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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黄湖，我和黄胄两地亲情[转帖]
文/郑闻慧
1969年的春节，我收到黄胄的信，信写得很简单，只说他到了山西军队农场，一切都好。看得出，他挺平静的。可是我工作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戚本禹说过一句“修到了家的团中央”，面临着全系统包括印刷厂都得到河南去劳动锻炼。先遣部队已经去选点了，所有的干部都在做准备。 我怎么办？我们这个家，孩子这么小，大儿子梁穗和二儿子梁敦都惹过祸。梁敦因为在林彪的名字上画过××，被派出所记录在案，梁穗因闲得没事到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院子里抓鸽子，也被查过，因此才让我们从后圆恩寺一号搬到东四大街420号。女儿梁缨才上小学，我走了，没人管她，再出了事我们家就没有活路了。考虑再三，也和黄胄商量，决定把大儿子梁穗带到农村。那时他已经13岁，到农村也能劳动了。留下两个小的寄宿在同院的毕大妈家，每人每月给毕大妈20元食宿费，并请他们多关照孩子的冷暖。梁穗听见要把他带到农村，成为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一分子，高兴极了。 4月8日，梁敦、梁缨和我们告别，他们独自留在北京东四420号中青社的宿舍院里。因为毕大妈有五个孩子，所以晚上仍睡在家里，二哥照顾妹妹，白天在毕家吃饭。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的黄湖农场，农场里草比庄稼长得高。稀稀落落的有几个自然村，每村都住了几家农工。团中央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农场，按自然村划了连队，出版社是七连，中国青年报是三连、四连，印刷厂是五连、六连，团中央本部是一连、二连，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八连。我们这一群知识分子不会劳动，但积极性特别高。为了不误春种和解决住房困难，七连、八连主要负责打田埂，播种插秧，四连、一连、三连主要负责烧砖、盖房子。梁穗分在一连木工组当学徒工。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战果，每个连队都是捷报频传。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下了工，就腰腿直不起来，瘫在那里了。能睡一会儿觉就是最大的幸福，也没工夫想到家里怎么样了，黄胄怎么样了。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值得的。 秋天，金灿灿的稻谷熟了，这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我们大家从心里感到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收到梁敦的来信，说黄胄又回到北京了，仍被看管在军事博物馆的木工房。孩子在信上说：“爸爸星期天在我们还没有醒来就回到家了，他是天不亮走到城里来的，他给我们做一顿中饭和晚饭，一起吃完了饭，玩一会儿才回军博的。”又有一次老二来信说：“爸爸回来时很不愉快，说是在路上把刚领来要交给毕大妈的钱让小偷偷走了，爸爸没钱给人家，让我拿了一块红墨到荣宝斋卖了70元钱，把钱给毕大妈交了。”我听了这些消息虽然觉得挺心酸的，丢了些钱，但保住了孩子。我想：谢天谢地，两个小的可有亲人管了，都不愁吃不愁穿的，暂时也听不见挨斗和被批判的声音。 不久上级来了指示，说是为了备战，所有“五七干校”的家属都得下放农村，到干校里来生活和劳动。