插花楼西南五里的大朱庄村,敌人派到村里催粮款的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八路军俘虏了。时锡久的小老婆跑到村里来玩,也被骑兵抓了起来。

几个步兵团也相继赶来。最先到达的是七团和八分区独立团,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开国中将)指挥他们迅速把插花楼据点包围起来。等九团匆匆赶到时就只剩下看戏的份了,把匡斌气得哇哇叫。那时候,打游击是个零打碎敲的苦差事,攻城拔寨的油水要大得多,九团好不容易订下的菜,却让七团先上了桌,难怪匡团长要发脾气。

插花楼这里,时锡久的千把号人多是些土匪流氓,装备和战斗力不怎么样,据点工事也很一般,八路军的主力团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多余的部队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匡斌团长就决定带部队回巨南(巨野)去。

“怎么?你们骑兵团还准备在这里等分红啊?”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团干部之间有个民主协议,叫做“战场缴获奖励分红”,差不多就是见者有份的意思,主要用意是照顾小编制团队和地方部队。

况玉纯笑着劝匡斌别急着走,按他的看法,时锡久被围之后,单县的日伪军就会出来帮忙,到时候打援一样能发财。

“二十九纵队可是国民党顽军,如果单县的敌人不出来支援呢?”匡斌有点不信。

“再等等吧,如果敌人出来支援,就一定会有日本鬼子参加。”

匡团长听说日本兵要来,就去组织部队准备打阻击。

骑兵团也一门心思地想打援。李树茂告诉大家:“单县的伪军警备大队总共五百多人,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日军守备队有炮有机枪,咱们一定要把大家伙搞过来。”战士们摩拳擦掌,兴奋得不得了。

在插花楼阵地,七团和独立团按部就班挖坑道。

刘春雷跑去看热闹,发现他们有的在挖坑,有的在休息。几个神枪手闲得无聊,对据点里喊:“喂!你们有胆量就冒个头出来啊!”顽军们倒也有趣,不敢露头却伸手在墙头上摆了一块砖,这边立刻开枪,把那砖头打成几截。于是,外边的八路鼓掌,里面的顽军也喊好,接着又摆上一块砖……八路军在阵地上唱:“晴天呀晴天,蓝个莹莹的天……”顽军也在据点里吼:“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听见楼下乱纷纷……”大家就好像是在做游戏一样。

看样子,插花楼这里也在等着单县的日伪军。

等来等去,11月24日,终于把日伪军等来了。

单县的日军宇贺中尉、森方小队长带领鬼子守备队和伪山东警备总队第一大队前来增援,在常老家村附近遇到了八路军九团的阻击。

骑兵们关心的是日本兵来了没有。李树茂拿起望远镜一看,高兴地喊:“来了来了,带了两门步兵炮!”接着就听见团长下命令:“出发!出发!”

刚从大朱庄出来,就听见插花楼那边“咚咚”的炮响。那是七团的人知道鬼子出动,连实施坑道爆破都等不及了,直接用迫击炮平射轰击寨门,想赶紧解决掉时锡久,再回过头来打日伪军。骑兵们心说:想得美,哪有那么好的事!鬼子的这两门炮我们预定了,任谁也抢不走!

插花楼那边开打了,时锡久的人马抵抗了一阵才发觉不对:“不好了!真的是老七团打上来了。”其实,从包围插花楼开始,战士们就一直在喊:“我们是八路军八分区七团,赶快投降。”可时锡久的二十九纵队根本不相信。

顽军不上当的理由倒也很充分。首先,老七团的名声太大,以往随便哪个土八路都喜欢借这块招牌吓唬人,游击队动不动就喊“我们是老七团”如何如何的,次数多了敌人也就无所谓了;其次,时锡久也知道八路军七团、十团、骑兵团都南下打仗去了,他可没想到南边的顽军那么不经事,七团这么快就能回来打他。

更重要的是,插花楼的顽军没有看见“老七团的行头”。

七团有个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有一门九二步兵炮。这门炮是1941年缴获的,直到1944年,冀鲁豫军区装备有大炮的八路军步兵团只有七团这一家,威风得很。每次打攻坚战,炮兵连都把大炮摆在显眼的地方吓唬人,所以见到九二步兵炮就等于遇见了老七团。

不过,虽然有炮,却缺少弹药,军区兵工厂一个月也造不了几发炮弹,七团的大炮也是摆样子的时候多,开火的机会少。这次南下,七团干脆把大炮零件拆散埋在土里了。没了行头,也就难怪时锡久的手下不认账。

八路军在外面挖坑道,二十九纵队不急不慌的,还以为对手是独立团的土八路。等仗打起来,冲锋号一响,那队形、那战术、那火力、那气

势……霸气十足啊!顽军这才发现不对头,赶紧往回缩,直喊:“完蛋,真的遇到老七团了。”

七团猛攻插花楼,骑兵团就从大朱庄出发,向敌侧后方迂回包抄。大朱庄的老百姓挺有意思,也许是距离敌人较远,他们不害怕。也许是没见过骑兵打仗,觉得稀奇,反正男女老少都端着板凳椅子上房顶瞧热闹,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像是看大戏一样。

远处,敌人正在进攻九团阵地。伪军在前面拱,日军炮兵小队在后面助威,炮兵和伪军之间是日军步兵小队,伪军有四五百人,日本兵有六十多人。骑兵团的计划是迂回到日军背后,先解决掉炮兵,再冲击步兵。

炮兵是骑兵的克星。虽然步枪、机枪火力也会给骑兵造成很大杀伤,但在冲锋的时候,只要不打到要害,战马即使多处挂彩也能保持进攻姿态,这倒不是战马的觉悟高,而是因为受伤的马匹不离群,会主动跟着大队跑。但遇到炮火就不行了,炮弹一爆炸,马就惊慌得乱奔乱跳,骑兵能不被甩下来就算不错,根本顾不上进攻队形。

可炮兵也怕骑兵。炮兵移动速度慢,如果没有步兵的有效保护,很容易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骑兵进攻时,应该避开炮兵阵地的正面,从侧后方发起攻击。

骑兵团绕弧线迂回,大队战马踏起漫天尘土,被日军发现了,他们立刻实施干扰,接连几发炮弹打了过来。说起来,这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枪打得准,炮也打得准。

况团长命令一、三、四连作为第一拨实施进攻,三个红军连就以纵队阵型运动接敌。刚跑了没多远,又看见旗语指示:改向西南方向的贾庄快速前进!

