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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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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24:01 | 显示全部楼层

梅兰芳重孙:既爱京剧又玩摇滚[转帖]


    26岁的梅玮,是梅兰芳家族第四代中唯一接受过京剧训练的。北大毕业的他目前在梅兰芳纪念馆工作,在曾祖父生活过的四合院里守望着曾祖父留给后人的绝代风姿和绕梁余音。“80后”的他尝试把京剧融入流行音乐,融入摇滚……在古典与现代之间,他努力地寻找着节奏的平衡点。

    梅玮,眉宇间与曾祖父梅兰芳颇有些神似。

  梅兰芳纪念馆里的梅玮

  沿着北京平安里西大街,路过气派的梅兰芳大剧院,拐进被古老的四合院簇拥着的、略显拥挤的护国寺街尽头,“梅兰芳纪念馆”的牌匾低调地享受着冬日暖阳的光辉。

  由于纪念馆位置隐蔽,居住在附近胡同里的老北京经常会遇到金发碧眼或台湾腔向他们问路。

  12月14日下午,梅玮在纪念馆里接待了来自台湾的郑女士。她在看了岛内电视台播放的《梅兰芳》电影宣传片后对梅兰芳、对京剧一见钟情,远道而来“预习功课”。郑女士在画展前模仿起梅兰芳表演时的手势,她知道“兰花指”,比划得津津有味。

  梅玮说,《梅兰芳》激起了国人对古典的梅兰芳、古典的京剧的兴趣和热情。

  妈妈曾反对他学男旦

  作为梅兰芳家族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梅玮的爷爷梅葆琛和爸爸都不唱京剧。身为高级工程师的爷爷不唱,是因为曾祖父梅兰芳希望他多读书,“这样即使不唱戏,也可以做别的”;身为企业经理的爸爸不唱,是因为小时候赶上了“文革”——虽然他长得像极了梅兰芳且嗓音天赋极佳,梅兰芳认为他非常适合学唱“小生”,但无奈生不逢时。到了梅玮这一代,家学面临失传,最终他挑起了这副担子。

  梅玮9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发话“得让他学点京剧,不要到他那一代断了”。出身“革命家庭”的妈妈对京剧不感兴趣,起初反对梅玮去学,尤其反对他学男旦,怕学多了“娘娘腔”。梅玮只是觉得有意思,就抱着尝鲜的心态入了门。从那时起一直到初中毕业,他每个周末都会到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春芽少儿京剧团练上4个小时。

  那会儿,少儿京剧团不收男旦,老师在领略了梅玮的京剧天赋后,认为“祖师爷给了你这碗饭吃”,就破例免学费录取了他,全班就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妈妈就更担心儿子变“娘娘腔”了。直到调皮外向的梅玮一天天长大,表现得越来越“爷们儿”,就像电影台词说的“在台上我是个女人,在台下我可是个男人”,妈妈才放下了这份担忧。从开门戏《二进宫》学起,一出又一出,还时不时出去表演,老人家在寿宴上也请他去助兴。虽然爷爷梅葆琛不唱京剧,但他的“玖爷爷”梅葆玖却是京剧大师,梅玮从玖爷爷那里传承着梅家的事业。

  玖爷爷爱听杰克逊

  一说起梅葆玖,梅玮就哈哈大笑。因为这位舞台上一笑一颦一唱都散发着古典柔性美的74岁京剧大师,现实生活中可是位很时尚的“老顽童”。他是汽车、音响以及其他“跟电有关的机器”的发烧友,在上世纪50年代就自己鼓捣出了一台立体声音响,“相当的前卫”,遥控飞机模型他也做得很好。梅葆玖还喜欢骑车,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呼啦啦地骑一辆摩托车上街拉风,噱头得很,后来还学会了开汽车。

  梅玮说,从曾祖父梅兰芳开始,梅家一直延续着“求新”的思想:“梅兰芳并没有死守着京剧不放,电影里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为什么能够打对台戏打败老前辈十三燕?因为他求新。他后来出访欧美日,见识更加广了,在国外看话剧和芭蕾舞,还带唱碟回国。我玖爷爷小时候爱听歌剧,梅兰芳支持他听,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比如:芭蕾舞体现轻盈的人体美,梅兰芳看了以后深受启发,在京剧表演中就融入了这种感觉。改革开放后,玖爷爷也听流行音乐,什么迈克尔·杰克逊啊、席琳·迪翁啊之类的,他都喜欢。跟梅兰芳一样,玖爷爷很容易接受新事物。”

  与有些世家的严厉家风不同,梅家的家庭环境向来很宽松。梅玮从小也爱听流行音乐,后来愈来愈另类,喜欢上了摇滚、甚至重金属。2001年考上北大中文系后,他干脆就在学校里拉几个哥们儿组了一支摇滚乐队,尝试把京剧和摇滚融到一起。创作了两首“京剧式摇滚”,公开演出后反响不错。

  京剧应该关注现实生活

  样板戏,“80后”的父辈们多少都能唱上几段,是那代人青春记忆中的流行文化。梅玮认为,排除意识形态因素,样板戏是成功的。一是因为政府利用公权力推广,二是因为样板戏本身好听、好记。样板戏的台词,如“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小孩子一听就懂,不像老戏,文绉绉的,小孩听不懂。通俗化和现代化,应该是京剧发展的方向。

  假如某天梅玮标新立异地包装出了“快男”、“超女”造型的京剧演员,了解他的人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他严肃地对记者说:“总是吃老本,观众肯定会审美疲劳的。《大宅门》的作者郭宝昌说:‘京剧应该改良,改成什么样都是好的’。梅兰芳说过,京剧应该‘移步不换形’,在不丢‘魂’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革。”电影里说“梅兰芳是座儿的”,梅玮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如果快男、超女造型的演员能够在不丢京剧‘魂’的基础上赢得老百姓的喜欢,又有何不可呢?电影里大家都看到了,梅兰芳演的时装新剧受到了老百姓何等的追捧?京剧,需要经典,但不能总是那几出老戏,我们应该关注现实生活。只要不引起笑场,快男、超女式的造型唱京剧也无妨,观众才是上帝。昆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因为她太高雅了,老百姓接受不了。”

  梅家人不能不管梅家事

  虽然家人并没有给梅玮继承家业的压力,但梅兰芳的重量,始终压在他的心头,始终有一份责任感把持着他前行的方向。

  “本科在北大学现当代文学,对我现在的工作帮助很大,因为京剧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出现在民国,凑巧是现代文学的繁荣期。本科毕业后,我想提升一下自己的京剧专业知识,就又进中国戏曲学院念研究生,侧重理论研究。在目前京剧的处境下,在当下这个信息社会,比起表演,京剧文化研究对推广京剧的作用会更大些。本来我姑姑在梅兰芳纪念馆工作的,可她现在身体不好来不了了,梅家人不能不管梅家事啊,所以我七月份研究生毕业后就来这里了。”梅玮向记者说明了自己成年后做出各次人生抉择的理由。

  梅兰芳纪念馆每年都会举办“京剧进校园”活动,组织京剧团把首都各个大专院校都扫一遍。目前,梅玮正在为中央电视台的九集京剧纪录片写本子。他以推广京剧为己任,希望能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在这个现代化社会为京剧“争得一个地位”。他偶尔也会开口唱唱,大学时在晚会上唱,有特殊活动时也唱。“明年梅兰芳诞辰115周年,我得唱唱,现在正在吊嗓子。”梅玮说。

  链接

  梅家前传

  梅兰芳生于梨园世家。祖父梅巧玲为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著名京剧、昆曲演员,工青衣花旦,“同光十三绝”之一。祖母陈氏为名小生陈金雀的女儿。梅兰芳的外祖父杨隆寿,为著名皮黄戏武生演员,在清末时期有“活武松”、“活石秀”之称,曾创办小荣椿科班,培养了杨小楼、程继仙等一批著名皮黄演员。父亲梅竹芬亦为旦角演员,他的相貌、身材极像梅巧玲,又喜欢唱梅巧玲的拿手戏,很得观众喜爱,唯早年即逝。母亲杨长玉,为武生杨隆寿之女。伯父梅雨田是著名的皮黄音乐演奏家,胡琴、笛子、鼓等,样样精通。他长期为“谭派”老生谭鑫培操琴,与单皮鼓名手李五(李奎林)合称三绝。

   (《广州日报》12.17 张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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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2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安重根刺伊藤博文的历史镜头[转帖]

  1909年深秋,在哈尔滨火车站,发生了反日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侵略者头目伊藤博文的历史事件。在现场执行报道迎宾任务的沙俄摄影组,歪打正着地将这次刺杀事件拍成了轰动一时的纪录片……

  仇恨铸就义士胆

  1904年沙皇帝国与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和远东地区的霸权,出动坚船利炮在渤海大动干戈,上演了一场日俄大海战。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宰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和约》。据此,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沙俄后尘,踏上了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日俄战争给中国东北人民和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时,一位名叫安重根的朝鲜青年毅然投身到反日斗争中来。
  1879年9月2日,安重根出生于朝鲜黄海道海州府的一个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县监,父亲为进士。重根兄妹四人,重根为长。
  1905年11月,日本迫使朝鲜与其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据此条约,朝鲜的外交大权落入日本之手。条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便在朝鲜建立了统监府,首任统监即为伊藤博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轻的安重根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民族恨、血泪仇铸就了他的反抗性格。他从小喜欢随猎人骑马狩猎,长大后他更是经常携枪结伴登山猎兽。家人规劝他潜心攻读汉学中的五经四书,他说:“为驱逐倭寇,我愿成为中国楚霸王式的英雄!”
  国难当头,安重根愤然出走。他来到中国,在上海和东北等地广交朝鲜志士,后去海参崴组织了一支800多人的义兵,于1908年春夏之交,由图门江回国开展反日斗争。但因寡不敌众,安重根的部队只剩下四个人,又退回到海参崴,决心再举义兵打回朝鲜。

  义士复仇哈尔滨

  1909年9月,一个浓云翻滚的下午,沙皇俄国的财政大臣科克淑夫到达哈尔滨。是什么事情,使得沙俄当局派出如此规格的高官到此公干?这要从日本强盗伊藤博文的一次“私人旅行”说起。
  伊藤博文是日本政界枭雄。1907年7月,他迫使朝鲜皇帝高宗退位之后,又迫使新帝纯宗订立《丁未七款协定》,此后,又强行解散朝鲜军队,朝鲜的一切内政大权落入了伊藤博文手中。1909年8月,日本政府在伊藤博文卸任朝鲜统监之后,委以日本枢密院议长之职,召其回国履新。在伊藤博文离任归国的途中,日本政府刻意地为他安排了一次“私人旅行”。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觊觎远东的压力和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日俄政府认识到联手合作的必要,所以,私下密谋举行一次高峰会谈。主要议题是协商如何进一步瓜分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取得沙俄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由于两国刚刚打完仗,不便将政府高级别的会谈和内容公诸世人,日方决定由伊藤博文以私人身份取道哈尔滨做一次高官“度假旅行”。这一安排得到了沙俄政府的积极回应,不远万里把财政大臣科克淑夫派到哈尔滨来,代表沙俄政府与伊藤博文会谈。
  安重根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自己盼望已久的报仇雪恨机会到了,遂与一些战友密谋,制定了刺杀伊藤博文的行动计划。安重根迅速赶到哈尔滨,落脚哈尔滨车站附近的蔡家沟,进一步侦察伊藤博文的行踪。9月25日得知:伊将于26日上午9时许抵哈。当晚,安重根做好了行动准备。

  历史镜头震五洲

  当伊藤博文一行乘坐专车向哈尔滨进发的时候,沙俄驻哈尔滨领事馆忙得不亦乐乎。为了达成新的交易,必须做好圆满的准备工作。为了留下永久的记录,俄国当局决定拍摄一部热烈迎接伊藤博文的专题新闻纪录片,他们抽调了国内技能高超的摄影师,到哈尔滨组成专门的摄影班子,只等伊藤一到,立即开机拍摄。
  1909年9月26日清晨,安重根携带擦拭一新的手枪,激愤满腔地向哈尔滨车站走去。上午7时左右,沙俄当局已经派出重兵把守,伊藤博文所乘的专车即将驶入戒备森严的哈尔滨车站。
  安重根起初躲藏在车站附近的茶馆里饮茶,一边观察动静,一边寻找行刺的时机。不一会儿,他发现接近专车停靠的地方比较杂乱,有空可钻,便悄悄靠了上去,躲藏在离摄影组不远处的士兵队列后面。
  9时许,伊藤博文的专车缓缓地驶入站台。一刹那间,鼓乐齐鸣,俄国财政大臣科克淑夫亲率文武百官上前欢迎,摄影机也及时地对准这一盛大场面进行摄录。突然间,安重根冲出人群,掏出手枪,瞄准与科克淑夫握手言欢的伊藤博文连连开枪射击。伊藤共中四枪,十分钟毙命。
  俄国摄影师做梦也想不到能碰上超级暗杀的实况场面,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尽管现场一瞬间异常混乱,摄影师们还是镇定有序地摄录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这部极具史实价值的新闻纪录片随后在哈尔滨公开上映,不仅震动了哈尔滨,而且轰动了全世界。
  当年的《东方杂志》第10期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报道:“安重根枪杀伊藤的情况,已被俄人摄入电影片,缘俄国大臣科克淑夫约会伊藤公爵以前,就预备活动电影写真。不料凶状出现,遂将当时形态摄入。在哈埠各影园开演数日,观者异常拥挤,各国人为之轰动。咸欲觅得之原本,旋为东京印刷局某氏所得。计出价15000日元购去,自有影戏片以来,从未有得此高价者。闻此片共长五百尺,先为伊藤到哈之情状,次为与科克淑夫相见之状,各官相见之状。次被弹状,次将伊藤尸骸装入火车,及刺客被获之状,纤悉具备,毫无失漏,洵为难得也。”从这段报道中,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况和场面。
  行刺之后,安重根当场被捕。沙俄政府驻哈尔滨领事馆当晚9时即将安引渡给日本驻哈领事馆,安旋即被囚于旅顺监狱。安重根经历十余次审讯之后,仍泰然自若,视死如归。1910年3月26日,年仅32岁的安重根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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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25:58 | 显示全部楼层


