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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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转帖]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在率领“铁军”北伐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后，又几度指挥大的军事行动，都以失利告终。例如“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高潮的“皖南事变”中，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叶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7000人。

　　在“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一度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与部队脱离。叶挺在得知此情后，商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署名致电中共中央：“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待项英等再度和部队会合时，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32集团军108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由于此前派敌工部长林植夫谈判，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当时随军部行动的画家邵宇、赖少其等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军长一行几个人走后，天色即渐昏冥，其他几位领导人就换好了衣服，做好了分散突围的准备。他们记得项英换了一身伙夫的衣服。但邵宇他们没能突出重围，被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108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32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她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再无声息生死未卜，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摸情况并设法营救。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令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动的###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而几十年来，叶正明夫妇一直倾心于收集与父亲有关的资料，所以藏有这一记录的复制件。现抄录于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甲（指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指蒋介石、叶挺、郭忏）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指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有批准，只好回去。对×××（指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经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九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党（指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扰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

　　乙：如果这样说，×××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此外，叶正明还告诉我们说：“后来蒋介石又以请我父亲吃饭的名义要再次‘劝导’他。我父亲不去，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非要见他也可以，先把我的部下放了，即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新四军部下。蒋介石一定要让我父亲去，几个特务强行抬着他去了，等于是抓去的。见面以后，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不是搞了广州暴动，可后来人家不要你了。是我委任你当了军长。现在你只要说一句，皖南事变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后又以委任高官来引诱我父亲，我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我父亲拍着桌子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 这样一来，蒋介石也生气了，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后来还听说蒋介石气得推翻了桌子。总之，这些事都能说明我父亲的气节。”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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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转帖]

　　1935年2月24日，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1899~1935)在福建上杭被俘。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即电令其在闽西的部属协助蒋军第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并诱迫瞿秋白投降，未逞。6月上旬，中统派人多次劝降，也遭失败。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这是一篇探索瞿秋白心路历程的
重要文献。

　　一、《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但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

　　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

　　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言中。

　　二、“求生”说是荒谬的

　　瞿秋白何以写《多余的话》？社会上对其写作动机有种种判断和揣测。

　　国民党中就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求生。但是对于这种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

　　“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变节自首”、“叛徒自白”的谬说，导致了席卷全国的“讨瞿”行动。“文革”后，“自首”、“叛徒”说被否定。随即又有“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检讨”和“悔过”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其各有可取之处。而重复“文革”的“求生”说，或者变相的“求生自赎”说，则完全是荒谬的。

　　《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三、多层面的心忧之言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所述“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多层面的心忧之言，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得很苦。从全文内容、语气、情感看，特别是从《代序》和《告别》看，既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战友而写。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连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

　　四、沉重而深刻的思考

　　《多余的话》中隐含的二元结构，与瞿秋白自谓的“二元人物”完全契合：一个是作为文弱书生的瞿秋白，一个是作为忠贞烈士的瞿秋白，矛盾着冲突着，胶着融合成为一个真实的二元的瞿秋白。他的二元人生观，表现为“出世”和“救世”。少年时代的“厌世”、“避世”，躲避现实，远离政治，谓之“出世”。试图以文化救国，参加五四运动，接受社会主义，远赴苏俄“辟一条光明的路”，是为“救世”。

　　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经历多次党内斗争，备受摧残，身心俱伤。继陈独秀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第一个替罪羊之后，瞿秋白则因执行莫斯科的盲动路线而成为斯大林的第二个替罪羊。他先是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职务，继而奉命纠正“立三路线”后竟被冠以“调和主义”、“两面派”，逐出中央政治局。当他与鲁迅从事左翼文学运动取得辉煌成绩时，又被“左”倾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驱赶到中央苏区担任一个闲职。而当中央红军大撤退时，他竟被“左”倾分子当作包袱甩在即将沦陷的绝地，卒被国民党军俘获。

　　在“左”倾分子那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已被变成用以排斥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帮派性，而专政和暴力则被用来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摆脱了党内斗争对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性格扭曲，瞿秋白又回到那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立场。《多余的话》不免低沉情绪的旋流，却比作者在他热情激扬和政治活动巅峰期的思想更深刻，真正成就了一位没有伪饰的共产党人和文化精英的瞿秋白。

　　《多余的话》来自一个书生革命者的自觉，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我们表明，瞿秋白的最后遭遇及其遗文，是一个坦诚的共产主义者最后对于如何确切弄清共产主义并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提出的一种呼吁，而这种呼吁对于全体共产党人显然并不是“多余”的。瞿秋白所置身的情境，使他面对邪恶时不能明白宣布他的抗争，而只能以一种深意的曲笔，将他对自己曾有过的追求以及对这种追求的失落、扭曲的思索和抗议隐晦地留给了后人。

　　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没有读懂它。但是历史进程给了后人更多的教训和智慧后，我们终于明白了。

（《北京日报》7.13陈铁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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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塞斯库的末日审判[转帖]

20年前

提起罗马尼亚，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它位于巴尔干半岛东北部，面积二十四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千四百万。对于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中国人也是非常熟悉的，他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可是，你知道吗？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却是——齐奥塞斯库的最后日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当欧洲的千万个家庭正围坐在五彩缤纷的圣诞树旁欢聚时，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却站在一个临时军事法庭的刑场上。

他的背后是一堵砖墙，上面布满了弹孔。七十一岁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身着黑色西装，和夫人站在一起。

布加勒斯特下午四时，枪声响了……这一天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风暴迭起

一九八九年末。

东欧大陆的动荡终于波及了罗马尼亚。

十一月二十九日，罗马尼亚体操明星科马内奇出逃，寻求西方的庇护。到美国后，她将出逃的“恐怖经历”向西方新闻界公布。

这似乎是一个前兆。

十二月十五日，罗马尼亚边境城市蒂米什瓦拉发生警察与当地居民的激烈冲突，双方都使用了武器，造成了人员伤亡。动乱开始了。

就在罗马尼亚国内动乱开始蔓延的时候，齐奥塞斯库似乎还相当沉得住气。十二月十八日，他照常飞往伊朗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并同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了会谈。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未像往常一样随他出访。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第一副总理，她坐镇国内，控制事态发展。此时在遥远的德黑兰，齐氏还一再宣称：“我们的形势是稳定的。”

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可怕的消息在罗马尼亚不胫而走：保安部队在蒂米什瓦拉实施“大屠杀”，几千人丧生，上万人被捕或失踪。当晚，齐奥塞斯库从德黑兰刚一回国，立即到电视台发表讲话，严厉斥责蒂米什瓦拉动乱是“帝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集团以及外国间谍机构组织的”，是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发展，使国家倒退到外国的统治下”。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又在首都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全国保持稳定。

但是，此时群众已无心听他演讲了。就在这一天，布加勒斯特爆发了反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不要齐奥塞斯库！”“要自由！”“要面包！”示威者冲进书店，焚毁齐奥塞斯库的著作。

与此同时，以伊利埃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宣告成立，宣布解散齐奥塞斯库的全部政权机构。

紧接着，支持齐奥塞斯库的保安部队与反对他的军队和群众在首都市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十二月二十二日，“起义者”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宣告齐奥塞斯库“下落不明”。

仓促出走

此时齐奥塞斯库感到大势已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决定坐飞机出走。四十六岁的飞行员马鲁坦在《罗马尼亚自由报》上回忆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接到命令飞到罗共中央办公大楼，去接齐奥塞斯库。当时齐氏夫妇和另外的四个人前来，其中包括罗共高级领导人曼内斯库的妻子，还有齐氏的两名保卫人员。由于直升飞机座舱狭窄，其他领导人被留在大楼内。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要直升飞机在数百万群众头上飞过，是不正常的。”这位飞行员回忆说。但他必须执行任务。

十一点四十分，飞机起飞。在座舱狭窄的飞机上，位置不够，以至副机师要坐在齐奥塞斯库的膝上。飞机直飞布加勒斯特以北的斯纳戈夫村，齐奥塞斯库在那里有一个夏宫。

飞机飞行了二十五公里，到了斯纳戈夫村，在别墅花园里降落。在这里，曼内斯库的妻子玛丽娅和一名叫博布的政治局委员被要求离开直升飞机。当时，“玛丽娅吻了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手”。据说博布离开飞机后不久即被捕。齐奥塞斯库在别墅打了两个电话，到厨房吃了些东西，又装了两大袋子食品。

飞机又一次起飞以后，齐奥塞斯库决定飞往布加勒斯特西北十八英里的博泰尼军用机场。很显然，齐氏夫妇决定离开罗马尼亚。

此时的齐奥塞斯库已焦躁不安。他命令飞行员不要与地面指挥塔联络。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齐的保镖都用手枪指着飞行员。

这位并不忠于齐氏的飞行员回忆说，他故意飞得很高，以便使雷达可以追踪到直升飞机的踪迹。当接近军用机场时，马鲁坦告诉齐氏夫妇说，他们可能已被雷达追踪到了。

齐奥塞斯库同时也听到了广播，说罗马尼亚领空已被封锁，禁止飞行。齐立刻命令飞行员在军用机场以外的地方降落，他最怕落入叛军手中。于是在距布加勒斯特五十二公里处的一个小镇附近的旷野上降落了。这时，效忠齐氏的人乘坐两辆汽车追上了他们，齐氏打算到公路上碰碰运气。此时已是二十二日下午一点左右。

公路上的运气同样不济。

齐氏夫妇和两名保镖首先截住了一辆紫红色达契亚牌汽车。但半小时以后，无线电广播了他们逃跑的新闻，并描述了这辆汽车的特征，于是他们只好在沃克雷什奇村停了下来。

究竟往哪里跑？这始终是齐氏夫妇和保镖一直讨论的问题。埃列娜建议取道科比亚森林，那里有罗马尼亚四号人物迪姆卡的一所别墅，迪姆卡一直是这对夫妇的好朋友。而齐奥塞斯库则坚持去特尔戈维什泰城边的特种钢铁公司，他曾多次视察过这个工厂，并认识那里秘密警察的头目。

车子朝特钢工厂开去。

此刻，电台正广播米尔恰·曼内斯库的一篇讲话，齐奥塞斯库刚听到前面的几个字，就像昏厥一样瘫倒了，头垂到仪表板上，接着他又抬起头来，喃喃自语：“完了！但愿情况不是这样。”

当汽车一靠近特钢公司的值班亭，工厂的第一道门就打开了。齐的保镖走下汽车，上前与工人搭话，这个保镖回来说道：“工人已经罢工了！”这时，有十多个人围过来，有人认出了这对夫妇，人们开始向车子投掷石块，同时高呼：“打死杀人犯！”

工厂的警卫也加入了呐喊者的行列。这时，埃列娜又一次抓住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命令他开车冲过去。汽车终于冲进工厂，又从后门逃了出来。

泪水涟涟

从特钢厂逃出来后，齐奥塞斯库哭泣起来。“我看见他脸上有泪水。”彼得里绍尔后来回忆说。

彼得里绍尔发现前方右侧数百米的地方有一栅栏门，这里是植物保护中心。他把车子开进去，停在两棵松树之间，并告诉齐氏夫妇已经进停车场了。埃列娜此时才放下了彼得里绍尔的脖领。齐奥塞斯库让彼得里绍尔进去探问，看看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他们。

