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43:34

真孔子与假孔子[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ＯＣＲ

真孔子与假孔子　

　　　
　　历史上的孔子和历代封建君主崇为偶像的孔子是两回
事，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孔子“少贱”，“多能鄙
事”，一生坎坷，颠沛流离，虽然做过司寇，但很快罢职远游。
晚年又设帐授徒，开私学之风。他不附益权贵，因而始终未
得到任何政治力量作为后盾。他只是以自己思想的力量吸引
了大家，以至弟子三千，桃李遍地。孔子以后三四百年，董
仲舒出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为了维护统治者万世一系的统治，
吸取了诸家学说中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东西，创立了吃人的封
建礼教，然而却冠以儒教的大名，贴着孔夫子的标签。他提
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从此，儒
学便成了正统的御用学说。但是，儒学已不是纯粹的孔学，而
是盗用了它所享有的显学盛名，它是一个“兼儒、墨，合名、
法”和“博采诸家，自成一体”，经改造而形成的一个混血儿。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其“三纲”，直接来源于韩非的
法家思想，“五常”是由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仁、义、礼、智发
展来的。宋代，二程、朱熹进一步把三纲释为永恒不变的法
则，制定了“理”的概念。近代，以孔家店为招牌的封建礼
教发展得更加完备，成为专制制度最顽固的堡垒。孔子及其
学说经过统治阶级任意歪曲，面目全非，简直成了历代帝王
专制之护身符。“五四”时代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实际上
是要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李大钊
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
之灵魂也。”所掊击的这个“假孔子”，正是历史的真孔子所
深恶痛绝的。　　　　

　　孔子的封号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前４７９），鲁哀公亲诔孔子，诔
文中称孔子为“尼父”。孔子有封号始于汉平帝刘Db元始元年
（公元元年），汉平帝刘Db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
公”。北魏太和十六年（４９２），孝文帝元宏改称孔子为“文圣
尼父”。大象二年（５８０），北周静帝宇文衍恢复孔子的公爵之
封，号“邹国公”。隋文帝杨坚开皇元年（５８１），尊孔子为
“先师尼父”，取消封号。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年（６２８），尊
孔子为“先圣”，十一年又改称“宣父”。唐高宗李治乾封元
年（６６６），尊孔子为“太师”。武则天天授元年（６９０），恢复
其公爵，称“隆道公”。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升
孔子为王爵，谥号“文宣”，称“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
元年（１００８），真宗赵恒加号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五年又
改为“至文宣王”。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十一年（１３０７），加号
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朱厚熄嘉靖九年（１５３０）
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又复称
“至圣先师”。民国年间，“国民政府”派官员祭祀孔子，祭文
仍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44:29

红七军最后一个连队的消失[转帖]

　　　红七军最后一个连队是21师61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牙永平,天峨县向阳乡林佑村人。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红21师番号改为右江独立师,61团改为63团。
　　红七军最后一个连队的消失,与东兰士绅牙玉有直接关系。那么牙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牙玉其人其事

　　1932年,廖磊(新桂系第七军军长)攻破东兰武篆列宁岩后,把岩内革命军民赶到河边列队“点验”。“点验”时由一个身材矮小墩实的人陪同“审查”,每点到红军、****人,他就拉点名白军头目的衣袖一下,在名字上作个记号。“点验”之后,凡被作记号的人,统统拿去杀头,一共有数十人被杀。这个陪同指认的人,就是当时有名的士绅牙玉。
　　牙玉是东兰县巴奥乡拉烈屯人。其父牙相培,清末庠生,曾当过团总(县武装首领)。他继承其父衣钵,当上县民团副司令。但“**”兴起之后,他“剿办不力,致匪坐大”,无形中丢掉了乌纱帽。廖磊“肃清”东(兰)、凤(山)“**”之后,他欣喜若狂,抢先撰写“肃清东凤**纪念碑”碑文,想最后立一功,作为日后复出为官的资本。碑文历数“匪首”韦拔群的“暴行”、誓示“不共戴天”之仇,曾刊登于南宁《民国日报》(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但在呈请当年“坐镇东兰督剿**”的白崇禧审定时,白认为“罗列现象,言不及义”——说不到要害处;同时认为像这样震动国内外的“剿共”大事,由一个县邑的小人物来写纪念碑文,显然失诸庄重严肃,降低其巨大的政治意义。白崇禧回想当时自己坐镇东兰,亲自督战,情况了如指掌,何不亲自撰写,既示郑重,又可借此英名显赫,“传诸后代,流芳千古”?于是,他叫来秘书笔录,由他口授,几经修饰润色,才在文末署上“白崇禧撰于邕宁”七字,然后令秘书用“快邮代电”发往东兰县府。一帮土豪劣绅看到,如获至宝,即速请工匠刻于碑上。末尾还盗用“全县民众”名义,刻上“东兰县全县民众敬刊”九字。石碑立于东兰县城东岜灵桥头。
　　白崇禧在碑文中,不无余悸地说:“迨至(民国)二十一年秋,复命廖(磊)军长督队进剿时,韦拔群已任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兼红七军第三师师长,声势仍炽,几经力攻,始渐合围,购线密侦,穷搜山洞,积年余之苦征搜剿,于十月十八日晚,在东里村附近之赏撒洞,将其击毙(韦拔群事实上是被判徒韦昂杀害——笔者注),余党亦渐次肃清。”他又沾沾自喜地说:“多年积匪,一旦擒渠,消息传来,万民欢跃。”
　　白崇禧亲撰的碑文,当然比牙玉写的“棋高一着”,高明得多。牙文不被采用,他自然大失所望,但拿去报纸发表,提高了“知名度”,满足了发表欲,也不是白费心机。况且报纸发表后,着实引起广西当局李、白、黄的注意,得到他们的赏识。从此,他成为新桂系的忠实鹰犬。白崇禧召见他,面授如何“效忠党国”的机密。他潜伏家乡,躲在阴暗角落里,时刻窥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明白,碑文上写“剿灭**”、“肃清余党”,那是官样文章,“红七军的火种”很可能再成燎原之势。果然,经过几年的密查暗访,他得到确讯:红七军幸存的一个连队,在黔桂边望谟地区原始森林一个叫卡法的山沟里潜伏休养,等待时机——这就是红七军21师61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叫牙永平。
　　1932年在红21师61团(当时改编为右江独立师63团)被“围剿”之后,牙永平带自己不足一连的士兵,渡过红水河,到黔西南地方实力派王海平势力范围内的望谟地区卡法地方隐蔽,屯兵开荒维持生活。后来,经过中共(地下)黔桂边委做统战工作,被王海平收容,并任命牙永平为他的独立营第一连连长(营长韦国英,边委成员)。卡法在红水河北岸的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原始森林山沟里,是一个理想的隐蔽藏匿之地。从1932年10月到1940年7月,他们在那里居住长达八年之久。
　　白崇禧得到牙玉的密报后,又惊又喜,叫他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要等待时机成熟,再来动手收拾。