\"拜倒石榴裙下\":她的石榴裙有何神秘魅力[转帖]

  石榴与中国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因有人说石榴花像舞女的裙裾,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石榴花丛中。

  “拜倒在石榴裙下”,我相信大家早已熟知这句俗语,多比喻男子对风流崇拜倾倒之意。那么到底有没有“石榴裙”?究竟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裙子呢?居然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这其间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唐朝以石榴喻红裙

  “ 石榴裙”自然是与石榴有关。

  石榴原产波斯(今伊朗)一带,公元前二世纪时传入我国。“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边,因依汉使搓。”据晋·张华《博物志》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暗含多子多福。故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

  民间婚嫁之时,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常见的吉利画有《榴开百子》、《三多》、《华封三祝》、《多子多福》等。也许因为石榴是中外结合的产物,所以历代名家吟咏石榴的诗词甚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榴文化。

  石榴有许多美丽的名字:丹若、沃丹、金罂等。丹是红色的意思,石榴花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白色等颜色,火红色的最多,所以留给人们的颜色是火红的,农历的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雅称“榴月”。

  唐代大诗人杜牧在《山石榴》中写道:“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诗人虽没有直接写石榴花为红色,见丽人发簪榴花,却担心红艳似火的榴花会不会烧坏少女的翠簪和秀发?这真是赞美榴花的神来之笔。

  石榴与中国的服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因有人说石榴花像舞女的裙裾,梁元帝的《乌栖曲》中有“芙蓉为带石榴裙”之填词,“石榴裙”的典故,缘此而来。古代妇女着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染红裙的颜料,也主要是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人们也将红裙称之为“石榴裙”,石榴裙在唐时是一种流行服饰,尤其中青年妇女,特别喜欢穿着,穿着它的女子也显得格外俏丽动人。如唐人小说中的李娃、霍小玉等,就穿这样的裙子。唐诗中亦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杜审言诗:“桃花马上石榴裙”;万楚诗:“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武则天诗:“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韦庄也唱道:“莫恨红裙破,休嫌白屋低”等。石榴裙一直流传至明清,仍然受到妇女欢迎。《红楼梦》里亦有大段描写,可相印证。

  

  红裙妒杀石榴花

  久而久之,“石榴裙”就成了古代年轻女子的代称。南北朝诗人何思徵在他的《南苑逢美人》诗中就写过两句:“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用石榴来暗比心中美女。元代的刘铉《乌夜啼》中就把石榴直指女子的裙裾了:“垂杨影里残,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到了明代,石榴裙的说话就固定下来,如蒋一葵的《燕京五月歌》:“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

  至于“拜倒在石榴裙下”的来源,据说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有关。

  传说杨贵妃非常喜爱石榴花,爱吃石榴,特别爱穿绣满石榴花的彩裙。唐天宝年间,唐明皇投其所好,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每当榴花竞放之际,这位风流天子即设酒宴于“炽红火热”的石榴花丛中。

  杨贵妃饮酒后,双腮绯红,唐明皇爱欣赏宠妃的妩媚醉态,常将贵妃被酒染之粉颈红云与石榴花相比,谁红得艳丽?因唐明皇过分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大臣们不敢指责皇上,则迁怒于杨贵妃,对她拒不使礼。

  一天唐明皇设宴召群臣共饮,并邀杨玉环献舞助兴。可贵妃端起酒杯送到明皇唇边,向皇上耳语道:“这些臣子大多对臣妾侧目而视,不使礼,不恭敬,我不愿为他们献舞。”唐明皇闻之,感到宠妃受了委屈,立即下令,所有文官武将,见了贵妃一律使礼,拒不跪拜者,以欺君之罪严惩。

  众臣无奈,凡见到杨玉环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纷纷下跪使礼。于是“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典故流传千年,至今成了崇拜女性的俗语。

  看来这条被男人拜倒的“石榴裙”原来是条美丽女性的魅力和权力的“裙子”。现如今女人已经没了美人杨贵妃的权势,只剩下隐形的魅力,如何运用好这条“裙子”是乎已经成了女人们的难题,而且让男人拜倒岂是易事?一时容易,一世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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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世界钢铁产量排名 附6大老牌工业国1900—1990钢产量数据[转帖]

2008年1月23日,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钢铁协会(IISI)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67个主要产钢国家和地区粗钢总产量为13.435亿吨,同比增长7.5%;其中中国钢铁产量为4.8966亿吨,同比增长15.7%,占全球产量36.4%。

中国钢铁产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钢铁产量比排名2-8位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德国、乌克兰等七个国家的总和还多!2007年中国净出口钢铁5488万吨,相当于印度全国的钢铁产量。


2007年中国大中型钢铁生产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近两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三分之一,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提高。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大关,估计在5.2亿至5.4亿吨,增长幅度在6.3%至10.4%之间。

这种钢产量的迅速增长,一方面是由于矿石支撑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还有中国的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另外也可以看到,以宝钢、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这些公司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发生了变化,通过引进技术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使中国大型钢铁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已经基本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国际上每吨钢消耗的综合能源标准煤是645公斤,而中国大型的和特大型的钢铁企业的吨钢综合能耗是680公斤,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中国的钢铁工业产量迅速增长,能耗、钢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钢铁产量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80年,中国粗钢产量仅为3712万吨,分别是日本和美国的1/3和1/3略强。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钢铁工业已成为世界巨人,无人能及。2008年,中国粗钢产量将突破5亿吨。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的粗钢产量仍将分别为1.2亿吨和1亿吨左右,与30年前的产量基本持平。

  如此算来,当原先的世界最大钢铁工业国呈“水平状”发展的时候,中国的钢铁产量在近30年间猛增了13倍!目前,中国的钢铁产量分别已是日本和美国的5倍左右!更为壮观的是: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相当于世界前十大国的钢铁产量的总和!如果说,石油是工业化的血液,那么,可以说,钢铁是工业化的脊梁!大多数人认可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何时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将是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的分水岭!

2007年钢产量世界前20名

中国大陆 48966万吨(相当于日本的4倍,美国的5倍,德国的10倍)

日 本 12020万吨

美 国 9721万吨

俄 罗 斯 7240万吨

印 度 5308万吨

韩 国 5137万吨

德 国 4855万吨

乌 克 兰 4283万吨

巴 西 3378万吨

意 大 利 3199万吨

土 耳 其 2576万吨

中国台湾 2045万吨

法 国 1925万吨

西 班 牙 1905万吨

墨 西 哥 1717万吨

加 拿 大 1638万吨

英 国 1430万吨

比 利 时 1069万吨

波 兰 1067万吨

伊 朗 1005万吨

5亿吨钢都用到哪里去了

中国钢材消费增长主要是由国内需求支撑,特别是建筑业。从建筑、机械、汽车、造船、铁道、石油、家电、集装箱等八大用钢行业来看,建筑用钢是最大的钢材消费行业,以总建筑规模每年20亿平方米左右,按平均直接消耗钢材每平方米50公斤计,每年需要钢材1亿吨。其次是机械,这八大行业用钢消费量基本占全国钢材消费量的70%以上。

建筑、机械、汽车、造船、铁道、石油、家电、集装箱等八大行业2005年需用钢材2.13亿吨,2010年需用钢材2.61亿吨。国产轿车几乎都使用了国产汽车钢板;国产钢材可以满足铁道用钢需求;国产建筑用钢可与世界先进水平媲美。

东部地区是全国钢材最大消费地区。东部地区建筑业使用钢材的消费量,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总和还要多20个百分点,基本上每年均占全国建筑业使用钢材消费量的61%-62%,中部地区占19%-20%,西部地区占18%-19%。可以看出,近五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

2006年中国建筑用钢约1.8亿吨(相当于日本、美国钢铁产量的总和)

2004年机械行业用刚达到3500万吨

2007年汽车行业用钢达到1255万吨

2008年集装箱行业用钢将达到580万吨

2006年造船行业用钢达到582万吨

2005年家电行业用钢达到525万吨

2004年铁路用钢达到360万吨

2005年中石化企业用钢160万吨

四川灾后重建需3700万吨钢材 3.7亿吨水泥

三峡工程用钢约50万吨

鸟巢体育场用钢约4.6万吨

目前,北京在建建筑超过一万幢

纽约时报: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工地

我国房屋建筑分为两大类,即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则又分为居住建筑及公共建筑。目前,每年新建建筑面积大约20亿平方米,其中城市住宅5亿平方米至 6亿平方米,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 4亿平方米至5亿平方米(主要在城市),农村住宅7亿平方米至 8亿平方米。这就是说,目前每年在城市要新增 8亿平方米至9亿平方米的住宅建筑和公共建筑。

  据预测,从 2000年到 2015年是我国民用建筑发展“鼎盛期”的中后期,到2015年民用建筑保有量的一半是2000年以后新建的。此外,既有建筑量也相当巨大,我国现有建筑总面积400多亿平方米,预计到2020年还将新增建筑面积约300亿平方米。以每幢建筑物的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计算,相当于还要再建造300万幢建筑物。

仅以北京市为例,2007年北京市各类房屋的开复工面积突破1亿平方米,这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空前的,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到2010年,北京市民用建筑总量达到近6.08亿平方米。

中国每年大约有20亿平方米的建筑总量,接近全球年建筑总量的一半,全世界一半的建筑机械都在中国的各大工地上忙碌。

由此也不难解释,中国每年生产的5亿吨钢材、14亿吨水泥、2500万吨玻璃,以及200万台工程机械都用到哪里去了。

六大老牌工业国

(美、德、英、法、日、俄)

1900—1990钢产量数据

1900年:美国1035万吨,德国665万吨,英国498万吨,沙俄221万吨,法国159万吨,日本5万吨

1910年:美国2651万吨,德国1370万吨,英国648万吨,沙俄344万吨,法国341万吨,日本16万吨

1913年:美国3180万吨,德国1832万吨,英国778万吨,法国469万吨,沙俄423万吨,日本25万吨

1920年:美国4281万吨,英国921万吨,德国854万吨,法国271万吨,日本81万吨,苏联16万吨

1930年:美国4135万吨,德国1151万吨,法国944万吨,英国744万吨,苏联586万吨,日本229万吨)

1940年:美国6077万吨,德国1914万吨,苏联1832万吨,英国1318万吨,日本686万吨,法国441万吨

1950年:美国8785万吨,苏联2733万吨,英国1655万吨,西德1212万吨,法国865万吨,日本484万吨,中国大陆61万吨

1955年:美国10617万吨,苏联4527万吨,西德2134万吨,英国2011万吨,法国1263万吨,日本941万吨,中国大陆285万吨

1960年:美国9007万吨,苏联6529万吨,西德3410万吨,英国2500万吨,日本2248万吨,法国1730万吨,中国大陆1351万吨

1965年:美国11926万吨,苏联9100万吨,日本4116万吨,西德3682万吨,英国2744万吨,法国1960万吨,中国大陆1223万吨

1970年:美国11931万吨,苏联11589万吨,日本9332万吨,西德4504万吨,英国2831万吨,法国2377万吨,中国大陆1779万吨

1971年:苏联12064万吨,美国10927万吨,日本8856万吨,西德4031万吨,英国2421万吨,法国2284万吨,中国大陆2132万吨

1972年:苏联12559万吨,美国12088万吨,日本9690万吨,西德4371万吨,英国2542万吨,法国2405万吨,中国大陆2338万吨

1973年:美国13681万吨,苏联13148万吨,日本11932万吨,西德4952万吨,英国2665万吨,法国2527万吨,中国大陆2522万吨

1974年:苏联13621万吨,美国13220万吨,日本11713万吨,西德5323万吨,法国2702万吨,英国2238万吨,中国大陆2112万吨

1975年:苏联14133万吨,美国10582万吨,日本10231万吨,西德4042万吨,中国大陆2390万吨,法国2153万吨,英国1978万吨

1976年:苏联14480万吨,美国11612万吨,日本10740万吨,西德4242万吨,法国2322万吨,英国2240万吨,中国大陆2046万吨

1977年:苏联14670万吨,美国11370万吨,日本10241万吨,西德3899万吨,中国大陆2374万吨,法国2209万吨,英国2047万吨

1978年:苏联15140万吨,美国12432万吨,日本10211万吨,西德4125万吨,中国大陆3178万吨,法国2284万吨,英国2030万吨

1979年:苏联14910万吨,美国12369万吨,日本11175万吨,西德4604万吨,中国大陆3448万吨,法国2336万吨,英国2147万吨

1980年:苏联14798万吨,日本11140万吨,美国10146万吨,西德4384万吨,中国大陆3712万吨,法国2318万吨,英国1128万吨

1985年:苏联15467万吨,日本10528万吨,美国8006万吨,中国大陆4679万吨,西德4049万吨,法国1880万吨,英国1572万吨

1986年:苏联16055万吨,日本9828万吨,美国7403万吨,中国大陆5220万吨,西德3713万吨,法国1786万吨,英国1472万吨

1987年:苏联16189万吨,日本9851万吨,美国8088万吨,中国大陆5628万吨,西德3625万吨,法国1769万吨,英国1741万吨

1988年:苏联16307万吨,日本10568万吨,美国9176万吨,中国大陆5943万吨,西德4103万吨,法国1910万吨,英国1895万吨

1989年:苏联16009万吨,日本10790万吨,美国8772万吨,中国大陆6159万吨,西德4108万吨,法国1931万吨,英国1874万吨

1990年:苏联15442万吨(俄罗斯8962万吨),日本11033万吨,美国8972万吨,中国大陆6635万吨,德国4084万吨,法国1802万,英国1724万吨

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八钢公司第一炼钢厂炼钢车间

1950-2007年新中国历年钢产量数据

(单位:万吨)