于是这位司机人质登上灯火通明的台阶，走进大厅。里面有十几个人正在从电视里观看白天发生的事情。彼得里绍尔对他们说，他已经抓到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就在楼下的汽车里。没想到那些人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因电视里宣布齐奥塞斯库夫妇已经“就擒”。他只好反复解释，起劲地做手势，结果那伙人仍将信将疑，嘻嘻哈哈地让他悄悄把两口子带来，以免惊扰他们看电视。幸好有一位他认识的技术员发觉彼得里绍尔的惊恐不像是装出来的。他立即驱散众人，腾出了一间办公室，让彼得里绍尔把齐氏夫妇领来。

齐奥塞斯库夫妇疲惫不堪地走出汽车，看到那位技术员站在台阶上向他们招手。彼得里绍尔上前搀扶着齐奥塞斯库，埃列娜紧随其后。他们进了那间办公室，就被关了起来。那个技术员随即给一个军事中心打了电话，一个军车队很快赶到这里，陷于四面楚歌中的齐氏夫妇终于落入士兵手中。

他们随后就被带到车站附近的兵营里。

最后的审判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罗马尼亚人民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战战兢兢地度过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而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在罗马尼亚一个军营的餐厅里，设立了一个秘密军事法庭，准备对齐奥塞斯库夫妇举行最后的审判。

两点左右，原罗马尼亚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埃列娜被军人从一辆装甲运兵车上押解出来，坐到秘密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一张普通的桌子后边。

七十一岁的齐奥塞斯库身着黑色外套，面色苍白，神情疲惫。他的夫人埃列娜包着头巾，表情木然地坐在他身边。

一个医生走来为齐奥塞斯库量血压。随后——审判开始。

有人大喊：“站起来，这是法庭！”

检察官：齐奥塞斯库先生，您还有机会在合法组成的法庭前说话。我希望你为自己辩护……这是你的权利。

齐奥塞斯库（以下简称齐）：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只承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政变，我不承认任何人。

审判长：我们根据本国宪法来审判你，这不是你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了解法律。

接着，检察官宣布，由公安部宣读起诉书：

“今天审判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乃是因为他们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

这个控诉书上罗列他们的罪行是：

一、大量屠杀人民，牺牲者超过六万名；

二、利用秘密警察来对付人民和国家，损害了国家的力量；

三、在各个城市制造爆炸事件，破坏建筑物和公共财产；

四、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

五、在国外银行存款超过十亿美元，并企图利用这笔款外逃。

检察官：大家都知道到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止，整个国内发生的事情。缺少医药，缺少许多人民所必需的东西。是你让许多小孩不治而死，而且让军事医院中没有医药，没有暖气，也没有吃的……

检察官：蒂米什瓦拉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蒂米什瓦拉的种族灭绝吗？

检察官：被告！回答你在瑞士存款的事情！

检察官（转向埃列娜）：你是副总理，你有没有向蒂米什瓦拉下令开枪的。

埃：你们也是官员，你们应当知道政府是不会在蒂米什瓦拉下令开枪的。

检察官：那么是谁下令开枪的？外面谣传这些恐怖分子是国家安全局的人。……你！齐奥塞斯库，米勒将军（罗马尼亚前国防部长，传言自杀而死）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

齐：米勒是叛徒，是他自己单独离去，并决定自杀的。他未能执行重建秩序的命令。

此时，法庭审判暂停片刻，不久后开庭，检察官即开始宣判：“根据刑法第一六二条、第一六三条、第一六五条和第三七五条，我们认为两名被告有罪。现在特别军事法庭宣布，今天判决如下：没收被告的所有财产，并处以死刑。”

辩护律师：我认为对两位被告的审判法律程序是正确的。关于他们签不签名，只要有证据他们仍应被起诉……不过我要求法庭，此项判决绝不能出于报复的原因。

齐：我不承认……

主席：此项判决不准上诉。

审判后不久，齐氏夫妇即被带赴刑场。当地时间下午四点，一支三人的行刑队执行枪决。

据外电报道，行刑前，埃列娜曾向行刑士兵喊道：“你们怎能向我们开枪，我曾经那么关怀你们，我是你们的母亲。”

一个士兵回答说：“不，你不是我们的母亲，你是杀死我们母亲的凶手。”

枪声骤然响起……

十二月二十六日，罗马尼亚电视台播放了审判齐奥塞斯库和他被枪决后的录像。

风暴的背后

齐奥塞斯库一九一八年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少年时做过鞋匠的学徒，后来当了工人。十六岁时加入罗共，在当时仍处于地下状态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名活跃的少年。自一九六五年起，他连续担任罗共总书记二十四年。

在国际上，他曾一度很受尊敬。美国的两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都曾访问过罗马尼亚，英国女皇还授给齐奥塞斯库以尊衔。

是什么导致这位十四岁起就“为人民奋斗”的政治家晚年的结局如此悲惨？

黑色幽默——“社会主义是一家”

这是在罗马尼亚流传最广的“佳话”。齐奥塞斯库自一九六五年坐上罗共第一把交椅以来，仅用三年时间，又当了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和罗马尼亚三军统帅。一九七四年他又修改罗马尼亚宪法，当上了罗马尼亚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同时，他清洗异己，迫使一大批老干部下台，在各个关键岗位上安插亲信和家族成员，完全建立了自己的家族统治。

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从一名纺织工人平步青云，最后当上了罗马尼亚第二号人物：罗共中央政治局执委、政府第一副总理。

小儿子尼古·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因齐氏夫妇均已年过七旬，他们又将小儿子调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以便接他们的班。

大儿媳波丽亚娜是罗马尼亚少先队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中央书记。

哥哥马林·齐奥塞斯库，原为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

弟弟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原为罗马尼亚内政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

在罗共中央委员名单里，姓齐奥塞斯库的就有六、七人。一些其他亲戚包括埃列娜的兄弟等，也担任了罗共中央委员、政府部长等要职。因此，相传罗共中央开会，就好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庭会议，“社会主义是一家”的笑话不胫而走。二十几年的惨淡经营，齐氏居然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成功地建成了颇有中世纪色彩的“齐家天下”。

历史常常不给人留下反省的机会，对于齐奥塞斯库更是如此。 作者：张耀杰 2009-7-31 13:25:30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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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皇帝真的\"性福\"吗[转帖]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古代中国的后宫制度是最腐朽也最荒唐的制度。早在古代，就有人以宫内多“怨妇”，宫外多“旷夫”为由，劝谏皇帝开宫放人。

　　也真有这样做的皇帝，我怀疑这样的皇帝是在“趁坡下驴”，甩掉包袱，或借机淘旧择鲜。现代人都能认识到后宫制度不合理，却往往停留在杜牧慨叹“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的水平上。当然，历史学家也有从经济角度批判后宫制度的，认为后宫佳丽和太监是百姓的沉重负担，是帝国的恶性肿瘤。下面，让我从进化论性学角度说一说后宫制度的荒唐性。

　　人类阴茎的特点

　　不与驴马相比，而与猿猴相比，人类的阴茎有三大特点：一，粗大，大猩猩比人体格大，阴茎却只有指头粗细；二，没有骨头，猿猴的阴茎里都有阴茎骨；三，勃起后没有伸缩性，只能由全身运动来带动，所以《红楼梦》中有“大动”之说。这些特征都是人类在进化中新获得的，因而是人类体质进化研究必须解释的。

　　我实在解释不了人类阴茎的这三大特征究竟是怎样获得的，只能论证具有了这三大特征的人类阴茎之生物完美性。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印度神话故事(陈醉在《裸体艺术论》中引用过)：湿婆与乌玛性交，持续了100年之久，宇宙为之震荡起来；诸神恐惧，求他停下；湿婆把精液射到了地上，地上陡然而起一座大山；而乌玛从此诅咒一切当丈夫的男人。

　　这则故事夸张地反映了人类性生活中的一些本质性特征。“持续一百年”云云，反映的是所有男人在性交时的一种愿望。持续一百年，也没有满足女人，这反映的是女人不容易达到性高潮这一实际情况。宇宙为之震荡，诸神恐惧，这反映了人类男性对性交伤身的担心。

　　中国小说《金瓶梅》里的性描写也都反映了我以上分析的三点。西门庆总在想尽一切办法延长性交时间，而潘金连总是满足不了。兰陵笑笑生给西门庆安排了脱阳而死的结局，固然有训诫之意，却更多地反映人类男性对自毁于性交的恐惧。今日中国，所有城市的“阴部”都贴着治阳痿早泄的广告，什么“阳痿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不正反映了所有男人希望自己的家伙举而坚、坚而久的愿望？当今世界，“伟哥”，“威而刚”风靡全球，不正反映全球“哥们儿”都有“伟”而“刚”的需要和愿望？很多壮阳药物都以女人的满意做广告，这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因为天下女人都希望丈夫“伟”而“刚”。这种愿望正反映了绝大多数女人得不到充分满足这一实际情况。

　　假如人类的阴茎里还保留有灵长目祖先阴茎里肯定有的阴茎骨，东西南北“门”的“哥们儿”还需要如此殚精竭虑地“伟”而“刚”吗？这一问，实际上也就论证了人类祖先阴茎骨消失的进化必要性。正面说，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儿：人类男性的性活动在进化中呈现强化趋势，打破了一定的生理平衡，需要受到一定的生理限制。我认为，阴茎骨消失就是在执行这种必要的生理限制。躯体之智慧何其精妙！

　　阴茎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阴茎海绵体，阴茎海绵体是人体最神奇的一种组织。它硬时如骨，软而如肉。中国外国都有女人们争论男人那东西有骨无骨的诨科笑话，兹不赘述。

　　有阴茎骨的猿猴阴茎之勃起表现为从阴茎鞘中出来。没了阴茎骨却有阴茎海绵体的人类阴茎时时都在体外，其勃起表现为变粗变长，勃起之后便不会伸缩，必须由全身运动来带动。加上人类性交方式是面对面，男人全身压在女人身上，人类男人在性交活动中相对运动量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人类女性在性交中受到的来自男性的压力不是静压，而是动压，难怪它有使女性胸腔扁平化的作用。阴茎海绵体硬如骨，软如肉这种奇妙特征不但确保了阴茎生理功能的顺利实现，而且有效地执行了防止男人将更大体力使用到性交活动中这一“神圣使命”。因为阴茎海绵体使男人在性高潮达到之后嘎然而止性交活动。任他有天天欲望，那小小的阴茎海绵体硬是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谁也奈何不得。阴茎海绵体也像东晋的谢安，辉煌之后就“功成身退”，时机成熟，就“东山在起”，如此反复。谢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聪明人，是李白的偶像。阴茎两次勃起之间的间隔，性学上叫“不应期”，从青春期后，不应期呈延长之势。也就是说，男性性交能力从青春期后呈递减趋势。一个40岁的爸爸的性能力远远次于他16岁的儿子。

