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台山一中“六四秋初（4）”班老同学

龙卷风

5. 支持攻关fficeffice\" />

卓老认为我研究服务消费品“具有敏锐的眼光”，增强了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信心，也鼓励了我踏上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征途。1981年夏，在导师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黄家驹ersonName>老师的提议下，我决定以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略谈服务消费品》为基础，以“论服务消费品”为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9月4日，我写出毕业论文研究大纲“论服务消费品”,拟以《资本论》的研究主线和始点为蓝本，系统探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价值、生产与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六方面问题，全面丰富、补充《资本论》体系。这一研究大纲实际上成了我七年后完成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我钻研服务消费品直至后来开拓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时，我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第三产业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1981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概念在中国传媒上“亮相”才几个月，在下半年就因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以“渗透着资产阶级本质”的罪名被上边有关权威部门打入冷宫。而我恰好在这时顶“风”而上，开始第三产业研究，其政治压力、学术压力以及“学位压力”(申请硕士学位)之大可想而知。我还记得1981年北上-访学时东北一著名经济学家就劝过我要回避科、教、文、卫的生产性这一学术风险大的问题，但我没有听。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和即将答辩期间，中央权威经济学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批评服务是生产劳动的论文，形成了非常严峻的政治气氛，使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几乎处于被动局面。我当时多么迫切地期望杂志上有那怕一篇论文露露脸支持第三产业理论也好，这就可冲淡一下答辩会的政治气氛,证明自己的新观点只是学术之争……

后来到了1983年(此时我还是个助教)，我的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也因服务消费品的新观点而差点“卡壳”。一位副主编不同意我文中关于“服务消费品是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的用于生活消费的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的定义中提到“教育”，说是对教育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有激烈争论，必须删去这两个字。我听到后觉得不合适。发表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主编的观点，更不需跟“风”走。难道主编的责任是要把作者的论点“改编”得跟他的一样吗？更何况，教育是我研究服务消费品的“导火线”和理论分析的模特儿,　也是其新意所在。删掉它，岂不是釜底抽薪吗？于是，我对责任编辑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瞿孟飞\">瞿孟飞ersonName>先生ostID=432218#_ftn1\" name=_ftnref1>[1]说，教育服务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贵刊非删不可，我宁可不在这里发，尽管贵刊的档次高，名气大，很多人都唯恐攀不上。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瞿\">瞿ersonName>先生对我坚持自己学术观点，不卑恭屈膝、让步求全的坚定态度很是赞赏。他建议我在论文中加一段马克思论教育是提供服务消费品的服务部门的综述(后来此文出现一段注释体例不一的“语录”就是源于此)，试图帮我以此说服他的上级。谁知这位上司还是固执己见。最后,他们采取“陪绑”方式将此句中“医疗、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交通、通讯及个人生活服务等部门”与“教育”一起删掉，而没有单独删掉“教育”二字和文中关于教育服务的内容，算是既执行了副主编的指示，又照顾了我的意见。

　　1984年后,第三产业虽然因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而被列入国家统计局和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正册”，但否定第三产业的产品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经济学术界仍一直占主流地位。北京一著名经济学教授来华南师院讲学时就关切地教诲我：不宜以有争论的“第三产业”为题搞研究。北京一位当时对服务经济很有研究的学者，知道我打算写《第三产业经济学》时，也耽心地劝我不要以第三产业为新经济学命名。面对一片反对声，我发现自己简直是在与一个传统的旧经济学体系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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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ID=432218#_ftnref1\" name=_ftn1>[1]我很怀念瞿孟飞先生。他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5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多岁时与戴圆晨等先生一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为研究人员，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任编辑的。1983年我的硕士论文投稿到处碰壁（其中也包括被《经济研究》、《未定稿》等退稿）。后来我向被誉为“中国皇家学会”最高学术刊物的《中国社会科学》投一篇读者来函“试校《资本论》第三卷的计算笔误”得到迅速回应鼓起的勇气，才将硕士论文第一章试投该刊物的。是瞿先生审稿时发现并充分肯定了我的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才使它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发表的。他还把该文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发表了。可惜的是，瞿先生的运气远不及戴先生。他因超过6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岁无法在北京入户，这又使他连副研究员职称也无法在北京评,最后不得不极不情愿地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返贵州。1995年底，我在全国生产力研究会年会上非常难过地听到他早已在贵州辞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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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祝愿你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业更上一层楼.为祖国,为广大的老百姓多作功贡献.