年份 钢产量 比上年增加 增长率
1950 61 45 2.8倍
1951 90 29 47.5%
1952 135 45 50.0%
1953 177 42 31.1%
1954 223 46 26.0%
1955 285 62 27.8%
1956 447 162 56.8%
1957 535 88 19.7%
1958 800 265 49.5%
1959 1122 322 40.3%
1960 1351 229 20.4%
1961 870 -481 -35.6%
1962 667 -203 -23.3%
1963 762 95 14.2%
1964 964 202 26.5%
1965 1223 259 26.9%
1966 1532 309 25.3%
1967 1029 -503 -32.8%
1968 904 -125 -12.1%
1969 1333 429 47.5%
1970 1779 446 33.5%
1971 2132 353 19.8%
1972 2338 206 9.7%
1973 2522 184 7.9%
1974 2112 -410 -16.3%
1975 2390 278 13.2%
1976 2046 -344 -14.4%
1977 2374 328 16.0%
1978 3178 804 33.9%
1979 3448 270 8.5%
1980 3712 264 7.7%
1981 3560 -152 -4.1%
1982 3716 156 4.4%
1983 4002 286 7.7%
1984 4347 345 8.6%
1985 4679 332 7.6%
1986 5220 541 11.6%
1987 5628 408 7.8%
1988 5943 315 5.6%
1989 6159 216 3.6%
1990 6635 476 7.7%
1991 7100 465 7.0%
1992 8094 994 14.0%
1993 8956 862 10.6%
1994 9261 305 3.4%
1995 9536 275 3.0%
1996 10124 588 6.2%
1997 10894 770 7.6%
1998 11559 665 6.1%
1999 12426 867 7.5%
2000 12850 424 3.4%
2001 15163 2313 18.0%
2002 18237 3074 20.3%
2003 22234 3997 21.9%
2004 28291 6057 27.2%
2005 35310 7019 24.8%
2006 42266 6956 19.7%
2007 48966 6700 15.9%

2007年中国钢铁企业排名

企业名称  营业收入

上海宝钢集团 2277亿元

中钢集团 1235亿元

江苏沙钢集团 1155亿元

太原钢铁集团 1003亿元

唐山钢铁集团 872亿元

武汉钢铁集团 825亿元

鞍山钢铁集团 815亿元

莱芜钢铁集团 587亿元

马钢集团 518亿元

济钢集团 510亿元

国产高强度钢制造的核潜艇

鸟巢体育场使用了4.6万吨国产高强度钢材

世界最长钢箱梁悬索桥——西堠门大桥

西堠门大桥是连接浙江舟山本岛与宁波的舟山连岛工程五座跨海大桥中技术要求最高的特大型跨海桥梁,主桥为两跨连续钢箱梁悬索桥,主跨16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度的钢箱梁悬索桥,全长在悬索桥中居世界第二、国内第一,但钢箱梁悬索长度为世界第一。设计通航等级3万吨、使用年限100年。

作为大桥生命线的两根主缆,每根长约2880米,重约10614吨。每根主缆均有169股通长索股,单根索股重约62.2吨,由127根直径为5.25毫米的高强镀锌钢丝组成。该钢丝极限抗拉强度1770MPa,为目前世界上桥梁建设中最高。

把总重30000多吨的126段钢箱梁从海面吊装到约50米的空中准确到位,更是工程的重点和难点。每个标准梁段长18米,宽36米,高3.51米。最大梁段吊装重量约为360吨。

2008年4月3日,中国第一艘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顺利交付。LNG运输船被视为货运船中的“极品”,其技术含量和制造难度是所有船舶中最高的,目前世界上只有日、韩等少数造船业发达国家能够制造,与豪华邮轮并称世界造船“皇冠上的两颗明珠”。中国造船业历经七年艰苦攻关,于二00四年底开工建造LNG船。LNG是将气态天然气冷却至零下一百六十三摄氏度加工而成的液态燃料,体积较气态缩小约六百二十倍,具有杂质含量少、运输效率高、经济效益好等优点。

宝钢首次向代表世界造船最高水平的LNG船整船供货,总量达五点三万吨,由此打破了国外顶级船板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局面。

神舟七号宇宙飞船使用的高温合金材料由新冶钢研制,新冶钢是中国最大特种钢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生产材料定点单位。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第一颗洲际导弹的发射;从神舟一号到嫦娥一号的升空新冶钢都提供了关键材料。新冶钢的前身是大冶钢厂,2007年年产值突破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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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29:50 | 显示全部楼层


抗日劲旅血战潇湘:战火烧红长沙 鲜血染红湘江[转帖]

潇湘战火

历史证明湖南是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主战场。从1938年10月开始,到1939年12月,日军逐渐调整在华兵力,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宁沪杭地区被视为“治安区”,华中武汉地区和华南广东地区被作为作战区配予重兵,武汉地区配备了第11军的6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广东方面配备了第23军的4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这些约占侵华日军三分之一强的兵力,从南北两面保持着对以湖南为主的中国第9战区夹击之势。

对于中国来讲,自古就有“湖广稔天下足”之称的湖南,北带长江,南依九疑山脉与广东、广西相连接,东屏幕府山、九岭山、万洋山与江西分界,西挟石门山、武陵山与四川、贵州为邻,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赣公路、湘黔公路纵横其间。随着抗战深入,湖南在战略上变得越发重要,稠密的人口成为兵源取给之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湖南的重要性,曾经指出:“长沙、衡阳乃江南心膂,交通枢纽。敌如攻略该地,足陷我国力于麻痹状态,不仅削弱我尔后反攻之能力,而且有助于其尔后之南进”。为此中国方面也将重兵阵于第9战区,部署的兵力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集结6个多师团,从赣北、湘北、鄂北三路同时进攻长沙,赣北日军为国军第19集团军所阻,湘北国军根据“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在正面节节抵抗的同时,将主力转移至东部山区,日军进至长沙附近时,遭到国军侧击,被迫退却,第一次,日军只望了望长沙。1941年9月,日军发起第2次长沙会战,鉴于第1次的兵力分散,这次将5个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约12万人,采用“中央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或许被第1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所鼓舞,第9战区意图御敌于汨罗江一线,不想战线很快被日军突破,连最为善战的第74军、第10军也在浏阳地区遭到打击,日军得以进入长沙,两天后,因受到外围国军威胁,又被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的命令约束,不得不退回原防。

两次长沙会战使第9战区清醒的认识到后退决战的重要性,确立了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为目的,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待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的作战方针。并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天炉战法”。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23军紧接着从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作战,于对日宣战的当天(9日),命令暂编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对此日本天皇裕仁不禁向参谋总长杉山元发出疑问:“围绕进攻香港对于广州和九龙半岛方面,有无中国军队反攻的忧虑?”得知国军南下的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认为有必要采取牵制行动,司令官阿南惟畿中将得到报告后立即予以了批准。日军最初只是计划在汨水两岸击歼国军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但随着香港于12月25日沦陷,阿南惟畿的野心迅速膨胀,当正面国军按计划向预定决战的长沙以东地区后退时,阿南惟畿独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于12月29日晚下达了进攻长沙的命令:1、敌有向长沙和金井方向退却之迹象。2、军决定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3、第3师团应迅速由近路向长沙追击。4、第6师团击溃麻石山、鸭婆山附近之敌后,应以主力追击朗梨市之敌,另以一部向长沙方面追击。5、第40师团以一部留在浯口附近,主力进入麻峰嘴附近后,应向金井急进。6、独立混成第9旅团应向关王桥急进,一并指挥泽支队在汨水以北掩护军左侧背的安全。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面对即将到来的恶战,将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等长官部大部人员转移到耒阳,亲率前方人员组成指挥所,设于岳麓山爱晚亭附近的山洞中。薛上将规定:“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罗卓英)代行职务,按预定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薛岳在发出“世午忠电”后,显得坐立不安,竟一口气登上岳麓山顶,望着山雨欲来的长沙城,薛上将喃喃自语:“关键就看李瑶阶了。”

名城劲旅

第9战区直辖的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军长李玉堂,字瑶阶,早些时候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奉命堵击南犯之敌,在金井、福临铺一线与敌遭遇,指挥系统被日军骑兵部队冲散而溃败。战后,李玉堂因作战不利遭到撤职,新任军长钟彬未及上任,第3次长沙会战接踵而来,薛岳以战事紧张为由,报请军委会同意,暂缓了交接,将保卫“天炉”炉底长沙的任务交给了第10军,李玉堂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将是一次待罪立功的好机会。

在第9战区,第10军是仅次于第74军的主力部队,所辖3个建制师各有不同来历,但均为抗日劲旅。基本部队第3师,源自北伐时期第1军留粤部队扩编而成的第32军,编遣会议后,第32军缩编成第3师。李玉堂最初为第8旅第16团团长,凭借战功于1931年7月由第8旅旅长升任师长,先后参加了对鄂豫皖红4方面军的“围剿”和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围剿”等战事。1935年,列为第2期整理部队,成为国军精锐。抗战军兴,隶属第2军从征淞沪会战、徐州会战。1938年7月,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师长易为赵锡田。基于在武汉会战南洵路战役中的上佳表现,薛岳以“泰山军”锦旗一面,题点李玉堂所部。此后,南昌会战、冬季攻势、第2次长沙会战均能看到该师矫健的身影。1940年5月,李玉堂带着第3师调任第10军军长,师长后改为周庆祥。第190师成立于湖南衡阳,前身是预备第4师,1938年1月改称第190师,师长初为梁华盛,后为朱岳。1939年7月由第25军转隶第10军,曾参加武汉会战、冬季攻势、第2次长沙会战。预备第10师,1937年10月于浙江杭州成立,宣铁吾、蒋超雄曾前后担任师长。1941年1月,师长改为方先觉。该师最早隶属第10集团军,1938年编入第32集团军第79军参加反攻南昌战役。1939年6月,转隶第86军参加冬季攻势。1940年初,改隶第10军,参加了第2次长沙会战。第10军在接到命令后,火速从醴陵、衡山一带开赴长沙建构工事。此时全军在第2次长沙会战后未予补充,合计共约2万人。

湖南省会长沙,位于洞庭湖以南,地势平衍广阔。在春秋战国时期既为楚国南方军事重镇与粮食产地。秦统一中国后,全国划分为36郡,长沙郡便是其中之一,其治所所在地湘县,就是后来的长沙市。当历史的时针走到20世纪30年代,武汉失守后,这座华中名城已跃然处于抗日前线。而1938年的那场“文夕大火”,使所有长沙人经历了一番人间地狱。先是日军攻陷距长沙130公里的岳阳,引起长沙城内恐慌,谣言四起,传闻日军已接近长沙,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人,慌忙执行“焦土抗战”的指示,于11月12日夜间,命令军警纵火焚城,这场大火一直到14日方被熄灭。长沙城内房屋80%被毁,财产损失巨大,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而事实上,湘北日军无意南犯,国军汨罗江阵线甚稳,国民政府为平息民愤,事后将酆悌等人枪决,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难辞其疚,也受到处分。

长沙并不好守,辛亥革命后,部分城墙被拆除,湘江自北向南紧依城西穿过,浏阳河由城东、城北流入湘江,1938年的惊天大火,更加减弱了这座城市的防御能力。在第2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曾短暂攻入,尽管如此,长沙城的工事从来没有彻底构筑过,这一次总算引起了足够重视,市民们踊跃捐输材料,大力协助军队施工。工事西面依托湘江,对北、东、南三个方向修筑了一个半圆形的地堡式工事,市区中山路西段、黄兴路、八角亭、南正街、坡子街以南的核心部分最为坚固,各街道口布满铁丝网拒马封锁。为此,李玉堂军长整天在阵地上为地堡位置、射击孔方向、火网编成等防御措施奔波。

12月30日,李军长命令第3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以1团控置于城东南角,拒止敌人进犯,并以便衣队在安沙、沙坪附近预行潜伏,搜索敌情;预备第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主力控置于黄土岭附近,拒止敌人进犯,并派便衣队在东山附近预行潜伏,阻止敌人;第190师占领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迹渡、复兴市附近、新河正街之线,拒止敌人,并派便衣队在枫林港预行潜伏,搜索敌情。

命令下达后,42岁的李玉堂军长指着军部所在地湖南电灯公司说:“这是长沙市的四行仓库,也是第10军的四行仓库。”李军长的这一决心很快为全军官兵所知晓,将士们个个磨肩擦掌,他们知道,洗刷第10军第2次长沙会战溃散的耻辱时刻已经来到,一场大战迫在眼前!

誓死守土

1942年1月1日,一颗信号弹划破了元旦浓雾紧锁的中午。日军第3师团第18、68联队开始攻击长沙城外东南约3公里的狮子岭高地一带阵地。该师团于1937年8月在吴淞登陆,素以勇猛著称,自1938年秋,突破大别山,占领信阳以来,长期担任应山附近警备任务,作为第11军核心部队,随枣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枣宜会战、第2次长沙会战无役不从,师团兵力包括配属人员在内,合计为23990人,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是阿南惟畿改变作战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防守于此的预备第10师起初负责岳麓山防务,第10军少将参谋长蔡雨时判断由第6战区赶来增援的第73军将先敌到达岳麓山,经与李玉堂商议,在未经薛岳许可的情况下,命令该师东渡湘江接防第3师一部阵地,待薛上将察觉后已是无可奈何,考虑到战情紧迫,薛岳未加以进一步追究,但出于保持威严,蔡少将还是免不了一顿训斥。

师长方先觉在部队过江后,破釜沉舟,一船未留。副师长孙明瑾作战斗动员时镇定地说:“打仗是我们军人的本职,用不着大惊小怪,况此次我们以逸待劳,并有坚固的工事可资凭借,不同于上次在疲劳行军中不明情况的突然遭遇,又有长官部在我们身边,是有周密计划地应敌,只要我们意志坚定,稳打稳扎,是可操胜劵的。”方师长以第29团为第一线,布防于左自南大十字路至左家塘阿弥岭至雨花亭、金盆岭、东瓜山之线;以第30团为第二线,控制在左自回龙山、小林子冲至仰天湖、小冬瓜山之线;将第28团(第1营)为师预备队,隐蔽于大椿桥及杏花园地区待命;师炮兵营(8门81迫击炮)在天鹅塘进入阵地,工兵连保卫军部所在地湖南电灯公司,并沿铁路向东南警戒。

第29团第1营阿弥岭阵地首当其冲,敌机一批批3-4架轮番轰炸扫射,激战中第1连连长苏宗山殉国。团长张越群上校为稳定战线,命令中校团副陈新善前往督战,但阵地还是在下午4时被突破,营长曹建业倒在血泊之中,陈团副只得带着残余官兵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在撤退途中,不幸为日军流弹击中牺牲,该营几乎伤亡殆尽。

邬家庄、小林子冲等处,虽经奋勇抵抗,反复肉搏,终因众寡悬殊,再度失陷。张越群团长急了,不到半天功夫,防线连连被日军突破,他下令第3营务必夺回阵地,阮成营长亲率官兵80余人,乘敌进犯混乱之际,行猛烈逆袭,一场白刃战后硬是将敌人打了下去,阮营长当即被晋级中校,赏洋5千元。

当天傍晚,第3师团将负有夜袭盛名的第6联队第2大队由第68联队左翼投入战斗,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立即命令第5、8中队挺进。得到增援的日军,于21时,攻占军储库、邬家山一线阵地,一部乘势突入了白沙岭。

日军继续向第29团指挥所黄土岭阵地突击。少校团副曾友文率警卫人员掩护张团长先行转移,带着侦察排和部分警卫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曾团副在撤退时刻被日军的狙击手打中胸部,当场阵亡。代理团副王维本带着部队撤到仰天湖东边的大古墓与事先到达的张团长会合,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团指挥所仅剩下了团长张越群、司号长和几名传令兵以及13名警卫和侦察排的官兵。由于团部与师部已经失去了联系,张团长带着几名传令兵向师指挥所走去,决定王维本团副留下掩护阻击。

此时已是晚上22时,正巧被打散的第2营在营长边克诚带领下撤退到此,两部合而为一,第2营的枪榴弹准确的在日军中开花,敌人几次袭击均未得逞,最后竟使出烟雾弹和毒气弹,国军官兵缺乏放毒器具,只能用湿毛巾捂住鼻嘴,向安全地带后撤。

满身血迹的张越群团长来到师部,为全团损失惨重而感到愧疚,第9战区为激励士气,将其晋升少将,方先觉师长将其安排在副官处后,立即打电话给第28团团长葛先才说:“艺圃,现在就看你的了!我全力支持你,第29团立即收容整理,统一归你指挥,第30团随时可以调用,你一定要顶住啊!”葛团长在电话那头说:“报告师座,请您放心,我们不能在薛长官面前丢脸!”