　　在单位时间内，在自然状态下，一个成年男人所可能有的阴茎勃起次数是固定的，而一个成年女人所可能接受的性交次数远远多于男人所能进行的次数。在具体的性交活动中，男人只要一射精，就达到了性高潮，而女人必须受到充分刺激才能达到性高潮。从单位时间性交次数和每次性交满足程度两个角度看，一个男人的性能力是远远低于一个女人的性潜能的。阳萎既是男人的病，又是女人的病。早泄不是男人的病，而是女人的病，因为哪怕只动一下，男人只要泄了，就达到了性高潮。早泄是绝对的，湿婆性交100年，乌玛仍嫌他早。从纯粹生理学角度讲，一妻多夫优于一夫一妻，更优于一夫多妻；从纯粹生理学角度讲，女大于男优于男女同龄，更优于男大于女。

　　中国古代后宫制度

　　现在来说中国古代的后宫制度。一个皇帝如有1000个嫔妃，将有999.9个处于性饥渴状态。嫔妃们“轮流当夕”，对皇帝来说这绝对是性苦役。好不容易轮上一回的嫔妃，逮住了皇帝这块“驴肉”，还不是如饿虎扑食一般？她会想尽一切办法，象潘金莲一样，让皇帝多来几回。天天如此，皇帝还能不被淘空？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实际上是受着三宫六院的轮奸。也有长寿且多子的皇帝，如康熙共生了55个儿女。多乎哉？不多也！从理论上讲，如果总有正处于排卵期的女人来 与一个男人性交，那么，这一个男人能有的后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像康熙这样有充足女人与之性交的男人，如果他们稍稍禁欲，没有性欲时不勉强，那么，他们能够留下的后代可不是几十，而是几百，几千。 据说，某现代君主就有500多王子、公主。所以，康熙55个子女，决不是多产，而正是“亩产”少得可怜。究其原因，我认为就是因为康熙皇帝的性活动差不多总是“极限运动”，就像一个人一生都在进行马拉松长跑。这样，他的精子还有多大的游动能力？

　　皇帝长寿不多，长寿皇帝的后代相对而言亦有得可怜。这都是因为皇帝被轮奸。康熙与最次的种猪都差十万八千里。

　　我的关于人类阴茎的理论推翻了纵欲伤身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阴茎海绵体的作用很像保险丝，它能通电，但电流过强就断开。这个比喻仍有缺陷，再来一个：阴茎中存在自动跳闸机制，使男人不可能在性活动中花费更大体力。所以，一个男人尽其所能，只要阴茎勃起就进行性交，这仍然无损于身体，何况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男人不可能因纵欲而伤及自身。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男人尽其所能，不假外力。如果吃了春药，人为地强化性能力，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吃“伟哥”，而应努力学习一些技巧。

　　中国古代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女人。她利用性物交换玩男人于两股之间，以最小代价夺得李渊父子万骨枯槁才换来的大唐江山。她之公开纳男妃，在古代中国可谓石破天惊！从纯粹的性学角度讲，她的举动是正常的、自然的，而且她拥有的男人数是恰到好处的，决没有铺张浪费！南朝有个山阴公主，嫉妒其兄拥有三宫六院。皇兄给了她30个面首。山阴公主就比武则天的男人多，这算不算铺张浪费，我说不准。但如果更多，有的男人大概就要急了。

　　中国古代皇帝其实是笨得出奇，不就是传宗接代和满足性欲吗？哪值得那样劳民伤财，受苦受累，蒙羞茹垢？用别的方式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反正现在皇帝绝种了，我就不为他们“支高招”了。我就听一个官员朋友对我说：“咱现在比过去三妻四妾的财主和三宫六院的皇帝好多了，除了老婆，哪一个也不用养活。”从纯粹性学和经济学角度讲，他说的很对。但1998年我在齐齐哈尔听过一个俄罗斯小姐用英语对我讲：“那些男人像猪一样，我打手势，让他们啃这儿咬那儿，他们还付我坚挺的人民币。”科学家霍金就说，科学家与妓女一样，能快乐与钱财双收兼得。我想霍金本人的快乐很受限制。我这个作家写作如射精，我的笔永远勃起，我的电脑永远发情，我快乐极了。

　　这是一篇“怪诞不经”的文章，它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内容让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也许您不赞同上面的观点，那就权当作一个小段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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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眼中的志愿军[转帖]

　　导言

　　对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10日陆战第一师在古土里、下碣隅里、柳檀里地域与中共部队作战行动的详细研究验证了《中共部队的攻击战斗》（ORO-S-26,EUSAK，报告日期1951年1月5日）中提出的所有主要的结论。不过在Kunu-ri的战斗中这很少发生。我们的士兵很少配备超过两颗手榴弹，这是根据1950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期间美国第二步兵师在Kunu-ri地区与中共部队作战的经验来对中共部队的战术方法与武器使用的评估分析。

　　在中共部队对抗陆战第一师的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包围并穿插割裂过该师任何主要单位，并且除了一些外围阵地外，也从没有突破攻占过任何主要防御阵地。所以，他们的战斗单位并不如和攻击第二步兵师在Chongchon河东岸时一样地全面展开，因此能够观察中共部队在全然多变战况下作战的特点的机会就比较少。

　　由于第二步兵师在Kunu-ri周遭与陆战第一师在古土里周遭战斗时的环境状况完全不同，不但地形不类似，而且我方部队和中共方面各部队始初的布阵也不同，要把这两个作战行动作一个全面比较并不恰当。在（本报告中）如果有做比较的地方，完全是为了要强调衬比中共部队的特徵与能力。

　　武器与构工

　　整体来说，跟陆战第一师交战的中共师团的装备并未比在同时期与第二步兵师交战的中共部队好多少。主要的差别在于跟陆战第一师交战的中共诸师团似乎在粮食和弹药补给上极度短缺。在中共部队与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中，当共军自固定位置开火时，机枪手和手榴弹兵似乎从来就没有缺过弹药，而且可以看到在火线上的部队后面有长串的士兵搬运弹药。在长津湖区作战的中共部队则正好相反，参与战斗的中共师团似乎很快就耗尽所携带的弹药，由于没有再补给，他们的作战效率就此消失。当他们耗尽弹药撤退时，其他新的师团会移上前来递补阵线，而这些补给耗尽的师团则从前线消失。指挥的陆战师长奥立佛·P·史密斯少将曾经记述到这个现象，而且也从许多团、营长口中证实。战俘口供显示这些部队中大部份是在11月13至16日间渡过鸭绿江，正好跟陆战第一师开始从基地港口向北前进大约同时。在渡江后，他们以全速向作战地区急行军前进。看来他们似乎只想要赶快将部队向前移动，即时到达陆战第一师的纵队附近，以便在陆战第一师把大部份兵力用在攻击长津湖区时切断该师的主要补给线；也因此这些中共部队对于诸如有效补给等重要课题方面并没有妥善安排。跟这个假设吻合，并且陆战第一师下属各单位都注意到的是，他们的中共敌军都是一成不变地以单线攻击，没有使用其他不同的战术。这不但在师级单位如此，甚至到营级或连级都一样。每个单位被赋予一个选定的任务，他们似乎都在剩余战力许可之下尽力达成这个任务。但当他们被击退无法达成任务时，中共部队会显得茫然毫无计画，无法重新组织起来转移攻取其他可能的目标。士兵们会从战线上撤退，涣散地坐在原野间。即使如此，战俘的口供中显示出了中共士兵一般的智力不低。不单只在军官之间，就连一般受审讯的士兵也都能说出他的连、团、师、军团、以及集团军的番号，并且知道上级单位的计画与意图。陆战第一师也就是从被俘的中共士兵口中首先听到中共部队计画“在该师的两??。这项情报是当这两个团还在北进途中获得的。但是真正特别让人困惑的是这些战俘没有阶级的概念，这些战俘会称自己是“士兵”或“军官”，但说不出自己的军阶。如果中共部队中有士官的话，他们也无法表明自己的阶级。

　　在陆战第一师的作战中，有六次战斗时攻击的中共部队有轻型炮兵的支援。每一次所使用的炮数不超过二或三门，发炮数也是寥寥数发。总体来说，敌人攻击的火力依靠自动武器，主要是.30口径的机关枪（包括路易斯轻机枪与哈乞克斯机枪）；冲锋枪、步枪、及轻型木杆手榴弹则是中共步兵的主要武器，这个现象不论是在对陆战第一师周边防线的攻击或是他们自己阵地的防御战斗时都一样。除了曾经在手榴弹上绑上引爆索作成诡雷外，在这些武器的使用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新意。这些诡雷被安装在阻绝道路的路障上，长长的引爆索则拉回到路旁的散兵坑中。这些诡雷时常失败，因为在散兵坑中的中共士兵往往在有机会引爆诡雷前就已经被杀。有一次更是因为手榴弹的安全针冻住而失败。在防御的时候，这些中共部队会在山头阵地建构防弹掩体，以双重粗树干绑在一起做墙，顶上以木头做盖，再加上两尺厚的泥土石块为顶。这些工事可以抵御空中攻击，除非是火箭直接命中。他们用骡马将这些建材运到高处，当中共部队在周遭地区展开后，骡马会被移到远离（美军）主要补给线的荒野地区。当美国空军开始扫荡周遭地区时，几乎看不到什么骡马。当中共部队在古土里以北及下碣隅里以西切断陆战第一师的主要补给线，以便孤立并消灭该师时，他们用上了大量的路障，以及少数的爆破手段。沿着（美军）撤退路线，在一些最敏感的位置上，炸药被有效地用来切断交通。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炸断位于古土里以南、1081高地山脚不远处横过发电厂水管的工作桥。这座桥位于一个落差1500英尺的峡谷之上，如果不能修复的话，任何车辆都不能通过向南撤退。该师早已预料到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在不浪费纵队的宝贵时间下尽快架桥通过这个空隙；一座预制桥早就由空军运来跟纵队一起行动。即使如此，中共部队还是以少量的炸药造成了最大的阻碍。如果敌军有足够的炸药的话，整个路线上像这样的机会比比皆是。整个主要补给线就像是在山壁上开凿的狭窄栈道一样，只要造成几处大山崩，它就会完全毁损无法通行。但是，虽然中共部队已经盘据这个地区超过一个星期之久，他们并没有尝试这类大规模的炸山行动。在此处，以及更北面位于下碣隅里和柳潭里之间的路段上，中共军手上的炸药似乎只够用在几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少量炸药爆破的小型桥梁上。一般实体路障是由石块、泥土、及杂物堆成平均2英尺半到3英尺半高度，并不太坚牢的阻绝障碍。大约半数路障地点的侧翼有火力掩护──通常是在侧面岭线上布阵的一、两挺机枪，或者是迫击炮。在没有掩护的路障地点，即使侧面
高地还没有被（我方）前卫完全扫清，在步兵纵队先头的推土机通常就已经把这些障碍物推开一旁了。不过，还是有些路障地点被由侧旁高地射来的自动武器火力，以及逼近到轻武器有效距离的狙击手强力而持续地封锁的例子。这时车辆会被击毁，纵队停顿，并且沿着路边演变成一场人员和物资的持续消耗战，直到中共部队被（我方）优势火力与运动压制住为止。

