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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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建国后为何被定为叛徒？ [转帖]

瞿秋白只活了36岁，他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主要领导人，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从容就义。就义前，瞿秋白已清醒地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他沉着、镇定，挥笔写下了多首诗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共有7首，瞿秋白还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以本来的面目留在2万多字的《多余的话》中，就是这篇《多余的话》后来一度让瞿秋白长时间背负了“叛徒”的罪名。今年是瞿秋白诞辰11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看看瞿秋白去世后，发生在瞿秋白身上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作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

瞿秋白就义后12天，1935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瞿秋白在长汀被枪决的详细消息。7月3日至6日，国民党《福建民报》连载瞿秋白狱中访问记，6日国民党《时事新报》以白话形式转载，8日国民党特务杂志《国闻周报》第十二卷二十六期转载。当时，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所以最早对这一信息作出反应的是在苏联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郭绍棠最早得知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他在《回忆瞿秋白》一文中这样记述:“我第一个了解到他牺牲的消息。我将发生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成员作了报告，他们听到这个悲痛的消息都很震惊。皮克、贝拉·库恩、马·卡申、曼努伊尔斯基、克诺林、科拉罗夫、库西宁、加·波利特等分别为共产国际悼念瞿秋白的专号墙报写了悼念文章，都对这位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国际反帝联盟领导人之一表达了深切的敬意。他们指出了瞿秋白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杰出功绩，谈到了他的英勇精神，认为他的牺牲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指出，“瞿秋白同志的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巨大损失”；并称瞿秋白“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光辉榜样”。

因为国内白色恐怖，加上回国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工作繁忙，他们7岁的女儿瞿独伊在中共六大结束后就留在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苏联很快就发表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消息。瞿独伊后来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这样记述:“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我看到了父亲牺牲的消息，惊呆了的我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瞿秋白富有文采，赢得了鲁迅的尊重。瞿秋白在上海时，曾经去鲁迅家做客，鲁迅和许广平睡地板，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瞿秋白被捕后，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瞿秋白牺牲后，体弱多病、形销骨立的鲁迅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成书的全过程。1935年10月9日，鲁迅拟写的《介绍〈海上述林〉上卷》的消息说:“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红军长征结束后，时值瞿秋白殉难一周年，1936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机关报《救国时报》出版了“瞿秋白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专版，这也是中**史上第一次以专版的形式纪念党的领导人。苏联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还编印了一本题为《殉国烈士瞿秋白》的中文书，书中收录了陈云、李立三、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和王明、康生等人悼念瞿秋白的文章，该书的“引言”称:“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领袖之一。他毕生为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当他牺牲的周年纪念日，不仅中国共产党员，而且全中国人民都必然要纪念这位优秀的领袖。”

在瞿秋白殉难两周年时，1937年6月17日，《救国时报》第四版再次发表纪念瞿秋白烈士的文章及一张瞿秋白烈士的照片，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第一次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纪念瞿秋白的文章，题目为《“热血”重温——纪念秋白同志死难二周年》，文章第一次描写了瞿秋白的形象:“我有着说不出的感动和沉痛，更加敬佩他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愿意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贡献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精神。”

在瞿秋白殉难三周年时，1938年6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先后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大、中央组织部党训班、青年干校等讲授党的建设课程时，讲授了《纪念秋白同志》的提纲。提纲分为两大部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学习瞿秋白精神的重点。

在瞿秋白遇难十周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由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对瞿秋白烈士作出重要的评价，评价说:“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1946年，遭受王明迫害的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母女到家中做客。毛泽东郑重地对她们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杨之华的请求，为冯雪峰主持编辑的《瞿秋白文集》题词。毛泽东在题词中说:“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951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给中共龙岩地委、龙岩专员公署、中共长汀县委、长汀县人民政府下达指示，要求组织得力干部寻找瞿秋白烈士的坟墓。几经努力，最终在长汀盘龙岗找到了瞿秋白的坟墓。1955年6月18日，在瞿秋白殉难20周年忌辰，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瞿秋白的遗骨安葬举行隆重仪式，瞿秋白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仪式由周恩来主持，董必武、康生、彭真、周建人、叶圣陶、杨之华、许广平等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瞿秋白烈士生平报告。报告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被错定为叛徒的经过

20世纪60年代，在狠抓阶级斗争的氛围里，经江青、康生等人授意，1963年8月，戚本禹继抛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揭露太平天国后期的忠王李秀成是叛徒之后，又写了第二篇批判文章，借批李秀成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叛徒问题，促使原来的学术讨论变成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多余的话》由此受到牵连。不久，常州瞿秋白故居被关闭，已征集到的文物也被封存。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抓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多余的话》被污蔑为瞿秋白的“叛徒自白书”。1967年4月12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4月13日，康生也在军委扩大会上谈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这个决议，对毛主席的作用有一些正确的议论，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譬如对瞿秋白的说法是不对的。”

1967年4月22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4月25日，康生在高级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上讲话说:“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高岗、彭德怀、张闻天一直到刘邓，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5月6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合办《讨瞿战报》第一期出版。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也随之被隔离审查，其他亲属都受到各种严苛待遇，还株连到了研究瞿秋白的人员及收集和保管瞿秋白烈士文物的各级干部。1967年1月19日，红卫兵冲进江苏常州西门公墓，砸坏了在那里的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坟墓。

1932年6月19日，在山东济南以教书为生的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被安葬在济南南郊。1949年之后，瞿秋白、瞿景白、瞿坚白兄弟三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瞿氏后人也专程从常州来济南寻找瞿世玮的坟墓。后来，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又从北京专门致函山东有关部门，要求妥善保护瞿秋白父亲的陵墓。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后，红卫兵也把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的墓碑给砸掉了，坟也给平了，后来坟地变成了一片苹果园。

不久，杨之华被撤销北京户口，转到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秦城监狱。1973年10月20日凌晨，72岁的杨之华在秦城监狱含冤病逝。

平反的曲折历程

1978年，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的历史冤案终于平反昭雪，但瞿秋白的名誉却一直未得到恢复。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先到中央专案组查问，但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后来，瞿独伊拜访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在医院住院的陆定一抱病亲自给陈云和黄克诚写信，要求党中央为瞿秋白同志平反，信件原文如下:

陈云、黄克诚同志并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说瞿秋白是叛徒，我很怀疑，现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请求复查此事，理由如下:（一）瞿在被捕之后写了《多余的话》，情绪消沉。这篇东西，因周总理看过，确是秋白所写。但以此为据，判定秋白是叛徒，则证据不足。因为它究竟不是自首书或反共宣言。（二）定秋白为叛徒的，是以谢富治为部长的中央公安部，时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谢富治人很坏，当林彪、“四人帮”走狗，诬陷了很多好人，对瞿秋白的叛徒也拿不出可靠的证据，值得重新检查，不能轻率相信。（三）秋白被枪决，国民党曾发过消息，登过报。如果秋白叛变了，国民党必须大肆宣传，但这种宣传并未发生。

专致

革命敬礼！

陆定一

1979年2月1日于北京医院

瞿独伊还走访了中组部原部长安子文和廖承志，廖承志对瞿独伊说:“独伊，你应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给你父亲平反。”不久，瞿独伊按廖承志的吩咐动手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为父亲平反。

为了能尽快为父亲平反，瞿独伊亲自动手收集瞿秋白被捕后的一些情况，她寻访了当年国民党在福建负责关押瞿秋白的高级官员宋希濂。宋曾经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十分钦佩瞿秋白，当年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还为老师置办了酒席。他对瞿独伊说:“当时，我直接审问过瞿先生。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中统特务到福建长汀找瞿先生劝降。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没有出卖任何共产党的组织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他写的《多余的话》，我印象很深。这篇文章是瞿先生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从文字上看情调伤感低沉，但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

“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瞿秋白的问题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瞿独伊也继续为父亲瞿秋白的平反而奔波，在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下，她又向中宣部写报告，请求由中国文联、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一次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的座谈会，书记处很快就予以批准。

1980年6月17日，纪念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著名作家茅盾刚刚做了眼睛手术，竟然也坐着轮椅赶来出席会议。为此，谭震林说:“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说过，我们党内领导同志只有瞿秋白同志不搞家长制，他是最讲民主的。”李维汉也说:“我们党内从陈独秀到毛主席都搞家长制，唯独瞿秋白不搞。秋白同志‘八七’会议后接替了陈独秀的领导，他还是尊重陈独秀作为一个学者，尊重他的人格。会后还去看望他，与他谈话。瞿秋白犯盲动主义错误是认识问题，与王明的错误完全不一样。”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由中纪委常委曹瑛主管的第八组，由孙克悠任组长，专门负责瞿秋白被捕就义情况的复查工作。第八组成员在北京、杭州、上海、南京、常州、长汀等地进行历时一年多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坚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至于《多余的话》，迄今未找到手稿，“即使就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1980年10月19日，经过多方努力，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通知说，中央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瞿秋白没有叛变自首，“文化大革命”中，把他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中央重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

1985年6月18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瞿秋白就义50周年纪念会，邓颖超、杨尚昆、胡乔木等出席了纪念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高度评价“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同一天，福建省长汀各界也隆重举行重建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由陆定一亲笔书写。

1999年，在瞿秋白诞辰百年之际，由江苏省政府、常州市政府拨款兴建的瞿秋白纪念馆正式落成，纪念馆是两层楼四合院式的仿古建筑，门额上悬挂的横书的馆名是由邓小平于1985年题写的。2005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一行在南京、镇江、常州等地考察工作期间，还专程参观了常州瞿秋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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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巧妙化解毛泽东与朱德的不同见解[转帖]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 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抵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 “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呼呼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因为探索真理，一时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对它的指挥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陈毅也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 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 “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 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在解决“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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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间谍自述中国生涯[转帖]

　　6月初，一本印着“世纪大独家”、“国家持续隐蔽的战后最大禁忌”字样的书摆上了日本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架。这本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的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该书的作者是渗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诡秘的海南之行

　　20世纪80年代一个炎热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蹑手蹑脚地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机器、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不知道是因为门外传来了簌簌的衣服摩擦声，还是本能使然，这个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阵紧缩，神经质地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感。仅几秒钟时间，他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电视机的开关，一个箭步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两分钟后，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假装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日本男人心中一阵战栗，但他的脸上仍挂着疑惑的表情，用日语向来者提问，两名中国男子很快就不耐烦地走了。

