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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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海外遗产[转帖]

2008年11月19日，胡锦涛在古巴访问，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唱起了《东方红》，表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到访的敬意。这令很多中国青年人诧异：为什么古巴的领导人会唱这支“老掉牙”的歌儿？

　　其实，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都是红色的20世纪留给中国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没有踏入非洲、拉丁美洲，但却在这些地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毛泽东著作有组织的出版和有系统、有计划的发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俄日的网络

　　毛著向世界的传播，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1927年5月27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就用俄文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斯大林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组织负责中文译成俄文工作。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实践论》，之后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此后，毛泽东的其他著作逐步被介绍到苏联。

　　有组织的大规模向外发行毛泽东著作，是在建国以后。据方厚枢先生《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中记载，在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当时师哲任外文出版社社长，第一本是用英、法、德、印度尼西亚、阿拉伯文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今天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1950年的工作任务中就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经刘少奇批准，1953年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代表汤姆斯·罗素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英国劳伦斯出版公司是英国****所属的出版社，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发行对象就是世界各国****、左派团体等书店和会员。

　　中英甲乙双方同意，《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卷数及各卷内容与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保持一致。乙方负责制作各卷初版纸型，其所有权在合同有效期满后仍归甲方。乙方交付甲方的版权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后，第1版印1.2万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此后该出版公司一直下设“中国书店”，发行各种中国杂志和图书，如12种文版的《中国画报》，在1957年能够每期发行26万册，英、法、日三种文版的《人民中国》能够每期发行6万册，英文版《中国建设》每期发行5.9万册，与中国合作长达30年时间。

　　在近邻日本，与刚刚组建的新中国一直保持联系的是日本****等左翼组织。据马祖毅的《汉籍外译史》记载，日本在1952年就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3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1957年《人民日报》刊载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后，同年8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就刊载了由亚细亚通讯社翻译、竹内实校阅的全文。

　　日本****等左翼组织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编译委员会”，在1962年6月以上、下册出版了日文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7000册首印，仅一个月时间便抢购一空。从1970年到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毛泽东集》，总共收录了毛泽东1907年至1949年10月1日著作427篇，以后又以《补卷》、《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以外毛泽东少年时代到1949年出版的文章、著作500多篇。这套庞大的文献资料，一直到1986年由日本苍苍出版社出版，20卷，收入毛泽东文稿1132篇，计3659页，约349.7万字，是外国学者编辑收文最多、最系统的一个版本。

　　

　　行销中东

　　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屠琳芳、景连如的回忆文章记载，中国图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在中东地区的发行，经过1952~1954年的初创期，从1955~1961开始起步，到1962~1966年有了大步发展。可以说，六七十年代是最辉煌期。

　　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他们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多万册。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曾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迄今仍是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地区的转运中心。

　　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的不足1000册，到了1957年就猛增到21万册。

　　但不久后的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于阿联当局在国内掀起反共浪潮，毛泽东著作的发行受到限制和禁止。两个地区扣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书的阿、英、法三种文版6000册，曾长期经销中国图书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被查封，负责人被捕。此时黎巴嫩长期从事中国图书的法拉比书店也大量退货。

　　这和国内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思潮直接相关。1958年中央外事小组也提出对外宣传的中心任务，是反复宣传东风压倒西风以及毛泽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思想，因此向世界各国推销毛泽东著作，并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小书展61起。虽然个别受到抵制，但毛泽东著作已经广泛发行到阿拉伯地区。

　　

　　非洲“畅销书”

　　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以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口总方针是配合国际革命运动的发展，经常地、系统地、千方百计地而又稳步地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发行我国书刊，首先是外文书刊，以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政治性书刊为主”。因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国际书店发行国家名单中大量增加了非洲大陆国家：

　　埃塞俄比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塞拉利昂、苏丹、索马里、象牙海岸、乌干达、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加纳、贝宁、马达加斯加、索马里、桑给巴尔、尼日尔、达荷美、马提尼克、瓜德罗普等国家和地区，几乎包含了整个非洲大陆。

　　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向中国人民学习，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因此，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国家大受欢迎。

　　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三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最为突出的是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量是毛著。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以来是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代理商，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1986、1987两年间，仍然订购《邓小平选集》、《周恩来传略》《了解中国》等图书54万多册。

　　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和毛泽东著作。据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的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风靡拉美

　　据中国国际图书公司王文秀的文章，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最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最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

　　乌拉圭****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

　　1962~1976年，中央外宣领导小组在拉美的工作方针依然是“通过发行书刊向全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此段历史时期虽然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巴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长足进展。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70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委内瑞拉，曾在中国新华社工作期满的西班牙文专家维克多·奥乔亚，1970回国后与人合办东风股份公司，下设东风书店，专销中国书刊，1975年又开设东风画廊经营中国艺术品。奥乔亚曾经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达到4000份，《北京周报》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

　　

　　急剧衰落

　　在1977~1988年的12年间，包括毛著在内的中国图书在美洲呈急剧下降趋势。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由于拉美八国政党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变化，一些拉美左派书店、出版社纷纷与中国断绝往来；二是中国扭转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潮影响，一改过去以宣传扶植为主，“经济为政治服务”的做法，对经销户加大了收款、催款力度，不盲目追求数量，采取务实开放的文化交流政策；三是中国在拉美地区发行的图书以美元定价并结汇，许多经销商因缺乏外汇，无力支付书款，因此销售量大幅下降。

　　该时期拉美发行最多的国家是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除极少数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致而中断中国图书业务往来，其他大部分是小商小贩，绝大部分不能付款，仅靠赊销发行中国书刊维持。1977年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图书发行数量为373903册和333415册，到了1987年仅为5512册和7276册。期刊发行量在1988年，哥伦比亚仅为每期3588份，订户3206户；秘鲁仅为每期2722份，订户476户。

　　与非洲不同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拉美地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思想文化输出，表面看来现在成果不多，比如至今还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有合作的文化书店屈指可数。

　　但从长远来看，确实有一些读着毛著而成长起来的人成为了这个地区的主流。包括今天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能说出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

　　时光转到1992年，那一年阿根廷一家书店曾自发翻印西班牙文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30多年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著作的传播和漂流史所产生的国际影响时隐时现。然而无论如何评价毛泽东著作在这些地区的巨大影响，它都是“红色世纪”留给今日中国的一笔巨大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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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的始作俑者[转帖]

　　对于国人来说，元青花一直是个陌生、别扭的外来名词，直到今天，各种汉语词典上仍旧找不到它的踪影，这是因为它的命名者原本就是两个外国人。
　　民国初年，有人拿了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到北京琉璃厂叫卖，一连到了
好几家陶瓷店，见多识广的老板和伙计们一看：这对玩意儿非唐非宋、不明不清，尽管器身上写有元朝的年号，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便三下五除二，把卖货的乡下人轰出了琉璃厂。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事儿有何等的荒唐，可在当时，却也怨不得琉璃厂的老少爷们儿。长期以来，国人有着极强的正统观念，素来将元朝的统治视为汉人的奇耻大辱，因此“恨物及物”，没人把元代的古董放在眼里。再加上元朝世道短，从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大元算到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坐上大明朝金銮宝殿，短短不足百年，更何况能真正称得上“元青花”的瓷器，还得从朝廷在江西景德镇成立“浮粱瓷局”后算起。时间短，自然存世量就少，存世量一少，也就没多少人能认得了它们。

　　回头再说那个卖古董的乡下人被逐出琉璃厂后，在前门大街碰上一位身着军服的英国军官，那人是个古董收藏迷，见到这一对青花瓷瓶便爱不释手，提出要把它们买下来。那个乡下人刚刚在琉璃厂吃过闭门羹，一肚子沮丧，好不容易碰上一位识货的人，再加上对方又是一位有身份的外国军官，他哪敢多要价，两个银元就把那对青花象耳瓶给卖了。两年后，那位英国军官退役，带着这两只青花象耳瓶漂洋过海回到了英国，把它们作为一般的中国古董赠送给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

　　事有凑巧。1929年，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霍布逊到戴维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参观，一眼就发现了这一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并留意了瓷器上面写有明确的纪年——“至正十一年”。除此之外，这个懂得汉语、熟知中国陶瓷史的英国学者，还在瓷瓶的另一面读到了写有60个汉字的铭文，铭文明确记载了这件瓷器的时代信息。霍布逊教授眼前一亮，激动地告诉助手：“这是两件伟大的作品，由于它们的出现，一段中国陶瓷史将由我——一个外国人来改写！”同年，霍布逊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热情洋溢地向全世界介绍了这对中国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打破了中国国内的学者长期以来认为元代陶瓷无精品的结论，揭开了元青花研究的序幕，为中国陶瓷史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

　　霍布逊教授对元代青花瓷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关注，但是在元青花的故乡中国却受到了令人尴尬的冷落与漠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乱、文化窒息，没有人有兴趣、有条件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加上古董藏家主要是那些对元朝素存敌意的清朝遗老遗少，他们从心理上就排斥元代器物，谁还会掏钱去买它？没有买家，就算元青花貌若天仙，自然也难以吊起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们的胃口。中国人对元青花置若罔闻的态度，被一些外国学者理解为是对霍布逊理论的否定。于是，元青花第一次浪潮迅速溃退，终成昙花一现。

　　二十几年眨眼过去了，霍布逊教授连带他的义子“元青花”渐渐被人遗忘。1952年深秋，仁慈的上帝又一次用悲悯的阳光照亮了那些元朝人的“弃儿”。这一天，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接待了一位外国同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波普博士。当馆长得知对方专为考察中国陶瓷而来，不禁感叹：“怎么来的是你，而不是中国人？”约翰·波普博士幽默作答：“上帝说，人类的精神财富本该共享！”次日，约翰·波普博士在同行们的陪同下进入托普卡比宫博物馆。

　　托普卡比宫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的欧洲部分，占地约70万平方米，宫墙高大庄严、气势恢弘，置身其中，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曾于中世纪时期叱咤欧亚非大陆之间的奥斯曼帝国的雄风。其中，最令世人注目的是10000余件来自中国的瓷器珍品，这些瓷器囊括了从公元13世纪到20世纪的中国瓷艺精华，特别是一些存世稀少、堪称孤品绝笔的大器，更让全世界大批热爱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学者与藏家趋之若鹜、纷至沓来。约翰·波普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员。约翰·波普博士在中国展品厅逐件观看，不时请求陪同的主人允许他将展品取出观察。当主人将一只体型硕大的青花葫芦瓶小心翼翼地取放到桌上时，博士轻轻发出一声赞叹：“上帝啊！”