　　纵队中的秩序

　　在有关这个话题的事例中，德来斯戴尔特遣队（TF Drysdale）11 月 27 日夜间在古土里与下碣隅里间路段的经验会是最有教育性的例子。这支小型的特遣队由 英国突击队、一个陆战连、以及一个步兵连组成。他们在收到中共部队已经切断 通往下碣隅里的主要补给线的报告后由古土里向北出发，尝试打通补给路径。它先扫清了古土里以北紧邻主要补给线的脊线，然后乘坐卡车前进。一支补给车队 原本预计要接受它的保护，紧接它的后方前进。在特遣队的最前端有一个中型战 车排，最后端在卡车纵队之后也有另一个战车排担任后卫。这支纵队在古土里山岭线以北开阔地区撞入了中共部队（估计约3营兵力弱）的伏击，它的溃散主要得归罪于其中装甲部队的运用态度。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在这个事例中，行动与反应等等几乎就跟三天后在 Kunu-ri 与 Sunchon 路 段之间发生在第二步兵师纵队上的不幸遭遇如出一辙。当那些装甲薄弱的车辆进入敌人火力走廊时的安全完全依赖着运动的快速程度时，坦克车却在中共部队 开始对它们厚重装甲不痛不痒地射击时停下来还击。这造成了整个车队的停顿， 并且让卡车部队被从侧面射来的火网痛击却无法反击。跟坦克部队的多次争论与恳求都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并不受特遣队指挥官的节制，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行动造成后方车队的损伤的情形也无动于衷。 为了避免整个特遣队被摧毁，步兵单位的军官们（包括一名空军前进观测官）不得不起而干涉战车部队的行动，要求他们不要还击而继续前进。在车队最后方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道引起整个车队瘫痪的原因并不是中共军的炮火，反而是自己的坦克部队。最后，特遣队中大约有半数脱身，也丧失了约50% 的车辆；补给车队全军覆没，人员不是伤亡就是被俘；引起同伴这场大灾难 的战车部队却安然脱身，毫发无伤。

　　那些能看到这支小小特遣队遭遇伏击与溃败全貌的人都同意，失败的主因不在于中共军炮火的效果，而是在于战车部队自身缺乏管制，它与后随的卡车部队间缺乏通信，以及坦克部队不了解他们打打停停的战术对于后面车队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对于美军装甲部队与摩托化部队在陆上共同行动来说是个相当新的问题。它的共通点可以从德来斯戴尔特遣队和第二步兵师纵队的相同经验中看出。它们也许应该被更进一步地仔细研究一番，因为从中可以发掘出许多重要的教训。而且，只要敌人继续采取横过后方切断撤退路线的战术，这个情形就可能再度发生。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的是，除非能够仔细地评估这个问题，并且订定果断的标准作战 计画来确保纵队中战术上的整体行动，战车部队的存在对于一支经由狭窄道路通过敌方控制区域的摩托化纵队并不见得能保证有额外的保护作用，它反而可能增加了纵队的脆弱性。在机动性是安全前提的行动中，原本以为是个防盾的单位却拖累了整个部队的运动， 在第二师的事例中，装甲单位散布在整个纵队之中。德来斯戴尔特遣队中则是用来掩护纵队的前头和尾端。由于两者在开始行动前都没有事先确认管制与通信的方法，结果也是同样地凄惨。

　　 中共军的大目标

　　虽然在陆战第一师的整体行动中，德来斯戴尔特遣队算不上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它是中共军在对陆战第一师攻击中根据其整体目标获致战术上区域性成功的一个例子，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德来斯戴尔特遣队的经验。在这个例子中，就如同中共军在Kunu-ri以南攻击第二步兵师的行动一样，敌军的主要目的在于诱使我方攻击兵力作最大限度的延伸，然后切断主要补给线，当主力部队开始对其后方的压力做出反应的时候，再以包围的态势摧毁主力部队。陆战第一师防止了这个事态的发生。陆战第一师不论在攻击或是防御的行动中，总是以最大的努力保持阵线的稳固，这包括了它最初北上长津湖区与西向柳潭里的攻击，以及后来向南撤到真兴里的行动。德来斯戴尔特遣队的不幸在于它受命打通从古土里到下碣隅里间的主要补给线；在此事件后，虽然中共军切断了古土里与下碣隅里（陆战第一师师部）间，以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第五团和第七团作战区域）间的主要补给线，陆战第一师不曾再尝试以兵力不足的部队打通补给线。它暂时接受了这个状况。在此后陆战第一师各单位以要塞的观念来防御自己的阵地，但是也采取必要的反击行动来打乱中共军的阵脚，并且不轻易地让中共军不付出代价就取得寸土。实际上，陆战第一师的纵队等于是在敌人控制区域中以一连串的坚强据点所构成的。对于这些据点的补给与伤患的撤退都是由空中进行，飞机跑道的建构早在中共军开始在长津湖区现身之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正如本文后面会再度讨论的，在它的四个主要据点中──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陆战第一师极度强调（防御）组织的深度以及地区中各部队的整体性；有时甚至为了保持阵线较大的严密性而把紧邻的高地弃之不顾，任其落入中共军手中。这样的抉择后来证明收获极大，并且没有引起我方太大的损失。中共军在对这些坚强据点的持续攻击中损失惨重。在这四个区域中发生的都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共军的攻击从开始时极度猛烈，强度逐渐地减弱，直到最后他们再也受不了，从前线撤退；这时虽然他们人数仍然还有许多，并且在白天可以看到四散在原野和山岭间，他们却显得十分被动消极，也没有持续有组织的攻击行动。坚决果断的防御影响中共军攻击士气的效果可以从陆战第七团F连令人惊异的例子中看出。F连独力据守从下碣隅里的师部到柳潭里的第五团和第七团所在地之间的一个隘口，完全被孤立在阵地之中，守了五天五夜。在这段期间，这个连被大约两个营的中共军重重包围。第一晚，他们的阵地遭到猛攻并有一角被突破，但是在天明前又重
新夺回。第二晚时，敌军以和前晚约略相同的路线及兵力攻击，也再度被击退。第三晚，虽然F连已经有许多伤亡，但是中共军的攻击也显得软弱无力。接下来两天中，虽然在F连阵地的目视距离内可以看到有大量中共军的活动，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攻击行动。到了第五天早上，第七团的一个营前来援救F连，但在离F连不到1000码处遇到中共军强烈的抵抗而停了下来，此时F连虽然已经死守阵地5天，却仍然士气高昂，他们用无线电跟该营联络，准备主动派出一支巡逻队替他们领路。这个例子并不是罕有的特例，这是充斥在陆战第一师战斗行动中的典型精神。“我们一直觉得是占了上风，并且当敌人想要打上一仗时我们总能将其痛殴一顿。”史密斯将军谈到其部队的行动时说道。从陆战第一师主要作战地区各连和各排行动的仔细分析中，以及从火线上所看到中共军的损失与反应中，都可以支持他的看法。就他们所见所想而言，（陆战第一师的士兵）相信他们在各场战斗中都是胜利者，他们自信是主要凭着自身的战斗力而获致这样的结果。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行动嗤之以鼻的新闻报导感到愤慨 [ 译者注：指的是从撤退以来到这篇报告撰??陆战第一师在敌人控制地区过度延伸，因此不得不由其他非陆战队的单位施以援手才能逃脱。在记录上再加这一条就足够了：自第五团和第七团从西面的柳潭里撤出并接近位于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的师部防御阵地开始，陆战第一师对于其本身抵御更大中共军压力的状况与能力感到十分有信心。从那时之后，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如何能保存实力，并以最少人员和车辆的损失驱离南面主要补给线沿路岭线上的中共军。

　　中共军方面的损耗与隐蔽

　　除了那些想以直接攻击摧毁陆战第一师在柳潭里（两个团级战斗群），下碣隅里（一个加强营），和古土里（一个加强营）的阵地，自身反而被击溃或摧毁的单位外，中共军自11月27日至12月2日期间的努力集中于将其他单位沿着这些战斗焦点间的走廊部署展开，这些单位虽然位于各防御阵地步兵武器的射程之外，但却不是没有遭到骚扰。从真兴里到古土里的距离是12英里，从古土里到下碣隅里9英里，从下碣隅里到柳潭里13英里，被飞机或是路上巡逻队发现的目标（中共军）通常都位于部署在这四个防御据点其中一或两个地方的陆战师炮兵射程之内；另外，在大部份时间里天气状况也有利于空中攻击。在作战的早期阶段，陆战第一师的参二 [ 译者注：情报参谋 ] 根据老百姓的报告结果，早已认为中共军是以相当大的纵队队形穿过原野移动，而这些纵队正躲藏在村庄以及在古土里与柳潭里地区常见的矿坑之中；他们认为敌军大部份都是以这种方式在白天躲藏起来，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在高地挖了掩体隐蔽。这些意见都转发到（陆战队）航空队手上。起初航空队由于空中侦照都看不到在村庄中有任何部队活动而对这项情报研判存疑，但是从老百姓得来的情报源原不断，并且有北韩老百姓请求（陆战队）指挥官向村庄进攻以赶走中共侵略者。

　　在主补给线被切断后，（美军）才开始对紧贴道路以及荒野间的村庄大规模轰炸。结果完全证实了当地老百姓的说法。当炸弹开始落在茅舍间时，中共士兵从房舍中四散涌出。但是空中观察员发现，这些士兵对于村庄房舍十分依赖，当飞机投完炸弹，甚至还没完全离开这个区域，剩下的中共士兵就又跑回半毁的房舍中。他们人数非常集中，据估计一整个营的兵力可以挤入大约20间的小茅舍里。在原野间活动的陆战队巡逻队也有相同的报告。他们发现敌人的主要部队都是躲藏在村庄里，只在前方山顶工事部署少数警戒兵力。据称空中攻击炸坍了一个矿坑，估计里面大概容纳了中共军一个团的大部份兵力。从巡逻队及各步兵连攻击的目击，再加上那些被俘后又被解救的美军战俘的报告中，可以证实中共军在整个作战期间是很有系统地利用这地区各种看来正常的人造掩蔽处。

　　至于这种利用村庄做为大白天隐蔽处的手段是仅仅发生在此处，亦或是由于敌军部队没有毯子、厚重大衣，而且只穿了网球鞋式的鞋子在零下的气温中行动所致，是很值得仔细考量的。当然对那些沿着陆战第一师主要补给线边缘扎营，等了漫长的一个星期准备把南撤的第一师困在陷阱中的中共部队来说，因酷寒引起的伤亡必然十分可怕。在天候的鞭挞下，猎人自己变成了猎物，数以百计的中共士兵由于根本无法支撑而投降。许多因为酷寒而冻毙，身上半点子弹或弹片伤痕都没有。有些投降的士兵四肢都冻坏了，有些告诉审讯人员他们有大半星期没有食物可以果腹，他们为了求生，挖了仅能一人容身的坑洞，整个人挤到洞里，就像冬天的动物一样，尽量不动以保持身体的体温。这些士兵中有许多已经无法拉动步枪枪机或甚至扣扳机，但是还是有相当数目的士兵仍然有能力执行阻绝的任务，直到陆战第一师各营将一条条脊线扫荡乾净让车辆部队能够通过隘口为止。陆战第一师使用逐步射击运动的方式，在主要补给线两旁把中共军扫清了宽广的带状地带；该师比较南端的据点形成了相对于这些扫帚的畚斗，部份防卫兵力也在主要纵队往南前进时同步配合向北进击，也因此将大量中共部队围困在他们本来要替陆战队准备的死亡走廊中。陆战队突围的行动看来进展缓慢，让焦虑（即使不是惊慌）的外界担了不少心，但其真正的原因部份是由于天然环境地形造成的困难，再加上陆战队本身在攻击之前总是不厌其烦地小心整顿和准备可用的资源之故。

