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邓小平警告金日成：你敢与台湾建交中朝就断交[转帖]

自80年代初中国松动与韩国的关系以来，凡有较大的行动，都主动向朝鲜通报。1992年与韩国谈判建交自

然不能例外。但如何向朝方通报，却颇费斟酌。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口信的

方式，派国务委员兼外长的钱其琛前往平壤向金日成当面通报。
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回忆，1992年7月15日清晨，钱其琛一行乘专机离京赴平壤。钱其琛见到金

日成后，金日成态度冷淡。
林锡星在《朝核危机的背后》也说，当金日成在外国新闻中获悉中韩建交的消息时，气得脸都发青，扬言

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朝鲜还指责中国“抗美援朝”是假，“保家卫国”是真。总之，朝鲜认

为自己被出卖了。
《中国和朝鲜的恩怨》里说，“中韩建交”对朝鲜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消除学 潮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为了更好的解决

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是一个晴空霹雳。
金日成后来向邓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

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断交。”
金正日接班 中朝关系雪上加霜
回顾中朝关系，冰冻三尺也非一日之寒，两国关系走到今天还是这般不冷不热。自从金正日接班后，两国

关系更是雪上加霜。在拒绝中国改革内政建议的同时，大批朝鲜饥民涌入中国，其中不少人通过北京的外

国使馆投奔韩国。金正日却反而认为是中国在拆朝鲜的台。
金正日最近更扬言，一旦朝鲜爆发战争，周边大国将无一幸免。这到底是在威胁美国还是威胁中国？
2000年北京申奥 朝鲜投反对票
随后，朝鲜在2000年中国申奥的事情上报复了中国。
1993年9月2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许多人都流下

了伤心的眼泪。
这次申奥，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会失败。一切都在算计之中，所以在投票的时候广播电视高规格报道，满以

为又可以激起一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潮。可是在全国民众翘首盼望的时刻中国却失败了，而出问题

的就是朝鲜将关键的一票投给了悉尼。
美朝传密谋建交 中韩应变
朝鲜对中韩建交的不满并没有就此完结。2007年5月，美国向朝鲜传出讯息，希望明年建交，并签定和约

，前提为平壤放弃核计划。美国派出超党派的私人代表团，名为寻找阵亡者遗骨，其实隐晦探索建交的可

能性，并有意外收获。消息令北京与首尔震撼，紧急应变。
中共随即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东北亚，特别是韩国朝鲜问题专家学

者，面对急剧发展的新态势，尽快研判，拿出应对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位研究员认为，两个敌对数十年的国家建交“一路走来必定还会

磕磕碰碰”，但他承认，美国与朝鲜关系的坚冰已经打破，融化的速度超越人们的想像。
据中国政府事后掌握的情况看，美朝双方已“拐了个弯”地隐晦表达了建立邦交的可能。
朝鲜的一系列动作，其中都有对当初中国与韩国建交的不满。但无论如何，中国和朝鲜还是唇齿相依的邻邦。

luo

美国新总统就职演讲全文[转帖]

　同胞们：

　　我今天站在这里，深感面前使命的重大，深谢你们赋予的信任，并铭记我们前辈所付的代价。我感谢

布什总统对国家的贡献以及他在整个过渡阶段给予的大度合作。

　　至此，有四十四个美国人发出总统誓言。这些字词曾在蒸蒸日上的繁荣时期和宁静安详的和平年代诵

读。但是间或，它们也响彻在阴云密布、风暴降临的时刻。美国能够历经这些时刻而勇往直前，不仅因为

当政者具有才干或远见，而且也因为\"我们人民\"始终坚信我们先辈的理想，对我们的建国理念忠贞不渝。

　　这是过来之路。这是这一代美国的必由之路。

　　我们处于危机之中，这一点已得到充分认识。我国在进行战争，打击分布广泛的暴力和仇恨势力。我

们的经济严重衰弱，部分归咎于一些人的贪婪不轨，同时也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未能痛下决心，让国

家作好面对新时代的准备。如今，住房不再，就业减少，商业破产。医疗保健费用过度昂贵；学校质量没

有保障；而每一天都在不断显示，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在助长敌人的威风，威胁我们的星球。

　　这些是危机的迹象，数据统计将予以证明。不易于衡量然而同样严重的是全国各地受动摇的信心——

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下一代人不得不放低眼光。

　　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面临的挑战真实存在，并且严重而多重。它们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被轻易

征服。但是，美国，请记住这句话——它们将被征服。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选择希望而不是恐惧，选择齐心协力而不是冲突对立。

　　我们今天在这里宣告，让斤斤计较与虚假承诺就此结束，让窒息我国政治为时太久的相互指责和陈词

滥调就此完结。

　　我们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用圣经的话说，现在是抛弃幼稚的时侯了。现在应是我们让永恒的精神

发扬光大的时侯，应是选择创造更佳历史业绩的时侯，应是将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崇高理想向前发展的

时侯：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所有人自由和所有人充分追求幸福的机会。

　　在重申我们国家伟大精神的同时，我们懂得，伟大从非天生，而是必须赢得。我们的历程从来不是走

捷径或退而求其次的历程。它不是弱者的道路——它不属于好逸恶劳或只图名利享受的人；这条路属于冒

险者，实干家，创造者——有些人享有盛名，但大多数是默默无闻耕耘劳作的男女志士，是他们带我们走

向通往繁荣和自由的漫长崎岖之路。

　　为了我们，他们打点起贫寒的行装上路，远涉重洋，追求新生活。

　　为了我们，他们在血汗工厂劳作，在西部原野拓荒，忍着鞭笞之痛在坚硬的土地上耕耘。

　　为了我们，他们奔赴疆场，英勇捐躯，长眠于康科德、葛底斯堡、诺曼底和溪山。

　　为了我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前赴后继，历尽艰辛，全力奉献，不辞劳苦，直至双手结起层层

