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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新中国外交官的夫人们[转帖]


    在中国外交史上,除了像周恩来、陈毅、乔冠华那样优秀的男外交家,还有一大批闻名中外的外交官夫人。她们或本身就是外交官员,或身为外交官的夫人,通过自己的各种优势与努力,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外交讲究对口,通过夫人斡旋成功的外交事件不乏先例。当新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夫人以其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凭才干,重情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时,常使那些外国记者起初视她们为红粉佳人,而后又咋舌倾倒……这里记叙的是台前幕后的女性外交生活片断,涉及到: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的夫人胡济邦;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龚普生,副部长、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副部长、大使黄镇的夫人朱霖,副部长、大使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大使陈叔亮的夫人康岱沙,等等。

  外交部素有才子“二章一乔”之说,他们的夫人中有对“姐妹花”

  “二章”指章汉夫、章文晋,两人都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一乔”指乔冠华,最高任过外交部长。章汉夫的妻子是龚普生,乔冠华的妻子是龚澎,她俩是亲姐妹。龚普生大龚澎一岁,都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是燕京大学一对有名的“姐妹花”。龚普生毕业于经济系,龚澎毕业于历史系。她们是安徽合肥人,父亲龚镇洲是位国民党退役军官。老人很爱国,思想又开明,由着两个****员的女儿折腾。抗战开始,周恩来在重庆的南方局聚集了一大批热血精英,其中包括二章一乔,和后来他们各自的爱人:龚普生、张颖和龚澎。龚澎当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张颖当文化秘书,龚普生后来被周恩来派到美国,她在那里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女儿交上了朋友。那里的人普遍认为龚澎、乔冠华是才女才子,天生一对。可他们俩谁也不愿先开口提这事。
  一天,周恩来急了:“唉,你们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乔冠华局促地拍口袋摸烟。一看周恩来桌上放了一块“请勿吸烟”的小牌子,把掏烟的手垂了下来。龚澎看在眼里,对周恩来说:“我从小说里看的,人家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你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呵,你看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的?”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起来拿着禁烟的小牌子,哈哈大笑:“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
  两人结婚后,仍然好强,当众常争得面红耳赤,其实十分恩爱。乔冠华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而龚澎政治上更强,主意更多。有次,他们外出活动,发觉后面跟了个“尾巴”,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俩停下,猛转身,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他们便教训特务:“什么事不能做,却要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以后再盯梢,”龚澎指指旁边的人群:“就把你们拉去示众!”两个特务被训得满脸臊红,连声说“不敢不敢”,转身逃去。

  周恩来点破他俩的“窗户纸”

  龚澎因为外事太忙,章文晋做了周恩来的第二任英语翻译。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从延安回重庆,张颖随行。她上飞机较晚,一位年轻人给她让座。张颖问他:“你是章文晋吧?”章很奇怪:“你怎么认识我?”年轻活泼的张颖笑了:“延安有人说你啊。”后来重庆人员移到南京,章文晋跟着周恩来先走了。张颖跟董必武后去,在南京他们第二次见面。
  章文晋不爱说话,与活泼天真的张颖正好相反。张颖到上海《群众》杂志任编辑。有天周恩来问:“小张,你到底怎么打算?”张颖有些为难,她有个男友在国外搞地下工作,可老是阴差阳错联系不上。周恩来说:“你这事虚无飘缈得很,你也不小了,要疏散了,两条路,一条去香港,一条去解放区,你怎么打算?”张颖仍然犹豫。周恩来有一天请张颖和章文晋吃饭时问张颖:“章文晋去解放区,你呢?”张颖笑着回答:“我去香港。”周恩来说:“你任何时候把你和文晋的事想通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回解放区。”周恩来又说了许多章文晋的好处,张颖心里有些动。但她还是去了香港。乔冠华和龚澎也在香港。龚澎对章文晋印象好,也劝张颖。在香港工作不好开展,加上原来的男友联系不上,张颖决定回南京。临走时,张颖问龚澎:“恩来在我临来时找我谈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龚澎大笑:“你这人怎么啦,这都不明白吗?肯定章文晋跟恩来谈过了嘛!”张颖到达上海时,章文晋意外地出现在码头:“到我家去吧?”1947年春节,张颖成了章文晋的新娘。

  康岱沙被送回出走的家,叶剑英为她主婚

  康岱沙的父亲康心之是四川有名的大资本家,大革命时期由李大钊介绍入国民党。她父亲开明好客,常有国民党要员如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长住家中。可他对女儿管教甚严。康岱沙在重庆二女师就加入了地下党,向父亲提出去延安。父亲火了:“如果你去延安,我就与你脱离父女关系!”可女儿康岱沙更倔,偷着去了延安。
  在延安,有次邓颖超告诉她:“你父亲一再找恩来和林(伯渠)老,要我们转告你,自从你离家后,你奶奶去世了,你妈妈由于想你,也生病了,要求我们把你送回去。你看看怎么办啊?”康岱沙说她已和家庭决裂了,想去前线抗日,决不回四川。邓颖超启发地问她:“干革命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康岱沙回答当然是人多好。邓颖超笑了:“延安才有多少人啊?你看恩来和董老在国统区工作,就是要争取更多的人抗日。你回四川工作不更具备条件吗?还是要跟家里建立联系,尽量多团结一些人。”于是康岱沙跟周恩来回到重庆,在红岩村休整了两天。周恩来耐心地教康岱沙做统战工作。他自问自答地说:“如果家里人问你去延安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是****员呢?你就说,他们看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不会要我入党的。再问,你就说你加入了青教会,多的就不要谈了。你先要你父亲送你去美国读书,不行,就争取考入国内大学。”邓颖超又让办事处给她赶制了一套衣服,好适应上流社会的眼光。三天后,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亲自把康岱沙送回她家。她母亲一见她,病立即便好了。康岱沙在重庆为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两次接到特务的恐吓信,半路被特务绑架,坐过监狱。她从不屈服。


  康岱沙后来再次回延安。有一次邓颖超问她有无男朋友,康岱沙脸一红:“有,但是1939年我们分手时,他只说要去敌后工作了,从此没有音讯。”康岱沙早已对此不抱希望了,可有一天,邓颖超告诉她:“你的男朋友找到了!”1946年3月,康岱沙奉调去北平军调处。一到执行部,素来严肃的李克农也开起玩笑:“邓大姐叫我打听一个叫陈朗的,哪儿也找不到,原来就是我身边的陈叔亮!”叔亮是陈朗的字,但不为人知。几天后,康岱沙与陈叔亮完婚,叶剑英亲自主持婚礼。婚前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写来了贺信。

  夫人们大闹学习班

  新中国建立后,“二章一乔”分别被派到上海、天津、北京做外事工作,“二龚一张”也“各归其主”。大批从战火中走来的外交队伍也向北京开进。在涿县开往北平的专列上,保健医生朱仲丽要毛泽东适当注意休息。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要去任首届驻苏大使,你将来当起大使夫人来,会对稼祥有很大帮助的。”朱仲丽说她不喜欢“夫人”的称呼,毛泽东笑了:“你丈夫是外交官嘛,你必须得称之为‘夫人’了。要知道,大使夫人也是外交官,要发挥作用。”
  不管怎么说,朱仲丽毕竟是名人朱剑凡之女,又到过苏联,对出国当夫人还可接受。反应强烈的是那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下来的“土八路”夫人们,叫她们脱下军装,穿上旗袍,可炸了窝。周恩来专门为她们请来了礼宾教官。这个教官正是不久前从朱仲丽要去的地方——苏联大使馆回来的胡济邦。她可是个传奇人物,是中国派到苏联的第一个女记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外,曾与斯诺一起活跃在二战苏德战场上,采访过列宁夫人、弟弟,铁托元帅,以及朱可夫等苏联名将领。她曾打入国民党外交部,担任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新闻秘书。直到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于1949年3月起义之后,这个在隐密战线上战斗了近30年的红色战士,才公开身份回到祖国,参加人民政府外交部的筹建。
  她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衩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胡济邦指着夫人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之后,开始学吃西餐。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说:“真是活受罪!”
  几天后大使夫人们闹了起来,说她们为工作而来,怎么能去当夫人、太太呢?有的还闹离婚,想以此“威胁”组织。还推朱霖和韩念龙的夫人王珍为代表,找周恩来。邓颖超以自己在国统区当“太太”的现身说法,才制住了这场风波。许多将军大使听说夫人们闹到总理那里去了,都大发脾气地凶了她们一阵。

  各显神通,也各有苦衷

  1954年3月,周恩来带领200人组成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龚澎作为新闻发表官,朱仲丽作为随团医生同行。龚澎和另一位发言人黄华每次会议后都要去新闻中心发布消息,总是能够对各种问题对答如流。一些不怀好意的记者刁难,她也能出色地进行驳斥。后来一些西方记者攻击另一些称赞龚澎为“年轻优秀的发言人”时,动气地说是被“女发言人的美貌所迷惑”。龚澎听了捂着嘴直笑。因为在她和黄华背后,有好几个“后台老板”:有乔冠华准备“炮弹”,更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大政治家在指点。
  1956年,东欧风云突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胡济邦以人民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匈牙利采访,一年多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内参,为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策东欧事务提供了依据。后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访华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派的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非常出色!”毛泽东回答:“是的,我也是从她的报道里才知道你们的真情况。”
  朱霖从匈牙利来到了印尼。早一步到达的陈叔亮参赞和夫人康岱沙从印尼一名女议员的交谈中,最早得知要开个亚非会议,及时报告了国内,引起重视。
  1956年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住在总统府,由即将担任印尼驻华大使的夫人陪同。有一天,宋庆龄站在阳台上,朱霖和印尼大使夫人在一旁陪伴。忽然,印尼大使夫人把宋庆龄拉到阳台中间说:“我们照个相吧!”说着就把摄影师叫来,她自己站在中间,让宋庆龄站在旁边,朱霖站在另一边。摄影师正对镜头,朱霖一想:不对,宋副主席怎能站在旁边呢?她从印尼大使夫人背后一下绕到了宋庆龄的右边,刚站好,咔嚓一声,相照好了:宋庆龄居中,她和印尼大使夫人站在两侧。回到房间,宋庆龄欣赏地打量朱霖:“唉哟,你真聪明,来得真快呀!”
  对于像朱霖这种外交官夫人来说,常年在外,生儿育女是一大难题。因为长期在国外忙,无法带养孩子,几年一过,许多孩子个性变得十分孤僻。回国后一进家门,孩子们都跑了,拉过来也不肯叫爸妈,更有甚者因太调皮跌断了胳膊。看到这些,朱霖和其他大使夫人都哭了。外交官即使在国内,也很难顾及家庭。有一阵子,章文晋参加一个边界谈判,日夜不回家,很小的儿子和女儿同时出麻疹,女儿还得了肺炎,烧到40度。张颖曾经看到一个孩子因病而死,所以很担心。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医院,仍不见好,便急得在半夜打电话找章文晋。章文晋直到凌晨4点才回来,张颖骂他:“没有你外交部就不转啦?”见夫人发气,章文晋只好赔不是。发过火后,张颖也只有伤心地流泪——她知道,有多少外交官都把办公室当家啊!

