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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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某民族主义[转帖]

一、古今中外“大某民族主义”的三个典型
　　
　　“大某民族主义”是指在民族关系中，尤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关系中，强调某个民族的素质、地位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谋求这个民族对于其他民族的特权乃至统治权。显然，它同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以实现某民族踞其他民族之上的法律法令。二是支撑这些法律法令的观点理论。前者可视为“大某民族主义”的硬件，后者可视为软件。
　　
　　回朔历史，可知古代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十三世纪的元蒙帝国。它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人)第四等。元蒙帝国法律规定“国家官制，率以国人居班首部”。“国人”即为蒙古族人，从而确定了蒙古族的民族统治地位。在司法制度上，规定“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付“烧埋银”(埋葬费)了事。对汉人、南人实行严厉的全面管制。不准汉人南人制造、收藏、持有武器。不准打猎，不准集会，不准练武，甚至不准夜行点灯等等。政府“括马”(即征用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其三分之二，汉人南人全取。通观中外历史，元蒙帝国所创大蒙古族主义居古往今来之首。
　　
　　现代史上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纳粹德国。它宣称日耳曼民族最优秀，应统治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劣等民族，如犹太人更应从肉体上消灭。根据这种理论，希特勒德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幸亏由于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同心协力，经过艰难的奋战终于挫败了它的狂想，使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没能全部再现。
　　
　　当代的“大某民族主义”的典型出现在马来西亚。只不过由于“大某民族主义”的观点已为国际进步社会所唾弃，马来西亚并不敢正面声称马来族优越，而只是埋头在实际上施行“大马来族主义”。马来西亚的法律给予马来族许多特权。在担任政府公务员，经营某些高利润的行业、企业，培训专业人才等方面，马来族都享有优先、优惠的地位。马来西亚“大马来族主义”的推行者前总理马哈迪前曾泪洒国会，宣称要辞去总理的职务。因为他愤感自己顶着国际社会的批评强行在马来西亚实行大马来族主义，却未能实现马来族崛起的愿望。他近乎羞愤交加地在巫统年会上说“我自觉羞耻的是，马来人太懒散，急功近利，性喜挥霍。政府发给的特权、优惠和商业机会，马来人都忙着脱手以套现，然后什么都不作”。尽管马哈迪发此牢骚，但马来西亚对有实无名的“大马来族主义”还是照施无误。
　　
二、“大汉族主义”大在哪里？
　　
　　中国古代有没有“大汉族主义”？
　　
　　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在中国什么时候汉族有过特权？首先考察一下古代。
　　
　　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期的汉民族处境不言自明。除上面所讲到的元蒙帝国的情况和众所周知的满清屠杀弹压外，再略举一例以说明问题。五胡十六国时入塞的游牧民族对汉族任意虐杀。北齐奠基者高欢(鲜卑化汉人)能得天下除凭藉北方六镇鲜卑流民外，还靠山东大姓高氏的武装力量。但即便这样，鲜卑人对汉人的歧视欺压仍非常厉害。有一次，高欢的一些部将们在议事，其中高氏大族中最勇猛的将领高敖曹也在座。这时有校尉进来报告说，河水突涨，治河役夫溺死甚多，怎么办？在场的鲜卑人将领刘贵竟说：“一钱汉，随他死！”意思是汉人的命只值一文钱。高敖曹听了大怒，拔刀要砍刘贵。众人力劝方止。当着高敖曹的面鲜卑将领都敢如此贬辱汉人，可想而知平时汉族民众被草菅人命到了何种地步。
　　
　　中国历史有确凿文字记载的有两千八百多年。自秦汉统一中国，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则为两千两百多年。在这此历史期间，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岁月是非汉族对中国全境或部份实行民族统治。汉民族，尤其是汉族普通民众遭受着民族、阶级的双重压迫自不待言，那么另外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岁月又如何呢？
　　
　　汉族人当皇帝固然不会明令把汉族人列为下等--因为无论怎么说，皇族本身亦属汉族--但却也引伸不出“大汉族主义”。汉族的中原王朝对境内外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三个时期去考察。一是中原王朝弱势期，二是局势相对稳定期，三是中原王朝强势期。中原王朝弱势期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比重，汉初、晚唐、两宋、明末均属此类。
　　
　　弱势期的中原王朝对咄咄逼人的塞外游牧民族大都采取割地、赔款、和亲等方法以取苟安。两宋最为典型，而晚明却较另类。由于明季有宋亡之鉴，士大夫阶级中主战派成为主流，再加上毅宗刚强的个性，使弱势的晚明仍对强敌采取抵抗态度。但无论如何，弱势的中原王朝，亦即弱势的汉民族与“大汉族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中原王朝为支付巨额的赔款、岁币必然向汉族民众征收更繁重的税赋。正是“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从而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
　　
　　局势相对稳定时期，两汉的大部、中唐、中明均可属之。这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不至割地赔款但大多也以柔性方式取得安宁。主要作法有和亲及进贡回赏、开边马市。把公主或以宫女冒充公主嫁给番王，构建姻亲关系以消弥或减轻、延缓游牧民族的入寇。进贡回赏亦以此为目的。让少数民族的酋长带少量土特产进京纳贡，然后回以重赏。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原王朝的虚荣心，也可使强悍的少数民族酋长从中获取物质利益，使并无入主中原大志，只以攫取财富为欲的酋长们乐乎其中。为了让更多的游牧民族中的一般民众获得所缺的生活用品，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开办一些榷场马市。此举也使汉地得到所需的马匹、井盐之类。进贡回赏的花费终究还是会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尽管它不及赔款岁币那样沉重。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唐局势相对稳定。而曾助唐平定安史之乱获大掠京都作酬劳的回纥，在肆意欺侮、压榨唐王朝几十年后终究因内乱和黠戛斯十万精骑的攻击而崩溃。当回纥部众解体衰微之时，唐王朝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反而以德报怨伸以援手。回纥散众分几支逃亡迁徙。奔西域的一支便成为当今维吾尔族之先民。南下唐境的两支得到唐王朝的善待。一支唐安置他们在振武、天德一带。给米二万五千石，绢三千匹。另一支迁居河西甘州一带。唐送其绢一万匹。由此可见唐汉民族的宽厚淳良，哪有“大汉族主义”的行事迹象？