原来,日军看见骑兵迎击上来了,就迅速向贾庄靠拢。贾庄是个有寨墙的村子,控制着通往单县的道路,如果让鬼子的步兵和炮兵占据那里可就麻烦了。于是,双方开始比赛速度,鬼子步兵拼命跑也比不上骑兵的马快,八路军的三个连冲进贾庄时,敌人离村子还有半里地呢!

骑兵进了村,鬼子却占据了村外的一片坟地,“噼噼啪啪”地打枪。李树茂立刻命令:“冲出村去,到敌人阵地拼马刀,消灭鬼子的时候到了。”三连防守住村子,一连和四连跃马杀向坟地。

马踏敌阵,一连的机枪手石双友来不及换梭子,就用机枪猛砸。不料被鬼子抓住机枪,一把拽了下来,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刘春雷赶到跟前,骑在马上不好下手,只得跳下来帮忙。大刘先拿手枪抵着鬼子扣扳机,卡壳了,气得石双友又哭又骂,他只好再用马刀在鬼子的腰上戳一下。鬼子瘫了,石双友也晕了过去,不知道是被累晕的还是被气晕的。

那鬼子挺倔犟,八路军卫生员给他包扎,他把绷带扯开;炊事员问他要不要“米西米西”,他咧嘴笑笑,摇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日军的小队长森方。

一连缴获了两门步兵炮,连长匡永盛赶紧指派了六匹马拉走,生怕有谁抢了他们的战果。有了这两门炮,骑兵团的缴获任务可以算是超额完成了。其他骑兵连队也都冲了上来,剩下的三十多个鬼子撤到了朱老家村。朱老家是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庄,老百姓早跑光了,鬼子钻进民房里躲着。骑兵把村子包围起来,刘春雷用马刀在土墙上掏洞,准备先弄个窟窿再丢手榴弹进去。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鬼子放毒气了”,一群人被熏得满脸眼泪鼻涕,纷纷往外跑。

其实,这毒气是八路军自己放的。特务连的一个小伙,南下作战时捡到个花花绿绿的罐子,弄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当做宝贝藏起来。他发现这罐子底部可以打开,还露出一截导火索,就觉得一定是个炸弹(还好他没以为是罐头),现在看见鬼子躲在房子里,小伙子就决定用炸弹把门炸开。他把罐子点着了丢在门槛上,瞧了半天,炸弹不响,却“突突”地冒绿烟。过了一会儿,它把房子里的鬼子熏晕了,也把围攻的八路熏得到处跑。

好不容易毒气散去,正准备再进攻,九团的团长匡斌来了。匡团长一到,就命令骑兵们撤下去休息,把最后消灭鬼子的任务交给九团。说话间,九团三营端着刺刀“忽啦啦”就把朱老家村围上了。

骑兵们很不甘愿,可人家匡团长的官大脾气也大,李树茂也不敢惹他。大家只好重新上马,去找伪军出这口恶气。(九团三营后来用逐房逐院攻击的办法,歼灭三十多个鬼子,捉了六个活的。三营九连还有个战士一人拼死了三个鬼子兵,被评为“拼刺英雄”。)

战场上,到处可以看见跑来跑去抓俘虏的骑兵,各连各排都跑乱套了。刘春雷听见马书龙说:“我们往南边追,把那些跑得快的捉回来。”大家都同意:“好啊,好啊!”

追出去三四里,看见有零零散散的伪军了,骑兵们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收容俘虏。这时,二营教导员王凤翔也来了,他提议:“再接着追,绝不让敌人跑回单县城去!”

于是又追,一直追到离单县县城只有两公里地,已经可以看见北城墙了,终于追上了最后的十几个人。这些家伙也确实跑不动了,趴在地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骑兵们都觉得好笑。

有个伪军军官,也许是觉得辛辛苦苦跑了那么远,眼看要跑到家了却被抓回去,实在气不过,再加上刘春雷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伤了他的自尊心。这家伙本来都已经交出手枪了,却又突然发疯似的冲上来抢夺骑兵挂在马鞍上的马刀,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教导员王凤翔抢先一步,抽刀把他砍倒了。

询问俘虏,这才知道他就是伪山东省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吴振海。王凤翔的这一刀挺厉害,直接把吴大队长的肩膀砍断,结果没走多远他就因流血过多而死掉了。

回去的路上,刘春雷发现路边有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大概是伪军们逃跑时丢下的,他立即捡了起来。其他人都弄不清这大铁锅有什么用,可大刘自有主意。当时,骑兵团的炊事员都是用家常的普通铁锅炒菜,每次做饭都要借用好几户老百姓家的灶台和炊具,不仅麻烦,而且动作慢。刘春雷是当过厨子的,会炒大锅菜,知道这口大锅对部队开饭有好处。

打下了插花楼,消灭了日伪军,领导们都很开心,于是就轮流会餐。刘春雷的这口大铁锅和他炒大锅菜的技术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其他连队的人到四连来会餐,觉得四连上菜又好又快,实在佩服,纷纷把刘大厨子连人带锅请去传授经验。于是大刘就从这个连吃到那个连,又从这个团吃到那个团。