　　密谋利诱连长上当

　　1939年秋,日寇攻陷武汉,长沙、桂林相继告急,白崇禧认为时机已到,密令牙玉开始行动。牙玉转弯抹角,攀上同姓共谱的叔侄关系,多次上贵州,深入到望谟卡法,以“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保卫广西”为名,言词恳切、“推心置腹”地和牙永平谈判。在牙永平态度暧昧、将信将疑、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他又“慷慨大方”地派九个人送去两万发子弹,说是白长官关怀八桂健儿,赠给牙永平作抗日之用。牙玉进一步欺骗说:“我手下现已有100多人枪,白长官叫我和你联合。我们这个联合队伍叫做‘抗日游击纵队’,接受白崇禧的直接指挥,开赴前线打日本鬼,收复失地。红军抢得红军占,白军抢得白军占,互不侵犯。我们抢得了,蒋介石是不会来争的。”他的花言巧语,使牙永平的一些战士心动了。他们纷纷议论,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抢得桂林多好啊!将来打败日本,住到大城市……”他们沉浸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中。中国****历来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又看到挑来的两万发子弹,牙永平在部下的怂恿下,便信以为真,同意联合抗日。他接受了“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之职,兼率领第一支队。纵队司令当然是牙玉本人。牙玉于是又发给卡法连队三套军服,牙永平和他的妻子韦光珍、秘书黄八各得一套。牙玉还配给牙永平一把指挥刀和一副武装带,做得像模像样,滴水不漏。当时牙永平长期身处深山老林,“多见木叶少见天”,生活苦不堪言,同时抗日心切,一时鬼迷心窍,竟没把这样重大的事向黔桂边委汇报请示。等边委负责人之一黄唤民(也是连队的指导员)知道卡法连队“大搬家”时,他们已下到广西来了。

　　突出重围回黔被害

　　卡法连队在“抗日游击纵队副司令”牙永平的率领下,打着“抗日游击纵队第一支队”边缘齿牙状、中间缝一条大“牙”字的三角形旗帜,迢迢千里,不辞辛劳,日夜兼程,一心赶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收复失地。他们来到东兰“牙司令”的家乡拉烈屯时,牙玉说:“部队连日行军,人困马乏,就暂在这里驻扎休息,等白长官派人来接收。”一周后,他们突然被保安警兵和地方民团几千人包围。这是怎么回事?牙永平派人去找“牙玉司令”,想问个究竟。谁知“牙司令”和他的部下都不见了。牙永平这才醒悟到上了牙玉的大当!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迎击,经过一场恶战,冲出重围,向后山撤退。

　　突围出来之后,牙永平见各处都张贴有捉拿他的布告,抓不到活的要死的,谁抓到了不但得到花红钱,还可当官吃“皇粮”。在这种危险的情境下,牙永平只得率领队伍死里逃生,“长征”返回贵州。
　　1940年7月,牙永平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尽艰险,带领幸存的60多人枪,回到贵州卡法“老根据地”。但那里已经面目全非:瓦砾遍地,林木枯焦,已无处栖身。他们只得借居附近民房。劫后余生,黔桂边委又下落不明,无法联系,走投无路的牙永平心灰意冷。不久,他又被望谟县(1940年3月新设县)县长张森通过牙永平的岳叔韦有珠、老庚王建以“联合抗日”为名,“保证生命安全”,为由诱骗到了县城。张森一见到他,马上命县警逮捕关押,后于同月28日将其杀害。遗下士兵各奔东西,风流云散(牙永平妻韦光珍背着女儿由法场逃脱,回娘家躲藏)。
　　红七军21师(独立师)最后一个连队就这样消失了。但红七军的火种是扑不灭的。中共黔桂边委还存在,书记黄举平,委员牙美元、韦国英、赵世同、黄唤民还活着,仍在黔桂边潜伏活动。终于“星火燎原”,迎来全省、全国解放。
　　牙永平虽然最终被害,卡法连队也最终消失,但牙永平毕竟是从“牙司令”眼皮底下的“瓮中”逃脱的,而且两万发子弹(还有军服等)的诱饵丢下水,打不得“狼”反失掉“孩子”,牙玉自知无法向白崇禧交代,从此便隐姓埋名,不再出头做事。白崇禧也不再过问他的下落、出处了。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47:57

民国缉毒功臣的悲惨结局[转帖]

　　　　“中央成立了禁烟委员会,订有各项条例,然因立法的中枢要人带头坏法,致上行下效,禁烟令成了一纸空文。”这是南京政府禁烟令主席张之江的无奈感叹,一语道破了国民党禁毒不止的内幕。

　　港报捅出制毒贩毒大案

　　民初以来,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成了吸毒贩毒中心。20世纪20年代末,青帮大头目、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的黄金荣和他的把兄弟杜月笙、张啸林,瞄准护运鸦片有暴利可图这一点,与租界巡捕房总巡长沙利讲定“条件”,筹组了三鑫公司。三鑫公司主要业务是保险包运毒品,他们向烟贩收取百分之十的保险费,发给保险凭证,如有遗失,全额赔偿。黄金荣因自己是“官”的身份,不便公开出面,便让杜月笙与张啸林分任经理、副经理。
　　由于三鑫公司在租界里,黄、杜、张三人神通广大,在政、军、警各界都吃得开,特别是黄金荣还能调动中外巡捕,所以他们公开在车站码头押运鸦片,也可保万无一失。烟贩虽然付出了高额保费,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很快就可从吸毒者那儿收回,他们都很乐意把生意送来“三鑫”。“三鑫”财源滚滚来,黄、杜、张以及洋人沙利坐地分赃,日进千金,大发横财。专家判断,当时上海滩的毒品运销,几乎为“三鑫”所垄断。
　　“四·一二”政变起,黄、杜、张为蒋介石充当打手,因反共有功,都被委为少将参议,身价倍增。这三人投桃报李,又为巴结蒋介石维持自身利益,主动“为国分忧”。
　　其时,蒋介石既要剿共,又要对付陈济棠、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反对派,战火连年,造成国库匮乏。黄、杜、张以三鑫公司的名义,开办了化学试验厂,专事制造毒品吗啡运销外洋,拉了第一夫人宋美龄、上海市长吴铁城入伙,将暴利的大部分贡献给蒋介石,美其名曰“以充国用”。
　　一些嗅觉灵敏的军政要人,早就知道化学试验厂的秘密,但他们并不声张,而是当作把柄抓在手里,跟着贩运毒品,有的干脆在烟箱上贴上“军事委员会××分会”、“委员长××行营”的封条,所经之处,军警不敢检查,畅行无阻。蒋介石并非不知,因了投鼠忌器的缘故,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了。政府禁烟,正应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932年仲秋,情况忽然有了变化。或许是正义之士,抑或是蒋介石的反对派,把化学试验厂的内情捅了出去,并且由香港报纸曝光。题目引人注目:《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制造吗啡密销海外》,文中直称化学试验厂为吗啡制造厂。随后国内的几家民营报章,以“香港电讯”的形式,对此项消息作了转载,立即引来强烈反响,激起鼎沸舆论。