　　这个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卫队派驻中国的间谍。藏在床下的机器，是他从台湾带来的受信机。阿尾知道，他差点就大难临头，来人很可能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员。

　　地狱般的特种训练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热中度过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1959年，阿尾博政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日本自卫队。等待他的是“地狱”般的训练生活。刚进学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对抗性马拉松竞走，看似平常的比赛，却有一个要求——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这项比赛要求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这最适合培养团队精神，同时也唤醒超越个人体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练实弹射击，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刻苦训练匍匐潜入的技巧——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所有艰苦的训练，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渐渐地，他获得了上司的赏识，很快就升为小队长。不久，连队长推荐他参加一个神秘的研究课程——特种部队训练。他面对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狱”训练——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每天都给他们安排超越体力与精神极限的训练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树海中度过一天一夜；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的高强度训练……一些营员终于因为无法忍受而自杀。但阿尾博政却从不退缩，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这段经历：“特种部队的训练培养了我，让我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作战的自信。这对我今后作为秘密谍报员十分有益。”

　　对华间谍战的老手

　　结束在特种部队的训练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个名为“武藏机关”的部门。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谍报机构。他很快接到了第一个任务——以新宿的一间公寓为据点，侦测俄罗斯的情报。其间，他施展美男计，骗得一名俄罗斯旅行团女翻译的信任，让她为自己拍摄俄罗斯军事机场的照片。

　　随着工作的深入，颇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过是美国的一条“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议建立日本独立的情报机构。半年后，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批准。但上司告诉他，“要建立独自的情报机构，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这意味着他不仅会失去养老金，连工资也没法保证。尽管如此，阿尾博政还是离开了“武藏机关”，并为自己的谍报系统起名为“阿尾博政机关”。

　　开始时，“阿尾博政机关”主要从事国内谍报工作。为此，他卖过菜，办过洗衣粉销售店，甚至当过运货司机……

　　阿尾博政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1972年3月，他被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就这样，阿尾博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了台湾。不久后，他又在台湾间谍部门的委托下，将目光锁定中国大陆。

　　由于有经济学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间交流”为借口频繁出入中国大陆。一开始，他找不到其他门路，就用秘密相机拍摄中国的街头景象，或到新华书店里搜集中国的各种出版物，并想法设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过日益丰富的人脉关系，阿尾博政渐渐找到了更多的侦测机会。一次，在中国政府官员的介绍下，他被安排到部队去交流。在部队参观期间，他看到很多军事设施和武器。他不动声色，要求和部队人员合影留念，借机拍下了当时中国最尖端的军车。

　　日本和台湾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军战斗机的配备情况。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须寻找一切机会刺探相关情报。开始时，阿尾头绪全无，只能不断在海口的机场乘坐飞机，观察海口机场的情况。几次之后，老练的他终于发现，海口机场的一个角落多出了一个掩体。阿尾博政兴奋不已，因为他本能地感觉到那正是军用飞机的格纳库！机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国人，阿尾博政在几秒钟之内就想出了对策——他换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飞机起飞前，他拿着相机疯狂地按下快门，就这样，掌握了中国最新战斗机型号的情况。

　　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对华间谍战的老手。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没有真正离开对华间谍战这条战线。如今，已经78岁的阿尾博政继续担任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仍然关注着日本的对华谍报活动。

　　百年对华情报战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有分析认为，他试图通过此举，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对华谍报活动的重要性。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新时期，像阿尾博政这样的老牌间谍，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实际上，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然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二战后，日本派间谍大规模潜入中国，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他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我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

　　几年前，两名日本国公民以考古为名，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最终在江西境内被抓获。被我国警方缴获的资料中，就有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内容从“邓小平的健康状态”、“中国的对外政策”，到“中国领导人对解放军的内部讲话”等，不一而足。

　　另据报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环球人物》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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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转帖]

曹 英

在认为是其社会主义最重要实践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以打倒、选拔等方式选择了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唯有邓小平的选择最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戏剧性、悲剧色彩。

　　在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并未收到很大的人身冲击，政治命运一直存在转寰的余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动荡后，邓小平被作为接班人的候选者之一，由毛泽东直接点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再一次将邓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别了人间”。毛、邓关系贯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都能依稀甚至强烈地感到他们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有趣味的课题，本文就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够窥到一些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泽东确定接班人人选是在1953年底。[1]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各地方大行政区划的设置，将地方主要领导人调入中央，担任主要党政职务。其中，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不满，1953年3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削减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职权，让其只负责外交，高岗则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最主要的国家计划工作；[2]刘少奇支持的新税制改革、山西合作社问题、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而高岗则在这些方面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尤其是东北在支撑朝鲜战争与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现了出来。[3]

　　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改变历史形成的权力格局，或者说，毛对高岗并未完全信任，[4]毛泽东则是年底准备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计划搁浅，毛此种权力分割，实际主要是对其接班人的培养，其担任主要政治角色无人疑义，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却屡有波折。

　　“高饶事件”后，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渐趋明朗，但毛显然不期望以刘个人接班，而是扶持一个“班子”，即有一个集体成员，“防风林”，以防不测。[5]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军队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泽东始终将接班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培养，也始终将这些“接班人置于考察、待定的状态，权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权力如军队、组织权力的移交并未进行。到了毛认为他所进行的事业、他所需要执行的路线出现问题，他仰赖的权力体系出现了不令人满意的状况时，他就要奋起反击，甚至不惜打碎一切旧的、他曾经扶持与建立的权力体系。这时候，他就寻找、培养新的继承人，以取代旧的权力体系，毛泽东对此毫不犹疑，按江青的话说，就是“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7]。胡乔木也曾委婉地说，毛泽东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的深刻影响下召开的。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探索，如将党的代表大会仿照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9]这一建议得到大会的赞同，邓小平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能够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10]但毛此提议只在1958年初实现了一次，即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八大关于政治路线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及以速度为指针的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否定八大稳妥的经济建设路线而发动“大跃进”的主张合法化。[11]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另一项党的领导体制重大变革是将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明确化并进行分工，这是其对接班人体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53年进行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分工的探讨时，遇到了挫折，但毛还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党务的办事机构，以与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分开，改变以往中央政治局集决策、执行权力于一身而高度集权的状态，并使其相互监督。［12］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使其正式进入接班人群体。次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名誉主席问题，表示接班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并表示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13] 1959年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明确地推向前台。

　　但是，对毛泽东关于书记处与政治局的权力划分及一线、二线的分工不可评价过高，只是毛泽东某一时期或者说仅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冲击最为剧烈的两年（1956——1957年）的一个思考，在1957年毛泽东断然发动针对知识界的政治打击后，毛泽东重新高度专权，接连发动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对党内高层开展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斗争清洗。党史专家黄峥先生说，“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14]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为党史研究人物所重视、也为一般民众所熟知，似乎没有疑问，但毛在准备让刘接班的过程中，一直还有另一种准备，即如果不满刘作其他选择时，必须能有适当的候选者，这就是“防风林”，即接班人群体。所以，在其准备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仍然“顾问”着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动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毛对自己习惯且自信的领域十分在意，他一面进行文化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大“反右派”运动的“战果”，使知识分子完全服膺于毛的个人权威，曾经对其有所怀疑的拥有一定独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遭到整肃，一度能够自由讨论的政治空气被强行压缩，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依赖国家机器尤其是公共舆论的宣传、支持独一无二地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其引以自豪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开始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极为看重，认为是功不在禹下的圣人事业，15是他经过严重努力而得来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为此，毛泽东不惜对前两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以严厉批评，甚至有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更换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动议。[16]毛泽东将原属国务院的职权集中于中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权独揽”。[17]毛泽东个人地位通过批判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反冒进”得以“居高临下”，以前可能与毛商议、平等协商的气氛完全改变，毛泽东的绝对个人权威在党内由此确立。[18]

　　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成为毛泽东判断是否其路线的追随者还是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以后，批判彭德怀、批判邓子恢、批判刘少奇莫不如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以此为开端，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戏剧中主要指称“分田”，即是60年代初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单干风”。[19]

　　这期间，毛泽东开始对党内对其“大跃进”等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防止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赫鲁晓夫式人物作准备。[20] 1958年整肃军队内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帅”刘伯承，1959年整肃彭德怀，都是出于对接班人的担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明确警告全党，如果不能听从毛的指挥，他当重新走上井冈山，“打游击”，作好解放军分裂的准备。[21]

　　毛的“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实验遭到空前的惨败，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个人权威受到挑战，不得不有所收缩，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让步，在政治权力上也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陈云主持工作，所谓一线、二线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成为一种被迫的事实。所以，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说：“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23

　　1961年9月，毛泽东借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口，回答了为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毛之继承人问题。毛直言刘少奇就是继承人，说：“我死后，就是他。”[24]这是毛正式公开宣布刘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仅仅过了3个月，毛泽东就反悔了，察觉到刘少奇对其路线并不“忠诚”，尤其是对其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其倾注无数心血的“三面红旗”并无明确肯定、对“大跃进”运动的灾难严加指责的举动非常恼火，[25]紧接着的几个月是刘少奇全面主持调整工作的时期：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3月，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明确提出1958年以来党所犯的主要错误及原因，并对“三面红旗”再次提出保留意见；[26] 5月，刘再次主持常委工作会议，要求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切实退够，以断然措施，准备慢；同时，也支持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关系的调整工作。这些调整措施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开始的“单干风”出现迅速扩张的形势和彭德怀要求平反事件，[27]已经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改革”的底线：“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质的定性和庐山会议不能翻案。于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出现了右倾，决定反击。[28]可以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的确定到此已经动摇，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防止刘少奇等的“修正主义”和对林彪的扶持上。［29］

　　针对刘少奇频频检讨中央决策失误，毛泽东也坦承自己的失误，但毛却是认为放松了阶级斗争，是“见事迟，抓的慢”，[30]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阶级斗争，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进行反击，正式在党内开始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31在会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作为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党内代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也被攻击得很严重，刘少奇言语不多，接受了毛的“反修防修”理论；[32]会后通过的会议公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断言“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33