  出入王室与总统府的女外交官

  20世纪60年代,康岱沙和朱霖从印尼分别跟丈夫到了柬埔寨和法兰西。大使夫人的活动更多了。康岱沙面对的是柬埔寨王室。王后生日,康岱沙让人送去中国菜。王室礼宾局长对司机和翻译说:你们看,给王后陛下的菜她都分一半给莫尼勒亲王,莫尼勒亲王对你们大使馆的菜特别欣赏,他说你们的菜真好吃。王后时常背痛,康岱沙从国内请来两名好中医,用银针给她治好了,不久,王室近臣宾努亲王也来要求扎银针……1983年,韩念龙副部长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四任中国驻柬大使夫妇作陪。席间西哈努克亲王对陈叔亮和康岱沙说:“阁下在我们国家任大使时是柬中友好的极盛时期,也是柬埔寨的黄金时代!”
  在法兰西。1964年6月18日,朱霖去爱丽舍宫拜会戴高乐夫人。一见面,朱霖说:“今天是6月18日,23年前的今天,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发表了自由法国宣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戴高乐夫人非常高兴:“噢,你们还记得呀?”朱霖又说起戴夫人在儿童和残疾人方面的贡献,勾起戴夫人对自己残疾女儿不幸夭折的怀念。朱霖这时把一副披肩礼品送上,戴夫人兴奋得连声夸奖。不久,戴夫人回拜朱霖。这在巴黎和各国外交界都少见。朱霖用中国绿茶、春卷、火腿、枣泥芝麻饼,还倒了一杯皇宫里发明的桂花酒招待客人。临走还送给戴夫人的孙子一包蜜饯。1966年她回国开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她说:“朱霖,你是世界有名啊!”朱霖不知其故,要总理明说。周恩来说:“戴高乐夫人到使馆回拜你这个大使夫人,这不是世界闻名的消息呀?”朱霖最后一次见到戴夫人,已是“文革”时期。夫人们早已不敢穿旗袍,朱霖便穿着女干部的首都服到了爱丽舍宫。次日巴黎各大报纸都登出大幅图片,报道说:中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国大使夫人穿着“文化裤”来了,爱丽舍宫有史以来第一次接待了一位穿长裤子的女人。“文革”冲击了外交,给外交夫人们带来了不幸。

  周恩来不愿再看到龚澎的样子

  1964年春天,张颖搭乘周恩来的飞机回北京。途中,张颖向周恩来汇报:去年年底,上海华东现代戏会演,剧协主席田汉要求参加,但组会方不邀请,还监视田汉住的房间。张颖到上海劝田汉回京,也受到监视。她气愤不已。哪知周恩来听后,沉默很久,才说:“要学会顾全大局啊!”这年夏天,文艺界对夏衍、田汉进行大批判。在剧协的张颖受命为批判者,给她的题目是《谢瑶环》,而且要提到“影射现实”的高度。张颖很矛盾。《谢瑶环》正是她主编《剧本》时,向田汉约的稿。她很欣赏这个剧本,田汉改一幕,她就发表一幕。田汉看了张颖的批判稿,苦笑道:“你这样批判恐怕通不过啊。”说完,田汉交给她一份由他自己写的信,让她交给周恩来。张颖看了信,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全是肺腑之言。周恩来看过信后,浓眉紧锁。他看了一眼张颖:“你有话就说吧。”张颖闷头不语。周恩来拿笔给田汉回信,肯定了田汉多年对戏剧的贡献,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景况。张颖见信写得语气和婉,兴冲冲地去给田汉送信。1967年,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周恩来在外交部开会。他面孔威严,环顾四周,突然放开嗓子喊:“龚澎,你不要躲在角落那里!往前头来坐下,你不是走资派,怕什么?听说你的家被抄了,拿走了所有的记录本,有这事吗?”龚澎那么坚强的人,听了这话,眼圈一下就红了。周恩来继续说:“谁抄走的,立刻全部交出来!”
  1970年初春,龚澎在洗澡间摔倒了。送到医院后,由于负责医生不在,10小时后才就诊。诊断结果是大脑内动脉瘤破裂。从5月份开始,她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靠机器维持生命。她已不成样子了。周恩来来看她,伤心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难受,我以后不来看她了……”当年,龚澎去世。不过两年,早就有高血压的章汉夫也离开人世。
  共和国第一批外交官夫人有的去了“五七干校”。又一个冬天来临,张颖从外交部湖南干校回京,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握手,双方都沉默。这时,看上去更加消瘦,但仍然保持炯炯目光的周恩来走进来,第一句话就是:“田汉同志1968年病故了,死于狱中!”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田汉是很有才华的,他诗和词都写得好,《关汉卿》中的‘蝶双飞’更是一曲人间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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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12岁体操冠军[转帖]


  因为先后获得少儿、青少年级别全国体操冠军,高高被选送进北京先农坛体校。一年后,高高却留下遗书出走,后来被诊断为精神抑郁。

  2008年4月29日下午6点,训练结束了。高高本来应该直奔食堂,但是“心里特别扭”,就径直出了体校,上了一辆往北去的公交车。

  从先农坛体校到什刹海
体校,有大约10公里的路程,高高用3年的时间把自己从什刹海练到先农坛———北京市体操队,并希望更进一步,走入临近天坛的国家队。

  到什刹海体校已经是8点多钟,高高没有找到自己当年的教练。在某个没人的角落,他停下来,准备跳进后海,但是“想了想”后,又坐下了。到了凌晨,他被接到通知的保安一把抱住———家长和学校报警了。

幼年上体校

  高高3岁半开始练体操,北京西城体校的教练原本是来幼儿园选女孩的,但是意外地看中了他,希望他来试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高高每周末便被送到西城体校,蹦蹦,练练。一个月以后,他的启蒙教练对高母说:这孩子条件好,特别适合练体操。于是,母亲骑着自行车,每天中午上幼儿园把高高接到体校,下午六点再接回家。

  高高家住宣武区南半截胡同,一家四口人,挤在大概只有十几平米的屋子里。高母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以后让儿子拿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看起来她的期许也并不低:高高5岁的时候,母亲就为他报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班。6岁半,高高被什刹海体校的教练挑中,离开了西城体校。

家长的梦想

  北京市体校分三级,由区县至什刹海再到先农坛。什刹海体校名声在外,这所二级体校培养出来的明星数不胜数,马燕红、王涛、冯坤、张怡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高高在这里认识了岩岩和段段。段段被认为是个比较“皮实”的孩子,因为他不会一挨打就发烧,岩岩则不同,因为时刻担心来自教练的耳光,他养成了不断眨巴眼睛的习惯。在少年体校,教练用巴掌“教训”孩子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家长多数也能够接受,“小孩挨点打,不是坏事。”高高的母亲说。

  在高高看来,比他早进什刹海体校两年的段段练得不好,但段段的母亲显然不这么认为,“我家孩子刚去时聪明着呢!”段段还上幼儿园时,段母就试着让他去上钢琴班和美术班,“但他坐不住”,于是,她便带孩子去什刹海体校。

  高高在这里成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并且很快,8岁即跨入一级运动员行列。“每个家长都做过梦,因为教练一直在给你梦想,”岩岩的母亲说,“难道我们不知道成功的只能是那几个?可是你越往前走,越没法退,这个梦好像总也醒不了。”

体校的“江湖”

  从2005年起,高高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并且屡有斩获,当年的一次比赛后,李宁给站在领奖台上的高高挂上了金牌,并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

  成为“尖子”后的高高心气很高,教练对他也更严格。他的体重和身高都在教练掌握中,饮食也有监督,同时被要求少睡多练。

  高高当然看得出,体校就是一个江湖。江湖上的种种传闻,譬如说父母接送孩子时开什么车就可能决定他的命运,也会流传到孩子中间,不过足够优秀的他有资本不去考虑这些问题。段段则不同。在一次少年比赛期间,他认为自己被“压分”了,就很直接地对母亲讲:“我们不练了,你才给那么点钱,这金牌什么时候才轮得着我拿啊?”

  其实段母花的钱一点也不少,请人去钓鱼、去歌厅、洗桑拿,段段在体校6年,她投入了二十来万。2006年的某一天,据说是决定段段能否进入先农坛体校(北京队)的关键时刻,她请了最大的一回客,花掉数千元。

  “有些家长给得多,我是真没钱,最多就给过300元,”另一位母亲说。她是单亲家庭,家里两个孩子,把其中一个送入体校是希望减轻家里负担,“以后进了先农坛,走专业道路不就有工资了?再当个体育老师,或者当个教练,这不就是出路?”

  但是,在此之前,她要忍受“年关”的煎熬,“一到年底就紧巴巴的,不知道怎么过,孩子越往上,要打点的人就越多,以前的也不能忘,不然人家毁你怎么办?”

