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花子”的世界：明清时代丐帮受朝廷直接控制[转帖]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对“丐帮”这个名目都不陌生。许多人都以为，既然称为“帮”，必然是江湖上生成的帮派，却不知道至少在明清时代，丐帮是受朝廷直接控制的。
　　“丐帮帮主”这样的名目，当然是小说家的创作。在花子社会中，统治大小花子的头目，统称“团头”。他们在花子世界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官绅、商贾、文士们的眼中，按“九儒十丐”的次序排位，团头即便是个“头儿”，也属于“下九流”中的末流，没人看得起他；但是在花子世界中，他可就是皇上，他定下来的规矩，就是金科玉律，他吩咐下来的话，就是金口玉言。谁要是不听，按“帮规家法”处置起来，简直比“国法”还要严酷三分。花子们犯了“事儿”，团头居然也同官府一样坐堂问案，轻则掌嘴打屁股，重则三刀六个洞——给你一把七寸钢刀，让你自己在身上随便哪儿戳三刀，但每刀必须戳穿；更重的还可以割鼻、剟眼、砍手、剁脚直到淹死、吊死、乱石砸死、乱棍打死。这种“帮规家法”，也跟各姓各族的“族法”一样，是受到“王法”保护的。受了刑的人，即便有那胆子告到县衙门去，太爷一听是小花子告团头，这就叫做“以小犯上”，向例是轻则轰下堂去了事，重则打四十大板再枷号三天。至于被处死的花子，自从入了丐帮，丁税钱粮全免，连个户籍都没有，乡官、地保才不愿多管这些并无油水可捞的闲事呢！

　　明朝各府州县的团头，据说是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与各府州县的城隍同时受封的。所不同的是：封为城隍的，都是已经死去的功臣，而被封为团头的，则都是一些立有战功但又犯有小小过错的活着的下级军士。朱元璋一方面封他们当世袭的“花子头儿”，一方面又明文规定：团头生子，不得读书，生女不得裹脚。——那年月，男子不读书则不得出仕做官，女子不裹脚则不能嫁进绅宦大户人家。因此可以说，这是“皇恩浩荡”，也可以说是“逐出军队、政府”，永世不再录用；既是一种恩惠，也是一种惩罚。

　　团头也有“级别”，最低的是乡级，上面还有县级、府级，从上而下，层层统辖。团头除了受上级团头管辖之外，也受本级地方官诸如知府、知县、乡官的节制。朱元璋分封团头，很可能只封到省级为止，没有封过“国家一级”的。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奸相严嵩被御史邹应龙等人所参，明世宗朱厚熜革去了他太子太师武英殿大学士的爵位，抄了他的家，杀了他的儿子严世蕃，却念他“专权二十年有功”，赏给他一个银碗、一双金筷，让他去讨饭吃，并封他为“天下都团头”，总管全国各府州县的大小团头。但是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他走到哪家门口，谁家也不打发布施，结果饿死在北京银碗胡同。

　　严嵩死后，因为他是“受过皇封”的天下都团头，终于被丐帮所承认，奉为“祖师爷”接受大小花子们的香火供奉。抗战期间，我在浙江省缙云县壶镇“栖流所”的大门里面，还看见过一张巨幅彩绘的壁画，画的是严嵩身着红袍，头戴乌纱，脚蹬皂靴，腰围玉带，左手端银碗，右手执金筷，却因为饿肚子而仰面朝天作哙叹状。至于严嵩的后人是不是继承了这个“封号”，却无从考证了。

　这些受过“皇封”的大小团头，也像帝王公侯一样，是可以世袭罔替，代代相传的。皇帝继位，接的是传国玉玺；团头继位，接的则是当时为当地众花子都认可的一件“信物”，例如一根特殊的打狗棒，或一根老竹根做的旱烟管之类。我见过一个团头手中代表权力的旱烟管，是老竹根做的，烟管红中透亮，熠熠生光，一看就可以知道绝不止传了三代五代，很可能还是明代初年传下来的，比严嵩的年纪还要大呢。

　　栖流所，一般是当地财东个人出钱或多人合力出钱盖起来的，俗名“讨饭屋”。本意是给过往的流浪汉栖身之用。所以我见到的壶镇栖流所的大门两边，有一副石刻的对联：“只可路过暂栖息；不可长川作住居。”别看名称难听，其实栖流所的规模都不小，至少也有大小七八间房间。这样宽敞的房屋，没人管理可不行，所以通常各地的栖流所就成了团头们的公廨了。正房中不但住着团头及其妻儿老小一家，中间的一间厅堂就是团头的“公廨”，审案、行刑、打屁股，就在这里执行，全所大小花子都能看得见。此外还有一个存放各种杂粮的仓库。

　　大小花子，则按照男女有别的原则，分住两廊厢房的通铺上。房后还养有猪羊鸡鸭。一个“乡级”栖流所，团头所能统辖的花子大约有二百多名，不过住在栖流所里的，则只有三四十人。其中一部分人每天出去乞付，当天晚上回来，必须交纳“份例”——三五文钱或几两米；一部分人在“家”里养鸡鸭、喂猪羊，由团头每月发放份例钱，和雇佣的长工差不多；还有一部分人是花子王国里的“公差”——花子们犯了家规，掌刑的就是他们；地面上有了“路倒”或“冻尸”，背到义地去埋掉，然后从地保那里领赏钱的也是他们。当然，团头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跑腿的，也是他们。而那些有家室却没有饭吃的穷人沦为花子，则仍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过却得按月交纳“份例”，并绝对服从团头的管辖，不然，就甭想在地面上张口讨饭！

　　宋元时代的团头和花子，好像还管地方上死人的入殓。因为这是一宗“肮脏”的职业，一般人不肯干。《水浒传》写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死以后，就是团头何九叔带着花子去入殓的。《水浒传》写的是宋代的故事，但是作者是元代末年的人。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元代是有这样的习俗的。

　　不了解丐帮内情的人，只以为一个人穷到了不得不讨饭的地步，也算是穷到底了，却不知道这个人类社会的最底层，依旧分成三流九等，依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且各有各的行当，各有各的地盘，绝不容许掺和混淆的。

　　粗分一下，花子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两大类。

　初听起来，花子还有“业余”，似乎是个笑话，但在丐帮内部，却并不奇怪。

　　所谓“业余”，指的是那人本来另有职业，因为发生了紧急的或特殊的变故或困难，不得不临时客串一下。下面以清末江南的丐帮为例加以说明。

　　第一种业余花子，被尊称为“先生”，他们大都是天生的瞎子，从小投师学说书，江南称为“唱故事”。像《海公大红袍》、《薛仁贵征东》、《大香山》（讲观世音菩萨从出世到得道的过程）这样的长篇故事，能唱上一两个月不带重样的。但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没有人来请的日子居多。饿急了，不得已，只好背起褡裢，拿上鼓板，走街串巷，去沿门乞讨。每走进一家人家，不管主人爱听不爱听，敲起鼓板，就唱上一段。主人哪怕十分不愿意，也得开销几个小钱或者几勺大米。这一路被尊称为“先生”的业余花子，有一种讲究，叫做“讨饭不带碗”，有剩饭剩菜打发，必须连碗筷一起端出来。这，也可以解释为对民间艺人的一分敬意吧。

　　第二种业余花子，叫做“讨青花子”。青黄不接期间，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玉米面儿、白薯干儿，要留给下地干活儿的男人吃，于是老婆婆只好带着小孙子、小孙女到大户人家和小康人家门口去乞讨，靠残汤剩饭度过饥荒。

　　第三种业余花子，叫做“赶庙会花子”。凡是庙会，行善的人除了烧香之外，一般还要散几贯铜钱给花子们，叫做“积德积福”。于是庙会上除了真花子之外，还混进了许多假花子——大部分是业余串演的。为了取得香客的可怜与同情，他们有的装瞎，有的装瘸，有的把瘦肉剁碎了糊在迎面骨上装烂脚。庙会期一过，瞎的，瘸的，烂脚的就全都好了。

　　第四种业余花子，叫做“赶新春花子”。这一路人，并不人人都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而只在正月新春的十几二十多天中“插空”出去讨讨饭。这是因为正月里几乎人人都不干活儿，闲着反正也是闲着，出去讨饭既不误工时，也不误农时。再者，正月新春里出去讨饭，只要说上几句大吉大利的拜年话，小康以上人家，就家家户户都会打发，除了大米之外，年糕、馒头、粽子什么都有。只要拉得下这张脸来，或者走得远一点儿，一个人正月里乞讨所得，满够一家人吃上一个月的。

　　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业余花子。例如跑野台子的戏班遇上了连阴雨，戏箱子挪不了窝儿，班主开不出伙食，不得不仨一拨儿俩一伙儿带上胡琴、笛子去沿门清唱。这些人，似乎也可以纳入“业余花子”的范畴，但就其“大宗”来说，当以上述四种为主。

　对于各种各样的“业余花子”，团头有从祖宗那里传下来的不成文的帮规：征收多寡不一的“行业税”。对于“唱故事先生”和“赶青花子”，只要“意思”到了，哪怕只上门说两句客气话，打个招呼，就算尽到了尊重团头的“礼数”；而对于那些行近诈骗的“赶庙会花子”和“赶新春花子”，却责令他们必须拿出一定成数的“贡品”来，才能允许他们充当“伸手大将军”，喊一声“相公、奶奶，做做好事”。不然的话，只要团头一声令下，他的那一帮“孩子们”立刻就会围了上去，把胆敢混迹于丐帮的假花子撕一个上下衣衫片片飞扬，掐一个浑身皮肉块块青肿，从此再也不敢冒充叫花子了。