我的两个孩子当然应该接来，出版社军代表和干校革命委员会决定让我和另外两个人回北京，把所有还在北京的家属于10月22日前接到干校，北京只留办事处。 10月4日，我们回到北京，这次是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得作个安排，而且非要黄胄帮我一起干才行。我请求军博同意他回来几天帮助我。我回来不是光搬我的家，还有其他干部、司机、厨师的家都得搬，帮助他们收拾，其难度可想而知。 黄胄回到了我的身边，但我非常明白这一次相聚意味着更长久的分离，而且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家将来会在哪里，是什么样子的，都是未知数。更令我犯愁的是，1966年9月20日搬到中青社宿舍的那些没烧、没交和没被抄走的古玩、古墨，和黄胄视为珍宝的乾隆以前的丈二匹纸，都放在哪儿啊！ 我把一件硬木玻璃柜和一个黄花梨木的镜框拉到寄卖行，玻璃柜只给15块钱，镜框只给三块钱，合起来最多只给18块钱。我想，再拉回来又能放在哪儿啊，索性卖了干净。“那个所谓的席梦思沙发床干脆扔了算了。”黄胄跟我说，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我也想过将来的“家”距眼前是那样遥远，我们把这些笨重的家具处理完，是完全正确的。 我问黄胄：“咱们以后怎么过？”他说：“不知道。我是个画画的，我的特长就这么一点，难道说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再要画画的了吗？”我说：“你别再说这些傻话了，我们出版社那些老编辑、大编辑，每月拿两三百块钱的编辑费，现在每天都是侍弄铁锨、镰刀，身上也不带钢笔铅笔了，有时候还故意说几句粗话、脏话，以示自己在工农兵中改造的决心。画画给你、给咱们家带来多大的痛苦啊！……”我喋喋不休地说。黄胄不反驳也不表示同意，只说：“那咱们怎么办？现在咱们还有三个孩子呢，他们怎么办？”我也卡壳了，没有了主意。我突然放大了声音说：“不要再画画了，以后他们让你画，你也别画了，你和我都年轻，人家怎么过，咱们就怎么过。你不是在军博搞果树，和老周学了几手吗？黄湖挺好的，二、八连岗上能种果树，而且他们也计划试种苹果，把家就安在黄湖，你去给干校种果树去。像你这样又聪明又能吃苦的人不多，你要同意，我就和军代表去说！” 他不吱声，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可是我发现他把以前用过的或者收藏的古墨包了又包，看了又看，把收藏的旧纸一张一张地展平，又分类卷起来，念念叨叨地说：“这是乾隆时期的，这是康熙时期的，做工是多么精美啊！”自1966年9月以后，他再没有时间看这些了，所以看见这些熟悉的东西，又犯了傻气，爱不释手了。如果说唐代诗人把这种癔癔怔怔的感情叫做“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黄胄正处于这样的状态。 看见他如此痴痴迷迷的样子，我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和他对它们的感情。因为以前公认黄胄在收藏鉴定方面水平极高，一般的东西他不屑一看，用古玩店的话这叫“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其实我何尝愿意把这些好东西丢失了哇！我去求出版社的秘书长刘文致，要求在驻京办事处留给我一点地方，以便存放被红卫兵砸坏，但还能用的那张我和小缨睡过的画案，和一个大樟木箱子，以及几捆明清宣纸。他爽快地答应在原会客室给我一个角落放这些东西，但说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我回来给黄胄讲，他非常高兴，说：“太好了，即使咱们再也看不见它们了，也是给社会保存了一些资料。”这样我们收拾家的进度加快了。我发现经过这几年的锻炼，黄胄的体力增强了，什么重活他都能轻而易举地独自完成，根本就看不出，他以前是只拿尺把长的毛笔的人，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时他还不到45岁。 