　　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对于毛泽东于接班人的选择，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这之前，毛于刘还有期待、观察甚至期望转圜的话，这之后，毛所做的重点就是防备刘的“修正主义复辟”和再选择更换刘的接班人。“四清运动”由此展开。于是，毛对林彪主持的军队工作一再加以肯定，树立了诸多的英雄模范和标兵典型，[34]对林的身体健康也一再表示关注，35对林巩固其在军队系统的权威、打击不服从的对手也给予支持。36林彪迅速地“走红”，坚定地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言语进行鼓吹，以符合百姓语言习惯、战士文化水平的方式造成对毛泽东绝对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使毛泽东成为军队战士唯一信仰的“神”；37极力宣扬“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作为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唯一动力和力量源泉，并运用军队的舆论工具扩散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使得军队成为刘少奇纠正毛泽东激进左倾思想的一个“特区”。38林彪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与刘少奇失势恰成反照，是当时明眼人了然于胸的事实。

　　如果说，林彪是在军队领域出色地领悟、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的话，邓小平则是在外交战线“反修防修”即对苏联的论战得到了毛的赞赏。邓小平对于苏联人的强硬态度，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坚决批判态度，都得到了毛的肯定。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邓措辞强硬，毛泽东主动往机场迎接邓回国。39邓小平在书记处主管与苏联论战，并建立了一个“班子”，邓小平甚为倚重，其主要成员是活跃于60年代初中期的“理论权威”，后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依赖力量之一。40邓在此际的主要角色［41］，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深为毛所嘉许。毛对赫鲁晓夫主持国际共运的局面一直不以为然，也以自我居世界革命的导师与舵手所期许，赫鲁晓夫此时的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解、缓和政策受到毛的尖锐批评，以为修正主义的铁证之一。毛泽东曾经的盟友王稼祥的和平共处思想[42]即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反映之一一再受到毛的激烈批判。43

　　对于苏共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毛泽东判断其人是否属于自己阵营的一个重要标准。毛泽东最终决定在1966年5月正式公开启动打倒刘少奇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仅仅是其防备政变的兵力部署完毕[44]、倒刘系列人事措施基本完成这些重要步骤的完成，也是毛无法容忍刘在外交领域的“自作主张”。当时，苏共“二十三大”即将召开，中、日两党举行会谈，日共中央建议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不点名批评苏共中央，为刘少奇等接受；另苏共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彭真见开始常委会提出不出席的意见毛未明确回复，再主张告毛一主张出席的意见，并以“常委会一致同意”的名义。毛因此大怒，否决了此两建议，认为这是在原则问题上搞交易，是以“常委一致同意”来压迫他服从，于是在其召集的政治局最后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彭等严重警告，决定发动“文革”。王力即认为，此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因素”。[45]显然，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得分的，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反修战士”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重点栽培江青，让江青出面组织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大批判，担任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46。这是毛泽东最为熟悉、最为关注也最为得意的领域之一，一直是毛个人所独断掌握，也成为判断建国后阶级斗争动向的“晴雨表”。从建国初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毛泽东总是“心细如发”、“先发制人”。到了1962年，当毛泽东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问题出现阶级斗争动向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江青。毛泽东始终认为，江青有这个能力。47江青由中宣部、北京、上海的步骤开展思想文化界的政治斗争。48这样，一方面制造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和寻找毛关于修正主义危险性存在的合理性证据，另一方面则是物色阶级斗争“旗手”与“尖兵”，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文攻”闯将。

　　江青的努力得到了毛的充分肯定，京剧革命，毛多次批示；关于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判断，毛有“两个批示”，进而挑起针对北京市委的“海瑞罢官”戏剧批判运动［49］；江青即明言，“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50］后来在毛泽东批判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亦以江作为“冲锋队”，［51］与林彪联盟，成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力。关于江青的作用，林彪在文革全面爆发前的1966年3月19日，在批示中央军委的文件中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做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52应该说，林彪对江青的作用及内情是清楚的，分析也是到位的。

　　江青及江青势力（即“左派”）的崛起，为林彪、邓小平以及后来的其他接班人的最终顺利受权形成了变数。对待江青势力的态度，成为毛泽东衡量这些接班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53］与江青关系的好坏，决定了这些接班人最终权力甚至政治命运的走向。

　　二、毛泽东对邓小平留有余地

　　邓小平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谁不听话就要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有数。［54］作为毛泽东在建国前17年培养、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有什么异同，在“文革”的风暴中又有什么不同的对待呢？

　　如前述，毛泽东于刘少奇不满，是在1962年，已经开始进行更换接班人的准备工作：在军队，认可、支持林彪的“造神运动”及整肃异己，形成支持毛泽东重新革命的“武卫理论”，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尊神”；55在思想文艺领域，江青开始“抛头露面”，频频“发现”、制造坚决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思想文化界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进入了毛泽东需要的轨道；在经济领域，则是毛泽东选择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本是在“大跃进”之后，农民清算“大跃进”苦难制造者错误与仇恨的一种社会不满释放的方式，在惨绝人寰的“大跃进”灾难后，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痛恨达到顶点，农村一部分干部在“困难时期”的腐败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早由源，两者结合成为“安全阀”机制。56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持续4年而后又不了了之的政治运动中却发现这可以彻底解决与刘少奇分歧、矛盾、冲突与斗争的突破口。

　　刘少奇在中央主持这项政治运动。［57］在“四清运动”进入高潮的1964年，刘少奇神色严厉，严斥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支持中央决定，一路批评，［58］最后形成干部的“大下乡”，组织工作队，［59］并以其妻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作为样板，开始对基层干部的清理、批判，形成影响全国的政治运动。刘少奇与毛泽东对发动“四清运动”的基本原因认识没有差异，都是认为基层政权的腐朽异质，在一个政治权力全面主宰社会的国度，公共权力的异化即政治腐败不可避免，中共自建立始即依赖政治运动、革命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解决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形成政治决策失败——群众怨气聚集——政治运动批斗干部——群众情绪缓解——再次政治决策失误的冤冤相报的群众压力消解模式。［60］在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严督下，“四清运动”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61全面动员、全面批判的结果，使清算基层干部进而清理前几年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成为必然。一味与基层干部政治压力的运动方式触犯到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坚守，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对基层组织的严重判断，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上层，这又与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发生了冲突，表面上是对基层干部还是中央的判断，实质是对“三面红旗”还是对“三面红旗的纠正”的否定与肯定问题。在此，毛刘矛盾激化。所以，毛、刘关系中“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争执，是“四清四不清”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矛盾问题，没有大的原则区分，主要是对毛主持中央工作还是刘主持中央工作的评价问题。于是，夹杂在领导人之间的上下级干部成为运动的整肃重点，无论是在刘少奇的“四清运动”还是在反刘少奇“四清运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论是整肃农村干部的“工作队”还是批判“工作队”的“造反派”，还是批判“造反派”的“老干部解放”。

　　刘少奇的激进做法使基层组织与上级工作组的矛盾激化，激起了基层乃至中央层面的强烈反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即明确表示对刘的做法持保留态度。［62］对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毛泽东始则未置可否，后见各地反映差异，9月初，指令停发，为此还对支持刘少奇转发王的报告的陈伯达非常不满，［63］于是，毛泽东另行组织了“小站经验”与“白银经验”。毛与刘的工作经验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张依靠基层干部进行夺权、造反，刘则主张以上级组织来制裁基层组织，二者思路的差异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和“红卫兵”的对抗如出一辙。

　　毛泽东依靠刘少奇提供的基层阶级斗争严重局面的情况汇报，64得出符合以前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判断，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此期间的剧烈动荡，65毛泽东加深了对接班人的忧虑，毛泽东愈发感觉中共中央上层乃至最高层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1962年对刘已然不满的情况下，通过这两年的观察、观望，毛泽东在1964年底与刘公开冲突，二人接班人关系就此破裂。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有一个积淀的过程。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始，毛已经对刘心存疑虑，到西楼会议、“包产到户”及平反冤假错案，毛在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警告，刘主持中央工作的“让步政策”，是产生资本主义（毛将党内的“资本主义”命名为“修正主义”）的温床，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提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不可避免，这是毛对刘少奇调整各种政治关系的严重警示，但刘显然没有认识到毛的“良苦用心”。［66］

　　随之，“四清运动”在全国铺开。毛泽东先拟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宣称“四清运动”（当时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在进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刘时不在国内，回国后，刘则主持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愤然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67

　　而且，刘少奇对田家英传达的毛泽东旨意未置可否，却在8月1日的向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讲话中点名说毛的调查方法过时，说不参加“四清”、不蹲点，就没有发言权，这令毛极为恼火。［68］于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根子在上面”，当时，毛即假借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报告对刘报告持反对意见时，要求邓小平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开会，“重议”刘的意见。［69］8月底，中央局第一书记召开，毛泽东公开指责刘的做法是“倾盆大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刘亲自指挥，作为对刘8月1日批评的响应。［70］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放手”让刘主持“四清运动”，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江青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文化届阶级斗争运动上。71但是，毛也不断地或隐晦或公开地警告刘少奇或者说向中央其它及地方领导人预警72；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并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条件问题，五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73］

　　9月23日，刘少奇对按其要求检讨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做出回信，指斥江以前在省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教条主义的讲话”，指出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话“不完全正确”，应该是“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刘少奇在信中还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显然这与林彪在军队激烈支持的对毛个人崇拜相去甚远。［74］

　　接着二人在年底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2月2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发生争执，这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与毛公开争执后，第一次的与毛的公开抗辩。自1958年成都会议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后，毛在党内已是“一言堂”，容不得任何的争论，刘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中，与毛一再冲突，毛极为恼怒，[75] 后来，毛一再说，是在此时决定将刘彻底打倒。[76] 5日后，毛泽东设宴过生日，但毛在寿宴上情绪激动，先指责李富春主持的计委搞独立王国，又指斥刘少奇所言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是非马克思主义，宴会气氛极为紧张。临别，毛泽东还对与会的曾志说：“现在井冈山的没有几个人了。”77显然，刘少奇不能算是井冈山的“战友”，林彪则是其“井冈山的嫡系”。28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穷追不舍”，拿着《党章》、《宪法》与会，对刘少奇、邓小平要求党员权利和言论自由。78会后，毛泽东与江青分别对一些信得过的省市领导人打招呼。[79] 1965年1月3日，即刘少奇当选共和国主席的当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刘少奇进行严厉指责，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无奈，只好召集党内生活会，作检讨，并由陈伯达向毛泽东逐日汇报。80但毛泽东已经绝然，刘的努力无果。

　　自此，毛泽东期望发现更全面展开经济斗争的方式、必须更换接班人刘少奇的政治运动和依靠力量，于是，林彪在军队系统、江青在思想文化界的活动避开了刘少奇的领导，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坠落了。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也主要是毛清扫外围的工作，到1965年底，毛泽东准备工作就绪，“文化大革命”自然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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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曾提出一个让人吃惊的抗日战略[转帖]

　　　林彪1938年5月在《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中，谈到了他的抗日战略。林彪从各方面论述了一个问题：“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在军事上只有采取进攻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暴露敌人的弱点，才能取得新的大的胜利的战局。号召“以攻为主，以防为辅，要把大部兵力分配打运动战（这是突击的力量），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与日本，虽然中国军队数量远远多于日军，但还是敌强**，中国连防守都不行，去进攻无异于找死。但是，如果翻开军事历史看一看就知道，消极防守的阵地战防不住敌人，不等于不能用运动战战胜敌人。为什么防守打不赢,采取进攻就可以打赢?