激烈的战事,时刻牵引着薛岳的关注,此刻他最关心的是预备第10师到底能守几天?方师长在电话中表示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为了表达决心,随即写下了一封遗嘱。

“蕴华吾妻: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我遗志,报效党国,则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

第2天的《长沙日报》以“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为题,将遗书全文刊登,长沙古城顿时浩气回荡,看到遗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成则以功勋报国家,死则以长沙为坟墓”。

第28团团长葛先才,黄埔4期,面对黄埔6期的张越群已晋升少将,葛团长跃跃欲试,他拿起一支“汤姆生”冲锋枪,带着他的弟兄发起冲击,士气高昂的第28团迅速将军储库、邬家山阵地恢复。将近午夜,岳麓山的国军卜福斯山炮响起,一时地动山摇,炮火使加藤大队长与他的中队失去了联系,日军凭借白沙岭民房顽抗,葛团长下令火攻,房屋燃起了熊熊烈火,加藤少佐和副官桥本中尉再也无法举起指挥刀,葛团长在加藤的尸体中找到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命令,这一缴获很快递交到薛岳手中,薛上将从中得知第3师团的携带弹药数量后,判断出日军明显弹药不足,兴奋的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胜过万挺机枪!”

忍耐鏖战

1月2日晨,日军第3师团第18联队将攻击重点由南门移向东门,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还将工兵第3联队主力调过来,进行破坏筑城设施及突击作业,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陈家山阵地全面激战。

陈家山位于长沙小吴门和兴汉门之间,是这一地段的唯一制高点,如果陈家山阵地失守,那么小吴门、兴汉门这一开阔地带将全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防守陈家山的是第190师第570团,守军居高临下,轻重机枪构成连绵的火网,日军第18联队几次冲击都在半山腰停顿不止,敌人的炮火接着铺天盖地而来,第570团被打得抬不起头,乘着烟雾,日军攻上山头,朱岳师长一看不妙,带着警卫亲往督战,岳麓山国军炮兵适时响起,官兵们为之热血沸腾,喊杀声此起彼伏,第570团团长李芝上校为表率部属,捡起一支上了刺刀的中正式步枪,径自杀向日军,双方短兵相接,均志在必得这一制高点,阵地就这样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日军第68联队同时攻打南门冬瓜山、修械所一带防线,国军事先构筑的堡垒工事开始发威,预备第10师第28团的交叉火力使日军举步为艰,为了突破我军阵地,日军投掷了燃烧弹,燃烧弹使许多明堡工事中的官兵葬身火海。而李玉堂军长战前亲自督筑的暗堡火力更是造成了日军进攻部队极大的伤亡,日军为了摧毁这些暗堡火力点,开始使用‘肉弹’攻击,鬼子敢死队全身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一个接一个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为止。为了与之抗衡,葛先才团长寸土不让,也组织起几十支敢死队,在集中20多挺机枪的掩护下,投向修协所。国军敢死队同样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争先恐后朝着日军猛冲,然后拉响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葛团长被这一幕震怒,亲手操起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机枪吐出愤怒的火舌,日军一排排倒下,岌岌可危的阵地终于被第28团守住。

为了减轻第28团的压力,作为师第二线的第30团一部在团长陈希尧带领下,意图侧击日军第68联队,敌人早有准备,第2大队第2中队占据沙湖桥高地,正对此警戒,陈团长带着官兵趁着薄暮分乘数只舟艇,强行向对岸登陆,日军的机枪、掷弹筒时不时击起几处水花和水柱,几只舟艇显然难以抵达这并不遥远的彼岸,陈团长调来团迫击炮连,一阵隔河轰击,第2中队自中队长丸山信一以下全部被歼灭于湘江东畔。

东门袁家岭的战斗也呈现白热化,下午2时左右,日军白刃冲阵,攻占袁家岭。第3师师长周庆祥责令第7团夺回阵地,第7团团长陈德升戴上一顶钢盔,对着官兵说:“咱第3师是军长的起家部队,可不能在这节骨眼上给军长、师长丢脸啊,有种的跟我冲!”第7团的3个营连续发起了反攻,迫击炮声、重机枪声、手榴弹声混成一片,形成一曲亢奋的战场交响曲,继而是欢天喜地的雀跃声,第7团的团旗再次插上了袁家岭。

黄昏过后,日军第6师团加入长沙城东北侧战斗,该师团在平汉路北段涿州、保定战役中表现活跃,淞沪会战后期,登陆杭州湾,攻占南京,对我无辜百姓和徒手官兵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因此最为中国军民所痛恨,担当岳阳、崇阳地区警备后,多次与第9战区国军交手,师团合计20094人,师团长神田正种。

薛岳感到最不安的是城南预备第10师的防线,此时在岳麓山,薛上将还掌握着一支远道而来的第6战区援军-第73军,第73军军长彭位仁,下辖第15师、第77师、暂编第5师,所部大都为湖南子弟兵,此次星夜兼程,两天两夜急走350华里,由湖北枝江到达岳麓山附近。经过薛岳与彭位仁协商,决定第77师增援长沙守城作战,序列上由第9战区直接指挥。为减少空袭损失,该师黑夜渡江,先头第231团刚刚渡过湘江,即有第10军参谋拿着李玉堂手令要其增援预备第10师,按照战区命令,第77师不归第10军指挥,团长左九成有点犯难,但战况危急,左团长略加思考即加入了预备第10师的防线。

深夜,牵挂着长沙战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给薛岳及第10军各主官发来了一封密电:“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均鉴:我第十军官兵两日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至甚嘉慰。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十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望激励所属,坚强不拔,忍耐鏖战,时时争取最后五分钟,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最高统帅的关注,无疑给守城部队打了支强心针,高昂的士气回旋在三湘大地。

血雨星沙

经两天血战,城郊阵地已参差不齐,第6师团的到达,使国军不得不退守油铺街、湘雅医院、陈家山、清水塘、韭菜园、识字岭、回龙山、白沙井、沙河街、楚湘街之线。为准备巷战,清除射击障碍,预备第10师忍痛将妙高峰下的长街付之一炬。

1月3日微明,疲惫的第190师师长朱岳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迎来的是李玉堂军长严厉的责问:“陈家山阵地怎么失守了?”“军座,没有失啊,职昨日亲自督战,把阵地夺回来了。”朱岳答道。“你再给我仔细查查!”李军长说完用力的挂断了电话。

陈家山果然失守了,日军利用夜色,钻了国军了望哨视角缩小的空子,匍匐潜行到山角下集结,天蒙蒙亮时一鼓作气冲到了山顶,第190师第570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无法组织起抵抗就退了下来,团长李芝当即督队反攻,所部官兵勇往向前,可日军居高临下,轻重武器火力充分发挥,三次反攻均不凑效,伤亡倒不少。

日军攻占陈家山后,第3师团和第6师团连成一片。第6师团猛攻兴汉门,朱岳师长亲往指挥坚守,朱师长知道这回可不能再有闪失,在精心勾画的火网前,日军每次冲击都付出沉重代价,无法在兴汉门取得进展。

下午13时,第6师团第23联队第12中队推进到湘江畔,一部强渡,沿北大马路向南杀来。第190师第569团2营5连奉命增援北大马路,当5连在上尉连长叶长青带领下,冒着炮火穿过中山路,赶到天主堂时,北大马路的地堡已被日军抢占了3个。团长傅志豪将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全部归叶连长指挥,傅团长下令死守北大马路,不得使日军再越过一步。

日军夺得3个地堡,气焰十分嚣张,嚎叫着往中山路拥来,重机枪连扼守路口,迫击炮以密集的炮弹射向敌阵,滚滚硝烟中,2排和3排夺回两个地堡。日军在麻园岭的炮兵掩护下,重新集重兵向路口压过来,几番冲锋后重机枪连不支,日军1个机枪组占领路口一幢木结构两层楼房,叶连长沉着勇敢,带着预备班神速越过街心,一个闪身进入房内,飞快登上二楼,一顿扫射,鬼子机枪组还来不及转身便栽倒在地。敌我双方在路口展开肉搏,第569团的迫击炮全部往麻园岭倾泻,鬼子炮火受到制压,最后1个地堡被叶连长拿下,北大马路牢牢被我掌握。

配属第3师团的炮兵第3联队第4中队,攻入城东圣经学校后,在二、三层上各架设了1门山炮,国军的机枪掩体遭到压制,小吴门一时被敌突入。好在第190师第568团团长陈家后是工兵出身,陈团长拿出看家本事,在城内要道口,伐树枝堵塞,并堆放桌椅门窗封锁,日军攻进城后,立即被第568团十字交叉火力杀伤,一连3次攻势都被挫败。

识字岭告急,第3师师长周庆祥督战于天心阁,天心阁建于城东南隅地脉隆起处,高15米,为长沙城内最高点。周师长对团长张振国说:“你我都是军长提拔的,长沙不守,军长是挽不回来的,于公于私,我们都说不过去的,与阵地共存亡,我陪着你干!”张团长立马领着一排人,扛着两挺重机枪投入到封锁窑岭至识字岭道路的行列,周庆祥师长同时要求岳麓山炮兵给予炮火支援,不一刻炮声隆隆,张团长兴奋地抓起马克泌重机枪对准日军一阵狂射,这一幕周庆祥在望眼镜中看的清清楚楚,识字岭险情得到缓和。

下午16时,日军第3师团工兵营由韭菜园一带穿墙凿洞,爬进市区。位于藩后街以北的第3师第7团团长陈德升闻讯,立刻派兵前往堵截,第190师第569团1营也从小吴门由北向南跑步封住日军后续部队。这股日军工兵非常善于爬屋,一遇阻击,即试图通过爬屋来饶袭国军背后,第7团官兵不甘示弱,你爬屋,我上楼,彼此为抢占制高点逐屋激战至晚,城外日军被拦截后,城内日军大部被歼灭,但仍有一部敌人玩起了捉谜藏,因天黑不见五指,双方都未进一步采取行动,就此对峙。

18时30分,鏖战整天的预备第10师东瓜山阵地,被敌突入,就在早晨,政工队员还在此拉琴唱戏,以资鼓舞,而此刻方先觉师长已站在南门口督战,副师长孙明瑾在一旁提醒方师长将第77师第231团投入战斗,方先觉认为:“仗易打,帐难算,仗打胜了,必然说是友军增援的功劳,打输了,又可能说我们不爱惜友军,指挥有偏心。不到最后一刻,不使用他们。”葛先才的第28团充分利用事先储备的手榴弹,雨点般扔向日军,近处刺刀见红,官兵们杀红了眼,与敌反复拉锯数10次,虽击毙日军第68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横田庄三郎中佐和联队联络副官神野一朗大尉,然而自身也付出了极大伤亡。

当晚,专与长沙守军联络的第9战区高级参谋容有略给第10军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外围第4军、第20军、第26军、第37军、第79军等部按制定计划,已到达指定决战位置。

第9战区部队的调动情况,使日军第11军岳阳指挥所被极为紧张的气氛所笼罩,阿南惟畿在来回穿梭的脚步声中下达了撤退命令:军已达成牵制敌军于长沙以策应华南第23军之作战任务;军终止在长沙之作战,于1月4日夜间开始撤退,向汨水之线前进;第3师团由麻林市经福临铺至伍公市;第6师团由麻林市经栗桥至新市…。

饮马湘江

第3师团师团长丰岛房太郎接获撤退命令后,提出了申请意见:我第一线部队现已冲进长沙敌阵地,继续展开巷战中,现在只差一把劲,希望把反转时间再延期一日。本来就反对进攻长沙的第11军参谋长木下勇等人撤退决心很坚定,阿南惟畿只能予以驳斥:鉴于东北方面敌人的包围圈逐渐压缩;株州方面也有北上的可能。而军的作战目的又已大致完成,因此,仍然按命令执行,应即反转。无奈的阿南为了安慰军参谋部忧愁与不安的气氛,在参谋室黑板上写下了一句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1月4日凌晨2时,日军第3师团展开最后一博,第68联队第1、2大队突破东瓜山预备第10师阵地,的野联队长下令合力转攻南门,第1大队似乎为了忙于应付第28团的反击,慌乱中没有接到命令,第2大队单独与第77师第231团接上了火,师长韩浚向薛岳表示,一定在天明前把敌人赶出南门,然后把黄土岭夺回来。薛长官很是高兴,承诺炮兵到时助威。左九成团长集中起全团所有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竭尽全力向突入之敌反击,这些长途急行军350里的潇湘男儿,丝毫没有减低战斗力,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勇猛杀向日军,经数小时血战,敌人被逐出南门。韩浚师长迫不及待地向薛岳报告战况,并请求马上用重炮支援向黄土岭、东瓜山攻击前进。