我曾经给一对新婚夫妇讲，家好比像个港湾，夫妻如同一艘航行在海上的船，经过一段与惊涛骇浪的搏斗回到港湾，哪怕得到短暂的喘息，也会觉得温暖幸福。我和黄胄已经有三年没有在一起谈各自的生活了，我问他：“两年前我去军博看你，后来他们斗你没有？”他说：“没有。木工房的那些人问我，你是不是我的原配，问了好多咱们家的事。他们还暗地里说，到底是结发夫妻，不一样，还夸你来着。”“你们‘黑帮’是不是在一起劳动？”我问他。“有时是在一起，有时不是。冬天我得生几个炉子，掏宿舍楼的垃圾，有时候淘大粪送到莲花池，那里还有几个‘黑帮’，在种地养猪。”我的心太沉重了，只能呆呆地坐在那儿。 黄胄见我不再说话，问我：“你呢，能顶得住劳动吗？”我说：“我？没问题……你吃得饱吗？得多吃饭啊！”他说：“你别提吃饭了，前些天说要吃忆苦思甜饭，就是榆树叶拌玉米面做的团子，放点盐，长久不吃我觉得挺好吃的，就多吃了一碗。有一个莽莽撞撞的战士夺走我的饭碗说：‘你看这黑驴贩子，假装积极没完没了地吃，是故意表现的。前年他们忙于打派仗，我看见桃树都快死了，就拿着水龙头浇了东头又浇西头，又热又累。桃子熟了我一个都不敢吃，可累得我也不想吃饭了，结果看管我们的人说：‘你瞧这黑驴贩子，偷吃桃子，吃饱了，不想吃饭了。’我心里委屈极了。今年就不同了，反正我不吃别人也说我吃了。饿极了，索性我看哪个好就吃哪个，其实也没有事。”说完他笑了，我也笑了。 又有一天，我问他：“你去山西路过太原没有？去看晋祠没有？”他立刻沉下脸来了，眼睛也红了，半天才说：“路过晋祠，但惟独不让我进去看。他们说我一直在宣传封、资、修，不是画黑画就是黄色画，那里面都是漂亮妞，看了不利于我的改造……其实我怎么能不知道晋祠里面的雕塑是些什么？那是宋代遗留给我们的瑰宝，在书刊上早就看过，还临摹过，甚至有的我都会背，但一直想亲眼目睹原作。可押送我的人却莫名其妙地不让我进去，让我坐在台阶上等他们。”他说到这儿伤心得不再说话了。 晋祠在太原市郊，现存有唐、宋、明代建筑。早在北魏时期，就建有唐叔虞祠，北宋时期重建。其中圣母殿是为祭祀西周唐叔虞之母（周武王后）邑姜而建。内有宋塑精品43尊，彩绘侍女和女官塑像，雕塑精美，人物生动。黄胄是一位艺术家，有此难得机会却不让进去看，真是怪事。我说：“我去看过，雕塑群像的确太棒了，等运动过去了，咱们……”我和他突然打住了谈话，猛然想到“运动过去了”这几个字是望梅止渴啊，运动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经过两天奋斗，捆扎好了东西，我们请司机用车送到出版社。屋子里只剩下几床待捆扎的被褥和几张木板床，显得空荡荡的。北京十月中旬以后树叶就黄了，而且不断地往下落，东四420号宿舍院，本来就是给工作人员住的，没有什么好房子，也没有什么常绿树，只有几棵白杨树，杨树的叶子掉得最早最快，飘飞得到处都是。我们住在南边的两间平房，一夜之间，西北风把树叶都吹到我们的门前，堆成一个小堆，一开门，冷风把树叶就吹到屋里来打圈圈，更增加了我们家的凄凉。 10月20日，火车票都买好了，由于人多买不上卧铺，只买了坐席。这天，孩子们到学校和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突然我们抱头痛哭起来，怎么也没想到恋爱、结婚15年，变成这个样子。宇宙之大，天地之大，竟容不下我们这一对夫妻，容不下我们俩营造的这一个家。何日才相聚，何地是我们的家，何时才算个头啊？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伤心到了极点，黄胄是不会哭的。可这时他抱着我，我抱着他，都大声地呜呜呜地哭起来了。我们真想就此结束我们的生命算了。 过了一会儿，黄胄说：“不能哭了！”他轻轻地推开我，但过后又把我拉在怀里，使劲地亲我，又哭起来了，我们的泪水交融在一起。我们俩又一次地山盟海誓，共同说：“这一辈子是夫妻，下辈子我们仍做夫妻。”