　　凡是“业余花子”，只是名义上受团头的管束，必要的时候听团头的调遣，行乞的时候遵守“丐帮”的规矩，就可以了。平常日子，依旧住在各自的家中，各操本业，各安生计。只有住在栖流所中的那一帮“孩子们”，才是花子王国中的忠实子民，才是丐帮中货真价实的“专业花子”。

　　在穷人中，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花子”的。要当花子，先得具备当花子的条件。首先一条，是家业失尽，亲友不认，安生无处，谋食乏术；其次才是老无所养，幼无所依，病无所治，残无所为。只有这些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才能在栖流所中求得一席之地，才能在团头的管辖之下，或外出乞讨，或在家操作，过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的。

　　不要以为当上了花子，一定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冻馁的死亡线上作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其实，只要拉得下这张脸皮来，进了丐帮，入了花子的行列，他们的生活，即便赶不上小康人家，至少比那些糠菜半年粮的贫苦农家要强得多。而对他们来说，最舒服的还是“不劳而食”这一条。难怪当时有“讨了三年饭，做官不肯换”这样一句谚语了。

　　当时的江南地区，除了大户人家的婚丧喜庆、各种各样的庙会和正月新春有人布施之外，每月的初二、十六两天，是不成文的打发叫花子的日子。每逢这两天，小康以上人家，都要量出一二升米来放在门口，每来一个花子，就给一小勺米，以求积德积福。对唱小曲儿、玩儿杂耍和抱小孩儿的花子，照例还要多给一小勺儿。这样一家两家一勺两勺地攒起来，只要腿脚不懒，挨家挨户地走去，积少成多，一天所得，数量也相当可观。有些花子，为了争得这多给的一小勺儿米，每每到育婴堂去抱一个弃婴来养着。养到十一二岁，就卖给大户人家做使唤丫头，或卖到娼家去当稚妓，收入几十吊钱，添置被褥。

　按照丐帮的规矩，花子们的一切收入，必须先经团头过目，然后按一定成数交到“公库”中去。有胆敢隐匿不交者，处分极重，虽不致死，大概打板子、割耳朵或者三刀六个洞之类的酷刑是逃不掉的。花子们慑于“帮规家法”的淫威，极少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更何况到了凄风苦雨、大雪封门或者是一病不起的日子，还要靠团头熬粥给他们喝呢！

　　栖流所里的“专业花子”，又分为外出乞讨和在家操作两大类。绝大多数花子，只要不是大雨大雪出不了门，每天都得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除所得铜钱、大米必须按成交库之外，所带回来的剩饭剩菜，也可以折价上交，用来喂猪。比较年轻能干的女丐，团头单挑出来，专门饲养鸡鸭猪羊，也兼管雨雪天气给花子们熬粥。还有那极懒的女丐，连大门都懒得走出去的，团头也不勉强，就用大米粥养着她们，让她们白天蒙头大睡，夜晚充当丐妓，把花子们三个五个攒起来的积蓄，三百五百地收进团头的钱柜儿里去。

　　外出乞讨的花子，虽然同为乞讨，但因各人行乞的本领有高低上下之分而收入也有多少厚薄之别。在花子世界中，那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粗略地分一分，沿门乞讨的专业花子，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种：

　　第一种称为“强叫花”。这种人尽管骨瘦如柴，但是抽足了鸦片烟，两只眼珠子滴溜乱转，透着十分精神。不论春夏秋冬，他们总是大敞着怀走上街去，手里拿一块砖，走到商家富户的门前，一声嘶哑的“老爷太太，行行好！”抡起砖头来，就往自己那肋骨根根可数的干瘦的胸脯上砸去。

　　打发这一类花子，三五个小钱的是不行的，出手至少一百(按清末的市价，大约能买五斤米)。若不如数布施，他手中那块青砖，就会“啪”地一声往自己的脑门儿上砸去，登时鲜红的血就会“哗”地流了下来，随着“啊呀”一声，往后便倒，口吐白沫，人事不知。这时候，他的同伙儿就会一拥而上，大喊大叫，高呼“偿命”，引来大批的行人驻脚观看，是住家的无法进出大门，是店铺的无法继续营业。事情闹到了这个气候，商家富户不拿出三吊五吊钱来，是打发不了的。去找地保来排解么？一者地保跟团头早就有了默契，讨不出便宜来，二者惊动一次地保，没有二三两银子也请他不回去，算起来，花钱更多；三者得罪了这批花子，他们什么事情都办得出来，没准儿半夜三更到乱葬岗上扒出一具死尸来背到你家门口，第二天早上叫你一惊一吓之外，还是要花钱雇人去埋掉。所以商家富户见到这一路花子驾到，大都自认不敌，赶紧捧出百儿八十个铜钱来打发他们走了算完事儿。至于他们拿了这笔钱是去抽大烟，还是去嫖丐妓，可就管不了那许多了。

　　第二种叫做“艺叫花”。下面又可以分为“唱”和“做”两路。唱，以瞎子和小姑娘居多，有打着竹板唱莲花落的，有打着鼓板唱故事的，有拉着胡琴唱小戏的，有打着金钱板或三棒鼓唱小调儿的，还有由人唱曲子却由狗踩着特制的小钹——当地称为“狗踏碓”——击节伴奏的；做，有用一根竹棍儿转盘子转碗的，有用九连环——九个直径一尺的铁环——套进套出组合各种图案的，有用小道具变小戏法的。

　　这一路花子，进得门来，不管你听不听看不看，表演完了，不给钱米是不行的。真有那不开眼的主儿，舍不得两三个小钱，让他们献艺之后却没有收入，那他们也就老实不客气，难听的、不吉利的调调儿，可就要接着唱出来了。

　　第三种专业花子，叫做“神叫花”。这一路花子，靠神道或者占卜求得施舍。最常见的一种叫做“龙船”：肩上扛一条龙船——木制、四只脚、比板凳高大，船内供一尊像玩具娃娃大小的龙船娘娘。进门之后，放下龙船，敲响了小锣，拖长了尾音唱两句“龙船弯一弯，伤风咳嗽带回龙船湾；龙船摇一摇，天花麻症带回龙船桥”之类。家有小孩儿的人家，主妇就会出来烧一炷香，舍三五十文钱，求龙船娘娘保佑小孩儿无灾无病。已经伤风咳嗽的，还可以包上一包香灰当灵药，或多花几十文钱，许上一个小小的愿心，或认龙船娘娘做干娘之类。

　　简单说，这是把神像扛到你家门口来让你烧香，对于家务繁忙没工夫到庙里去烧香的主妇们说来，简直是大开方便之门。另一种叫做“跌门头卦”：把一块老竹根锯开成两半，再用一根线绳把两头拴住，就做成了一副特殊的卦具。把这种卦具扔到地上，就会出现全阴、全阳、一阴一阳三种卦象。连续扔下三副卦具，就可以组成一卦，根据卦象组成“六爻”，并据此判断凶吉及破解的方法之类。主人如果丢失东西，他们还能够指示寻找方向或范围。这一路花子，是神道派出来广施恩泽的使者，一般只收钱米，剩饭剩菜是不吃的。

　　第四种专业花子，叫做“苦叫花”。最常见的是“滚地龙”和“磕头虫”。“滚地龙”的手脚从肘、膝以下都断了，既不能走，也不能爬，只能在地上滚。一边滚，一边唱着诸如“前世不修行，这世现报应”之类的劝人布施行善的唱词，同时把一只小笸箩用半截肘棒往前推。路人如果有布施，就把钱扔进小笸箩里。“磕头虫”虽然也长着手脚，但那胳膊腿儿却又短又细，简直跟五六岁的孩子差不多，既不能走路，也不能做事，只能在屁股底下绑一个草垫子，盘着双腿，用两手撑地一步一步向前蹭。每蹭一步，在地上磕一个响头，把面前的一个笸箩往前一推，同时唱着有板有眼的劝人布施行善的“讨饭腔”。除了那哀哀求告的唱词儿之外，更能打动人心的，还在于他那每蹭一步就磕一个的响头。不管前面是土地，是砖地还是石板地，那头磕下去总是“咚咚”有声，让人听了心惊肉跳，不摸出几文钱来布施布施，就好像过意不去似的。

　　关于“滚地龙”和“磕头虫”为什么会没有手脚或虽有手脚也跟没有差不多，去问他们自己，答复总是“前世不修行，这世活报应，一出娘胎就是这样”；但是据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丐帮中人造的孽：把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拐去，剁掉手脚，或给他吃一种药，叫他长大以后胳膊腿儿又细又弱，从此只能讨饭，不能干别的。事实上，凡是这种“苦叫花”，身边总有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随时“伺候”着，一出村街，背起就走，还要买些烧饼馄饨之类一口一口喂给他吃，照顾得可谓无微不至。当然啰，这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是要依靠这个四肢残废什么也不能干的可怜虫才能有吃有喝的呀！

　第五种专业花子，那就是数量最多的“赖叫花”或“懒叫花”了。这一路人，既不敢把命豁出去耍无赖，又不会演杂技唱小曲儿，更不会通神卖卜，至于剁去手脚，为时已晚，也办不到，于是就只好“死乞白赖”了。他们老的老态龙钟，弱的弱不禁风，病的病入膏肓，残的肢体不全。不论是真的假的，总之是一定把自己那可怜之处全都有意地暴露出来给别人看，以此换取他人的同情，给予施舍。除了初二、十六这两天可以名正言顺地挨家挨户去“收取”那一小勺子大米之外，平常日子，就只能依靠赖着不走这一看家本事乞讨一碗残汤剩饭，“赖叫花”之名，也因此而来。