炮声响彻云霄,预备第10师将传令兵、杂务兵、担架兵、输送兵编成1个连,归第28团团长葛先才指挥,向东瓜山阵地逆袭,日军出动飞机6架狂轰乱炸,吭咔的炸裂声不绝于耳,形式万分紧张,战至下午13时,阵地易手5次,日军弹药不济,第2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黑田中尉被击毙,残余鬼子顾不上收容黑田的尸体,败下阵来,第28团经此一战,仅剩53人,葛团长蒙层峰嘉奖,晋级少将。

日军第6师团在近午猛烈冲击湘雅医院、兴汉门、回龙山,敌误认为国货陈列馆是守军炮兵观察所,连续三弹命中窗口入内爆炸,造成伤亡。又集中臼炮、掷弹筒轰击,坚守兴汉门的第190师在护城河前将日军扼制。第3师参谋长孙鸣玉、预备第10师副师长孙明瑾督战浏阳门、回龙山前线。下午,薛岳电告李玉堂:“外围各军已全面反攻。第4军已抵暮云市、大托铺;第73军已由乔口渡过湘江;望再坚持一夜。”喜讯传遍第10军整个火线,官兵们提出了:“苦战一夜,打退敌人,守住长沙,要回军长!”的口号。

李玉堂军长和蔡雨时参谋长紧绷了三天三夜的神经,此刻略为放松,两人正对着吃馒头稀饭,突然一流弹穿破玻璃击碎菜碟,警卫立即簇拥上来,蔡雨时问道:“军座,咱们是不是换一个位置?”李军长一边抓着大头菜,一边说:“不动、不动。”蔡雨时又说:“那我们就快点吃。”李军长又答道:“不用,不用。”李玉堂的镇定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一时传为佳话。

日落时分,炮声息而枪声弱,侵入市区的日军,虽系小股工兵,确擅长架桥凿洞,短于步战,仍似一根钉子般插入我心脏,约有一个班的鬼子,溜到预备第10师师部附近,李玉堂命令军直属工兵营与第7团一部加与围歼,并令第190师副师长彭问津统一指挥,工兵对工兵,彭副师长下令火攻,日军被迫往楼下跑,敌退我进,第7团步兵紧追不舍,侵入市区的敌工兵大部被歼,少数落荒而逃。

17时左右,日军为了掩护撤退,到处纵火,长沙南门附近的村庄浓烟冲天,基于上述情况,李玉堂军长当机立断的下令:着第77师全部、第3师一团准备出击,其余各部队仍固守原阵地,防敌回窜。不久,电话里传来第9战区长官部的通报:“我湘北第27集团军杨森等部,已从平江山区出击,断敌归路,其他部队均已出动,长沙地区的敌人有撤退摸样。敌如撤退,你军无追击任务。”半夜过后,枪炮声由稀疏而沉寂,长沙在1942年艰难的渡过了86小时。

1月5日拂晓,预备第10师政治科长杨正华和副官主任张广宽在长沙县政府所在地莲花池,看到院内约有30公尺见方的新土隆起,随行官兵挖开后,惊人的一幕出现在众人眼前,数10具被烧残的敌尸,都用黄呢子军大衣裹着,有的怀里还紧握着太阳旗,旗子上布满了千人针和密麻的签名,还有的钢盔中嵌着小木佛像,透过黎明的曙光,杨科长等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李玉堂、周庆祥、朱岳、方先觉等人来到寒风刺骨的湘江边,官兵们正在打扫战场,沿江一线停满了棺材,阵亡的军官均用红绸包裹,收殓入棺,士兵则用白布包裹,由掩埋队用船运往岳麓山安葬,此情此景,使几位高级将领的脚步变得沉重,当他们不约而同摘下军帽时,西沉的太阳把余晖投向湘江西岸的岳麓山。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魏镇到长沙向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授民族荣誉旗;收回钟彬接任第10军军长的任命;李玉堂升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方先觉任第10军代军长;预备第10师副师长孙明瑾升任师长;第28团团长葛先才升任第10师副师长…。

附录

国军长沙守城战斗序列

第10军 军长 李玉堂 副军长 余锦源 参谋长 蔡雨时

第3师 师长 周庆祥

第7团 团长 陈德升 第8团 团长 张振国 第9团 团长 張惠民

第190师 师长 朱岳

第568团 团长 陈家后 第569团 团长 傅志豪 第570团 团长 李芝

预备第10师 师长 方先觉

第28团 团长 葛先才 第29团 团长 张越群 第30团 团长 陈希尧

第77师 师长 韩浚(隶属第73军 归第9战区直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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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处理一封人民来信的前后[转帖]


  王东溟 郭海鹰

  第一封信——告状信

  曹树立斗胆上书国务院

  这是一宗尘封了47年的保密档案。

  1960年前后,我国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山东省惠民地区(今滨州市与东营市)、广饶县(今

  东营市)成为重灾区之一。1961年9月,大雨过后,寸草不生。群众的口粮平均每天不足半斤,死人的现象经常发生。

  1961年10月,家住广饶县城关三村的县公安局干部曹树立已患肺结核病6年之久,躺在惠民专署疗养院的病床上。在八九月间他接到家中来的两封电报,父母因患水肿病和干瘦病相继去世。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悲痛欲绝,饭不想吃,夜不能眠,精神失常,一度曾想自杀。他满腹怨气,在极其苦闷的情况下,想到了党中央,想到了毛主席,想到了周总理。1961年10月14日,曹树立抱着一线希望,流着泪写完了《小干部和主席谈心》这封信,全文如下:

  小干部和主席谈心

  我们这里的死亡太惊人!您实在不该稳坐北京,专靠行文、指示、马列主义、政治工作了。以上这些都不是粮食,不是粮食就不能充饥,不能充饥就不能避免死亡。如何避免死亡,以小干部短见,就是怎样发挥群众劳动生产的自觉性,这是解决农业问题和避免人口死亡的根本道路,别的千条妙计,都是无济于事。

  您应该立即想出一个既不改变生产资料(土地)性质,又能接近符合群众的心理和条件,对土地使用的措施,从而很快的(地)发挥群众的生产自觉性和积极性。我们国家这样大,像我们这里的情况总是局部的,为了避免当前这种吓人的死亡,不管您想出什么高计绝策,先别强调农业税,或者极少量的(地)担负农业税,应该先考虑他们的生存自给就很好。我连月失去双亲,真是万分悲痛,像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触目皆是已不为奇了。在这个时期失去爷娘的人,失去儿女的人,失去丈夫的人,失去妻子的人,怎么能不暗下议论。有的说:怨党中央、毛主席、三面红旗。可是我们天天学习的文件,又是首先把党中央、主席、三面红旗放在山东情况圈子外,偏说是:怨天地恨舒同(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作者注),责怪群众不积极。还有一种辩证论调:上边的政策指示完全是正确的,下边作(做)错了,这样的说法是少数人,多数人也是有这样说的时候,是处在集体学习的场面上和讨论中央指示时才这样说。人们知己的议论不是这样。下边作(做)错,一年错、两年错、三年错,建国十几年来为什么出了差错就把党中央退(推)得一干二净,都是干部错了呢?据说,也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干部传达指示,可能与指示精神有倒颠,社员当场质问,于是这个干部说:“那是毛主席讲的,这是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也有。

  到底山东情况这个罪过谁负呢?是当前干部群众纷纷议论的中心。

  天、地、舒同、干部、群众,完全负一斤呢?还是党中央、毛主席负一斤呢?还是各半斤八两呢?还是怨所有的中国人好心建国,怪人们对建国之路、人生之路不熟的一次失足呢?

  您能不能像前几年给社队干部的一封信一样,诚恳地说出答案来呢?

  我这话您爱听也别高升我三级,不爱听生气也别叫我下牢,您不怪我好歹,今后咱就常谈心。

  山东情况再不能搁延了,马上行动吧,我的好主席。

  附去电报两份,阅后退回。

  十一年的候补党员

  三十二块的小干部

  患病吃不饱的人

  神经正常的人

  曹树立

  十月十四日

  曹树立又把原先画的漫画一幅附上。题目是:《二心吗?》漫画内容是:前边画着两口棺材,一口是父亲的,一口是母亲的,后边画的是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后边画的是他弟弟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正步(因他弟弟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南京军区部队当教员)。

  下边写道:

  七日电报:广饶:疗养院曹树立母病故是否回家。

  二十九日电报:广饶:疗养院曹树立父病故是否能归来电。

  七十天内我父母双丧电文证据,阅后退回。这是我革命珍宝,社会主义真不容易党啊!

  为了防范秘书看了信给扔掉,他又单独用一页信纸写上:

  负责同志:

  你若是保国的忠臣,爱祖国,爱主席,有良心,就一定将这份谈心书交给主席过目。(如果)你(不)这样做,把它掷到纸篓里,您可要扪心思量!

  此致

  敬礼

  病人 曹树立

  十月十四日

  他把这一页放在信的前一页,叠好后,封上口,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把信发出去。他觉得寄去这封信是福是祸还很难说。

  第二封信——指示信

  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0月26日,他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觉得信中反映的事情真实,问题严重,亟须解决,当即批示:

  送请总理、先念、震林同志阅。

  10月27日,谭震林副总理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也当即批示:

  此件可以转给谭启龙同志,请他亲自派人去查问一次,是什么问题。

  10月30日,曹树立的来信又转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看了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迅速握起毛笔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一封信: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第三封信——调查信

  谭启龙派秘书方兴去调查

  谭启龙接到周总理的信后,迅速派省委办公厅大秘书方兴去惠民、广饶做调查。于是,方兴带着周总理和谭启龙的重托,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分析,向谭启龙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写出了详细的报告:

  谭政委(谭启龙当时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作者注):

  根据您的指示,我11月2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找到了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的曹树立同志,后来又到广饶县了解了曹树立同志父母病死的一些情况。我先后走访了结核病防治所党委、病房支部、广饶县委、县公安局(曹原工作机关)、城关公社和三村生产队,并访问了曹树立同志的家庭和邻居。

  从各方面反映看,曹树立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原籍广饶城关三村,家庭成分是贫农,1948年冬(他15岁时)参军,在县公安局当战士,1950年当见习干事,1951年任内勤干事(户籍员),自1953年患肺病,在济南和本机关休养了一年多,1955年春到惠民专署结核病防治所疗养,至今6年多,现在病情比较严重。他的父母于今年古历八月初九和二十七日先后病故,现家中还有哥、嫂和三个侄子,另有一个弟弟在南京部队任教员。

  曹树立同志在开始参加工作时,表现很好,1950年被接收为预备党员,但后来因为搞恋爱影响了工作,领导上批评了他,他有些不满,工作开始消沉。后来得了肺病,原来的恋爱对象也和他疏远了(现已和另一个人结婚,并生了孩子),使他的精神受到了一些刺激,几年来,他在医院里背着思想包袱,心情不舒畅,因此疗养的效果不够好。据医生讲,现在他的左翼肺已经完全坏了,右翼肺病灶也在蔓延,治好的希望不大了。这种情况,也加重了他的悲观失望情绪。由于长期养病,医院里政治工作也差,他对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也都不大了解,对三面红旗和当前的困难想不通,特别是因生活问题父母双亡之后,他思想上更加苦闷混乱,同他一起养病的同志反映,曹平时个性比较孤僻、沉默,在他父母病死后,曾一度有些神经失常,企图自杀。他上述思想问题,虽然医院党委、支部和他进行了谈话,安慰他,广饶县公安局也曾派人看他,并在经济上给他一点补助(今年两次给他50元),但是他的情绪始终没有转过来。他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信就是在这种思想极度苦闷混乱的情况下写出的。

  这次我见到他,首先向他说明了来意,转达了您指示的向他慰问的意思,他当即表示很感激,他说:“我原来以为那封信中央负责同志是不会看到的,可能秘书看后就扔到字纸篓里去了,没想到中央负责同志这样重视,没想到谭政委专门派人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力量。”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的心情和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的动机。他讲了很多,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感到几年来农业生产搞坏了,老是转不过来,老百姓吃不饱饭,死了那么多人,究竟是什么原因?谁应当负责?今后怎么办?自己心里着急。二是对三面红旗,现在医院里的同志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自己也糊里糊涂,不知谁是谁非?三是对山东的问题,“光说舒同犯了错误,大刮五风,难道中央就没有责任吗?”舒同已撤职一年了,为什么还大批死人?四是认为下边欺骗中央,中央、主席不能完全了解下情。因此,就直接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根据他谈的上述问题,我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向他介绍了几年来全国全省形势的发展变化,讲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主要是在执行中央、主席的指示、政策中犯有缺点错误,中央和各级都已从积极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农村贯彻十二条、六十条后,已有积极结果,农村形势除少数灾区外,已有好转,说明山东的问题,除五风外还有特殊问题,舒同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把舒同同志错误的性质简要向他谈了一下)。同时,将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省委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了他,说明我省农村形势已有很大好转,全省多数地区今年收成很好,只要做好工作,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好,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两个谈了大半天,他情绪很高,这次谈话,他感到有不少帮助,许多问题弄明白了。他一再表示:这次您派我对他进行谈话和慰问,使他非常兴奋和感动,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他要我向您和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他今后一定安心休养,听医生的话,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党工作,来报答党对他的关怀。最后表示今后有事要常和谭政委通信。