  2006年夏天,高高还在珠海比赛,先农坛体校要调他入队试训,高母跟儿子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你就坚持到底,就没有退路了。”高高特高兴,对自己也颇有计划:我就在那里练4年,好好练,拼命练,进国家队。

日记的控诉

  先农坛体校与高高签的是半年的试训合同,吃穿住体校全包,还每个月发工资329.2元,高高需要做的就是,在这半年期间,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专业队练下去,从而实现转正。

  可是,高高的梦想之旅遇到了麻烦:在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突然不教他动作了,鞍马不让他上,吊环不许他往高处摆,高高在什刹海体校学的是乙组动作,在单杠上他可以“起浪”,可以“大回环”,现在他盼着学会“正掏反掏”这样的甲组动作,但他只能看着别人上难度,而自己能做的,除了一些“特简单的动作”,就是倒立。

  高高试图理解这种处境的变化:教练是在磨练我的意志,考验我能不能过这一关,因为以后去国家队会有更大困难……但是状况在持续,传闻又起来了:XX的家长做了什么工作;XX教练和你不是一个区的,所以要打压你,你就是他们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高高在体校住一个四人间,寝室其他三个人都比他大,经常“闹着玩似的”把他“狠狠打一顿”。高高有一份4页半的“日记”,写得很工整,高母称这只是无数个夜晚高高偷偷写就的个人日记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被学校拿走了”。校方的一位官员说,“高高平日写训练日记都只能写三四行,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催人泪下的文字呢?”

  日记中有这么一段:“(队友)轮流打我,打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进馆训练的时候,我赶紧用白粉沾着唾沫往身上青紫的地方抹,不敢让教练看见。周末回家,妈妈看见我的伤就哭了。妈妈没告诉教练,她知道告诉了我会被打得更狠。……好几次我都不敢上楼去睡觉,只想等他们晚上睡着了,我再上去,但我一上楼就被他们抓住了……”

  先农坛体校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位教练说:“如果我们不让他练,我们干嘛费劲把他调到队里来呢?”另一位教练则称高高“不错”,而其母“有点那个”,“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来闹,对教练也拳打脚踢,说别的队员故意用开水烫高高,其实没有,都是些小事。”

  很难说高母的“闹”对教练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如何投射到教练及其他队员对高高的态度上。总之,在一次被指责“偷钱”后,队友一夜之间站到了高高的对立面上,在食堂吃饭时没有人和他坐一桌。

还能干什么

  岩岩比高高晚进先农坛体校半年,和他一拨儿进来的6个人,有4个人在三个月后遭到了“淘汰”。

  如果以男子体操运动员十七八岁出成绩计算,岩岩和高高这批小运动员,可以赶上2013年全运会周期———这正是省一级运动队的工作重点,如果他们表现出众,国家二队甚至一队的大门也会渐次向他们打开———而这是每一个孩子和家长的梦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成为幸存者中的幸存者。

  被调整下来的远远一度变得极为抠门,简直嗜钱如命。“他说,我知道我因为什么下来的,”远远母亲说,“他看了太多东西,觉得有钱什么事都办得到,我现在经常对他说一句话:社会不是这样的。”

  在高高这徒劳的半年临近结束时,高母也曾动过念头,把他转到八一队去练,但高高5岁时注册在北京成了绊脚石:只要不解约,高高就永远是北京市的运动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那么,谁敢要他呢?高高又在体校多待了一年。

  一些令高高害怕的征兆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变重了,肚子也大了起来,他开始羞于光着膀子出现在训练馆,而总是穿着背心———他原来会做的动作现在也力不从心了。

  “我太想练了,我爱体操,除了体操,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才不走哪,我知道他们练不过我……”

  “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三岁半进馆练功,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不让我练功比杀了我还难受,谁来告诉我该怎么办。我看着别人进步,我退步,我可能就要完蛋了……”高高在日记中写道。

  12月18日,少年体操冠军高高诉先农坛体校“虐待”案在北京宣武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胜诉,获赔5万元,但高高母亲称还会继续上诉。

(文中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4期 杨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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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稼轩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词中的几个典故[转帖]

辛弃疾,大家都很熟悉,关于他的生平和在文学史上地位等等,想来应该我是不用多说的,我这里想说的是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中援用的几个关于魏晋时期的典故,关于这首词的评论和点评也很多,而我在诗词上的造诣实在是很有限,所以不敢多说,只是说说这几个典故的出处。  辛稼轩作词,和李商隐一样喜欢援引典故,这是他的一个风格(这样好还是不好暂且不论),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中,先后引用了有关魏晋时期的三个典故,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

  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

  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其中,“斗牛光焰”、“燃犀下看”和“元龙老矣,不妨高卧”三句,就分别是魏晋时期的三个典故。  斗牛光焰,出自《晋书·张华传》:“初,吴(东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

  张华为搞清楚这个事情,遂专门去请教豫章人雷焕,因为据说雷焕“妙达纬象”,即善于观察解释天象。当下雷焕便和张华一起登楼观察天象,之后雷焕告诉张华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张华大喜,说少时有一相者说他年出六十后,会登上三公的位置,而这个时候还当得宝剑佩之,现在看来应该要应验了。接着张华又问雷焕,那宝剑应该在什么地方?雷焕说应在豫章丰城。于是张华用雷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他把其中一把送给了张华,一把自己用。后来张华被杀,那柄宝剑也在骚乱中失踪。雷焕死后,他儿子雷华带剑经过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1)。

  辛弃疾在此处援用这个宝剑剑气射斗牛的典故,我认为内里隐喻的含义相当丰富,表现出了他当时十分复杂的心情。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在这里他以“斗牛光焰”来代指那些在江南意图收复失土的英雄义士们,把他们比做被深埋地下的宝剑,虽然他们在野不在朝或者在朝不得势,其收复失土的呼声不能被朝廷所采纳,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大多数爱国人士的意愿,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呼声犹如深埋地下的宝剑,即使重压深埋之下其光焰也会直指斗牛。

  除了上面说的意思外,他用这个典故其中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借这个典故表达对当时的朝廷偏安在江南,即原三国时代的东吴地盘的现状不满,另外也表达了自己收复故土的愿望。我们看他前面一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西北自然是失去的国土,东吴地处东南,西北正是相对而言。“倚天万里须长剑”,说出了他以为唯有仗手中“长剑”,靠武力北伐才能收复那“倚天万里”的西北失土的政治观点,而当时的朝廷却一味的偏安,全然不想北伐只知和谈,以至于象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犹如被深埋地下的宝剑,但即使是这样却依然不能改变辛弃疾他们北伐的决心和愿望,也不能让他们束口无言,他们还是会象宝剑光焰射斗牛那样,通过各种途径不屈不挠地来表达他们要收复失土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个典故“燃犀下看”,也是出自《晋书》。语出《晋书·温峤传》。温峤,字太真。晋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温峤曾经击败王含、钱凤、苏峻等人的叛乱,后来返还自己籓镇。之后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他“借资蓄,具器用”准备输送到京,在经过武昌的时候,“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后人遂多用“犀照牛渚”、“犀燃烛照”等来比喻洞察幽微。然而辛弃疾在这里用此典故,却大有壮志未酬的意思,因为当年的温峤在燃犀下看之后就死了,年方四十二。“待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两句,颇有凄凉之意,表现了他虽怀雄心想挥军北伐,但诸多掣肘却使他陷于力有不逮、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才“待凭栏却怕”、“欲飞还敛”,同时也曲折地指责了那些偏安江南的权臣们的误国行径。

  后面一个“元龙老矣,不妨高卧”的典故,是说的三国时期的故事。

  据《三国志·吕布传》中关于陈登的记载和附注说,陈登,字元龙,魏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三国志》有:“(吕)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云云。辛弃疾用的这个典故,是发生在刘备在投靠刘表以后,有一次在刘表席上谈论人物,在座的许汜说陈登“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在那个时候,江湖人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许汜这里说的豪气是“霸道”、“粗鲁”的意思,为贬义用语。于是刘备问刘表道:“许君论是非?”,刘表的回答很圆滑:“欲言非,此君(指许汜)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来了个摸棱两可、不置可否。于是刘备又问许汜说,你说他“豪”,有事实吗?许汜回答道:“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于是刘备很不客气地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刘表听了哈哈大笑,刘备这个时候并不就此收手,继续又道:“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2),大大地表扬了陈登一下,当然同时也就是把许汜给贬了。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许汜这个人。他原是兖州的从事中郎,是曹操的属下,后来他和陈宫、王楷等叛曹操应吕布,以至曹操在一夜之间陷入绝境。他说的“昔遭乱过下邳”,应该是在吕布被曹操击败以后投靠刘备的途中。陈登历来不喜欢吕布,而许汜的人品又不见得好,所以他这么对待许汜,在他而言是很正常的反应。而最有趣的是刘备,他处世一向很圆滑,但是这里到最后居然也一点面子都没给许汜留,甚至干脆直指他没有“忧国忘家”的“救世之意”,而且“言无可采”,因此陈登才这样对他,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了。不过他这样说,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内,因为陈登曾经说过当今世上,他只佩服几个人,分别是陈纪、陈堪兄弟,华歆,赵俨,孔融,还有一个就是刘备,其他的均是“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3)!