　　
　　中原王朝的强势期当数又如何呢？检视史册可知，这个强势期相当短暂。散布在两汉、盛唐、明初的强势期相加也只占中国信史的十分之一左右。其所谓强势，是中原王朝对寇边的游牧民族出击并能取胜。这似乎有点“大汉族主义”的嫌疑，颇须探讨之。
　　
　　首先应弄清的是中原王朝的出击是什么性质？中外历史上民族、部族、国家的出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重要部份。从亚历山大东征到十字军东征直至纳粹德国的东征，从大流士的西征到成吉思汉的西征直至大和武士的西征，都是以侵略征服的形态出现。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王朝对塞外游牧民族的出击则截然不同，它不是以侵略征服为动力，而是自卫反击。是在以岁币和亲等方式都不能获得安宁后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即所谓“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两汉击破匈奴、盛唐打败突厥的由来与经过都为稍懂中国古代史的人们所熟知。明初亦是如此。朱元璋恢复华夏后对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穷追。朱棣经“靖难之役”即位后亦无伐北之心。他致书元主说“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元主竟将明使斩杀，朱棣大怒之余，忆及两宋惨祸。深知塞外游牧者终为华夏大患。委曲不能求，长痛不如短痛。遂在国家初定百废待兴之时毅然举兵北击。十四年之中，朱棣五次率兵亲征漠北。最终病逝征途。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有明之初造就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由此可知，无论两汉袭匈奴、盛唐破突厥、明初击残元都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争。与“大汉族主义”无缘。
　　
　　其次，还可以检视一下中原王朝反击战取胜后的后续动作。这后续动作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反击完成后势力基本退回汉境。如两汉之对匈奴，明初之对蒙古。二是留有屯田军和建立象征性政权机构。如西汉所设西域都护，唐所设安西、北庭都护府。西域各国奉中原王朝为正朔而仍自理政事。三是建立较正规的行政治理。如明季之于满州。有明一代，汉人大量移居辽东。至明万历年间，辽境汉民已数倍于女真，并建立了数十个直接受明庭治理的城镇。明庭还在东北全境建立了两百多个女真卫所，任命女真酋长治理之。这三种形态都说明中原王朝没有在反击战取胜的区域里建立民族压迫统治。故也不存在“大汉族主义”。
　　
　　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又如何对待呢？无论是两汉时期内附的匈奴，还是盛唐内附的东突厥，中原王朝都善待之。划出地域给其生息，并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用品。如匈奴战败后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汉王朝让他们定居五原、云中一带。汉和帝时有人口二十几万。汉王朝每年给他们一亿九十万钱，保障他们的生活。如此厚待，连南单于都由衷地说：“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义”。初唐灭东突厥后，得降众十多万。如何安置这些昔日烧杀掳掠的人群，唐庙堂之上展开了一场辩论。有一种主张是使回漠北。因“留之中国，有损无益”，“他日将成心腹之患”。另一种看法是，驱回原处，于情理有悖。而孔子有言：有教无类，如善待归降之众，晓以教化经年，则可变唐民，何患之有？故亦宜徙于中国边境各州。游牧农耕任其所愿。唐太宗采纳了后一种意见。而且，唐太宗还给众酋长封以从都督到将军、中郎将等官爵俸禄。允许入主长安的就有一万多家。如此仁爱宽厚地对待战败了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各游牧民族入寇得势后对汉人的血腥屠杀、疯狂掳掠真有天渊之别！这哪有丝毫“大汉族主义”的影子？
　　
　　此外，中原王朝又是怎样对待西南方各农耕少数民族的呢？诸葛亮“七擒七纵”的故事固然未必全部确实，但也反映出汉族对西南少数民族以文化融合为主而不以武力征服的方针。云贵和广西一部系在两宋和明代逐渐正式并入中国。中原王朝在那里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对这些州的少数民族不征或只征象征性的税赋。而沉重的税赋历来都是落到汉族民众的身上。“羁縻州”的知州、知县由当地酋长担任。谓之“土官”。而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则从两宋到明季以至清代才完成，其过程长达八、九百年之久。可见中原王朝奉行的是以怀柔驭蛮荒的国策，并无以大汉族去强行压服少数民族。更与满清入关后“留头不留发”企图以血腥手段同化汉族的政策有天壤之别。
　　
　　中原王朝和汉族人民有没有作过侵害境内少数民族和侵犯别国的事情呢？检视历史长河可以找到这样一些记录。
　　
　　公元二世纪初，东汉王朝的官吏豪强压迫西北凉州地区的羌族，激起事变。东汉王朝派兵弹压被击败。战争持续进行半个多世纪。羌汉两民族都遭到极大伤害。最后由东汉名将段颖率重兵，以欺诈突袭的方法彻底击破羌兵。杀羌人四万。这次汉羌之战区别于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契丹直至女真、蒙古的民族战争，因为它不是由羌族主动入侵引起。但战争的性质却在不停的摆动中。羌人反抗东汉官吏豪强压迫的起义是正义的。在起义取得胜利后，攻陷东汉城镇对汉族民众大肆烧杀掳掠是非正义的。东汉将领皇甫规惩办欺压羌人的贪官污吏。在安抚羌人的同时又坚决打击其进攻是正义的。段颖宣称“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才能解决问题。甚至主张杀光羌人，即所谓“绝其本根，不使能殖”而发动的血腥征伐是非正义的。在这里，羌人的非正义是来自原始的报复心理。段颖的非正义是建立东汉王朝对羌人的统治。这个统治是汉族的封建统治者对羌人的统治，而不是整个汉族对羌人的统治。
　　
　　因为这个统治更严酷地压在汉族人民的身上。汉族正式形成后两千几百年的历史中，汉族民众从来没有拥有过象金国猛安、谋克户的女真全民统治权、元蒙四等人制的蒙古全民统治权，和满清八旗的满洲全民统治权。故此，从东汉王朝对羌人的征伐中也引证不出大汉族主义主义。
　　　
　　隋唐时期发生了中原王朝征服高丽的战争。杨广征高丽的失败导致了隋的灭亡。唐太宗征高丽败而复胜则成为他那近乎完美的政治品格和人性品格中的瑕疵，实在令人为之惋惜。唐太宗征伐高丽来自他获得种种巨大成功后的骄矜之心。他对这个征伐行动负有主要责任。商议征伐高丽之时许多大臣都表示异议，遑论民众。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并没有什么大汉族主义主义。然而有人还是坚持认为有。他们举出的根据是这样一些：汉人士大夫阶级宣扬“华夷之辨”、“华夷之大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人民众也歧视性地把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这不是大汉族主义主义还是什么？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还拖出现代、当代的一些情况。他们说东北汉人把朝鲜人蔑称为“高丽棒子”，海外华人把黑人蔑称为“黑鬼”等等，这还不是大汉族主义？