　　最高领袖下令查明****

　　蒋介石暗暗叫苦:“又惹麻烦了。”轰动一时的“蒋桂鸦片争风案”余波刚平,这一波又起,怎能不叫人头疼?不久前国舅宋子文动用招商局的轮船,贩运大宗烟土到上海,交上海警务司令熊式辉保护经销,不料被属桂系的市长张定获悉,大造舆论,迫使国民党中央派员调查他。蒋介石见势不妙,最后动用至高无上权力,封锁****,惩办了几个士兵与船员,使大事化小,才保宋子文、熊式辉安然无恙。好不容易化险为夷,而今又出纰漏,怎么办呢?蒋介石思谋一阵后,一条妙计成竹在胸。这次他要先发制人,争取主动。
　　其时,蒋介石正坐镇汉口,指挥对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趁着在武汉市总理纪念周上作训词的机会,他突发一番慨而慷的表白:“孙先生留下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拿禁烟来说,真可谓军阀的命易举,鸦片的命难革。日前,港岛有报章竟称我军事当局制造毒品走私国外,是敌对分子的造谣中伤,还是真有人胆敢以身试法?我难作结论。为明****,将着人周密调查。在座各位如知道军政要员,有制毒贩毒以及吸毒的,欢迎铁面无私地举发。一经查实,必作铁面无私之惩处。总之对于禁毒一事,尽管剿共军事紧张,中央仍十二分的重视,当作革命要务……”
　　他言出行随,一封电文传向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处,召来了宪兵第一团团长彭善后。他开门见山地向彭交待任务:“有一项特别任务待办,我知道你能胜任,所以叫你去执行,就是到上海调查有关制造吗啡的事。”
　　彭团长受宠若惊,“啪”地立正,如同宣誓:“感谢校长信任,学生一定达成使命,不负校长厚望!”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为示对蒋的尊敬,敬称蒋为“校长”。
　　“嗯,很好,你是我的学生,应当为我分忧。”蒋介石让彭团长看过香港报纸的报道后,一脸严肃说,“这很可能是别有用心者的谣言,企图破坏我革命军队与领袖之声誉。你务须查明****,看究竟有没有制造吗啡什么的,使谣言消弥,以正海内外视听,明白吗?”
　　彭团长又是立正:“学生明白。”蒋介石微笑点头:“领会了就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周密侦查一举擒获罪证

　　其实彭团长搞错了精神。蒋介石的本意是:并无制造吗啡的事,而是有人造谣,只要彭善后将此“****”报告,便算圆满交卷。彭团长却是这样领会的:有人居心不良借吗啡工厂造谣,诬蔑军事最高当局,故而决心查明制造毒品****,一举铲除,证明蒋介石禁烟之坚决,还其清白,使谣言自破。
　　不日,彭团长带着几个得力助手前往上海,乔装打扮成各式人等分头四出,终于查摸到了三鑫公司的化学试验厂。经仔细观察,这个厂的门面显得很一般,厂房也很平常,但常有高级轿车进出。又凡进厂的人,都得向门卫出示证件,门外还有带枪的便衣放哨,昼夜24小时不离人。
　　彭团长等倒也真有本事,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化学试验厂是掩人耳目的对外招牌,实际上确是吗啡制造厂,于是着手部署一举铲除计划。因这是最高领袖亲自交待的特殊任务,自己又曾夸下海口,成与败都关系前途命运,所以他绞尽脑汁,做了周密准备:
　　调团里战斗力最强的一营第一连到上海,具体执行这一重任,并作严厉训示,务求胜利完成。
　　选定与吗啡厂方位相似之房屋为假想目标,进行了多次演习,使各排、班、组、单兵熟练各自职责。

　　为使人证物证俱获,把行动时间定在吗啡厂员工上班后半小时。
　　向招商局租借大卡车三辆,但只要车子不要司机,由宪兵自己驾车,以防泄密。
　　一应准备就绪,付诸行动。三卡车宪兵在吗啡厂不远的隐蔽处下车,两个排迅速包围了厂房。另一个排由彭团长带领直扑正门,门警还未反应过来,便被解除了武装。
　　宪兵按事先规定以两人一组,冲进厂区各室,“不许动”的吆喝声中,枪口对准。员工们目瞪口呆,不敢稍动。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向彭团长递上“大英牌”香烟,点头为礼:“长官是哪一部分的?这里是化学试验厂,请别误会了。”
　　“我们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部的,没有误会,要抓的正是你们。”彭团长当即下令:将厂内所有人员扣押,毒品封存,就在厂里安营待命!

　　立功受罚横加罪名处死

　　第二天,彭团长登轮离沪,风尘仆仆赶往汉口,向蒋介石复命。他一见蒋介石的面,就抑制不住内心喜悦立正敬礼:“报告校长,学生按照您的指令,顺利完成任务。”
　　“嗯,你辛苦了。”蒋介石面无表情。
　　彭团长并未注意蒋的脸色,兴致勃勃汇报执行任务经过,哪知刚讲了几句,蒋介石就摆摆手说:“不要讲了,我都知道了。你去吧,也可在武汉休息几天。”
　　彭团长心想,完成特殊使命,既有莫大功劳又有苦劳,蒋介石夸赞一番自不必说,还应通令嘉奖乃至升官晋衔才对呀,怎么连句表彰的话都没有?失望之余,心又不甘,站起来行礼告退时,壮胆问了一句:“校长还有什么训示吗?”
　　蒋介石阴沉地一笑:“你回南京后去见谷司令,对你另有任用。”
　　“学生感谢校长栽培。”彭团长喜出望外。
　　最高领袖的“对你另有任用”一句话,使彭团长大受鼓舞,兴奋异常。他果真在武汉美美地玩了个痛快,然后才东返首都,一路上还憧憬着升官发财的美好前景。
　　满心欢喜成黄粱。谷正伦阴阳怪气地对彭团长说:“恭喜老弟,你立了大功,委员长已有电令传来,调你来司令部当军械科长。”
　　彭团长一听,如冷水浇顶,呆了半晌。有兵才有权,如今没了兵权,去与枪支弹药打交道,永无出头之日了!有功不奖更有收权降职的罚,他好不沮丧,却又一时不明所以。其实,蒋介石对他这个学生还是手下留情的呐,只是剥夺兵权,永不重用而已,而对他这个学生的那些个得力助手——连长、书记官及三个排长,竟都统统予以枪毙了。
　　原来在彭团长去汉口向蒋介石复命的路上,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就已把宪兵突袭吗啡厂的事,电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大为恼怒,咬牙切齿:“彭善后这个饭桶,不能再让他带兵!”随即令谷正伦将彭善后手下的书记官、一连长、一连的三个排长处决,罪名是:勾结流氓土匪抢劫,捣毁化学研究机关,危害治安。
　　真是无毒不丈夫,蒋介石以几个缉毒军官的头颅演出了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绝妙好戏,无怪乎有读者投书报章揶揄:当局的禁烟,诚如口吃者所说的“禁禁烟”!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49:30