　　林彪分析道：

　　（一）从地形条件来看，中国的领土辽阔广大，是守不胜守，防不胜防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术，我们就无法去守，我们有几千万万个山头，有几千万万条路，怎么去守呢？南口的天险，娘子关的天险，我们曾经守过的，结果敌人还是南面绕过去了。我们有大军坚守的地方，敌人不攻，而是专找薄弱的地方和空虚的地方，这一打我们就非跑不可，我国地大的长处如果是采取防御战则这长处反而变成了我们的弱点。如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法，我们作战的迂回地区广大，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有利的机会消灭敌人，敌人想要包围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发挥“地大”的优点，而战胜敌人。

　　（二）历史上的一切天险，在今天的立体战争中，已大大地减低其价值，甚至失去其作用了。今天的战争要想防御，必须建立新式的巩固的要塞，可是我们中国过去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只是依靠历史上遣留下来的城，根本就不能抵御强大的火力，现在如果全靠新要塞，钱也没有，时间也来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取单纯的防御，便是我们暴露弱点，而必然地要失败。

　　（三）要实行防御必须有强大的火力来布置火网，但现在我们的火力还不行，要采取防御便更暴露出我们的弱点，另一方面我们的步兵很多，这是突击的力量，是冲锋肉博的力量，对于进攻是有利的，是我们的长处。但是如果采取防御，这个优点便不能产生。相反地，是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调动几十门大炮来向我们轰击，可以调动一师人来消灭我们一团人，其次敌人曾经用六十门大炮来向我一个阵地轰击并有飞机配合作战，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士兵常常不打仗，可以睡觉，尽管开炮向我军轰击。在南口与上海战斗之中我军牺牲很大，但还有看不到日本兵的，因此在目前我们的火力比不上敌人的情况之下，若采取单纯的防御，只有更加发挥敌人的长处，掩盖了敌人的弱点，同时更加暴露我们的弱点，掩盖了我们的长处。

　　（四）防御是被动的，战争一转到被动是很困难的，处在被动的地位对于敌人什么时候来，多少兵力，从什么地方来？这些问题都无法了解，等到敌人来了，挨了一顿打，还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力量，等到我们发觉敌人的兵力，要调兵来增援已经来不及了。反之，如果我们是采取进攻的战法，那么，我们可以自由决定打敌之时间、地点、兵力和方法，我们可以先调查清楚，然后去打敌人，而敌人也无法知道我们的情形，等到我们去打它的时候，它也来不及。所谓“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我们采取进攻的战法，才能发扬这个优点。

　　（五）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有勇敢牺牲的决心的，对于进攻敌人消灭敌人是能够更加发扬我们军队的积极性与牺牲决心的。但如果要采取防御，结果是降低了我们军队的积极情绪，神猜鬼疑，恐日心理也发展起来。

　　（六）攻能代守。我们把敌人打退，就保住了我们的地方，而且我们还要攻击前进，收复我们的失地，所以进攻战法可以消灭敌人，保卫领土，而且可以收复失地，守则结果成为节节后退。

　　（七）敌之作战掼技，为包围迂回，如果我们采取防御，死死地摆在一块地上不动，则刚刚便利于敌之迂回包围战法之实施，反之如果我们采取进攻，则迫敌处于应战地位，而我们还能将敌包围歼灭。

　　（八）中国军队素质不齐，各部战斗力强弱的悬殊，敌深知我们此弱点，敌有时特别注意，找我战斗力弱的军队打。如我取守势，敌一将**的军队突破，则我强的军队亦受影响而不得不随之而退。如此，使我强兵变成弱兵，弱兵则成溃兵。如我取攻势以迅速秘密之各军突击到敌身上，则敌无法专门找我的弱兵打，如此，则我的弱兵亦变为强兵，强兵则成为雄兵了。

　　（九）战斗的目的是压倒和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和夺取敌人的武器，只有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才能胜利地结束战争之局。进攻战法是达到此目的的基本手段，任何国家之军事理论皆同具此见解。防御是不得以时才用，而且要防御能达到任务也必须在防御中实行进攻（攻势转移，或反突击），或以野战军的进攻配合防御，因此在这点上说来我们也应当采取进攻战法。

　　从各方面的事实，说明一个问题：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在军事上只有采取进攻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暴露敌人的弱点。我们只有采取进攻，才能消灭敌人的进攻，才能对付敌人的进攻，但敌人的进攻有许多困难条件，而且它的进攻并不高明，它的进攻指挥并不好，它犯了逐次使用兵力的错误。我们如果采取进攻一定比敌人好，一定能大量地歼灭敌人，开展新的大的胜利的战局。

　　从军事历史上看，用消极防守的阵地战防不住敌人，但用运动战却战胜敌人的战例比比皆是。红军的反围剿,李德等人采取的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守战略失败了,但以前毛泽东用运动战.集中兵力打击侵入根据地的一路敌人，就可以少胜多，粉碎敌人的1-4次围剿。解放战争，东北解放军用阵地战死守四平没有守住，但是同样是这些兵力用运动战就可以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取得胜利，并最终战胜东北国民党军。解放战争中的华东也一样，解放军没能守住两淮、临沂、链水等地，但用运动战却取得鲁南，莱芜，蒙泰，孟凉崮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同样，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在太原战役，上海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中都是采取了消极防守，林彪认为在这些地方死守是错误的，但如果中国军队集中兵力，选择其中一路日军打，也是可以成功的。比如，比如八路军的平行关，广阳，长乐村，神头岭，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捷等。日本人兵力太少，没有那么多兵力对中国采取象老蒋对苏区第5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战术，步步为营＂的战略,日本人侵略中国只能采取长驱直入,大迂回的包抄战略,这就给中国军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日军创造了条件。

　　可是，“进攻的战法是有这样的好处，但是过去除极少数战役外，为什么中国军队不会采用呢？为什么过去只是死板采取单纯的防御呢？” 林彪也对中国军队为什么不采取进攻战略做了分析：

　　（一）有些人错误地了解“防御战”“持久战”“应战”“守土抗战”“焦土抗战”等名词的意义和内容，他们把政治鼓动的口号（如“不失一寸土地”）来运用到军事行动中去。我曾经和某师长谈话，他说：“我们本来可以向敌人进攻，消灭敌人的，但因为吃了‘守土抗战’之亏，如果不是‘守土’二字，那我们早会攻击前进，就会消灭敌人了。”一个师长对“守土坑战”的了解是这样，可知他们的误解是如何惊人，“应战”他们说是敌人来我才打，“持久防御”他们说是“守住阵地的持久战”，在他们头脑里同时也错误地了解进攻，以为进攻必须是攻坚，因此“防御”就成为他们当然的观念。

　　（二）有些人则存在着保存实力的观念，缺乏消灭敌人的观念，不愿意自动地去打敌人，消灭敌人，而只是等敌人来了，才加以抵抗，敌人不来便谢天谢地。结果造成只采取防御的方法，而只想消极地保存自己的势力。

　　（三）曾国藩主义的传统：主张“防是主”“攻是客”“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制动”这种错误的战术，不仅有人实行这种战术，而且有人提倡实行这种战术。

　　（四）堡垒主义的传统：许多军队打过红军的，相信堡垒主义，他们在第一期抗战中都很积极地去建筑工事，一味地相信工事，相信堡垒，依靠堡垒，结果是只能采取单纯的防御，而造成许多失利。

　　正如林彪分析的那样，以国民党军为主的中国军队，始终不能集中兵力与敌人进行彻底的运动战，总是分兵把守，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上，以国民党军为主的中国军队确实没有意识到被动防守的危害，存在着很多错误认识，总以为防守比进攻容易，总是分兵死守，被敌人各个击破。这不仅是中国军队无法战胜日军的原因，也是国民党军输给解放军的主要军事原因。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军事战略方面的错误。

　　另外，国民党军不能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也有主观上的故意，“有些人则存在着保存实力的观念，缺乏消灭敌人的观念”。大概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过多的指责友军和领袖蒋介石，也没有进一步分析这深层原因。今天分析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不统一，各大小军阀不能齐心协力的抗日。虽然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的领袖，但实际上，他只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其它各个中小军阀并不完全听他的。这些大小军阀虽然都说要抗日，但又都不舍得自己的部队因为抗日遭到削弱。首先是大军阀蒋介石太自私，他总想别的中小军阀带着部队去抗日，但他们在抗战中的消耗却得不到政府的补充，这实际上是要借抗日消灭异己。因此，蒋不会采取主动进攻战略，各地方军阀觉得单靠自己力量不够, 也不会积极出头抗日。比如韩复榘就认为，抗日要大家一齐抗，老蒋要他单独带自己的部队抗日，就是在借抗日消灭自己，于是他带着8万部队逃跑了。共产党抗战初期只有4、5万兵力，也无力用运动战与日军大规模作战。大家都想着别人出力抗日,自己保存实力。 所以,林彪的积极进攻的抗日战略虽然好，但由于中国军队心不齐,没有人愿意去实行。就象现在中国人都知道,不让日本政客拜鬼的正确做法是中国人一起抵制日本商品。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都不买日本货,那么日本政客是不敢肆意去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可是中国人说的多做的少，抵抗日货的形不成气候,于是日本人根本不会把中国的抗议当回事。