　　在整个作战期间，气温大部分在华氏20度与华氏零下20度之间变动，也有过一次积雪6英寸的暴风雪，在某些地方由风吹成的雪堆更高达5、6英尺深。有系统地使用掩护从置身于开阔荒野的敌军所面临由大自然和美军无情地营造出的状况看来，中共军的主体在这周遭地区使用村庄做掩蔽并非只限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实际上，由于缺乏任何其他合乎逻辑的方法，这更支持了中共军是有系统地使用村庄做掩蔽的假设。他们一定是以西方士兵所想像不到的密度躲在那些小屋中。由于除了是在洞窟或茂密森林地区外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供躲藏，他们一定得将部队在白天集中在紧邻前进主轴或是攻击目标的村落中。不论伪装技术多高明，一支大部队不可能躲在人为构筑的工事中而不被一般空中侦照发现到。他们也不可能沿着岭脊或山头疏散而又能在极短期间有效地集中来攻击更具机动性的敌军。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为，而中共军在韩国的行动也未曾显露出有任何超人的能力。因此，让这些部队无法使用村庄做掩蔽看来应该是可以用来打乱并瘫痪他们行动的重要步骤。不论是在那个季节，把他们驱赶到开阔荒野，他们将会丧失有效的机动性。

　　前进路线

　　真兴里以北的台地属于针叶林带，除了近年来重新种植数目的地段外，稀疏的枞树与白杨树多半长在山岭的北面与西面。中共军攻击时通常是沿着能够利用这些天然掩护的路线。当中共的战斗单位在这些林区停留较久时，他们有时会将这些树在一半高度砍断，将它们上截弯下提供较好的掩蔽。跟在攻击第二步兵师时一样，敌军在攻击陆战第一师时也是沿着冲刷山沟的天然路径，以及其平行的小径与通路，渗入美军的主要补给线。在接近过程中没有半点隐藏的手法可言；他们有时用走的，有时小跑步，但都是以直立的姿势前进。在对同一目标重复攻击时，他们最初的前进路线会变成一条被打得很惨的路线，但是他们使用火力的方法却只有很少或甚至根本没有变动。或者是由于补给物资过度匮乏，或者是由于缺少战斗纪律，当他们攻击到看来快要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停下来掳掠并摧毁（美军的）物资。在防御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战术是依赖来自俯瞰岭脊上的自动武器火力；他们的前卫紧贴着山脚行动；当美军的攻击部队被从高地来的火力阻止时，只有极少数强悍的中共士兵会尝试逼近到可以使用小型武器或手榴弹的有效距离。在攻击时，他们不常翻越岭脊线，而是沿着山脚绕一大圈。除了在少数发生于双方进行夺取控制高地的密接战斗中的例子外，这个模式似乎一成不变。在这个作战中，和第二步兵师在Kunu-ri作战中的情形一样，中共军喜欢采用夜间攻击，而当被挡住或击退时，会在黎明前撤退。他们夜间攻击的战术跟在《中共部队的攻击战斗》报告中描述的没有显著差别，只是由于他们的攻势都被陆战第一师的防御部队所解消，所以没有发展到完全开展的阶段。他们的攻击总是一成不变地想以机枪火力盯住防御者，在其掩护下达成局部突入，然后再以冲锋枪和手榴弹尝试造成突破。在至少有六个战例中，这种突穿得到初期局部的成功，但是进一步的扩张战果却徒劳无功。更进一步的扩张不是被陆战队支援武器对突破区投下绵密的火网所阻止，就是被逆袭的陆战队将中共军逐退、夺回阵地。

　　仔细分析这些战斗行动，有五个案例中敌兵是伤亡于刺刀之下。陆战第一师一直配备着刺刀，而且在阵地防御的时候总是上着刺刀的。不过，其中三人是被同一陆战队士兵所杀。由于插梢在酷寒之下冻结，防御者很少使用手榴弹在这些战斗中；而且如果士兵把手套脱掉来使用手榴弹，暴露时间过久的话往往会造成冻伤。

　　中共军的态度

　　在整个作战期间，敌军对待美军伤患的态度一直是不可解之谜而且在许多地方互相冲突。例如，当从长津湖东岸将美军伤患经过湖面撤到下碣隅里地区时，中共士兵就站在离救伤队不到100英尺的堤岸。但是整整两天的时间内，当美军伤患或走或爬下堤岸走向安全地区时，他们没有遭到任何射击。替美军工作的北韩本地人员可以走到东岸村落中美军战俘与中共士兵共处的屋内。中共士兵并没有尝试要提供这些伤患任何食物或医疗服务，不过如果这些伤患伸手去取食物或饮水，中共军也不加干涉。这些北韩人员公开的在中共士兵面前向伤患传递纸条，上面写着如何脱逃的步骤。中共军并不伤害北韩人员，当有些美军伤兵遵照指示离开屋子时，他们也不阻止。另一方面，在许多案例中，当他们攻击路上的纵队时，他们总是将火力集中在标识着一个大红十字的救护车，偏执的程度甚至到了紧接着救护车前后的车辆都不会被波及到。

　　美军防御阵地的组织

　　除了第七团F连不寻常的情形外，陆战第一师的防御阵地都是以至少一个营基础。在柳潭里，第五团和第七团被统合起来，构成单一的防御阵地，并将所有炮兵、支援火力、及人员都包起来。这个防御措施有一点独特的地方是，虽然组织十分复杂而且外在压力极大，所有命令决策都是由两个团长和他们的参三以会议的方式决定，在协调一致而毫无摩擦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种防御的机构。在主要补给线上的其他重要据点上，每个营防御阵地都是一个围绕着炮兵与跑道的紧密“刺猬”阵地，可以面对360度作战，炮兵也都面向着敌人最可能用来前进的山沟，随时可以发射。战斗巡逻和担任攻击任务的连从基地出击时也只在基地炮兵有效射程内活动。而且，在阵地外围执行任务的小部队的活动范围也被绝对限制在能够与部队主体保持无线电联络的距离。在布置这些阵地的时候，宽广射界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反而优先挑选那些可以提供防御者最大交互支援的地形。陆战第一师舍弃那些“可能”有助于长距离有效击杀敌人的位置不用，反而将防御阵地建立于“必定”能在短距离挡住中共军，并且保持阵地完整的位置。（防御阵地）都没有过度展开。相反地，防御阵地集中紧密的程度让他们能够组织一支机动的局部预备队。在始初阶段，由于防卫部队人数较少，地形的影响，而且有纳入机场跑道的必要，所以下碣隅里的阵地或许是这个通则的例外。不过，勤务部队与事务人员等都在受到中共军攻击情况危急时，被用来堵住阵线上的漏洞，并做为局部的预备队。虽然地面（冻结）的状况让标准的构工工具一次只能敲开一小块泥土，各阵地还是都挖得很深，各营营长更亲自检查了散兵坑及其他工事。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在少数中共军成功地侵入防御阵地的例子中，都是由于时间太急迫、防御部队来不及完成工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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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耀湘——被红卫兵斗死的抗日名将[转帖]

　　廖耀湘（1906年5月16日－1968年12月2日），中国湖南邵阳县(今新邵县)人，中华民国高级将领。廖耀湘早年就读于长沙岳云中学，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1930年以上士资格被公费留学法国，学习三年法语后进法国的圣西尔军校。1936年以第一名毕业于法国圣西尔军校机械化骑兵专业。同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少校连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廖耀湘升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参加了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撤退至武汉后，廖耀湘升任军官训练总队上校大队长，并上书蒋介石，提出建军改进方案，得到蒋介石赏识。1938年3月，廖被破格提拔为200师少将参谋长，参加了兰封会战，桂南会战。当年9月，200师在湖南湘乡扩充为国民革命军新十一军，旋改为第五军，廖任该军所辖新22师副师长兼军干训班主任，因师长邱清泉未到职，代理师长之职。1939年9月，第五军奉命南下广西，发起昆仑关战役，新22师作为该军主力，夺占昆仑关并全歼日本守军6000余人，廖因此被誉为抗战英雄。之后，新22师被调往云南，负责滇西一带的守卫。

　　1942年2月，中国政府组成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廖耀湘将军作为师长率新22师作为远征军主力之一参战。3月30日晚，廖耀湘奉命率新22师在南阳车战发动佯攻，掩护第200师撤退。第200师成功突出重围后，新22师即在斯瓦河南北两岸构筑数个梯形阵地，两侧埋伏狙击兵，阵地正面埋设地雷，以消耗和杀伤敌军有生力量，阻滞敌人，以便为全军集结赢取时间，准备平满纳会战。日军遭受中国军队坚强阻击，伤亡颇大，虽拥有第55师团三个联队、第18师团两个联队及优势炮兵、战车、空军，仍不敢急进，迟滞达半月之久。4月11日至16日，敌新增加第18师团之56、124两个联队，重兴攻势。新22师在每一梯形阵地前，坚强阻击，敌军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人员装备极大消耗的代价。廖耀湘率部完成阻滞任务后，撤至平满纳既设阵地。

　　无奈全盘战局与远征军不利，英方计划放弃缅甸，盟军决定全部退出缅甸。新22师在归国之路被日军切断的情况下，不得不翻越环境恶劣的野人山，历尽千辛万苦进入印度雷多，受到极大损失。1943年3月，在印度比尔哈省的蓝迦，廖耀湘将军的新22师与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组成了中国驻印新1军。在列多，新22师受到美国的训练和整编，换装了美式装备，一跃成为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

　　1943年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胡康河谷，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它位于缅甸最北方，由达罗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野人山”。中国驻印军对胡康河谷太熟悉了，前年中国远征军败退时，闯入这块禁区，损失惨重，遗尸无数。新38师在野人山中见到的是遍地第5军将士的白骨，常常是一堆白骨围着枪架而坐）。

　　1944年3月，我驻印军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18师团的主力，缴获其军旗、关防、大量文件及各种武器。继而这两个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此前，由国内于1944年春先后空运至印度接受美式装备和训练的新30师（师长胡素，归新一军建制）、第14师（师长龙天武）、第50师（师长潘裕昆）先后转运至缅甸密支那，随即对其发动进攻。新38师在孟拱战役结束后，也进军密支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8月初密支那终于被攻克。自从我驻印军先后开出兰姆伽后，连续作战，屡创强敌，战斗力较之以前大为提高，这是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们弄不清楚这支两年前曾败在自己手下的中国军队何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猛之师。1944年8月，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休整扩编，成立两个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下辖李鸿新38师、唐守治新30师；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下辖李涛新22师、龙天武第14师、潘裕昆第50师。