　　
　　首先，这是把“大某民族主义”作了任意拓宽的解释。把民族歧见、乃至把日常生活中某些不够友善、不够文明的现象都上纲上线为大某民族主义。
　　
　　民族之间带有歧视性的或不够文明的称呼大多是双向的。华人称黑人为“黑鬼”当然不文明不友善，而黑人同样也以“chink“蔑称华人。那是否又可由此推论出有个大黑人主义呢？而且这类称呼较经常的是带有戏谑的成份类似学生之间起浑名而已。华人觉得自己的样子平和顺眼。黑人的外貌身材个个胜李逵，怪吓人的，故以“鬼”称之。“鬼”在汉语词义中有多重意思，其中之一是怪模怪样。基于这一思维，华人把白人也称为“白鬼”，因为白人深目高鼻、多须多毛、眼蓝发红，也属怪模怪样之类。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因为，如果说华人对黑人既害怕也有点瞧不起的话，那么华人绝对不敢瞧不起白人。但华人却也普遍都把白人称为白鬼。华人称黑人为“黑鬼”的原因因时、因地、因人都不同。可以是瞧不起，可以是愤恨(尤其是被黑人抢劫、欺负过的华人)，可以是戏谑。但无论如何都是不恰当的。故美国法律将“黑鬼”、“chink”这类称呼都列入种族歧视的字眼，予以禁止。
　　
　　古代汉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有其缘由。“胡”字在汉语中有不讲道理的意思，组合出“胡来”、“胡干”、“胡搅蛮缠”等词汇。从匈奴开始北方各游牧民族就凭藉其悍战性不断无端入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说它是“胡来”已是很轻描淡写的了。故称之胡人有何不妥？游牧民族入寇烧杀掳掠对汉族民众造成那么惨痛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汉人称之为胡人竟然就罪莫大焉，要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批判之？真是岂有此理！每思至此，不禁悲愤莫名！
　　
　　更何况，汉人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是恐惧多于愤恨。后赵王石勒公然明定国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同时又禁止汉人称游牧民族作胡人，违者重罚。一次，一个醉酒骑马者突闯入宫门，再飞驰而去。石勒见了大怒。责问门卫为何不阻止他。门卫惊惧，忘了石勒禁令，如实说，那是个喝醉了酒的胡人。俗话说，胡人难缠，我哪里阻止得了他。言毕，突记起石勒禁令，吓得跪地求饶。石勒反而笑道：胡人是难说话，免罪。
　　
　　名士樊坦被石勒任某地方官。有次他回京瑾见石勒。半路上被国人抢个精光。石勒见他衣衫褴褛狼狈不堪，惊问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樊坦答：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我这身衣服是临急找人借来的。石勒笑道：羯贼确实乱抢乱干。这样吧，我替他们赔给你。樊坦这才想起石勒禁令，惶恐不已叩首祈恕。石勒免之。石勒死后，比石勒凶恶百倍的石虎杀石勒子夺位。后赵汉人更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之中。
　　
　　强调大汉族主义主义存在的人们还会拿汉族士大夫阶级的“华夷之大防”之类来作为他们的论据。无庸讳言。汉族士大夫的这些论调当然不是民族和睦的言论，但它是否就等同大汉族主义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是对民族关系的一种分析、推论，并没有强调汉族优越于其他民族，因而也套不上大汉族主义的框子。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推导出“华夷之大防”系来源于惨痛的实际经验。开明汉族统治者和为之效力的士大夫阶级洞悉，对汉族百姓只要施以仁政，它是断断不会造反的。北方游牧民族则不然。你没撩拨它，甚至对它笑脸相迎，也没准什么时候它一样要突然入寇，烧杀掳掠。善待并无善报。而更为严重的是，当它的势力大到一定的程度，还会入主中原夺取皇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盖源于此，这难道不是对事实情况的总结吗？
　　
　　汉族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对民族关系的见解与典型论调大相径庭。究其缘由是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汉王朝击败匈奴用了两百年多的时间。唐王朝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节节取胜的唐王朝收编了大量游牧民族的军队。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沿着历史的长河检视，还可以发现，唐太宗“华夷一体”的美好图景终究被事实击碎。中唐以后作乱的多为内附番人，755年安史之乱的元凶安禄山、史思明均为杂胡(父母系不同胡族)。764年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铁勒仆骨部人)叛唐，引数十万回纥、吐番大军进攻长安。781年成德节度使李惟岳(奚人)要求朝廷承认其继承权，未获许，遂叛。782年恒、冀二州都团练使王武俊(契丹人)因不满朝廷封赏过低而叛。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末曷人)叛唐自立.....这一波又一波的叛乱终于拖得唐王朝奄奄一息，直到五代的后晋石敬唐(沙陀人)干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割让中国土地的罪行。
　　
　　中唐以后的乱局中也有汉将牵头的，但按比率比内附番将少得多。如果把考察的范围再扩展一些还会有这样的发现。匈奴在公元一世纪未被东汉王朝彻底击败后，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入塞内附。至三国时期的216年，曹操把内附匈奴人分为五部，已粗入曹魏行政建制。匈奴呼韩邪贵族改汉姓“刘”。尽管匈奴已相当汉化，可是，五胡十六国大乱时，首先(304年)发难灭晋者还是匈奴贵族刘渊。然而再隔四百多年到了中唐的番将作乱时，就再也没有匈奴族的动静。这就是说匈奴族已彻底融合于汉族之中。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鲜卑族身上。据此，可以这样推论，北方游牧民族除非已彻底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否则，总较易对中原王朝产生离心行动。故此汉族士大夫们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警惕，但却不是诉求汉族凌驾少数民族之上的大汉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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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裁军“主刀人”何正文 [转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对外宣布：中国将裁军100万!