缴获九二步兵炮的几个战士只吃了连、营、团三顿庆功宴,可刘春雷却吃了十几顿,搞得几个功臣直犯妒忌,嘀咕说:“嗨,咱们的两门炮还抵不过他的一口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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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0 09:40:01 | 显示全部楼层


以色列曾计划在非洲建国[转帖]


  犹太人的国度最初并未直接和以色列挂钩。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于1896年出版《犹太国》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候选方案:巴勒斯坦和阿根廷。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都存在一些“没有民族生存的土地”,正适合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生存的民族”安居乐业。
  早期的“复国”方案可谓五花八门:英国曾建议将非洲的一片土地卖给犹太人,作为“犹太国家”的奠基地,还有人打过中国东北或南美的主意,思路无非是利用犹太富豪的财力,购买无主荒地建国。后来二战期间,为避免大量犹太难民涌入美国本土,美国还秘密制定过《阿拉斯加发展报告》,打算把犹太难民迁往阿拉斯加。

  1903年,针对当时俄国的反犹运动,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向西奥多·赫茨尔领导的锡安主义团体提出英属乌干达计划,将英属东非的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作犹太人家园。如果犹太人愿意移民,他们可以开绿灯。通过考察发现,虽然这里气候与欧洲气候相似,比较适于欧洲犹太人移入,但高原上充满了危险的野生动物,而且那块地方人口本来就很多,是非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当地人可能不会接纳欧洲移民。锡安主义大会研究了考察团提交的报告后,婉拒了英国的提议。

  阿根廷方案是赫茨尔当初在《犹太国》里的两个备选方案之一,原因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广人稀,有不少德国移民,其中很多是犹太人。但阿根廷方案很快被否决。因为当地德国移民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并不占上风,所以犹太商人对此计划都不感兴趣。

  此时赫茨尔再度起到关键作用:他筹集到一笔巨款,赠送给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哈米德三世,正饱受财政赤字困扰的苏丹投桃报李,默许犹太人回归“锡安”。1882年,14名来自俄罗斯哈尔科夫的犹太大学生用《旧约》诗篇中提到的锡安山指代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叫做“重返锡安”的组织。1890年,“锡安主义”被奥地利人比恩鲍姆首先提出,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代名词。190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收购土地,安置移民成为有组织的复国主义活动。1909年,被称为“基布茨”的犹太定居点首次在巴勒斯坦出现,至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4万东欧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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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四位元帅密议国家安全[转帖]

引用: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矛盾的逐渐暴露,各国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愈加注重维护本国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还面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压迫和威胁,国家安全环境十分严峻。为了准确判断形势,毛泽东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身经百战的老帅研究国际问题,密议国家安全。


  毛泽东提议:四位老帅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召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当务之急做好两件事:一是分别到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具体负责。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国内战争临近的紧张氛围进一步加剧,分析战争的可能性和采取可行的对策已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十分紧迫的任务。

  4月1日至26日,中国祖国万岁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演讲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强调:“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祖国万岁、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绝不能够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不久,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的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要及时将涉外文电分送四位老帅阅读,并亲身选定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工厂作为蹲点单位。其中陈毅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剑英在新华印刷厂,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荣臻在化工厂。周恩来还就四位老帅蹲点期间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向所在蹲点厂的负责人作了细致交代。同时周恩来还要求四位老帅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3天,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每月由陈毅召集两至三次座谈会,研讨国际形势。

  刚开始,四位老帅认为,经毛泽东审定的九大演讲才对国际形势作了细致阐述,现在又让他们研究国际问题,对此有些不理解。于是,周恩来就向四位老帅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并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及时作出部分的以至全部的修正。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周恩来还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都在集中力量进行“批、斗、改”,而且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又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就是想让你们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你们除了蹲点以外,每星期还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而且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能够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周恩来还强调说,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能够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老总归纳几条送给我看,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又去找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谈话。两人见面后,陈毅就对熊向晖说:你是总理“点将”点到的。前段时间,我们四位老帅各自带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一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允许其他人参加。我一听就明白他的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怕惹祸并连累秘书。当时我就对总理说,你的批评和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但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也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都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事力不从心,能否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说,哪就让熊向晖协助你们。我说,好,赞成!并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说让我间接同你谈,你看能够不能够?熊向晖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进修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由于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这样就能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形势更有益处。陈毅说,这个意见好,我马上演讲周总理。

  几天后,陈毅告诉熊向晖说,总理让姬鹏飞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并强调此人要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于是,姬鹏飞就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立即就同意了。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上报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上作了批注,进一步向四位老帅明确了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6月7日下午3点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陈毅在开场白中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头。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演讲,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能够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仔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打电话分别通知大家。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作第一回。现在我们是四个老家伙,外加两位“壮丁”。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但他能够向我们通报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既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陈毅接着说,发言能够打断,也能够质问,还能够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但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能够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中国?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批示对我们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有些复杂问题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意见比较一致后再写书面材料上报总理。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再转呈主席阅读。讨论的过程和内容都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要遵守。

  陈毅的“开场白”讲完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虽然他们没有稿子和提纲,但个个发言都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在连续讨论了3个半小时后,他们的精神仍然很好。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而且讨论的次数也超过了预先计划的次数,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

  四位老帅判断:苏联暂时不会发动侵华战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国内的其它报刊杂志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继续揭露苏军入侵我国领土的****;二、愈加强调美苏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三、一再渲染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在此背景下,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6次共19个小时的研讨,并写出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7月11日,陈毅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呈周恩来审阅。

  《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主要阐述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同时强调,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能够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美国初次登月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时,承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同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同时西哈努克也派人见我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或其助手。他在信中呼吁,中美“20年长期交恶”,这种现状不应继续下去了。

  随即,四位老帅根据当时美苏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叶剑英说,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而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实施“两个放宽”政策,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而压苏联。聂荣臻说,葛罗米柯在半个月前反华的调子还那么凶,现在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向前接着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毅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人能够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