彼此又叮咛，要保重身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又以毛主席的话“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要经得起任何风浪”互相鼓励和安慰。我们说好，他不送我，因为我是派回来接很多家属的，要是在火车站哭了，很不像样子。而且我一定很忙，顾不了他，他也说他不想见人。约定我们同时离开这个空荡荡的房子，他再也不回来了，钥匙由我交给出版社留守处。 第二天，梁敦、梁缨背着爸爸给他们准备的煮鸡蛋、酱猪肉、馒头和随身带的行装，和黄胄说再见。黄胄叮咛他们听妈妈的话，过了年他去看我们，或者真的到我们那儿去落户。我们谁也没有哭，梁敦、梁缨很少坐火车，他们又好奇又胆怯，抱着背包跟着我。 啊，火车上的人太多了，我们本来是有座位的，可一上车就让没有座位的给占了。列车长、列车员和我们三个带队的干部，拿着票一个一个地给人家说好话，求人家给我们让座位。都是因为中央“第一个号令”，要下农村的没好气，有的和我们吵，有的和列车长吵，吵得一塌糊涂。我对梁敦说：“看好妹妹，不要让她下座位跟我了，座位要丢了，晚上就更难过了。”到了晚上人更多了，看来是有票的没票的都上了车，座位上有一点缝都挤一个人。通道上站的坐的都是人，只要能插脚就有人，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服务了。 这时梁缨忽然喊着要上厕所，可出不去，她急得又喊又哭。出主意的人太多了，有的说尿在茶缸里，有的说随地尿算了，有的则出主意说打开窗子把着，尿在窗外。梁缨在学校是好学生，认准了要到厕所去，后来我们决定把她举起来传到厕所门口，再请人帮助她。眼见得又没开水了，我们带队的三个人决定跟大家说，不许吵也不许闹，这是非常时期，吵闹也没有用。有用的是互相帮助，派两个体轻的人挤出去搞点水传回来。梁敦那时12岁了，平时在家就是一家之主，他是被派的人之一，收集军用壶去灌水。谁都知道，喝了水还得上厕所，所以不渴极了不喝水。忙乱了一大阵，总算安静了。梁缨依着我睡着了。我想：“我们在干什么哩？我们怎么像逃难一样？我们即便是到了黄湖，这么多的人可又怎样安排他们啊？走时听说又要盖房子，盖好了没有？盖的都是十几个人住的大房子，可我们动员的是把家搬到干校的，这些人的家安顿在哪儿？”“管他呢，只要我们把他们安全带到黄湖就算交差了，以后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渐渐地也睡着了。 黄湖到了，梁穗也在大卡车旁接我们，见到弟弟、妹妹，自然是高兴万分。可我们这一队人马，坐了火车又坐汽车，整整颠簸了两天两夜，每个人都不成样子了。有个瓦工的妻子患高血压，我直怕她出事，但她一直坚持到下了车，见了她的亲人马上就晕倒了，把我们吓得直给军代表解释。医务室来人救醒后，我们才放心。 梁穗已经来干校半年多了，他对一连、三连、七连都很熟悉，他用自认为是“五七战士”的身份，给弟弟、妹妹介绍情况。梁缨安排和我住在一个床上，梁敦则和哥哥住在一个床上，别的人也安排得极为简单。其实大家也没有怨言，“五七干校”嘛，就是锻炼人的。要去掉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臭习气，这是大家经常说的。 1970年的春节到了，我们到干校快一年了，干校革委会为了给大家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决定除了有问题的人留下，另外还留下一部分人坚守岗位，其余的可以去探亲，也可以让亲人到干校来探亲。而我因为1969年10月份回北京接家属，再说黄胄有问题，理所当然的没有这个权利再回北京了。不过我们在干校过春节也很高兴，特别是三个孩子都在我身边，老大在劳动，老二和女儿在干校和村里合办的小学上学，放了假，和水牛、鸭子交上了朋友。老二自愿放牛，女儿自愿放鸭，其实是他们和大人去玩。干校有吃有喝，也不用自己操心买菜买粮。河南信阳地区也不甚冷，两个孩子都长胖了些。可我心里不时想到：黄胄孤身一人，是不是还是那样处境艰难？不久他来信说，他也到莲花池和另一部分“黑帮”一起劳动了，并说是给“黑帮”们做饭，他说这是革命群众信任他的表现。