　　这只青花葫芦瓶高60.5厘米，外形八方，上下又分成八个层次，画有八种花卉、八种水果、八种昆虫以及八种象征吉祥的纹饰。身为中国古陶瓷学者的约翰·波普博士曾在世界各地考察中国古代陶瓷，体型如此之大、造型如此之美、发色如此之艳、画工如此之精的青花瓷，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记者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描述：“……那一刻，我的心在不住地颤抖，我不敢相信那一件件如蓝天白云般的瓷器全部都是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因为我以为只有万能的上帝之手才能创造出如此气势恢弘、美妙绝伦的陶瓷作品！”

　　约翰·波普博士此次考察的成果是划时代的，他以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颈部刻有铭文的中国元代青花瓶为母本，用敏锐而精致的艺术眼光，从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藏的1万多件中国瓷器中挑选出数十件造型与纹饰相似，在胎土、施釉、青花料、绘画技巧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青花瓷，反复比照研究，确定以霍布逊公布的象耳瓶上的纪年为名，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中国“至正型”青花瓷，并先后据此写下了两本著作——《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所藏一组中国瓷器》、《阿德比尔神殿收藏的中国瓷器》。这两本书与霍布逊教授的著作一样，先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瓷学界，开创了系统性研究元青花之先河。

　　令人遗憾的是：命途多舛的元青花，似乎命中注定只能用一种非艺术的形式来向世人炫耀它那非凡的艺术生命。约翰·波普博士对中国元代青花瓷的热忱，仍然没能唤起新中国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元朝“弃儿”的眷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业界或是不承认元代有青花，或曰“不值钱”、“太粗糙！”对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嗤之以鼻、无人问津，致使元青花认祖归宗之路再一次半途夭折。

　　又是几十年过去了，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两位洋教授关于元青花的理论才姗姗来迟地被国际市场所印证，随着元青花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节节攀升，中国的藏家和专家才把目光慢慢移了过来，渐渐发现这个美妙的金娃娃果然真是元朝“弃儿”，与自己有着扯不断的骨肉深情，特别是后来天价元青花的出现，更让大家争先恐后地把热情投向那些个从“弃儿”变成“宠儿”的蓝白色尤物。这等背景，如果元青花会说话，只怕也要感叹一声：“人情冷暖，世道炎凉！”

　　本文摘自《谁在收藏中国》，吴树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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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警示[转帖]

　　首先是要约束各派利益集团之争的政治化倾向，以免其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是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

　　文|周方冶

　　对于有着63年历史的泰国民主党而言，2008年12月15日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经过众议院的总理竞选，民主党在时隔八年之后终于重返总理府，现年44岁的党魁阿披实.维乍集瓦也如愿以偿地登上总理宝座。

　　阿披实.维乍集瓦，1964年8月生于英国纽卡斯尔，曾先后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阿披实的祖上是经由越南迁至泰国的袁姓华侨，其家族始终与泰国权力阶层保持着密切联系，其父曾在1991年的军事政变后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良好的教育和家庭背景，为阿披实铺平了从政之路。

　　1991年，27岁的阿披实加入民主党，并通过选举成为曼谷选区的众议员。随后，阿披实在时任民主党党魁的川 .立派的提携之下，历任民主党发言人、川政府发言人、总理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国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以及总理府部长，迅速成长为少壮派的领军人物。2001年，阿披实在川的支持下竞选党魁，但败于元老派的挽若.班他探。2005年，由于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于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挽若引咎辞职，阿披实继任党魁。

　　在2006年到2008年的“反他信”运动中，阿披实率领的民主党，始终坚守“反他信”阵营，策动议会“倒阁 ”，支持军人政变，声援民盟(黄衫军)示威，最终从“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手中夺回了总理宝座。

　　但“精英偶像”阿披实的上台是否是整个泰国的好消息，目前还非常难说。因为，从短期来看，泰国政局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取决于阿披实的执政能力。不过，从中长期来看，泰国政局能否免于新一轮动荡，还是要取决于经济社会矛盾的调和，以及民主协商机制的逐步完善。

　　而在这个年末，却有一个值得中国镜鉴的问题：泰国的政治动荡，已从2006年的政变“闹剧”，演变为2008 年的街头“惨剧”---沉重的经济损失与惨痛的人员伤亡，究竟留给我们何种警示？

　　让我们先来透过“反腐倡廉”、“民主自由”的政治迷雾，走进泰国最深层的政治生态。

　　动荡原因之一：新兴产业集团对于政治主导权的争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包括信息、通讯、生物、金融在内的新兴产业部门迅速成长，并由此派生了相当数量的政治新贵，曾被誉为“电信大亨”的他信.西那瓦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

　　随着新兴产业集团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政治话语权的要求也日趋迫切。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加快全球化步伐，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开拓海外市场，刺激农村消费，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发展道路选择。2001年至2005年他信执政期间所奉行的“双引擎战略”，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但是，长期掌控泰国政治话语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城市精英以及王室，却是倾向于更为保守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有利于维护作为其政治根基的农村自然经济体系和传统产业部门。2006年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更是将普密蓬国王的“知足经济哲学”明确写入新宪法，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由于双方在发展道路选择方面存在深刻分歧，因此无论是新兴产业集团，抑或是既得利益集团，都在努力实现对政治主导权的垄断，从而确保有利于已的国家经济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他信掌权后，态度强硬地对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以及城市精英进行全面压制。从军队国有化改革，到行政体制改革，到政党鲸吞蚕食，再到新闻舆论监管，无不体现了通过构建泰爱泰党“一党优势”格局，从而独揽大权的政治意图。

　　与此相仿，军人集团在发动政变后，亦是毫不掩饰地通过颁布新宪法的方式，确保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导权：复辟参议员任命制；修改众议员选举规则，遏制“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东山再起；将宪法法院、反腐败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原先独立的宪政机构，纳入最高法院的政治版图，从而为司法官僚直接干政铺平道路。

　　不难看到，“反他信”与“挺他信”之争的本质，其实就在于新旧政治利益集团对政治主导权的排他性竞争。

　　动荡原因之二：农村民众对于分享国家发展红利的内在要求

　　“挺他信”阵营其实是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政治联合的产物。正是前者“资金”与后者“选票”的紧密结合，这才促成了泰爱泰党和人民力量党的先后执政，使得“挺他信”阵营能够在长达三年的政治动荡中始终屹立不倒。

　　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促使农村民众成为“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坚定支持者？“草根政策”无疑是最佳答案。不过，如果仅将“草根政策”看作单纯的农村扶贫政策，甚至将之解读为新兴产业集团的单方面“公款贿选”，那就过于简单化，也忽略了农村民众的政治自主性。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其实是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在有关改变“重城市，轻农村”国策方面所达成的深刻共识。

　　泰国自1961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6 1年的28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全国贫困率也从1962年的57%降至2007年的8.48%。但是，宏观经济的成功，却难以掩饰发展的严重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明显。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国策，使得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发展成本，但却未能分享相应的发展红利。对此，农村民众尽管强烈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军人集团、官僚集团、地方政客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始终把持着政治主导权，分享着城市发展红利；城市精英由于紧靠权力中心，并且具有较高的组织性，能够通过街头示威或政治游说的方式争取政治话语权，从而参与红利的分享。相比之下，农村民众不仅远离权力中心，而且结构分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形成有效行动争取政治话语权，因此始终处于被压迫和被损害的边缘状态。

　　“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出现，为农村民众争取政治话语权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促成了双方的政治联合。

　　首先，对于新兴产业集团而言，随着城市消费市场的日益饱和，刺激农村消费已成为必然的发展需求。因此，通过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推动农村地区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不仅是策略需要，而且也符合新兴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这与农村民众迫切的发展要求相契合，从而成为双方政治联合的重要基础。其次，雄厚的政治献金使得“他信-泰爱泰党”集团有能力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和发展党员，从而为分散的农村民众提供了协调政治行动的有利条件，使其能在政党框架之下有组织地争取政治话语权。这也为反独裁民主联盟的产生，奠定了组织基础。再次，“他信-泰爱泰党”集团的执政地位，成为农村民众实现政治要求的重要保证。他信执政初期，“草根政策”就曾屡屡受阻，直到他信独揽大权后，相关政策才得以顺利落实；军事政变后，“草根政策”的后续计划随即被军人临时政府所冻结；直到人民力量党执政后，“草根政策”才被重新注入活力。

　　动荡原因之三：民主协商机制缺乏必要的弹性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派政治力量或利益集团都难免产生不同的要求，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要求。如果民主协商机制行之有效，各利益攸关方都能依照现实影响力取得相应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各派就有可能在机制内，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协，从而避免潜在的对抗与冲突，甚至有可能实现双赢或多赢。相反，如果民主协商机制并不存在，或是过于僵化，致使部分利益攸关方难以在机制内取得与其现实影响力相符的政治话语权，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现实的对抗与冲突，进而在机制外达成妥协。

　　泰国政局的动荡，正是由此引发。

　　自1992年开始民主化进程后，泰国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的步伐较快，《1997年宪法》更被誉为“民主的里程碑”，仿效西方构建了形式上颇为民主的“97年体制”。但是问题在于，该体制并未考虑威权统治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军人集团的政治话语权问题。虽然军人集团已退出政治舞台，但却并未“国有化”，而是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游离于民主体制之外。“97年体制”将民主协商的范围限定在国会，并未给军人集团预留参政的渠道。此举虽符合宪政民主的规范，但对于泰国的政治现实而言，却是导致军人集团的现实影响力与政治话语权之间严重错位。

　　在“小党林立”格局之下，军人集团还能通过各小党代言的方式，间接表达其政治要求，特别是军费预算要求。可是，随着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政治联合的形成，“他信-泰爱泰党”集团逐步赢得国会的压倒性优势。最终，军人集团发现，根本无法在民主协商的机制内取得与其现实影响力相符的政治话语权，难以与新兴产业集团向其施加的“国有化”压力相抗衡。与此同时，地方政客、官僚集团和城市精英也都面临相似的困境。于是，掀起“反他信”运动，进行机制外的“协商”，也就成为无奈的政治选择。