老茧。他们看到的美国超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雄心壮志，也超越了所有种族、财富或派系的差异。

　　今天，作为后来者，我们踏上了这一未竟的旅程。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

劳动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为眼前的这场危机而减弱。我们的头脑依然像以往那样善于发明创新。我们的产

品与服务仍旧像上星期、上个月或去年一样受人欢迎。我们的能力丝毫无损。但是，维持现状、保护狭隘

的利益集团、推迟困难的抉择的时代无疑已成为过去。从今天起，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扫除我们身上的尘

土，重新开启再造美国的事业。

　　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何处，都有工作在等待着我们。经济形势要求我们果敢而迅速地行动，我们将不

辱使命——不仅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且要打下新的增长基础。我们将建造道路和桥梁，架设电网，铺

设承载我们的商务和把我们紧密相连的电子通讯网络。我们将恢复尊重科学的传统，利用高新技术的超常

潜力提高医疗保健质量并降低成本。我们将利用太阳能、风力和地热为车辆和工厂提供能源。我们将改造

我们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这一切我们都能做到。这一切我们必将做到。

　　现在，有人怀疑我们的雄心壮志——他们说我们的体制不能承受太多的宏伟规划。他们的记忆是短暂

的，因为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忘记了一旦共同的目标插上理想的翅膀、现实的要求鼓起

勇气的风帆，自由的人民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创造力。

　　那些冷眼旁观的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脚下的大地已经移动——那些长期以来空耗我们的精力的陈腐政治

观点已经过时。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的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它是否行之有效——它是否能够

帮助人们找到报酬合理的就业机会，是否能够为他们提供费用适度的医疗保健服务，是否能够确保他们在

退休后不失尊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向前推进。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计划和项目必须终止。作

为公共资金的管理者，我们必须承担责任——明智地使用资金，抛弃坏习惯，在阳光下履行职责——因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至关重要的信任。

　　我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在于市场力量是替天行道还是为虎作伥。市场在生成财富和传播自由方面具有无

与伦比的力量，但这场危机提醒我们：没有严格的监督，市场就会失控——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施惠于富裕

者，其富裕便不能持久。我们的经济成功从来不是仅仅依赖国内总产值的规模，而是还依赖繁荣的普及，

即为每一位愿意致富的人提供机会的能力——不是通过施舍——因为这才是最可靠的共同富裕之路。

　　至于我们的共同防御，我们决不接受安全与理念不可两全的荒谬论点。建国先贤面对我们难以想见的

险恶局面，起草了一部保障法治和人权的宪章，一部子孙后代以自己的鲜血使之更加完美的宪章。今天，

这些理念仍然照耀着世界，我们不会为一时之利而弃之。因此，对于今天正在观看此情此景的其他各国人

民和政府──从最繁华的首都到我父亲出生的小村庄──我们希望他们了解：凡追求和平与尊严的国家以

及每一位男人、妇女和儿童，美国是你们的朋友。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再一次走在前面。回顾过去，几代

人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依靠的不仅仅是导弹和坦克，更是牢固的联盟和不渝的信念。他们懂得

单凭实力无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实力也并不赋予我们随心所欲的权利。相反，他们知道审慎使用实力会使

我们更强大；我们的安全源于事业的正义性、典范的感召力、以及谦卑和克制的平衡作用。

　　我们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只要从新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能应对那些新威胁，为此必须付出更

大的努力──推动国家间更多的合作与理解。我们将开始以负责任的方式把伊拉克移交给伊拉克人民，并

在阿富汗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将与多年的朋友和昔日的对手一道不懈地努力，减轻核威胁，扭转全

球变暖的厄运。我们不会在价值观念上退缩，也不会动摇捍卫它的决心，对于那些妄图以煽动恐怖和屠杀

无辜的手段达到其目的的人，我们现在就告诉你们，我们的意志更加顽强、坚不可摧；你们无法拖垮我们

，我们必将战胜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百衲而成的传统是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我们是一个由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犹

太教徒和印度教徒、以及无宗教信仰者组成的国家。我们受惠于地球上四面八方每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由于我们饮过南北战争和种族隔离的苦水，走出了那个黑暗时代并变得更加坚强和团结，我们不能不相

信昔日的仇恨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部族之间的界线很快会消失；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共同的人

性将得到彰显；美国必须为迎来一个和平的新纪元发挥自己的作用。

　　面对穆斯林世界，我们寻求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对于世界上那些妄图

制造矛盾、将自己社会的弊端归罪于西方的领导人，我们奉劝你们：你们的人民将以你们的建设成就而不

是你们的毁灭能力来评判你们。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固守权势的人，我们提醒

你们：你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但只要你们放弃压迫，我们将伸手相助。

　　对于贫困国家的人民，我们保证同你们并肩努力，为你们的农田带来丰收，让清洁的用水取之不竭；

使饥饿的身体得以饱食，使饥渴的心灵受到滋润。对于那些象我们一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要说我们再

不能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也再不能肆意消耗世界的资源。世界已经改变，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在思索我们面前的道路时，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感谢此刻正在偏远的沙漠和山区巡逻的英勇无畏的美

国人。他们向我们述说着什么，正如在阿灵顿(Arlington)公墓长眠的阵亡英雄在漫漫岁月中低浅的吟诵

。我们崇敬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捍卫着我们的自由，而且因为他们代表着献身精神，体现了超越个人，寻

求远大理想的意愿。然而，在这个时刻，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我们大家必须具备的正是这种精神

。

　　虽然政府能有许多作为也必须有许多作为，但最终离不开美国人民的信仰和决心，这便是我国的立国

之本。正是因为人们在大堤崩裂时接纳陌生人的关爱之情，正是因为工人们宁愿减少自己的工时而不愿看

到朋友失去工作的无私精神，才使我们度过了最暗淡的时光。正是因为消防队员们有勇气冲进浓烟滚滚的

楼道，也正是因为做父母的希望培养一个孩子，我们才能决定最后的命运。

　　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前所未闻。我们迎接挑战的方式也可能前所未有。然而，我们赖以成功的价值观