　　此说一出，全球震惊。以美国为首的超级

　　大国，在长期的冷战中，自己争当全球军备竞赛的先锋，却时时处处封锁、遏制别国、尤其是中国国防力量的发展，将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妖魔化”，动辄指责中国“好战”，稍稍增加点国防开支就会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中国这一宣言，让这些反华势力全傻了眼！同时也让世界人民真正明了：中国的确是要一心一意谋求和平发展!

　　然而，要实施这一重大决定却决非易事。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何正文(1917~2000)将军，作为分管军务动员工作的总部首长，自始至终组织并参与了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被誉为百万裁军的“主刀人”。

　　多次精简的“主刀大夫”

　　兵贵精而不在多。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没有哪位统帅不赞成“精兵”，但真执行起来，往往又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小平同志复出后，曾在总参—次干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以来，我们军队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

　　在全军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的几次“大手术”中，何正文扮演着“主刀大夫”的角色，组织军务部门提出预案，分别征求老帅、各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的意见，汇总后上报军委和有关领导审阅，还要搜集世界各国的资料，到国外考察，再根据上下基本形成的共识，对预案进行十几次、几十次的修改。

　　在这一过程中，大凡涉及被撤、并、降、减的单位，由于直接牵扯到各自利益，不可能心悦诚服。多么尖锐的意见，多么尖刻的语言，多么冷漠的态度，多么难看的脸色，何正文都得听，都得看，而且还要有极大的耐心、诚心、热心去做这些单位的工作……十几年中，除了1975年的第一次精简因“四人帮”干扰未能进行下去，其他几次精简任务都顺利完成，为这次裁军100万的“更大的外科手术”准备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让人又敬又畏的人物

　　如果说，军队前几次精简，只是伤了点筋、动了点骨，而这次的裁军100万可就非同一般了，它是一次革命性的改革，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动作！

　　早在酝酿大裁军预案时，军委主席邓小平就多次召见何正文，明确指出这次裁军要“消肿”，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完成，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后来，他又几次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了人，但体制变动不大，这好像光拔鸡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哇哇大叫，精简整编方案的实质却落实不了……

　　身负重任的何正文，带领分管部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项历史性的系统工程，军令如山，中国进入了“裁军年”。

　　那段时间里，何正文副总长整天夹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着各种涉及到编制、精简、统计、意见等方面的文件、资料，一会儿在这里开会，一会儿又到那里听汇报。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是让人又敬又畏的人物。说敬，这件事最难办、最棘手、又最得罪人，他肩上的担子太重，操心的事太多；说畏，是因为谁都知道他肩上扛着一把党中央和军委的“尚方宝剑”，他现在的工作只有减法，看准了就是—个字——“砍”!

　　其实，作为百万大裁军的主刀人，何正文“割”的不仅是别人的肉，同时也是在“剜”自己的心！那些日子，他为裁谁留谁，撤谁并谁，合谁保谁，愁得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体重大幅度减轻，白发也一个劲儿疯长。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数十年军队生涯，被裁部队的领导中，不少都是和他关系密切的同乡、同学、出生入死的战友!

　　一天，何正文开会到深夜，刚到家，就有一个电话追到家里，是一位在外地休养的老首长打来的，他想知道有一支在红军时期组建的老部队是否保留。这支部队也在撤并之列，但在方案未公布之前何正文不能说，包括这位老首长也不应该讲。所以他只能答应老首长去了解一下。老首长没再继续追问，但他非常明白，一个主刀手术大夫怎么会不知道需要摘除的地方呢？次日凌晨，这位老首长又来电话，力陈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历数出了多少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部队的将军，言下之意还是要保留。看来，这位老首长为此事整夜未睡，其实，何正文同样也是彻夜难眠。

　　说到底，军队的一切精简整编，一切体制改革，目的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既要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又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至1985年，全军陆军部队的建制撤销了四分之—。—些有着几十年光荣传统、辉煌历史、显赫战功的“王牌”部队，一下子被撤掉了番号，确实让人于心不忍。但是，部队是好样的，为了党的事业，二话不说，坚决服从命令。有一支被撤销的部队，为了向军旗作最后的告别，干部战士全都含着眼泪，认真正规地举行了最后一次分列式……