　　通过2006年政变废除“97年体制”后，军人集团依托《2007年宪法》构建了“07年体制”。该体制在确保既得利益集团政治话语权的同时，却歧视性地压制了新兴产业集团与农村民众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引起后者要求修宪的强烈反弹。于是，2008年双方再次点燃“反他信”与“挺他信”之争的烽火。

　　因此，笔者以为，泰国在2008年的起伏提供了三大警示：首先是要约束各派利益集团之争的政治化倾向，以免其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其次是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与公平。“富裕的现代城市”与“贫困的传统农村”的长期存在，最终将会无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分裂，甚至是政治动荡。再次是要构建更具弹性的民主协商机制。尤其是，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切合国情，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

　　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来说，泰国的国家发展轨迹，虽有其独特性，但是，新旧利益集团之争、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社会发展失衡、农民参政意识觉醒、民主政治转型等问题，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如何在泰国的政治悲剧中吸取经验教训，将是值得中国深思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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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骑兵与顽军作战[转帖]

作者：王外马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双村营战斗后，骑兵团开到黄河西岸休整。团部特务连被撤销，人员补充到一连和三连，二连和四连的损失太大，一时间无法补充。

6月中旬，团领导宣布将骑兵二连和四连合并。二连没有了，新的四连就成了红马连，也成为了红军连。周开树担任四连连长，刘春雷也到四连当二排排长。

一天，营地里来了一彪人马，大刘认得领头的是十分区骑兵连的连长李明德，就问李连长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参加骑兵团呀，欢迎不欢迎？”当然欢迎，大伙顿时高兴极了。

这以后的一些天里，到骑兵团来报到的人络绎不绝，有成编制来的，也有零散来的；有骑马来的，也有步行来的。很快，团里就有了上千号人马。骑兵团以往一直是五个连的小团，这一次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人员一千五，战马上千匹！

扩编后的团队包括：

团部：特务连（第七连，原骑兵团徒步五连，现在上马了）；

第一营：一连（原红一连，黑马连），二连（原十一分区骑兵连），三连（原红三连，白马连）；

第二营：四连（原红二连、四连，红马连），五连（原九分区骑兵连），六连（原十分区骑兵连）；

第三营（步兵营）：八连，九连（原军区直属队一连、二连）。

改编后的骑兵团，由况玉纯任团长，李庭桂任政委，万怀臣任副团长。刘春雷所在的二营，营长为吕兆清（原三连连长），教导员为王凤翔（原五连指导员），副营长是李树茂。

骑兵团兵员增多，战马增多，武器装备也增多了。新编进的部队中装备最整齐的要数十一分区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马鞍，一色的八一式步枪。这种枪是咱们的军械所自己造的，比日本马枪长点，又比普通步枪短点，刺刀还可以折叠，无论乘马射击或是下马步战都挺合适，这让大家都羡慕得不行。不过，后来又发现这枪有个毛病：开始的时候射击精度还可以，可把它那个折叠刺刀打开合上一番，再打枪就没谱了。

新来的人员都没有马刀，于是就赶紧通知供给部，指定要做成日本军刀的样式。没想到这回军工厂弄糊涂了，他们找了把普通尉官军刀当样板，结果做出来的比马刀短了一截（日军骑兵军刀全长一百零二厘米；普通军刀九十三厘米）。于是，骑兵团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挎长马刀的是三个老红军连，其他连队则挎短军刀，这无形中给老连队的战士们增添了不少荣誉感和使命感。

部队扩编后，需要通过实战进行磨合，领导们正琢磨着找谁练手呢，有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6月底的一天，骑兵团在长垣县灰池村召开全团干部大会，总结整编工作。下午，因为天热，就改在村外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会议刚开到一半，两个侦察员从南面疾驰而来，报告说邵鸿基的部队正在南岳集大、小金寨一带抢粮。况玉纯问有多少人，回答说有四五百。

况团长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停止开会，准备打仗。大家听说要打仗，喜得一蹦老高，都上马回驻地去带各自的部队。南岳集在灰池村西南二三十里，况玉纯叫住二连的连长，说你们连队在南边，先过去把顽军抓住，不要让敌人跑了。二连长全福盛答应着，连忙跟着一营长黄斌去做准备。他俩都是刚从十一分区来的，当然想让二连打个开门红。

到大、小金寨来的顽军是邵鸿基部何冠三的六支队。这个何冠三是西北军出身，以前在高树勋那里当团长，后来带着几十个人投奔邵鸿基，被委任为六支队长。原先，邵鸿基部队的兵权在赵子安手上。索庄战斗中，骑兵团痛歼了赵支队，搞得赵子安十分郁闷。这何冠三就假意安慰赵子安，陪他抽大烟，派卫兵把赵支队长打死在炕上，夺了他的赵支队。

何冠三曾经袭击过长垣县日军警备队，也算得上是条好汉。可他受邵鸿基的影响，坚决反共，号称要“打走日本人，赶走****，成为华北领袖人物”，所以，八路军逮着机会也要教训他一下，让这小子别太狂了。

刘春雷赶回驻地带队伍上战场，可到了金寨，却看见战斗已经结束了，各连队正在四处抓俘虏。

原来，二连最先赶到小金寨的北边，本来也是想等后续部队到达再动手的。可是有个战士的下马动作不熟练，枪管子戳到了马脑袋上，那战马顿时惊了，嘶叫着朝前面乱跑。八路军眼看情况不对，立刻展开进攻。邵鸿基的队伍是见识过骑兵团的厉害的，看见战马就望风而逃，从小金寨一直跑到大金寨。这时候，骑兵三连也赶到了，举着马刀一路砍过去，敌人哪里跑得过战马，很快就投降了。

四连没捞着仗打，很不甘愿，就分开来抓俘虏。刘春雷在树林边遇到一个老乡，说是邵鸿基和何冠三往东跑了，他急忙向连长汇报。周开树一听就乐坏了，命令二排赶紧去追：“不顾疲劳一定追上，把他们歼灭掉。”

刘春雷带领全排催马加鞭猛追了一个小时，不见敌人的影子。几个班长都说：“连长他们没有跟上来，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呀？再说，我们追了这么长时间，人累马乏的，天也快黑了，干脆算了吧。”刘排长也有些犹豫，但又一想：任务没完成，到时候挨骂的肯定是自己这个当排长的，可不能轻易就算了。于是商量了一番，决定再追一阵，到天黑才回去。

又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前面有人向骑兵开枪。这下子大家可高兴了，都说：“天老爷，总算是追上了！”于是迎着枪声冲上去，战马奔腾，枪击、刀砍，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毙敌十人，俘虏三十二人。这些顽军一路逃跑，累得都站不住了，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八路军挨个辨认邵鸿基和何冠三，没找到。发现一个人背了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钢笔、毛笔、书籍、本子，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和邵鸿基的私章。刘春雷看这家伙年纪轻轻的不像是邵老头子，就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邵鸿基的勤务兵，刚才邵司令和何支队长命令他们在这里顶住，自己却骑马跑远了。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们也就只好就此收兵。

收兵回营，可是却迷路了。这一片是黄河的河道。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开花园口以后，黄河改了道，这里就成了一片河滩荒地，到处是黄沙堆、芦苇丛、柳树茬子，四周见不到人烟，天黑了以后分不清方向，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叫俘虏带路，他们也跑糊涂了，同样找不到路，这可把八路军急坏了。

人和马又累又饿，俘虏也捣乱，躺在地上喊走不动，拽也拽不起来。刘排长急了，说：“起不来，那就地处理。”这么一讲不打紧，俘虏们立刻一骨碌爬起来求饶，说：“能走，能走，这就走。”

缴获的长枪，把枪栓卸了以后交俘虏扛着，可一两百颗手榴弹实在太重，就分几批引爆销毁掉。接着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远处有火光。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向有光亮的地方前进。

晚上九点多钟，走到火堆跟前终于看见连长了。接着四连、二连和特务连的人都出来，把刘春雷他们“包围”了。周开树说：“先前听到炮响，认为你们遇上了大股敌人，可是又没听见枪声，不知道怎么增援，实在担心得很。”

刘春雷说：“我们迷路了。那炮声是我们销毁带不了的手榴弹。……”

回来的路上，刘春雷把邵鸿基的银色左轮手枪拿出来炫耀。那把枪实在太漂亮了，通体锃亮，枪把子镶银，还画着一只白头老鹰。大伙都说：“好啊大刘，你这一趟不白跑，算是捡着了。”

第二天，大刘拿着左轮手枪去团部，况团长一看见这玩意儿就眼睛放光，立刻夺了过去，大刘请求多玩两天再上缴都不答应。况玉纯说：“这么高级的宝贝是你能玩的吗？这把枪连我都不敢用，估计到军区也留不住，要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去。”

不过，况团长给了刘春雷一把崭新的九四式手枪。这手枪也不错，日本货，顶上膛能装七颗子弹，指哪打哪，骑兵使用起来很方便，比大刘原先的二把盒子强多了。

大、小金寨战斗，邵鸿基又送给八路军二十挺机枪、三十架马车，外带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骑兵团扩编后的燃眉之急。大家都表扬这老小子的表现真不错。

1944年7月，团部下达命令，要求各连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大家立刻知道又要进行长途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日下午，刘春雷出去遛马的时候遇见区政府的文书，听说军区的几个主力团已经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驻地把用不着的东西全都送到留守处去。连里的战友弄不明白，大刘就解释其中的玄机：“步兵先走一两天，说明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跟着照办。

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的动作倒快。”大家哈哈一笑：“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一路向沛县方向前进。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走出来看热闹：“哇！好多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行进途中，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装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答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火急火燎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这么些尘土飞扬，装模作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

也有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凉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春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时，团政治处要派人逐户进行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宣传干事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

刘春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呼呼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看骑兵，傻呵呵地看呆了。大刘觉得挺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孩子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干的活是背大铁锅。骑兵不用背锅，刘春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是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村里的水井是公用的，要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井老深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那家伙还在那里摇辘轳呢！

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春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要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河南老百姓的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这“糊涂”也叫“俩头”，因为端着饭碗低头一看，清汤寡水，能照见人脑袋。午饭吃“疙瘩”，晚饭喝面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也就是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像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八路军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的时候，伙食确实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得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春雷毕竟是在正规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应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好，其实不顶饿。

做菜馍必须有菜，刘大厨子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就问：“小孩，你们家有新鲜菜吗？”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大刘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儿，娃娃们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春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厨子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春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

其实那是他自己的补助费。在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营养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不是这个，我们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袁大头、孙小头，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都是一样的，没关系。”