──诚实和勤奋、勇气和公平、宽容心和探索精神、忠诚和爱国──均由来以久。这些价值观都是千真万

确的。这些价值观是我国整个历史过程中一股无声的进步力量。现在需要的便是重归这些真理。我们现在

需要做的是开创负责任的新时代──每一位美国人都需要认识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全世界都承担着

义务。对于这些义务，我们并非勉强接受，而是心甘情愿主动承担，同时坚信我们为艰巨的使命付出一切

，没有任何事可以如此满足我们的道义感，也没有任何事能如此体现我们的特性。

　　这就是公民的义务和承诺。

　　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认识到上帝呼唤我们在前途不明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我们坚守的信条具有的意义──说明了为什么各种族、各类信仰的男女老少能在

这个雄伟的大草坪上欢聚一堂，也说明了为什么今天有人能站在这里进行最庄严的宣誓，但不到60年前他

父亲在当地餐馆还不能受到接待。

　　为此，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记住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记住我们已经走过了多长的路。在美利坚诞生的

年月，在那些最寒冷的日子里，为数不多的爱国者聚集在一条冰河的岸边，身旁的篝火即将熄灭。首都已

经撤防。敌人正在进军。雪地沾满了斑斑血迹。在我们的革命何去何从，结局最难以估计的时刻，我国的

开国元勋决定向人民宣读以下这段话：

　　\"让我们昭告未来的世界......在这个酷寒的冬季，万物萧苏，只有希望和美德坚忍不拔......这个

城市和这个国家，受到共同危难的召唤，挺身而出，奋起迎战。\"

　　美利坚。在我们面临共同危难之际，在我们遇到艰难险阻的冬日，让我们牢记这些永恒的话语。心怀

希望和美德，让我们再一次迎着寒风中流击水，不论什么风暴来袭，必将坚不可摧。今后，让我们的后代

子孙如此评说：我们在遇到考验的时候没有半途而废，没有退缩不前，也没有丝毫动摇；让我们全神贯注

，高瞻远瞩，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继承自由这个宝贵的传统，平稳安然地世代相传。

luo

比较中国与巴勒斯坦富裕程度后的惊天结果[转帖]

悲惨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就比沐浴在幸福阳光下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好，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总会勒紧裤带，隔三差五地送钱捐物去关怀并不贫困的巴勒斯坦人民。

随着巴以之间冲突的愈演愈烈，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媒体常常把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描述得极其悲惨：住在拥挤不堪的狭窄房屋内，没有卫生条件，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挨饿的儿童只有去捡以色列人的生活垃圾填肚子。在电视里我们看到过一个有9个孩子的水管工对记者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在中国日报记者席雪莲采写的一篇反映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专访----里，可以看到文中充满了痛苦万分，挣扎度日，小男孩们......实在太俄了等令人辛酸落泪的词汇。巴以冲突后，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处也警告有近半的巴妇女儿童每天的生活费支出不足2美元。

可是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生养了9个孩子的水管工家庭能不贫穷呢？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调查也表明生育8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往往是贫困的，其实这很好理解，北京市区职工平均年薪是2000美元，如果也平均生6个小孩的话，能不贫困吗？即使人均2美元的生活费支出一年就是720美元，这样一个3口之家的年生活费支出就是2160美元了，而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人均全部消费支出也仅为610美元，农村就不提了。再说难民，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处平均每年拨给的救济款就人均80美元，各国政府给巴勒斯坦的实际援助是每年人均 200美元，这还不算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呢，巴勒斯坦的儿童犯的着去捡垃圾吃吗？

只要仔细点，从中国官方报道的侧面也可以读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其实并不差：比如在中国日报里可以读到巴勒斯坦人在2000年9月前是不屑吃鸡脖子和鸡爪的，肥肉也是要扔掉的；在新华社驻加沙的记者马晓霖的文章里可以看到，一个在以色列境内做助理建筑工程师的巴勒斯坦人每月能挣1200美元，基本和以色列公民同工同酬；一个加沙地带40岁的制衣厂工人每月也能有730美元的进账。教师和.的薪水就更不赖了。在只有300万人口的巴勒斯坦，每6个就业人口中就有1领取俸绿的.，政府的26个部就有750 个部长，内阁成员就有31人, 在一些部里面有近一半的工作人员有部长头衔，教育部长司机的基本工资就是中学教师的两倍，一个相当于北京街道居委会大妈级的地方官员，开凌志，住别墅也一点不稀奇。

那么巴勒斯坦普通的老百姓们的生活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好参照系。如果按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那么巴勒斯坦地区无疑是个贫穷和落后的地方了。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世界平均标准，那么巴勒斯坦可称得上是个生活水准，受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地区。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那么巴勒斯坦就是名符其实的高等发达国家了，因为官方的一个研究组已经把中国定位于初等发达国家。如果按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标准，那么中国就有11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近8亿人口处于极度贫困。

如果把中国和巴勒斯坦比，那么中国在大多数方面要落后巴勒斯坦至少10年以上。

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7%的速度发展的话，那么中国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均劳动收入等方面要花13年(2.5倍)，19年(3.6倍)和 32年(8倍)的时间才能达到巴勒斯坦地区2000 年的水平。况且2000年中国人的平均恩格尔系数和受教育程度也只相当于巴勒斯坦20年前的水平。

即使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统计报告也可以看出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富裕，要知道在巴勒斯坦可没有数字出官员一说，反而数字越低好处越多，所以可以认为巴勒斯坦官方的数字代表了实际水平的下限。