　　可是，为了民族的利益，林彪还是对中国军队的战略错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林彪最后号召说：“在兵团战术中，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游击为辅，但其中有一个中心，就是都要进攻，要包括进攻的精神，以进攻为主要手段。运动战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不能“游而不击”，而要去袭击敌人，防御的阵地战要准备随时反突击。总之，进攻是最主要的，我们要以攻为主，以防为辅，要把大部兵力分配打运动战（这是突击的力量），以小部分的兵力打阵地战与游击战，以牵制敌人力量。因此进攻战法不是机械的，不应把它简单化，我们是以进攻为主，其他的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我们抗大的同志，须很精细地去学习这个问题。”

　　林彪不只是提出了战胜日军的理论，他也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抗战初期，林彪在平行关和广阳分别指挥三个团和两个团（缺6个连），各歼灭日军一千人，取得了平行关大捷和广阳大捷。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捷也是在用一部分兵力防御敌人的同时，用更多的兵力对进攻中的一路敌人采取主动包围进攻的战法取得的。当然，即使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也不能保证每战必胜，还需要正确的战役指挥和使用正确有效的战术。就象129师，虽然有长乐村，神头岭的胜利，但由于战役指挥和战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关地垴，关家垴那样的败仗。解放战争，解放军的在正确战略的指导下确实打了很多胜仗，但由于战役指挥和战术不当，也打了一些败仗，比如，东北的四平，华东的南麻、临句，土山集等败仗。

　　有人说，中国是用持久战和游击战取得的抗日战争胜利，不是用林彪的运动战进攻战略取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林彪的战略是错误的，持久战游击战才是正确的。其实，这是曲解了历史。中国并没有靠“持久战、游击战”取得抗战的胜利，只能说“持久战、游击战”使日本人没有很快打垮中国，中国是依靠美苏的胜利才战胜日本的。日本战败时还占领着大半个中国，日本人投降时中国人还莫名其妙。如果不是美苏战胜了日本，“持久战”还不知道会＂持久＂到什么时候，如果日本不去发动太平洋战争，愚蠢的把美国拖进战争中来，中国能不能胜利还不一定呢。说实话，日本人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被中国打败的，这也日本人现在也没把中国放在眼里的主要原因。

　　林彪的积极进攻战略虽然没有得到实施。但没有实行的战略不等于不能实行，没有实行的战略不等于不是一个好战略。就象现在抵制日货，如果中国政府出面，正式要求大家抵制日货,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响应政府号召的。同样，如果抗战时国民政府自己带头积极抗日，对其它军队采取平等态度, 对抗日军队采取打掉一团就补充他两个团的奖励政策，大家就会团结一心抗日。作为军事家，林彪提出了战胜日本人战略方法。如果当时中国军队都能按照林彪的战略实行，几十万中国军队每次对企图长驱直入或迂回包抄的一路日军实施分割包围，多打几个平行关和台儿庄那样的胜仗，每次消灭它一,二万，这样的胜仗只要打几次，日本人根本不可能占领大半个中国。日军的武器并不比中国强多少，日军的军队素质虽然好一些,但中国几百万军队,一次就算消灭不了日军5万10万, 但是一次消灭日军一,二万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中国军队实施正确的战略，日本那点军队就想侵略中国无异于找死，日军能逃老家就会感到很庆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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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中国上演壮丽篇章：融入大中华 [转帖]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在中国建寺经商、赶考做官也好，主动融入、人为复活也罢，所有这一切，全部波澜不惊。这与犹太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遭遇完全不同。于是，犹太人在中国上演壮丽篇章：融入大中华。

　　公元66年犹太人举行了最辉煌的一次反罗马起义，然后被驱逐出故土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史称二千年大流散。

　　犹太民族在长达二千年中流散世界各地，以千万级的总人口数量，在世界各地顽强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并心向故土，不仅文化，连体貌特征也传承下来，是为人类史上的奇迹。

　　颠沛流离饱经忧患而心怀故土的犹太人，在全世界顽强图存，却在中国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演出世界历史上壮丽而奇特的一幕。

　　犹太人存在的充要条件是犹太教。中国犹太人称其教为“一赐乐业教”，民间习称挑筋教。一赐乐业，是以色列的异译。文献中提到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明弘治二年开封犹太教碑文。

　　犹太教在中国俗称挑筋教，也是一个极有来历的事情。

　　公元前18世纪，阿拉伯半岛闪米特族的哈卑路人（意为游牧民）自两河流域迁移，到达迦南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并改名为“希伯来人”（意为渡河）。传说族长亚伯拉罕、其儿子以撒、 孙子雅各。

　　雅各途中与化身天使角力获胜，改名为以色列（意为与天使搏斗的人）。在角力中他伤了脚筋，故犹太教徒传代相传宰食牛羊一定要挑去足筋不食，以纪念祖先。因这一习俗，且开封犹太人多有持牛羊屠宰业者，中国民间称其为挑筋教。清代开封犹太教寺附近有挑筋胡同，寺北有广场，相传是挑筋之所。

　　犹太人所到之处，必形成以犹太会堂为中心的犹太社区，这是犹太人大流散而不灭亡的原因。中国依习俗称犹太教堂为犹太寺。中国出现犹太社区，一说是五代后汉（947-950），一说是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犹太寺建设在金都开封。

　　犹太寺明代称清真寺或尊崇道经寺，清代于康熙二年重建。1912年残址为基督教会所购。

　　犹太人在中国的最重要文献，是明清两代开封犹太教寺中的三块石碑，至1912年存其二。三块碑，一是弘治碑，立于明弘治二年（1489），题为《重建清真寺记》，为开封存府生员金锺撰，载犹太教源流教义及开封犹太寺沿革。二为正德碑，立于明正德七年（1512），题为《尊崇道经寺记》由四川布政司右参议左唐撰，碑文阐述犹太教义一如儒家学说。三为康熙碑，立于清康熙二年（1663），题为《重建清真寺记》，由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刘昌撰，内记该教源流、历史和教义，及该寺沿革、规制，碑阴题名记各姓分置寺业情况。

　　中国犹太教徒足迹遍及河南、浙江和宁夏等地，因戴传统的犹太蓝帽，又称蓝帽回回。中国历朝历代朝野对犹太教徒持极宽容态度，参加科举即可入仕，可说享受完全公民待遇。康熙建碑时，居然是工部尚书题写碑文。

　　中国犹太教有两奇。一奇，这个在世界各地坚持独立自存的宗教，在中国宽松的环境中逐渐接受儒学思想，取李、赵、艾、金等汉姓，至晚清无人担任拉比，五经不传，寺毁柜失，自然消亡，最终消失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二奇，今日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水火不容，但中国犹太教自始至终与回教关系极近，寺称清真，人称蓝帽回回，最终还有一部分融入了中国回教。

　　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有流亡犹太人并建新旧会堂。近现代上海有犹太人出现。但这些与开封犹太社区无关。

　　犹太人以团结著称。1900年代，外界“发现”中国犹太社区。有世界犹太人组织出资，寻访中国犹太人后裔，将五名代表接至上海，尽力教其希伯莱文，试图恢复中国犹太人，惜败。近年我自师友处得知，这种努力又出现了，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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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战争中越军最尴尬战争宣言：活捉张万年[转帖]

　　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消灭127（师），活捉张万年”，这是中越战争期间越军的一个战斗口号，并且用中越两种文字印成传单，在战场上散发。张万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对越反击战时任43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以骁勇善战闻名。

　　究竟越军和127师，和张万年有什么过节？非要致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以笔者看来，不外乎两层意思。一是127师是解放军的一支王牌部队，其前身是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素有“铁军”之称。建国初期10个大将有7位出自这支部队，并且还先后出了330名将军。是反击战中的一支主力部队；另一点则缘于师长张万年和越南的特殊渊源。

　　1968年，时任广州军区作战部作战科长的张万年突然人间蒸发，他的妻子也只知道他去执行绝密任务了，但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原来，张万年和其他九个人，奉中央军委之命赴越南学习抗美战争经验。经过国内短暂的集训和准备，即从北京前往河内，然后从河内绕道老挝、柬埔寨，沿着“胡志明小道”，穿越长山山脉，最后到达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部所在地西原。

　　在越南南方的日子里，他们以顾问身份先后参加溪山战役、东河战役，熟悉了越南战区地形和气候特点，了解了美军作战特点、编制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考察研究了越南军队利用山岳丛林、热带雨林特殊地理气候条件打击美军的战略战术，以及野战生存、防护和后勤保障方法。

　　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天上不断有美军飞机的轰炸，地上到处都是美军布撒的地雷、定时炸弹，特别是“叶子”炸弹、“菠萝”炸弹，肉眼很难辨别，极易触雷。还有磁性炸弹，只要身上带有铁的东西，就会引爆。战区运输补给困难，缺医少药，没有食盐，吃不上蔬菜，条件极为艰苦。

　　一年之后，张万年回来了，由于在越南得了疟疾，体重由160斤陡降为120斤，妻子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但是，张万年也算不虚此行，他在越南期间积累的经验为对越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现在明白越军为何如斯大光其火了吧。不过，美好的愿望代替不了现实，在张万年面前，越军非但没有活捉，没有歼灭，反而输了个底儿掉。

　　1978年12月，中央军委命令四十三军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为加强作战指挥和领导，任命张万年为四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二七师师长。张万年周密组织战前侦察，反复研究作战方案，在越南军事重镇谅山外围的支马、禄平地区接连打了四仗，四战四捷，歼敌2100多名。第一仗，1979年2月17日至26日，突破支马，逼近禄平，歼敌830多人。第二仗，2月27日至3月2日，攻占禄平，切断四号公路，阻敌三三八师西援，歼敌380多人。第三仗，3月3日至6日，强渡奇穷河，攻占迷迈山，协同友邻部队攻打谅山，歼敌430多人。第四仗，3月6日至10日，撤出禄平，大杀回马枪，三次粉碎越军的反扑，歼敌470多名。在战斗中，张万年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强渡奇穷河时，指挥位置距敌前沿仅几百米。指挥车在原定指挥位置遭越军特工偷袭，中弹16发，机要译电员当场牺牲，由于他早已向前转移，特工偷袭企图未能得逞。张万年熟悉越南地形和越军特点，越军有不少指挥官出自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南京军事学院同期“同学”，彼此比较了解。因此，越军既惧怕又恼怒，在禄平等地打出了“消灭一二七，活捉张万年”的标语口号。