龙卷风

6. 敏锐眼光fficeffice\" />

在这样的困境中，是卓老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第三产业研究的深远意义，坚定地支持我攻克第三产业经济理论难关。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在逆境中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备受打击的日子。他在6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正确观点,一直受到批判、打击。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使他载誉于决策层和学术界后，他在给青年学者韩志国的复函中谦虚地说了一句至今仍耐人寻味的话：“我的研究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ostID=432548#_ftn1\" name=_ftnref1>[1]他度过的艰难岁月使他深知对于处于困境中的我来说，理解、支持和帮助比什么都重要。

1981年下半年，北京学术界已掀起批评第三产业的浪潮，而我却为撰写第三产业方面的硕士论文，从9月17日至11月17日和梁秩森同学ostID=432548#_ftn2\" name=_ftnref2>[2]赴北京、长春、天津、重庆、武汉、上海、厦门等地访问专家、学者，收集论文资料。卓老在8月29日-9月1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日去大连开会之前，来函约我到他家去，为我北上-访学写了数封介绍信，介绍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厉以宁、萧灼基，吉林大学关梦觉，东北师大赵洪，复旦大学洪远朋，上海社联蒋炜，厦门大学张来仪等学者。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广东。两个月的访学使我大开眼界ostID=432548#_ftn3\" name=_ftnref3>[3]。不少专家学者不赞成第三产业概念，有的甚至提出激烈的抨击。但是，他们使我有机会在吸取正面意见的同时，广泛了解、留意、考虑反面和侧面的意见和批评，对我形成硕士论文以至《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论点的启发甚大。后来，在我推敲每一个新论点时，我都仿佛听见耳边响起不同意见，因而能有针对性地给予恰当的、充分说理的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在驳论中深入阐述第三产业经济学的新观点。这不能不归功于1981年的访学。

1981年11月我北上-访学回来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在当时中央权威部门的指示下,已形成对第三产业概念众口一词的批判态度。加之我们已在访学中获悉华南师范学院未被批准为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的最新消息，这意味着我们要到校外去申请学位。而校外相当多专家学者所持的是与我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给我造成很大压力。要不要改题？

在此形势下，我的导师ersonName w:st=\"on\">黄家驹ersonName>老师旗帜鲜明地支持我继续搞第三产业研究。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表示了充分的信任：“你不要改题。我认为你的学习基础好,逻辑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都很强。只要你相信你的论点站得住脚，你就搞下去。即使你到外校申请学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通不过，我们照样承认你已达到硕士水平。”至今，我仍然很感激ersonName w:st=\"on\">黄家驹ersonName>老师在当时的逆境中那么坚定地支持我，不然我就很有可能不搞第三产业研究，也就没有今天的成果了。

　　我再征求卓老的意见，也得到他的坚定支持。他在1981年12月13日和我的一次关于毕业论文的长谈中指出：“我不但同意第三产业，我还同意钱学森的第四产业。凡是马克思承认创造价值，有创造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就是生产劳动，就是产业。……资产阶级（经济学）把交通划入第三产业，比马克思的还科学。马克思（把交通划入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有漏洞，与他原讲的物化劳动有矛盾。……马克思讲的生产劳动有两种，物质生产劳动与非物质生产劳动。讲第三产业必须承认第一、第二产业是基础。反过来，没有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品也不能实现和消费。上层建筑不能看作服务行业。属于经济基础的、消费环节的才是第三产业。”这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如果说，以前我知道的有关卓老的理论坚定性的只是种种传闻的话，那么，这一次我就真的有幸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卓老不畏权势、不跟“风”的硬骨头精神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继续走自己的路！我下了决心把第三产业研究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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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ID=432548#_ftnref1\" name=_ftn1>[1] 2001年3月25日在深圳麒麟山庄的一次会议上，韩志国对我回忆了此事，并写下了证言。

ostID=432548#_ftnref2\" name=_ftn2>[2] 梁秩森同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08年4月在香港逝世，谨表示深深哀悼。

[3] 1982年11月25日我在给同学梁秩森的毕业赠言中谈到这次访学:“赠梁秩森：万里长征路迢迢，寝地卧竹习为常;*一朝喜报壮志酬，敢笑三峡美景常。

*指在硕士论文外出采访期间,与梁某睡火车椅底、四川竹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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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卷风

多谢老同学祝愿。祝大家新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万事胜意。

龙卷风

7. 攻关时刻fficeffice\" />

1981年底至1982年春,在导师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黄家驹ersonName>老师的支持和吴朝震、黄标熊老师的指点下，我深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6、46和47卷，广泛阅读中外有关文献资料，做了2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张约26万字的卡片，写了6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此后,从1981年5月18日至6月24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鼓作气写成了8万多字的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初稿。文章包括三章1)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2)服务消费品的价值,(3)服务消费品的生产规模与发展趋势。初稿获黄家驹老师的很高评价。