根据巴自治政府的统计，现由其管制的土地面积为6004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一半， 2000年总人口为286万(加上以色列管治的东耶路撒冷的36 万，共322万)，其中的41%为难民， 平均每对夫妇生育6.3个小孩，总人口比上年增长6%，是同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6倍。0-18岁的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56%，平均年龄不到17岁， 是个很年轻的国家。

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比较高。 78%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国为36%)，农业人口占10%左右，农业产值仅占GDP的6.5%， 20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2100美元(中国为810美元)，年人均工资为5136美元(中国城镇职工人均工资为1070美元)，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1190美元左右(中国为324美元)。若将世界上200 个国家和地区按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分为上中下的话，那么巴勒斯坦的经济处于中段，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则处于上段水平。 2000年的失业率仍为 11.8%，和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相当。

巴勒斯坦地区在1969--1979年间曾创下年均经济增长30%的奇迹， 94年自治以来，其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仍达8.6%，是西方国家的3-4倍。不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消费来源并不仅仅局限于GDP，因为每年由以色列提供的劳务收入有10多亿美元(合年人均350美元)，各国政府给予的援助有5- 8亿美元(合年人均200美元)，联合国难民署的拨款2-3亿美元(合年人均80美元)，还有在海湾石油富国的劳务收入以及国际社会的民间慈善捐赠。这就解释了，在巴勒斯坦人的消费大大多于劳动付出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疑问，同时，也揭示了巴勒斯坦的寄生特性。

巴勒斯坦的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也比较发达，它从1968年起就一直实行10年的免费义务基础教育.。在2000年，幼儿园入学率高于除以色列和叙利亚以外的周边国家，95%的适龄青少年能读完10年级。平均每10 万人有一所大学，总人口中具有学士学位以上者接近8%(中国为1.6%，上海为5.2%)，具有高中以上文凭者占36%(中国为14%，上海为23%)；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90%为本科)人数为240人(中国为38人)，在读研究生为25人(中国为2.4人)，大学毛入学率为31%(中国为10%)，高中的毛入学率为57%(中国为24%)， 而且学校的师资水平很高，中学教师中有学士学位以上者占96%(其中硕士以上者占45%)，大学教师中有博士学位者占44%，有硕士学位者占43%。

只有300万人口的巴勒斯坦地区还拥有10座博物馆，80座社会公共图书馆，341个体育俱乐部和30个青年中心，还有371家慈善机构及176肆座清真寺。巴勒斯坦人受教育的程度按世界人类发展署的标准在世界排名属中上水平(69名在 99/00年度，75名在97/98年)。而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排名世界第142位，如果按联合国新采用的人类发展指数算，中国被列为第101位。

luo

毛泽东亲批：红军旅长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少女事件[转帖]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陕西省档案馆档案——《毛主席、边区高等法院关于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刘茜案的材料》中保存了有关这一案件的丰富史料。依据这些资料，本文将这一事件的始末加以勾勒，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

　　黄克功与刘茜的情感纠纷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但是，“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卢沟桥事变后，她“愤暴日侵凌，感国难严重”，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刘茜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被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

　　刘茜到抗大第十五队学习时，正好黄克功在第十五队任队长，遂与黄克功相识。两人经过短期接触，感情尚好，经常通信往来，渐涉恋爱。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但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六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去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则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

　　黄克功和刘茜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热恋，但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他们对爱情及婚姻家庭认识的巨大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当时刘茜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她渴望的爱情是浪漫的精神之恋。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用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同学董铁凤曾转述刘茜对她说过的话，刘茜对黄克功不满意的地方是：“她觉得他只认识一天，便要求她结婚。”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曾告诉黄克功：“我们像亲兄妹一般的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只（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游山玩水，一块打球，一块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在后来的调查中，两位调查者都认为刘茜与其他男同志仅有工作关系，与外面（白区）及其他人之间亦没有信件往来。

　　刘茜曾使用多种方式拒绝黄克功，包括写信暗示，送还物品，拒绝接受钱物，到最后明确拒绝。但黄克功却深陷对刘茜的感情之中，无法自拔。这些从刘茜的回信中可以反映出来，她说：“朋友，你的理智呢？为了一个人而失眠，值得吗？”“你简单把恋爱看成超过一切了！”“冷静点！冷静点！”刘茜的同学在调查中说，大约案发前一周，刘茜已明确拒绝了黄克功。黄克功仍不甘心，连写了三封信给刘茜，刘茜曾回信一封拒绝。黄克功仍找过刘茜几次，但没有找到。

　　刘茜的年轻和单纯使其对感情的认识，尤其是在遇到问题时的处理上不够成熟。两位事后的调查者都说刘茜像孩子一样。当面临黄克功的穷追不舍时，她并未能恰当处理，即使在表示拒绝的信中仍然措辞含糊：“告你，我会爱你，而不能爱你！”“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当黄克功携带枪支与她单独谈话时，她也未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逼婚未遂，黄克功枪杀刘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身带白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在陕北公学门前遇到刘茜与董铁凤等人，黄克功即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这时天色已黑，王志勇先行回校，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沙滩上。这时，黄克功再次与刘茜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了。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论、顶撞与激怒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而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在地上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回到学校后，黄克功没有自首，而是立即打来水洗脚，脱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又把手枪擦拭了一遍，企图毁灭证据。他还涂改信件，在刘茜的来信上加添了“十月四日”的日期，企图陷害别人，掩饰和开脱自己。

　　第二天一早，有人在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抗大、边区高等法院及边区保卫处等迅速介入此案。当天下午，抗大政治部就拘捕了黄克功。抗大领导同时委派教员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司法人员对黄克功与刘茜来往信件进行了分析，最终所有的证据指向了黄克功。黄克功起先答非所问，不肯承认，继而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精神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行凶的经过。

　　毛泽东：“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吗！？”

　　黄克功枪杀刘茜这一恶性案件在边区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黄克功的信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