　　战后，《解放军报》以《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为题，报道了四十三军官兵英勇作战的事迹，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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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的晚年[转帖]

　　白崇禧彻底惨败后，李宗仁到美国治“病”去了。桂系实力已输得精光，何去何从？此时，摆在白崇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像李宗仁那样，移居海外；一是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至于选择哪条路，白崇禧犹豫不决，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当程思远问白崇禧与解放军对抗下去，有何把握时，白氏即坦率回答说：“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个交代罢了！”而在此时，蒋介石也来信邀请白到台湾，并允诺去台后“自有重用”，还派专人送金砖到海口，说是发清白崇禧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白是不敢贸然去台湾的。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他有所忌惮的话，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掌握了几十万的军队，如今他只是个“光杆司令”。这点白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白不知道蒋“邀请”的用意，猜测可能是想让他劝说李宗仁，使得蒋介石重新复职。白崇禧派李品仙先行赴台，名为办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桂林绥靖公署结束事宜，实际是赴台打听政治行情。李品仙赴台后，即致电白崇禧，称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去台湾，共荷“戡乱救国”之责，这就坚定了白崇禧赴台的信心。1949年12月30日，白在蒋介石函电的催促下，终于从海口飞往台湾。白崇禧的至交、立法委员何遂曾向白氏进言：“上将回台，将必难免一死，应乘机起义，响应###。”白氏回答：“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白崇禧赴台是一项轻率的决定，他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多次与蒋介石斗争，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所以没有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白还有牵制李宗仁的作用。但白崇禧这一进入台湾后，就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了。

　　白崇禧到台湾不久，又将家眷20多人从香港接到了台湾，在台南盖了两栋房子，安置大哥、九哥、六弟、二妹等亲属，他自己一家则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一幢旧式平房中。有些朋友感到难以理解，就问白：你怎么全家都搬来了？某人到美国去，某人到日本去，某人到泰国去，某人在香港，某人出境证都预备好了，你还搬到这里来？白却回答说：“我们大陆丢了，我们是现役军人，负很大罪过，中央不处罚我，自己良心自责。台湾是复兴基地，祖国领土就只剩这一点点，希望在这生根发展回去，除此之外，现役军人死无葬身之处，跑到哪里去？”不过，话虽这么说，白崇禧心中也是茫然得很。有一天，白崇禧与何应钦一同去打猎，途中谈起时局，两人都认为希望渺茫，感到很绝望。白崇禧说：“我是信仰宗教的人，对世界局势，人类的前途，真主会有一个安排，我们打猎吧！”孤悬海外，如波涛中扁舟一叶，白崇禧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真主身上了。

　　此时的白崇禧还对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幻想存有一线奢望，他自负地认为，蒋介石还要靠他统兵杀回大陆。蒋介石自12月10日离开大陆退往台湾后，即紧锣密鼓地为复任“总统”做准备。他一方面发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监察院”等党政机关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同时派吴忠信找到白崇禧，要其写信规劝李宗仁。于是白崇禧又与吴忠信联名发了个电报给李宗仁，说明海内外要求“总统”复职，实在有此需要，希望李宗仁答应以“副总统兼特使”名义在美国养病，争取美援，内外相维系，共维国势。1950年1月16日，白又与李品仙等联名给李宗仁发了电报，提出建议，称如须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国务，应请致电中央，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李宗仁的态度是既不返台，也不辞职，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3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之公意”为辞，宣布“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在蒋介石复职前，白崇禧特致电李宗仁，“望保持缄默，勿表反对”。但李宗仁置之不理，在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下午，即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抨击蒋介石的“复职”为“违宪”。为此，白崇禧又奉蒋之命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责备其不该唱反调。

　　李宗仁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不能治他的罪，白崇禧就不能放过。当年白崇禧几次乘危逼宫，这对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事，蒋对此忌恨不已，但他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而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崇禧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视。敏感的白崇禧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减少外出活动和与朋友的交往，连打猎下棋的爱好也自动收束。有一次，白的轿车开出去后，即发现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多久，那辆吉普车抛了锚，白崇禧知道那是一辆盯梢的车，连忙命自己的司机停车，并派侍从人员去告诉那辆车上的人不要着急，慢慢修车，白崇禧自觉停车等他们。奉命监视的特工人员没料到被白崇禧看出了行藏，显得相当尴尬。还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账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连忙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闻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人是有任务的，白崇禧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真不愧是小诸葛。

　　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处罚白崇禧，却由湖北籍“国大代表”敲山震虎，在“设计委员会”会议上对白崇禧提出弹劾案，主要有两点：（1）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2）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不过，蒋介石暂时还不想借此清算他，陈诚也为白崇禧开脱。

　　1954年“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旧案重提，并有40多名“国大代表”联名。白崇禧不得不再次以书面答复。最后，“国大”会议决定将此案保留，一场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不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在香港《新闻天地》刊登文章，提及当年白崇禧逼宫事。1959年蒋经国在台湾出版《危急存亡之秋》一书，将白崇禧逼宫案原原本本地披露了出来。这样一来，白崇禧再想辩护也不行了。逼宫案成了白崇禧晚年的最大心病，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想站出来辩护，真是百口莫辩，不出来辩护则又等于默认。白崇禧时刻担心蒋介石一怒之下，清算旧账，拿他开刀。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台湾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组建中央委员会，同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以安置“党国###”，白崇禧并未能在这两个机构中占一席之地。当然，白崇禧也并不完全是平头百姓，他在台湾还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大代表”、“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头衔，从事一些无关紧要的礼仪性活动。罢免“副总统”李宗仁的职务，就由他主持国民大会“处理”。

　　白崇禧在台湾真正属意的一项职务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中国回教协会1938年成立于武昌，由白崇禧担任会长，次年改称理事长。以后这一职务一直由白担任。1955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台北，邀请白崇禧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名义访问中东，蒋介石恐其一去不复返，不予批准，并授意回教协会改选理事长，白崇禧不得不将担任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辞去。不过他在台北主持修建清真寺，在回教事业上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白崇禧在台湾生活十七年，除了偶尔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很少有事可做。平时在家读书写字，据说白崇禧的书法造诣颇深，但不轻易示人。此外，他还有两大爱好，即下围棋和打猎，藉以打发时光，舒解寂寞。

　　白崇禧晚年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从1963年2月开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派出科研人员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人，访问白崇禧128次，时间持续了近四年，直至1966年11月24日白氏逝世前8天止。贾廷诗等人将白氏口述整理成初稿后，由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校阅，前71次的访问记录稿并送本人订正，以后部分因白氏突然去世，未经审阅。1980年至1985年，香港《中报》月刊征得白氏家属同意，在该杂志上连载白崇禧回忆录。1984年5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将白氏口述回忆录以《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为书名，分上下两册公开出版。

　　白氏回忆录，从自己的家世说起，依次叙述他求学、从军以后几十年亲身经历的大事，对统一广西、北伐战争、反蒋战争、抗日战争及全国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重要战役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作战经验和教训，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氏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白崇禧所代表的新桂系在北伐后的二十余年间，与蒋介石既合作又对抗的特殊经历，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加上身处台湾特殊环境，因此，白崇禧在口述自己的回忆录时，难免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托词辩解，或刻意回避。在当时的环境下，白氏如此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事实上，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即迁怒于白崇禧，他命令毛人凤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奉命后，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谷正文收买了白崇禧身边的一位姓杨的副官。不久，这位杨副官报告：“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这样，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于山野外杀死他。

　　谷正文密令侦防组：“暗杀不准用枪。要把一切制造意外死亡的条件搜集起来。”

　　经过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崇禧当时已年逾七十，不会徒步上山，而一定会乘轨道车。

　　这样，侦防组派人到现场实地勘查后，决定等白崇禧上山时，把握时间破坏途中一木制小桥，等他下山行经桥面时，便会连同轨道车一起坠入50余米深的峡谷。经过实地演练，他们还找到了螺丝松脱法，能丝毫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

　　事发当天，白崇禧等一行人兴致很高地去打猎。10点37分，白崇禧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

　　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去掉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深谷中。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

　　白崇禧从地上爬起，拍去尘土，他望着谷底下的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再望望四周的山野，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后，谷正文和毛人凤前往蒋介石官邸汇报行动结果，蒋介石并未苛责，只是不无遗憾地对他们说：“再从长计议吧！”

　　白崇禧经历这次险情后，行动更加谨慎，这使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买通医生下重药，置白崇禧于死地。一天，谷正文打电话给医生赖少魂询问白崇禧的情况，赖少魂报告说：“白将军不是病，他想补……”

　　“不管他是买什么，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蒋总统要你多‘照顾’将军，须以猛药起沉疴，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补”不起。赖少魂奉命后，立即给白崇禧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往后数月，白崇禧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俗话说，“房中之事能杀人”，对白崇禧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另有一说法是，白的遗体上呈铜绿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但白家自觉此事背景复杂，并未追究。

　　白崇禧死讯传出后，“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与“国防部”部长蒋经国立即派遣“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前往白府吊唁，并宣布由“国防部”负责以军礼治丧。接着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顾祝同等200余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协助办理丧事。12月9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轸念勋猷”挽额以及“旌忠状”。上午7时50分，蒋介石亲到景行厅向白崇禧遗体告别，鞠躬致敬，并献花致祭。8时50分，在何应钦主持下，公祭仪式开始，前往致祭的台湾党政军高级官员和各界人士有严家淦、张群、孙科、陈立夫、蒋经国、黄国书、李嗣璁、莫德惠、顾祝同、张知本、谷正纲、陶希圣、谢东闵、李石曾、叶公超、黄杰、俞大维、于斌、郑彦棻、石觉、李国鼎、罗列、刘安祺、高魁元、徐焕升、赖名汤、陈大庆、梁寒操、余汉谋、蔡培火、李品仙等，共2000余人。公祭团体有“国民大会”，“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院以及“国防部”与陆海空军联勤警备总部，广西和广东同乡会等159个单位。

　　公祭仪式结束时，由“现役”一级上将顾祝同、余汉谋、黄镇球、周至柔四人将大幅“国旗”覆盖在灵柩上，随后由遗属将灵柩扶上灵车。出殡行列由宪兵摩托车队开道，后面依次是：军乐队、仪仗队、装载蒋介石颁发的挽额专车、“旌忠状”专车、陆军一级上将旗车、所获各种勋章专车、灵柩车及家属车队。12时20分，灵车抵达台北市近郊的六张犁回教公墓，按照回教仪式与夫人马佩璋同穴安葬，并由回教教长率领教友300多人为白崇禧灵魂祈祷。与国民党其他死去的将领一样，他的墓地也是朝着大陆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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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如何靠手令越级指挥前线部队[转帖]