　　作为共和国军队这段历史的当事人、见证人和亲历者，何正文将军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次大裁军的悲壮和阵痛。

　　“成(都)”、“昆(明)”取舍的幕后新闻

　　在百万大裁军中，何正文遇到的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是，要把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成为7个军区，这意味着有4个军区将被撤销。

　　每一个军区都是一部历史。这些大军区，都有各自精心设计、建造的战备机构，有那些具有光荣历史的部队番号、代号和名称，更有在数十年建设中与地方、地域共生共长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风貌，这是成千上万人用几代人的心血才建设和形成的，一旦被撤销，无论从工作、生活和情感上讲，并不比战争年代的“残酷”逊色多少。

　　何正文该如何面对这一巨大难题？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他自有他的16个字：出以公心，胸怀全局，坚持原则，不徇私情。

　　话虽这么说，可当成都军区与昆明军区面临撤谁留谁或是谁合并到谁的问题时，在成都军区工作生活了近20年何正文，难道就会没一点感情色彩，没一点“照顾”的意思？不少人都在冷眼观察着。果不其然，在处理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撤与留的问题上，还真就闹出了一些误解和讹传，一种所谓“成昆之变”的说法，一度还广为流传。

　　这其中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百万大裁军工作告一段落后，何正文坦诚地将内幕情况公之于众。

　　原来，包括何正文在内，大家最初的基本倾向是成都军区合并到昆明军区，方案也的确是这么报的。但在后来的上上下下反复论证中，认为昆明合并到成都更为合适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这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成都军区因为距离西藏最近、最便利，几十年来一直承担着保卫西藏、作为西藏战略后方的重任。而且成都又是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代军事重地，交通发达，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军区指挥机关如果设在昆明，战略纵深比较短，一旦有情况，不利于部队的机动和调动。于是，大家一致认为还是昆明军区合并到成都军区更合适。

　　认识是统一了，可在向军委提出这个修改建议前，何正文反倒犹豫了。因为他是从成都军区出来的人，现在由他来提这个修改建议，会不会被误解为偏向自己的老单位呢？

　　何正文思忖再三。他想连古人尚有“举贤不避亲”的雅量，何况我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军队高级干部？只要从大局着眼，从国家的安全、军队的利益考虑，就不应该去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即使有些同志有看法、有意见、有疑惑，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的苦衷的。于是，他下决心向军委领导提出这个建议，建议很快被军委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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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11号登月鲜为人知的细节[转帖]

　　在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40周年之际，美国作家克雷格·尼尔森在其著作《火箭人》中，描述了阿波罗11号登月前后鲜为人知的若干细节：

　　贵宾远离点火台

　　美国航天局也不能保证运送飞船的火箭不会在发射过程中爆炸，于是让所有来观看发射的贵宾，都坐在离点火平台5.6公里远的地方。

　　排便麻烦吃止泻药

　　那时候还没有技术让人在零重力下排泄，大便就变得十分麻烦，其中一名宇航员在整个登月任务中，不得不吃止泻药来避免大便。

　　缺燃料差点撞月球

　　当阿姆斯特朗要着陆时，登月舱几乎已经没有燃料了，许多地面指挥员担心他可能会直接撞到月亮上去。但有工程师计算表明，在登月舱着陆时，可能会有很小一部分废气会被压力冲回火箭里面，从而点燃剩余的推进剂。

　　降落动作太“温柔”“人类的一小步”实际上并不小。由于阿姆斯特朗在操作登月舱降落时动作太轻柔，以致机舱的减震器根本没有压缩，之后他不得不从高近1米的登月舱架子上跳下来。

　　国旗难插月球表面

　　登月后最困难的事情是放置国旗。此前的研究预测月球的土壤是很软的，但登月后发现，月表只有很浅的一层尘埃，下面都是坚硬的石头。最后他们费了不少工夫才把旗杆插到地里面去一点点。

(《工人日报》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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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曾担心文革点火容易灭火难[转帖]

李宗仁回国后仅1年多，不幸之神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夫人郭德洁女士因癌症于1966年3月21日逝世，享年60岁。此时李宗仁先生已是76岁的老人了，夫人的逝世，使他伤怀不己。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如暴风骤雨般地降临了。李宗仁开始担心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正当国家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呢？所幸的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周恩来安排送到三0一医院保护了起来。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宗仁，目睹波澜壮阔的场面，并没有激动起来。一方面，他很高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给予他的礼遇；另一方面又为这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忧虑着。此时的毛泽东很高兴很活跃，他和林彪热情地检阅着红卫兵队伍，兴高采烈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
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尹冰彦先生。尹冰彦做了如下记录: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谈谈。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8年4月，由于李宗仁心情抑郁，生活上缺乏很好的照料，其身体每况愈下，得了肺炎。住院期间，大便大量出血，经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在医生的帮助下，他战胜了死神，手术相当成功，但不久又患了严重的肺气肿，一支气管丧失功能，终日离不开氧气瓶。
1969年1月下旬，李宗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前来探望的尹冰彦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国家里，了却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点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对你讲过，还没有来得及向周总理提出，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但是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那些书(指李带回来的很多线装书，如《二十四史》、《四部备要》等)送给广西图书馆，书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想着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他提到的那些书画均是齐白石、徐悲鸿等与其六往时送的上等精品，甚至还有不少是他多年收藏的文徵明、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书画珍品。他在美期间，儿子李志圣曾要求留几幅给自己，李宗仁未答应。李宗仁归国后曾向人说起过事。他说:“这些东西我把它看作国家的珍贵文物，带回国总算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留在美国，最后必然为外国所有，况且这些画又都有我的名字，怎能使它流落国外呢？为了这件小事，志圣很不谅解，他连封信都不给我寄来。”
李宗仁提到的那几瓶酒也颇不寻常，其中大部分是法国的白兰地和英国的威士忌，都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仅在李宗仁手中就保存了几十年之久。酒瓶上都有历代专家鉴定的签字和贴有收藏家的签名封条。这几瓶酒从外国代表团送给李宗仁的，跟随其南征北战，飘洋过海，始终与主人“形影不离”，足见其珍贵程度。
李宗仁回国后曾多次向人提起，说这种酒可以入药。他特意留着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但酒还未送，人已不起。此时仍念念不忘此事，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这几瓶酒本身，它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老人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厚感情与谢意，也寄托着这位弥留的老人对新中国的希望。
李宗仁在弥留之际，由别人代笔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总理看了此信后，感叹地说:“李先生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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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五: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开国名将 [转帖]