　　黄克功在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一份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陈述书中，黄克功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当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但他并没有因为私情而放弃原则，他强调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吗！？”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召开千人大会公开审判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进行公开审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当轮到黄克功发表个人申诉的环节时，他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提出的唯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她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当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请求时，他只说了这样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他还说如果不合刑律，就不要求了。会场上的人看到自己面前的罪犯，是对革命战争作出过大贡献，而且多次负伤流血的功臣，不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短暂休庭后，审判长庄严地宣布了处黄克功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判决书中指出：“刘茜今年才16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律，未达到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行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逭。”

　　对判决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消沉的情绪。他只是转过身来，面向群众，举起双手，高呼了几句口号：“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当一位法警自动予以制止时，黄克功只是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跟着刑警队，穿过人群，向刑场走去。恰在这时，法庭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因为信上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审判长与张闻天商议后，又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重新站在犯人位置上，听审判长宣读毛泽东的信。

　　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有信，要向他当面宣读时，流露出希望和感激的表情。听完了毛泽东的信后，他深深地低下了头，然后又高呼了那三句口号。这一次行刑队没有再干涉，便带他重新走出了会场，人们看到，黄克功是以认罪服法的态度离去的。

　　李公朴：它为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当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时，大会主席宣布张闻天向大会作题为《民主、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恋爱、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制裁。新社会的女性，已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面前是平等的。张闻天的讲话，使分歧消除了，思想统一了。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 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延安，而且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八路军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处决黄克功后不久，一位来自国统区的参观者给边区高等法院题词，赞扬“陕甘宁边区司法没有‘法制小人，礼遇君子’”，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luo

雍正、乾隆为何只用“贪官”而不用清官[转帖]

有人认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方能收到实效。

吏治腐败问题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痼疾，不仅令黎民百姓扼腕，也是最高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防范，但结果却是防不胜防。如明太祖朱元璋立重典、动严刑，甚至屡兴大狱，采取酷烈的手段，亦未能根治腐败。到清代，精于治道的康熙政尚宽仁，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做法。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只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机会倾听民间舆论。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并下令各地督抚举荐清廉。

康熙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常加意保护，甚至加以特殊眷顾。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事多次受到革职处分，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用，直到被降了十二级，仍奉旨留任原官。康熙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的事迹，意在让天下官员仿效。康熙尚德、兴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当然，康熙朝清官众多，而贪赃枉法的官员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后期，对于各级官吏疏于察考，惩贪不力，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

雍正即位之后，一改乃父宽仁作风，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不过，雍正也犯了一个错误。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在他看来，“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 ”。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雍正则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 ”，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摘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此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

luo

周恩来的惊人记忆力和精力从何而来[转帖]

周恩来有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尽管他可能是天下睡眠和休息得最少的人。每天起来，他都像一个刚刚度假归来的人神采奕奕，满怀信心充满乐趣地投入工作，而且不知疲倦。和他共过事的人常常适应不了他的节奏和韧劲。周恩来记忆惊人，1972年中美会谈时，基辛格总是带着厚厚的文件和材料，而周恩来只不过拿着一张纸。

　　人们佩服周恩来的精力和记忆力，以为他每天吃什么山珍海味，或服用强身壮体的营养补品，益寿延命的“灵丹妙药”。上世纪60年代末，周恩来已届七十高龄，有些来华的国际友人询问周恩来有什么长寿的“养生秘诀”。周恩来答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是按东方人的习惯生活。”少年时期的周恩来离开淮安，随伯父周贻庚去东北上学。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使他不太习惯，他下决心锻炼自己的身体。他每天很早起来跑步，风雨无阻地坚持了三年之久，后来他的身体果然壮实了。建国后，他动情地向辽宁大学学生回忆在东北的生活，说：“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黄土，给了我很大的锻炼。”

　　周恩来的饮食比较简单。他喜欢吃五谷杂粮，荤素搭配。每周的主食除米、面外，总要安排吃几顿高粱米、小米或玉米面制作的食物。他常吃的几样主菜是红烧鲫鱼、红烧狮子头、梅干菜烧肉、韭黄豆腐干炒肉丝，还有雪里红肉末、炒豆腐干、炒绿豆芽、煎荷包蛋、白菜豆腐汤等。从菜谱可看出，他喜欢江浙口味的菜肴。周恩来常出鼻血，邓颖超认为是“上火”，说周恩来体质偏热，因此饮食中对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有所限制，调料中也一般不用辣椒、大蒜、大葱、胡椒粉等。

　　周恩来的早餐总是吃豆浆、面包、黄油和果酱，还有鸡蛋冲麦片，极少有别的花样。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这不是很好么，营养丰富，味道好，我已吃惯了。”当问他这样的早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周恩来说：“我在黄埔军校时期，每天同蒋介石进工作早餐，吃的就是豆浆、鸡蛋冲麦片。”周恩来非常注重节食，力求保持适中的体重和良好的体形。

　　中国传统医学把“养心”视为养身的关键，认为保持愉快的心境方能身体安泰，减少疾病。周恩来性格乐观，喜欢社交，尤其喜欢和文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借此活跃身心，培养乐观向上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心境很不愉快，他马上感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曾对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

luo

宋美龄婚前失踪内幕[转帖]