　　第三次长沙会战，薛岳本来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介石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大败，失了长沙。薛岳在一气之下竟擅自将部队撤至江西，几乎因此受到处分。有人询问，薛说：“跑远一点，他(指蒋)电话便打不通了！”

　　

　　薛岳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具有以下几项特色：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其次，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晚近中外学界对于蒋颁布手令的看法，大致说来不外两种：第一种以 Lloyd Eastman为代表，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是破坏体制的表现。第二种以黄仁宇为代表，则认为蒋的以手令越级指挥，乃是其“人身政治”的延长，企图以士气、人心取代制度。“只有经过他(指蒋)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越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的手谕或面谕才能派的过去。”以上两种说法，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均认为蒋施行人治，未能尊重制度；第二，均将手令等同于越级指挥；第三，均忽略了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

　　笔者在查阅过2000余件收藏于台海两岸的蒋氏手令后，发现以上三点均有可以质疑或修正之处：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其次，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困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凡此种种，均显示蒋的手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影响，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与评价。

　　一、手令制度的运作

　　自秦代以至于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统称为诏敕、谕旨。皇帝的制敕通常由内廷发至中枢机构，以正式公文加盖朱印缄封颁下。汉代系通过宰相、三公府；唐宋系通过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明清系通过内阁或军机处。凡不经正式机构程序，而由皇帝以个人名义直接发下的命令，唐代称为墨敕或手敕。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笔书写，未经正式议定，系个人意见，三省也可以不执行。如武则天时，宰相刘袆之即曾对武则天所下墨敕说过 “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谓之敕？”但是一般说来，手书墨敕仍具有与正式文书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明清两代，谕成为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凡皇帝对臣僚有所训示和委任，称为敕谕，亦称为谕旨。清制规定，京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要员所上奏折，凡奉批朱发还后，该折无论是蒙上批圈还是书写，一律须按时汇缴，不得私自保留。

　　民国时期国家领导人的文书制度大致上沿袭前代，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以现存史料较多的蒋介石为例，其所批阅的文件或者下达的手令，系通过侍从秘书，分别送交侍从室第二、第四组，两组根据蒋的批示或手令，以其名义发布命令。有些带有通令性质的重要文书或指示，常由陈布雷或陈方起草，而以手令的形式发布；也有的是由蒋本人口述，经侍从秘书记录整理，再由陈布雷作文字上的修正，由侍从秘书代书，最后由蒋签名，交侍从室承办。

　　从蒋介石所发手令的种类来看，大致上军事类较政治类为多(政治类中又以人事方面为多)，党务、文教、经济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蒋本人的关怀所在，也可以反映出国民政府的问题所在。笔者于浏览过2000余件手令后，得到下列几点印象：

　　第一，手令的范围极广。例如蒋1948年曾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呈报该行过去三年外汇公私购户的名单及其用途，又曾多次下令于每保设置公厕，以重卫生。对于军公教人员及学生的服饰及行为，也不厌其烦地予以规范。例如他曾要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与内政部长研拟规定公务员制服、制帽，并分三等九级的可行性。又曾下手令要求研究女学生的标准发型；对于大、中学不守纪律的学生，则要求不可以开革了事，应先送入青年团的劳动营受训，然后再派至部队入伍。

　　第二，蒋极为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各基层。例如1942年蒋曾两度以手令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指出“ 目前县以下各级党部皆销声沉寂，无所事事”，而要求健全区党部的组织。蒋又曾下令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应以保甲户口的虚实为标准”，并曾多次督促重庆市政府彻底清查户口，整顿市民身份证。

　　第三，蒋极重视宣传。1942年，蒋曾两度下令扩充无线电传真机器及各县乡镇公所收音机，并加强编制墙报。1945年12月，蒋曾以手令致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表示各省市政府内可设新闻组。在宣传内容方面，1941年蒋曾两度下令对中共在美宣传方法研究对策；1945年3月，蒋曾以手令致外交部长王世杰与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要求对于反苏言论应一律禁止。同年7月，蒋更曾以《中央日报》编辑、社论与“小评” 的水准“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将编辑与评论者尽速调换。

　　二、对手令制度的各种批评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即为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的业务。其次，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也破坏了体制。

　　李宗仁即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他常在统帅部中，直接指挥前方的作战。抗战时他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内战时期甚至直接指挥至团长。指挥的方法为直接打电话或电报，故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均一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使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小则引起误会，大则误事。例如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作调防时，由阎锡山“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使得该部队不知所措，几乎错移位置。

　　内战末期担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的刘安祺即曾表示，除了阎锡山外，“其它像广州的几个人，台湾的几个人，还有国防部，都要指挥我，所以我要伺候三、四个婆婆。但对我而言，地位最高的婆婆还是老先生(指蒋)。”“戡乱末期从东北战场到青岛撤退，老先生都是直接和我通电话，必要时派飞机把我接到他那儿去，即使下野回到溪口也是如此。”如陈诚、薛岳之类的将领们对于蒋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虽然心存不满，但是尚不敢非议，第一次缅甸战役时，蒋介石派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则使得史迪威动怒。

　　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等到军队调动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李宗仁以为是蒋未作过中、下级军官，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所致，徐永昌则以为是蒋“用兵不慎深思，且与僚佐声气不一，所以军队百苦于更调之烦”。

　　针对各方的批评，蒋介石也有所解释。对于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应付手令的质疑，蒋表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首长参考则有之，正式的手令甚少。

　　其次，蒋指出他只有在部属的能力不足时，才会越级指挥。1942年6月，他曾向史迪威抱怨军中将领的无能：

　　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

　　至于将领如何无能，蒋曾在同年一篇名为《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的演讲中指出，对日会战任务不能达成，并非全是由于装备不良，指挥官自行破坏会战秩序，使指挥系统紊乱，致任务不能达成者，也所在多有。原因在于实战时有少数指挥官于接受上级命令时，不能依据上级企图、所负任务及当前状况，下达自己的命令，仅照例承转，因而不适时机、不合状况，使得下级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中间司令部对于下级的报告，仍有不依据当时情况并根据知识，判明真伪，而一律向上级司令部呈转，使高级司令部徒为低级司令部的文电所堆积。这些文电由于缺乏中间司令部的审核或判断，因此价值甚低。总之，由于中间司令部不作审查判断，加上越级报告等原因，使得高级司令部为求适机而越级指挥，因而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会战秩序也因而破坏。

　　蒋介石对于军事将领的批评，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实上，抗战期间的高级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前几期。早期黄埔的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不过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迅速。据统计，1944年时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注：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些学生在心理上总视之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

　　蒋介石不仅看不起他的黄埔学生，对于李宗仁、陈诚、薛岳等老一批将领的用兵，也常有不满而采取介入指挥作战的行动。例如1938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九战区陈诚部负责武汉以东的长江以南防务。9月，蒋介石对李宗仁的用兵消极“殊为痛心”，乃亲赴鄂东督战；对于陈诚的“怯懦无识”，用兵“不知轻重缓急”，十分意外，深感将才之不易得。又如 1935年元月，毛泽东在贵州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红军长征进入了第二阶段。3月31日，毛泽东、朱德南渡贵州乌江，红军此一行动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紧急采取应变措施。根据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靖公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作主。”

　　此外，蒋介石也采用以下的一些方法改变大家对手令过多破坏体制的印象：

　　第一，各机关不得照录手令转行。蒋介石1942年元月曾通令各部会机关，于接到手令后，应照令中意旨切实施行，凡主管部转饬所属的下级机关，即应以各该本部的名义行之，不应照录手令转行，或径以布告军民。

　　例如财政部限制购置食盐一案，该部在致各岸盐务办事处的通电中，居然有奉委员长手令，后方各省对购买食盐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8 两等字样，实在有失体统，应予纠正。

　　第二，更改“手令”名称。1941年12月，曾有侍从室幕僚向蒋介石建议，手令不下则已，既下非实行不可，以免失手令威信。指出近年各部门常不论事情大小，均以手令下达，应予以规范，凡遇特别重要的紧急事项，应下手令，次要事项则应用命令。1942年12月4日，蒋更进一步指示侍从室两位主任贺耀组和陈布雷，以后发交各机关的手启各案，不可用“手令”的名称。陈曾建议蒋，对于直属各单位，得用“手谕”字样代替；对于非直属单位，可用“手启便函”或“手条”等字样，绝不可用“手令”或“手谕 ”。此项建议未见蒋批示，不过“手令”一词以后仍经常出现。

　　三、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军事统帅部的指挥节度，较为集权化。各地区的作战构想及指导，往往由统帅部基于上层人员的判断而制定，与战场状况难免有所隔阂。尤其以国共内战(1945—1949年)初期的作战为然。原因在于各部队指挥官的军事思想不统一，个性不同，作风亦异，有求稳妥者，也有喜冒险者。以致统帅部不得不越级指挥，以求统合发挥战力。因此，统帅部除直接指挥绥靖公署及战区外，经常指挥战区、绥署以下至绥区、整编军或军团，甚至有的指挥至整编师。不过到了国共内战后期，统帅部的威信不足，此种情形则转变为各地“剿匪”总部反有擅自变更战略构想或不听指挥者，如东北、华北及华中均是如此，造成指挥节度紊乱，这也是导致蒋介石军事上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

　　统帅部集权指挥方式的优劣点如下：

　　(一)优点

　　第一，能使所有军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同一战略目标作战，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第二，能使各种背景不同、素质各异的军队，在统帅部的指挥下，齐一行动，不至于形成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

　　第三，当统帅部具有充分威信时，可激励战志，增强士气，促进部队上下的团结合作。

　　(二)缺点

　　第一，过分干预下级，使得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的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难以成为有为的将领，甚至养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依赖心理。

　　第二，各地区的战略构想及指导，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的指导，战机稍纵即逝，如等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易失战机。（注：抗战中期，军令部也曾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前方机动性。”）一位当年的军事将领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并认为这是当年军事指挥上的一大弊病：

　　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最快、最近的也要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长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此。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