　　中国军队在密支那休整了约两个月后，向日寇发动了最后的攻击，用缴获的日军文件上的一句话来说：“支那军归国心切，锐不可挡”。密支那休整后，新一军、新六军分左右两路向八莫发动进攻。一路上关斩将，所向披靡。随后，新一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远征军会师。拿下了新维、腊戌，第50师攻占了细胞。此时日军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缅甸。至此，缅甸战事全部结束。在历时两年的缅北会战中，廖率新22师在缅北战场屡建功勋，先后歼灭日军12000余人，其中包括日军精锐之一的第18师团。1944年，新22师扩编为新六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

　　1945年4月，在湘西会战中，为保证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命令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将全副美械装备的廖耀湘新6军三万多人空运到芷江作为战役的总预备队，保证了芷江会战的胜利。芷江会战胜利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不久，这段评论就被言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接收南京，史迪威的接任者魏德迈将军说：日本现在很嚣张，他并不认为他们失败了，到南京去受降，部队应该有一种威慑力量。现在中国部队有威慑力量是新1军和新6军，新1军还没有回国，新6军就在芷江空军基地。到南京几个钟头航程就行了，应该让新6军去。8月21日，以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为首的日军代表飞临新6军当时的所在地湖南芷江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乞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几天后，廖耀湘将军率新6军奔赴南京，接受日军正式的对中国战区投降，让日军投降的心服口服。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新六军被调往东北战场。廖耀湘率领新六军于1946年1月抵达东北，到5月，他已经占领长春等地。1946年5月15日，廖的新6军22师65团进攻威远堡。除了第一次试探性的冲锋外，65团团长李定一上校指挥的所有攻击都是一次成功。客观地讲，国军65团一个团依靠优势炮火在威远堡打垮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主力（今日第40集团军的前身，当时三纵司令时为程世才）。小小的威远堡战斗在东北早期国共较量中意义非同小可。65团一个团可以打垮三纵主力，新6军又有什么样的对手好怕呢？威远堡丢失，四平之战必败。为此，林彪没有等待延安的命令，开始部署撤退。大凡在战斗遭受重大损失且在失利得情况下，指挥战略性撤退是十分危险的。稍有差错，就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雪上加霜的是，在撤离四平时，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携带大批文件叛变投敌。廖耀湘由此了解到民主联军实力大损，便放心大胆指挥国军一路猛追，直到把民主联军主力赶到松花江以北。1947年8月，新六军与新三军组成第九兵团，廖出任兵团中将司令，此后，东北战局发生逆转，第九兵团逐步被压缩回沈阳一带。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共军包围锦州，希望切断东北战场国军部队的退路。廖奉命前去解锦州之围未果，被共军反包围于黑山、大虎山一带。10月26日，廖耀湘部被全歼，本人被俘；仅刘玉章部自营口搭舰逃撤至台湾。

　　辽沈一战廖耀湘被俘后并不服气，拒绝和韩先楚握手，并说要林彪来，从新再干一仗。廖看来并不知道，他是败在间谍手里。据余茂春指出：抗战期间代表共产党坐镇重庆的周恩来指挥着5千名共产党情报员；康生主持的社会部以及潘汉年、阎宝航、陈翰笙、熊向辉等都为共产党的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阎宝航潜伏国民党的军委会，官拜中将，利用身份窃取了大量戴笠的最高机密电报，经由延安转交莫斯科；而国民党军统最重要的部门“电讯总台”，竟潜伏了7名共产党情报员，接受驻重庆的叶剑英指挥。共产党情报员，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槐当年在国民党心脏里，为了保护自己，向上峰检举国防部少将作战处长刘斐有共谍嫌疑，没有想到给他狗咬耗子碰上了，原来他们属于不同部门领导。

　　令人回味的是，“1974年９月，韩先楚就向林彪写表态信并就怀疑张春桥一事检讨，但在他的心中，张春桥不如国民党的战俘廖耀湘：“无论我军吃了新6军多少苦头，又怎样恨死了这个冤家对头，都不能不对这支精锐之师和它的指挥官，怀有几分敬意。更何况这位新6军的老军长还是抗战名将，曾在八年抗战中出生入死，为中华民族立过战功。可这“鳝鱼眼” 算个什么东西？”（单世联：《叶剑英与文革》）

　　廖耀湘初被囚于锦州监狱，后被长期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直到1961年12月25日被特赦出狱，之后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廖将军对过去还是耿耿于怀，因为他看不起那些专门偷鸡摸狗之人。廖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1968年12月2日在批斗会上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于北京。终年六十二岁。廖将军没有牺牲在战场，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却是死在文革，一代抗日名将的后半生就这样毁了，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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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从来没被美国操纵过[转帖]

大家知道，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往往被美国所操纵，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前些年名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在收到美国或欧盟国家指责和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后进行表决时，反华提案都无法获得通过，这个阴谋都会被我国和我国的盟友们所挫败，所以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唯一没被西方国家操纵过的联合国机构。另外大家也知道，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窃据着，直到70年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才得到恢复，而毛泽东说过：是非洲的黑兄弟们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就是说在联合国就“台湾当局是合法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这一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把票投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是投给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多是刚刚建国、刚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并得到了中国无私的经援、无私的援助的非洲穷国，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这一涉华提案、“顶”华提案是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的。而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一些“邦交国”则会向联合国的一些分支机构提交涉台提案，前几年台湾便叫它的“邦交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好几次涉台提案，试图使台湾挤入世界卫生组织之类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各机构中在政治事务上最有权的是“联大”[即：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但在那几次表决时，联合国都没被有西方国家撑腰的台湾当局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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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经济杀手\"自曝操控他国精英欺诈全世界真相[转帖]

新书曝美国欺诈全世界真相

　　曾置身于美国“经济杀手”队列的帕金斯（John Perkins）在《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一书中揭露：美国是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

有些评论在谈到这一波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时，把矛头对准了在各方面一直称雄世界的超级强国——美国。说它是买空卖空商业手法的大黑手。次贷危机的本质，更是制造系列信用、信心危机，它严重危害到全世界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另外，危机中还“暗藏”很多以大吃小、以强欺弱的不当商业行为。美国政府与商界，甚至为了达到中饱私囊的个人目的，组织大量“大内高手”到世界各国“偷金取银”，直到整个阴谋“败坏现身”、“无法掩饰”。其中一名“杀手”，在良心谴责下，出来写书告白天下，抖出许多少为人知的真相，世界为之震惊。该书出版后，很快被译成20多种语言。日本、韩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纷纷登上畅销榜首。
据分析，长期来美国银行是靠无抵押贷款刺激美国楼市，并把这些垃圾债务打包成债券，做全球推销。如果游戏持续，倒无所谓，因为美国人有自印钞票花未来钱的本事，他们的未来，可以做无限度预支。美国政府和个人也大可靠次贷市场的收入，满足个人的欲望。美国政府靠大规模借债，甚至对外发动战争，制造“虚拟繁荣”。美国个人通过借债，购买大房屋、汽车等高档消费品来度日的，也大有人在。
诱骗发展中国家掉入陷阱
《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一书的作者帕金斯（John Perkins）就大胆揭露：美国是通过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等手段，拉拢、腐蚀和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蓄意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
最惊人的是，通过欺骗手段让成千亿的美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为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服务。作者在写书的过程中，更多次遭到恐吓和贿赂，目的是为了阻止他的揭露行动，由此可见该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据最新消息，迪斯尼公司已有意将本书拍成电影，已内定奥斯卡影帝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担任主角。
一桶桶黄金流入美国金库
那么，什么又是“经济杀手”？
书中说：他们是“有能力和能耐从世界各国攫取数以千亿的金钱。一桶又一桶的黄金在到手后，通过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以及其他国外的援助机构，一一流入美国各大集团公司的金库和少数控制全球自然资源的显赫家族的口袋。”
帕金斯就是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相中”、蓄意安排他掉入一个美女天仙局，最后威迫利诱他加入经济杀手的队列。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许多角落——印尼、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一些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打的是为这些国家摆脱贫穷的旗号，实际肩负为美国各大公司、财团谋取巨利的任务。　
这些“杀手”，等于是中国清朝为非作歹的“锦衣侍卫”，他们为美国打先锋，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其规模也变得空前庞大，势力范围，令人震惊。经济杀手的任务，无非采取各种明暗手段：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贿赂、敲诈，色诱乃至谋杀。
惊悚小说手法大爆内幕
帕金斯甘冒大不韪，在书中大胆、大量揭露自己作为经济杀手期间所干下的一连串罪行，他还涉及几起国际重大事件背后的机密事务——沙特阿拉伯洗钱风波、伊朗国王的垮台、厄瓜多尔和巴拿马总统之死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和伊拉克等等。
帕金斯花了二十多年，先后写了两本“经济杀手”书。两书都通过亲历个案下笔。作者运用惊悚小说的手法，以内幕知情者的身份，讲述一个个真人真事。书中更披露了“美国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美国“经济杀手”的真实面目。
《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以时间为序，有条有理讲述自己如何执行任务的全过程。其中包括：他如何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招募，为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
帕金斯不但写自己，也没忘记其他“杀手”的事件及他们的作为。
“经济杀手”的功与过
书中最令人惊叹的阴谋，莫过于把数百亿美金的石油巨款从沙地阿拉伯转移到美国，并且还神通到可以增进信奉回教原教旨主义的沙特阿拉伯议会与几代美国政府之间的友谊。　
另外，他还举出“经济杀手”在伊拉克的例子。萨达姆民族主义高涨，导致“经济杀手”的一切努力，功败垂成。他身边警卫森严，而且有许多替身，美国派出的“杀手”无法辨识真假，暗杀不成。最后美国政府只好动用武力。帕金斯说，如果当时萨达姆听话，也许他能永远在位，还能不断得到美国的武器供应。
作者最后说：“我们全是活在谎言之中。”，本书以全方位的视角揭露谎言和骗局。内容从拉美革命到越南、伊拉克的多次战争。从以色列到黎巴嫩、印尼、刚果的社会动乱。从跨国企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从“亚洲金融危机”到“非洲复兴”的内幕，为我们逐一展现“美国式”的黑手、黑幕的高明和险恶。读来好像是一部精彩无比的商业、财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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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寻访生父寻找戴季陶遗骨秘闻[转帖]

　　　　（找到遗骨）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摘自：《世纪》2009年第1期

　　一、成都昭觉寺内的戴季陶墓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寺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代崇宁年间圆悟禅师说法于寺，复名昭觉。明末寺庙毁于兵火。今存山门、天王殿、地藏殿及藏经楼等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重修，大雄宝殿、圆通宝殿、钟鼓楼等为20世纪80年代后重建。寺中殿宇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走进寺内，过虔心亭、天王殿，再经地藏殿，眼前便呈现出雄伟的大雄宝殿。再折向东行，来到了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的圆通宝殿。此殿的北面，就是昭觉寺的塔林。在这片绿树掩映的塔林之中，细心的人会发现，著名的民国政治人物，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墓就坐落在此中一隅。

　　戴季陶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9米，东西宽约3米。墓后立有塔形墓碑，碑面贴大理石，碑上部有屋檐式攒尖顶，覆琉璃瓦。碑正面嵌汉白玉，上刻碑文。碑文正中为阴刻篆书大字两列：