　　一辆“雪佛兰”小车悄然来到宋公馆门前

　　20世纪20年代的早春2月,虽然大地解冻,但是大上海依然春寒料峭。这天早晨8点过后,宋美龄照常起床梳洗,然后吃早点。刚吃完,娘姨就上楼来对她说:“三小姐,有车来接你。”宋美龄忙问:“谁的车,是不是介石来了?”娘姨说:“不是,说是参仪会要你去开会,商讨要事。”美龄一愣:“怪事,前天开会时,虞会长没提起这事,怎么突然又要开会?”娘姨说:“客人在楼下客厅里,要不我去问个明白。”美龄摆手制止:“你去向那人说,我吃完早餐就来。”
　　娘姨走后,美龄速换一套时髦的西装,向会客室走来,只见沙发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派头十足,唇留短须,头发光亮,身穿一件棕褐色长衫,外套一个盘龙马甲。宋没等客人说话,就迎上说了一句:“你就是要接我的客人吧,对不起,让你久等了。”那位客人连忙起身,彬彬有礼地打拱施礼道:“宋小姐,虞会长令鄙人恭迎您去开会,有劳小姐大驾。”美龄还礼道:“谢谢,虞会长太客气了,打个电话就行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说到这里眼珠子一转:“先生初到敝府,我们算是初会,请问尊姓大名。”来人不卑不亢,略含微笑地告诉她:“我叫乔珊,蒙虞老的抬举,是虞会长刚从轮船公司调来的,他说参仪会要个交际应酬的人,今后叫我老乔或直呼其名也行。”
　　美龄见这个自称乔珊的人说话谦虚,人也长得挺帅,第一印象就不错:“不知虞会长有何急事相告?”乔珊说:“听虞老说海外有个华侨慕小姐的大名,愿意捐助一笔巨款,为童工做点善事。虞会长说这事必须与三小姐面商,您在国外留学多年,见多识广,所以劳您去一趟。”美龄本来敬重虞会长,听他这样一夸奖,早已飘飘然了,满面春风地对他说:“乔先生我们一同去吧,我这就让娘姨备车。”乔珊说:“不用了,我不早说了吗,虞会长已派专车来接您了。”乔珊指着停在大门口一辆崭新的雪佛兰小车说:“请宋小姐上这辆车。”
　　当美龄和乔珊一走出大门,一位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走出车门欠身恭迎。美龄细看小车,正要上车时,忽然有些犹豫了:那戴鸭舌帽的汉子无疑是保镖了。他虞会长从来只坐一部老爷福特车,且保镖是个年轻人,而眼前却是车新人新,跟车的保镖和司机从未见过面,会不会有诈?乔珊一旁看出她那迟疑的神态,解释说:“宋小姐大概对车有些陌生吧,是这样的,这部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位华侨送给虞会长的,虞会长还未坐过,他特请您先试试车。”说罢乔珊从口袋中掏出一份贴金火红请柬,递到宋美龄手中。美龄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敬请美龄小姐试坐新车来会,商量童工福利事宜”,下面落款签了虞会长大名。宋美龄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对慈善事业一直十分关心,有请必到。加上爱奉承是女人的本性,看罢请柬,心中乐滋滋的,欣然上了小车。车子一溜烟离开了宋公馆(今陕西北路)。

　　你们是不是要绑架我

　　车子转弯串巷,从西摩路向威海卫路一转,又从同孚路打个转,径往静安寺路,向前推进一百米,转个小巷,再驶过西摩路向西行,进入路南停了下来。美龄从车窗中抬眼望去,“沧州饭店”四个大字跃入眼帘,她定神一算,从家中到这儿本是一条直路,而且也近在咫尺,他虞会长为什么要这样曲径通幽,选择到沧州饭店商谈呢?但她转念一想,沧州饭店地处黄浦江畔,系全上海高雅幽静的饭店,常以接待外宾而著名,是不是乔珊故意为主人抖一抖新车威风呢?她放下多余的思虑,用手理理被风撩起的秀发,思考会上要讲的话题。这时乔珊已打开车门下了车,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遂用极为亲切的口吻对她说:“宋小姐,虞老的关照,华侨老先生特地在这儿订了一个雅座,请您下车吧!”

　　乔珊上前带路,美龄在中,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跟在她的后面,进入三楼一个非常豪华而别致的房间里。当美龄坐下,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为她沏茶后,离开了。乔珊陪她略坐片刻之后,对她说:“宋小姐,很抱歉,会长还要办一件事儿,我去一会儿就来,您先休息一下。”说罢向她告辞了。
　　这时美龄还未意识到不测,坐了约半个小时,却不见虞会长出现,她才觉得情况不妙,马上联想到最近上海连续发生的几件暗杀的大事,特别是绑架案。她感到害怕了,一时焦急不安起来。于是忙打电话,可是电话不通,她急按电铃,想问问服务小姐,可是进来的又是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进门躬身问道:“宋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吗?”美龄只好敷衍一句说:“我想冲点热茶。”中年汉子马上为她冲茶,宋美龄面带怒气地说:“不用了。”指着他的脸上质问道:“你们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绑架我?我是蒋总司令的未婚妻,你们不会不知道吧,是不是活腻了?”中年汉子却哈哈一笑:“宋小姐,未来的蒋夫人,看你想到哪里去了,全是误会我们的一片诚意。”宋美龄见他这一笑,反而更加怀疑了,厉声对他说:“你们要是真不想活了,我可给蒋总司令打个招呼成全你们,快把乔珊给我叫来。”中年汉子态度有点生硬了:“宋小姐,别用蒋总司令吓唬我们,他蒋某操有生杀大权不错,但你们也要明白,这儿可是英租界,料蒋总司令浑身是胆也不敢把兵开到这儿来吧,你说对吗?”
　　这一说,倒提醒了宋美龄,顿时背上渗出了一丝丝冷汗,她深知上海的帮匪残酷,什么大事都干得出来。看来今日凶多吉少,好汉不吃眼前亏,她越想越害怕,特别想到自己是金枝玉叶时,霎时脸色突变,与刚才那副傲姿相比,判若两人,便把声音降低八度,对那中年汉子说:“求求你,请乔珊来一下吧?”中年汉子也陪上笑脸说:“好,我去给你请乔珊。”
　　中年汉子出门后,美龄再摇电话,又是白费。她伏在沙发上不禁掉下了泪水,一时思绪万千,心如黄浦江水一浪盖过一浪。约10分钟,乔珊换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头戴礼帽,笔挺笔挺的,飘然来到她的面前,向她微微鞠躬道:“宋小姐,让你久等。”美龄一惊:“你是……”没等她说下去,乔珊接上说:“宋小姐,实在对不起您了,因为有事,不便在贵府请教,所以用此种方式请您来这儿。实不相瞒,我叫王亚樵。”