  8月1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当天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能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把中苏边境的本国居民赶走,并在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8月27日有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别国的核设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祖国万岁同伙进行试探”。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诬蔑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迸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
 针对时局变化,四位老帅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能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能够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能够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反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在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既定两手方针。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不断不松口,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另一方面美国搞些假和缓姿势,意欲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中国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今后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能够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四位老帅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讨,一致认为:一、《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苏修不会马上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二、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能够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陈毅建议:借重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越南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追悼会。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柯西金即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后因越方延误,没能及时将柯西金的这一要求传送给中方。随即苏驻华代办又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请求。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此时,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当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与他会谈后,立即于9月11日上午9时从杜尚别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会谈。

  会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处理的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中方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有足够我们开发的空间,而且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更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动很多军队到远东,并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中国就要坚决抵抗到底。三、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首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对于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领导人均未到机场驱逐,这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可能并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三是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曾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人、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中苏迸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迸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为此,四位老帅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对相继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9月13日,四位老帅还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17日,四位老帅将写好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呈周恩来审阅。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指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并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备发动突然袭击,这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祖国万岁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企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时维持边界现状或处理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祖国万岁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强调,“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也“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从“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即可看出此意图。与此同时,苏修生怕我们联合美帝对付它,于是在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中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明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苏联“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章在列举种种有关战争因素的基础上,最终认为“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还针对“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时,建议:我们在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也可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会谈,我也能够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同时,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毅还就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设想,并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

  陈毅认为,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接近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处理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方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认为美国也会向中国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处理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在高级别会谈中谋求处理问题。举行的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也能够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于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说这两项决定的作出,与《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不无关系。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四位老帅经反复研究写出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判断正确,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后来,的确苏中战争没有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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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11:58 | 显示全部楼层

金援蒙古30亿,能养多大一只白眼狼? [转帖]