　　当花子也有他的“好日子”和“苦日子”。苦日子当然是凄风苦雨或大雪封门的寒冬腊月，无法外出乞讨。那时候饥寒交迫，除了喝团头供应的稀粥之外，就不得不动用平时的积蓄了。好日子，则是本乡本土哪家财东大户的婚丧喜庆。你家婚娶或做寿，团头会拿出钱来，买一刀肋条肉，宰一只鸡，煮得半熟，放在一个红漆托盘里，再用红纸包两个银元，然后在团头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到喜庆人家去贺喜。这时候，这些大小花子就都是上门来送礼的“贺客”，应当受到主任的“礼遇”了。

　　一般情况下，是本主请出一位地面上说得响的绅董来，跟团头讨价还价，讲定以后，把花子们带到后门去，每人发给二十个铜钱、两个馒头、两块寸半见方的猪肉等等。这时候，团头只要把他那根代表权力的旱烟管在后门口一挂，就可以随着知宾到前廊去入席了。只要有这管旱烟杆坐镇，任何一个花子就都不敢在这里闹事儿了。也有的团头自知身份，不去入席而直接回家的。不过这样的话，本家办完喜事，把旱烟管送回团头家里去的时候，外带一坛好酒，那是免不了的。

　　遇上办丧事的人家，当时的风气，都以吊客众多为光彩。因此，都搭起席棚，准备了几十桌“豆腐席”，广招吊客。不管你和死者是否认识，只要带上一刀纸、两支蜡烛、几根香，就可以在丧家吃三天豆腐席(江南的丧家招待吊客，以豆腐为主，因此在丧家吃丧饭，通称“吃豆腐”或“吃死人豆腐”，含有占便宜的意思)。这时候，团头除了可以以“吊客”的身份带着花子们去“吊丧”，即便不能坐上“豆腐席”，作为回礼的“程仪”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可以带领整齐点儿的花子参加出殡的行列，或肩扛旗牌当执事，或临时客串一下送殡的“亲友”，那时候，他们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坐进席棚吃豆腐席，还可以给自己挣一份儿树木不小的“份子钱”。

　　以上所说，是清末以前江南丐帮的大致情的大致情形。如今城市里的乞丐，因为既没有丐帮的统治，也没有团头的管辖，以致真假难分。许多在大城市要饭的花子，“下班”后穿的是西服，吃的饭馆，回家盖的是大房子，娶的是大姑娘。这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花子世界，不是本文所能概括的了。

luo

斯大林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转帖]

　　二十世纪初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在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被沿着北纬三十八度线一分为二，南边驻扎美国军队，北边驻扎苏联军队。一九四九年三月，北朝鲜首相金日成看见中共军队就要夺取全中国了，着急了，到苏联去想说服斯大林帮他打南朝鲜（南韩）。斯大林拒绝了，怕跟美国打起来。金日成于是求毛帮忙，派他的国防部副部长来北京见毛。毛明确表态支持，说等他拿下全中国再开战。毛说北朝鲜“最好是在一九五○年上半年举行全面进攻”。毛着重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
　　这时候，毛的意思还是秘密派兵进去，乔装成朝鲜人，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访苏期间毛有了改变。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只有这样他才能从斯大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他提供了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斯大林收到了金、毛之间联系的报告。一九五○年一月十九日，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Terentii Shtykov）又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很激动地请求允许他发动进攻，强调说，毛曾向他许下诺言，中国战争一旦结束就来帮他的忙。三十日，斯大林叫什特科夫告诉金日成，说“可以帮助他”。这是第一份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文献。斯大林改变主意是因为毛要参战。两个月后，斯大林把金日成召来莫斯科，对他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专心对付朝鲜问题了，我们有了成败攸关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我们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统一朝鲜了。斯大林要金“必须依靠毛，毛对亚洲事务的了解再高明不过”。?
* 西班牙****领袖卡里约（Santiago Carrillo）告诉我们：金日成曾对他说，朝鲜战争是金发起的，毛比斯大林更早、更坚决地支持他。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试验自己的新式装备，特别是米格飞机，还可能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跟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
　　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斯大林的全球梦包括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若干欧洲国家夺权。他在给毛的电报里说：****面对一个绝无仅有、而且转瞬即逝的良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阵营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军事强国部刚刚战败，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我们应当害怕这一前景吗？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害怕”，“如果大战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与其几年后打，不如现在就打”。
　　毛泽东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覆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毛一再告诉斯大林的联络员尤金：美国可能在朝鲜投入三十到四十个师，但是中国军队会把他们“碾”得粉碎。
　　金日成入侵南朝鲜后，联合国安理会很快通过决议派联合国军队支援南朝鲜。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Yakov Malik）本来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这一决议，但人就在纽约的马利克没有到会。马利克曾向斯大林要求去安理会，斯大林亲自给他打电话，叫他不要去。派联合国军队的决议于是得以通过。
　　苏联拒绝行使否决权的举动，一直使人们大惑不解，都说苏联错过了阻止西方出兵的机会。实际上，斯大林是故意让联合国通过决议，想要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进朝鲜，好让毛的士兵们把他们“碾”得粉碎。
　　
　　毛要帮金日成打仗了，斯大林自然要让他当金日成的顶头上司。但斯大林得让金明白，大老板还是他。当他首次电告金日成同意打南朝鲜时，毛正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毛一字未吐，反而命令金日成不许向中国人露出一点风声。在毛回国以后，斯大林才把金日成接来莫斯科，跟他讨论作战方案。
　　五月十三日，苏联飞机把金日成送到北京。一下飞机金直奔毛处，向毛宣布斯大林已经同意了。当晚十一点半，毛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罗申那里去核实。第二天一早，斯大林的话来了：“北朝鲜可以着手行动；可是，这个问题应该与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十五日，毛对金日成表示无保留的支持：“如果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入朝。”毛泽东特意排除了苏联军队的卷入：“苏联同美国有三十八度线的协议，不方便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中国没有这种约束，可以全面援助北部。”毛主动提议马上在中朝边界部署大军。
　　金日成同斯大林制定的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十六日来电最后点头。六月二十五日，北朝鲜的军队越过三十八度线，侵入南朝鲜。

摘自《Mao: The Unknown Story》

luo

鼓励告密会让人人生活在恐惧仇恨中[转帖]

据媒体报道，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个班，推行“小天使计划”，保证每个同学都有一个人在暗中监督着，定期写监督报告。据说，这项活动开展以来，该班没有迟到的了，提前上自习的人多了起来。

《中国青年报》12月5日刊登张鸣的评论说，让人人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是中国具有法家精神的帝制时代的一项发明。具体的制度，就是保甲连坐。

实际上，让人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互相告密，互相报复，结果是人人自危，全体生活在恐惧之中。把这种制度强加给孩子，让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学会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人人因为担心被汇报而“自觉地”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实际上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最大的荼毒和伤害。小而言之，会造成学生心理的扭曲，增加心理疾病发病的几率；大而言之，则毒化了学生的心灵，也毒化了学生生存的环境。它培养人们从小就生活在恐惧、仇恨里，离现在我们政府大力主张的和谐社会，越来越远。

luo

李作鹏:当年没我红军走不出草地[转帖]

　　2009-01-05 来源: 环球时报(北京)　

　　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李作鹏在受审

　　二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我转手将李诗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李作鹏可能是担心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洋。”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律师会见李作鹏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李作鹏还是那种刚硬的“狗屎”脾气，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历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有些道理。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某些要害，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糊，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 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我于是撇开话茬，转而问李作鹏：“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李作鹏果然是破译密码的行家，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情景。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司令，年仅34岁。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匡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际还甲的衣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五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 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得意，边笑边说：

　　“给你讲个故事——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他一直流露着孩童特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说李虽然没受罪，她却吃苦了，身体比李还差。董夫人是当年的红小鬼，因李作鹏案受到关押审查。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由于我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怨尤，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的诗!

luo

《侍卫官日记》作者之谜[转帖]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本《侍卫官日记》。书分上下两集,共40余万字。它与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一样,为“内部发行”,作者署名宋乔。这本书以自称为蒋介石侍卫官的第一人称为叙述角度,以日记体形式写了抗战胜利前后陪都重庆至南京的国民党高层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一连串故事。其中如蒋介石与陈小姐的偷情勾搭,引起第一夫人宋美龄的醋海风波,“太子”蒋经国返回南京上夫子庙鬼混,与美艳歌女小桃红搂抱调情,又与在夫子庙秦楼楚馆鬼混淫乐的军统特务头目发生冲突,大打出手,“太子”及手下侍卫官兄弟倚仗权势,大出风头等等,写得生动曲折,引人入胜。整部小说幽默泼辣,恣肆酣畅,嘻笑怒骂,信手拈来。其风格迥然不同于历史纪实小说《金陵春梦》,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社会影响虽还比不上《金陵春梦》,但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各阶层读者,虽名曰“内部发行”,实际上却流传甚广。
　　至于作者宋乔,他究竟是何人?长时期里,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成了个谜。社会上较流行的说法是宋乔本乃蒋政权侍从室一侍卫官,有少校军衔,50年代中期因得罪了在台湾已渐次执掌国民党党政军部分实权的蒋经国,险遭杀害,后逃亡海外,出于报复而创作出以自身经历为依据的《侍卫官日记》。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近年来,海外和我国香港已披露:宋乔乃是作家周榆瑞的化名。那么,周榆瑞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如此神秘,如此长时间鲜为人知?