在我军的开国将帅中，共有3位上将、2位中将是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将领，另外还有5位少将也是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将领。

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开国上将

陈明仁上将

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县人。曾任国民党东北第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华中\"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八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陶峙岳上将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曾任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员，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一九四九年率部在新疆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董其武上将
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曾任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0一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率部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经二十三兵团司令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开国中将

孔从洲中将
孔从洲（1906-1990 ）：又名孔从周。陕西西安人。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中将副军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于河南巩县起义，历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曾泽生中将
曾泽生（1902-1973）：云南永善人。曾任国民党任政府军吉林守备军司令兼60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1948年10月率60军在长春起义。起义后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任军长。1950年10月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另外,邓兆祥、刘善本、张全珍、林遵、巍镇等5位开国少将也是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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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八:林彪元帅的战争“后遗症” [转帖]

由于戎马大半生，建国后林彪对和平年代的很多生活方式都很不适应。比如，已经习惯了在行军打仗中风餐露宿，反到在宽大舒适的床上却无法入睡。

因此，饱受失眠困扰的林彪就会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调一辆军用吉普车让司机直奔郊外。每次，都是等车一行驶到十三陵水库一带，他便命令司机加快油门，于是，吉普车便会像一个发疯的野兽，在田垄、斜坡、淤地、平野、庄稼地里疯狂地颠簸，并越开越快……直到坐在后坐上的林彪安然入睡并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司机才会关掉引擎和车灯，然后静静地等待林彪从熟睡中醒来……

林彪，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1929年3月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 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同年9月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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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九:洪学智将军为什么被两次授予上将[转帖]

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人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这不仅在中国,就在全世界军史上也绝无仅有。
洪学智将军首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1955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88年洪学智将军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那么，在同一支军队里，洪学智将军为什么会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呢？
这是因为，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军衔制被认为是学习苏联的产物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否定。加之当时左倾思想已经开始弥漫，军衔被一部分人视为了资产阶级的法权代表。而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军衔制也没有实际意义，以前在没有军衔制的情况下我军也战胜了许多有军衔制的军队。当然，实行军衔制以来，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军衔的晋升、退役等，尤其是军衔没有在明确军人等级、待遇等方面起到应有作用。所以，当贺龙提出取消军衔制的建议时立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同意。1965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取消。从此，我军从排长到三军统帅的军服是一样的，只能够从口袋的数量区别干部（四个）和战士（两个），从衣服领子区别男女（小翻领）。
正因为是取消军衔制，而不是停止授衔，所以等于当时从元帅到士兵大家就都没有军衔了，有的只是职务和行政级别的区分。所以，当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时，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洪学智被再次授予上将军衔——这也是当时所授的我军的最高军衔。
除了洪学智上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还有1955年被授予过中将军衔的张震、秦基伟和1955年被授予过少将军衔的郭林祥、李耀文、向守志、尤太忠、刘华清、李德生以及1955年被授予过大校军衔的徐信。
洪学智上将，1913年2月2日生于河南商城县汤家汇（今属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起义军编入红军第一军独立旅第五团。
1931年起在红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先后任排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等职。1933年7月起历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师、九十三师和红四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5月随部参加长征。
1941年6月起历任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兼盐城卫戍司令、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1946年1月起历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等职。1948年11月起历任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湘赣、广州等战役。之后兼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和海防司令员。
1950年参与指挥解放海南岛和解放万山群岛等作战。7月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6月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
1954年回国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9年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职，后长期在地方工作。1977年起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2006年11月20日22时10分，洪学智上将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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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一；共和国的开国将帅主要来自那些省份?[转帖]