　　“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

　　旁有楷体小字：

　　“后学秦孝仪薰沐书石”；

　　最左小字为：

　　“岁次庚午春吉孝孙大成、南基奉灵火化迁葬立碑本支百世虔祷”。

　　戴季陶，谱名传贤，字季陶，笔名主要有天仇，信佛后有法号“不空”。祖籍浙江吴兴，他1891年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作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戴季陶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又紧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忠诚谋士。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戴去世后，国民政府举行了公祭。祭毕，灵柩由专机载运飞往成都，其子戴安国奉柩一同返川。3月31日，蒋介石颁发国葬令。4月3日一，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钮氏先于1942年因脑溢血去世)。

　　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原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的戴墓，今天会坐落在昭觉寺内呢?这便引出了本文要披露的有关寻找戴季陶遗骨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秘闻。

　　二、戴季陶与蒋纬国的父子之谜

　　1988年，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赣驹先生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通过特殊的管道与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建立了联系。李赣驹是辛亥元老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与台湾国民党的高层渊源颇深。在此次重新联系上的“老朋友”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二公子，时任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李赣驹回国后不久，蒋纬国便派友人祝康彦来沪找到他，托付他办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就是寻找戴季陶的墓址所在。

　　那么，蒋纬国又为何要寻找戴季陶的墓呢?原来，戴季陶才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这件事坊间数十年来流传甚广，笔者采访李赣驹先生，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蒋纬国出生于日本，婴幼回国，一直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在苏州抚养，成年后才回到蒋介石身边。蒋纬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世表示怀疑，大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940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他在重庆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舍所写的《亚洲内幕》，其中有根有据地写到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之子，《内幕》称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戴季陶所以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由蒋认子。胖男娃一生下来，就由对中国很热心的日本人山田纯太郎带回中国，在上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把婴儿取名为纬国，与在上海结缘的夫人姚冶诚一起抚养。看到这里，蒋纬国大惊失色，从此要弄清自己的身世。当然，他不敢直接问蒋介石，但有一次他壮着胆子问了戴季陶。戴季陶起初否认，但拗不住纬国的一再追问，只得说：“你自己平时照照镜子吧，看看跟谁比较像。”如此，蒋纬国也就心知肚明了。

　　大约在1950年前后，台湾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于是有人深究起来：蒋纬国究竟是不是蒋家的骨肉呢?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胫而走。到台湾后，蒋纬国的仕途也一直不顺，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故而，当时政界难免有人据此臆度：除非蒋纬国非蒋家骨肉，否则蒋纬国的境遇缘何如此尴尬?他的宦途为何这般坎坷?1975年，蒋介石撒手西去。一时间“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成为朝野乃至社会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江南(刘宜良)在其著名的《蒋经国传》中说“这个孩子(蒋纬国)的来历，似乎谁都知道，又谁都说不清楚”。1986年，香港出版了《蒋纬国报到》一书，其中写道：“根据蒋纬国的说法：他四岁半时，才由蒋介石抚养。原来蒋母王采玉在1887年生了蒋介石，名周泰，后又生个儿子，名瑞青，又名周传，到了3岁而夭折。尽管如此，按乡规旧俗，他也算是蒋氏一房。蒋介石生儿子蒋经国，王采玉又要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所谓‘兼祧立嗣’。这样，蒋介石门下就有无后之虞。为了承袭蒋氏血脉，蒋介石遂向好友戴季陶要求领养这个幼婴，带回老家溪口，交由侧室姚冶诚抚养，取名纬国，乳名建镐。一经一纬，一丰一镐，如此这般，蒋介石遂了心愿。”

　　不管如何，应该说蒋纬国长期以来是认同戴季陶是其亲生父亲的。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而后整理成《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一书，他明确承认，他是戴季陶与重松金子之子。当然，他从内心中对抚养他成长的养父蒋介石也是充满着感情，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总统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三、寻找戴季陶遗骨

　　蒋纬国通过私人代表祝康彦来沪，托付李赣驹寻找戴季陶遗骨后，李赣驹十分重视，马上向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请示，获首肯后，便由上海有关单位出面向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公安厅等请求协助。经四川方面查明，戴季陶1949年自杀后，确实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但解放后不久戴氏墓地就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和他的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前，坟墓被盗掘，后来连同竹园也不复存在了。时过境迁，四川省公安厅表示戴季陶的墓连同遗骨已无处可寻。

　　虽然希望渺茫，但李赣驹和上海有关部门并未善罢甘休，在分析了情况线索后，大家认为既然发生过盗墓，就一定有盗墓人，找到这个盗墓人，也就可以找到遗骨的下落。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派出5名有经验的侦察员，

　　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陪同，专程赴成都查询。到了成都后，在四川同志的配合下大家马不停蹄赶往戴季陶移葬处，此时正在进行公路建设，居民已基本动迁安置别处，只剩下一个钉子户，户主是40多岁的男子。据当地人反映，此人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文革”时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疑似棺材板，说不定盗墓就是其所为。侦察人员迅速来到他家，请他到派出所。见此阵势，男人一下子就招了，他自己供述：他看到戴家三口棺材质地不错，一直怀有歹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实在贫困，所以去盗了墓，把棺材卖了，得了赃款与生产队干部私分了。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口气，终于找到事主了。但是棺材里的遗骨呢?经公安干警继续讯问，此人说，当时是悄悄作案，怕被人发现十分着急，挖出的遗骨急匆匆地就埋在了一条小河边。侦察员立即赶到现场，一看河道正在被推土机填埋构筑公路的路基，干警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大家开始在可能的埋骨处一锹一锹地挖土清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肯定就是戴季陶与其母、其妻。赶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在上海的李赣驹都非常高兴，立即通知了在台湾的蒋纬国，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他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的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李赣驹与有关部门商量后，认为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建议骨灰返回大陆后，安葬于湖州陈其美墓旁。蒋纬国很重视李赣驹的建议，派专人前往考察，认为从风水上讲，那里水太多，还是葬在成都为好。恰巧此时，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将戴墓坐落本寺。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抗战时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戒。解放后清定法师长期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他说：“戴居士曾担任我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与我有师生之谊。戴居士一生向佛，除朝夕礼佛诵经，还经常举办各种护国息灾法会。他与夫人节衣缩食所得之费，捐助洛阳、陕西孤儿，十数年未尝间断。九世班禅大师曾与戴居士结为金兰法侣，其身后如安身本寺，亦是本寺之幸。”

　　蒋纬国得知清定法师有此愿非常高兴，表示昭觉寺是非常合适的建墓之所。之后，昭觉寺专门建造了一座灵骨塔，摆放戴的骨灰，蒋纬国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从此，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戴季陶在其身后40多年，终于辗转两岸找到了安息之所，而寻找戴季陶遗骨的曲折过程也正是海峡两岸同胞尊重祖先、血浓于水、同根同源的写照。1995年7月28日，蒋纬国先生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谈及李登辉的台独言行，蒋纬国说：“我不愿意指名道姓，但目前的情况就像某个人已掉在大海里，欲以2100万台湾人作自己的人质或救生圈，而台湾同胞中又的确有不少受其苦难。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但中国却是一脉相承。如果有人要搞独立，不做中国人，那就不应再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离开大陆已近半世纪的蒋纬国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但目前台湾的情势不允许我回去，只好再待将来了。”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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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揭秘：我军最出名的叛徒吴献狗的下场[转帖]

　　1960年1月，台海两岸局势十分紧张，地处大陆东南沿海的福建军民正在紧张备战，随时准备回击台湾当局所叫嚣的\"反攻大陆\"。然而，就在此时，却发生了叛徒吴献狗等人投敌的恶性事件。于是，一场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锄奸行动在福建前线展开。

　　叛徒吴献狗等无耻投敌

　　吴献狗系福建人，自幼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初中毕业后抱着升官发财的梦想混入部队，在福州军区下属的某守备师船运大队当兵。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台湾当局幸灾乐祸，乘机掀起\"反攻大陆\"的恶浪，多次派出武装特务袭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破坏人民的和平生活，并且大肆进行反共宣传，以灯红酒绿的腐朽靡烂生活，动摇我方的意志薄弱者。

　　一心想着升官发财、向往腐朽靡烂生活的吴献狗，不堪生活的艰苦，很快为敌方的宣传所动摇，私下勾结臭味相投的\"志同道合\"者，暗中寻找机会，准备投敌。

　　很快，吴献狗一伙等待的时机就到来了。

　　1月8日，吴献狗所属的登陆艇接到船运大队命令，计划于当日夜晚执行运输任务，将一批战备物资由马尾港运往霞浦。这是一艘小型登陆艇，全长20米左右，排水量仅为50吨，艇上编制人员10人，有艇长、轮机手和水手等艇员，主要用于向沿海岛屿运送人员装备和给养。黄昏时分，执行任务的登陆艇在马尾港装载物资后，拔锚启航，不久便消失在薄暮之中。数小时后，登陆艇进入马祖海域。因临近敌占岛屿，登陆艇按预定方案，实行灯火管制和无线电静默，船在漆黑的夜中航行，唯有引擎发出单调的噪声。突然，吴献狗及其两个同伙乘艇上人员毫无防备，操枪行凶。顿时，艇长及6位战士倒在血泊中......

　　行凶劫艇成功后，吴献狗等3个叛徒手忙脚乱地调转船头，改变航向，朝着敌军占据的马祖岛驶去。

　　天色微亮时，叛徒操纵着登陆艇接近了马祖岛。心急火燎的吴献狗迫不及待地钻出狭窄的船舱，窜上前甲板，从怀里掏出一块污秽不堪的白床单，权作投降的标志，大声喊叫着：\"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是来投诚的！\"

　　福州军区指挥员果断决策

　　1月9日凌晨，在解放军福州军区前线指挥所的作战值班室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守备师报告：\"我部船运大队战士吴献狗等人，在执行运输任务途中行凶劫船，逃往敌军占据的马祖岛......\"

　　情况瞬间上报到军区领导。福州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及相应的副职们，齐聚军区作战指挥室。经过短暂研究，迅速作出了三项决定：第一，将此事件迅速上报中央军委，并同时报告福州军区的处置方案;第二，命令军区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迅速调集精锐力量，全力展开电子侦察，务必彻底掌握敌方动态;第三，命令福州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做好战斗准备，做到一声令下，必须痛歼叛徒。

　　接到命令后，福州军区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立即行动，抽调精兵强将，把装备最好、经验最丰富的力量迅速集中到马祖岛方向，全力以赴搞清敌方的活动情况。

　　很快，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察和其它侦察，来自各方面的情报不断呈报到军区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室。情报证实：吴献狗等叛徒登上马祖岛后，岛上敌军指挥部迅速将此事通过无线电报告了台湾军方。台军方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决定立即派飞机前往马祖，将吴献狗等\"反共义士\"接到台湾，并在台湾机场组织\"盛大\"的欢迎集会，还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大造舆论，放肆吹嘘这一事件。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福州军区提出了一个在台湾海峡上空截击并歼灭叛徒的锄奸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很快，中央军委便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此事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关注，周恩来亲自指示空军：\"有把握、有利就打掉他，没有把握也不是非打不可。总之，不要吃亏。\"