　　第三，一个地区内常有数个战场同时进行作战，在缺乏健全的参谋人员辅佐的情况下，如每一战场均听从统帅部的指示，将使得统帅部无暇应付。

　　第四，统帅权集中的指挥形式，必须在统帅部先有充分威信时方得实施，如统帅部的威信不足，则必造成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

　　统帅部的这种集权指挥方式适与中共军队相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的指挥关系，初期较为松弛，及至1947年夏，也逐渐趋于集中，但是对于下级各地区野战军内的各部队，则自始至终甚少干涉；同时，重要决策或计划，多先征询下级意见，甚至进行往返数次的研商，最后才由中央军委会作成定案。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均是如此。此外，中共军队下级部队的独断权责较大，上级赋予下级的任务较具弹性，有时仅以作战目标给予下级，并不作细部指示，因此下级部队，尤其各野战军，即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战场现况，指挥作战。故其战略可以充分取得战术的支持，部队特性也可以因应敌情的不同，而作充分的发挥。（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指挥关系的优缺点，适与前述相反。因此，中共军队上层的指挥方式，适用于建国前的发展阶段，其缺点在于易形成割据分裂，中共军队日后的内部矛盾，与此有密切关系。）

　　1948年初，徐复观(曾任侍从室参谋)即曾在蒋介石面前，将国共两方的指挥方式作了以下对比：

　　有不少人认为总裁(按：指蒋)直接指挥作战的方式不太妥当……匪军特性之一，是他们的机动能力特别强。由前线的团长、师长，把情况逐级报到总裁这里来，再由总裁指示下去，中间经过的时间，匪情已经有了变化，再适当的指示，也成为不适当的了。尤其是养成他们遇事请示的倚赖习惯，缺乏积极地责任心；失败后，把责任都向总裁身上推；这种风气应矫正过来。

　　蒋听后一言不发，可见对于徐所提意见也知道得十分清楚。

　　不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既然集权式指挥方式为一项特色，则好越级指挥者，即应不限于蒋介石一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如阎锡山、陈诚、胡宗南等，普遍均有此倾向。军界人士以为，将领的喜好直接指挥，乃是自长久指挥小兵团的经验中养成的习惯，而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及经验所致。

　　但是笔者以为，这些将领喜好直接指挥的习惯，乃是其个人经验与军队“集权式指挥文化”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1941年起，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1945年1月，蒋介石也曾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四、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二)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除了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同时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仍为一个农业社会，所赖以联系者，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苦时，军队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升迁管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蒋介石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以士气取代组织，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团、班，经常自己出面外，尚须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也须他亲自召见圈定。因此，他的好发手令和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

　　事实上，长官越级笼络干部，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如军长越级笼络团长、师长越级笼络营长等。在胡宗南的部队中，胡不仅常越过兵团笼络军长，甚至常越过军长笼络师长；又如在薛岳的第四军中，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也非经他本人的批准不可。

　　手令既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内容和格式即必须讲究。在称谓上，对一般部属，当然可以直称下属的姓名与官衔，对关系较为密切者，则使用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称“焕章大哥”或“焕章如兄”，对阎锡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称“德邻兄”，甚至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也称“汉卿兄”，下面称弟署名。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因其为拜盟兄弟马福祥之子，故称“少云世兄”。对林森，为表示尊敬称“林主席 ”，下署蒋中正。对黄埔学生，本可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为了笼络人心，也常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 ”。

　　至于手令的内容与叙述方式，则视性质与时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现试举以下二例加以说明。

　　1944 年5月5日，日军进犯洛阳，与第一战区部队战于龙门。蒋介石于战况激烈之际，发出一电示，所书收件人除了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更包括下属各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等20余人，内容除了以感性的言词鼓舞士气外，也重申“连坐法”的惩罚方式，以加重各级干部的责任感：

　　特急。洛阳。蒋长官，转第十四集团军刘总司令茂恩、刘副总司令戡、张军长际鹏、武军长庭麟、谢军长辅三，并转陈副军长鸿远、陈军长武、张副军长信成、刘师长献捷、李师长纪云、马师长雄飞、范师长龙章、沈师长向奎、王师长连庆、张师长世光、李师长振清、王副师长文材、尹副师长作干、王副师长辅成、李副师长松昆、陈副师长德明、梅副师长展翼、赵副师长天兴暨各团长钧鉴：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在天之灵，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盛衰，全在此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勿使长沙与常德战绩独美于前也。蒋中正手令。辰歌申。印。

　　至于1948年7月13日蒋介石写给康泽一通手令式的电报，则属于另一种类型。1948年，康泽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襄阳。是年6月，中共部署在华中展开攻击战，致7月上旬，中共军队已推进至襄阳城外，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蒋介石7月13日给康泽一通手令式的电报，指示他退守襄阳城内，苦撑待援：

　　康司令官：真(十一日)电悉，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哿(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何况有我空军昼夜前来助战，非匪之所能及也。惟此全视主将之智勇与决心而定。历来革命苦战之役，当军民惊惶失措之际，独赖主将指挥若定，则过一时期自必转危为安，一般军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吾弟经过此番风浪，渡过此一难关，以后不惟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而且立名成业，亦起于此矣。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猛，其如之何？弟以为如何？中正手启御机元印。

　　这封电报不仅对战局作了具体指示，同时对于康泽个人未来的成名立业，也能殷切寄以厚望，其爱护关切之情，似有如家人父子，与前一封电文采恩威并施方式激励士气大为不同。

　　五、手令制度的影响

　　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被奉为“圣旨”般贯彻执行，因此具有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功能，不过也有部分手令未被贯彻执行。根据现有的资料，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是越级指挥，也并非全盘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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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下令拆除鉴湖女侠秋瑾原陵墓、改葬土穴始末[转帖]

　　1964：西湖墓冢的集体生活
　　09年第27期的《瞭望·东方周刊》与7月10的《文摘周报》的“文史”版块都登了此文，此文在电子版《文摘周报》上的具体地址是：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710/（此报纸是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

　　十多年后，西子湖畔，那些曾被迁走、甚至被定为“不予再建”的坟冢，重又出现。

　　1955年11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这期间，毛泽东同江华 (当时的省委书记)凭栏远眺，看到孤山一带有许多名人坟冢，感慨道：“西湖边的坟墓太多了，这些坟墓可以拆迁一下埋到郊区去，让死人也过集体生活不好吗？”江华闻言连连赞同，表示立即照办。

　　1956年2月21日，拆墓开始，至3月1日，又突然中断。原来，民主党派得知要拆迁西湖墓冢的事情，马上打电话向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致电浙江方面：“你们想把西湖风景区搞整齐些的原意是好的，但这些古迹是西湖景色的一角，有些人对它还有一定的感情。这次拆迁不要你们作检查，费用全部由国务院负担。”于是拆墓中断，还修复了其中12座名人墓。

　　1964年，胡乔木在杭州西湖汪庄5号楼休养，10月至11月，他写了16首词。其中一首《沁园春·杭州感事》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修改，并加了旁批。这首词在渲染了人间天堂美景之后，写道：“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12月2日，胡乔木致信毛泽东：“…… （浙江）省委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苏小小墓等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泽东在该信加上旁批：“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当晚，突击拆墓开始。尸骸被装入瓦罐，送往龙井路上的双峰村边，吉庆山麓马坡岭的山岙里。决定将30座墓冢遗骨分类处理。与辛亥革命有关的裘绍、尹维峻夫妇、徐锡麟、陶成章合为一组，苏曼殊、林启、徐寄尘、惠兴、林寒碧为另一组，拟另行营葬。对被认为毫无保留意义的王电轮、竺酌仙墓，因有尸骸，另找空地埋葬。苏小小、林和靖、冯小青、马鞠香墓，鹤冢、马冢、齿冢等，拆除后均不予再建。

　　12月3日晚上开始至9日，西湖边的“八十八师淞沪战役纪念碑”、“北伐纪念碑”、“陈英士像基座”等悉数拆除；同时被拆除的还有“云栖寺莲池大师塔坛和佛像”、“六和塔内三十一个菩萨”；“关闭净慈寺并去掉立牌”，“关闭上天竺、中天竺庙宇，改装门面，拆除佛像”。同月11日至15日，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向西湖公社示范生产大队征用了马坡岭脚的约15亩土地，整理后作为辛亥革命烈士和政治文化名人墓地。原被拆墓中全部陪葬物及地面附着物，均由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自行处理。

　　“荒唐”被扫除后，1965年1月28日，身在杭州的胡乔木又在一封信中表示：“土偶妖骸所指很广，并不限于有形的庙坟，一切旧文化中的偶像骸骨都包括在内，对这些东西必须进行很艰巨的长期的斗争。”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当天，离农历除夕还有两天，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决定拆除西湖西泠桥附近的最后一个坟墓，即用钢筋混凝土砌成的秋瑾墓。这天深夜，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西北管理处的工人，炸开了秋瑾墓，然后凿开了棺材，取出秋瑾遗骨旁边的一把短剑、金银首饰和一双红色绣花鞋等陪葬遗物，把遗骨装入陶罐，送到龙井路双峰村边的吉庆山马坡岭脚，埋入早已准备好的土穴中。

　　1965年3月6日，杭州市政府及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就拆除和迁移坟墓写了一个简报，将拆墓定义为 “彻底革命”、“除旧立新”。一个半月后，一份不完全的 “西湖风景区拆除迁移封建迷信物统计”上报，依报表，分5批共拆迁坟墓654座。十多年后，西子湖畔，那些曾被迁走、甚至被定为“不予再建”的坟冢，重又出现。

　　“文革”后，岳庙恢复；1981年，秋瑾墓在西泠桥的另一端重修，塑汉白玉全身雕像，镌有孙中山的“巾帼英雄”手迹。此后，徐锡麟、浙军攻克金陵烈士墓——七星坟、陶成章墓、杨哲商墓、沈由智墓等一批辛亥革命名人墓葬，被迁到凤凰岭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重修墓葬。1988年，连似乎政治“不达标”、并无骸骨的苏小小，也因才情和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受到礼遇，在墓亭原址上修造了六角攒尖顶亭，名“慕才亭”。新千年时，章太炎墓、于谦祠等又一批名人墓葬及纪念祠堂，也被回迁或恢复。

　　今天，这些精巧的墓冢，静静地化作西湖美景的一部分，牵扯着湖畔往来人的悠长情思。（据《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