这是我见过的最狮子大张口的外交诉求:
蒙古国1月15日“要求”中国政府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以应对其国内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是“要求”而不是“申请”。
据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蒙古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3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9.9%。GDP增长率也是处于世界前列的,相当相当高!
但它向中国“要求”的贷款额度就等同于其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向某国一次性借4万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一次性向某国借13万亿美元的贷款。
看来,蒙古国的领导人和蒙古国的人民,其实不用搞什么生产,只要有人肯向他们贷款,每年的GDP就可以疯长。
这太……太……太不要脸了!
不知道他们想没想过向中国借比全年GDP还多的钱,要拿什么还?又什么时候能还上?
之前看到许多资料,中国就是在当年经济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曾向一些东欧和东南亚的“兄弟国家”金援数百亿人民币(那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远高于现在),光是大米就运过去数万吨,但你看看现在那些被中国“喂”肥起来的国家都哪儿去了?
我就纳闷了,2005年乔治·布什第一次访问蒙古国时,蒙古国不是说美国是它的“第三邻国”吗?2005年蒙古媒体的调查还显示,蒙古年轻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会说英语已经是件很时髦的事,蒙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它一切的对外通道都被控制在中国和俄罗斯手里,但2000年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个国家似乎试图把打破中俄的外交局限而和美国搭上关系,再和日本搭上关系,作为一项非常崇高的国家战略,这次如果向美日借这么大一笔钱不正是它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吗?
蒙古国政府在向中国“借钱”的声明中说,向中国申请的30亿美元贷款包括两个部分,10亿美元为稳定其银行系统,另外20亿美元则将用于道路建设、工业和农业项目,以扩大与中国贸易。而蒙古国财长称,如果铜的价格继续下降,将削减经费。他还透露,蒙古国政府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能的贷款进行谈判,目前还不清楚蒙古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具体金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称目前正在乌兰巴托就此事进行磋商。
据美联社评论,蒙古国向中国“要求”援助这一行动“反映了中国正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发展成为蒙古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为了把蒙古从“冷战时期的敌人”买通为“蒙古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必须付30美元的买路钱,妈的,小小蒙古,曾经的中国领土也跟着美帝国主义学会了这样的强盗逻辑――难道中国不付这30亿美元,蒙古国还要继续和中国做“冷战时期的敌人”不成?
中国,你瞧瞧自己吧,连GDP还不如你一个市县的蒙古国都有当你“敌人”的资格,你怎么混的!
关于蒙古,我看到过一条算得上触目惊心的来自民间的说法:
1990年蒙古国在脱离苏联控制就直接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在蒙古国最上层的领导人中,许多都得到美国的资助去美国留学,这个国家包括思维方式的完全西化程度在亚洲国家中数一数二,据在蒙古生活过的中国人讲,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感情可以从许多蒙古Hip-hop歌曲上看到,比如有一首《Fu×k Chinese》,赤裸裸的宣扬对中国人的仇恨和法西斯主义,许多蒙古青年认为蒙古的落后和贫穷是中国人造成的(中国控制着它的出海口和空中航线),在民间,蒙古国的民主选举是就是对中国仇恨的放大器,政客们只要大声的对中国人辱骂,就能骗得选票,这就是蒙古的政治现实,但却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而现在在其首都乌兰巴托,中国人经常被蒙古人袭击,整个乌兰巴托你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但是可以看到韩文、日文、英文,蒙古国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法西斯团体,赤裸裸地宣扬对中国的种族主义。
每年8月,蒙古国代号为“可汗探索”的大型军演。这项演习被国际军事观察家和政治分析家视为蒙古国试图游走中美俄三大强国之间,寻求最大发展空间的微妙平衡手段。2008年的“可汗探索”演习因为北京奥运会而推迟1个月举行,许多观察家把原因归为奥运期间中国的禁飞令让外国空军无法借道,也有人认为是美国太平洋上的战略力量要以保卫出席北京奥运的布什总统和美国高官为主业;但2008年9月5日“可汗探索”军演还是由蒙古国联合美国、印度等其它4个国家的军队如期打响;据2006年第一次“可汗探索”大型军演的消息,该军演是由蒙古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际维和行动倡议基金”共同举办,演习费用由美方承担,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国已被称为是美国楔入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肉中刺”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以反恐为幌子,利用与蒙古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机会,在蒙古境内设立了雷达测控和电子监控站点,并在边境地区提供巡逻无线电通讯和工程支援。美国最大的国家智库兰德公司曾经出炉一个报告认为美国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从蒙古秘密基地出发的特种部队,将为美国空军精确寻找指示大庆油田等目标,切断可能的中俄石油管道,破坏京哈铁路,切断东北与内地交通进行心理战。如果在蒙古设置军事基地,只需部署部分机动部队和中程导弹,即可起到由北亚、东亚直至中亚地区的战略威慑。
据日本媒体2008年4月8日报道,中日蒙三国的一个所谓民间跨国组织(纯粹的一个出卖中国利益的组织,居然有中国地方政府的参与)正在推动一项名为“东方大通道工程”的资源运输计划,旨在通过铁路及海运将蒙古国丰富的地下资源运往中国和日本。报道称,在这一运输计划下,蒙古的资源将通过铁路从东部的乔巴山经中国的吉林省运至俄罗斯临海港口扎尔比诺,再通过海上运输将资源运至日本的秋田、舞鹤等地。从采矿基地乔巴山至蒙古国境需要修筑约500公里的铁路。而从那里至扎尔比诺则可利用现有铁路。铁路总长度将达到1800公里左右。预计工程耗资近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有望在2012年完工。
在这项计里里,明明是完全控制着蒙古国资源出海口的中国,只能是一个通道提供国(修铁路的干活),赚一点小费,而不能在其能源出口上分得一杯羹。
我记得当时,我的朋友、外交评论家单冰茸先生曾专门撰文指出这一计划本身就旨在根本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蒙古想利用日本来制衡中国,而日本则想利用中国为它廉价运输蒙古的资源并对蒙古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进行渗透”。
因为蒙古国天生就是一个地理上受制于中国的世界最大内陆国家,它离开了中国的大量经济援助和政策支持,国家经济恐怕两个月都撑不住,现在,是谁让蒙古国可以一边嘴里吃中国的,另一边却和美国、日本眉来眼去打得火热!一个GDP不如中国某市县水平的国家居然也玩弄起“大国外交”来制衡中国--从国家之间尊严平等的道义层面上说,蒙古国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但中国,你让蒙古国有这样的想法并敢于实践就大有问题了。
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国一年一度的“可汗探索”军演不但不邀请中国而且还要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的主要原因。
好!
但是!
2009年初,蒙古国最终“得瑟”到向中国伸手的时候了,而且一伸手就是30亿,美金。
据我所知,其实,从1950年代开始,因为苏联的关系,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蒙古的援助,1950年代初中国曾派遣援蒙员工两万多人,帮助蒙古国建起了一座座工厂,一条条贯穿各地的马路,然而,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之后,2万名中国劳工最后却被蒙古国驱逐。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有大量的中国商人进入蒙古做生意,据说2007年入境蒙古的中国商人数量达到20万人,而此时蒙古国全国的总人口才280万人,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在蒙古国已经可以涉及到任何一个商业领域,蒙古国GDP近年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其中最大的外援力量就是中国商人。
但无论是在民间和官方,蒙古国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排斥的,除了国家层面以每年以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以与日本的能源输出合作抗衡中国外,在民间,中国商人和企业在蒙古投资经商得不到安全保障的事例比比皆是(见附文),这些虽不多见于公开媒体,但网络间这样的控诉可以查到许多,所以,蒙古国恬脸要向中国伸手借30亿美元渡难关,证明已经到了它再不能从那些曾帮它制衡中国的“第三邻国”手里再借到钱了。
“乐善好施”的中国还能借钱给蒙古国吗?
答案是“借”,没什么不可以借的,但要看怎么借,借多少。
单冰茸先生给出以下中国可以向蒙古提供这笔贷款的条件,也是“要求”式的:
在国家层面上:第一,蒙古必须完全停止与美国、日本等国举办的并由美国人买单的联合军演;第二,为中国提供其矿产资源的优先开采权,以现在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在蒙古国的存在,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垄断在蒙古的外国资源开采权;第三,中国绝不为日本或其他第三国投资蒙古矿产提供运输通道,想买就把钱交到中国人手上。
在民间层面上:第一,确保中国公民在蒙古国生活经商的人身财产安全,不能出现第二个“印尼排华潮”(印尼排华潮其实是该国官方与民间双重意志的作用),要让中国公民有尊严地在蒙古生活;第二,蒙古国地方警察与法院必须对危害中国公民安全的不法之徒绳之以法。
除此之外,之所以支持中国对蒙古国提供贷款,我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根本不用按其开出的30亿美金的巨大额度的提供贷款,只需要最多提供3亿美金足矣。
据说,现在温州就有700亿美元的民间游资因为金融危机的打压无法释放,可以到蒙古买矿山,蒙古国是世界矿产资源大国,其矿产蕴藏量居世界前20位。已发现和确定了80多种矿产,目前有800多个矿区和8000多个采矿点。主要有煤、石油、铜、锰、钨、钼、铝、铅、锌、汞、锡、金、萤石、岩松石、磷、石棉、石墨、云母等矿产资源。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中国借多少钱给蒙古国,而是这一次能不能让蒙古国政府彻底认识到,它们的那些得罪中国或者试图与美国拉近而制衡中国的作为,本身就是愚蠢的自找的灾难。
正像本文发表后一位读者在评论中写道的:在世界大格局的博弈场上,中国的份量越来越重,一味缩手缩脚只会失去主动权和制胜良机。
附文:中国人在蒙古国受到打压
之一:
中国在蒙企业是这蒙古国对中国的那种抵触情绪的最大受害者。山东正元公司2003到2005年间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他的外资企业便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在乌兰巴托,曾有多名中国劳工向我倾诉自己在蒙古被打被抓的遭遇。在二连浩特的一个中国人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
之二:
曾有两个在天津大学就读中医的蒙古女学生说过:“以前在乌兰巴托,我们对中国人印象很坏,因为他们总蒙骗我们,但来到天津后,才发现中国人不是都那样。”问题是,绝大多数蒙古人接触不到各阶层中国人,所以容易把有损中国人形象的小商小贩以偏概全。经济上严重依赖外国的蒙古,对今天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却始终充满戒心。在蒙古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说“外蒙古”一词就如同在朝鲜千万不能说“韩国”,只能说“南朝鲜”一样。蒙古人对于“外蒙古”的称谓耿耿于怀、极为反感,因为,这种称谓意味国家主权的高度敏感性。同我国对于蒙古报道极少一样,蒙古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也不多。相邻的两国彼此其实很陌生,最近,蒙古出现一家独立电视台专门介绍中国。不过,是专门批评中国政府和在蒙的中国劳工和中国商人的。这个节目强化了蒙古人民对于中国社会的误读,极大地毒化了两国的民间交往。
之三(据网上一位蒙古国留学的同学的帖子):
2007年10月22日22点,蒙古国,东方省乔巴山市某旅店,嘭嘭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开门看警察站在面前,敌视的目光扫遍一个中国人的身躯。对我们进行例行检查。在呵斥声中,我穿上衣服踏上了异国的警车,22点30分,和其他9名同胞一同被带到了警局,下车后随即被一声类似魔鬼般的嚎叫声驱进屋,警局的局长勒令示意我们一字型的排靠在墙边,一个同胞因站的靠前了些被警局长飞起的兽蹄踢在了裆部,疼痛不堪,警局长手中拿着被收缴上去的我们十本上面烙有庄严中国国徽的护照,被这个畜生羞辱蔑视的撇到了地上,这一脚踢没了我们的自尊,踢没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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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蒋经国不是蒋介石亲生?蒋纬国临终开口[转帖]