“不一样，就要大的那种。”接着孩子就哭起来。

哎呀，没办法。只好回去找遍全连，好不容易才换了个大个头的。

白天行军过单县的时候，刘春雷知道这里的羊肉好，就和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商量，两人凑钱买了几斤。晚上大家都歇着了，刘大厨子就支起锅开始炖肉，王元力搬个板凳坐在边上眼巴巴地等着。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连长周开树是真查夜还是鼻子好，反正就摸到厨房里来了。他进来就说“好香”，要掀锅盖。两人赶紧拦住他说：“连长别掀别掀，再等半小时，现在掀了就不灵了。”周开树说：“好嘛，我过半小时再来。”不一会儿，听见连部通信员快马加鞭出村去了，王元力直喊“完蛋完蛋”，大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过后，连长来了、指导员来了，住在邻村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都来了，统统自带碗筷。进来他们就揭开锅盖猛整，连说“好吃、好吃”。刘春雷这个正主忙活了半天却没捞到两筷子。

大家都说：“大刘啊，你这手艺不当炊事员真是太可惜了。”

“那好啊，我就留在炊事班算了。”

“想逃避打仗？没门！赶紧再弄两顿好吃的，等到了集结地，马上就回二排打冲锋去！”

7月28日，骑兵团到达沛县，8月1日，其他各部队也都到达了集结地点。刘春雷一看，嗬！冀鲁豫军区的好多主力部队都来了，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九团和骑兵团，加上十一分区的部队，这回是要在湖西打大仗了。

这些部队中，七团、十团和骑兵团都是红军团。十团资格最老，前身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就是王佐、袁文才的那支部队；而那个老七团就更不得了，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队伍，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后来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林彪当过他们团长，陈毅当过党代表！

这么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把原本是游击区的湖西整得比根据地还热闹，周围的敌人都慌了，不知道谁会先挨揍。八路军战士们也都急不可耐。

8月的夜晚，闷热得很，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各单位都抢着去占村里的戏台，抢不到宽敞凉快地方的人就在老百姓的院子里打地铺。

湖西是游击区，情况复杂，部队进村就放双岗，还放游动哨，对陌生人一般是许进不许出。刘排长半夜查哨回来，看见房东还没睡，在门口探头探脑的，问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就起了点疑心，悄悄告诉哨兵注意点。

第二天是8月4日，天刚亮战士们就起来做马厩勤务，打扫卫生，清理马蹄，给马喂料。早上时候战马除了喂草料，还需补充些豆料和食盐，另外还要饮马。马匹比人类需要更多的饮水，水分不足是会引发马匹腹痛的。

把马匹都喂饱之后，战士们才能够吃早饭。这一天，团里又通知部队要整理军容，大家就知道要有上级领导来检阅了，于是赶紧擦皮具、磨刀、擦枪，用碎石块把马镫和马衔铁磨亮，再换上干净衣服。

刘春雷正忙着，那房东捧着床毯子过来，说是要送给他搭马鞍子用。刘排长哪里敢要，没想到房东就哭起来了：“老总，你行行好，把我的牲口留下吧……”把大刘弄得莫名其妙，赶紧去调查情况。

原来，这房东家有匹骡子。头天晚上部队给军马喂料时，为避免骡子和马打架，就把它牵到外面去了。由于是晚上，战士们没有及时向老乡做解释，结果就闹出误会来了。刘春雷连忙把骡子拉回来，登门赔礼道歉。

一进屋看见房东一家人的模样，不禁乐了。大热的天，他们把所有的好衣服都套在身上，塞得臃臃肿肿的，这是怕当兵的抢东西呢。刘排长知道他们对八路军不了解，于是就给他们讲了一番人民军队的规矩。

吃完早饭打扫场院挑罢水，骑兵就出发了。刚出村，那房东兜着些鸡蛋追上来，死活硬要送给子弟兵。战士们不肯要，房东说：“这是送给你们喂马的，让军马更有力气，使劲打耿聋子、刘黑七那些土匪龟孙！”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开国上将）在一个坡地上检阅部队，骑兵团以小步姿态列队行进。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匹半大儿马，枣红色、白耳朵，看见大群马队高兴坏了，欢叫一声扬起尾巴傻乎乎地钻进队列，前头闻闻后头拱拱。骑兵们吓唬它一下，这不懂规矩的家伙还以为是逗它玩呢，跑来跳去东磨西蹭地更来劲了，结果把骑兵步伐和队列全都弄乱套了。

战士们尴尬极了，杨勇司令却笑着说：“这小马儿有觉悟，它是想参加八路军骑兵团呢！”大家哈哈大笑，这才算是解了围。

杨勇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国民党顽军多次进犯我抗日根据地，威胁冀鲁豫、山东和南方根据地的咽喉地带，八路军必须坚决反击，把敌人赶出去。这次军事行动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实施的，叫做“湖西反击战役”。杨勇还告诉战士们，新四军也在津浦路一带西进作战，他号召大家要开展杀敌竞赛，勇立新功。

阅兵动员之后，部队开赴沛县魏楼。在这里，八路军已经把顽军张开岳三十六纵队的主力围住了。

魏楼据点有坚固的寨墙和两道外壕，设置有鹿砦、木桩和地雷，深沟壁垒，易守难攻。为此，八路军采用了新战术——坑道作业。

从距离据点两百米开外的地方挖掘坑道，挖到据点跟前就用黄色炸药把寨墙炸开，再从坑道内运动兵力展开攻击。在适当的位置上，八路军还修建了轻重机枪阵地，集中优势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步兵攻击。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围寨攻击，能够使敌人的坚固工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造成守军心理上的恐惧，逼着其他顽军前来救援，我军则可以达到围点打援，一举歼灭的目的。

路过阵地外围时，骑兵们看见步兵战友正在进行土工作业，实在是辛苦。

由于坑道太长、氧气太少，人在里面待不了多久就憋坏了，只得在腰上拴一根绳子，干上一阵就七手八脚拖出来休息。坑道口的边上铺着几张席子，叫做什么“还魂席”。从坑道里出来的人都晕晕乎乎的，在那席子上躺一会儿，“还魂”之后又爬进坑道接着挖，真够可怜的。

刘春雷观摩之后感慨万千：看起来，还是咱们当骑兵的好啊！

几条坑道已经弯弯曲曲地延伸到了据点边缘，十团负责主攻，九团佯攻，他们正准备把三口装满炸药的棺材往前面送。敌人守军要想突围，外面还有八路军几个团在等着，无奈之下只得死守，拼命呼叫援军。

挺进军司令冯子固果然从沛县、丰县、砀山、铜山邀集了各路人马前来救援。敌三十四纵队和保安旅拼命冲击十九团的阻击阵地，其前卫已进至魏楼据点不足两华里，与担任佯攻的八路军九团发生了接触。这时，七团、八团趁机迂回敌后进行包抄，指挥部随即命令骑兵团向程楼方向运动，打击从铜山县方向过来的耿聋子部队。

骑兵立即开始行动，四连是团队的前卫，而刘春雷带着四个战士又作为连队的前哨，实施突前搜索。

那天刚开始行军，刘春雷就发现战马的前掌快要掉了，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很不得劲。他担心一旦发生情况自己跟不上别人，就决定单独走在前头，让其他战士呈扇形尾随。

前哨小组通过一片洼地，刘春雷打马从斜坡冲上去，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左脚甩空了，就本能地弯腰去找马镫。等他重新踩进马镫里，战马已经跑上了坡顶。大刘挺起身来，愣住了：呀！迎面过来了五六个骑兵。这是敌人的一个乘骑侦察分队。

几个国民党兵看见坡底下突然冲上来一个人，也愣了一下，犹豫着不知是该围上来还是该逃跑。刘春雷立刻知道自己不能转身，因为，这时如果往回退，一定会被敌人追着打，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接近敌人进行缠斗。于是他大喊一声，拔出战刀，策马跃入敌群。

短距离遭遇的紧急时刻，正宗骑兵和骑马步兵的战斗经验差别立分高下。

敌人侦察兵没有马刀，慌忙间去摘取挂在马鞍上的枪，可大刘已经冲到跟前了，一刀砍过去，领头的军官一缩脖子，马刀正砸在他钢盔上，这家伙吓得怪叫一声，拨马就跑。其余的几个国民党兵拎着长枪近距离没法招架，也跟着逃跑，八路军骑兵拍马就追。

敌人埋头猛跑，刘春雷和他们马头接马尾，却总是差一步。他急了，就用马刀去刺前面的马屁股。扎一下，敌人的马跳一下，弄了几次，搞得那匹马的屁股血肉横飞，终于使劲一蹦把马背上的人给颠了下来。那家伙被摔得七荤八素，脑子倒还清醒，看见刘春雷兜马回来，立刻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

被这匹马挡了一下，就再也追不上前面的人。正好，这时后面的战士也赶到了。于是大家站成一排，左手挽住缰绳，右手单臂举枪射击，姿势帅呆了。可是一排枪过去，敌人照样跑，一个也没打着。得，还是下马来打吧，接着再打两排枪，敌人终于全部摔倒了，国民党侦察兵一个也没跑掉。

审问俘虏，得知当面之敌为耿继勋（耿聋子）部的关玉平支队和穆伯仁支队。况玉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转向大蔡家方向，决心在敌人行进过程中将其歼灭。

中午，二营按照指令到达了大蔡家和程楼之间一片树林。休息了好一阵，敌人来了。大家站起来张望。远处的大路上，两千多号顽军正踏着尘土赶过来。战士们一边忙着给战马系紧肚带，一边急切地等待着命令。

不一会儿，副营长李树茂跑来了，喊着：“四连跟我来，三路纵队。”

“好咧！四连先上，四连先上。”

刘春雷招呼着排里的战士，自己也兴奋地跳上马去。

四连以排纵队出了树林，大家一边走，一边从马镫上站起来张望。骑兵们早就听说过丰县虎关玉平的大名，听说他打仗的时候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后头；还听说他有个卫队是赤膊上阵的，胸前画着个老虎头，手里拎着把鬼头刀……

“哪里有棺材呀？”

“没看见打赤膊的人呀！”

“这是不是关玉平支队哟？别是穆伯仁支队吧……”