  辛弃疾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一股心灰意冷的心态已经油然纸上,同时也完成了全词从开始时壮志雄心的“倚天万里须长剑”,到后来因为被压制而无力北伐的“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最后只能无奈感叹“元龙老矣”这样一个完整的心理转折历程。想那陈元龙何等豪气,手无一兵之时助曹操覆灭吕布,心怀“吞灭江南之志”,于三十九岁的壮年抱憾而终,而辛弃疾却说他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4),此乃是正话反说,把自己的一派灰心意思表露无疑,同时也表明了他把当朝的误国权臣们看做都是和许汜之流一样,都是些没有“忧国忘家”“救世之意”又“言无可采”之人,对他们格外的不屑。

  词最后“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几句,悲愤、凄凉和感叹之情兼而有之,如果联想辛弃疾一生金戈铁马力图收复失土,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生平,读来着实会让人泣下不已。

  (1)《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

  (2)《三国志·吕布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於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3)《三国志·陈矫传》: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馀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4)《孟子》:“簟食壶浆”,这里应该是衍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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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22:32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郑和与哥伦布对比的不同论断[转帖]


以下是有关郑和与哥伦布同时作为世界上伟大航海家之对比的不同论断,仅供大家参考:
论断一(2004.7.12)
郑和与哥伦布都是大航海家、大探险家,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郑和与哥伦布究竟谁伟大这个课题表示极度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漫长时间的研究。记者就此问题访问了中国船史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辛元欧。
  辛教授十分肯定地说,当然是中国的郑和伟大。他认为郑和之所以比哥伦布伟大,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点上:
  其一,“厚往薄来”与“东方金梦”的目的不同。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同为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两者的目的却大相径庭,反映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固有差异。郑和下西洋执行“厚往薄来”的既定方针,并贯彻于下西洋的始终,这反映我中华泱泱大国的胸怀。而哥伦布的航海探险的目的却适得其反,与其它西方探险家一样,目的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在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的圣大非协定中可以看出,哥伦布将拥有新发现领土全部财物的十分之一,并且一概免税;对于同领土进行贸易的船只,哥伦布享有投资取得八分之一股份的权利;哥伦布还享有新领地的商务裁判权,其后代世袭其一切爵位、头衔和权利。
  其二,“和平亲善”与“殖民扩张”的手段不同。郑和是和平的使者,他在下西洋前后二十八年,通过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把中华民族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与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哥伦布却是殖民统治者,他远航是军事殖民行动。为了慑服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哥伦布进行了九个月的征服战争。在短短的几年中,印第安人累世积攒起来的黄金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榨取一空。哥伦布这类典型的西方航海家具有航海探险家与殖民扩张分子的双重身份,与提倡和平亲善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恰成鲜明的对照。
  其三,“造福亚非”与“祸殃美洲”的结果不同。郑和七下西洋,为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国家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他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业绩,追思他的恩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庙中香火不绝,历年不衰。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航海家能在这么多国家、这样多的人群中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与郑和相比,哥伦布的海外殖民活动带给美洲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祸。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后给美洲人民带去两件杀伤性武器,那就是枪炮和细菌,夺去了无数美洲人的生命。当一九九二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五百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欲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作为全球节日之一时,理所当然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见千秋功罪,自有定论。
  此外,哥伦布远洋航行在时间上要比郑和首次下西洋晚了整整八十七年,航行次数、船只吨位数目及人数、航行里程等方面也都优于哥伦布。辛教授认为,哥伦布无论是航海之目的、船队之规模、航海之影响,都是与郑和不可比拟的。


  辛教授不无感慨地说,研究郑和现象和哥伦布现象为人们既带来激情,又感受到诸多遗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全人类关注,好好运用这笔无价的财富,必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步伐!

论断二(文 / 张朴尧2004.10.31)
据说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大搞一番纪念了。今年以来,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文章铺天盖地,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活动此起彼伏,特别是航海首发地江苏太仓,把郑和的文章作足了,各行各业竞打郑和牌,郑和的商业价值被开发殆尽。郑和,已经成为今年话语的中心,他又一次让当今的一些华人“老子当年阔多了”一回。
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历史意义毫无疑问是伟大之至的。在当时他的航海绝对是空前的,以至于在后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无人能超越其上。所以说,郑和的航海活动在当时达到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增进了亚非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地理知识,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贸易发展。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世界航海史上,有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和正和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哥伦布的航海活动要比郑和晚了87年,把这两位航海家做一番比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彼此的差距和共同点。
下面我们简单地做一下比较。
从航海时间来说,郑和首次航海是在1405年,哥伦布是1492年,差了87年;从航海次数相比,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四次航海到西印度群岛及美洲大陆;郑和航海的目的前三次是为了明王朝的“声威”,后四次是开辟新航路,让自古罕通中国的海外国家重泽而来并“宾服”于中国。哥伦布航海的目的是想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向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新航线,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宝物;从航海规模来比较,哥伦布远逊色于郑和。郑和历次远航随员均达28000人之多,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理工匠、管理人员、杂务人员,船队一般由63艘大、中号宝船组成,大号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中号宝船长37丈宽15丈,加上其它类型的船只,如座船、钱船、粮船、水船,每次出驶其乘百余艘。其中第一次航海船只208艘,为七下西洋之最。而哥伦布四次航海就显得十分“寒酸”了,四次航海总共才有30艘大小船只,船员总共1760余人,装备及人员配备远不及郑和的船队。从航海技术比较,郑和也不次于哥伦布,郑和把传统的海上对星发展为较先进的牵星过洋,配备罗盘定向测定针距,《郑和航海图》更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成果。
经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哥伦布的航海远不及郑和阔气,其规模远不如郑和的庞大。但从航海结果来看,哥伦布作出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成就,而郑和却没有,仅此一点,哥伦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了郑和,至今人们说起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无不敬佩之至,哥伦布在现代地理学及航海学的地位无可争议。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位航海大家出现,而是闭关禁海,彻底关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门,而哥伦布之后西方航海大家辈出,环球旅行此起彼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差距?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两位航海家进行一番比较。
前面的比较可以说是在“硬件”方面的比较,这方面哥伦布输给了郑和,但从二人的科学知识这个“软件”来比较,则郑和与哥伦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郑和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天圆地方”,郑和压根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个起码的科学知识,在“天圆地方”的认识指导下,郑和深信“越走越远”。指导哥伦布航海的是《世界图志》和意大利学者托斯卡的“地圆学说”,哥伦布深信地球是圆的,并草拟了从欧洲到东方地航海计划图,他深信一直向西走定能回到出发点。当然,这不能怪郑和无知,在明朝以前的中国人还没有接触到现代地理学知识,地圆学说传到中国时,郑和已经作古。科学知识的差距是导致郑和没能作出地理大发现的最根本原因。
郑和与哥伦布的差距不仅是他们二人的差距,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水平的差距。科学是对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技术则是属于应用范畴的东西。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几乎是交了白卷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架构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明朝以后才开始衰落),实际上是个伪问题。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确曾领先过西方,但在科学方面何曾领先过?中国的确发明了指南针,但何曾有过向电磁学方面发展的迹象?在三国时代,曹冲就十分聪明地利用浮力定律称出了大象地重量,但曹冲何曾与浮力定律接近过?而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中国曾发明了火药,但何曾有现代化学理论诞生的迹象?西方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欧机里德几何学》和地圆学说,而中国只是在近代才由利玛窦、徐光启、李善兰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而且直到慈禧太后时代中国人才知道地球原来并不是方的。几千年来,我们只是抱着《墨子》的只言片语和《几何原本》在赛跑。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几何原本》和地圆学说的民族曾经是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民族。科学知识的差距必然导致郑和与哥伦布航海结果的迥然不同,也必然是东西方的一切差异的根本所在。
比较是快乐的,但有时也是痛苦的。特别是在“热烈庆贺郑和航海600周年”的气氛中,有人竟然通过比较得出郑和与哥伦布的一些差距来,这恐怕又会让那些陶醉在“老子当年阔”里不能自拔的“爱国志士”恼怒了,他们怎会轻易承认郑和与哥伦布在“见识”上有着质的差别?但出于对历史和良心的负责,我们只能实话实说。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可我们的基础科学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我们是彩电大国、电脑大国、手机大国、汽车大国……但我们不是还不是科技强国,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真正核心技术几乎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主要原因就是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我国的技术应用已经突飞猛进了,基础科学研究却和西方的差距正在拉大,我隐约地感到我们今天似乎仍然在犯着当年郑和的错误,我们今天和西方的差距似乎仍然是当年郑和与哥伦布的差距 。我们的国民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还远不能和西方相提并论,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与机制非常落后,长此以往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
比较之后,我有一个困惑,郑和下西洋是在1405年开始的,按说到2005年才是600周年,这种“提前过节”的做法令我十分不解,还要请有识之士赐教。 纪念郑和下西洋是完全应该的,但我们不能为了纪念而纪念,更不能纯粹为了商业开发而纪念。在纪念的同时如果能对历史事件有一番理性认识,从中得出具有启迪性的东西来,岂不是更好的纪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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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军准确预测战局 罗斯福、丘吉尔折服[转帖]

  德国发动二战是蓄谋已久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就已开始,而并非始于希特勒。

  德国的战争计划

  人们一直认为,在德国,煽动战争情绪、疯狂扩军备战、制定战争计划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纳粹头子、战争狂人希特勒。但从新近发现的档案看,情况远为复杂。在希特勒践踏凡尔赛条约并开始公然重整军备之前十年,即1925年,德国就已开始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计划了。那时希特勒还只是慕尼黑的一名不起眼的纳粹思想的传播者。

  这份档案是一个名叫卡尔.迪克斯的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找到的。这份装在合页夹里的重要档案,在馆内尘封了许多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当时德国军方的上层人物为报仇雪恨而制定的。其计划内容和后来希特勒的实施情况惊人地相似。计划要求将战败后只允许德国拥有的10万兵力扩充到280万。希特勒在1939年入侵波兰挑起世界大战时,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兵力。计划设想军队的组成结构为8个完整的集团军、102个师和252位将军,这也与希特勒军队的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希特勒努力要实现的扩军备战的框架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制定过了。希特勒只是使这个框架更加详尽完备而已。

  当然,要实现这项计划,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据说德国国防军从20年代末起就有一项秘密预算。德国对法国占领其鲁尔工业区特别仇恨,该计划准备于1935年开战,把法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后因形势的变化而没有实施。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全面继承这一秘密计划。他开始使用的通过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来间接实行军事化的做法,就是该秘密计划中提出的。1935年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条约,明目张胆地疯狂扩军备战,迅速地完成了扩军计划,终于在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可知,德国发动二战是蓄谋已久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就已开始,而并非始于希特勒。长期以来,世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怀疑,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就有一项复仇计划,但一直没找到证据,这是因为德国将制定这项计划视为最高机密。据草拟这项秘密计划的军官之一瓦尔特.贝施尼特后来说,当时的这项计划被定为“绝密”,参加者使用的都是假名,而且都要宣誓保守秘密。如今,这一史实已逐渐为人所知。

  希特勒的假情报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始终不相信纳粹德国会这么快对苏联发起进攻,他一直认为德国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只要德国没有结束同英国的战争,就不会同时在两线作战。他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曾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米高扬就说过,1941 年春天,特别是夏初,和斯大林谈德国随时都可能进攻苏联那是徒劳无益的,斯大林确信要到1942年年中或年底希特勒征服英国以后,才会对苏联开战。他自信地说,到那时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让希特勒来冒险吧。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气坏了斯大林,后来他多次怒斥:德国人骗人,真卑鄙!