在共和国1614位开国将帅中，计有1092位来自于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五省，占全部开国将帅的61.4%。其中江西最多，为325人，占20.1%；第二的是湖北234人；占14.5%；湖南列第三位，199人占12.3%；第四是安徽，128人占7.9%；河南列第五，106人占6.6%。
另外，中国有十个县被称为“将军县”，依此是湖北红安61人，安徽金寨55人，江西兴国54人，湖南平江52人，江西吉安46人，江西永新41人，湖北大悟37人，河南新县35人，安徽六安34人，湖南浏阳30。此外，还有福建上杭27人和湖北麻城26人。
在10位开国元帅中，有3位来自湖南，分别是彭德怀（湖南湘潭）、贺龙（湖南桑植）、罗荣桓（湖南衡东）；有2位来自四川，分别是朱德（四川仪陇）、陈毅（四川乐至）；有2位来自重庆，分别是刘伯承（重庆开县）、聂荣臻（重庆江津）；广东、山西和湖北各1位，分别是叶剑英（广东梅县）、徐向前（山西五台）和林彪（湖北黄冈）。
在10位开国大将中，湖南就有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湖北有2位：徐海东和王树声；广东和四川各1位，分别是张云逸和罗瑞卿。
　　在57位上将中，湖南省最多，共有19位：李志民、宋任穷、唐亮、王震、杨勇、傅秋涛、苏振华、钟期光、甘泗淇、陶峙岳、陈明仁、邓华、李涛、朱良才、宋时轮、杨得志、李聚奎、彭绍辉、肖克；其次是湖北，共有14位：陈锡联、郭天民、韩先楚、王建安、谢富治、周纯全、陈再道、王宏坤、刘震、王新亭、陈士榘、贺炳炎、黄永胜、王平。两省33名占上将总数的57.9%。其它依此是福建3位：刘亚楼、杨成武、叶飞；江西3位：陈奇涵、肖华、赖传珠；陕西3位：李达、阎红彦、张宗逊；四川3位：陈伯钧、张爱萍、傅钟；安徽2位：洪学智、李克农；辽宁2位：吕正操、周桓；山西2位：董其武、赵尔陆；广西2位：李天佑、韦国清；广东、贵州、河南、内蒙古各1位，分别是周士第、杨志成、许世友和乌兰夫。
在177位中将中，有45位来自湖南、32位来自湖北、37位来自江西、12位来自安徽、 8位来自河南、7位来自福建、6位来自广东,、5位来自陕西、4位来自广西,、3位来自山东、2位来自河北,、2位来自西藏；来自江苏、新疆、北京、宁夏、辽宁的各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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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二:从“四野”走出的521位开国将帅[转帖]

四野，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总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军区兼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兵团：第12兵团、第13兵团、第14兵团、第15兵团。

l955年4月，中南军区奉命改称广州军区，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归广州军区指挥。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度实行军衔制度，到1965年6月军衔制取消为止，先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共1614人，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

在元帅、将军之中，原属四野的就有521人，包括：

林彪元帅
林彪，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3月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 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1902-1963）,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 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

肖劲光大将
肖劲光（1903-1989），1903年生，湖南长沙人。1930年12月后历任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3年11月被“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受到错误处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1937年初，任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

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获平反昭雪。

谭政大将
谭政(1906-1988)，原名谭世铭。湖南湘乡县人。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中央军委常委、顾问，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

除两位元帅、三位大将外，“四野”还出了19名上将，包括刘亚楼、韩先楚、李天佑、邓华、吕正操、肖华、肖克、洪学智等；57名中将，包括吴克华、胡奇才、梁兴初、杜平、温玉成、曾泽生等；440名少将，包括贺晋年、曾克林等。

四野将军的数量接近了全国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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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秘书为何多劫难?[转帖]

今人不论对毛泽东有何评价，最重要的尊重史实，并依据史实做出正确判断。毛与秘书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在于这有助于更准确认识毛。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毛秘书中太多人遭遇劫难了，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难道？唉！

毛泽东的秘书，最重要的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等几位。其中江青是毛的妻子，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均在毛泽东在世时被打倒过，而最惨烈的是田家英。他其实是毛秘书中最有智慧最有文才的一位。最后，他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延安时期，青年田家英投奔到“革命圣地”。他在抗大报上发表的抗日战争、历史、古典文学文章，毛颇为欣赏。后来，田家英被胡乔木、陈伯达等推荐给毛当秘书，毛让他写一份调查报告。田家英完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连声赞扬。这样，毛就启用了田。当时，田26岁。

田家英的才华，一个小故事足可以说明。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要致开幕词。讲稿先由陈伯达写，但陈写得太长，又离题太远，毛就叫田家英重新写一个。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就写出来。毛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后来成了“毛主席语录”，作为标语写在全国大街小巷，流传甚广。然而，这实际上是“田家英语录”。

但是，田家英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的“反右 ”、“大跃进”、“打彭（德怀）”等做法，让田家英非常痛苦。借着毛让他调查的机会，他曾试图告诉毛社会真相。但毛不为所动。这样，到1963年前后，毛就不太信任他了。大约1966年前后，毛看中了戚本禹，也彻底放弃了田家英。这样，有了如下一幕：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晚，田家英挨批判。别人还扣他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晚上开完会，田家英回家连夜清理文件。他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戚本禹打电话催促移交工作，激怒了田家英。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可是，田家英的死显然没有唤醒毛。不久，在毛的亲自发动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

陈伯达是呆在毛身边最久的秘书，他当秘书的时间长达31年。

陈伯达对毛有过救命之恩。应是1948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国民党军队得到情报，派B—25轰炸机来轰炸。敌机越来越近，毛却不肯进防空洞。江青等人劝不了毛，陈伯达就去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经这样一闹，毛才去防空洞。毛刚离开，敌机便扔下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毛泽东的房子玻璃全震碎，墙也坍了。

但是，陈伯达不像田家英有才华，更没有田的正直良知。不过，陈伯达虽然比不上田家英那样有才，但也是一位难得的笔杆子。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等，都出自陈的手笔。

陈伯达的问题在于善于投机。对毛的一系列错误，起初他与田家英其实是认识一致的。但毛不愿意改正，陈伯达就立即转肽，“效忠”毛。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之前，陈伯达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当着毛的面就说信写得不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田家英等人都因为赞同彭德怀的信而“右倾”了。毛这时对陈伯达、田家英都不想失去，只不过借此敲敲他们的警钟。结果，陈伯达立即写文章，猛批彭德怀。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时会对政局产生一些影响。这样，到了文革时，陈伯达的政治权力上升到极点，成为毛、林、周后的第四号人物, 即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文革中，陈伯达成了政治打手，有意无意根据毛的政治意图制造一些冤案。

1967 年12月26日，陈伯达唐山演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陈伯达的这一番讲话，便成为有名的“冀东惨案”。之后，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使8.4万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