　　他曾因同情中共事业而受到国民党当局排斥

　　周榆瑞,字予邃,1917年生,福建闽侯人。幼时随父亲启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他博闻强记,通晓英语,也能说些日语。他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在北平时期接触过以民主、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等,他倾向进步,同情中共的事业。为此,他曾被北平的中统特务排入黑名单。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期,他曾遭到驻北平的臭名昭著的宪兵三团的秘密拘押,关进关帝庙拘留所,受到刑讯逼供。危难之际,幸得赏识其才干的燕大美籍校长司徒雷登出面疏通才营救出来。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人之一黄敬(俞启威)注意到周的政治表现,曾指派崔月田、刘莉两位新闻界中共地下党员与他接触、交谈,有意发展他加入党组织,但被他婉拒。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周榆瑞历经艰险曲折,辗转来到重庆,他虽博学有才,却因在北平时期有过一段“左倾过激”经历而受到国民党文化新闻界的排斥。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负责人曾虚白在早年执教南京金陵大学时结识了周榆瑞的姑表兄蒋义芝,交情不错。他赏识周榆瑞的中英文水平,有意录取其为文员,但遭到张道藩与程天放两位上司的阻挠,指出周榆瑞“思想偏激,似不宜录用”。这样,周榆瑞失去了一次好机会,令他对国民党当局更不满。其后,他高不成,低难就,一度失业,寄居于抗战纪念堂附近中国电影制片厂一宿舍,托庇于在该厂担任上校衔科长的表兄。为谋生计,他协助翻译一些用以宣传中国抗战的新闻解说词,汉译英,再由国际宣传处转至驻重庆的美、英大使馆,发回国内。曾虚白同情周榆瑞的困难处境,付酬从高,且托电影厂厂长郑用之给予适当关照。周榆瑞也因此而积攒了一点钱。1939年夏,他在重庆与有“才女”之称的钟唯真小姐结婚。钟唯真大学毕业,有文才,善诗文,人品端庄贤淑,风雅脱俗。自此后,她与周榆瑞夫唱妇随,伉俪情深,相依相伴40年。
　　周榆瑞对重庆国民党上层官场的腐败昏庸一向厌恶,曾化名发表过一些诗文,痛加批判。他向往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一度主动与有英国背景的《国际评论》半月刊的负责人郝侃罗坚白接触,多次一块吃西餐、喝咖啡,纵论抗战时局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的战局。殊不知这种交往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蒋介石与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政府一向有很深的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又席卷东南亚,攻占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帝国殖民地,英国才被迫开放滇缅公路,与中国结盟,共抗强敌。戴笠的军统一直暗中监视重庆的英国外交官与亲英人士的活动。周榆瑞再一次上了黑名单。他得到表兄警告后,不免胆颤心惊,安分多了。
　　寻思再三,周榆瑞索性去了昆明,入西南联大,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助教,后升为讲师。在西南联大,周榆瑞有幸又见到朱自清、林宰平、闻一多等旧日师长。在这些师长中,周榆瑞平日最仰慕的是诗人闻一多教授,在生活上处处效仿闻一多:改穿中式长袍,手上不离英国产橡木烟斗,自谓“半中半洋,中西结合”。在待人接物方面,周榆瑞谦恭有礼,学了英国绅士的风度。他似乎成熟多了,变得胸有城府,勤于思考。1942年,经重庆英国大使馆推荐,周榆瑞去广西桂林英国新闻处任编辑主任,后改任新闻官。他凭借其特殊的地位为《大公报》等大报采写了不少生动的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鼓吹坚持抗日,反对与****闹摩擦、对日寇妥协。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

　　身为英国新闻官与美国情报局高级译员却成为八路军办事处座上常客

　　周榆瑞调回重庆后,曾应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处长周怡之邀赴曾家岩(红岩)作客。在办事处,周榆瑞见到了中共负责人董必武和副处长钱之光等人。他发觉这些****干部待人亲切温和而真诚,生活朴素。他们谈得很投机,还一道共进午餐,无非是二素一荤和一大盆榨菜蛋汤,没有酒水佐餐助兴,茶叶也很一般,是低档炒青。这令周榆瑞很感动,他在分手时提出想要拜会久已仰慕的周恩来先生,周怡告诉他周先生回延安去办公务了,以后如果双方方便,一定作出安排。

　　与周榆瑞打交道较多的是年青精干又潇洒才气逼人的周怡(他已在全国解放前夕辞世)。周怡文化高,气质俊朗、儒雅,由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受到教诲与熏陶。周怡、钱之光等人待人接物都很亲切平和,礼仪周正。周榆瑞有意无意间向周怡透露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有关国民党上层的情报。他曾讲到,据说蒋介石已秘密批准由军统宣传处出面搞一个“中共非常委员会”,具体负责人是黄逸公上校,对外界说是军统调研员张国焘(中共大叛徒)提议搞的,意在利用张氏在****内残存的一点影响,实际上这是由已被捕叛变的中共南方局委员郭乾辉建议搞的。该会目的在于攻击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不力,热衷于夺地盘,还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进行攻击。名单上的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27人都是编造的。此外,周榆瑞还弄来叶青(即任卓宣,中共大叛徒,著有《我为孙文学说而战》等多种著作)不久前在重庆浮屠关中央训练团作的反共报告“攻心战”的有关材料等。周怡对这些情报相当重视,他将有关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也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
　　周恩来考虑再三后,决定接见周榆瑞。这回接见仍是在曾家岩的办事处进行的。周恩来平易近人,谈锋甚健,对周榆瑞的追求进步予以肯定,还称赞他写的采访文章好,文笔生动感人,远非《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报纸的记者所能相比。这令周榆瑞大为感动,同时也不免有些得意:原来这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居然在百忙中读过他写的许多小文章!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桂林、柳州、贵阳等地的情况,对陈纳德指挥的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在广西抗击日本空军,并协助张发奎第四战区、余汉谋第七战区作战的情况问得很周详,还对美国空军的表现甚为赞赏。谈话在亲切的气氛中结束。周恩来与周榆瑞两次紧紧地握手,感谢他的来访,同时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道:“周先生,实不相瞒,我们这一两年来在重庆也曾听到一些有关你的负面反映,说你为英国军情五处收集了大量的有关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作战的资料,不知你是不是无心之下被英国盟友利用了?”周榆瑞听了这些话,脸色顿变,连呼冤枉,辩解说:“周公,我虽为英国新闻处工作,但只是例行职责而已,我不可能背叛祖国为英国人效劳。对英国人,我保持着一定的戒心,批评过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认为英国情报人员潜往西康昌都和西藏地区煽动藏族同胞闹独立、抗交税赋,是破坏中英友好的行径。如实对你说吧,我倒是利用同英国方面的关系为贵党弄到一些可能很有价值的情报……我敢说,我是个民族至上主义者,是个爱国者!”周恩来含笑听完了他的表白,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周先生,请别介意,我正因把你当成我们的真诚朋友才坦诚相见。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相信我们的友谊定能保持下去。”周榆瑞这才释然。
　　1944年8月,周榆瑞受聘为美国战时情报局高级翻译员,待遇优厚。他时常与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梅乐斯海军准将、情报局重庆分站站长霍利福德等美国情报官打交道。最威风的一次是美国战时情报局长杜诺万中将来华视察工作,周榆瑞担任其译员,见到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等要人,见了不少世面,阅历大增。以后,周榆瑞仍常前往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怡、钱之光乃至董必武、周恩来饮茶交谈,还常共进晚餐,谈笑风生。由于他的身份较特殊,军统、中统也都对他无可奈何,只是例行监视跟踪而已。戴笠曾向梅乐斯进言,说担心这个周榆瑞会向周恩来为首的****人泄露党国军政秘密情报。梅乐斯则付之一笑,认为这位军统局长太多虑,他倒是认为可以通过周榆瑞的活动间接了解中共方面的一些真实想法,增进了解,让反共成性的戴笠碰了一鼻子灰。
　　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见到中南某省一张小报上刊登一文,将周怡与周榆瑞混为一人,称周榆瑞乃是英国军情五处高级特工,奉命打入重庆中共办事处,化名周怡,企图伺机加害周恩来云云,实与史实不符。