  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从而造成惨重的损失呢?据最新解密的文件证实,是纳粹德国情报部门制造的假情报迷惑了斯大林。

  希特勒曾于1941年2月15日和5月12日,两次发布《关于迷惑苏军统帅部的指令》,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编造、散布谣言的“里宾特洛甫委员会”,这个组织由德国外交官李库斯负责。李库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官,他一方面精心制造谣言,一方面寻找苏联派出的间谍,引其上钩,让他们将假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克里姆林宫。这些谣言有:“希特勒及其元帅们的注意力好像在中近东、非洲和其他地区而不是苏联”,“德国将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元首不可能冒险与苏联开战”,“德国的粮食储备已经耗尽”……等等。斯大林凭自己的感觉,相信这都是“可靠情报”。甚至,当德国数十个师已经开始往东转移,德国人将其说成是为了借道苏联去打击英法近东军队的后方,斯大林也表示相信。而对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斯大林却表示怀疑,甚至愤怒。

  四月初,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电报,提醒他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斯大林不信。五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向当时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国大使弗.杰卡诺佐夫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甚至说出了进攻的详细日期。舒伦堡要苏联在希特勒发动进攻前和柏林接触。弗.杰卡诺佐夫和舒伦堡会晤后,匆忙赶往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同一天,斯大林把政治局委员们召来,把舒伦堡的警告对他们说了。但斯大林认为这是希特勒在吓唬人,他说:“现在他们想在大使一级向我们传递错误消息。”著名苏联间谍佐尔格也发来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佐尔格还将一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提到德国拟定的六月中旬进攻苏联的电报复印件传给苏联,但斯大林仍不相信。6月16日,一份“德国进攻苏联准备就绪,只待时日”的情报送到了斯大林面前,斯大林竟然在上面批道:“让呈送这份情报的谍报员见鬼去吧。他不是谍报员,而是假情报制造者。”据说,斯大林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接到中国****从延安发来的情报,才意识到事态紧急,下了紧急动员令。虽然争取到了一点时同,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处于被动中。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以500万兵力、5100架飞机、3800辆坦克和大量大炮,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斯大林仓促应战,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内,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也没签署过任何文告。苏军节节败退,

  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给国家带来了惨重损失。

  一幅神秘的地图

  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大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始保持中立,进行军火贸易,发了大财。1917年,在同盟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它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又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第二次大战开始时,美国对战争持观望态度。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波兰,消灭了欧洲一些小国,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在英国遭到德国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处于危急之中时,美国国会仍被孤立主义所笼罩。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意识到战争已逼近美国,但他仍说服不了国会,他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纳粹德国已把刺刀插进了美国的后院。德国的轰炸机也将随时飞临美国的上空进行轰炸。

  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战争对他们已不再遥远了。于是,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德国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与战争,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作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

  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绘制的,丘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真的相信了那幅地图,还是故意佯装不知,以借此来推行自己的参战政策?这一切,现在都已无从知晓了。

  战略预言家陈孝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战略预言家,他准确地预言了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重大历史事件,曾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高度评价。这位受人尊敬的战略预言家就是陈孝威,是一位离职的中国将军。

  1941年2月,陈孝威在他主办的香港《天文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大不列颠之战》的文章,指出:在欧洲,希特勒德国不会再与苏联和平共处,德国征服中欧及西欧多数国家后,必然要对苏联开战。苏联情报部门将陈孝威的文章送给斯大林,斯大林不以为然,甚至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说不定那个作者就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然而,事实很快验证了陈孝威的预言,三个多月后德国就撕毁和约,突然对苏联发动了攻击。

  1941年10月中旬,陈孝威在《天文台》和《香港时报》上又相继发表评论时局的文章,指出:已和中国打仗多年的日本,为了取得南太平洋诸岛的战略物资,并经由印度支那半岛包围中国南翼,势必南进。美国要遏止日军南下,必须迅速扩充驻南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增加舰队基地,以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罗斯福对此见解十分重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对陈孝威深为敬佩。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对此十分重视,但终因欧洲战事激烈,没能及时对日本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不出陈孝威所料,一个多月后,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成功地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接着席卷了南太平洋。其行动与陈孝威的判断完全一致。

  1945年初夏,陈孝威写文章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进攻日军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后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与其分析相吻合。美国驻华大使曾受命给陈孝威写信。信中说到,美军统帅部在作战部署中曾参考过他的有关文章,特向他表示感谢。

  1945年初,陈孝威发表文章,说到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完全有力量自苏联远东地区对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陈孝威的预言再次被验证。1945年8月7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兵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同日本关东军展开激战,最后取得胜利。

  陈孝威对形势的精辟见解,对战事的准确预测,令世人惊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世界政坛要人都先后给陈孝威写信,称赞他的见解。陈孝威在香港一度成了风云人物,香港总督也曾登门拜访,称他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有东方军事家的远见卓识。香港沦陷后,陈孝威回到内地;1949年初,他和家人去了美国。(来源: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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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24:44 | 显示全部楼层

彭德怀曾批刘伯承 揪出萧克\"反党集团\" [转帖]

  国防部长彭德怀1958年曾极力打击“反教条主义”,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 ——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1〕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2〕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3〕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4〕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 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5〕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 (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6〕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7〕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 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8〕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9〕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10〕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11〕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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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33:34 | 显示全部楼层


亲历日寇五月大扫荡[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如前述,“二月扫荡”后我在武安北委泉做工作,后来得到北方局青委的指示,要冀南区的青年干部仍等候着随部队回冀南;要我带着巡视团回麻田。

大概是五一节后,我回到了麻田。这时,我才知道周极明在“二月扫荡”时英勇牺牲了!周极明是我在重庆川东师范的同学,“众志学会”的骨干分子,一二?九运动时重庆学联歌咏队的总队长和总指挥,后来我们又结伴一起到延安。1939年春他到晋东南,随后到前方鲁艺(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前方鲁艺归前方总政治部领导,驻地常在总政附近。我于1939年秋到前方,1940年到北方局工作,而北方局总是和前方总部驻在一起的。当时,北方局驻上麻田,总政驻下麻田,下麻田在上麻田之东,不到1里远,鲁艺驻上口村,在上麻田之西约2里路。由于住得很近,我和周极明经常见面,在一起聊天、唱歌或下棋,就和学生时代一样,其乐融融也。现在,他忽然一下牺牲了,我是多么地伤心啊!我立即到上口村去了解,从村干部和群众中知道“二月扫荡”时他没有随学校转移,而是留在村里和民兵一起打游击。一次敌人来村,他掩护群众撤离,等群众都走完了他才走。敌人追赶他。他先是利用有利地形射击,等敌人逼近了,他便掷手榴弹,手榴弹掷完了,便和敌人拼刺刀。他虽然身体强壮,又经过训练,但敌人多,他一个人孤身奋斗,怎能敌得过呢?最后终于死在敌人的刺刀下面。敌人为了解恨,死后还捅了他好几刀,以致尸体残缺,血肉模糊。我听后非常愤慨,在他的坟前鞠躬致敬,默哀了许久许久才回麻田。当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含泪写成了一首悼念他的古体诗:

哭罢杨琳哭杰奇①,我欲为诗以悼之。

苦吟半夜不成句,文字安能寄我思?

掷笔和衣卧于地,不觉泪流浸枕席。

辗转反侧不成眠,但闻漳水声如泣。

漳水东西日夜流,不知流尽几多愁?

西村剪烛无人共,东崖对弈有谁俦?②

每逢寝膳常相念,犹把浑名相呼唤。

既知呼唤不回来,但愿梦中来相见。

吁嗟乎!

君既以身为国死。可以放心无愧矣。

吾辈后死当如何?誓当衔恨挥长戈。

驱彼日寇出中国,烈士灵前奏凯歌。

当我还沉浸在悼念杨琳、周极明的悲愤中时,又传来了要准备反扫荡的指示,并说敌人这次“扫荡”,时间会比以往历次都长,而且以冀中的“五一大扫荡”为例,还说敌人实行“三光政策”,非常残酷,大家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这次回北方局,从青委调到组织部工作,担任组织科长,刘锡五(组织部长)向我们传达了反扫荡的指示后,特别嘱咐我和周金光(组织部干事)赶快把组织部所有的材料,找最可靠的地方“坚壁”(埋藏)好,然后把全华北地方干部(地委以上)的履历表(每人一张薄纸),分成两口袋,由我们两人各背一袋,非到最必要的时候绝不埋藏,而且要保证不得有一份遗失,一定要与这套最宝贵的资料共存亡。

我们紧张地进行着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一时传言敌人出动了,一时又传说敌人暂未出动。同时还有各种离奇的传言,有人说敌人的“挺身队”(特务)到了麻田后山,把我军驻扎的情况搞清楚后并画了地图才走,因为“挺身队”伪装八路军,所以民兵虽然看见了,却没有发觉。甚至还传说日寇派出使者,专门持函要见彭副总司令,被彭总拒绝了。又说罗瑞卿(总政主任)认为两军对阵,不绝来使,因而接见了日寇使者,并在训斥了他以后把他放了回去。同时,几乎每天都要紧急集合,集合了又解散,说是演习,又说是随时准备出发,总之战斗气氛十分紧张。

5月24日下午,又紧急集合了。这次集合后,没有解散,但等了好久,也没有动身。等到后半晌,队伍开始出发,可是走得很慢,而且走走停停,直到天黑。晚上,部队也不宿营,也不造饭,又一直走走停停,直到天明。就这样又一直走到第二天(25日)中午。我发觉队伍转来转去,还是离麻田不远,心里感到奇怪,但又不好问,因为大家都不说话。大约午后一个时辰,队伍走进了一个半山上的山洼,有命令来让队伍停下休息,并赶紧造饭。