骑兵们正议论着，看见指挥旗摆了几下，向南面一指，于是队形就向南运动，转个直角，就由排纵队变成了排散兵线。战马左右间隔五米，前后间隔十米。这时候，敌人也看见骑兵了，虽然还在行军，队伍已经有些混乱，有的人甚至跑了起来。而骑兵队列正好斜对着他们的行进方向。

副营长李树茂亲自担任四连的指挥长，他从队列前面跑过，战刀出鞘指向攻击方向，意思是说准备进攻。刘春雷回头看看，这时候五连和六连才刚走出树林呢。他赶紧对排里的战士说：“打起精神来，李营长今天要拼命了。”

没等五连和六连集结，指挥旗就由垂直变成四十五度角，进攻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骑兵散兵线的队形呈马蹄状，两侧是突前的轻机枪。六挺机枪不断地打长点射，目的是不让敌人集中起来。骑兵们在距敌一百五十米处超越火力组，这时候指挥旗放平，战马由小跑变为大跑。

对骑兵而言，距敌一百米左右是最危险的区域，必须迅速冲过去。冲刺的时候，有人喊“杀”，有人念数字，其实大家满耳朵都是风，什么也听不见。刘春雷的习惯是跟自己的战马说话：“伙计，跑快点！”“没关系，打不着我们的。……”

等冲到跟前就是骑兵的天下了，这时候应该用小跑步伐进行战术格斗。只不过，提速冲刺容易，从大跑改回小跑就难得多了，因为战马这时已经跑起了性子，要想再控制住它，就得看人和马的熟悉程度和训练水平了。有的人继续狂奔，一溜烟就冲出战场，有的甚至被绊倒或者和别人撞在一起。

敌人的行进队列已经乱了，刘春雷追上一个扛“三八大盖”的。那家伙知道跑不掉，转身就用刺刀对上了。一交手，大刘就知道对方是个老兵，有经验，因为这家伙总是有意识地闪到战马的左边。

骑兵右手持刀，一般习惯把对手放到右边砍杀，因为如果敌人在左边，就要扭着身体、隔着马头去砍，不仅劈刺角度差，战刀还容易脱手。当然，这事要放在以前的“韩猛子”身上，换只手就解决了，他是左撇子，双手都能来。可刘春雷没有这本事，一着急，就把枪掏出来了。那国民党兵一看见这把崭新的南部九四式手枪，立刻不玩了，把“三八大盖”一丢，举起手来，嘴里还嘟嘟囔囔的不服气，把大刘逗得直想笑。

四连这么一冲，顽军分成了几段，有的朝大蔡家跑，有的跑往程楼方向。这时候，一营从大蔡家村子里冲了出来，二营的五连、六连也压了上去，雪亮的战刀把敌人围住了。

骑兵团扩编以后，各连队挥舞战刀的方式不大相同，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连的。有的连队是按照骑兵操典的样式，把马刀高举过头，一排排亮晃晃的像刀林一样，特别好看。而三个红军连却是跟曾玉良团长学的新疆方式，马刀出鞘后斜摆在身体侧下方，这样不仅可以用刀的平面拍马臀，省了用马鞭，而且骑姿也比较低，能够伏在马鞍上，冲得快，着弹面少。骑兵操典的样式适合在马上格斗，施展推、挡、劈杀动作比较顺手，从道理上讲比较正规，但事实上当时骑兵作战的对手很少是敌方骑兵，对付步兵，使用上撩横抹和刺杀动作比劈砍更方便。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动作，最熟练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骑兵团也没有刻意要求统一标准。

骑兵们在大蔡家附近围住了大股顽军，这时候，四连只要右旋半圈就能加入战团。于是大家都看指挥旗，只见旗子向右划了一圈，再刷地指向左方——左旋追击！

“好嘛！老连长这回是想捉大鱼了。”战士们想起出发时杨勇司令员号召开展杀敌竞赛的事，明白李树茂是想让四连立新功夺锦旗呢，顿时兴奋极了。

四连向左兜了个圈，再次以散兵线队形杀向奔逃的顽军。敌人彻底乱了，公路上、原野上，跑得到处都是，跑不动了就把枪一丢，抱着脑袋坐在地上喘气。有个小子被骑兵追急了，“噌噌噌”爬到树上去。刘春雷喊他下来，他还讲条件：“我下去，你不能拿刀砍我！”

“行，保证不砍你！”

于是就下来了，看一看，枪啊，手榴弹啊，什么武器都没有，早丢光了。

“你是干啥的？”

“吹号的。”

“你们当官的呢？”

“不知道，都跑了呗。”

“骑马跑的吗？”

“没骑马，我们长官不骑马。”

好消息！当官的徒步跑，一定能追得上。

于是赶紧追。追了一截，看见前面有一个军官，背上背着个大包，身后一把手枪晃来晃去的挺显眼，听见刘春雷喊站住，头也不回地猛跑。大刘策马从左边抄上去，本来是想砍一刀的，可不清楚他那包里装着什么，怕硌了马刀，就顺手在他脑袋下撩了一下，再兜马从正面劈。

这动作是连贯的，平时练了不知道多少次，转过身来时战刀已经举在空中。那军官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遮着头，脖子上猛向外喷血，一张小脸煞白。大刘定睛一看：哎呀，女的！

赶紧收刀，由于动作过猛，把马鞍都带动了。

真是个女军官。刘春雷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女的挺年轻，看见骑兵不再砍她，还讨好地笑了一下，但大刘知道她肯定活不成了，战马的力量加上骑兵的刀法，她脖子上的伤一定很重。

果然，战斗结束后经过这里，发现这女军官就死在路边，军帽盖在她脸上。大刘没有下马去看，只觉得自己右手不大舒服，有点后悔刚才那一刀下手太重了。

敌人跑进程楼，四连也跟着追进村子，刘排长本来准备带人搜查房屋的，听见李树茂在街上喊：“不要在村子里停留，追出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于是立刻打马冲了出去。

村子西北面有一片坟地，一伙顽军躲在那里阻击骑兵，副连长王元力正指挥着机枪和他们对打，刘春雷见状也下马步战。打了一会儿，大刘看见一队骑兵冒着弹雨，斜刺里硬冲上去了，领头的正是副营长李树茂和连长周开树。

王元力说：“坏了坏了，要挨骂了！”赶紧爬起来往上冲。刘春雷也回头喊：“把马带上来！”

负责照看战马的是四连文书孙志林，他自己骑着马，两边还带着王元力和刘春雷的战马。大刘他们刚跑到跟前，旁边飞来一枪，孙志林摔下马来当场牺牲了。他的马一惊，跑开了，带着其他两匹马也跟着瞎跑。王元力手快，一把抓住马尾巴，翻身上去就冲锋。刘春雷没办法，只好徒步前进。

战斗很快结束了，抓了四十多个俘虏。李树茂却还在不依不饶地批评王元力：“敌人已经乱了，一冲锋就会垮，你和他们对打什么，难道要让敌人聚集起来吗？”又问刘春雷：“叫你们二排不停顿、追出去，怎么反倒趴在地上了？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

刘春雷被训得张口结舌，这时候，有战士把战马找回来了，他急忙上马出发。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大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像个新兵蛋子。”

他们哪里知道，刘春雷是为了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两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了。这回刘春雷不敢停留，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正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端着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黑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二○支队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又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吗？”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

打死了关玉平，四连又接着追，直追到沛县，追上了一二○支队的军需处，抓了军需处处长，问他们：“前面还有多少人？”“我们是后尾，撤退时在最前头，前面没有人了。”于是，骑兵们拨马转回来。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伙顽军围着高马村打枪，看样子是村子里有我们的部队。骑兵立刻冲上去，敌人没敢抵抗就缴枪了。这时候，从村里出来几十个沛铜游击大队的战士，嚷嚷着说战利品应该是他们的。

原来，这些游击队员本来是准备实施伏击任务的，看见敌人垮了，就不再打埋伏，跳出来跟着追。可没想到，溃败的顽军越逃越聚拢，越跑人越多，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土八路啊！于是转身就把游击队包围，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李树茂和四连长也觉得人家沛铜大队不容易，就让他们把俘虏和枪支弹药都带走了。对骑兵来说，抓俘虏并不难。往回走的沿途，不断可以遇到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溃兵，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部队到张双楼集结，清查人数和马匹、登记缴获的武器弹药。盘点下来，四连光顾追击了，只缴获了四挺机枪，可一连却缴了十六挺，大家都很不服气。周开树说：“不要紧，我们打死了关玉平，这可没的比。”

大家这才想起了关支队长的皮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份作战计划。从计划上分析，顽军有两千多人，而且沛县狼穆伯仁也应该在这支队伍里。就在这时候，有人跑来说：“沛铜大队从高马村的俘虏里找到了顽军支队队长穆伯仁！”这下子，可把四连的战士们搞郁闷了。

这么大的一个战果，稀里糊涂地送给了游击队。

这一仗打得痛快，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耿聋子的主力。一连冲得猛，四连追得凶，都立功受到了表彰。

四连的人员伤亡不大，但由于奔跑时间过长，战马的损失不小。王元力骑垮了两匹马，刘春雷也骑垮了一匹。通常情况下，战马跑累了，就要慢慢牵着遛，让马把身上的汗收回来；但如果战马累过了头，怎么遛也恢复不了，脚打软，跳不起来，这是伤着了，以后就不再适合作战。

1944年的时候，骑兵团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后勤处有备用马，基本上能够保证干部的换乘，用刘排长话说，“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魏楼战斗之后，又经过陈楼、孟寨、常庙、大屯等多次战斗，八路军连连取得胜利。骑兵团拥有上千匹战马，行进的时候十多华里尘土飞扬、首尾不见，敌人见了，军心混乱、士气低落。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老八路，攻城用的是掘子军（坑道作业部队），冲锋用的是铁甲兵；还说骑兵的红马会咬人，黑马会踢人，弄得神乎其神。

10月中旬的一天，骑兵团在沛县休整，刘春雷拉着副营长李树茂、供给处老舒处长去集市上看马。这是一匹三岁儿马，灰白色，比大洋马矮、比蒙古马高，身段矫健，漂亮极了。可是，军需员却不主张买。他说这匹马是西洋马和蒙古三河马的混种，血统太复杂，将来也许很好，也许很差，有可能得点小毛病就死掉了，买这匹马就跟赌博似的，太玄。