　　宋美龄大惊失色:“你真是王亚樵!擎宇是你的号吧?”
　　乔珊点点头。
　　“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杀我?”
　　王亚樵笑道:“宋小姐看您说哪里话,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我为什么要杀您。再说,我要杀您,还将您接到这儿吗?”
　　宋美龄脑中一片空白:“那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宋美龄答应说服蒋介石

　　王亚樵给宋美龄茶杯中加了水,自己也冲了一杯茶,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请宋小姐息怒,我们有话慢慢谈。”美龄不知谜底,对方越是兜圈子,她越是不安:“你有话就直说吧,你说是王亚樵,我早闻你的大名了。”王亚樵接话:“在您眼中我是魔鬼吗?”宋美龄连说:“不,不,你是不是要我向蒋总司令说个情,解除你们之间的仇恨?”王亚樵挥手打断她的话:“宋小姐你又想错了,我和蒋介石之间的事,他要杀我,看他的本事,谁知道他死还是我死,听天由命,用不着借你这个女人向他吹枕头风求情的。”宋美龄脸上刷地一下红了:“擎宇先生,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我和蒋介石还未结婚,你怎么说出那种难听的话,请你还是照直说吧!”王亚樵说:“既然宋小姐如此爽快,我就开门见山了。”
　　原来,宋美龄有个同学叫刘纪文,二人一直相处很好,特别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刘纪文早向她表达爱意,宋美龄也未表示反感。刘家也是上海的富豪之家,两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可是回国后,当他们感情正要升温之时,半路上杀出一个李逵,蒋介石跃上北伐军总司令的宝座,成了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宋美龄这位小公主暗暗向权势倾斜。刘纪文眼看大势在去,觉得收之已难,弃之可惜,决定来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借爱情这条红线套住蒋介石,谋个一官半职,现在南京市长空缺,若能如愿,也算大功告成。为了促成此事,决定请王亚樵出面,才想出如此下策。
　　宋美龄听到是刘纪文演的这场戏时,怒火一时涌上心头:他刘纪文也受过西方文明教育,怎么请个暗杀头子来要挟我呢?王亚樵的话是真,还是要暗杀我,或是……她不敢再往下想。但她也不表态。就这样僵了下来。

　　宋美龄半天未回家,宋老太太焦急万分,当即打电话问虞会长,虞会长说根本不知此事。
　　在虞会长的协助下,又找了杜月笙、黄金荣等帮会头子,他们一口否认,并作保证未见过宋美龄,他的手下,也不会做这个事。
　　宋老太太赶紧又将情况报告蒋介石,正在忙于军务的蒋介石一听这话,差点气炸了肺。他猜这事一定是王亚樵所为,他王亚樵与我有仇,为什么要把仇发在我的未婚妻身上,如此看来,必有内幕。对宋老太太说:“如果美龄打电话来,绑匪只要让美龄平安回家,一切条件都可答应。”
　　果然,王亚樵让宋美龄与家中联系上了,宋老太太向她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最后反复说:“一切由你作主。”
　　这下子宋美龄心中有底了,对王亚樵说,刘纪文出此绝招,用心良苦,我看他也是对我一片真情,体谅了他的苦衷。我现在按照你转达的意见答复吧!王亚樵知道口说无凭,他趁宋美龄说时,一一作了记录,然后将记录呈给她,让她过目。王亚樵说:“这纸上未添漏一个字,其意作一个备忘录,您看如何?请审阅。”宋美龄接到手中一看,没想到一个暗杀头子竟有些笔墨,一笔字写得龙飞凤舞,尤其是“刘君如有意仕途,我当极力推荐,使君满意。一入仕途,好自为之,决无风险恶浪,飞灾横祸”等几句话的字,写得既潦草又清晰入目。宋美龄对王亚樵刮目相看:“擎宇先生,想不到你不仅是舞刀弄枪的健将,还是舞文弄墨的文魁,我签个名,交给刘先生吧!”说罢在纸上写上“蒋宋美龄”四个字,王亚樵接在手中过目,点点头,退出房间。这时,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走进来说:“按王先生吩咐,你可给蒋总司令打电话了。”宋美龄再摇电话,通了,她才恍然大悟,电话被他们切断了,现在才接上。她当着中年汉子的面,给蒋打了电话:“亲爱的,别担心,我下午就回家了。”
　　宋美龄回家又是坐的“雪佛兰”小车,可是司机和那个戴鸭舌帽的中年汉子都不见了,她想这是王亚樵的聪明之处。这儿的路离宋家相当近,不过十来分钟就到了南京路上门口,停住了,司机请她下车。她想记住车号,一望车玻璃,只见上面贴着“出租车”字样。出租车,随便可载坐任何人,与它何干。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顺手从包中取出5元钱交给司机:“辛苦了,买包烟吧!”司机欢喜地向她敬了一个礼,开走了。事后有人问宋美龄绑匪问她要了多少钱,宋美龄说:“一分也未给。”知情人说这笔巨款(5万元)全是刘纪文出了,并对王亚樵感激不尽。事后王亚樵说,自古以来谋主出钱的还是第一桩,真乃天下奇闻。
　　10天之后,南京报纸公布一条新闻:“刘纪文经中央政治会通过,国民政府蒋中正签发,特命为南京市市长。”
　　后来,王亚樵被戴笠杀害。有人说是刘纪文暗中作祟,杀人灭口。知情人说,此话毫无根据。

　　

luo

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转帖]

1983年中国宝安集团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张股票

　　1982年，深圳宝安县建县之初，资金短缺，百业待兴。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决定成立一家公司，把农民手上的闲
散资金聚集起来。