　　《侍卫官日记》出版后,离开香港,去了英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榆瑞即脱离美国战时情报局,谢绝美国有关方面的再三盛情赴美邀请,偕妻儿去了上海,在淮海中路霞飞坊三弄租房定居,打算定下心来翻译几本美英文化名著。
　　这一时期,国民党接收大员到各地大搞“五子登科”,贪污腐败成风,引致民怨沸腾。而且,蒋介石处心积虑想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周榆瑞对时局不满,在沪上与乔冠华、金仲华、徐铸成、宦乡等革命进步文化界人士时有接触,耳濡目染,颇受影响。其间,他旧日好友、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李荆孙痛感手下人才匮乏,报纸办得没生气,再三邀请周榆瑞去南京共事,但被婉拒。
　　1946年5月,周榆瑞担任上海《大公报》驻南京外交记者,来到南京借住于新街口青石街《中央日报》员工宿舍。他交际广,朋友多,为人又豪爽,弄到大量官场内幕秘闻资料和外交新闻。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与驻南京的美国、英国大使馆和新闻处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讨了不少便宜,如能优先弄到外交新闻材料,令不少记者同行自叹不如。
　　那一时期,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奉命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分歧,外交谈判成为重要新闻焦点。周榆瑞曾随同记者团去淮阴采访过军事调停小组的国共双方代表及美国代表,他也曾去北平、宣化店等谈判调停地点进行采访。马歇尔为了完成调停任务,曾七次上避暑胜地庐山见蒋介石,磋商问题。周榆瑞不怕吃苦,也几次登上庐山进行采访。在庐山因得到国民党中宣部高官曾虚白、魏景蒙等人的关照,周榆瑞的采访很成功,还认识了几位侍卫官,遂触动了写一部以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的角度叙述国民党核心层生活内幕的小说的灵感。自此后,周榆瑞着重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准备。
　　1949年,周榆瑞离开南京,赴香港,任职于香港《大公报》,工作有出色表现。当时《大公报》已被我国政府接管,投入资金进行了改版、扩版,成为在香港宣传社会主义祖国的重要阵地。周榆瑞在香港完成了《侍卫官日记》一书的初稿。
　　他作为“红色报刊”的记者,却受到港英当局的较高礼遇。英国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几次召见他,邀他共饮咖啡共进西餐。还请他向北京中共高层传递一些不便于通过外交途径传递的重要信息,如港英当局拟如何处置国民党资委会储存在香港油麻地仓库的大量物资等。周榆瑞的真实面目曾引起香港不少人士的猜测。亲台湾的《星岛晚报》曾有文章影射周氏是英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月月领取不菲的英镑津贴。实际上,周榆瑞生活上保持低调,行事交际从不张扬。但他又曾几次出示他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楼下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周怡等****人合拍的照片,令人们大为吃惊,感到很难吃得准他究竟是何样人物,于是,他的身份便成了谜。
　　1952年9月,周榆瑞被调回北京。初在外语学院执教,四年后,他担任中央文化部顾问兼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协助廖承志、方方等领导同志起草制定若干侨务文件,为切实保护海外侨胞利益做过不少实际工作。他的夫人仍在北京外语学院担任教授。夫妇俩翻译过七本美、英文学名著,如《大卫高柏菲尔》、《乔叟故事集》、《英国文学史》等。周榆瑞还应邀加入中国作协。1957年1月,周榆瑞夫妇获得去香港的签证,去了香港,周应《大公报》负责人费彝民之邀兼该报专栏记者。数月后,他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大公报》,并辞去在北京担任的一应职务,表示他崇信“自由民主”的神圣理念,反对党派斗争,立志做一个“精神上开放自由的作家”。他的“声明”惊动港、澳,他又成为新闻人物。月余后,周榆瑞的《侍卫官日记》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人们争相购阅,七万册竟一销而空,很快又再版,可谓一炮走红,香港好几家报纸竞相连载。
　　但这部好评如潮的小说却激怒了台湾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尤为愤慨。蒋经国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这本书,很无聊庸俗,足见作者的人品很有问题,对我个人进行的人身攻击、污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台湾宣布《侍卫官日记》为甲种禁书,严加查禁。代表台湾“中华民国”立场的右翼报纸《信报》对周榆瑞发出警告,称周是中共派驻香港的高级文化间谍,是个企图搞乱香港文化界的危险人物……这种说法令不明就里的港人将信将疑,社会上对周榆瑞的议论甚多,他有口难辩,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整日生活在惊恐之中。保密局大特务谷正文还说干就干,策划了1957年8月香港罗便臣道上的撞车事件。
　　当日晚上,华灯璀璨,周榆瑞驾驶一辆用版税新买的英国产小汽车驶上罗便臣道,发现被身份不明的人驾车跟踪,很紧张。他故意放慢车速打算停到一电话间门口打电话向警署报警。这时,迎面又驶来一辆旧的小汽车撞向周的座车,撞击力使周榆瑞受了点轻伤。对方车上下来二男子,欲袭击他,将他的车窗砸破。他大声呼救,千钧一发之际幸有一警车赶到,才逃过此劫。不久,为人身安全计,周榆瑞夫妇一家迁居英国,定居伦敦,以著译为业,著有英文小说集《彷徨与抉择》、《龙与凤》、《陪都旧忆》等。他还常为香港几家报刊写稿。由于投稿出书关系,周榆瑞与主持《新闻天地》的卜少夫、主持《明报》的知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主办《亚洲文化评论》的陈孝威等人结为好友。得到港英当局作出的“绝对保证人身安全”的承诺后,他曾多次返回香港小住。
　　我国于1960年出版了《侍卫官日记》,甚受欢迎,一版再版。但周榆瑞已不能再回祖国大陆。1965年他担任台湾《联合报》驻伦敦特派员。70年代中后期,周榆瑞又完成了封笔之作《红朝人物志》。这部书中尽管赞扬了周恩来、彭德怀、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但出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台湾也拒绝出版。1980年3月26日周榆瑞在伦敦郁郁而终,埋骨异域,享年63岁。

luo

李大钊身边的一对红色恋人[转帖]

　　　　“不为家愁为国仇”

　　1927年4月28日下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血雨腥风的时刻。
　　北平,京师第一监狱。高墙环绕,军警林立,黑云如帐,悲风呼啸。随着一串叮叮当当的铁镣曳地声,以李大钊为首的20名革命志士,大义凛然地登上了耸立在监狱内的绞刑架,他们以自己宝贵的生命,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在这一批殉难的烈士里,有一位来自四川省江津县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谭祖尧。
　　1922年,刚满19岁的谭祖尧考上了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西画系,第一次离开巴山蜀水,来到了繁华的京都。当时,苦难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内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压榨剥削,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谭祖尧到北平后,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并很快在斗争中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受到李大钊先生的器重。1923年,谭祖尧毅然加入了中国****,成为李大钊手下的一员干将。当时,李大钊先生既是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北方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则身兼两处秘书,直接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这时,陈独秀创办的以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已经停刊,谭祖尧便创建了“新军社”,并创办了《新军杂志》,为团结北平的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人誉《新军杂志》为《新青年》之再现。
　　年轻英俊,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并具有出色的组织与宣传能力的谭祖尧,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的著名领袖人物。一次,艺专中画系举办画展,谭祖尧与几位西画系的同学前去观看。蓦地,一幅笔法细腻的工笔画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使他在画前驻足良久。那画左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位妙龄女郎,亭亭玉立、若有所思地遥望天际,淡雅清新中似透出浓浓情意,右面则题有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
　　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旁芭蕉立,
　　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对这幅诗画颇为欣赏,而诗画的作者李婉玉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原来,这李婉玉经常为《新军杂志》撰稿,谭祖尧知道她文章犀利,文风泼辣,却未料到她的诗画也如此出色。两人虽系同校学生,但一个在西画系,一个在中画系,一直无缘认识。
　　谭祖尧观赏良久,对陪伴他的江津老乡、中画系同学朱近之感叹道:“真是诗画双绝,倘能画成扇面,倒是一件高雅之物。”他全然不知李婉玉此时正站在他身后,听见他这话,莞尔一笑,悄然离去。对这位出自艺专的风度翩翩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李婉玉早已仰慕在心,如今得着这么一个好机会能与之结识,她自然不会放过。
　　佳人与才子的初次相识,颇有点浪漫的色彩。
　　几天过后,这位胆识过人的姑娘居然只身来到西画系,主动拜会谭祖尧。
　　这真让谭祖尧又惊又喜。出现在他眼前的李婉玉,布衣素衫,清丽脱俗,犹如一朵出水芙蓉,一株临风玉树。通过交谈,谭祖尧了解到李婉玉乃是一大家千金,其父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供职,她幼承庭训,有很深的文学修养。李婉玉拿出一把精美的杭州折扇递给谭祖尧,大方地说道:“谭先生,我曾多次听过你的演讲,对你是久仰在心。这是我特意为你画的,请你也在上面题一首诗吧。”
　　这分明有一点“苏小妹三难新郎”的味道了。
　　好在谭祖尧也是个才思敏捷之人,他将折扇展开一看,扇面上的诗画与画展上的条幅内容一般无二。他起身去桌上提起毛笔,在砚台上润润笔尖,略一思忖,便挥毫写到:
　　休教年华付白头,
　　横刀跃马逞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
　　不为家愁为国仇。
　　谭诗紧步李诗之韵,然情志意趣,则远非李诗所能比。
　　“好一个‘不为家愁为国仇’!”李婉玉不禁失声赞道,“谭先生忧国忧民,志向高远,真是令我汗颜啦。”自此以后,谭祖尧与李婉玉往来就更为密切,在谭祖尧的帮助下,不久,李婉玉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里,她利用其家庭的有利条件做掩护,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和国民党北方部的地下交通员,成为谭祖尧亲密的战友和恋人。

　　“决不离开李先生”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与张作霖的奉军展开中原大战,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被守军击退。日本遂联合美、英、法、比等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时称“大沽口事件”。
　　帝国主义迫使中国政府开门揖盗的这一霸道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大会。谭祖尧是这次大会重要的具体组织者之一。李婉玉也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场斗争。会毕,数万群众拥往铁狮子胡同,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段祺瑞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不准其干涉中国内政,并反对北洋政府勾结张作霖发动内战。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唆使鼓动下,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用大刀、刺刀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砍杀。激愤的群众(主要是学生)在谭祖尧等人的率领下,宁死不退,向铁门冲去。卫队开枪了,当场遭射杀而死的爱国学生有47人,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时在北平读书的朱近之、吴平地、龚灿滨几位江津籍学生也都跟随谭祖尧参加了这场斗争。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在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迫下野,张作霖则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入据北平。
　　其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已挥师北伐,下长沙,克武汉,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大军即将挥戈北上。日本人和张作霖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的组织,是他们的心腹之患,必须在大战爆发前坚决铲除之。于是古都北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共两党的组织连遭破坏,党员被捕被杀者众。生死关头,李大钊只得带领谭祖尧等三名得力助手,避进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北平办事处,通过李婉玉和外界保持联系,继续领导外面的同志与军阀势力进行斗争。