军需不想买，刘春雷就守着马儿舍不得离开。李树茂牵着马走了几圈，觉得步子、身段都不错，也喜欢上了。大家都盯着舒处长看。

老舒犹豫了半天，说：“要不，这马……你们自己训练……”大刘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时通货膨胀、钞票各式各样，因此做买卖的时候老百姓不要钱，只要粮食。这匹马要换三千斤小麦。老舒心疼得不行，当战士的却不在乎。李树茂抱来一床毯子搭马背，再三提醒这马驹现在不能上鞍子，不能跑伤了，还说他要来帮着吊马、压马。刘春雷多了个心眼，他怕营长“见财起意”，就没敢麻烦别人，一直把这匹马带在身边自己训练，还给它起了自己老战友的名字——公鸡。

半年以后，这匹新“公鸡”就成了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素质最好的一匹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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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成就了赵元任[转帖]

　　赵元任先生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在语言上，他有天才般的能力，各种方言一学就会，这大概缘于他儿时随清朝做官的祖父辗转于北方一带。尽管他家是常州人，但五六岁时，他已经能说南北多种方言了。据说他后来能说30多种方言，并精通英、德、法、日以及西班牙、希腊、俄罗斯等多国语言。但说来奇怪，赵元任在美国康奈
尔大学所修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而他对语言、音乐、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却是全凭着兴趣和“好玩”获得瞩目的成就。

　　对于赵元任的才学，胡适非常服膺，并说其“生性滑稽”，即使做学问也是如此。譬如赵元任在谈到中国语言的五声问题（阴阳上去入），为了便于分辨，赵就发明了一句“荤油炒菜吃”来解说。

　　与好朋友胡适比起来，赵元任的人生态度似乎更为轻松与潇洒。对于学问的研求，他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赵元任做学问，纯粹是为了兴趣和“好玩”，所以他写的字，是那样神定气闲，和他做学问一样，让你感觉也是在一种放松状态下的“玩”，而且“玩”得还游刃有余！他有一句名言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对于这句妙语，我理解为前者要保持恒心，后者要具有激情。因为，女人和艺术一样，唯有激情，才能爱得更投入。

（《新民晚报》12.23　管继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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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游黄山[转帖]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由于国务浩繁,邓小平休息和运动的时间相对减少,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邓小平在同志们和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黄山一游。
　　登山之前,邓小平对安徽省的负责同志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特殊化。起初,为了安全起见,保卫人员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邓小平发现后,便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
　　时逢夏日,黄山游客众多。在登山过程中,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邓小平就连忙停在路边,并招呼随行的同志说:“让一让,请他们先走。”但是,很多游客往往走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有的还和邓小平交谈起来。
　　邓小平一行快到鳌鱼洞时,有三位女青年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了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说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了上来。”
　　邓小平风趣地说:“哦,新闻系的,难怪消息这样灵通。”
　　她们拿出学生证请邓小平签名留念。邓小平满足了她们的要求。姑娘们接过学生证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谢谢邓伯伯,我们还想占用您老人家一点时间,合个影行吗?”
　　“好哇,我们难得遇到一次嘛。”邓小平高兴地和她们合了影。
　　三天时间,邓小平踏遍了黄山的崎岖山路。在饱览了天都峰、莲花峰等胜景后,邓小平满怀豪情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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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的“新”故事 [转帖]

　　　　时光匆匆,2004年5月14日,是英年早逝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逝世40周年纪念日。为了深切缅怀这位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好公仆、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专程赶往开封市兰考县,拜谒了位于兰考火车站不远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走访了焦裕禄的亲人及当年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事。搜集到了不少在著名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于1966年采写)及电影《焦裕禄》(由著名影视演员李雪健主演)中,尚未被披露过的焦裕禄的事迹。现整理成文,以便于大家对焦裕禄同志的精神风貌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苦大仇深闹革命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22年8月16日,在山东省博山县城(现为淄博市)东南的崮山脚下,一个名叫北崮村的小庄子里,一对贫穷的青年夫妇焦方田、李星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焦方田的父亲焦念礼,因为祖辈不识字,深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敲诈,便巴望着孙子将来不受苦、不受压迫,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太平日子,特地请来私塾先生,给小孙子起了个饱含美好愿望的名字———焦裕禄。焦裕禄天资聪颖,很讨乡亲们喜爱,长辈们都亲切地叫他“禄子”。
　　北崮山村有个大财主,为了把自己的土地造成一片,早就对焦裕禄家的二亩山地垂涎三尺。这年,焦念礼给这个大财主打长工,到年底领工钱时,财主欺他不识字,让他在借钱的账本上按下了指印。直到第二年财主逼债时,焦念礼才知道中了这个恶霸的圈套。焦念礼一气之下,发誓一定要供“禄子”上学念书,再不吃“睁眼瞎”的亏。焦裕禄6岁时,全家人省吃俭用把他送进了南崮山村小学。
　　焦裕禄读书很用功,但在他上到四年级时,财主逼债越来越紧。家里再也供不起他的学习费用,年仅11岁的焦裕禄被迫辍学,跟着叔叔一块推独轮车卖煤维持生计。
　　1941年,山东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绝收。焦裕禄一家整日饥肠辘辘,欠财主的阎王债,似“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多,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老实憨厚,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悬梁自尽。父亲的惨死,在焦裕禄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报仇雪恨的种子。
　　对于年轻的焦裕禄来说,真可谓祸不单行,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一个汉奸带着一群日本兵闯进了焦家,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把焦裕禄抓走了。不久,焦裕禄和一批难友被日寇押送到了东北抚顺的大山坑煤窑,在皮鞭和棍棒的摧残下为日寇挖煤。1943年春天,焦裕禄和几名劳工伺机砸死了日本监工,拼死逃出了大山坑这个“人间地狱”。直到1945年8月,听说家乡已经解放,在外流浪的焦裕禄才重新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焦裕禄回乡后,经积极申请,在****员、民兵队长焦方开的推荐下,很快参加了民兵组织。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积极参加斗恶霸、打蒋匪的革命斗争。1946年春,中共组织正式接纳焦裕禄为中**员。
　　焦裕禄入党不久,即被组织任命为崮山区武装部干事。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又被选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一身戎装,腰挎手枪的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随后,在与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中,在带领担架队支援淮海战役的日子里,在剿匪反霸的激烈斗争中,焦裕禄均冲在前头,且显露出很强的领导才能。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以前,由于媒体着重宣传焦裕禄在兰考的事迹,大家都知道焦裕禄是一位农业战线的专家,其实,他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已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称得上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优秀管理人员。
　　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于是,焦裕禄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 ———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刚刚兴建的工厂临时公路的总指挥。
　　1954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专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带上简单的行囊,以主人翁的新风貌再次踏上东北的土地。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派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仅有四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由于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敢于实践,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仅学习了两年,就有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学到的技能和工业管理知识。

　　1956年底,焦裕禄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旋即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
　　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这种大型卷扬机在国内还是首次试制。一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且技术难度大,新工人经验不足。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
　　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包袱。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因此,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

　　由于紧张的学习、工作和无规律的饮食,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期间,先后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胃病和肝炎,尤其是肝病日趋严重。他经常敞开着衣扣,用手用力地摁住肝部。厂党委多次劝他住院治疗,可他总是放不下手头的工作。他幽默地说:“那医院还是叫蒋介石多住住吧,我可享受不了,我只要到车间见机器一转病就好了一半了。”
　　可以这样预言,焦裕禄若是一直在工业战线工作下去,定能成为一名专家型高级管理人才。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的工作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让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这样他再次回到了农业战线。

　　能拉会唱是“戏迷” 寓教于乐是行家

　　焦裕禄上过四年学,人也机灵活泼,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被大家视为“知识分子”。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提高战友们的文化素质,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大家都爱跟他结伴前行。一天,中队一位负责同志找到焦裕禄说:“大队党委决定我们中队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物色演员时,我把你报上了,你愿意为大家演戏吗?”焦裕禄愉快地回答:“过去我没演戏,但只要演戏对革命斗争有利,我愿意好好演戏!”
　　《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伪保长的罪行,号召穷人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
　　1948年元月,南下工作队到达豫皖苏区党委所在地豫东鄢陵县。在联欢会上,焦裕禄和战友们正式向方圆十几里的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演出了《血泪仇》。在演批斗田保长的群众大会这出戏时,焦裕禄扮演王东才非常投入,字字血、声声泪的唱词,唤起了观众对黑暗的旧社会、罪恶的田保长的极大愤慨,台下不断响起“打死田保长,为王东才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

　　《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出,连续演了十多场,都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焦裕禄由此更加体会到了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从此,焦裕禄爱上了戏曲。由于爱戏,他还学会了拉二胡,一直把一把二胡带在身边。有一年,开封师院组织宣传队到大营演出,临开场时,拉二胡的同志忽然病了,焦裕禄知道后,从台下走上去说:“我来当个‘滥竽’充个数吧。”一开拉,果然是有板有眼,师院领队的领导听后直夸焦裕禄:“没想到焦区长还有这一手绝活,您可给我补了大台啦!”
　　据与焦裕禄共事达五年之久的徐振东回忆,焦裕禄很有文艺天赋,一些传统戏剧,他一学就会,还常常在田间地头、开会间隙,给农民群众来上几段。焦裕禄烟瘾不小,但并没吸坏嗓子,他唱起戏来,二簧、京剧、吕剧、豫剧,开口即来。由于他嗓音清脆,口齿伶俐,而且略带一些童音,因此,唱起戏来别有一番韵味,不少群众都是他的“戏迷”。焦裕禄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焦裕禄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情况,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
　　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些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就在开会时向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焦裕禄顺势又说道:“有目标,当心跑,跑不好,要摔跤;摔了跤,原因找。来来来,大家坐下来谈……”两段“顺口溜”一说,会议气氛活跃起来,大家的思想疙瘩顿时化解。
　　上世纪60年代,拖拉机在农村被视为稀罕物,个别驾驶员养成了“特权”思想,借机要生产队给好吃好喝。焦裕禄发现这种不良现象后,就专门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对驾驶员们说:“我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想给大家念一段顺口溜,大家听后看该怎么办吧。”他边说边打开一个小本子,顺口念道:“有饭有菜,拖拉机跑得快;有酒有肉,犁得深犁得透;有饭没酒,犁不到头就走;没酒没烟,咋也犁不到边……这是群众叫我传达给你们听的。”驾驶员们听了,一对号入座很是羞愧,这种不正之风很快得到了纠正。

　　“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总结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出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三害’根……”焦裕禄类似这样闪耀着奋斗精神,且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