马寅初拒见蒋介石[转帖]

　　抗战期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重庆的高校执教。他目睹官商勾结,腐败盛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常点名批评当局,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为蒋介石政府所忌。
　　一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名片,以“委员长”名义请马老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假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
　　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准备推荐您担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
　　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
　　来人又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
　　马老生气地说:“不,不!这种猪狗的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
　　马老“不做猪狗生意”的话在民间广泛流传,赢得喝采。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把他幽禁在贵州。抗战胜利后,马老恢复自由,在上海工商学校任教,勇敢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他还不顾特务威胁,给家人留下遗嘱,只身前往南京演讲。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50:57

中国历史上的七大谜案国人难解 [转帖]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慨慷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就象谜一样牵动史学家和大家的兴趣，至今仍有很多人为此废寝忘食的进行考证和研究。现在本人经过认真筛选，特列出七大谜一样的悬案。也请各位历史爱好者和网友给予补充和指正。

　　　1.老子的出关之谜

　　　　　　有史实记载，老子曾西出函谷关，被关令尹喜，强而著书，留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巨著五千言《道德经》。而后就骑着一头大青牛，继续西行，则没了消息。这个引起很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则至今没有得出很确凿的证据。有人说出散关，经流沙奔印度去了，并说老子到印度传教，教出了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弟子。历代不少人认为此说只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宗教而捏造出来的。而有人说晚年的老子在甘肃临洮落脚，为归隐老者教炼内丹，养生修道，得道后在临洮超然台“飞升”。而又有人胡乱猜测，说那时治安差，有可能被人半路打劫，导之意外身亡。

　　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老子不是西去，而是东归。《庄子·天道篇》有一段记载，叙说了老子离职后便离开周室而“归居”了。老子的故乡位于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离孔子所在的曲阜不远。孔子还曾拜访过老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孔子问礼”。这件事不论是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在儒家著作《礼记·曾子问》中都有记载，说明老子退隐后东归的说法比较可靠。

　　2.西施的生死之谜

　　　　　　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也是中国第一位女间谍。而做为越之功臣，吴之罪人的西施最后的结局如何，则众说纷纭。有人说被勾践沉江，《墨子·亲士》篇就说：“西施之沈(“沉”，古作“沈”)，其美也。”《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中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袋。在后人的诗歌里，也多次提及了西施沉水的事，李商隐的《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不知水葬归何处，溪月湾湾欲效颦。”这说明在唐代，人们是认可了西施被沉水的说法的。

　　这与上述记载相同。而民间传说较多的是被越国大夫范蠡暗暗接走。《越绝书》却如此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而在《史记》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尽管有范蠡的详尽记载，却找不到有关西施的只言片语，难解的谜团让人倍感缺憾。又有人说被仇恨的吴国人民乱棍打死，至今史学界也没有统一的结论。　　

　　3.徐福的东渡之谜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全国后，位高权重，而最盼望的就是长生长寿，后来听人说东海上有蓬莱仙鸟，那里有服后可以长生的灵芝草，就派徐福率五百童男童女和三千工匠，东渡大海，后来秦始皇至死也没盼来徐福的消息。徐福到底去了那里呢？有人说那时航海技术差，碰到大风浪，全部覆没。而史籍中最早记载徐福史事的是司马迁，可是没有讲明徐福浮海到了何处。后人以为是台湾或琉球，也有说是美洲，但大多数认为是日本。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五代后周和尚义楚。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干余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义楚称这一说法来自日本和尚弘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认为徐福东渡到日本，明初，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向明太祖献诗，提到“熊野蜂前徐福祠”。清末驻日公使黎庶昌、黄遒宪等人，都参观了徐福墓，并诗文题记。而徐松石在《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战国先秦时期，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是其中一队，“徐福入海东行，必定真有其事。”香港卫挺生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认为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者神武天皇仲田玄，并认为他是颛顼之后徐驹王29世孙。台湾学者彭双松著《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进一步充实卫挺生的观点。

　　至今日本保存着不少徐福活动的遗迹，如和歌山县徐福和他的传员七人墓、徐福宫，九洲岛佐贺县“徐福上陆地”纪念碑、徐福的石家、徐福祠，另外又有奉祀徐福的金立神社等等。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更有人认为，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是日本10世纪左右的产物，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徐福当时到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他在日本的事迹、遗迹、墓地，均属后人虚设。另外，又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回为徐福东渡的时间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而日本与中国大陆相距甚近，根本不需要耗费巨资，数年才能抵达。人海茫茫，徐福东渡究竟去了何方，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4.杨贵妃生死之谜

　　　　　　杨贵妃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位绝代佳人。她那传奇的一生曾触发无数骚客文人的才情，为之吟诗作赋。然而，这位国色天香的美女究竟归宿如何呢?史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盛唐天子唐玄宗狼狈地与众臣逃跑，其爱妾杨贵妃死于马嵬驿。可是，文人赋咏与史家记述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因此杨贵妃的最后归宿，至今还留下许多疑问。

　　一种观点认为，杨玉环或许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以“后患仍存”为由，强烈要求赐杨玉环一死，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后只得下令。杨贵妃“遂缢死于佛室”。