　　中央领导的指示和军委的决心传达到福州军区后，福州军区指挥员高度重视，司令员、政委亲自分工抓落实，整个作战行动由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指挥战区空军部队实施。

　　接受命令后，福州军区空军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以副大队长李纯光、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5型\"双机为主，以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6\"双机为辅的歼击航空兵某师的两对双机，力求歼敌一举成功。

　　担任此次作战任务的4名飞行员，均为全天候飞行员，驾驶技术精湛，胆识过人，射击命中精度高，只要敌机在空中被他们发现，决没有逃跑的可能。受领任务后，李纯光、沈学礼等人，认真研究海上低空作战可能遇到的特殊情况，提出处置方法，并组织长僚机和歼-5、歼-6两种机型之间的协同动作。与此同时，前线指挥所的战斗指挥员们，还组织飞行员与地面指挥所领航员之间的空地协同。一时间，福州前线空军部队的有关人员，个个同仇敌忾，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惩罚叛徒。上午10时左右，整个福州军区部队已经做好了全部战斗准备，担任空中歼敌任务的4名飞行员，全身披挂，进入机舱中待命起飞。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便是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所获取的敌方动态情报。此时此刻，在台湾海峡上空执行空战任务，没有什么比情报和歼击更为重要的了。试想，在百十海里的台湾海峡上空，从马祖飞往台湾，空中飞行时间也就是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过半小时，情报稍有差池，就会贻误战机，放走反贼！

　　因此，及时准确地掌握敌人动态，便成为这一战的关键。

　　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准确无误

　　从凌晨接到命令开始，执行无线电技术侦察任务的部队，便进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这些惯于测听\"天外之音\"的秘密战线神奇勇士们，聚集了\"千里眼\"与\"顺风耳\"的强大功能，侦测着海峡那边传来的蛛丝马迹。

　　很快，他们便侦知，台湾当局当天上午准备派出一架C-47型运输机从台湾本岛飞往马祖岛，接走吴献狗等叛徒。

　　上午10时30分，一架美制C-47型运输机飞抵马祖......

　　顿时，福州军区空军某机场响起刺耳的战斗警报声！执行战斗任务的战斗机飞行员，把手放在启动电钮上，紧紧盯着信号员手中的发令枪。可是信号员迟迟没有下达\"开车\"的命令。

　　怎么回事，难道情况有变？

　　是的，马祖岛上敌方情况发生变化，C-47型运输机在岛上简易机场降落时发生了问题。原来，马祖岛乃弹丸之地，又在解放军前沿部队大口径火炮的射击范围之内，所以岛上的敌军未敢部署飞机，仅保留一个简易机场，以备急用。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台湾空军飞行员，虽然是个技术拔尖的\"克难英雄\"，但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加之岛上机场跑道是用钢板铺设的简易跑道，仅有1200米的长度和50米的宽度，导致其在驾驶飞机下滑降落时，操纵失误，造成飞机翼尖擦地。虽未伤人，但C-47已经无法执行任务了。

　　C-47受损，台湾空军只好派出一架搭载了维修C-47器材和人员的PBY型海上巡逻机飞往马祖。同行的还有几位抢消息的新闻记者。

　　PBY型海上巡逻机降落马祖后，维修人员对C-47进行检查，认为一时难以修复，便建议吴献狗等人乘PBY型海上巡逻机飞往台湾。可是，此机最大装载量仅为8人，无法将叛徒一伙和新闻记者一次送回。于是，台湾空军几经斟酌，又从驻嘉义的救护机中队派出一架HU-1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飞机，前往马祖。

　　HU-1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飞机，低空性能好，安全系数比较高，既可以在陆地跑道上起降，又可以在水面滑行起降，一般只要浪高不超过1.5米，风速不大于每小时24公里，就可以在海上安全起降。该机装有两台活塞式发动机，最大速度379公里/小时，最大装载量22人，活动半径1830公里。派出这样的飞机去接吴献狗等，台湾空军自认为是万无一失。

　　中午12时11分，\"信天翁\"降落在马祖岛上。

　　此时，在小小的马祖岛上，已经降落了3架台湾空军的飞机。这样一来，究竟哪一架飞机运载叛徒，对福州军区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同时，台湾方面有意利用这三架飞机大摆迷魂阵，以假乱真，实施佯动。

　　在复杂的情况下，福州军区再次下达命令，要求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和其他侦察分队加强侦察，务必彻底搞清敌方的动向，为空军歼灭叛徒提供准确情报。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马祖岛上的敌方飞机纹丝不动，没有一点起飞返台的迹象。

　　过了两个多小时后，敌方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开始实施无线电佯动，企图试探解放军方面的虚实。

　　下午15时10分，台湾方面询问马祖方面：\"喂，情况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马祖方面回答：\"是的，我们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起飞。\"
　　台湾方面下达指令：\"按原计划起飞！\"
　　马祖方面应答道：\"我们立即起飞！\"
　　可是，20分钟过去了，马祖岛上的飞机仍没有起飞。
　　又过了一会儿，无线电中再次传来马祖方面的信号：\"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经排除，要求马上起飞！\"

　　台湾方面回答：\"请马上起飞，不得延误！\"

　　就这样，敌方在无线电通信中来回折腾，企图试探大陆方面解放军的虚实，并实施障眼法。

　　面对台湾方面的伎俩，福州军区空军指挥部的指挥员们心头雪亮，他们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察与其它侦察手段所获取的情报，牢牢掌握着敌方的动向，始终没有命令战机起飞。

　　痛歼叛徒于台海上空

　　台湾方面在耍了几个回合的诡计后，见大陆解放军方面始终没有动静，以为自己的疑兵计谋得逞，便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准备起飞。

　　15时50分，马祖方面安排吴献狗等大陆叛徒和前来抢消息的记者们登上了HU-16\"信天翁\"飞机。10分钟后，满载着台湾军方情报官员、吴献狗等和记者的\"信天翁\"起飞了。

　　眼看着下面渐渐缩小消失的马祖岛，吴献狗等一颗悬着的贼心总算放了下来。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幻想着到达台北机场后的\"热烈场面\"及即将开始的灯红酒绿的\"新生活\"，感觉飘飘然......
　　然而，吴献狗等的美梦做得太早了。

　　敌人的飞机一起飞，便被解放军福州军区空军的雷达所捕获：\"马祖东南7公里，敌机一架，高度200～300米，时速200～300公里，航向120°，直飞台湾。\"

　　接到情报后，空军指挥员立即下达命令：\"按原作战方案进行！\"

　　瞬间，福建前线某军用机场上空，三颗绿色信号弹同时升起。紧接着，由两架\"歼-5\"、两架\"歼-6\"组成的四机双组编队呼啸升空，直扑目标而去。

　　按照战斗方案，由\"歼-5\"双机编队担任主攻任务，而\"歼-6\"双机编队则负责高空搜索和掩护。

　　战机升空后，两组飞机分别占据有利高度进行搜寻。按照常理，\"歼-6\"飞机在战术技术性能指标上均优于\"歼-5\"，可是，又为什么让\"歼-5\"去打主攻呢？原来，这和需要攻击的目标有关。台湾方面的飞机，是一架担负巡逻、救护等任务的HU-16型机，适合低空飞行，但速度慢，正适合用\"歼-5\"去对付。如果用速度快、高度高的\"歼-6\"打主攻，无异于用高射炮打蚊子，有点大材小用，弄得不好，还会误事。所以，在作战方案中，\"歼-6\"担负高空搜索、掩护，并对台湾方面企图救援的飞机实施威慑。

　　此时，台湾海峡上空天气恶劣，雾气茫茫，海天一色。解放军战机靠地面导航，正搜索前进。突然，地面指挥所通知：\"敌机高度300米，距离25公里，注意搜索。\"

　　\"明白!\"副大队长李纯光迅速回答。他果断地命令：\"压低高度，300米，搜索目标。\"

　　\"明白!\"副中队长胡英法回答。
　　瞬间，两架战机一推机头，穿云下降，保持在300米高度上，紧贴云层底部飞行。

　　超低空飞行，尤其是在海天一色的海上超低空飞行，极其危险。由于飞行员的视觉会产生错误，往往把大海当成蓝天，把俯冲当成升空，酿成惨剧。因此，海上超低空飞行，飞行员唯一可信赖的只能是仪表。

　　李纯光立即呼叫胡英法:\"出现海上错觉，坚持仪表飞行，保持航向!\"

　　\"明白!\"胡英法回答。
　　两人很快静下心来，依靠仪表保持飞机正常飞行，搜索目标。
　　\"敌机高度300，距离20公里。航向125°\"。
　　\"敌机正前方6公里\"。
　　地面指挥员不断通报敌机位置，引导战机迅速接近敌机。
　　很快，胡英法报告：\"发现敌机!右30°，4公里。\"
　　李纯光见胡英法处于有利位置，便立即命令：\"你攻击，我掩护!\"

　　胡英法一推油门，战机像鹰隼般猛地冲向目标。2000米、1500米、1000米、800米......，胡英法按下炮钮，一串炮弹打出去。可惜稍稍偏了一点，炮弹掠过敌机顶部而去，没有命中。
　　\"降低速度，靠近点打!\"李纯光及时指示。

　　胡英法将飞机速度降到400米，操纵战机再次接近敌机。这次，两机距离到了500米以内后，他才按下炮钮。

　　一排炮弹射向目标，敌机底部中弹，机腹内冒出烟来。敌人飞机内顿时乱作一团。敌飞行员见飞机中弹后，一面向台湾呼救，一面勉强操纵着几乎失控的飞机，作垂死挣扎。

　　看到敌机还在苟延残喘，李纯光一压机头，再次下滑进入攻击轨道。他把瞄准具光环稳稳套住敌机，在距敌机300米左右时，按下炮钮，倾泄了所有的炮弹。瞬间，三条火龙直扑目标，敌机顿时火光四溅，冒着浓烟，一头扎进了大海。随即，海面上响起剧烈的爆炸声。

　　顷刻之间，吴献狗等叛徒，连同迎接他们的台湾军方情报官员和记者们，全部随飞机坠入大海，喂了鱼虾。

　　台湾军方接到HU-16被击落坠海的消息后，如丧考妣。此前，台湾军方在台湾的机场上，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准备大出风头。当迎接大陆叛徒的飞机被击落时，不知里就的\"群众\"们已经在机场苦等了近一整天了。他们又饿又困，不仅没见到\"反共义士\"们\"凯旋\"，而且连个飞机的影子都没见到，不由纷纷抱怨台湾军方又在说谎！尴尬之中，台湾军方最后被迫以飞机\"不幸失事\"草草收场，结束了这出丑剧。后来，据台湾方面披露，被击落的HU-16机上共有17人丧命。事后，台湾军方虽然出动了30多架次各型飞机和多艘军舰到事发海域搜寻飞机残骸和打捞尸体，但一无所获。

　　解放军空军在台湾海峡上空除奸成功的消息传来，福建军民无不拍手称快，连连称赞空军勇士打得好！1月30日，福州军区空军举行隆重的祝捷大会，对执行此次任务的主要飞行员李纯光、胡英法记一等功，对其他作战有功人员分别给予不同的荣誉。随后，英雄们还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罗瑞卿等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