正在造饭的时候,有个警卫员来把刘锡五叫走了。等锡五回来传达时,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想到糟了,今天要出问题。我正提着饭想赶去听锡五传达,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蓦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几棵树下的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比平常更严肃,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于是赶快往上向东跑,但并没有扔背包。我爬上山脊,见向东地形不能走,便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我因1938年在西安和武汉有躲飞机的经验,所以只要敌机不是从正前方俯冲下来,只要敌机俯冲不到90度或已超过90度我都不理它,因此尽管它来回轰炸,我还是一口气就跑到了山顶。这时山顶上人很多,敌机轰炸得也很厉害。但人们仍然东奔西跑,仿佛是拿不定主意该向哪个方向走。一会儿,彭华、李挺英(都是青委的干部)向我走来,想和我一起走。接着三四个警卫战士也来了,都说愿听我指挥。我于是要大家分辨方向和分清敌我的枪声。战士们有经验,彭华是抗大的学生,而且除李挺英是刚从延安来的以外,大家都有打游击、反扫荡的经验,因此我们很快就辨认出向右是东方,而且现在敌人的火力正向东面一个山头射击,断定那里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在掩护我们突围。我让大家再轻装,把该扔的东西都扔掉,把武器准备好,战士们有步枪和手榴弹,我们有手枪,如果碰着敌人,尽可以拼一阵。等大家准备好了,我便带着他们下山。山下面是一道沟,我们这条路和沟的接合处是一片开阔地,敌人正用机枪封锁了这片地方。看来,只要突过这片开阔地,爬上对面山头,就能找到我们的部队了。

我让大家休息一下,准备鼓着劲冲过开阔地。我又把大家分成两组:战士们为一组,要他们冲过沟去以后就去找原部队;我们三个干部为一组,冲过去找到部队再说。战士们有经验,先趴在沟边,等敌人机枪一停就冲过去了,而且很快就上了山。我们也尽可能先走到沟边的隐蔽地趴下,等机枪声快停,我叫一声“准备”,三个人都像赛跑时那样作好起跑姿势,枪声刚停,我们便抢着起步飞奔,等敌人第二次梭子弹打来时,我们早已远离开阔地,跑进了沟对面的草丛中。但这里上山无路,我们便顺着沟边走,等到有路的地方上山。不料这时竟有敌机沿沟低飞,并向沟中投弹。忽见一敌机从正面俯冲下来,我们赶快趴下,敌机一连投了几个重磅炸弹,连续的轰隆声,比夏天的炸雷声还厉害。

敌机刚飞过,只听得彭华一声“哎哟”,趴在地上不能动弹,我和李挺英赶快过去看,原来炸弹把一块石头震下来将他压住了。我们帮他把石头推开,他起来拍了一身尘土,再一看,没有事,连一点伤都没有。于是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好几天都没有了笑容和笑声,这一笑实在令人开心。我顺便笑说道:“天不亡我也,日寇必败矣!”眼看着前面右手就有小路上山,我们便趁着黄昏慢慢地向山上走去。因为天快黑了,我们已突出重围,不怕敌人了,而且从昨天到现在,已经一天一夜多没有吃东西,腹内空空,实在走不动了,只得缓缓而行。我因为午饭时提着饭桶吃了不少,还好一些;他们两人,一直未进一粒米、一滴水,敌情紧张时不知道饿,现在眼看没事了,便觉饿得实在难受。他们走一会儿便要停下,再走几步,便要求坐下休息。我知道,只要一坐下休息他们便起不来,因此故意装做认真地说:“今晚敌人要点火搜山,看!对面山上的火光不小呀!”他俩无法,只好拖着僵硬的双腿跟着我走到山腰,找到了部队。

这支部队是总政要他们来掩护突围的。我问他们罗(瑞卿)主任在哪里,他们指向有马灯的地方。我们连忙走了过去,只见罗主任正在和总政的同志们讨论问题。他见我便问道:那边的人都出来了吗?我说后半晌我们离开时还有不少人,现在的情况不了解。我问他现在的敌情怎样,他让我走到灯下去看地图,指着地图向我说明我们被围的地方,并说现在敌人正在对面搜山,估计明天会向这边合击,因此我们必须立即趁夜离开这里。我问我们三个人该怎么办?他说:你们有便衣,最好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他又指着地图对我说:这里往东南是涉县,是清漳河,也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往东北走,山下便是武安,那里敌情不严重,你们最好到武安去。不过还要爬好高的山才能翻过去,你们走得动吗?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走得动,只是他们两人太饿了。于是,罗主任叫人给了我们一些干粮,并让我们喝了一碗水。我们连声称谢后,便换了衣服,摸着黑路沿一条小溪往上走。

走了很久很久,见溪旁不远有灯光,似乎有人家或窝铺。虽然临走前,我已仔细地看好了地图,把去武安(临河川)的路径大致弄清楚了,但地图与实际情况常常有距离,现在既然有人家,就想去找本地老乡问一问路。于是我们慢慢地向灯光走去。走近一看,原来不是人家,而是一座小庙。门是敞开的,里面有灯,想必有人,我们便准备进去。但刚到门口,往里一看,呀!不好,里面全是日寇!不过,我们屏着声息细看,敌人全都睡熟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像死猪一样,鼾声如雷,共约十来个人,看来是一个班,在这里放哨(班哨)。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他们惊醒。我们于是蹑着脚往回走,走了一二十步后,开始加快脚步。由于听到了脚步声,值班的敌哨便大声发问,由于没有回答,敌哨开枪了。我们知道黑暗中开枪对我们毫无威胁。我们稳步地又摸回了小溪。后来我们三人曾谈论到这次遭遇:倘若当时,我们有一颗手榴弹,我们往庙里扔了就走,一定可以把敌人全部或大部炸死,而我们仍可安全脱身。倘若我们当时三个人商量好,三支手枪同时向敌人射击,至少也可以叫敌寇死三五人。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连想也没有这样想。我们都自觉惭愧,是天生当不了革命英雄的料。我们当时并不害怕,只是本能地就离开了敌人,一心想到武安去。我们不是按照“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军事理论行事,而是本能地符合了“保存自己、以待时机”的原则。这本是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也可能是打游击的原则。“文革”中造反派批判我的“活命哲学”,我没有反驳,心想:说“哲学”,不敢当,说“活命”,是要的,不过只要我活着,我是绝不会向任何敌人低头的。“活下去,不低头”,这就是我的“哲学”吧。

我们回到小溪后,认真地研究了一下行动计划。首先必须搞清今晚走了多久和多少路程。说时间,只有李挺英戴着一只手表,现在既没有手电,又没有火柴,怎么看得清呢?而且,即使有手电或火柴,也不敢用,怎么能用火光暴露自己呢?三个人互相斟酌,认为至少已走了三个多钟头。那么路程呢,也该有20里左右了。因此决定往上走一段就该横着循路走,准备照预定的地方下山。

向上走了不久,果然发现一条横向越溪而行的小路。我们顺着小路走,可是不久就发现这条小路是往上行的。如果继续往上走,就会到达摩天岭(峻极关)。而摩天岭一定会有敌人盘踞在那里。怎么办呢?决定再走一段再说。结果走了不久路就向下行了。而且这时往下看,已能望见不少人家的灯火,说明我们已经从山的阴面走到山的阳面来了。从峻极关东下,无论是到武安,还是到沙河或邢台,我都走过多次。我们2月准备到冀南,虽没经过峻极关,但也是翻过太行山先到沙河册井再到武安北委泉的。彭华是从抗大调到北方局的,而抗大的驻地就经常在邢台浆水一带,所以彭华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当我们知道已经翻过山,从山西来到河南或河北,我们的心情无比高兴。我们只要围着山腰往北,不要多远,再顺势下山,估计黎明前就可以到达武安北委泉,这样一路上都不会有什么危险。由于心情舒畅,走起路来不觉得疲劳了。其实,我们从24日午后到现在,已经走了几乎两天两夜,李挺英的脚掌已经起了泡,可是鼓起了劲,困难就不在话下,可见人们的精神力量还是很了不起呀。随后,果然很顺利,到北委泉一看,还不到凌晨l点钟。

我们知道临河川也是敌人进入太行的通道之一,从军事上看,这条小路比大路还重要,北委泉的地势,又扼临河川的咽喉,敌人很可能在这里驻兵或放哨。因此我们到达的时候,暂不进村,先到住在村边的农会主任家。他家离村须过一道沟,平常很少人来,所以我们鸡犬不惊地就走进了他的家门。农会主任一见我,又是喜,又是惊,忙问我们要吃东西否。我说:快弄些现成的来吃吧。这时,大嫂子为我们烧火热饭,农会主任把我们拉进小屋,轻声说:山上就有日寇一个排哨,村里敌伪军来来往往。他问我们是到此住下还是要走,我说是逃难来的,到此就是为了“躲难”。大家一听都笑了。于是急忙商量躲难办法,最后决定到敌人排哨下面的山腰去躲,那里是梯田,最中间一排梯田里有一个供干活累了休息的小窑洞,可容纳三四个人,人在里面,外面用石板一盖,谁也看不出来。农会主任很诙谐,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安心住下吧!吃饭由我们给你们送去,山上有敌人给你们站岗,你们是最保险的了。”我们听了,几乎笑出声来,他忙用手止住我们。我们赶忙吃了饭,跟着农会主任上山进了小窑洞,这时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我们一进窑洞就睡觉,直到午后才醒过来。以后每天清早,农会主任便担着担子,把供我们一天吃的东西都送来了。晚上,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便出去工作。白天无事,我们下棋、打牌消遣。

直到北委泉,我也没有扔掉背包,我把重要文件让村支书收到最保险的地窖里,把象棋拿出来在窑洞里下。不知是彭华,还是李挺英,拾到了一副日寇从飞机上扔下的美人扑克牌。这种扑克牌的背面有裸体女人画,其中还夹有一张牌数之外的专页,一面是极其妖冶露着下体的美女裸体照,另一面则是一首不堪入目的淫秽诗:“一片幽芳景,双峰夹小溪。洞中花艳艳,户外草萋萋。有水鱼难养,无林鸟自栖。可怜方寸地,千古世人迷。”这种淫诗,我在学生时代就见过。日寇想用性诱惑、性挑逗来瓦解我们,简直是痴人做梦!我是抛弃了爱情来参加革命的;李挺英如果贪恋女色,他能从海外到延安又到前方来吗?我们八路军是一支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光荣部队,怎能被性挑逗所瓦解?虽然我们也常谈性、谈女人,食和色总是我们青年人谈笑的两大主题,但在男女问题上,我们一直是很严肃的。因此美人扑克牌便成了我们消遣的工具,而且还用那上面的画来开玩笑。