　　当时,谭祖尧如果愿意的话,他有两次机会可以逃避这场斗争。第一次是3月底,在海军部工作的李婉玉的父亲,探听到张作霖即将对避入苏联大使馆附属办事处的革命者下毒手的消息时,火速让婉玉去东交民巷通知谭祖尧马上离开北平去广州,他已用电话通知广州方面的朋友为谭祖尧暂谋一事为安身之处。李婉玉也真的愿意他离开,并表示愿和他同赴广州。但谭祖尧却毫不犹豫地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已打定主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决追随李先生不回头。只要李先生留在北平,我也决不离开。”
　　第二次则是谭祖尧的江津老乡、中学同学、时在北大读书的龚灿滨从一位在《京报》任兼职记者的同学口中打听到张作霖要动手的消息后,深夜冒险跑到东交民巷通风报信。龚灿滨在使馆楼上见着了谭祖尧,告诉他情况已十分紧急,必须马上离开。谭祖尧带上龚灿滨,一同来到李大钊单独住的苏联驻军营房,让龚灿滨直接把情况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听罢情况,问了一下消息来源,虽不太相信,但仍向龚灿滨表示了感谢。然后在室内来回踱步,沉思一阵后口气很肯定地说:“这地方是苏联大使馆,按照《辛丑条约》之规定,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外国使领馆区。我认为张作霖是故意放出风来,逼鸟出林,他好在外面下手。哼!进使领馆区抓人,他张作霖虽是东北的胡子出身,我看他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接着,他又对谭祖尧说道,“我们一走,北平的党组织就会解体,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工作会停顿下来。所以嘛,北平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的。”

　　谁知道,4月6日的半夜时分,张作霖悍然派出一千多名军警,封锁了东交民巷使领馆区,在苏联大使馆苏军营房内强行捕去了李大钊,同时又在使馆楼上捕去了谭祖尧、路有于、范鸿吉三人。躲藏在四川会馆的北师大学生、江津人、****员吴平地也同时被捕。其余在各大专院校被捕的爱国师生有500多人。
　　事后证明,各国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消灭“异党”领袖,秘密与张作霖勾结,不惜暂时放弃一点特权,允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领馆区抓人。
　　在李大钊和谭祖尧等人被捕的同时,敌人还拥进李府,抓走了李婉玉和她曾为地下组织送过情报的妹妹李柔玉,并把她们姐妹俩和李大钊的家人关押在草街子胡同的监狱里。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事后回忆到:
　　“下午约摸四五点钟,谭祖尧同志的未婚妻李婉玉也被抓进来了,还有她的妹妹李柔玉。婉玉告诉我,她的父亲是张作霖手下一名海军大官,很有势力,但是她没有跟着她父亲走,而是受谭祖尧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她和祖尧同志感情很好,当形势恶化时,她曾几次去东交民巷劝祖尧化装离开北京,可是祖尧说什么也不肯丢下我父亲离开。”李星华还回忆说,“我很佩服婉玉的勇敢,她在拘留室里常常和那些坏家伙作斗争,连那几个女禁子都有点害怕她呢。”

　　烈女殉情而亡

　　4月28日下午,李大钊、谭祖尧等20名志士殉难后,龚灿滨悲痛交加,立即找到在四川会馆中谋事的乡人吴清汉,由他出面向江津在京人士募款160大洋,购置两具棺木,两匹白绸,前往京师第一监狱领出谭祖尧和另一位同时殉难的江津籍烈士吴平地的遗体,雇车送往南郊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
　　李婉玉在母亲的陪同下,也赶到义地为谭祖尧送葬。
　　生前在江津县志办供职的龚灿滨老先生系笔者的忘年交,曾对笔者回忆道:“当薄薄的棺木揭开时,只见两位烈士的颈子上各有一圈乌痕,谭祖尧胸前还有碗口大一团血斑,可能是死前遭受毒打所致。李婉玉目睹爱人惨死,奋身扑向遗体,跪伏棺前抚尸痛哭,直至昏厥。我赶紧雇了一辆黄包车,让她母亲送她回家。”
　　江津籍画家朱近之先生则在他为江津市委党史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写到:“我当时是和谭祖尧一起考入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他是西画系,我是中画系。祖尧是我老乡,婉玉是我同学,我们三人的感情非比寻常。我和婉玉参加革命活动,主要是受谭祖尧的影响。祖尧自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后,不仅要里里外外联系组织工作,而且每次斗争无不亲自参加,战斗在第一线。诸如‘首都革命’、‘五卅反帝斗争’、‘三一八惨案’……他都冲锋陷阵,非常勇敢,实为进步学生的楷模。在‘三一八惨案’中,他因救护李大钊先生而受伤,为此还被送进医院抢救。我回四川时,祖尧、婉玉和我相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话别。婉玉不仅诗书画皆佳,还擅弄琴。那天她抱琴而来,是准备送我登车后还要赶去城南参加一个琴会。我怕误了她的琴会,坚持要婉玉先离去,祖尧一人送我就行了。我抱琴和祖尧送她登车,待她坐定后,我就跟她说:‘婉玉,我将于巴山蜀水间,敬待你和祖尧相伴归来。’她开心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神经失常。她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报此血海深仇!”她悄悄买来一把匕首藏在腰间,渴望杀死张作霖为祖尧和遇难的同志报仇。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坐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已经被冻死在雪地里。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luo

著名化学家方液仙被绑架案[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宁波人方液仙（亦称方溢仙），是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大老板兼总经理，也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之一。方以经营三星蚊香、三星牙膏发了财，也因此招来了厄运，为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所觊，吴就向李士群进言，描绘方液仙是如何如何的富有。李士群原本是个贪婪鬼，安能无动于衷？况且特务的这个武器，又捏在自己的手里，不派派用场，无异是一种浪费。不过不给方液仙戴上一顶帽子，一望而知是纯粹绑票，总觉得太不像样。于是，便说方液仙与重庆有关，叫吴世宝将方逮捕。吴世宝的这件绑票案，算是通了“天”了。

1940年初，方液仙正踱出新加坡路10号家门不远的地方，预伏在方家附近的那些特务喽啰便一拥而上，准备把方液仙架上预停在那里的汽车里。方知道遇上了绑票，因离开自己的家不远，便一面挣扎，一面高呼绑票。几个特务便拿枪顶住了方的身子，吓唬他不准喊叫。不料其中一支枪走了火，把方液仙打伤了，方受了伤，丧失了挣扎的能力，遂由几个特务，把他架进了汽车。因为方的挣扎，拖延了一些时间，同时又因枪走了火，且离方家太近，唯恐方家已得知消息，打电话报告捕房，四面兜截，所以不敢径驶76号，以免狭路相逢，碰个正着。于是急急地把汽车开到景云里22号，亦即76号警卫总队第二方液仙以经营三星蚊香、三星牙膏闻名上海。

行动大队的队本部，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偷偷地把方液仙转到76号。

方液仙的个性是倔强的，吴世宝曾一再威胁方写信到家里去，说自己因与重庆有关，所以被捕，要家属赶快请人出来谈判，方都严辞拒绝。但方因受了枪伤，虽略有包扎，但流血很多，人已很难支持。吴世宝为了急于要制服方，也不管方液仙受得住否，还给方抽了一顿阔皮带，又灌了冷水，方虽几度晕过去，可是始终不肯写信。惟经此重创，已陷于人事不知了。李士群虽给方戴上了一顶与重庆有关的帽子，但连日本主子那里也没有透露过，毕竟是个私货，如果把方液仙放在76号的“看守所”里，万一泄露出去，总觉得不甚好听。于是，又叫吴世宝把方搬离了76号。隔了两三天，透出了消息：方液仙因重创致死。

方液仙失踪后不久，他的家属终于得到了线索，获悉方液仙是给76号绑去的。方家得到这个线索，还是来自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因为佘有个姘夫叫李祖莱，是中国银行的职员，他在李士群与吴世宝的家里，是一个出入频繁的清客。佘与李，在暗中既有了这种肮脏的关系，便也无话不谈了。某天，佘在无意中，谈到了方液仙，谁知李与方家不仅是宁波同乡，而且还带有葭莩之亲。李很迅速地把这消息告诉了方家，方液仙的老婆，便托李祖莱向李士群说项。不幸这时方液仙已因重创死亡。明知钱是好的，可是已交不出活人来，只好来个不认账。李祖莱只能再去求告于佘爱珍，佘才告以底细。并经佘的拉牵，方由吴世宝告诉李祖莱，方的尸首现在某某殡仪馆，要方家自己去查领。吴世宝虽把这底细告诉了李祖莱，当然仍是没承认这是76号干的，而推说是派人多方面打听出来的。据说方家虽然领回的是一具尸首，也花了一二十万块钱哩。

luo

浅谈新中国军用粮票[转帖]