过了些日子又说，让他和贾若瑜给军博家属大院磨豆子、做豆腐。 1971年春节，干校让我们这些夫妻分居的，到对方所在单位探亲。那时有的爱人在文联系统的，就到湖北咸宁干校，有的爱人在中央所属单位工作的，到江西中办干校，有的在美院，则到河北石家庄一带部队，去亲身体验那一年一度的“牛郎会织女”。我也有机会去看黄胄，但只报销我一人的车费，而且“家”在哪里？我和孩子们商量说：“我有机会回北京，但不能带你们回去。原因是咱们已经没有家了，又不知你爸爸那儿的情况，要都去住在哪里？一定得影响你爸爸的改造。再说三个人要不少路费呢。”商量的结果，梁敦直流眼泪。我只好和梁穗、梁缨商量，要他们留下。幸好他们俩从小就感情特别好，又听话，就留下了。 我带着干校打下来分给我们的20斤新米，找到了北京莲花池军博劳改基地。这个劳改基地处在莲花池的北部，在我刚来北京时还是一大片荒地，原是六国跑马场。八一制片厂和其他单位都占了些地，军博占的这一块主要是给展览厅种花草和搞副食的。地方好像不小，可能是为了让“黑帮”好好改造，所以修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听说我没去之前，是贾若瑜和黄胄同住，我去后见到贾若瑜，贾若瑜还对黄胄说：“梁师傅，你爱人回来了，人家让我搬出去。”我本来也不认识贾若瑜，所以也没理他。 院子的一端住着一户姓曹的，他是架子工，听说手艺好，人也好，是八级工，但受了伤不能再绑架子了。他家里孩子多，生活过得挺苦的。黄胄早已和他们暗地说好，把梁敦安排在他家里住。他们见我回来，全家都表示欢迎（因为我应该算是“五七战士”），还给我准备了锅灶，这样临时的“家”已经很像样子了。 北京春节前后是最冷的时候，温暖的被窝只恨夜短。我清晨正睡得很香的时候，听见黄胄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蒙蒙眬眬的，觉得他离开我，在穿衣服。我急忙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喂毛驴。”“几点了？”“你别问，睡你的。”“天还没有亮啊！”我开始有点清醒了。“你听那毛驴已经叫了好几声了，它已经饿了，我得去喂它。”的确，我听见那毛驴扯着喉咙啊呜啊呜在叫。黄胄亲一下我，头也不回地走了，那时天还没有一点亮光，再看看表才五点。我心里无限的酸楚，唉！他就是这样开始了他一天的改造，我也开始了第一天探亲生活。七点多钟，天亮了，黄胄捧回来几个馒头和咸菜，这是给我和梁敦的早饭。看他又瘦又老的脸和粗糙、破裂的手，我知道他的劳动比我们要重得多，但是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一边吃一边问他下面要做什么。他说昨天晚上黄豆就拣好、泡上了，一会儿就要用毛驴磨豆子了，然后就点豆腐、压豆腐，吃完中饭就把豆腐送到羊坊店15号家属大院。如果这点豆腐全给大院买了就没事了，傍晚再听一次“造反派”训话就真的没事了。我问他中午能回来吃饭吗？他说：“谁知道，也许能吧。”匆匆吃过早饭，他就走了。 我在“家”里和梁敦开始给他们打扫卫生，老曹的爱人不断来帮助我，见我一人在家就给我讲：“他们这帮‘黑帮’都能干着呢，数黄胄表现好。听老曹说他还能扛一二百斤重的水泥呢……”并夸他心眼好，手也巧。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木匠了，零七八碎的木工活他都会干。“现在看他们（指黄胄和贾若瑜）的比较松，看那些现行的才重哩。那些是活‘老虎’。”我听着她给我介绍也不敢说什么，问什么。 我在打扫卫生时，发现黄胄的床下有一个自己做的小木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用纸包好的毛主席像章，还有十来件瓷片和像我小时候吹过的那种泥玩具。大的瓷片有带款识的碗底，有一片小的上只剩下一条基本完整的鲍鱼。出于好奇，我把它们一件一件打开看完，又一件件地照原样包好，给他码好。晚上，我忍不住问黄胄：“你那儿有一只木箱子，是你做的？”他说：“是啊，你也看到了，是想看看我有没有背着你的秘密吧？