很快,区委书记武后栓就来找我。他说:敌人今年对我根据地“蚕食”很厉害。这次,口外的村庄都“维持”了,就连“内红外白”的两面派村庄有的也不理我们了。现在,口内的村庄也有要求“维持”的。口上村那个大地主从前还“开明”,这次可露出了狼子野心,由他告密已经杀害了我们两个党员,另外一个党员也受到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日本人要杀他全家。武后栓问我该怎么办?我说:现在我们绝不能示弱,敌人已经逼近太行山脚下来了,我们还能退吗?北方局提出,我们要“敌进我进”,进到“敌后之敌后”,也就是进到敌占区去。尽管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主力已经转移到外线去了,他们要把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同时武工队(武装工作队)也配合行动,要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必然会失败,“蚕食”也不会成功,它只好回去“清乡”,但越“清乡”它就越往后退,“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连炮楼上的伪军也会变。他很同意我的意见。其实这不是我的意见,我只不过把北方局最新指示的精神通俗地解说一通罢了。

我们两人商量的结果,决定首先镇压口上村那个大地主,坚决制止口内任何一个村搞“维持”。他随后把县政府的布告(预先准备好、收藏着的)取来一大堆,立即写上 × × × 勾结日寇,杀害同胞,甘当汉奸,经边区政府批准,予以枪决。我作为边区政府的代表,在县长的呈文上签了字。两天以后,口上村的大地主 × × × 就被号称八路军的武工队(其实就是临河川的民兵)抓到群众大会上斗争,并立即枪毙。县政府的布告贴满了口内、口外各村,一直贴到武安城下,这一来,口内各村没有人再敢提“维持”了。敌占区一些两面派村庄又开始找我们区公所联系,并接受区里的摊派了。我还专门到敌区去走了一遍,因为“二月扫荡”时我就曾在这一带敌区“公开隐蔽”过,有几个大村的伪村长陪过我,他们见我又来了,都说我就是边区政府代表,要好好地招待。并说进攻边区的敌人快回来了,边区是打不跨的。他们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希望边区政府相信他们。我对他们说:希望不要出第二个口上村的 × × ×。我们惩办他,并不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只是因为他甘心当汉奸,害了中国人。不管谁有多少财产,只要照章纳税,支援抗战,就是爱国同胞。在敌区应付敌寇,我们是允许的,但事先一定要向抗日政府报告。谁敢违抗抗日政府的命令,边区是一定不会饶恕的。经过对口上村大地主的镇压,再加上广泛的政治宣传攻势,这一带敌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了。

为了照顾口内各村人民的利益,我们决定停止对口内的摊派,把口外送来的摊派物资,由民兵(秘密地)加以截留,改为口内的物资交给敌伪军,这样不但不出物资,而且避免敌伪派人进村骚扰。对口外送的物资,我们都用八路军的名义打了收条,让他们去向敌伪报告,八路军已经在他们这一带村庄活动。我们还给敌伪据点附近的村庄送去一些空白收条,让他们拿去应付敌伪,以减轻那里老百姓的负担。

在这次口内反“维持”的斗争中,北委泉那户大地主表现不错,口上村那户大地主 × × × 派人来与他联络时,他立即向武后栓做了报告,并希望我们帮助他应付敌人。于是我们晚上经常到他家去,故意留下些痕迹,让敌人知道。例如我们曾用区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他留在桌上,限他3日内交300元慰劳八路军。他拿这封信去问敌伪派出人员,那人说不能给,并给他留了张条子说:如果给八路军钱,就要杀他全家。他把这张条子给我们看时,大家都笑了。敌人曾问他八路军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口外进来的。他虽然并不知道我们住的小窑洞,但我们就住在北委泉,估计他会知道,但他一直未向人泄密。

6月上旬,由于我军对平汉路的进攻和破袭加紧,邢台、少河以及武安一带敌占区在我游击队、武工队的积极活动和政治攻势的影响下,伪组织不断瓦解和后退;同时日寇进攻的重点南移,改向一二九师师部和边区政府驻地——涉县清漳河沿岸的赤岸一带,因此从河南武安临河川到山西辽县经摩天岭至麻田这一条路上的敌人撤退了。我们小窑洞的山头上已经没有敌人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为“保险”,就住进了北委泉村里。全村的人见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由于我们在这里工作,他们在敌人的“扫荡”中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村里大地主一见我就连声说欢迎欢迎,把我领到他家里去住,并且仍然住在2月间住的那间房子里。第二天,他引我们去看他的地窖,这地窖隐蔽得很好,也很大,里面陈设着范子侠司令的灵堂,他走到灵堂前便作揖叩头,并放声大哭。我们也赶快前去向范司令灵位鞠躬致敬。

范子侠所部本系国民党的河北民军,后来思想进步,加入了八路军,改编为新十旅,由范任旅长,随后又兼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2月他住在北委泉地主家。我带领的青委巡视团,过平汉路前也住在这里。我们本来就认识,彼此都很尊重。我常到他住处聊天,地主也很欢迎。就在这时,村青委会主任和农会主任领着一批人来找我,要当着我的面和地主讲理(斗争),说地主后山的禁林,本来是全村的,后来被地主占了,而且又封了山,围成禁林,现在全村人家没有柴烧,要地主开放禁林,让村民去砍柴。地主当着众人,无话可说,支支吾吾,只是说,我听李同志的。回头见范司令又说,我听范司令的。范司令忙说,这是地方上的事,军队不干涉。我这时才对群众说,既然是全村的山,当然不能由一姓强占。不过边区政府的法令规定,矿山和森林,属于公有,所以这禁山上的森林,该如何使用,还须全村人民很好地商量。首先,我们农会应提出个合理的意见来。我建议今天晚上村干部就先开个会讨论一下。我问大家意见如何,大家都说同意,于是群众就散去了。

群众去后,范子侠和地主都说我讲得好。地主趁势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祖坟附近那一块树林不要归公,哪怕他再出钱买也可以。同时希望禁山不要全部开放,如果全开放,禁林的树,不要多久就会被全部砍光。我说森林不应毁坏,但这一切都要依政府法令和群众意见而定,当然群众的意见也不能违背法令。现在全民族抗战,各阶层都要为抗日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也是为了抗日,全村人民都应以团结为重。范司令最后也说:地主富豪,从前都是坐轿子的,农民是抬轿子的。现在打日本,农民抬着轿子怎么能打仗呢?因此,地主也该下轿来走路了,这样地主和农民一律平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地主听了,连连点头称是。

在村干部会上,特别是在支部会上,大家虽然都同意开放一部分禁山,同时保留大部分禁林归公,但对留地主祖坟那部分树林都不同意。我说:地主怕伤了他们家的风水嘛。青年党员抢着说:就是要破坏他家的风水,让他家也穷下来。我说:咱们党员不是要反对迷信吗?为什么还相信风水呢?他们说不出道理,却还抢嘴说:干嘛地主要信风水呢?我说,地主信风水,现在不是也不灵了吗?我们农会团结起来减租减息,地主不是也低头了吗?我们现在翻身,不是靠风水,是靠团结,地主要信风水,我们为了团结他抗日就让他一步吧。最后,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村长、农会主任去和地主商定,划定一部分禁山开放,其余除地主祖坟地附近一小块归其所有外,全部归公,成为禁林。禁林按规则可出卖成材,收入归村,但不许任何个人砍伐,否则严惩不贷。

北委泉禁山问题的解决,得到范子侠司令的支持,人人称颂。这对临河川群众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地主们很听范司令的话,所以在北委泉地主家的影响下,临河川的地主们对群众运动很少顽抗。“二月扫荡”中范子侠牺牲后,临河川一带的群众和地主都很悲痛,北委泉地主家为他设立了灵堂,甚至在“五月大扫荡”中把它藏在窑里也不肯毁掉。为此,我建议由他发起,在北委泉开了一个追悼范子侠的大会,这个追悼会开得很成功,既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情绪,又团结了地主和上层人士。

日寇撤退后,我们在临河川以及到口外甚至到敌占区工作,都很顺利。彭华和李挺英都说,若不是2月前后在这里打下点群众基础,恐怕这次到这里逃难都很成问题。我说,临河川在太行区还属于根据地,应该展开武装斗争,不能只是应付敌人,我们应该教会他们使用地雷,以便下次敌人再来时能展开地雷战。这里是山区,各种石头很多,可选择一些做石雷,而且附近有窑厂,所以这一带人家瓦罐特别多,大一点的瓦罐都可以用作瓦罐雷,附近的老百姓,会造旧式火药的人也不少。于是我们便教民兵,让他们学会制造各式地雷以及引炸地雷的各种方法。民兵很能干,一学就会,并且还很有创造性,能把地雷安放在各种敌人不注意又必然要到的地方。我们在好几个村都举行过演习,结果都很成功。1943年春,敌人又到太行山“扫荡”,我和彭华都在涉县更乐村(涉县指挥部所在地)。在这次反扫荡中,涉县沿武(安)涉(县)公路各村的民兵,都展开了地雷战。但不知流河川一带的情况如何,我一直很挂念。可是一直到今天也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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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41:16 | 显示全部楼层

1978年云南五万知青罢工 向中央请愿回城[转帖]