　　注重宣传爱动笔 接受批评照了相

　　焦裕禄早在大连起重机厂学习时,就养成了总结、调研、写文章的习惯,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后,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来写,不让秘书和通讯干事“代劳”。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自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长篇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拟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据原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很重视也很善于抓宣传工作,经常运用报纸、广播树典型、传经验教育干部群众,以此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焦裕禄只要见到刘俊生,总爱问:“近来抓些什么材料,能不能给报社、电台写一篇报道?”焦裕禄看了刘俊生送他审阅的典型报道稿后,总是微笑着说:“让我加点意见可以吗?”刘俊生听了焦书记的话语,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焦裕禄写稿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
　　经焦裕禄修改的稿件,之所以能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主要在于他勤于学习,有大局观念,能够领会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善于通过调查研究、走村串户,发现广大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的典型经验和事例。一句话,就是焦裕禄很有“新闻敏感”。
　　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一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因为当时的农村,农民群众的封建意识很浓,妇女被称做“屋里人”,极少有下地犁耧锄耙的。王小妹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春少女,就能够吆牛扶犁在土地上劳作,抓好了这个典型,将大大有利于教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互助劳动,有利于培养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对提高妇女在农村的社会地位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焦裕禄认识到了王小妹下地耕田的典型意义,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
　　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依然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就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开后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
　　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典型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又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
　　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
　　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焦裕禄何以如此偏爱泡桐树呢?窃以为,他是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逼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兰考人民也深深理解焦裕禄对泡桐树的情有独钟,焦裕禄生前在兰考胡集大队朱庄南地栽下的泡桐树,也因此被兰考人尊称为“焦桐”。枝繁叶茂,至今犹存。

　　以身作则树正气 清正廉洁品德高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一身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秋天,焦裕禄带着一位同志到兰考县红庙公社上山寨生产队蹲点。一天,他去访问基层干部,了解治灾除涝情况。天黑了,妇女队长曹玉荣执意留他们吃饭。焦裕禄一看她拿着葫芦瓢要出去借面给他们做面条,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借。结果,晚饭焦裕禄和随行的同事每人吃了半碗蒸干红薯叶,喝了一碗稀汤。焦裕禄胃功能不好,这天夜里,因消化不良,胃痛肝痛交加,翻来覆去睡不着。随行的同志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大队食堂给他买了两个烧饼。焦裕禄不但没吃,还批评了这个同志:“我们蹲点,就是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群众能吃的饭,咱也能吃,怎么能够搞特殊?”说着,将两个烧饼分给房东的两个小孩吃了。
　　1963年的兰考,连年灾荒,即使要过春节了,肉和副食供应也依然紧张。这天,兰考酒厂给焦裕禄送来了四瓶酒。送酒的人见了焦裕禄,很得体地说:“焦书记,这是咱厂里的新产品,送给你尝尝,是叫你提意见咧!”
　　焦裕禄郑重地说:“我不会喝酒,喝了也说不出个味好味坏,不起啥作用啊!”送酒的人忙说:“你先尝尝,提不出意见就算了。”
　　见酒厂的同志执意要把酒留下,焦裕禄就说:“那好吧,你把这酒送到县委食堂去,让大家都品尝品尝,都给你们厂提点意见吧。”送酒的人正要出门,焦裕禄又特地提醒了一句:“这酒也不能白品尝,谁喝谁拿钱。”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一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
　　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三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三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别说我身上穿的袄了,就是咱那床几十个补丁的旧被子,也没少让你做针线活。可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徐俊雅知道说不动丈夫,就怜爱地叹口气道:“你呀!”还是把棉花票退回了救灾办公室。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六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
　　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就说:“400元不够吧,要不要多带几个?”焦裕禄忙答:“连我的工资加一起500多,路上节省点花,足够了。”临走,焦裕禄笑着说:“老程,钱……钱我会尽快还你!”
　　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焦裕禄这才随意地说:“没有,就是有点冷。”
　　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
　　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徐俊雅有个侄子,原在城市工作,1962年经济调整回到农村后,徐俊雅的哥嫂就想让她给焦裕禄这个当姑夫的说说,帮孩子安排个单位。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都是徐俊雅的嫂子帮忙带大的,徐俊雅见哥嫂开口相求,心想焦裕禄再不讲情面,这回也会给哥嫂一个较满意的答复。谁知,焦裕禄竟把徐俊雅的侄子直接叫到了家里,亲自做起了孩子的思想工作,直到年轻人心服口服地对父母说:“我姑夫一点拨,我想通了,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哩!”弄得徐俊雅和哥嫂都没了脾气。
　　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凤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访贫问苦救人命 逝世之后得义子

　　1963年早春,焦裕禄顶着凛冽的寒风,和县里的几名干部一道,骑着自行车到各公社了解受灾情况。当他来到当时受灾严重的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逐户询问群众的生活时,看到一位妇女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裹,正在伤心地哭泣。妇女的旁边,站着愁眉苦脸的丈夫张传德。村干部告诉焦裕禄:“他们的孩子得了重病,怕是不行了。”

　　焦裕禄一听,急忙走上前去,关切地问道:“大嫂,孩子怎么啦?让我看看。”说着,伸手就去抱小孩。
　　抱小孩的妇女抹着眼泪说:“别抱了,娃快断气了,他爹要把他扔掉哩!”
　　妇女说着,用手指了指旁边一个放了些稻草的破箩筐。原来这箩筐是为孩子断气后往村外扔掉准备的。
　　张传德见村干部领来的这个陌生人面相和善,热心地询问孩子的病情,这才长叹一声说出了原委。原来,几个月前,也就是焦裕禄刚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不久,兰考的“三害”已害得当地群众背井离乡。张传德眼看在家苦守难以活命,就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张香到江苏徐州一带逃荒要饭。到徐州不久,张香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夫妇俩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记住这段辛酸的往事,就给儿子取名叫张徐州。当地有种风俗,产妇不满月,即使是乞丐,也不准进“百家门”。因无处存身,张传德夫妇只好带着生下六天的小徐州,扒火车返回了四壁空空的家里。由于在路途上受了风寒,小徐州得了一种黑热病。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有钱给孩子看病。张传德夫妇无奈之下,便用偏方给小徐州治疗,结果,没多久小徐州就病情加重,生命垂危了。
　　焦裕禄听着张传德夫妇的简短叙说,心情极为沉重。他轻轻地掀开包裹着小徐州的被单,见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眯缝的两眼深陷在眼窝里,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焦裕禄蹲下身去,摸了摸小徐州的鼻孔和发烧的胸口,对张传德夫妇说:“孩子还有口气,只要有一点希望,咱就要把孩子救活。我写封信,你们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抢救。”
　　张传德身无分文,为难地说:“娃子不行了,到县医院怕是也救不活哩!”
　　焦裕禄果断地说:“不,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想办法抢救!”
　　此时,张传德夫妇才从村干部口中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乡亲们正在传颂的焦书记,连忙揣着焦裕禄的信,带着小徐州赶往县医院。
　　当天,焦裕禄赶到红庙公社时,还给时任兰考县医院院长的高芳轩打了电话,请他务必帮助安排小徐州住院治疗。医院看到了焦裕禄的信,又接到焦裕禄的电话,连夜对小徐州进行抢救。作静脉注射的几名护士在小徐州干柴似的胳膊上怎么也找不到血管,最后,请来了下了班的一位老护士,从小徐州的脚趾间才把针扎了进去。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小徐州转危为安。小徐州住院期间,焦裕禄尽管因治理“三害”、访贫问苦等工作忙得废寝忘食,仍然先后三次打电话询问小徐州的治疗情况。
　　两个多月后,小徐州养得白白胖胖地痊愈出院时,一大群医护人员一直送到大门外。回到村里,乡亲们闻讯后都跑来探望小徐州。张传德把儿子举得老高,激动地说:“这娃子是焦书记救活的呀!”
　　后来,焦裕禄到葡萄架大队指导工作时,再次来到张传德家访问。看到活泼可爱的小徐州,他一把抱过来,在小家伙的脸上亲了又亲,还特别嘱咐张传德夫妇,日后一定要把小徐州送到学校念书,把孩子培养成材。
　　焦裕禄于1964年5月14日去世后,葬于郑州烈士陵园。1966年2月26日,根据焦裕禄生前遗愿和兰考人民的强烈愿望,河南省委决定,把焦裕禄迁葬兰考。这一天,兰考人民倾城而出,哭声震天,各界群众十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传德夫妇抱着已经3岁多,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徐州也从20多公里外的家里赶来了。在焦裕禄的墓前,张传德哭着说:“焦书记,这就是您救活的娃子呀!您放心,娃子长大了,俺一定教他像您一样去做人!”为了继承焦裕禄的遗志,感谢焦裕禄的大恩大德,张传德夫妇将儿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
　　小继焦刚能记事时,父母就年年带着他去给焦裕禄扫墓,还带着他拜访焦裕禄的遗孀徐俊雅大妈,徐俊雅对小继焦非常疼爱。焦裕禄的三子三女六个孩子对这个父亲救活的小弟弟也很亲近。一来二往,张继焦就成了焦裕禄家的常客。随着这超越血缘的亲情逐日加深,张继焦在上小学以后终于很自然地在徐俊雅面前发自肺腑地叫出了“妈”这一至亲的称呼。徐俊雅也慈爱地欢笑着代表焦裕禄认下了这个“儿子”。从此,焦裕禄夫妇就有了他们的第四个儿子。
　　徐俊雅认下张继焦这个“儿子”后,对这个“四儿子”的成长、工作、生活均特别关心。继焦高中毕业后,在兰考县委招待所上班。到了谈对象的年龄,徐俊雅这个当妈妈的十分关心他的婚事,逢人就请给她家“老七”(张继焦)介绍女朋友。后来,张继焦与青年女工徐梅香喜结良缘,还是徐俊雅亲自操办的婚礼。在那个大喜的日子里,焦裕禄的六个子女作为哥哥、姐姐,都或写信或亲自赶回家来为继焦祝福。其手足亲情,张继焦夫妇至今忆起仍暖意融融。
　　在徐俊雅妈妈的关怀和焦裕禄六个子女的帮助下,张继焦工作积极,进步很快,不但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还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1994年5月,焦裕禄烈士陵园建设的焦裕禄纪念馆开馆后,时任兰考县委招待所治安股长的张继焦被上级调入陵园,担任焦裕禄纪念馆副馆长,成了焦裕禄陵园的忠诚守护员。每逢游人来陵园拜谒焦裕禄,张继焦总是用亲身经历向大家讲述着焦裕禄的故事。他深情地告诉笔者:“焦裕禄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焦裕禄的事迹,我要永远宣传下去!”
　　焦裕禄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一致赞扬。十年前,在纪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中国****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逝世3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就对焦裕禄有过高度评价:“焦裕禄同志自觉把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同脚踏实地的拼搏联系在一起,无私奉献,奋力开拓,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员和党的干部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在新时期学习焦裕禄精神,就应该像焦裕禄那样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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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娶江青[转帖]