　　也有人认为，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这可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看出。杜牧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的“返魂无验青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很多诗句，都认为杨贵妃被乱军杀死于马嵬驿，而不是被强迫上吊而死。一些人称，杨贵妃之死存在其他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实际上是吞金而死。这种说法只出现在刘禹锡所作的《马嵬行》一诗。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驿，只是被贬为庶人，并被下放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本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蕴含着另一种意思。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最后逃亡到日本。1984年出版的《文化译丛》第五期，张廉译自日本《中国传来的故事》一文说，当时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为贵妃美色所吸引，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海上漂泊，辗转来到日本久谷町久，最终在日本安度晚年。但其生死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令人难解。

　　5.宋太祖暴死之谜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17年皇帝，到公元976年便撒手归西了，正史中没有他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也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一种意见是，宋太宗“弑兄夺位”。持此说的人以《续湘山野录》所载为依据，认为宋太祖是在烛影斧声中突然死去的，而宋太宗当晚又留宿于禁中，次日便在灵柩前即位，实难脱弑兄之嫌。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和李逸侯《宋宫十八朝演义》都沿袭了上述说法，并加以渲染，增添了许多宋太宗“弑兄”的细节。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宋太宗无关，持此说的人引用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载为宋太宗辩解开脱。据《涑水纪闻》记载，宋太祖驾崩后，已是四鼓时分，孝章宋后派人召太祖的四子秦王赵德芳人宫，但使者却径趋开封府召赵光义。赵光义大惊，犹豫不敢前行，经使者催促，才于雪下步行进宫。据此，太祖死时，太宗并不在寝殿，因而不可能“弑兄”。毕沅《续资治通鉴》即力主这一说法。还有一种意见，虽没有肯定宋太宗就是弑兄的凶手，但认为他无法开脱抢先夺位的嫌疑。在赵光义即位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反常现象，即据《涑水纪闻》所载，宋后召的是秦王赵德芳，而赵光义却抢先进宫，造成既成事实。宋后女流，见无回天之力，只得向他口呼“官家”了。

　　《宋史·太宗本纪》也曾提出一串疑问：太宗即位后，为什么不照嗣统继位次年改元的惯例，急急忙忙将只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既然杜太后有“皇位传弟”的遗诏，太宗为何要一再迫害自己的弟弟赵廷美，使他郁郁而死？太宗即位后，太祖的次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何自杀？太宗曾加封皇嫂宋后为“开宝皇后”，但她死后，为什么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

　　上述迹象表明，宋太宗即位是非正常继统，后人怎么会不提出疑义呢？近世学术界基本上肯定宋太祖确实死于非命，但有关具体的死因，则又有一些新的说法。一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燥狂忧郁症。一说承认太祖与太宗之间有较深的矛盾，但认为“烛影斧声”事件只是一次偶然性的突发事件。其起因是太宗趁太祖熟睡之际，调戏其宠姬花蕊夫人费氏，被太祖发觉而怒斥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胞兄谅宥，便下了毒手。纵观古今诸说，似乎都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然而有关宋太祖之死，目前仍未找到确凿无疑的材料。

　　6.明建文帝生死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此后，有关惠帝已经出逃的传闻颇多，明成祖对此总是不放心，这件事也几乎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数百年来，建文帝的下落也是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综合各家说法，主要有“焚死”说和“逃亡”说两种。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13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进入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谅而遽至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

　　仁宗朱高炽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祖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只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在什么地方，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死后葬于京郊西山。

　　朱棣登位后，感到生死未卜的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不少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20余年。

　　民间传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先逃到云贵地区，后来又辗转到了南洋一带，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7.李自成的生死之谜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他家境贫寒，但有勇有谋，大仁大义。他当过驿卒，当过边兵，最后加入了反明的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不断壮大，几十万大军所向披靡，终于推翻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摇摇欲坠的明王朝。但因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军入关，李自成领兵退出北京，转战河南、陕西、湖北等地，最后不知所终。有人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明史》的结论是，自成已死，尸朽莫辨。

　　它的根据是，当时追击李自成的清朝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给朝廷的报告说，李自成兵尽力尽，仅带亲信20人，窜入九宫山中，被村民围困，无法脱逃，自缢而死。他派人前去验尸，而尸体已经腐烂，无法辨认了。还有一个根据是，南明王朝驻湘将领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报告称，他的部众已将李自成斩于九宫山下，只是丢了首级。但是，这个“遇难”说却难以令人相信。因为李自成雄才大略，骁勇非常，一直是官府的死敌。

　　无疑，他是清王朝或南明王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大患，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浮夸不实，清王朝怎能相信？何腾蛟的报告简直就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也不会相信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况且，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的几十万大军岂能善罢甘休？九宫山能平静吗？

　　然而，事实上，当时九宫山很平静，那几十万大军也很平静。那么，为什么有“遇难”说，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据推测，这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一方面，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下一步可能联合抗清；另一方面，使清王朝以为，心腹之患已除，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李自成可东山再起。也有人说李自成在夹山寺隐居。据说，清朝初年，即将上任的云南同知张琼伯在赴任途中，游访石门夹山寺，与寺中方丈谈古论今，颇为投缘，相见恨晚，视为知己。几年后，他又重访夹山寺，方丈已死。

　　悼念之中，方丈的徒弟告诉他：那方丈就是威震天下的闯王李自成。在九宫山替死的是他的部将孙某。乾隆初年，澧州知州何某亲赴夹山寺调查李自成的下落，在寺中他亲眼见过一幅李自成的画像，据称，叫“奉天玉和尚”。1981年，在石门夹山寺发现了奉天玉大和尚墓。据考查，在一个瓷坛中盛的遗骨，与李自成身材相近。墓中陪葬物与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县的习俗相同。但这一说法仍有不同意见。

　　有人说，奉天玉大和尚墓等的发现，只能说明石门夹山寺确实有奉天玉大和尚这个人，并不能证明奉天玉大和尚就是李自成。又有人说，李自成生前左眼曾受箭伤失明，但李自成画像却双目炯炯有神，以此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因而，李自成隐居于夹山寺一说，也成不了定论。李自成的生死之谜至今仍成为史学家探讨不休的事。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56:00

40年前的绝密任务二七厂奉命保护老干部[转帖]

1969年，上级指示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要往工厂安排几位“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的老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后这样安排的。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车辆厂和新华印刷厂是中央警卫部队军管的单位，是毛主席抓的“点”。那时，总理办公室有三位秘书在军宣队工作。总理通过他的秘书、二七厂军宣队领导成员周家鼎指示工厂和军宣队，要做好几项工作。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得有一个人被劫走或去工厂找他们的麻烦；第二，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包括食宿、看病、用车等；第三，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适当安排点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便于接近职工群众，从事一些社会调研工作；第四，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以及给中央的信件，要及时送交。
从1969年开始，以中央名义，先后安排到二七厂的老同志有8位，他们是:

徐向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宗逊，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