我以前浑身上下都是你的，现在更是你的了。你看了，没有瞒你的吧？”他抱住我吻我。我说：“看了，怎么那儿还有些破瓷片？”他笑了：“那是我掏垃圾捡的，有的是掏垃圾的朋友们给的。有的纹样挺好看的，洗了洗就收起来了。闹着玩呗。”他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给我说。 我看看他，不是在抽香烟，而是拿着尺把长的旱烟袋锅在吸。再仔细一看，那烟袋杆上挂的坠儿，却是1959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来的那块奖牌。那鲜艳的彩色绶带已经油脂麻花，很脏很脏，分不清颜色了。我问他：“你怎么把那些碎瓷片收拾得好好的，却把这块奖牌挂在这上面，我看非把它丢了不可。你是又犯傻劲了吧？”他笑了，亲一亲我说：“咳，咱们两个都犯傻。你说吧，那块奖牌留着它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挂在烟袋上，倒不至于把我的烟袋丢了呢。其实那些瓷片，我留着也没有用。不过，我总觉得它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咳！我改不了，我的性格……”他说着说着变得很认真了，我听了也不敢再和他多说了，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黄胄啊，黄胄！我真服了你了。”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老曹夫妇。我说黄胄“文化大革命”以前没有像现在这样烟不离手，也不像现在身上带着酒味，这可怎么好！老曹是一个很忠厚的老工人，他说：“唉！黄胄这个人太好了，太勤快了。你没来之前，他早晨早早的要去喂毛驴，喂完毛驴还要到黄亭子宿舍去掏垃圾，然后和贾若瑜磨豆子、做豆腐，卖完豆腐还时不时地去拉牲口料，一点也不偷懒耍滑的。每样活路，他都挺用心，干得挺棒的，所以他特别累。我们也看得出，他是鼓着劲儿在干的。这么冷的天，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得把这些活做完，你能不让他在小酒馆里喝上几口酒解解乏吗？”说到这儿，曹大嫂接过去说：“我听说那毛驴也心疼他，每次走到那小酒店门口就停住不走了，好让他喝口酒暖暖身子。”我说：“是啊，我看得出他很累，但是酒这东西是会上瘾的啊！”老曹夫妇接过去说：“人家黄胄不酗酒。你不知道，他喂的那毛驴和他有多大感情，人家说老马识途，其实那毛驴也认道儿啊！每次黄胄在酒馆喝上几口酒，坐上车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没有驾它，它就自己往回走，直到车辕横在门框上，黄胄醒来了才给它卸车哩。老郑啊，黄胄真不容易啊！我们都同情他，但帮不上他的忙啊，你就让他喝点酒吧！”我说：“我哪能管得住他喝酒？只不过我和大哥大嫂说说，请你们关照着他点儿就是了。” 春节真的来了，但黄胄还得按时喂毛驴，白天去看几次，并给它打扫粪便，可多半的时间是和我们在一起。他素来是闲不住的人，“文化大革命”前过春节时我们家往往是一屋子人，热闹非凡，他不是画画就是接待客人。那些朋友们赶到春节这一天，要上一张毛驴，说是意义更大。而现在显然没有任何条件让他重操旧业，这个春节他将怎样过呢？他拿来几块木板，把他攒钱买的刨子、锯和凿子、线壶儿都翻出来，说要给我做一个活动的书架，让我带到干校去，可以挂在墙上，不用时拆下来，就成一两尺的木板和木条了。 原来他做木工的装备挺齐全的，有专门刨板和刨线的各种刨子，雕刻的凿子和刻刀，还有桐油、板刷，一应俱全。我问他：“你做得好吗？”他有信心地对我说：“你瞧着，画画的转为木匠，工艺很快就学会了。对于这个书架我早就设计好了。”我在旁边用破毛线给小敦织毛袜子，看他全神贯注、熟练地锯木板，推刨子，我心里也想试一试：“我帮你。”“你帮我准得把锯条拉断。”我说：“我不信。”他说：“你试试。”我拿上中号锯也用脚把木头压上，锯拿在手里拉一下就拉不动了。