--30年以后答记者问
不能忘记这段难忘的历史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1978年,我们在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发的序幕。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发30年,回顾那段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我们看到不少的报刊发表了关于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报道。在《新浪》的博客上看到了你的博客《滴水湖畔》,上面有记载了当时大返城时的日记。想请你谈谈对于30年前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看法。
余杰:在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的西双版纳发生了一场五万知青罢工请愿大返城的事件。那个时候,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那是一个偏僻的连队,在群山的环抱里,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父亲1957年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的命。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父亲极力反对,生怕遭遇“文字狱”,但是作为一名知青,躲在一个偏僻的连队里,我记录了一些当时的情景。今天,我在新浪网上开了自己的博客,叫“滴水湖畔”,把那时的日记作了一些整理,启了《大返城的日子里》一名发表了。全文从1978年12月1日开始到1979年2月14日止,共计有77篇。最近,由重庆知青联谊会主办的一份杂志《中国知青通讯》复刊号上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
云南知青这件事,陆陆续续有不少的文章记载过。我一直比较欣赏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的《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一文。在上海知青《勐龙在线》上可以看到。他比较客观全面的分析了这件事的起因、过程、历史的功绩等等。在这以前,四川的一位作家邓贤写过一篇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就是说这件事。比较权威的是刘小萌写的《中国知青口述史》里,当年云南知青的领袖丁惠民自己讲述的历史。最近重庆晚报的记者张卫在3月6日《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写的也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篇是《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的文章,是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写的,分两部刊登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上。
我在博客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引用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话题也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就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记者: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特别是在今天,在30年以后是怎样来认识和解读这件事情的。
余杰:我说过,在两年前我们上海知青周公正写过一篇文章《云南知青终结上山下乡运动探析---写于“12.21”三十八周年之前》。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作出的比较有说服力、分析的比较透彻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个评论(结论)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且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无法回避的历史,只是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纪念改革开发30周年的时候,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段知青的历史。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青这个问题是“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现在是是一致的,坚决否定!但是对于产生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面对的事实”。建国以来所有政治和经济运动都盖棺定论了,唯有知青运动没有,这就说明了知青运动在中国的复杂性,至使无法将其盖棺作以定论。其实,我们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早不迟发生在1978年,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其事情本身的起因上都是这个组成部分。这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包袱过于沉重,大家采取了“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言至关键时又止”的态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今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很有必要来回顾和评价一下这件“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事。
记者:你刚才谈到,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余杰:知青问题的形成是有着较长的历史了。现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把“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知青区分开来。在我们新中国建立以后,据史料记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1955年。那时的情况肯定是无法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相比较的。那年的8月30日,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自愿到条件艰苦的黑龙江省农村去垦荒。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形成高潮,这样的举动理所当然会得到中央的鼓励。为此,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为郏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的按语中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就是一条很著名语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被广泛采用。在“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历史的影响上都是无法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比较的。关键是那时还没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没有领袖们决策时复杂的政治意识。
到了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12•21的“最新最高指示”。这个指示就像紧箍咒套在上千万知青的头上,演绎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大迁移。整整十年,毁掉了中国的一代人的命运,形成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根据记载,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全国大中城市上山下乡落户的知青,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余年知青总数的几十倍,数百万大中学生浩浩荡荡地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到1978年10年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700万人(年均达160多万人)。1700万人的大迁移,这在世界史是都是罕见的。
在我们云南,开始来的知青是到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后来兵团变成国营农场。在这十年中共计有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的知青10万余名。到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识青年“回城”事件发生前,还有7万多知青留在农场。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诞生与“文化大革命”时的军垦兵团。由于毛泽东历史性的错误,造成了从1966年开始的全国大动乱。到了1969年3月的时候,我们与前苏联的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要“反帝反修”,而且“反修”是第一位的,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当然,向北方的邻邦前苏联的“宣战”是不可避免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备战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这真是内忧外患啊,国家到了很危险的时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69年初到1970年,在原有50年代组建的新疆建设兵团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广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垦师。全国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同时备战,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我们云南的兵团分布在与越南、老挝、缅甸交界的4000多公里的边境沿线。当时昆明军区抽调军、师、团、营、连、排各级干部2000多名,以原云南国营农场为基础筹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一直到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被撤销,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
在这个期间,知青在云南各个地方的处境十分糟糕。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这个时候,和国家一样出现了转机。1976年10月初,“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各个战线都在拨乱反正,为毛泽东的错误付出代价。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使得我们迷茫和困惑的思维得到了新的解放。许多以前不敢说不敢想的问题和话都提了出来。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这样的春分已经在云南边疆的土地上开始了萌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写了封《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引发了农场知青为回城采取了罢工、绝食、卧轨、北上请愿等行动,一度在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中引起很大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满意、家长满意、农民满意、知青满意,是顺应了民心、党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此,不仅仅是知青,而且是整个中国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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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43:06 | 显示全部楼层

季羡林与收藏[转帖]


 与作为大学者的名声相比,作为大收藏家的季羡林先生,外界鲜为人知。季羡林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近日撰写了该文,介绍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生涯。
  最早的藏品,是奖来的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

  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是
奖品。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进入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以前,乐于钓鱼摸虾的少年季羡林,学习成绩虽然也居上游,却称不上出类拔萃。但是,在山大附中,季羡林先生的作文无意中受到了国文老师王昆玉先生的表扬,这就激发了年少学子的向学之心。结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95分,这在全校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厅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他。从此,季羡林先生才开始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连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这副对联和这个扇面,就是季羡林先生最早的藏品,一直保存至今,极受珍爱。有一段时间遍寻不得,当时以为,抗战期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留学,济南家里的生活无比艰辛,这些藏品可能被拿去易粮糊口了。还好,终于有一天,王状元的墨宝从书深不知处冒了出来,季先生将它们挂在墙上,静静地欣赏了好一阵子。

  然而,这只能算是季羡林先生的无意收藏。

  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收藏起点极高

  季羡林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时候,旧时豪门不是变卖藏品逃离内地,就是摈弃旧物迎接新生。一时间,千年古都北京的街头小店随处可见字画文玩,至于琉璃厂,更是充斥着名家手迹,而问津者却寥寥无几。

  季羡林先生曾经告诉过我,从主观上讲,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艺术瑰宝就此流散消亡,总想尽自己的力量,能够抢救多少就算多少。从客观上讲,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上世纪50年代的季羡林先生是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他是为数很少的一级教授,月工资300多元,此外还有担任各种职务的津贴和不少的稿费,总收入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上世纪60年代以前,季羡林先生独自生活在北京,每个月给住济南的太太、长辈寄去100元,这就可以过相当宽裕的生活了。一子一女进京读大学,季先生也是每人每月给15元。就个人生活而言,季羡林先生除了买书、吃饭,再也没有什么大笔的开销。因此,他有相当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心愿。

  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就决定了他的收藏起点极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的作品,其余的都不及相顾。白石老人作品的价格,在当时绝非像今天这样高不可及,其低,同样可以让今天的我们为之咋舌。季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5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

  他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

  季羡林先生的收入大多化成了藏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收入极高的他居然了无储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仇英、董其昌、文徵明、祝枝山、唐寅、“扬州八怪”等的精品,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羡林先生的藏品,几乎可以印制一部中国明清字画史的精品图录。而且,其中颇多巨幅。

  我曾和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一起,奉季先生之命,打算将一幅陈老莲的人物画挂起来。季羡林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住房层高并不算低,可是,这幅画还有三分之一无法悬挂张开,青花轴头只能无奈地耷拉在地上。季羡林先生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看着束手无策的我们。至今,我还能想起,季羡林先生脸上偶然一露的那一丝得意和调皮。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

  季先生的收藏还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

  此外,在漫长而辉煌的教育、研究、写作生涯里,季先生所交往的自然是一国之俊彦。启功、钟敬文、臧克家、吴组缃、周一良、饶宗颐、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等,也经常以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购藏的文物工艺品相赠。这些藏品无论是在数量、价值上,即或是在价格上,都是非常可观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个习惯,也使得他在无意中积累起很可观的藏品:只要是有字的纸,一律不予丢弃。大家可以想想,今年已经是98岁的季羡林先生,会积累起多少名人信札墨迹啊?

  至于季羡林先生自己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日记、大量的手稿、书稿、信札、书法,在今天自然也已经被很多人列入收藏品了。这些东西的数量,套用一句佛经里的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更是无从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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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31 10:57:54 | 显示全部楼层


年纪长了智商没长,达赖被中央驳得灰头土脸[转帖]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10日在北京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每条都是\"西藏独立\",中央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朱维群在介绍近期中央有关部门与达赖私人代表接触商谈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5人于10月31日到11月5日回国。此次接触商谈是2002年以来的第9次、今年以来的第3次。


  \"这次接触商谈,相互在观念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但总的气氛是坦诚的。\"朱维群说。

  在此次商谈中,甲日洛迪提交了一份《为全体藏民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朱维群说,其各项要求仍然把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民族区域自治对立起来,依然坚持\"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半独立\"和\"变相独立\"的一套,与中国宪法根本不相容。\"可以清楚地看出,达赖没有放弃一贯的分裂主义主张。\"

  他说,达赖喇嘛曾经在1987年的\"五点和平方案\"和1988年的\"七点新建议\"中对他提出的\"中间道路\"做了解释,再加上此次商谈中提交的\"备忘录\",可以清楚看出\"中间道路\"到底想干什么。

  第一条,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反复声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藏的时候,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

  朱维群说:\"主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达赖喇嘛否定中国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为他搞‘西藏独立'或‘半独立'、‘变相独立'这一套寻找法理的根据。\"

  第二条,达赖喇嘛图谋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区\",即整个西藏、青海的绝大部分、甘肃的甘南自治州、四川的甘孜和阿坝自治州、云南的迪庆自治州,乃至其他地方,总面积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

 

  朱维群指出,所谓\"大藏区\"并无历史根据,西藏以外的藏区从来就没有归西藏的地方政权管理过,西藏和平解放的时候,西藏地方管理的范围也没有超出今天这个范围。

  \"达赖喇嘛的这个要求还包藏着一个祸心,就是以单一民族来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朱维群说,\"中国是一个各民族高度混居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之一。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求以单一民族来建立自治地方,对中国的国情和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就会天下大乱了。\"

  第三条,达赖喇嘛想以\"高度自治\"为名,否定、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所谓\"高度自治\",就是除了外交和国防,其他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事务全都要由\"藏人\"来管理。

  \"按照达赖喇嘛的设计,在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上,近60年来我们中国****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全部推倒,由他们执政、上台,重搞一套。重搞哪一套呢?就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朱维群说。

  第四条,要求中央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大藏区\"范围内撤走,由他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把中国四分之一国土作为\"国际和平区\"。

  朱维群说:\"军队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是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实际上,没有哪一个主权国家会同意把自己的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走,中国也绝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国土上搞一个‘国际和平区'。\"

  

  第五条,达赖喇嘛要求在他的\"大藏区\"范围内把其他民族统统赶走。\"五点和平方案\"第一条中就明确写着\"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民回到中国。\"流亡政府官员也曾表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权。

  朱维群说:\"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有朝一日达赖喇嘛真的在西藏这个地方掌了权,那么他将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实行民族歧视、民族隔离、民族清洗。\"

  \"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国家、对人民、包括藏族人民有益的事情,\"他说,\"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但是对于‘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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