  
   华夏经纬网

  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在台湾刚刚逝世不久,一家名叫《商业周刊》的杂志,便最先刊发了一条有关蒋纬国生前的秘密,其中最让世人震惊的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所生!

  原来,台湾中兴大学教授范光陵,在蒋纬国临死之前,曾有幸携带一架小型录音机,数次来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的单人病室里,面对面与蒋家第二代惟一健在的传奇人物交谈,并留下了八盘录音带。

  《商业周刊》在引述范光陵教授所提供的录音资料时,曾加编者按语说:“蒋纬国先生曾在1994年夏天亲口对范光陵说过:蒋介石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但是他确实是因为狗的咬伤,从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个按语最能吸引读者。蒋纬国将蒋介石多年不肯露出的底子,一下子给揭了出来。

  《商业周刊》专文指出,若从蒋经国登记的出生时日推断,其母亲在受孕之时,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怀孕期间蒋介石并没有回国,而毛夫人也没有远行赴日本,因此蒋经国的身世便留下了不可解开的疑团。另外,该刊也举证说,蒋介石生前曾经娶了四位妻子,但却只有蒋经国这一名子嗣。

  该刊在引叙蒋纬国的说法时,直指毛氏夫人与婆婆王采玉与同族亲属××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蒋介石留学日本时期两人的关系更是非比寻常,也因此才招致了蒋介石的休妻之举。但是有关蒋、毛的仳离,各方说法不一。也有人认为蒋经国是抱养来的,并非出自毛氏。《商业周刊》的文章说,由于此事涉及毛夫人的名节,范光陵教授极为谨慎。他对记者说:蒋纬国也许会忘记或错记,但是决不会说谎。范光陵表示:此事蒋纬国曾经多次向他们这帮朋友们提及,也曾一度要求他不得公布出来。然而,在蒋纬国死后,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公布于世。范光陵说。蒋纬国对蒋经国并没有恨意。但对蒋经国的生母颇有一些微词。范光陵说:哥哥对他的不快,多次是起因于毛夫人向蒋经国反复灌输的对姚夫人和他(蒋纬国)的敌意。

  该刊的文章表示,范光陵与蒋纬国生前极为熟悉。蒋纬国生前在病榻上曾多次对他提及身世问题,并留下了八盘录音带,范光陵说:蒋纬国的这些遗言,并不是想诬陷某个人,他只是想澄清外界的传言,以及为什么与蒋经国之间不睦。

  具有苏州人性格的蒋纬国

  临终不再“忍”

  1994年夏天,范光陵获悉老朋友蒋纬国病重住进“荣民总医院”的消息以后,他作为学者也作为朋友,希望为蒋纬国录下一些日后可供史家们研究的资料。在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荣民总医院”的六病区———那个蒋家辉煌年代不准普通患者随便进入的特殊病室。如今物换星移,蒋纬国所住的房间里空空荡荡,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治病的地方,甚至连普通患者的病房也不如,冷冷清清。范光陵正是见到这种处境,更认为有必要为不久于人世的蒋纬国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那以录音留存历史见证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了。

  范光陵在那段时间,多次与蒋纬国以聊天的方式,了解到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蒋家内幕。其中特别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的亲生!以及蒋介石在四岁时,被野狗咬坏了生殖器,从而失去了男人的生殖能力等事情。

  范光陵十分了解蒋纬国的为人,一生都是最讲“忍”字的,他认为蒋纬国具有苏州人的性格。而关于兄长蒋经国,从前蒋纬国是从来不敢有任何微词的,即便是在最要好的朋友范光陵面前,蒋纬国多年以来也是谨言慎行,从不敢多说一句话。

  范光陵迄今还记得,蒋纬国是以一种多么艰苦的心情,向他娓娓说出积郁在心里数十年不敢向外人倾吐的往事。凭着范光陵的直觉,他认为蒋纬国对他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决不会有任何图报复和泄私愤的成分,那是他的感情的真实流露!