锯条真的在颤动，我赶紧把锯还给他，心里不由得惊讶他是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一手艺的。 两三天后，能拆能卸的书架做成了，只剩下刷油漆了。他为了完美，让梁敦用砂纸打磨光，终于在春节期间把书架做好了。他放在那儿让我们共同欣赏，要我拆一拆再组装起来。我对他说：“你真棒，会做木匠活。”他说：“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不画画了，改做木匠了，你看好不好？”我说：“你现在说不画了，如果真的有一天又让你画画，我肯定你不会做木匠了。”他向我笑，而且很得意。后来我真的把他为我做的书架拿到干校，成天挂在我床头，放书和其他杂物，直到我回北京，同屋的人要我把它留下，我也不好意思再拆走了。 春节过了不几天，有一天下午黄胄又去劳动了，有一个女同志给我送来一份电报，是从干校转来的。当从电报中知道是我父亲过世了，我不由得哭起来，她劝我不要过分伤心。过了两天，我问黄胄那天下午给我送电报的女同志是谁，脸那么熟。他问我什么样子，我说岁数和我差不多，矮矮的胖胖的。他想了一下说，她叫任远志，是任弼时的女儿。我心想难怪脸很熟。我问她在这里做什么，他说：“她也是有问题啊！”我问什么罪？他说，“说是现行反革命，反江青，具体罪行我不清楚。”我说：“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她。”“听说她是从解放军报社刚调来，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他说，“你别问了行不行？我也不知道那么多，你我也不应该知道那么多，你好好劳动就行了”。这样我们谁也不再说话了，我的心沉甸甸的。 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就临近我们应该归队的时间了，短暂的探亲时间就要结束了。看得出黄胄不愿意我走，总是试探着我有没有再多留下几天的可能。可我那时不愿意让人说闲话，提出一定得按时回干校。他看我态度坚决，也不好说什么，又提出把梁敦多留几天，我勉强同意，但一再叮咛他一定要在开学之前，让梁敦回黄湖。 临行那天，他还真有时间和梁敦把我简单的行李，包括他为我做的活动书架捆扎好，送上火车。他把行李安顿好了，当我们说再见时，我流下了眼泪，又想抱着他大哭了。他把头歪在一边，没有看我。火车开动了，我再往下看时，他却背对着窗口在吸烟。 “五七干校”的生活，紧张而又平淡。除了下地劳动，就是吃饭、睡觉。我们这些夫妻不在一起的，一直住在集体宿舍里，宿舍既是睡觉的地方，又是学习的地方，还是开会的会场。梁缨一直和我睡在一个单人床上。我从北京回来以后，她哭说她在春节期间煤气中毒，我心里十分难受。我叹息如果我们有个家，也不至于把这么小的孩子撇到这里，闯此大祸。幸好她煤气中毒不重，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也没敢把这一情况告诉黄胄。等梁敦回来，又给妹妹带来爸爸给她买的游泳衣、新雨鞋，小孩子很快就高兴雀跃起来了。 到了秋天，我接到黄胄的来信，说他患了颈椎病。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病，就问医务室的人什么叫颈椎病。他们说是手脚麻木，严重了可能瘫痪。这把我吓了一跳，急忙给黄胄写信，要他及时去看病，也让他给看管他们的人说一声“我病了”。但是黄胄来信说，他们看病的规矩是先在自己的病历名字上画几个叉叉，注明“黑帮”。他说我每天都不知让多少人用难听的声音骂来骂去，我不愿意自己再骂自己，再给自己名字上画叉叉了。再说这种病是慢性病，让人家说自己泡病号，不如挺一挺就过去了。再后来的来信说，贾若瑜已经回家了，原因是他夫人比他小得太多，女儿也太小，所以让他回家照顾。现在他一人住在那间房里，如果可能可让梁穗回京。 我看见梁穗他们这一群孩子中也有回北京的，就要求军代表让梁穗先回去，目的是和爸爸做伴，有机会去当小兵。又听说铁道部专门为自己的干部子弟，在湖北孝感开设了铁道技校，如果能在那里学习，可以有一技之长，以备将来糊口。