  关于曹树立同志的父母病死问题,我从广饶县委、城关公社、三村生产队和公社医院等方面作了调查,他父亲和母亲从去年冬季开始患水肿病,当时,他们都在生产大队办的营养食堂吃饭,除半斤口粮外,每天补助二两大豆。但只吃了一个多月,因粮食紧张,食堂停办,对病人再也没有补助了。他父亲病情发展,转为干瘦病,直到今年7月,又开始给他一点补助粮,但因病重,加上孩子多吃一点,使他病情未能好转,于古历八月九**去,今年72岁。其母亲63岁,水肿病不算太重,但有痨病,体质弱,后患腹泻,送公社医院治疗无效,不到一个月,于古历八月二十七**去。据了解,广饶县今年病人和死亡情况都是比较严重的,全县各种病人:今年一二月份6万人,5月份7万人,6月份8万人,9月份达到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1万)的29%。1月-10月份,全县共死人14272人,占总人口的3.4%。其中,八九月份死亡最多,每月都在2000人以上。10月份死1520人。病人多、死亡率高的原因,据我在城关公社调查,最主要的是连续三年灾荒,人的体质减弱,积累下来的病人较多,容易复发,加上今年春季口粮特别紧(每人每天只有半斤),而麦季因旱严重减产,全公社平均,亩产只有10斤,仅够种子,麦收后社员口粮一般只有6小两,再加上这一段的菜大部旱死,代食品接不上,农活又重,天气又热,因此,病人增加,死人也较多。据县委谈,全县大体上也是这个情况。此外,秋季严重涝灾,腹泻、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发展,医疗跟不上,也是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之一。10月份以来,因秋收已接上口,病人和死亡现象都有所好转。县委目前正大力安排生活,对病人进行治疗。

  方兴

  1961年11月13日

   第四封信——感谢信

  曹树立给方兴的回信

  方兴代表谭启龙和曹树立谈话以后,曹树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一颗冰凉的心温暖过来,一腔怨气烟消云散了。于是,他拿起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和感激的心情,给方兴写了一封感谢信。

  方兴同志:

  我们的见面是意外的,又是突然的,在精神没有丝毫准备,又加怀着你们是“算账人”的畏惧心,大概在谈话中使您达不到目的吧,不过我认为您对我的心还是了解的。

  从我们谈话中,我知道您是先听了别人的介绍,不管他们怎样介绍,您应该了解我,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把我看成右派也比精神患病者强得多。

  我家破人亡的怨气,叫省里这四轮小车一转,给碾得烟消云散了,同时还把主席、总理、谭书记、您对灾区病亡家属的一颗热心,一颗关切的心送来了。我好像服了一次革命意志发愤剂一样,说真的,自从家庭破灭以后(家中无有兄长,我是同胞)意志软弱,曾一度不想活下去,亦在想革命?还是不革命?……您这次一来,我又得在心里,重想革命旗鼓干下去。我保证一定把病养好来回敬主席、总理、谭书记和您对人民的好心!

  下边我提几个建议和要求:

  一、从您这次谈话中,我体会到,你们有必要组织一批干部到灾情严重的地区,重点的(地)进行一次谓之“灾区病亡家属慰问活动”,把济南市的小车调动一下造成一种规模声势的行动,注意个别登门访问,比方说:在死亡严重的村庄像孩子一大堆,父母在这个时期双亡,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为这样门户,别光玩嘴,国家得破点财,众人面前救济救济他们,并要社内很好的(地)照顾他们的儿女。

  下去的干部,最好是各方面的水平和你差不多才行,讲演词和你说的一样:“该怨天,就怨天,该尤人就尤人。”说实话,别隐讳、大胆的(地)承认工作上的论差。就是这样您接受这个建议吗?

  二、个人的要求,你来给我带来了精神鼓励,没有给带豆饼、棉饼、馒头来。精神对我这个病人来说,1、不能充饥。2、不能治病。你看我谈的又难听了!的确是这样,你能不能给我改变下环境,新鲜、新鲜也许对我的病有好处。济南的医院也是普通干部住,我也是普通干部,破一破病员分区管理的清规,我去济南住住养养病行吗?

  三、小干部们叫我替他们要求要求,你这次来是院里另外给你吃的好的,你没有去国营饭店吃顿饭,我们这里的饭食在蔬菜价格上和饭店不差上下,而二十三四级的干部,按国务院病人工资发放规定,不顾自己的亲生父母、儿女,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勉强。当然住院这些年也没花费自己的,依靠什么呢?两条路:一是向国家申(伸)手,补助;二是亲朋外援。月月开口天天申(伸)手,也不是常年养病之计,真难啊!

  你们能不能暂时对灾区病人宽容一下,在工资发放上,首先少扣或不扣工资呢?盼您回信。

  还有,你是什么官衔呀?

  此致

  敬礼

  同志:曹树立

  1961.11.5

  方兴收到曹树立的信后,将信迅速转给了谭启龙。谭启龙看了方兴的报告和转来的信,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为了进一步掌握惠民、广饶的灾情,搞好下一步的生产救灾,他带人亲自做调查。

  第五封信——报告信

  谭启龙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

  谭启龙带领省委秘书长杨岩一行数人,于11月1日到11月中旬,到惠民地区8个县做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根据调查的这些真实情况,他如实地反映了惠民的情况,向周总理实事求是地写了报告:

  总理:

  10月30日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区的工作,近两年来一直比较被动,接您来信后,我专门到这个地区走了一趟(原来我也正有此意),从1号至12号,跑了8个县,总的看来,这些地区由于连续三年受灾,情况是严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涝灾害程度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还要重一些。但另一方面,地、县领导思想作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地、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去年揭盖子、整风问题,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认识问题没有从积极方面去领会,中央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贯彻不力,工作作风不踏实。虽然在粮食上已给了他们不少支援(今年至明年6月这一年度先后给2.7亿斤),由于他们平均分配,群众性的生产自救运动没有真正搞起来。有些县、社、队的生活安排没有落实。这个地区,疾病、死亡现象上半年虽有下降,但从5月份以后逐月上升,上半年每月平均死亡七八千人,7月份达到15200人,8月份死18900人,9月份死17000人。水肿、干瘦等病人,春季是60万人左右,现在上升到80万人以上。我这次到那里,重点是带他们深入灾区、非灾区公社生产队和户去访问,帮助他们从积极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地、县领导思想作风问题。找到地委的第一天,就把您的来信和曹树立的信念给了地委和所有县委第一书记听,要他们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具体组织工作,明确自力更生方针,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运动,克服平均主义分配救济物资的简单化方法。这个地区土地较多,秋菜种的多(每人平均有三分地),野生代食品潜力也比较大,生产自救条件比德州、聊城都好,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灾荒是可以渡(度)过的。但是,由于连年受灾,病人积累下来的多,有些难以治好,除积极设法抢救外,估计今冬明春还会要死一部分人。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切实解决地县领导思想作风问题,扭转局面,我们准备再派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前往,并在物资方面再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支援。

  关于曹树立个人的情况,我派省委办公厅的秘书方兴同志去作了专门了解,这个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原来在广饶县公安局工作,因肺病在惠民医院住了6年,他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我除要方兴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问,并将当前中央的许多重要措施告诉他以外,还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工作,原来他思想沉闷,现在表现很好。

  将曹树立来信、附件以及谈话后来信和关于曹树立情况的调查等材料一并送上,请收。如有不当,请指示。

  此致

  敬礼

  谭启龙

  11月23日

  中共山东省委针对广饶灾情严重的实际情况,拨救灾款68万元,救灾补助粮120万公斤。广饶县委也组织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并根据当地实际,采取解散食堂,分给广大农户自留地自耕自种,实施责任田,多种收益快的蔬菜,克服平均分配救济物资等措施,使全县的救灾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终于渡过了难关。

   第六封信——介绍信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介绍曹树立去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治疗

  曹树立的肺结核病治疗问题,一直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1962年1月13日,惠民地委办公室向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报告,对于曹树立同志要求去城市疗养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是:“1961年12月上旬曹树立开了刀,手术做得很好,现在已起床活动,因此,目前不宜转院,待春天有必要时,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再转院治疗,这个意见同曹树立同志谈后,他很同意。”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经过认真地多方联系,最后落实了一家医院,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很快给惠民地委回了信。

  

  中共惠民地委办公室:

  转来惠民专区结核病防治所对曹树立同志转院问题的报告已收阅,经我们与省卫生厅联系了解,省结核病防治所确无病房,孤山、工人疗养院也因病员拥挤不便安排,唯有青岛北九水疗养院条件较好也可以安排下,如你们同意他去,可通过专署卫生局与省卫生厅办理转院手续即可入院。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1962.3.30

  1962年4月初,曹树立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关怀下,由惠民专署疗养院转院到青岛北九水干部疗养院,请北京的专家为他动了手术,止住了吐血。在疗养院医护人员长期的精心护理下,经过长达3年半时间的疗养治疗,曹树立于1965年7月康复出院,重新回到广饶县公安局的工作岗位上。

  (摘自《见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与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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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痛并快乐着的宰相们[转帖]

其实用宰相这个词并不是很贴切,因为除了辽国,中国大多数的朝代并没有“宰相”这个官职,宰相只是一个俗称,一般指的是自皇帝之下的行政首脑,也就是一个之下,万万人之上的第二人。

  宰相这个位置不是一直不变的,在秦朝和西汉初年,一般指的就是丞相,那时丞相位高权重,既掌行政权,又有一定意义上的兵权。而西汉中期开始,宰相的权力就分到了尚书令的手中。后来又有新的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后来又改为司徒,太尉,司空)之后到隋唐,宰相一般都是中书监中书令。只有三国时期有真正的丞相就是诸葛亮和曹操两人,而且曹操准确的说更象皇帝。到了隋唐,参知政事一度成为真正的宰相,(左右朴射是名义的,也就是荣誉职位)。到了宋代,“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 “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又成为了宰相的名称,直到宋孝宗时期,左、右丞相才回到我们的历史舞台上,直到明末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宰相的消失。明朝的内阁首辅,清朝的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在当时众人的心中都是宰相。

  大凡人都想拥有权力,而天下间权力最大莫过于皇帝了,可惜皇帝这位置不好做,有严格的要求啊,你要做皇帝,就要有皇族的血统,最好是皇帝的儿子,不行也最好是皇族后裔,再不济,你总要和老皇帝一个姓吧。可惜这个要求有点苛刻,血统是先天的,大部分人生下来就和皇帝无缘了。所以宰相这个位置实在为众多的中国古代人所向往的,这比做皇帝要现实的多。

  何况这个位置也不是没有好处。首先知名度高,知名度最高的那一定是皇帝,这到不是那时电视报纸大喇叭到处宣传,而是完全是因为皇帝成了象征,你问老百姓今年是几年,他不会说公元几年,而是说崇祯几年,万历几年,看,这就把皇帝的名号搞在里面了,所以皇帝是知名度最高的,但是皇帝是象征,象征着几年和什么通宝。和老百姓离的太远,老百姓最熟识的还是宰相,一朝宰相天下闻啊,做了宰相,这名是少不了的。

  除了名就是利,先不说做了宰相大权独揽后的贪污受贿这些灰色收入自然来源滚滚,就算正当的收入也不少啊,宰相作为品位最高的大臣,薪水自然是相当丰厚的,享受的待遇也是相当高的,什么坐轿出行至少不用避别人了,只有别人避他的份。(皇帝除外)而且做公家事就吃公家饭,很多生活起居并不需自己用钱,一切得以方便从事嘛,这也自然,假如作官没有好处谁愿意作官呢,而且皇帝不定期还有赏赐,比如诸葛亮在刘备攻取成都后便得赏赐五百斤,银斤千,钱五千万,锦千匹。(这样说起来,诸葛亮死后确实家里还有点余财的。)一般说来,做了宰相,不收贿赂,虽然不一定巨富,但是穷困潦倒也不至于。(只是人欲无穷,做了宰相就要有宰相的品位,房子要大的了,奴仆要多的了,吃的要精细的了,用的要好的了。钱自然也要多多的了。何况宰相总有下台的一天,那时就没公家钱使了,富贵也就没了。)

  名利都有了,权也是一般人中的极品了,那就要向更高的目标进取了,到不是想成仙成佛,那是皇帝的嗜好。一般大臣都深受儒家教育,要求入世济民为天下苍生造福。(那些下台的人口里说说厌倦世俗,要游山玩水,拜佛成仙,那是精神逃避法,等到一有机会,他们还是要入世的。中国要做事就要作官,作官就要做最大的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人生极品也,你看李白杜,千古大诗人啊,放到现在那是没人可以比的文学艺术大师,但是他们还是郁郁不得志啊,为什么?没能作官,救世济民啊。你看宋朝王安石,诗词文采都好,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就是想做一番事业,文才对他只是小术了。)

  能爬上宰相这个位置的,自然都是有一定的才能,要不是政治高手,政绩出色,要不是理财高手经济学家,要不满腹文采,是个文学家,要不是由武而优,由将如相,要不是御史出身,舆论专家,甚至水利专家人际关系专家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有一些本事才能做上去,否则你占着茅厕不拉屎,不是被人赶下台就是架空。  在其位,谋其政,你站在宰相的位置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手握大权,一览众山小,当真是意气风发啊,年轻时造福苍生的理想都可以实现了,这样不单百姓称颂,还有可能青史留名,人生如此,岂不快哉。

  停!别把一切都想得这么美好啊,有权力就要有义务,有快乐就要有痛,这样才能显出快乐的宝贵啊,所以痛是一定要有的。当然最首要的是政治上带来的了。

  要办事,就不免得罪人,而且要办好事,往往得罪的就是厉害的人,宰相要为天下苍生做事,那最容易得罪的就是在天下苍生之上的豪门官僚,而这些豪门官僚偏偏掌握着你的官运,他们不象底下的小民,随时可以上达天听告御状打小报告,说的多了,皇帝就算明知你对,也听的心烦。(不烦就要杀几个告状的人,但是这样又有堵塞言路,使得宰相大权独揽的可能。所以宰相就要忍,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是啊,被人这样批评也要忍住,肚量不大不行啊。只是对上面肚量太大,百姓就要苦了。)

  就算大家一心为国办事,但是也有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想必条条大路也通长安洛阳北京吧,所以同是为国为民,方法全不通,你说节省积累国家才会富裕,他说消费国家才能发展,你说要慢慢来,他说急病要用猛药,吵来吵去,意见之争不免成为意气之争,反到让奸人得了好处。(最出名的就是北宋党争,起初的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是一心为民,吵来吵去反是扰民了,还让蔡京这样的奸臣上台。)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在上头。