　　11月，县政府发出75号文件，批准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并把当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当副主任的曾汉雄调来执掌公司帅印。县委明确表态，只给政策不给钱。曾汉雄从香港亲友中取来股票样板，请有关人员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画面中，一只张开翅膀、伸开利爪，在空中翱翔的大鹏鸟，象征着宝安联合投资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1983年7月8日，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由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次年，联合投资公司获纯利17万元，购买股票者首次分得红利。其中福永区凤凰乡农民文富祥购买1000股股票，分得红利100元，股息48元。

　　(《深圳特区报》12.4　蓝岸　唐智乐文)

luo

战争罪是怎么规定的[转帖]

联合国人权专员呼吁对以色列进行战争罪调查。有读者问，战争罪是怎么规定的？ 《环球时报》1月13日刊登刘楠来的文章对此作了解答。
战争罪是指违反有关具体战争法规或战争惯例以及战争行为的客观具体行为。从国际法上讲，战争罪不是一个具体的罪名，而是一个集合罪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严重破坏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其中包括故意杀害；无军事上的必要，非法和恣意地广泛破坏和侵占财产；剥夺战俘应享有的合法审判权利，劫持人质等等。第二，严重破坏《武装冲突法》的行为。其中包括攻击平民、民用物体；攻击联合国维和人员；可能给平民、民用物体以及自然环境造成巨大伤害；对不设防的非军事目标造成巨大破坏等。第三，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对不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实施谋杀、虐待、侮辱等行为。

战争罪的主体包括战争指挥人员、策划人员和领导人等在内的具体实施者。受害国、受害个人以及国际机构 （主要是联合国安理会）都可依法向国际刑事法庭提起诉讼。按照国际法规定，战争罪可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最高为30年的有期徒刑，但不能被判予死刑。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

luo

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转帖]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智慧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革命英雄浪漫气概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现。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想到了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弹

　　1949年春季,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更加重了他自己手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苏联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纷纷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26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苏联方面只让一些不相干的技术人员与进修人员接触。
　　是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直接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
　　1955年1月初,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影音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关于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的介绍。钱三强从最基本的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清楚。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用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李四光还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表态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开始上菜了。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又不一般,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二、赫鲁晓夫要留一手对付不听话的毛泽东,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计划突然变卦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5年伊始提出搞自己的原子弹,是他看到,作为一个大国,靠苏联的核保护,毕竟不是办法,也是靠不住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并不赞同。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当时赫鲁晓夫刚坐上“龙椅”,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支吾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同意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就用原子弹来说事,言下之意,我有原子弹,你敢离叛我?毛泽东毫不畏惧,这就有了两人间著名的一段对话。毛泽东豪气十足:“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心灰意懒:“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只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回答:“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知道了,毛泽东希望自己有原子弹,在自己没有之时,他并不惧怕原子弹。是啊,原子弹再多,也不可能与毛泽东的“死一半人”相敌。
　　转机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不倒戈,于1957年10月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1955年1月22日签定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进行新疆地质勘探,开采铀矿的协议,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定的铀。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个干部战士之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结果发现,新疆具有丰富的原子核武器的原料矿藏。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层的铀矿,他们用双手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1956年4月7日,中苏签定了关于帮助建设军、民用设施的协议,铺设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预定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1957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首批派出了640名科学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计算机开发及核武器研究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原子城的选址工作随后展开。根据地理条件和居民分布情况,参加踏勘的专家们认为青海海晏县最合适。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予以批准。于是,几千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集到1170平方公里的这片草原上,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性建设工作。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6月,中苏合作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站着作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实验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专家因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平地起波澜,靠苏联的帮助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苏联的支持是有交换代价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个海军舰队的指挥权由苏联控制,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对来谈此事的苏联大使说:“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主人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大为火冒,决定报复。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过程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当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中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三、自己干,周恩来是具体的执行者,“596工程”在困难中前进

　　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便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但是“那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
　　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也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我国核工业创建伊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特别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开展科研工作和培训专业人才,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后,中国20几个研究所,承担了题目(课题)来配合它。科学院参加的人员占全院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五万人从事“两弹一星”的工作。
　　从千分之几的铀矿石中提炼高浓度的铀,是一个重大技术难题。被称为四大“化学家族”的上海有机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和北京化学所协调配合,提前找到通向成功的途径。在塞外边陲的气体扩散厂,女科学家王承书率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排除一道道难关,生产出丰度高达90%以上的浓缩铀235。
　　1958年10月,我国第一座重水型研究性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诞生。随后,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生产出“真空阀门”。
　　195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6月,总参谋部批准将核试验场改称核试验基地;7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1959年6月,苏联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全部1292名在华的苏联专家。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四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上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四、挺住困难继续干,毛泽东批准了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

　　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生产裂变材料浓缩铀的气体扩散工厂、引爆装置、原子弹“内爆法”样弹设计、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当然,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反复。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总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际也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发展导弹核武器的问题。会议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军政要员意见相左,泾渭分明。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大管家”们站在全国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面对“大跃进”留下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争议相当激烈。毛泽东没有在会议上出现,但在第二次会议召开时,提出让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老帅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性格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国防部长林彪,也掷地有声地说:原子弹要上,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出来,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还是在干还是停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最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枯水浆。”这阙充满了乐观豪情的词,正是将军当年率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时的真实写照。经过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一个月后,张爱萍将军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这份在中国核导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报告,迅速在邓小平主持、刘少奇、周恩来参加的书记处会议上通过,并送交毛泽东圈阅。随后,邓小平对参加核工业会议的代表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中央书记处负责。
　　1962年8月至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了力争在1964年或者说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设想。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1963年12月24日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概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美国确实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怎么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最好苏美联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1963年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去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恩来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尽管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还是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当毛泽东得到了确定的报告——火球变成蘑菇云时,他迅速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在当晚22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也可以说,中国的原子弹是被赫鲁晓夫逼出来的,毛泽东讥嘲地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