梁穗回到北京经过联系真的到了湖北孝感上了技校。梁穗走后，黄胄又成了孤单一人。梁敦是重复上毕业班，这里没有他上的学校了。我决定赶紧让他回北京，和父亲做伴。 1971年秋，中央有的机关开始恢复业务，不少团中央的人被别的单位借调，离开干校，我托回去的人把梁敦带回北京是很容易的，这样干校只有我和梁缨了。干校的干部太少，春节时动员大家分期回北京探亲。我已经申请了两个孩子回北京，理当不和人抢探亲的名额，只好以后再说了，何况到底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啊！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部分单位恢复了业务，团中央自这年的秋收以后，提出外语专业的可以每天读一个小时的外语，美术专业的可以画一个小时的画，依此类推。干校的干部们又把扔在一边的钢笔、铅笔拿出来了，一些名著也在我们连队里暗暗地传阅着。寒假期间，我们没有回“家”的全系统搞美术的聚在一起，商议如何能开展一下业务活动。我听见有人说，在北京不知哪个首长打听过黄胄的情况，具体说什么，谁也说不清。但我断定一定是在说黄胄的好话，不是坏话。因为他的确没有做坏事啊！ 果然1972年的春天，要开全军美展了，决定让黄胄回到画室赶紧创作作品，参加展览。这哪里能一下画出作品呢？黄胄给我写信说：“这么多年除了挨批斗，就是赶毛驴磨豆腐的生活，其他方面生活一点也没有。时间这样紧，可怎么办？”过了几天，又来信说，为了让他集中精力画出展品，在原来的那个单元楼上给了两间房，可以让梁缨也回北京，她可以帮他做模特儿。连续的好消息把我冲得云山雾罩，我赶紧让梁缨退学，托人把梁缨带回北京，并一再叮咛她听爸爸与哥哥的话，少给爸爸找麻烦。还告诉她回到北京，一定要让二哥上中学。孩子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在干校了，我的日子比以前难过了，觉得空落落的，除了劳动就是睡觉。 不知为什么，两三个月没有收到家里的信。过了许久，梁敦来信说：“爸爸忙得不得了，家里一切都好。”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下定决心寻找机会尽快回北京。我向干校革命委员会提出，黄胄已经解放，在搞创作，他又得了颈椎病；我们家的东西还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总得清理一下啊；再说1972年的春节我也没有回北京探亲啊，把一大堆能提出来的理由都提出来了。不久，果然有一个机会，就是借调到中医研究院为《中草药药理汇编》这本大型书画中草药标本。如果我愿意，就赶紧准备，人家要人很紧。啊！这是苍天有眼保佑我，我慌忙地收拾行装，决定立刻返京。 我归心似箭。就在这时候，收到黄胄的信，他说你应该在没有回到家之前，去看一次大儿子梁穗。我正有此想法。他在技校表现不错，刚入了团。但这孩子在干校时就经常闹肚子，现在他还未成年，远离父母，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呢。但我又怕磨磨蹭蹭，革委会变了卦，把这份工作给了别人。所以，就赶紧请革委会开介绍信，说立即起程，并找便车把行李拉到信阳干校办事处。幸好，我和干校办事处的“大使”们很熟，他们也同意帮我这个忙。我真是马不停蹄，我叫他们为我办好了一切，把不好带的还能用的东西都留给同志们，匆匆忙忙打好行装，就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团中央“五七干校”七连的战友们告别，登上了去信阳的大卡车。 这时我哭了，离开干校所在村以前我一直在哭。这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也说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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