  风波迭起的记者招待会

  不久之后,孔祥熙的后人孔令仪公开站出来质问蒋纬国,并且否认蒋纬国对范光陵所讲的那些话具有真实性。这一消息,对范光陵来说当然是打击最重的。因为任何人的否定他都可以不加理睬,可是惟有孔家的人出来说话非同一般。因为宋美龄的讲话最让世人信服,而孔令仪恰好是宋美龄在纽约居住时身边最亲密的人士之一,也可以说孔令仪就是宋美龄的代言人。

  范光陵急忙去看台湾《联合报》上登出的发自美国纽约的电讯:“孔祥熙的长女、宋美龄的侄女孔令仪在纽约指出,蒋经国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毋庸置疑,外间传闻实为无稽。”

  “孔令仪指出,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27年12月结婚后,宋美龄曾经怀孕。但因意外不幸而流产,之后宋美龄便不曾再次怀孕。孔令仪此说,推翻了近日外界所称蒋介石早年即已丧失了生育能力的传闻。”

  “孔令仪说,几十年来,蒋、宋、孔、陈家人从未闻听过蒋经国不是蒋介石所亲生的说法,外间各种推测实为穿凿附会。”

  “至于蒋纬国的身世,孔令仪说,她记得早在祖国大陆时,蒋介石有一天即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蒋纬国找到眼前,对他说出他的真正身世。”

  “蒋纬国的亲生父亲为戴季陶。此事是确实的,早年蒋、孔、宋家人即了解,但仍视蒋纬国为一家人,宋美龄尤其爱护蒋纬国。”

  范光陵虽然握有足以让世人相信的证据———蒋纬国生前最后岁月对他的谈话录音,可是那些谈话到底能否在孔令仪的只言片语面前站得住脚呢?他不能不感到有些忧虑。

  1997年10月4日午后在台北凯悦大饭店记者招待会上,范光陵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的台湾记者,难免有些紧张。因为孔令仪在美国的发言,对他来说十分被动。就连刊发他提供录音带的《商业周刊》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这不能不大出范光陵的意料之外。

  等会场里的杂声渐渐消逝以后,范光陵说:“1994年7月,我有幸从月初开始,断断续续地和纬国先生在‘荣民总医院’进行过多次秘密的交谈。许多内幕我过去也不知晓,现在我可以公布这八盘录音带中的有关部分。希望各位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一定以纬国先生的谈话原意为准,不要随意改动纬国先生的原意才好。”

  会场上一片寂然,一台录音机开始传出蒋纬国那淳厚但却有些沙哑的声音,那些平日熟悉蒋纬国的记者们,马上就从录音机传出的声音里,断定讲话的就是蒋纬国本人!

  记者们默然倾听着。蒋纬国是以闲聊的方式,先谈他本人的身世,接着,他又谈了自己在奉化乡间所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年与兄长蒋经国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蒋纬国谈到他与养母姚夫人来到奉化以后,住在柴房里面,又要受到毛福梅的虐待之时,记者群里发出了惊愕的嘘声。当录音机里传出蒋纬国那苍凉的语调,谈到他和姚夫人在奉化时的苦难生活,特别是在有关蒋介石夫人毛福梅不守妇道,产下蒋经国这个私生子的情节时,黑压压的记者群里顿时发出意想不到的惊讶叫声,接下去就无人再说话了,会场上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开关录音机时的轻响、笔在记事本上的沙沙声和低微的喘息声。

  “范先生!”突然,一位官方记者从人群里站了起来,“现在外界传说的,都是有关蒋经国先生并不是蒋介石所生,以及蒋介石不具备生育能力这两件事。可是,你所提供的蒋纬国的录音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一敏感的问题啊!这又何以正视听呢?”

  “对,请问这两个问题的出处何在?”又有几位记者问。

  “这……”范光陵急忙欠身向台下解释:“是这样,这段非常重要的谈话内容,根本就不在录音带上。”

  “为什么不在录音带上?”

  “是这样,请大家不要吵!”范光陵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追问情由,只得说出当时的真情,以解释这八盘录音带没有上述内容的真正原因,他说:“当时,纬国先生在谈到上述这一重要情节的时候,示意我必须在关闭录音机以后,才能够说出真情来。”

  记者们听了这话,再次发生了波动。人们一哄而起,大声向范光陵质问道:“这不可能!既然纬国先生想对你说出历史的****,那么他就决不会让你关闭录音机!”会场上嘈杂四起,一时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范光陵边用帕子拭汗,边对记者们说:“纬国先生对我讲有关毛夫人和经国先生的关系时,曾经悄悄叮嘱过我,说这件事情很敏感,一定要我关闭录音机,但又允许我可以用笔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当我把纬国先生讲的话都记录下来以后,又当场给他读了一遍,最后纬国先生对我说:‘好吧,将来这段话也要保密。’但是,如今纬国先生病故了,我认为有必要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公布于众,所以才有了《商业周刊》上刊载的那些内容。我敢保证,我把纬国先生当时对我谈的话,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新闻界,也从来不敢歪曲纬国先生的原意。我相信我的所有谈话,都忠实于已故的朋友纬国先生,他在九泉下有知,也会为我提供证明的!”