  宰相制度这是完全没办法的情况才建立的,按皇帝的心理,最好不要有人和他分权,所有的事自己都亲自把握,问题是这完全不可行,统治这么大的国家,就一定需要有人协助管理,中央集.权制度虽然可以保证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精力有限,需要有人协助,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宰相这样的助手。这是必然的结果,即便朱元璋取消宰相,亲自管理六部,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内阁首辅这样实际上的宰相,而且张居正这样的内阁首辅大臣,其权力不亚于过去各朝的宰相。

  中国古代制度很有意思,按现在的制度套用的话,就是一会内阁制一会总统制,在皇帝掌握实权的时候那是总统制,但是当皇帝不想管事或放手给宰相大权甚至宰相势力凌驾皇帝之上时,就成了内阁制。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不象现在这样是看任期,任期满了就下台,而是看寿命和权力,假如一个掌实权的皇帝活个几十年,又不喜欢把权力给其他人分享,象康熙那样,那就一直是总统制度。而假如掌实权的宰相活得很长,又能控制朝政,象诸葛亮和张居正那样。那就一直是内阁制度了。

  别看中国是皇帝最大,实际上皇权一直受到限制,而对其限制最大的莫过于相权。为什么?宰相应该是皇帝的助手啊,怎么变过来了?各位,世间客大压主的多了,就拿公司来说,没人说助理就一辈子要在主管下面办事了吧。何况我们皇帝这个主管还常常不做事,喜欢在小金屋泡MM玩,要不就组织江湖术士研制长生不老,整一个不务正业嘛。而且常年在上面,不接触下级群众,连官员名字都不知道。(说起这点,做皇帝宰相确实挺辛苦,记忆力要好啊,怪不得年纪大了英明皇帝也昏庸,记忆力衰退了啊。)现在事情全我做,我处理的井井有条,群众基础也不错,你又出来瞎参合捣乱。于是和气一点的就进谏,那是比较委婉的,不过也分上中下三种,最下等就是上奏章劝驾,不过难保有用没用,中等也是上奏章,不过不单是劝了,还带有教育意义,比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最上等也就是以赵普那样,皇帝把奏章撕碎了粘起来再交。(不是没钱买新的写,那是一种态度)皇帝不同意我用的人我就不走。(这个态度更横啊,敢情再不答应就不让皇帝出门了。)自然,这些还是委婉的,遇到脾气不好的宰相象曹操那样,你不答应就吹鼻子瞪眼搞人身威胁的,或者说你这点不好那点不好要你下课的,那皇帝可就苦了。所以一直以来,君权最担心的就是相权过重,朱元璋也怕啊,李善长是淮西派首脑,要是朱元璋一挂,还真保不准。(朱元璋为什么杀的那么厉害,有些是确实要杀,有点是被迫的,完全是为了平衡,比如李善长一死,那其他派系就可能势力大张,为了防止这点,干脆把那些派系也解决得了。)朱元璋虽然取消丞相,但是张居正的首辅之威也不小啊,万历被训得服服帖帖,不听话就差点被逼退位,直到张居正死了才敢秋后算帐。清朝最后的那位内阁总理袁世凯大人也厉害啊,先逼大家交权,交完权再逼皇帝退位,几千年的皇帝制度就被他这位总理大人事实上的宰相断送了

正因为相权对皇权产生了威胁,所以宰相们就要痛一痛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委实一点错也没,尤其对于宰相们来说,你意见提多了,惹的皇帝不高兴,下台,你不提意见,皇帝觉得你不做事,下台,发生事情了,追根究底是皇帝的错,不成,皇帝是不会有错的,而宰相要负起责任,下台,甚至天象有变,搞不好也要下台,这宰相做的苦闷啊。而且就算你做的不错,战战兢兢,勤勤恳恳,象老黄牛一样,也不行,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备受皇帝重用,但是皇帝总有死的一天,皇帝死后,你就不一定能坐稳位子了,就算上任皇帝把你选为辅政大臣,但是只要新任皇帝羽翼丰满,你就要准备下台了,新人新气象啊,何况你做了这么多年,老皇帝还压的住你,我这个新皇帝就很难说了,干脆叫你下台得了。(三朝元老为什么稀奇?就是因为这样,三朝宰相就更稀奇了。)不过下台还算好的,北宋一代不杀大臣,被夸奖得天花乱坠,为什么?就是因为其他各代杀的太多了,宰相乃百官之首,焉有回避之理?朱元璋杀了三个,汉武帝也不寒碜,杀了三个,逼死了三个,康熙被认为是不错的皇帝,他的内阁大学士索额图也被他杀了。这些宰相,确实都在某方面有些过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对皇权有威胁,就是那句话,你不一定有造反的心,但是有造反的潜力。

  中国古代还没有学会完全的三权分立,什么立法司法行政,虽然确实有不同的部门管理,但是只要老大发话,都要老老实实听话的份。(自然,你可以造舆论,不过那也是对付有忌惮的皇帝们,遇到那些英明神武大权独揽的皇帝如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们。那也只有秋后算帐在史书上记一笔了。)所以老大的权力谁都想要,一般来说皇帝就是老大,偏偏凡是不是绝对,以前在《不是人的皇帝》一文中提到对皇帝威胁最大的一是武将,二是文臣,而宰相的话是文臣之首,何况宰相还有控制武将的能力。(其实这也未必是宰相有夺权之意,只是要做办好事不免想大权独揽,所以凡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英明皇帝宰相们都是大权独揽的皇帝,民主在那时还没发芽呢。毕竟在某种程度下,独裁比民主有效率的多。)皇权对于这样的相权不由忌惮起来了,莽撞一点的,直接下兵讨伐,不过虽然可能胜利,但是也会落下魏帝曹髦的下场,聪明一点的,就和你比寿命,谁活的长谁就可以掌握未来的政权,所以万历最后还是拿到了大权。(当然,这还是要你的宰相并没有象司马家这样准备好接班人了。)即便如此,相权还是不如皇权这样名正言顺。自唐之后,也没听说那位宰相能象曹魏司马那般夺皇位而代之了。只是皇帝对宰相的忌惮却没有一天消除,宰相的位置越来越不好坐了。  痛苦还不单在上头,还有下面的压力,你坐的位置人人想要,皇帝的位置是最大,但是想要是要冒风险的,还是你这个最实惠,不过这个位置只有一个,你坐了别人就没份了,于是只好对你下绊子,动手脚,只要你下去了,那我就有可能上来。明朝隆庆到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位有宰相之才名臣相互争斗,就是为了这个首辅的位置啊,还是前面说的老话,古代中国想做事有时不得不独裁。何况,你做这个位置就要办事,办事就免不了要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你的官位就越不稳。(为了保证你的官位,有时也不得不罗织点党羽,有时还有些小人加入,但是这样也不免有培植自己的势力嫌疑,上面有要怀疑,下面也对你会有非议,象诸葛亮张居正也不免被世人非议。)

  这是把官场往坏处想,但是就算官场好,麻烦也有,我可以管好自身,但是管不了皇帝,我赞同这个,皇帝赞同那个,我不是还要乖乖办事,办了之后对了是皇帝英明,错了皇帝往我身上一推,(我说是皇帝要我做的,大家问我怎么不坚持立场)大家明知道是皇帝的错也只能骂我,没办法,象海瑞那样胆敢公开骂皇上的太少,只好骂骂你这个皇帝代理人泄泄愤了。所以做了好事就是皇帝的功劳,做了坏事就是我倒霉。

  所以宰相这个位置不好做,做的苦,但是毕竟那是天下间除了皇帝之外最能显示才能抱负的位置了,各朝各代的能人志士们还是象飞蛾扑火那般直冲而去,享受或煎熬着宰相带来的快乐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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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情系广西 [转帖]


    邓小平与广西有不解之缘。他从25岁起,先后六次亲临祖国边陲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和视察工作。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旨在让人们重睹邓小平在广西的历史足迹,以缅怀这位伟人对壮乡的关爱之情。

  领导百色龙州起义

  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期间,邓小平曾两次来到广西。第一次是1929年7月,当时他25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为发展广西的革命斗争,争取壮乡各族人民的解放,他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来到灾难深重的广西,负责领导广西全盘革命工作。他先在南宁与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等同志一起,重做广西当局上层统战工作的兵运工作,把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掌握在中共手里。至同年10月间,当广西政局因反蒋失败发生急剧变化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些“已带了红色”的4000多正规武装分别拉到左右江地区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当他筹划、部署好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工作后,于同年12月初,应中共中央电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邓小平第二次到广西是1930年2月。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顾不得安葬被病魔夺去年轻生命的妻子,匆匆启程经香港到广西龙州。当时,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已按邓小平的部署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已建立,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中共红八军临时前委书记(后由何世昌代理)。他先在龙州召开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示精神,指出今后在左江地区的重要工作方针,并电令红七军、红八军立即停止进攻南宁的错误行动。接着,邓小平率红八军第一纵队从龙州向靖西进发,围攻靖西县城内的郑超叛军。同年3月中旬,邓小平离开靖西,赶往右江地区,4月初到达东兰县武篆,与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和红七军第三纵队长韦拔群等同志会合。因红七军主力已到黔桂边游击,邓小平便在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和调查研究工作,他主持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等文件,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5月,邓小平从武篆赶到河池,与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会合,随即召开部队党员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示,决定率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以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6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县城后,便在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11月,邓小平等奉命率红七军主力离开壮乡,踏上艰苦卓绝的北上征程。12月,红七军在湖南武冈失利后,邓小平认真分析形势,采纳张云逸的建议,立即折回广西,以最快的速度奔袭全州。占领全州后,休整四天,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和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问题。在全州城关岳庙内,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认真讨论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张云逸等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红军北上以来一路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休整扩大队伍,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次会议是红七军历史上的关键转折。
  邓小平早年到广西壮乡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非凡战斗历程,是他一生中几个重要、光辉时期中的第一个,是他独立领导一个省革命斗争的第一次,也是他后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个光辉起点。

  长征途经桂北地区

  邓小平第三次到广西是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当时他随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
  在红军长征这部威武雄壮的史诗中,红军途经广西的战斗历程是这部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在广西境内,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湘江战役。当时蒋介石罗织了何键、薛岳、白崇禧等26个师,共30万兵力,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妄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全歼红军。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恶战,胜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使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入桂7万多红军损失过半。其中负责殿后的红军34师全军覆没,全师5000多闽西子弟,大部分战死沙场。29岁的陈树湘师长因腹部负重伤而被俘,他乘敌不备之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用力扯断肠子,因大量流血而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生前说过的“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996年和1997年,《文史春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突破湘江》和《红军三十四师桂北惨烈悲壮覆没纪实》两篇长文,详细地再现了“湘江战役”的经过。邓小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广西的。
  邓小平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他与编辑人员一道,一边行军一边与战士谈心、采访和收集资料,一到宿营地或行军途中休息时,就赶紧写稿或刻印,有时邓小平亲自刻写标题。《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邓小平的笔下。
  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到《红星报》做主编的呢?据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1933年5月,邓小平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被撤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撤职后,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做巡视员,不足十天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因秘书长一职没有什么事做,邓小平便要求另调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了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

  《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5年8月3日停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了35期,第二阶段出了77期。邓小平主编了第二阶段的70多期。《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刊有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机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竞赛等。1934年11月25日红军进入广西后,《红星报》第五、第三版刊登了《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看谁坐飞机》的短文,号召各连队进行写标语竞赛,提出了六条具体办法,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条)至五个(条)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各连队每天写的标语数目要报政治处统计起来;政治部(处)要经常检查这一工作,随时给予指示,并将情形写给《战士报》。由于进行写标语竞赛,所以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留下了大量的标语,现存的72条,散布在灌阳、兴安、资源、龙胜等县长征沿途各地,例如:“活捉李宗仁白崇禧消灭广西军阀!”“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等。
  在红军长征途经桂北地区期间,《红星报》先后刊登了《发扬阶级友爱》、《负伤不下火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模范的指挥员,值得大家学》、《“金”师师宣传队的活跃,值得每个宣传队学习》等文章。刊登在《红星报》1934年11月29日第六期第三版的《努力筹款工作;“行”团的挖窖潮》一文只有70多字:
  (一)一营机关枪排挖窖得大洋240余元。
  (二)八连挖窖得大洋90余元。
  (三)运输队挖窖得大洋70余元。
  “行”团挖窖空气正在各连连队盛行着。其他各部队呢?动员起来吧!与“行”团比一比!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邓榕说:“不署名的据我分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面胜利》等等。”邓小平编《红星报》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是邓小平亲自所为。邓榕说:“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关心广西经济建设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西的经济建设。解放后,他曾三次到广西视察,一次是1958年10月,那时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柳州市和罗城县四把乡视察;另一次是1973年10月,他当国务院副总理时,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再一次是1986年1月,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与国家副主席王震等同志一行到桂林休假。这次他畅游了漓江和芦笛岩、七星岩、伏波山、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等风景名胜。
  195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广西城乡曾掀起了一个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人民日报》曾就广西环江县和鹿寨县大放钢铁产量“卫星”发表了两篇社论。社论发表后,轰动了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取经”。早年曾在广西这块热土战斗过,深知广西工业基础薄弱的邓小平迫切盼望广西能生产更多的钢铁来。为深入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邓小平便与杨尚昆等同志一行来到柳州。他们到达柳州的当天晚上,便驱车到柳州东风通用机械厂和柳州永丰利刀具厂视察。邓小平一边听取厂领导的简要汇报,一边走到高炉边与工人们亲切握手交谈,特别赞扬了刀具厂发扬艰苦奋斗生产出国内先进水平刀片的创造精神。他还勉励淬火老师傅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第二天,他们又到罗城县四把乡(今属融水县)钢铁基地视察。邓小平迎着滚滚浓烟,逐一察看了小“高炉群”。在基地指挥部,当罗城县委领导汇报该县将超过日产10万公斤铁时,邓小平略有所思地问:“你们的产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县委领导回答是由各地小高炉估产合计出来的。邓小平转过身对随行的冶金专家说:“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分别指着地上堆放的产品说:“这种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最后,邓小平拿起一块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恳切地说:“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十分可贵,但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种质量较高的铁来!”他的话,既赞扬了群众的可贵精神,又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发出了关于增加沿海城市开放的重要指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党中央和国务院于同年4月做出了包括北海(含防城港区)在内的我国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开放的决定,并在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广西北海市和自治区的领导出席了这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重要指示。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全体到会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广西北海市成为进一步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这给北海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巨大的活力。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广西迅速拉开了北海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序幕。如今,北海已逐渐成为广西乃至大西南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口岸,这个“后起之秀”,前景广阔。
  广西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在右江河畔的平果县附近,铝土矿储量最为丰富。兴建平果铝厂不仅能满足国内建设的急需,而且对振兴广西、促进右江老区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眼看这个项目就要上马了,却因供电及资金问题,平果铝项目的立项基础动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平果铝的开发和建设,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亲自听取了平果铝等项目的准备情况汇报。当姚依林副总理等说到“搞铝没有钱”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广西平果铝要搞!”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同年11月,李鹏等亲临平果视察,并提出将平果铝项目纳入国务院领导小组工作范围,定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之一。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如今,这座现代化大型铝冶金联合企业,已巍然屹立在右江河畔。现在,这家企业年产120万吨氧化铝,50万吨电解铝,30万吨铝型材,其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2年5月,中共中央又根据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做出了“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决策,这一决策对广西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注漓江治理问题