中国食品商务网 2007-07-20 14:36:00
从二00七年一月一日起，国家对部队所需粮食的供给业务由过去凭军用粮票供给制改为计算机刷卡制，这标志着在部队实行了五十多年的军用粮票从此退出流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国家对粮食实行了严格的凭证、凭票定量供应。从一九五五年起先后发行了多套全国通用粮票，各省、市、自治区也发行了不同版面的地方粮票，从此，粮票做为一种特殊票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流通使用。随后国家有关部门对部队所需粮食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统一供给，先是部队后勤机关按规定向粮食部门编送用粮计划，凭“粮食支拨证”或“军用粮支拨证”领取粮食，后来一律凭军用粮票领粮或购粮。

从一九五七年到二000年，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印制了九个年版的军用粮票，分“军用粮定额支票”、“军用价购粮票”、“军用供给粮票”和“军用粮票”四个种类，共168枚。军用粮定额支票、军用供给粮票和军用粮票是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享受供给制的武警等兵种的部队官兵印发的购粮票证，是一种有价证券，全国统一结算，使用手续严密。价购粮票是对部队在编干部、职工和折款供给的士兵印制的购粮凭证。

一九五七年我国发行了首套军用粮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定额支票”，全套16枚，票面分面粉、大米、粗粮、马料四种，每种面额为5000斤、1000斤、100斤、50斤四种。在票面设计上借鉴了人民币的设计思路，票面庄重，美观大方，雕刻制版，带有编号，在票证收藏界堪称珍品。

一九五八年版军用粮票是我国第二套军用粮票，与一九五七年版基本相同，名称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定额支票”，分面粉、大米、粗粮、马料四种票面，每种面额为5000斤、1000斤、100斤、50斤四种，全套16枚，带有编号。在票面设计上，该票在一九五七年版的基础上，将中心图案做了缩小处理，原图案中的品名和大写面额分别移至左右两侧，图案中心位置增加了小写面额数字。

一九六0年，针对部队在编职工和折款供给人员的供粮问题，粮食部增发了军用供给粮票，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价购粮票”，全套8枚，面额为1000斤、500斤、100斤、30斤、5斤、1斤、3两、2两。票面图案相同，只是颜色不同，票幅随面额划、依次递减，不带编号。这是我国第三套军用粮票，也是第一套军用价购粮票。

一九六四年发行了第四套军用粮票，其名称与一九五八年版票相同，全套8枚，分面粉、大米、粗粮、马料四种票面，面额各为两种，面粉、大米、马料面额各为‘100斤、50斤，粗粮为1000斤、100斤，图案与一九五八年票相同。该票与1957、1958年军用粮票一直使用到1967年，被新版军用粮票代替。

一九六七年发行的第五套军用粮票与前几套相比变化很大，同时发行供给粮票和价购粮票，名称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价购粮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供给粮票”，全套20枚，其中供给粮票16枚，分面粉、大米、粗粮、马料四种票面，面额各为。1000市斤、500市斤、100市斤、50市斤；4枚价购粮票面额也分别为1000市斤、500市斤、100市斤、50市斤。图案为工农业生产和交通图，设计精致，美观大方，背面除使用说明外，还加印了毛主席语录，带有“文革”色彩。

一九七0年粮食部撤消，其职能划到商业部。一九七一年商业部发行了我国第六套军用粮票，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军用供给粮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军用价购粮票”，全套20枚，面额与一九六七年版相同，票面设计也基本相同，采用了一九六七年版图案，只是票面颜色作了调整，取消了背面的毛主席语录。该版价购粮票没有流通使用，供给粮票的实用票也很少见。

国家粮食部恢复后，于一九八一年发行了第七套军用粮票，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供给粮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价购粮票”，全套16枚，其票面设计和面额与一九六七年版基本相同，只是票面花纹有细微不同，并取消了马料票。该票与一九六七年版票混用，一直到一九九七年被新版军用粮票代替。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全社会的粮食供给也逐渐放开，由严格的计划供应逐步变为市场供应，粮票也随之逐步退出流通。国家对部队的粮食供给也做了调整，取消了价购粮及粗粮的供应，其它仍按计划凭票凭证供应。一九九七年，国内贸易部发行了我国第八套军用粮票，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军用粮票”，全套八枚，分面粉、大米两种票面，面额各为四种，即：500千克、250千克、50千克、25千克。在票面设计上，大米票主图为天安门，票面为综色，面粉票主图为长城，票面为蓝色，均由财政部监制，背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印章。带五角星水印和莹光防伪标记。该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假票，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停止使用。

二000年，国家粮食局印制发行了新款军用粮票，票名为“国家粮食局军用粮票”，全套56枚，分A、B、C、D、E、F、G七种版别，每种版别8枚，分大米、面粉两种票面，每种票面面额各分为500千克、250千克、50千克、25千克四种。由财政部监制，背面印有国家粮食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印章，背面下方用莹光印有“军用粮票”字样，在紫光灯下清晰可见。整套票均带编号，有不同的水印防伪标记，其票面图案充分展示了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成就。A版为军用舰艇图案，水印为梅花图案；B版为军用飞机图案，水印为方孔钱图案；C版为坦克和装甲车图案，水印图案大米票为齿轮，面粉票为小梅花；D版为导弹装备图案，水印为焰花开放图案；E版为火炮武器图案，水印图案为齿轮；F版大米票分别印有4处不同的革命圣地图案f小麦粉票分别印有4个不同的纪念碑图案，水印均为梅花图案；G版大米票分别为航军兵、空降兵、特种兵和战地救护图案，小麦粉票分别为海军、防化兵、装甲兵、通讯兵图案，水印均为梅花图案。该套军用粮票有以下特点：一是枚数多，全套56枚，是我国军用粮票枚数最多的一套；二是技术含量高，不仅有莹光防伪标记，而且每种版别、每种票面均有不同的水印；三是版别多，虽然是一套票，但分为七个版别；四是流通使用周期短，每个版别只使用一年，从二000年到二00六年，七年中每年使用一种版别的粮票，年初开始使用，年底即行作废；五是在使用过程中，实用票全部加盖由国家粮食局统一设计的使用印记，然后逐级上缴到国家粮食局统一结算并保管，每种票只使用一次，无重复使用现象，故该套军用粮票除样票外，实用票很难收集齐全；六是该套军用粮票不仅是新中国军用粮票的关门票，而且也是我国粮票发行史上的最后一套票，具有较高的收藏、鉴赏和史料价值。

如今，军用粮票与其它粮票一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用，彻底退出了流通领域，进人了收藏领域。而军用粮票以其精美的设计、庄重大方的票幅和其独有的特点，得到了票证收藏界朋友的青睐，成为票证家族中的娇娇者。人们在收藏、鉴赏这一枚枚军用粮票的同时，可以领略到五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勾忆起“短缺经济”时期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和不便，珍惜和收藏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激励我们勿忘昨天，珍惜今天，开创更好的明天。

luo

寻呼机：曾经流行数字恋爱[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寻呼机已经从生活中消失了。
“我想现在正流行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仍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传我这儿来/315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kissing/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是我气你”——这是1998年的一首流行歌曲，名字叫做《数字恋爱》。歌曲中这些数字代码都与呼机有关。

呼机，也叫“BP机”或者“BB机”，“有事您CALL我”，曾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流行语。

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便捷的寻呼机曾经是身份的象征，然而随着手机在生活中的普及，2007年3月2日，信息产业部公示称，中国联通申请停止北京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199、126/127、128/129无线寻呼服务。3月22日，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发出公告，除上海市外，无线寻呼网络在北京、天津、河北等30余个省市区将全部关闭。从那一刻起，曾拥有世界上最大寻呼网络和用户群体的联通，彻底退出了寻呼的历史舞台。“先生您好，您呼的是……”曾经回荡在城市上空那些寻呼小姐甜美的声音已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是传呼机年代非常著名的一句广告语。由于首次实现即时通信理念，在历史上短暂占据通信业鲜亮主角位置的寻呼仍“精神不死”。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大哥大”昂贵得让普通老百姓无法接受的年代里，从十几岁的中学生到做生意的老板，从热恋中的情侣到忙于工作的公司职员，几乎每人一“呼”。

在电影《甜蜜蜜》中，刚到香港不久的黎明发现张曼玉有一部BP机，黎明一脸羡慕地惊呼：“哇，BP机啊，你有BP机！你真行！”这是当时的时代缩影。和最早买自行车一样，最初使用寻呼机也是一种奢侈消费，一部摩托罗拉数字型BP机售价在2000元上下。而早期“大哥大”使用的还是模拟信号，高额话费双向收取，没有来电显示，不少用户兼配一部寻呼机。

当时，很多商人就是依靠寻呼机踏上通讯领域并挖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一家大型通讯卖场的老板刘先生谈起寻呼机的时候依然一脸陶醉，1993年的时候，他从日本回国。此时，“有事儿呼我”吸引了他的注意，手持BP机排队打公用电话是当时的街头一景。

老刘当年正是看中了这个商机，靠着借来的5000元专营寻呼机。“最开始，一台最高级的汉显寻呼机可以卖到七八千元，还因为货俏，欲买还得交预订款。不过很快，中文机就降到了八九百元，但其利润仍可达数百元，一台几百元的数字机，利润也在100元以上。”

在1993年8月，原邮电部出台国发第55号文件，社会经营单位获准进入电信业务市场。此后，社会办寻呼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仅北京一地平均每周就有2家寻呼台开业。那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要想富，上寻呼。”寻呼台的收入主要是服务费和“卖机子”。在90年代中后期，10万用户中等规模的寻呼台，每月实际服务费收入可超过300万元，除去成本，净赚100多万元。“卖机子”每月可售上千台，也有数十万元的利润。