王恩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将军衔。

江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张平化，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黄欧东，辽宁省省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朱德海，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自治州州长。

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无论是军宣队或工厂职工，对老同志来工厂的事情，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始终没被泄露出去。

为落实照顾老干部工作，军宣队领导指定我为联系人。当时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苦中寻乐的“晚宴”。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进楼门，便听到阵阵的欢笑声。走近发觉笑声是从江渭清的房间传出的。我敲门进去，只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饭碗，一个碗内盛着半碗白酒，一个碗里是猪头肉，在盛肉的碗上搭着一双筷子，五个人坐在桌子周围，高兴地推让着从谁那里开始喝。见我进来，他们讲述了这次“晚宴”的发起过程，推举哪两个人去买的半斤酒和一斤猪头肉。张平化说，多少年了，这种“打牙祭”的形式，还是唯一的一次。他们边聊边喝。我注意到了，轮到谁喝，也只是端起碗来轻轻地抿一下，夹一小块肉。不知转了多少圈，那点酒、那点肉，才被喝干吃尽。

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还说，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

（沈寅标摘自1月8日《人民政协报》作者陈守信）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56:47

洪学智智救彭德怀[转帖]

　　　　1950年10月24日晚,抗美援朝处于极端困难的艰苦岁月,分管司令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洪学智,正为中央发来的两封急电发愁。中央命令志愿军总部搬去山洞掩体,以免遭到敌机的轰炸。据中央猜测,敌人已知道了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方,一旦敌人疯狂反扑,结果将不堪设想。让洪学智更为发愁的还有两条,第一条是彭德怀不答应搬办公室,扬言我堂堂中华大军帅部,没必要躲躲闪闪,不愿去防空洞办公(洪学智已下令挖了防空洞,还是他亲自带人挖的)。彭德怀很固执,多次劝说也不听。第二条是洪学智感到敌人可能马上要采取“斩首行动”,这一点可以从种种迹象中得到证实。
　　1950年10月20日,朝鲜板门店美军基地。阴险的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正对即将出发去完成“怀英行动”的人训话。这些人组成以上尉莱特森为首的突击队,在偷袭朝鲜人民军中屡建战功,金日成将军一次视察,幸亏改变了线路,临时改换了一辆车,才免遭于难。这可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最优秀的部队,号称神鹰突击队,没有它完成不了的事。他们此次目标,是摸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附近,达到他们“绑架毛岸英、消灭彭德怀”的目的,简称为“怀英行动”。打死了彭德怀,又绑架了毛岸英,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战自退,主动权就是美国的了。麦克阿瑟的训话,对突击队要求极严,一是全部穿上志愿军衣服,不会轻易被志愿军发现;二是突击队以莱特森为首,三人组成一个组,形成三个梯队,一个梯队失败再上一个;三是若一时完不成任务,就潜伏在志愿军总部周围,观察情况后随时报与总部,再派人和采取军事行动;四是万不得已时,毁灭性炸毁志愿军总部。训话结束后,这些人带上电台,全部采用精良武器装备,很快偷偷接近了志愿军总部。他们隐藏在山洞里,志愿军根本不知敌人已钻入自己的心脏,还以为是自己人。
　　远在数千里外的莫斯科苏联国防部,突然从不明电台的收发讯号中,发觉代号“怀英行动”的奇怪电报,这一电报与卫国战争时期暗杀斯大林的语言有些接近。专家们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消灭彭德怀、绑架毛岸英的电报,立刻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让暂不外传,再继续搜索,以探出美军的虚实。第二天,又传来报告,说莱特森等已接近志愿军总部,请示如何行动。斯大林马上命令向中共中央发了一份密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的聂荣臻接到电报后立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马上安排人给彭德怀发报。这天正好是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整夜一直没睡好,觉得美军既然已行动了,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思索了一夜后,第二天早上,他又自拟了一份电文,以“AAAA”加急电报字样发给彭德怀。发完电报后,毛泽东又电话告诉聂荣臻,要求两个小时向他报告一次朝鲜战场情况,并口头命令志愿军总部马上转移,必要时可撤回国内的辽宁某地。
　　毛泽东的两封电报,都一一捏在彭德怀司令员手上。总部要转移,并非易事,志愿军初到朝鲜,好不容易才打通了山洞,将总部设在山中。美军成天空袭,哪能轻易让你转移。彭德怀调令一个军担任后卫,又命一个军赶修工事,待工事修好后马上转移。当然,他没有忘记要求空军协助作战,但他还是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即中国空军的飞机太少,制空权完全在敌人手中。
　　10月24日晚,毛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李子,一道去总部南面检查哨所情况。当他们两人来到警卫班长张国祥的哨位时,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了。突然,一道刺眼的手电光照在毛岸英脸上。那人一边看着毛岸英,一边对照手中的相片,见真是毛岸英,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志愿军战士都明白,没人敢这么无礼地对待毛岸英。张国祥知道情况有异,只见这位身经百战的警卫班长,一下子窜到毛岸英前面,“叭”地一下拉开胸前的衣服,露出一排绑在身上的苏式手雷,另一只手已拉住了导火线。“岸英、小李快跑!我来对付这帮狗杂种!”他大叫一声便朝敌人飞奔过去。用手电筒照毛岸英的正好是莱特森,他苦苦寻找的毛岸英一下子出现在面前,他哪能不高兴呢?但突然见一个战士身绑手雷冲过来,他还是马上熄了手电筒,一闪身躲过了与张国祥同归于尽的灾难。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张国祥和几个美国士兵一块儿被炸死。烈士用生命救了毛岸英,炸死了敌人。
　　要命的是毛岸英并没有走,他看到战友为了他而牺牲,怒火一下子上来了。他猛地拔出手枪,冲到正在发呆的莱特森面前,将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一口气打出了所有的子弹。莱特森来不及反抗,“咚”地一声倒在地上死了。毛岸英见莱特森已死,正要弯腰去捡莱特森的手电筒,突然听到一阵呼叫,接着两个美国兵向他围了上来。毛岸英手中的枪已没子弹了,可是,美国兵并没开枪,这让毛岸英有点想不通。原来,美国兵记住他们主子的命令,毛岸英要抓活的。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增援部队上来了,将两个美国兵活捉。审问的结果还没出来,洪学智预测美军盯上了志愿军总部,现在正处在万分危险中。

　　邓华过来问怎么办,若敌人真有“斩首行动”,志愿军总部只有马上撤走才行。洪学智紧张地思索着,眼睛停留在墙上的地图上。突然,他大笑起来:“有了!马上把地图搬进防空洞!”邓华正在犹豫,怕挨彭总骂,洪学智拍胸说由他承担。他知道,彭德怀一时半刻离不开地图,不论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还是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几乎成了地图迷,天天在那儿“背地图”。一旦研究战斗,他会一刻不离地站在地图旁比划着。趁彭德怀不在办公室,洪学智叫司令部的人马上搬走了地图,又搬走了模拟地形。刚搬完,彭德怀进来了。彭德怀一见没有地图,追问洪学智这是干什么,洪学智要求他去防空洞,理直气壮地说:“彭总,我在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两封要总部转移的电报不是在你手里吗?”