  范光陵继续不慌不忙地对记者们说道:“诸位先生、女士,纬国先生有关蒋经国先生身世的谈话,内容本身究竟是真是假,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资格去评论它,我也不想评论。我只是想替死去的纬国先生尽一点朋友之心,把他当年想说却又不好对世人说的话,都一一向世人披露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至于在座各位相信与否,世人相信与否,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好在世人对是是非非,均有公断,又何必怀疑我录音带是否作伪呢?再说,我又为什么作伪?所以,我劝各位,不要再从鸡蛋里找骨头了,谢谢各位。”

  当记者们还想继续向他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时,忽然发现范光陵不知何时已经不辞而别了。他那八盘录音带也随之拿走,由于记者们采取了群起发问的不恭形式来对待这位被采访者,致使那八盘录音带只有一小部分内容公开披露,更多的部分则被范光陵永远藏之于密室,从此秘而不宣了。

  (摘自《蒋氏家族三代男人死亡之谜———来自蒋家“特别医疗小组”的报告》华夏出版社出版,作者窦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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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38:10 | 显示全部楼层

动物眼中的世界什么样[转帖]

据国外媒体报道,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并不清楚其他动物如何看世界,也不知道它们究竟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最新科学研究揭示了动物惊人的视觉差异。以下为几种动物看世界的方式。

马:看不到两眼中间区域
  
  马有着惊人的视野,当然,它们正前面的视野之外,由于“双眼视力”,马无法看到两眼中间的区域,也就是正前方。这就是它们走路经常低着头的缘故。

猴:视觉基本与人类相同
  
  古代的猴和猿的视觉基本与人类相同,它们有三色视觉,能看到红色、绿色和蓝色。但是,现在很多猴子不是这样。猴种之间的视觉模式千差万别。事实上,同一类的猴子也可能有6种不同类型的色盲或者视力。身为人类的近亲,色盲的公猴数量比母猴多。

鸟:可看到至少5种光谱带
  
  很多鸟类的视力相差悬殊,例如鸽子,可以分辨出数百万种不同的色彩,它们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擅长分辨色彩的动物。鸟儿眼中的圆锥细胞比人类多得多,这说明它们可看到至少5种光谱带。

猫和狗:具有夜视能力
  
  猫和狗的视力都不是很好。它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感知世界。猫的视力尤其弱。猫和狗都是色盲,猫比狗更甚。狗有时候能分辨出黄色和蓝色。大多数猫只能分辨出一点点色彩,它们最擅长聚焦于一个物体,比如捉老鼠。但是,这种动物的夜间视力要比人类好。因为它们眼睛的位置很特殊,所以,猫和狗都比人类看得远。

蛇:红外线感知
 
  蛇有两套视觉系统。一套是你经常看到的蛇眼,它们擅长分辨颜色。但它们还有一对“眼睛”,这对眼睛可以像红外探测器一样感知并“看到”生物。一旦你被蛇看到,那你就很难摆脱它。幸运的是,大多数蛇遇到人类,选择是的逃走而不是攻击。

昆虫:借助视觉感知动作
  
  因为眼睛的分段结构非常特殊,很多昆虫看物体与人类相差极大。昆虫以它们类似圆点的眼睛而闻名。很多昆虫的一个眼球中有3万个晶状体。但是,它们中最有趣的可能是蜻蜓。这种昆虫的大脑运转速度非常快,大部分动作它都可以用慢动作的方式来感知。虽然昆虫能分辨颜色,但通常它们分辨颜色的能力不及其他动物。昆虫可借助视觉感知动作。这就是它们很难被消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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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40:20 | 显示全部楼层

美中央情报局逼供十大酷刑揭秘[转帖]

    鼎鼎大名的谍报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刑讯逼供方法可谓五花八门,本文略述一二,仅供有兴趣者过目。自诩“最为奇效”的审讯方式

  审问过程中,囚犯被头高脚低地绑在一个木板上,脸用玻璃纸盖上,然后开始泼水。此时,由于玻璃纸遮住了口鼻,因此囚犯很快就感到窒息,一种很快被憋死的恐惧袭上心头,此时,囚犯多被迫招供,一般囚犯在这种酷刑下平均只能熬14秒,便纷纷求饶。但据说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曾让审讯人员大吃一惊,因为他足足坚持了2分半钟。不过他最终还是招了。


  上述酷刑名为“水封闭”,它被中情局称为“最有奇效”的审讯方式。

  

  刑讯方法多种多样

  据了解,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使用的刑讯逼供方法远不止一个水封闭那么简单,他们有多项选择,如:

  “打肚皮”――使用手掌击打囚犯的肚皮。据说一些中情局探员还受警匪片启发,学会了用电话簿垫着疑犯肚皮,再用重物猛击的招数,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嫌犯受伤,也不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痕迹。

  “久站立”――囚犯戴着手铐脚镣,被强迫站立40多个小时,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却因为对犯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而被视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冷囚室”――囚犯被强迫浑身赤裸地站在温度约为10摄氏度的囚室中,并被不停地泼冷水。

  “沸水煮”――用沸水煮四肢的酷刑,据说,此招在阿富汗审问塔利班疑犯时被广泛使用。

  “吵耳朵”――用强噪音干扰,刺激疑犯听力神经,导致其精神紊乱,耐不住而最终招供。

  “幻觉折磨――在审讯中使用药物逼供的方式,据了解,一些治疗精神科疾病的药物使用在正常人身上会使人情绪极端低落,或者产生各种恐怖的幻觉,在这种精神折磨下,很少有人能\"药死也不说\"。

  
  这张拍摄于2006年4月6日的资料照片显示,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德尔塔营的囚犯在做祈祷。

  以“反恐”名义变本加厉

  今天,美国的刑讯逼供手法主要针对一些他们所怀疑的恐怖分子,尤其是比较高层的基地组织成员。美国广播公司透露,中情局在国外设立的秘密监狱中关押的十几名高级基地组织成员都尝过上述酷刑的滋味。

  实际上,上述审讯方法大多违反了有关禁止以残忍、有辱人格方式对待囚犯的《日内瓦公约》,但由于美国政府内部一些高层人士的袒护,这些以暴制暴的审讯手段还是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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