  1973年10月15日,“文革”中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天下午,他们参观芦笛岩。当他在洞外的亭台上信步观景时,一处处污染的情景映入视野: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石山被炸得残破不堪;芳莲池水被严重污染,池面飘浮着废弃物;桃花江水由于被污染而浑浊不堪……这些与眼前优美的自然风光形成强烈反差的人为污染,引起了邓小平的无限忧虑。次日游漓江时,漓江被严重污染的情景也逃不过邓小平的双眼:榕湖、杉湖的脏水哗啦啦地排入漓江,被污染的桃花江水也从象鼻山下涌入漓江,泛起串串泡沫。还有沙河电厂、造纸厂的大量污水通过南溪河排入漓江。这些污水在漓江中形成一股股浊流,使清澈的漓江水浑浊不堪。两岸旁的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排放的废气以及竹林被砍伐,河岸被人为破坏等情景比比皆是。
  两天的游览,令邓小平痛切地感到:治理漓江刻不容缓!他当即找来自治区、桂林市的有关领导,在听取了他们简要的工作汇报后,又一起乘车到解放桥上下的河段去查看漓江的污染情况,分析污染原因,商讨治理办法。他在伏波山一带的江段看到污水从多处涌入漓江时,表情显得十分严肃。他语重心长地对自治区和桂林市的有关领导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会议,讨论了漓江治理问题。后来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国务院还责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根据邓小平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派出了工作组,赴桂林与桂林市领导及有关部门一道察看漓江,研究治理方案,一场综合治理漓江的巨大工程随即开展。这次综合治理,关、停、并、转、迁了27个污染严重的工厂、车间,建成了南、北、东三个城市污水处理厂,新增了116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控制了沿江风景区内的基建项目;河堤得到整治,航运得到疏浚;沿江进行了封山育林……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漓江风貌终于得到恢复。1986年漓江被列入全国重点保护江河之一,漓江风景区荣幸地进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行列,到桂林旅游的中外客人不断增多。邓小平关于治理漓江的指示,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13年后的1986年1月,邓小平再次光临桂林畅游漓江时,十分高兴地说:“漓江水变清了!”

  对广西的深情厚谊

  邓小平对广西革命老区人民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处处给予亲切的关怀。他曾十多次应邀为广西革命老区人民题词。1961年,他为龙州红八军纪念碑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的鲜血凝成的……”1962年12月,他为纪念韦拔群烈士30周年题词:“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1963年3月,他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1977年8月,为红七军军部旧址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题字。1981年1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邓小平为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52周年的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84年12月,纪念百色起义55周年暨李明瑞、韦拔群雕像揭幕仪式在南宁市南湖公园隆重举行,邓小平上述的题词镌刻在雕像的正面。这些亲笔题字、题词,给广西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邓小平对李明瑞及其家属也关怀备至:1978年1月下旬,北流县人大常委、李明瑞烈士的妻子罗昭仪和她的女儿李应芬,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反映有关李明瑞儿子李应钟的错案,写了《关于请求给李应钟复工复职的报告》。报告很快递到邓小平手里。他非常怀念李明瑞烈士及其家属,当即在报告上批示:“李明瑞烈士的家属要妥善安排。”并交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处理。广西有关部门很快就为李应钟和他的妻子、大女儿平反,并让他们恢复了工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还决定增加罗昭仪的补助费。
  197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暨百色起义49周年大庆时,邓小平又委托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和副团长卓琳接见原红七军、红八军的老干部及革命烈士家属代表罗昭仪、李应芬、李应钟等,并同他们合影。卓琳说:“小平同志很惦念广西红七、红八军的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叫我代向你们问好。”
  1986年11月9日李明瑞诞辰90周年时,李应芬写了一篇悼念先父的文章,呈莫文骅转邓小平审核。邓小平很重视,看后即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打出清样后,他还亲自过目。同年,李明瑞家乡北流县办了一所明瑞中学,邓小平知道后,欣然为该校题了校名。
  邓小平心里装着壮乡各族人民,1992年6月和10月,他以“一个老****员”的名义,捐赠人民币5000元给“希望工程”,关心广西农村教育事业。当此款转到邓小平曾战斗过的百色地区平果县凤梧乡仕仁村小学时,沉静的山村立即沸腾起来,当地群众激动地说:“小平同志身在北京,但时刻惦记着山区的娃娃,惦记着老区的人民哩!”2004年春,根据邓小平生前的嘱托,他的亲属又将他的稿费20万元捐献给广西的“希望工程”。邓小平的捐款在百色老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霎时间,右江两岸,形成一股强大的暖流,在人们的心里流动着。
  邓小平一生情系广西,正如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广西的山山水水,广西的斗争经历,红七、红八军的革命战友,父亲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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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35:0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不愿住中南海:我可不做皇帝[转帖]


  毛泽东

  毛泽东虽然偶尔在中南海栖身,但他似乎很眷恋香山的双清别墅。只要处理净手头工作后时间还不算晚,就尽量不留宿中南海。汪东兴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是嫌在中南海找的人太多,没法静心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两头奔波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可毛泽东此时还顾不上这个。然而,当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正式打报告,又一再敦请中共中央进驻中南海,要把中南海当做长久的办公处和居所时,毛泽东的考虑复杂了起来。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比叶剑英更固执的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一次催问后,有点儿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道。

  搬不搬进中南海之所以和皇帝拉上了关系,是因为中南海旧称西苑,属皇家的禁苑。

  明代初登基有振作之举,但更以昏聩刚愎出名的嘉靖皇帝,在乾清宫遭宫女勒杀险些丧命后,总对紫禁皇城疑心生暗鬼,便搬入西苑常住,开了皇帝长住西苑的先河。

  清代以降,林阴水傍的西苑几经营修,更显旖旎秀美,自康熙后,清王朝将许多典礼移至此举行,康、乾两帝还时而流连短栖。

  晚清虽未居帝祚,却控驭乾纲达47年的太后慈禧,在其所谓“撤帘归政”后,多数时间在西苑颐养。戊戌变法期间她发动政变,就是把她的侄儿光绪皇帝召到西苑仪銮殿大加训斥后囚于瀛台的。庚子事变平息,慈禧西狩返京,她仍挟侄儿在西苑理政栖止。

  辛亥革命后,那位给清王朝送了终,又想自己坐龙椅温皇帝梦的袁世凯,也是在这西苑中南海里,逼迫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同意宣统颁诏退位,既而又上演了洪宪王朝从登基到废止的83天滑稽戏。

  想到中南海,那桩桩前朝旧事,便会历历浮于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脑际,更何况与此相关的记载,总罩着一层不吉不祥的荫翳。

  夺取政权,改造中国,是毛泽东从参与创建政党那一天即清晰的目标,否则他就不是眼光长远的战略家。许多老一辈人在回溯当年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那时候谁想得到能不能坐得江山呐!”可毛泽东不同,他早有所想,“不夺取政权,要****干什么?”因此,对在取得政权后,如何走出中国历代帝王、农民起义领袖都无法摆脱的由盛而衰、改朝换代的怪圈,在其尚未取得政权时就有所思索,还写下了具有前瞻性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5年,作为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黄炎培,在到延安访问时,就向毛泽东发出过类似的疑问:“余60年过眼,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时聚精会神,继而惰性发作,渐渐竭蹶。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没有能跳出这一周期率的,中共诸君可有良策否?”毛泽东当即答以我们必能跳出这一周期率,并简述相应措施。

  从胜利在望之际,他向全党推荐郭沫若所著《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看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如何因骄致败的;从他在发出向北平进发的号令同时,就提出这是去“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希望考个好成绩,都可以感觉毛泽东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的颓败周期率保持着高度警惕。

  所以,当中共领袖、中共核心机关突然有可能和皇宫禁苑发生关系时,毛泽东的第一反应就说“不”,是极正常的。虽然,毛泽东对跳出周期率充满自信,也很清楚住不住皇宫禁苑,和走不走封建王朝那“新桃换旧符”因循之路,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但起码也得拉开一点距离呀,别让老百姓那么快就产生那种我们千方百计避讳的联想啊!

  最后,毛泽东是否搬进中南海一事,被摆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桌面上,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议决,毛泽东和部分中央直属机关进中南海。

  毛泽东接受了搬进中南海的决定,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搬家进中南海的,一直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确凿的日期。

  有关毛泽东行止比较权威的《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住进中南海,做了如下描述:“6月15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

  从以上记载看,6月到9月间,毛泽东处在香山、中南海两边跑的不稳定状态。在孩子们的追述中,有的说毛泽东住在香山,有的说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也就不奇怪了。

  对毛泽东在香山印象较深的,是年纪稍大的“囚童”。7月初,他随着育才学校的同学,坐着汽车从德胜门进了北平城里。因为是毕业班要中考,他们就集体住进王府井南口一幢小楼,学习和食宿都在楼里。

  囚童进北平后,就陷入考中学的紧张复习。直到考试完毕放暑假,也就是七八月间,他才回在香山工作的母亲那里。他的母亲周惠年,是值得史书留名的老****人,在她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史中,几乎看不到关于这些默默工作的女性的记载,时至今日,似乎很有必要在史书补上几笔。

  周惠年1926年参加革命,调入上海中央特科,正逢中共中央机关屡遭国民党破坏的风声鹤唳之际。她所在的三科负责保卫中共领袖和锄奸,由中共特委三成员之一顾顺章直接领导,曾令敌特和叛徒言之色变。这位每月生活费仅一块多大洋的年轻女性,常要身藏短枪弹药,穿过巡捕、特务密布的区域,送到三科的行动地点。而在此区域携带武器的人,一旦被查出,课刑极重。

  顾顺章叛变后,周惠年与继任三科科长的谭忠余结婚。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时,周恩来就在她家藏身。后谭忠余赴苏联学习,回归途中作战牺牲。周惠年遂与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的中央军事部秘书李得钊结婚。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迁往江西中央苏区,李得钊任新组建的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然而危险与幸福并存的日子也那样的短暂,1934年6月,李得钊与执行局书记李竹声遭捕。不久,刚刚分娩的周惠年,和同一联络点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也系狱。监狱的难友,都叫她那出生两个月就入狱的孩子“囚童”,熟悉他的大人们,后来都习惯称呼他囚童。

  国共二次合作后,周惠年出狱,1939年她结束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涯,赴延安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当秘书。

  1949年的囚童已经15岁了,他还能记起,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他母亲的办公和居住之所,在朱德的住处隔壁,门口有一个岗哨。“再往西是刘少奇家,毛泽东住的双清别墅在最里面。”

  “中共中央的几大领袖,除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周恩来主要在城里活动外,像毛泽东、任弼时、朱德还都在香山,因为我们不时能看到他们。我记忆到中南海看母亲的时候,是我读中学之后,就是说已经过了9月1日。”

  依照囚童的回溯,七八月间毛泽东还未正式搬进中南海,否则围绕他运转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必然要随之而去,他看母亲就不应该是上香山,而是进中南海;同时毛泽东进中南海,工作中心转移了,朱德、任弼时却以香山为另一个中心似乎不太合情理。朱、任跟毛泽东走了,如影随形的秘书们,也不可能还留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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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1:35:54 | 显示全部楼层


“电影迷”宋美龄[转帖]

宋美龄是个标准的“电影迷”,她看起电影来简直是没夜没日。

上世纪60年代,每天到了晚饭之后,宋美龄只要兴致一来,就叫副官喊来士林官邸中负责放电影的袁师傅。她会先问袁师傅:上次叫你找的那部片子,现在有没有弄到,手上还有哪些片子比较有意思?袁师傅就如数家珍地向她报告。而后,宋美龄就定下要看的片子。

不久,内务科人员就在楼下的饭厅摆好了可供蒋氏夫妇和官邸工作人员看电影的座位。

等宋美龄和蒋介石休息一会儿,大概晚上8点左右,他们先后入座。袁师傅向蒋介石请示后,就开始放电影。放映电影时,官邸工作人员不论职位大小,都可坐在蒋氏夫妇身后一同观看。

官邸放的电影有一个特色,就是全部是从“中央电影公司”取回的原片,一刀未剪,真材实料。

宋美龄比较喜欢看外国片,她的英文能力很强,无须翻译,就可完全明了片中的情节。看电影时,宋美龄是从头看到尾。蒋介石则以自己的作息时间为准,他习惯在晚上10点前就寝,所以他通常只看40分钟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每次他看看时间快到9点了,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袁师傅就暂时关掉电影放映机。蒋介石对宋美龄说:“我不看了。”宋美龄知道他要上楼睡觉,就摆摆手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

蒋介石起身,所有工作人员也都站了起来,目送他上楼。随后,宋美龄就叫袁师傅:“好,可以再开始了。”电影便又继续放映。

因此,蒋介石从来没有完整看过一部电影。当时他似乎只对一部美国片子《巴顿将军》感兴趣,不过感兴趣归感兴趣,他还是只看了半场,就回房去休息。

到了70年代,蒋介石时常住院疗养,袁师傅也奉宋美龄之命,在病房的走廊上架设了银幕和电影放映器材,搬了几张沙发,蒋氏夫妇就在那儿看起电影来。两人看电影的习惯还是一如旧例,喜欢看完的看完,只看一半的还是只看一半。

摘自《周末》 阿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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