只是到了中共九大时，由于周恩来、林彪、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已是政治红人的陈伯达因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他站到林彪一边。到了林彪逃亡之后，陈伯达就走进监狱，承担“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责任。还好，因为曾救过毛一命，陈伯达虽然身在监狱，物质生活却不错。

胡乔木，自1942年2月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 ”爆发为止。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是经胡乔木整理、提供素材或润色才变得非常有文采的。比如《为人民服务》中的那句名言，就完全出自胡乔木之手:“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961年初，毛泽东要胡乔木下去搞调查，目的是让胡带些实际证据来证明他的“反右”、“大跃进”是正确的。但是，和田家英一样，胡乔木交回的四份调查报告，其实都只能证明反右反错了，大跃进错了。毛很不高兴。恰在此时，胡乔木又多了一嘴，把刘少奇私下的谈反左的话说给毛泽东听。毛利用胡乔木的话做起他与刘少奇之间斗争的权谋文章，弄得胡乔木在两位政治人物之间里外不是人。胡乔木与田家英、陈伯达都不同。他选择的是逃避，请起了长病假。

文革中，胡乔木一家受到迫害，从1966年 12月前后开始。1967年12月6日，胡乔木被正式列人“周扬专案组”，进行专案审查。“周扬专案组”属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中专一办 ”)，江青直接过问。此后不久，1968年2月，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勒令胡乔木儿子退学，强迫胡乔木夫人谷羽签字。谷羽气恼、着急，不幸中风，半身不遂。胡乔木多少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一些关照，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命运。

1975年，邓小平复出，胡乔木也跟着复出，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1976 年邓小平被打倒，胡乔木眼看着也要重新遭难。此时，他通过自我检讨、写揭发材料过关，只求自保。这样，得罪了邓小平。这又有了后来邓小平复出，重新大度启用胡乔木的故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胡乔木起草的。

叶子龙，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叶子龙的麻烦源于所谓“窃听器事件”。

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想到了录音。1956年以前，机要室没有录音设备。叶子龙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就有了录音机。文革中，叶子龙所做的这事，被说成秘密搞“窃听器”，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为“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他为这样有“罪”了。

包括江青在内，毛的五大秘书都劫难重重。回想起来，令人喟叹。

毛泽东的其他秘书，也多楚囚对泣，真闹不明白怎么搞的。

按叶永烈的查实，毛一生共有26位秘书。究竟有没有遗漏，那是史学家研究的事。下面是毛秘书的一些状况，若已查实有过磨难，则简要说明之。其中江华、周小舟、王炳南等人的遭遇，尤为凄凉。或妻离子散，或自杀身亡，人生之不幸，莫过于此。

江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秘书长，1928)，文革前，江华已是浙江省委书记。文革开始之后不久，江华因病住院。1967年2月上旬，江华被造反派从上海华东医院里抓了回来，秘密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里。幸被周恩来保护，江华被送至北京，未至严重迫害。但江华的妻子，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却被严厉迫害。当时江华夫妻分离，不通音讯。1967年1月19日17时左右，吴仲廉蹊跷地离开了人世。吴仲廉死后，法院内外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吴仲廉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走资派、叛徒、对抗文革……”1月27日，省市造反派还在人民大会堂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大会”。江华1975年至1983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审判“四人帮”。

古柏(1929—1933),曾挨王明整肃。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未能参加长征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因国民党军包围战死，年仅29岁。

曾碧漪(1929—1933), 古柏的妻子。

贺子珍(1929—1937)，毛的第三任妻子。

谢觉哉(1932—1934),1971年病逝。

李六如(办公室秘书长，1932一1938) ,“文革”中受迫害,1973年含冤而死。著作有自传性小说《六十年的变迁》，被译成英、日等多种文字传世。

叶子龙(初为生活秘书，后为机要室主任。1935—1962，共27年) ，如前述。

张子彬(1936—1938)

周小舟(1936．8—1938),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1959年在毛打彭中，因私下说了同

情彭的话，立即被打成彭集团，批彭后变为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调入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周小舟即开始被批斗。1966年12月26日早上，

周小舟以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

李一氓(1936)，文革期间，李一氓被江青和康生等人迫害，投入秦城监狱。1974年，李—氓才结束6年的监狱生活，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邮当副部长。

张如心(1937),“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发明人之一。

李井泉(1938),曾任四川省委书记，三年大饥荒四川饿死人较多，原因在于他的极左思想。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一个儿子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

江青(生活秘书1938．8—1976．9)，毛的妻子，不必多说。

陈伯达(政治秘书，1939年春一1970，共31年)，如前述。

胡乔木(政治秘书，1942．2—1966．6，共25年) ，如前述。

王炳南(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文革前任外交部副部长，因被控“特嫌”受迫害，妻子自杀身亡。

田家英(1948．10—966．5，共18年) ，如前述。

罗光禄(机要秘书，1948一1963．5，共15年)

高智(机要秘书，1953年初一1962．4，共11年)

林克(国际问题秘书，1954一1966，共12年)

徐业夫(机要秘书，1957—1977)

李锐(兼职秘书，1959), 59年李锐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追随者”，被开除党籍，不断批斗，遭受8年牢狱之灾。文革结束后，任中组部副部长。晚年成为毛泽东生平事迹的研究专家。

戚本禹(“文革”初期—1968年初)，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 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高碧岑(机要秘书，?—1974)

张玉凤(机要秘书，1975年初—1976．9), 张玉凤曾是毛泽东专列的列车服务员，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后来，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分居，江青要见到毛，反而要求张。

参考材料：
《毛泽东的秘书们》
《炎黄春秋》2002年第6期
《外交部文革纪实》
《叶子龙回忆录》
航亿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