上寻呼台和卖呼机让很多人尝到了甜头，事实上，很多在今天鼎鼎大名的通讯卖场巨头的发家史都跟寻呼机有关。

如果追溯历史，国内第一家无线寻呼台创立于1984年的上海。1985年11月1日，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属下的北京无线通信局经营的“126”正式开通。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让更多人认识了无线寻呼。当时，组委会的不少工作人员是“126”的“大客户”，126台为他们提供了“专项服务”。这之后，BP机时来运转，变得炙手可热。北京复兴门长途电话局南门东侧的一间小平房——“126”营业厅前，经常出现排队交费的长龙。

寻呼业向社会放开之后，到了1998年、1999年，寻呼机品牌多，选择多，价格也便宜了，三四百元就能买一部数字寻呼机。由数字寻呼机引发的数字代码流行语，有不少在当下流行的手机短信和网络上，还在继续使用。

1999年，中小型寻呼台开始萎缩，新的无线联络工具——手机抢走了寻呼台的业务。大批客户流失后，这些寻呼台陆续被联通收购。只有使用股票机的客户，成了寻呼机的最后一批固定用户。事实上，寻呼业在2000年以后急转直下，市场日益萎缩。此时，联通掀起了收购狂潮，一年内就有大大小小100多家寻呼台或被收购或退出了通信市场。

2003年，联通寻呼总用户为856.3万户，连续几年的净亏损均在每年1亿元人民币以上，寻呼业务已成为中国联通的一大拖累。到2005年2月份，联通全国198／199寻呼网用户仅剩2.8万，当年联通就申请上报了全面退出寻呼业的申请。

寻呼机虽然成了收藏品，但对于在商贸公司工作的职员刘胜先来说，传呼机却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他正是通过4年的“数字恋爱”，把女友“呼”成了老婆。

那是1997年到2000年的事情了。刘胜先回忆说，1997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和很多同学一样，花1000多元买了一部寻呼机别在腰上。其实，寻呼机对于当时的他来说，用处并不大，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当手表。

刘胜先是在南方上的大学，女友在天津。两个人没有那么多钱打长途电话，只能用寻呼机来传递爱情。

他女朋友最开始用的是数字机，于是刘胜先就想着法子编爱情数字发给她。什么“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2597758”(爱我就亲亲我吧)，好多好多。很多女友回过来的传呼往往都是一个“47”(死去！)，“每次接到这两个数字我都开心地笑上半天！哈哈！”

再后来他俩都换成汉字机了，每天都有一条情意绵绵的信息互发到对方的寻呼机上。就这样，大学四年他俩的感情交往非常顺利。毕业不久就结婚了。

“前几天，我爱人把大学时期用的寻呼机拿出来，安上了一节7号电池。开机后发现里面还留有一条我发给她的信息：‘等着我，马上就可以见面了。很想你。爱你的×××。’”

而在寻呼台那头聆听并传达这些爱情语言或者家长里短的就是寻呼台的寻呼小姐们，他们在幕后通过电波感受这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

刘大姐曾是中铁寻呼光信台的总领班。从1993年建台开始，刘大姐就担任光信台的总领班一职，一干就是14年。到2007年3月，她终于坚持站完最后一班岗，光荣退休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寻呼员是个热门行业，工作环境好，待遇也高。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五笔字型和打字速度是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口齿清楚，声音条件好的人比较有优势。尽管刘大姐刚工作的时候已经过了四十，但是甜美的声音让人觉得电话那头的她还是个小姑娘。

“干我们这一行声音特别重要。”刘大姐说。寻呼员和话务员一样是声音行业，电话那头的人看不到正在为他服务的寻呼员的脸，所以如何把这声“您好”控制得热情、亲切、得体是每个寻呼员都要学习和反复练习的。

谈起工作的成就感，刘大姐回忆到，那时每天的寻呼高峰是在早上9点前和下午5点后，“需要我们寻呼叫早的用户很多。”刘大姐笑称他们是用户最忠实的闹钟。“下午5、6点钟，我们又成了用户的信使，晚饭吃什么，家里缺什么，下班在哪儿等……大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情。尤其是大年三十的夜里，虽然寻呼员要坚守岗位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是当新年钟声响起时，50000条知心暖肺的祝愿经我们的手指一一传递出去，那种满足呀，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种被人需要、被社会认可的感觉。”

这种被人需要的、被社会认可的感觉持续了5年之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04年，寻呼机用户的数量逐年递减，由原来最红火时的十几万用户跌至几千用户，天壤之别的差距让刘大姐这样的寻呼人不得不面对并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

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通信”二字一直陪伴刘大姐左右，但是今日的“通信”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刘大姐有些黯然：“老话儿讲，人年轻的时候学会一门手艺，这辈子都不会饿肚子。但是这话绝对不适合通信行业，从我20世纪70年代做话务员第一次摸摇把电话起，到今天的寻呼机、手机、互联网、IP电话，仅仅三十几年时间，通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是一个永远能带给我惊讶，让我一生都在不断学习的行业！”

luo

郑和智剿特大海盗集团[转帖]

　中国海军于2008年12月26日开赴索马里打击海盗的消息，引起了国际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国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在古代航海史上的意义，却不大知道郑和舰队当年曾剿灭了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维护了东南亚海域的安全。

近三万人出征

　　明永乐年间（1403~1424），明朝皇帝朱棣不满

明朝初期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想宣扬国威，展示实力，所以他决定组织一支阵容强大的海上舰队“下西洋”。

　　明成祖对郑和的忠心和才干非常信任，所以派他带队执行这项规模庞大、行程艰巨的任务。

　　1405年7月11日，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诏书，组织船队出使西洋。

　　郑和率领208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率领官兵27800人，从南京龙江港起航，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湾编队集结，驶向福建长乐的太平港驻泊，以等候东北季风。冬天，东北季风来临，郑和船队便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正式扬帆远航。经过南中国海西部沿海海域，首先到达越南的占城（今归仁），然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达爪哇（今爪哇岛）、马来西亚的满剌加（今马六甲）、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今巨港）、阿鲁、苏门答剌、南巫里。再从南巫里出发，横越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到达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然后绕过印度半岛，先后到达印度的小葛兰（今奎隆）、柯枝（今科钦）、古里（今卡利卡特，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

史上悬赏最高的通缉犯

　　郑和巨型“宝船”至少有40多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仪器和武器装备。像这样大规模的船队，如此精良的装备配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前所未有。

　　船队的军事装备如此精良，事出有因。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海盗盛行，他们横行不法，劫掠民间财物。

　　绰号“海盗王”的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从此盘踞马六甲十几年，成为史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子,其成员最多时超过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度洋等地，总计有超过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座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

　　要知道，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1100万两，所以陈祖义成了有史以来悬赏金额最高的通缉犯。

　　“海盗王”陈祖义后来跑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国王死后，他干脆自立为王，成了渤林邦国的国王。他也到明朝永乐皇帝那里进贡，可很多贡品并不是在本国港口准备好的，而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抢到什么送什么。回国的时候，他也不落空，又是一路抢回去。最让永乐皇帝受不了的是，他不但抢西洋诸小国的船，连明朝的使船也抢。而且，实行的是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郑和舰队杀海盗5000余人

　　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在回航时抵达当地。陈祖义认定郑和浩浩荡荡的船队“有宝物”在船上，于是派人向郑和表示他想投诚。其实陈祖义是想诈降，然后一举抢夺郑和的船队。虽说陈祖义的人数和船只数量都不及郑和，但他鼓动部下说：“明朝的船队虽众，但操船者初涉远洋，大多为河塘之师；明朝的船虽大，但行动迟缓，且不熟地形；明朝的水师虽强，但多年未战，骄兵，且以马步兵为主。”更重要的是，陈祖义根本瞧不起郑和：太监算什么东西呀，而且这个太监还是靠陆战出名的……

　　陈祖义没有料到，郑和对陈祖义早有提防。因为郑和船队经过占城以后，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陈祖义的投诉。更幸运的是，陈祖义的阴谋被旧港一个叫施进卿的中国人知道了，他把消息告诉了郑和。郑和命令船队准备应战。

　　陈祖义率众海盗来袭时，郑和早有准备，用火攻烧毁海盗船，杀海盗5000余人。此后郑和的海军又设法将陈祖义等三人生擒，囚于船中回京。皇帝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了陈祖义，并斩首示众。郑和为东南亚海域铲除了海盗匪患，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为沿海人民带来福祉，受到各国称赞。

郑和的“治盗”经验：慎武

　　郑和打海盗重在“治盗”，具体操作是：积极用兵但谨慎动武。

　　郑和在平定陈祖义部的海盗时，采取关注民生、维护治安的做法，使海盗失去滋生的环境，而且郑和船队的活动还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郑和谨慎用兵还反映在对待斯里兰卡国王的问题上。那一次，斯里兰卡国王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眼红起了邪念。他把郑和请到宫中设宴招待，一面强行向郑和索取金币，一面又发兵抢夺郑和的船队。郑和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他了解到宫城中的士兵都被派去打船队了，城中兵力反而空虚，于是火速调来2000多名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宫城，反而活捉了这个贪心的国王，并把他和他的妻子、主要头目带回北京，后来皇帝宽大地把他们放回本国，该国从此不敢再对明朝有任何不敬。

(《扬子晚报》2008.12.24　喻啸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