蓝苹到延安后，觉得自己必须依靠一座大山。于是，她想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毛泽东。

当毛泽东出现在台上时，蓝苹为了表现自己，在学员们鼓掌欢迎毛泽东作报告时，她故意先对讲台上的毛泽东招招手，然后再拍手。她清楚地知道，她这样做能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台上的毛泽东，的确注意到了蓝苹。但他只觉得她是个活泼的姑娘，没有想更多的别的问题。

第二天，蓝苹就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正在紧张地批阅文件。蓝苹第一次到访时间极短，不可能在毛泽东心海里掀起巨大波澜，但确实为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江青正传》的美国作者特里尔谈到这一点时说：“如果毛泽东在1938年春这一天同蓝苹谈了话，那就是他的意愿。蓝苹固然是个胆大的姑娘，她经常直闯男同志宿舍，但毛泽东的住房不是公共汽车站，这是延安人所共知的。那里有毛瑟枪严加把守。”

有了第一次接触，蓝苹心底有了数。

　　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两人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了几次面，一起谈工作、谈戏剧、谈学习。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渐渐爱上了蓝苹这个年轻、聪明、热情、大胆并且美丽的姑娘。所以，不仅仅是普通女子蓝苹选取了毛泽东，也是最有威望的毛泽东在孤单的时候选取了蓝苹。

中共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和蓝苹感情日深，书信往来频繁，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感情泥塘中。而毛泽东对蓝苹来延安工作之前的历史不清楚，因此，毛泽东就请情报部门调查蓝苹的历史。后来的驻苏大使，当时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发电答复说，她被怀疑是国民党秘密代理人，因为她曾被逮捕，历史上有不清楚的地方。是康生在紧要关头向毛泽东打了保票，出具了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

证明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又就与江青的结合请示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以多数通过同意他们结合。

　　第一，不准江青参政；

　　第二，不准江青抛头露面；

　　第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的生活。

1938年11月底，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婚。

　　此前，为了纪念蓝苹的新生活，毛泽东和蓝苹研究取一个新名字。蓝苹选择了江青。因为中国有句古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显然，此时的江青已非彼时的蓝苹，江青自然要胜过蓝苹。而这个名字，对于毛泽东这位喜欢挑战的人来说，也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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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未必自杀[转帖]

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猝死，许多人推测他是自杀，因为他对当时局势表现出种种忧虑。但当时广州《越华报》刊登中央社的消息，表示戴季陶先生不可能自杀，而是因病所致。消息全文如下———

戴季陶先生逝世后，港沪各报关于戴先生的死因，颇多忖测，且有戴夫人亦已自杀者。记者为明了****，特分向有关方面探询实情，据戴先生逝世后，曾检视其遗物，并无任何遗嘱，外间所传，纯属虚构。至于戴氏死因，记者曾目睹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张梦石及主治医生李士梅所出具之医字第295号死亡证明书，全文为：戴传贤先生年六十岁，患心脏衰弱症，于民国38年2月12晨，突然发作，至10时40分死亡，特此证明。

故戴先生死因，至为明显。至于戴夫人，经记者探悉，原与戴先生原寓东园，患病已久，且血压常高达200余度。戴先生病发时，其家人为免戴夫人受刺激，以致影响其病体，故虽经医师诊断戴先生已无法救治，亦未告知戴夫人。并即征得其同意，由刘纪文夫人沈飞鹏夫人及戴先生老友林医师之女公子三人，陪同其往中央医院留医，刻尚寓中央医院206号房，足见外传种种绝非事实。

摘自《羊城晚报》何一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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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阴博士”褚民谊[转帖]

　　国民党要员中,褚民谊素以稀里糊涂、莫名其妙而著称。
　　他的老婆是陈璧君母亲的养女,因此也就算是汪精卫的连襟挑担。褚民谊具有医学博士的学位,不过,他的博士论文叫《兔阴期变论》,内容是解剖母兔子阴道以研究其月经及性欲等情况。国民党“二大”后,汪精卫成为“党国领袖”,附骥尾而腾青云,在政坛露脸,时常因此被人阴以嘲笑。其实作为科研项目来说,无可厚非,没啥可笑。但是搁到糊涂滑稽的褚身上,就难免引人调侃,以至荣获了个“兔阴博士”的“美誉”。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每说及官吏无能,就“钦选”褚做典型。在蒋系抨击汪派时,他也总是首选活靶子。
　　“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和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提拔褚民谊做秘书长,孰料这个“阿斗”更闹笑话。
　　他作风荒诞。南京召开全国运动会,他以行政院秘书长之尊,替广东省跳水运动员,人称“美人鱼”的杨秀琼当街执鞭驾驶马车,引得观者如山,自认为名士风流,结果被监察院弹劾有辱官声,弄了个没趣。
　　一次,汪精卫审阅文件,发现其中谬误百出,十分恼怒,召来这妹夫秘书长,一顿臭骂。据说汪为人伪饰,即使背后恨欲其死,当面也笑眯眯地很亲切,可是他对褚民谊却不给颜面,大发雷霆。褚浑浑噩噩,还不知错在何处,只吓得目瞪口呆,束手不敢言。汪发脾气把文件推落满地,他慌忙趴在地上捡,直到汪呵斥他“滚出去”。倒是秘书不忍心,告诉他连最起码的公文程序都搞错了,该用呈文,而用了函件。这个常识性的错误,也只会在褚民谊身上发生。幸好褚民谊乐观,事后认为汪先生到底把我当自己人看,该发火时就发火。
　　接着,他又闹出更可笑的笑话。一次行政院在新扩建的房子里开会,各部部长到齐,就只汪院长大人姗姗不到。隐约听到院子厕所里传来敲击声和叫骂声,原来,整个工程偷工减料,厕所的门大约也是假冒伪劣产品,锁上了就打不开,把汪精卫锁在里面了。褚民谊作为秘书长,本有监工验收之职责,可他懵懂糊涂,全然不清楚。最后还是请了个锁匠来救驾,把院长大人“解放”出来。可想而知,褚民谊少不了再享受一回“自己人”待遇,挨通迎头臭骂。
　　不过要说褚在行政院秘书长的位置全无作为,也不客观。他最有建树的是提倡国术,并号召大家没事都去放风筝、踢毽子、唱昆曲、打太极拳。他反对足球、游泳等洋人传来的体育运动,并很有“爱国心”地痛斥热衷这些运动的人:“枉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为礼教不能容”的。
　　为此,他被人阴讽有六般本事:“一笔颜字,两脚花毽,三出昆曲,四路查拳,五体投地,六神无主。”
　　追随汪精卫下水当汉奸后,他糊涂依旧,常常效忠陈璧君,在她咳嗽时为她捧痰盂。据说陈有此癖好,曾在和廖仲凯夫人何香凝谈话时,忘形令何为她捧痰盂以供吐痰,结果被何香凝愤然呵斥:“论资格,你只配给我捧痰盂!”但褚民谊忠字当头,甘于奉献乐此不疲,大姨子和妹夫二人处得融融泄泄,相得益彰。
　　1939年伪“国民党六大全会”召开,褚民谊被选举为伪中央监察常委。后来,一度有风声传出,可能要委派褚当海军大将。这次可摆脱了幕僚地位,乐得他屁颠颠。委任状还没下,他居然先自行找裁缝定做了一套海军大将的制服,每天穿在身上对镜自顾,自觉威武无比,简直天生海军大将的材料。不料最终因陈公博与周佛海的强烈反对,未能遂愿。周佛海在日记里写:“让‘兔阴博士’做海军大将未免过于荒唐,只怕海军变成走私总部他也不知道。”
　　海军大将梦醒,他走马上任汪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倒立下了汗马功劳。汪伪外交的对象,无非是日本和伪满洲国而已,可他居然周旋于德国、意大利以及他们的几个从属国之间,乞求法西斯国家对汪记伪政府的外交承认,算是很“尽职尽责”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代表汪精卫姐夫对日本政府效忠,表示“与日本同甘共苦”,希望“争取最后胜利之决心,传达与日本皇室”。
　　这时,他大概忘了曾斥责别人“枉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的话。
　　日本战败,汪记政府砸锅垮台,斯时汪精卫已去世,新任“主席”陈公博难撑树倒猢狲散的颓局,各路汉奸纷纷在重庆政府寻找新靠山,如果可以搞来重庆方面一纸委任,就摇身变为“潜伏敌伪”的精忠人士,只把大门前的招牌一换,就可继续作威作福。褚民谊也稀里糊涂给蒋介石发电献媚,声称一定“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乘机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蒋委员长”。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蒋委员长送进了看守所。
　　刚进看守所,他再接再厉地出彩闹笑话。看守所长徐文祺原是伪行政院的科长级小吏,褚民谊的下属。他前来“欢迎”的时候,褚还很奇怪地问:“咦,老徐你怎么先进来了?”他诧异的是,论级别,自己要高得多,这个小科长怎敢僭越?
　　在看守所以及后来正式入狱,他都发挥余热,发挥特长,教授众汉奸“发扬国粹”积极练习太极拳。
　　在接受公审的时候,褚民谊这块骨头比别的汉奸都难啃,不时装疯卖傻,插科打诨,洋相出尽。当检察官循例问他“听清楚问题了没有”,他挤眉弄眼回答:“我是浙江人,你一口苏北话,我可听不明白。”引得哄堂大笑,弄得检察官倒面红耳赤。
　　退庭后,有旁听的市民啧啧称奇:“就像在看京戏《蒯彻装疯》。”
　　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终于被执行死刑。他表示:“尸首可以供医学家解剖研究,这样,也可以省一口棺材。”
　　褚民谊一生糊涂荒唐。然而今天看来,他最为糊涂荒唐的,是铁心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铸就千古骂名。如果安分研究医学,或许人生之路就要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