　　彭德怀可气了,骂了一句:“就你洪学智多管闲事!”最后,洪学智连推带拉,总算把彭德怀劝去了防空洞。作战会议才开半小时,敌人的飞机就像蝗虫一样飞来,疯狂地向志愿军总部所在地轰炸,将彭德怀的办公室和住所炸得稀烂。毛岸英和几名战士去那里取文件,不幸被击中,他和另一位作战参谋光荣牺牲了。彭德怀听了报告,一言不发,这时才知敌人的“斩首行动”不假,他太轻敌了。彭德怀还知道,他不好向毛泽东交差,毛泽东亲手把儿子交给他,让他带好毛岸英,怎么向毛泽东开口说呢?
　　活捉的两个美国兵没交待,太顽固了,不然也好采取行动。他们在被活捉之前,已向美军总部发报,报告暗中捉彭德怀、毛岸英的事失败。麦克阿瑟见自己精心策划的“怀英行动”失败,马上命令空军采取第二套行动方案,轰炸志愿军总部。那时,中国人民志愿军飞机太少,美国空军蝗虫一样的飞机,轮番朝志愿军总部掷下汽油弹,炸不死也要烧死。这就是毛岸英死的原因。
　　洪学智见彭德怀半天没动,上前来劝彭德怀,叫他去吃饭,彭德怀这才从悲痛中醒过来,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停了一会儿又说:“为啥偏偏炸死毛岸英呢?”语气中有惋惜,也有无奈。
　　10月25日,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听到聂荣臻的电话报告,冲电话问:“为啥不早点执行中央命令?”没人能回答,只有彭德怀知道,他对不起毛泽东,若是自己不固执,总部早点搬走,毛岸英可能就不会死。他等待着挨批评,甚至撤职。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58:03

四大元帅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风波中[转帖]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冒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军队里叫得很响。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明确提出： “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伯承的苏联顾问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刘伯承很重视这些情况，专门到战役系党支部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1956年，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

　　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南京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4个系，其中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学员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秦基伟、廖汉生、温玉成、李作鹏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因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引起他开始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彭德怀的讲话留下历史遗憾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这篇讲话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篇讲话，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这篇讲话，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同时，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彭德怀的话是发自内心，也是有所指。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能幸免。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3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luo · 发表于 2009-8-31 09:59:03

对求爱者一律拒绝　贺子珍心中只有毛泽东[转帖]

初识中冈
1927年，18岁的外婆随队伍上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战士。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见到外婆这位“永新一枝花”，外公愣住了。
外婆记得：当时外公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几个人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化脓了。
当袁文才领着外公来到外婆面前时，外公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袁文才是外婆的义兄，也是外婆与外公婚姻的大媒人。在见到外公之前，外婆已有了心上人，那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欧阳洛。当时两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外婆又从未对他表露过，只有把思念埋在心中。
我的外婆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发现了他磨伤化脓的脚，当天就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外公一直记得。外公明白：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
1928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外公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家人。当时****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1927年底，杨开慧得到过外公告知到达井冈山的消息。1928年上半年，外公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外公觉得情况不妙，为不连累家人，忍痛废止了这一联络渠道。后来，又传来杨开慧、欧阳洛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不幸确实每天都在发生。正如外公所说的：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
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
苦苦追求
这次妈妈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20年未见的舅婆(82岁)。舅婆的女婿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座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
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
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李敏看。泪水模糊眼帘的李敏不解其意，但她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
“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
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luo · 发表于 2009-8-31 10:00:24

春秋战国最强八大刺客-感受古人的侠义[转帖]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太白先生这首《侠客行》，每次都让我看得热血沸腾。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的是无数个千古侠客的影子。中国是个讲究行侠仗义的国度，侠义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里隐约可见，历代文人都曾为侠客挥笔泼墨，最著名的当归太史公的《刺客列传》。我在敬仰先烈英雄事迹的时候，不经意把那些惊天动地的古代侠客们归类到了一起，美其名曰：刺客名人堂。里面究竟供了什么人？让我一一为你揭晓。

一、最佳上镜刺客：荆柯

“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柯无疑是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刺客，世代为人所颂扬，可谓妇幼皆知，就连现代的两大名导也不放过这个题材。评荆柯为最上镜刺客，可谓名至实归，众心所向。

二、最佳创意刺客：专诸

专诸，春秋时期吴国人氏，为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所雇，用来刺杀王位竞争对手吴王僚。

话说事发当日，公子光宴请王僚，私下埋伏甲兵于室内。王僚也早有防范，命人沿途布满兵卒，门窗台阶左右也都部署上自己的亲信，夹道而立的侍卫，皆手持长铍。酒酣耳热之时，公子光佯装有足疾，退入内室。这时专诸闪亮登场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把匕首藏在鱼腹中，佯装为王僚献菜。等走到王僚跟前，说时迟那时快！专诸突然撕开鱼腹，拿出匕首刺向王僚！王僚当场毙命。遗憾的是，专诸当即也被侍卫杀死。公子光趁对方群龙无首，速命埋伏的甲士攻击王僚的侍从，尽数将其诛杀。为感念专诸，吴王阖闾加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三、最佳悲情刺客：要离

话说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后，王僚的儿子庆忌逃往卫国。庆忌此人甚是了得，有万夫莫当之勇，在吴国号称第一勇士；现在卫国招兵买马，伺机为父报仇。阖闾获悉此事后茶饭不思，日夜寻思除去这个心头大患，于是觅得一壮士。此人名唤要离。

经过策谋，要离决定采用苦肉计。某日要离在王宫与阖闾斗剑时，故意先用竹剑刺伤阖闾的手腕，再取真剑斩断自己的右臂，投奔卫国找庆忌去了。要离走后，阖闾还依计杀掉了他的妻子。庆忌探得事实，便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委他训练士兵，同谋举事。三月之后，庆忌出征吴国，与要离同坐一条战舰。某晚，夜色迷人，要离乘庆忌在船头畅饮之机，迎着月光独臂猛刺庆忌，透入心窝，穿出背外。庆忌诧异之极，叹曰：“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这样刺我！”此时左右卫兵举刀欲杀要离，庆忌摇着手说：“此乃天下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死两个天下勇士呢！还是放他回国，成全他吧!”