6月29日，我在论文草稿扉页上写上:“卓老：恳请指正,意见请就写于稿子上。谢谢！”然后送给卓老征求意见。卓老约我7月6日到他家去面谈论文。他高兴地对我说:“文章写得很好。立足点是很好的。逻辑性很强，材料很丰富。…将来想办法让人民出版社给你出版。”他还在论文扉页上作了如下批示：

　　“反对服务消费品创造价值的人有一个理由，即在统计学上难予处理。这一点似应加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是独立统计的，我们在理论上是如何解决的。

　　服务消费品与物品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否可以客运为例，作为一种追加价值来理解，请考虑。有些服务消费品(指客运服务—李注)的剩余劳动只能表现为剩余价值（货币）不能表现为剩余产品，这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客观根据。很好。

　　根据新的情况提出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很有创见。

　　服务消费品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反作用，要作专节论述。

　　以上意见，只供参考。

　　　　　　　　　　　　　卓炯　1982.7.6.”

　

卓老的批文现已成为我珍藏起来的宝贵的历史文物了。他提及的“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客观根据”，其背景是：他认为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货币表现，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剩余劳动，就一定会有剩余价值。而当时学术界反对或故意回避此问题，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改用社会主义剩余产品价值概念。卓炯从我引证和阐发的马克思关于客运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论点中想到，既然客运服务的剩余劳动只能表现为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不能表现为（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这就说明，有时有剩余劳动，不一定有（实物形态的）剩余产品，所以也没有“剩余产品价值”。这时如用剩余产品价值概念来表示剩余劳动就明显不通，非得用剩余价值概念不可。这等于从马克思那里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依据。

据卓老的意见，7月11日我在论文第３章加写了“服务消费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节，此后按周治平、黄标熊、吴朝震等老师的意见，重点修改了第2章中关于服务价值的质和劳动价值论的发展等问题。至7月23日，第二稿完成。

　　第三稿的修改是在7月24至8月1日进行的，主要是按照ersonName w:st=\"on\">黄家驹ersonName>老师的意见，通过去广州市饮食服务业和旅业调查，以实际数据充实、证实第2章服务消费品的价值量的理论分析。至此我的八万字的硕士论文定稿了。因时间和篇幅所限，它虽然没有完成原来六个部分的计划，只探讨了前三部分，但它已奠定了我后来建立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石──非实物产品理论,成为《第三产业经济学》第4、5、10章的雏形。

卓炯对李江帆硕士论文《论服务消费品》的批语（1982.7.6）

［此帖子已被 龙卷风 在 2010-2-12 23:25:24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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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 祝各学友虎年大吉大利，大显身手，虎气冲天！

龙卷风

9.青年导师fficeffice\" />

卓老不仅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做出了具有惊人胆识的、高瞻远瞩的突出贡献，而且以满腔的热诚扶掖晚辈，对青年们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赢得青年们的衷心爱戴，成为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敬仰的青年导师。

在中共中央作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1984年秋成立的广东青年社会工作者协会经济部于1984年11月7日开会，决定在1985年为纪念卓老77岁生日(1月24日)召开卓炯经济思想研讨会。内容包括三方面：1.整理卓炯论著及学术界评论卓炯经济观点的文章目录。2.介绍卓炯生平。3.讨论1)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2)商品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商品理论研究现状,广东如何进一步研究;(3)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卓炯的方法论。除发表一会议纪要外，还准备出一论文专辑（后来没出成）。我们决定邀请卓老参加会议。大家知道，青年们与卓老一起认真研讨卓炯经济思想，是对已过古稀之年的卓炯老前辈对青年的关怀的最好回报。此外，还该送点纪念品给卓老。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以广东青年社会工作者协会的名义，赠送给卓老一个“青年导师”条幅，体现全省青年的共同心声。会议筹备期间，我和华南师大几个年轻教师，专门到华南师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青年教师、书法家张桂光家里，请他写下了这个条幅，作为赠送给卓老的珍贵礼品。

　　会议于3月下旬在广州燕塘大厦开了3天,开得很成功。除了青年们，不少老经济学家也来了。我因为正在学校参加省高教厅主办的由两个美国教师任教的英语师资班的学习，课程安排很紧，“老外”任教很不好请假,想方设法只在3月2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0ersonName>日(星期三)抽得半天时间。只好赴会半天，骑自行车去燕塘大厦看望了青年导师卓炯。就在这次会议上，我遇到广东人民出版社袁耀文先生，他当面正式约我以近年研究成果为内容写一本第三产业的书，结果一拍即合。这就有了三年后《第三产业经济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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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名仍不忘当年的老同学---年初三宴请的旧同学茶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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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511001 在 2010-2-23 12:07:2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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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见面分外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