要离回国后，阖闾金殿庆封要离。要离辞谢不受，说：“我杀庆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让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完自刎于金殿。好一个悲情壮士，为主卖命，竟弄了个家毁人亡！

四、最佳震撼刺客：聂氏姐弟

聂政本是屠夫，当侠客实属业余爱好。然而聂政天生是一块刺客的料，小露拳脚后便名满江湖，前来联系业务的客户络绎不绝。某日，韩国贵族严仲子带着黄金和诚意跑来找他，要他除掉韩国宰相侠累。聂政婉言辞谢。严仲子不悦：“汝耍大牌乎？”政曰：“非也，只因母亲在世，姐姐未嫁，我不能死也。”不久，聂政母亲去世，严仲子前来吊孝，执亲子之礼。聂政深受感动。在厚葬完母亲之后，聂政火速将姐姐出嫁，跟随仲子刺杀侠累。

英雄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侠累身为首相，空有几十名警卫，竟然被武功高强的聂政从容地从首相府门外一直杀进大厅，被一剑刺了个透心凉。这时，警卫们才围了上来。聂政眼看无法脱逃，决定举剑自杀。在咽气之前，他用长剑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把自己的脸划成一堆肉泥。英雄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人们认出他悦饬乔装慕憬悖? 韩国为了知道刺客是谁，贴出告示说凡是能认出这具尸体的，赏金千两。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后，断定是弟弟所为，不顾一切来到聂政的尸体旁放声大哭。官员问她，你不怕被牵连吗？聂荣说：“我弟弟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认出他，以便保全我。可这样一来，他的英名不就被埋没了吗？我岂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让英勇的弟弟死得默默无闻呢？”说罢，聂荣大叫三声天啦，在弟弟的身边气绝身亡。

五、最佳绩效刺客：曹沫

曹沫，鲁国人氏，以力大勇敢著称。鲁公对他很欣赏，任命他为将军，同齐国交战。未料三战皆败，鲁公心怯，赶紧商议割地求和。但是并未责怪曹沫，仍用他为将。

齐桓公答应和鲁在柯地会盟。正当鲁公与桓公即将达成屈辱协议之时，曹沫手执匕首冲上前去，劫持了齐桓公。桓公左右恐伤到主公，不敢动作。桓公问：“你想怎样？”曹沫说：“齐强鲁弱，您恃强凌弱太过分了。大王您认为该怎么办呢？”桓公被迫答应尽数归还侵夺鲁国的土地。得到承诺后，曹沫扔下匕首重新站在群臣之中，面不改色，辞令如故。桓公恼羞成怒，想毁约食言，被管仲劝止。于是，不费吹灰之力，曹沫三战所失的土地又都被全数归还。

曹沫以其忠诚勇气和不烂之舌，既要回了土地，又保全了性命，可谓绩效显著。

六、最佳谋略刺客：侯赢、朱亥

侯嬴，战国时期魏国人。最初为看守城门的一个保安，直到七十岁才被信陵君奉为上宾。朱亥，杀猪专业户，是位奇人，隐于市井之间。此2人为协助信陵君救赵，起到了关键作用。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公元前257年，秦王派大军围攻赵国，赵国危在旦夕，派信使来魏国求援，魏国便派晋鄙率十万大军前去增援。秦王知道消息后，开始威胁魏王。魏王害怕了，急命走到中途的晋鄙停止前进。信陵君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几次促请魏王坚持出兵救赵，魏王就是按兵不动。信陵君不愿坐以待毙，就自已筹集了车马，带着门客们前去援赵。经过城门的时候，侯嬴把他止住，面授机宜：公子切勿鲁莽行事，我有妙计一策。信陵君依计而行，从魏王的宠姬那里窃来了虎符，把朱亥带着到晋鄙那里夺取兵权，朱亥同志当场把不听调遣的晋鄙一铁锤锤死。于是信陵君顺利夺取了兵权，指挥大军前往救赵，终于击退了秦军，保全了赵国。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缜密有序，是一个绝佳的策划案。

七、最佳敬业刺客：豫让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屡不得志，投靠智伯后，受到重视。后来智伯被仇家赵襄子所杀，赵襄子还拿他的头骨拿来当酒杯。豫让出离愤怒，“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荣。”豫让决定誓报此仇。

他先是改变姓名，冒充罪犯，混进宫廷，企图藉借整修厕所之机，用匕首刺杀赵襄子。结果未遂。赵襄子考虑到豫让肯为故主报仇，是个有义之人，便将他释放。

豫让仍不死心，不惜以身涂抹油漆变相、口吞煤炭变声来乔装自己，找机会报仇。机会来了，豫让事先埋伏在一座桥下，准备在赵襄子经过的时候刺杀他。没曾想赵襄子的马却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的计划又再次失败。豫让自知此劫难逃，便恳求赵襄子：“希望你能让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即使我死了，也不会有遗憾。”赵襄子答应了他，豫让拔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连刺了三次，然后就自杀了。

很显然，豫让算不上业务熟练，但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敬业的刺客。他让我想起了毛爷爷的一句名言：世上就怕认真两字！

八、最失职的刺客——鉏鸒（chú yù）刺赵盾

鉏鸒,春秋晋国人，(?--前607年）一些人不认为鉏鸒是刺客，因为他根本没有行刺，用现在的话说是犯罪终止。但鉏鸒的历史身份的确是刺客，且我个人认为鉏鸒还具备更多的义士品质。由于他主动放弃行刺，所未成大名，但在《左传》里却有精彩的记载.

当时晋国君晋灵公，荒暴虐，厚敛于民，广兴土木，晋国民怨沸腾。宰相赵盾屡屡进谏劝灵公改正，灵公全然不听，反有厌恶之意。

前607年，灵公宠任的一位大夫屠岸贾献计加害赵盾，曰：“臣有客鉏鸒者，家贫，臣常接济之，其感臣之惠，愿效死力，可使行刺相国！”是夜，灵公和屠岸贾密召鉏鸒，赐酒食，告以“赵盾专权欺主，今使汝往刺，不可误事。”

鉏鸒领命后潜伏赵府左右。五更，见重门洞开，鉏鸒进中门，看到堂上灯光影影，赵盾朝衣朝冠，垂绅正笏，端然于堂上坐以待旦上朝。鉏鸒大惊，退出门外，叹曰：“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则为不义；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信不义，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鉏鸒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 言罢，向门前一株大槐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死。时惊动了守门人，报知赵盾，赵盾叹息不已，吩咐暂将鉏鸒浅埋于槐树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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