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解密古代女性肉体贸易特种兵“扬州瘦马” [转帖]

　　　　“扬州瘦马”，与马无关。从明朝开始，在扬州一带，出现了大量经过专门培训、预备嫁予富商作小妾的年轻女子，而这些女子以瘦为美，个个苗条消瘦，因此被称为“扬州瘦马”。扬州出美女，世人皆知，而“扬州瘦马”在明清时期更是名噪天下。

　　所谓“瘦马”，其实就是被买卖的二奶预备队。到了明清时期，“养瘦马”成了一项暴利的投资，有一大批人专门从事此项职业。

　　“瘦马”的风行，与扬州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明清时期，扬州出现了一批富得流油的盐商。扬州城内，繁华骚动，歌舞升平。富人们总是喜欢一些怪异变态的消费和审美，在他们对“丰乳肥臀”审美疲劳之后，“瘦马”就运应而生。

　　在那些大腹便便的盐商身边，围聚着一堆恶心的苍蝇，只要他们稍稍透露了纳妾之意，那些人口贩子就会一窝蜂扑将上去。在扬州，从事介绍“瘦马”职业的人达到百人。繁华的扬州城，成了二奶集中营，成批成批的“瘦马”在经过一番苛刻的调教后，被卖到全国各地。

　　“瘦马”多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在七八岁之时，被人口贩子买去。之后，等待她们的就是漫长的集中营式的魔鬼训练期。“瘦马”的瘦，既有天生体弱的原因，也是被刻意“饿”出来的。依据先天条件，“瘦马”被分为三六九等。

　　清代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一书中对“瘦马”也有描述。一等资质的女孩，将被教授“弹琴吹箫，吟诗写字，画画围棋，打双陆，抹骨牌，百般淫巧”，以及精细的化妆技巧和形体训练。二等资质的女孩，也能识些字、弹点曲，但主要则是被培养成财会人才，懂得记账管事，以便辅助商人，成为一个好助理。三等资质的女孩则不让识字，只是习些女红、裁剪，或是“油炸蒸酥，做炉食、摆果品、各有手艺”，被培养成合格的主妇。当然，所有的这些煞费苦心的培训都是为了将来能找个好买主，卖个好价钱。

　　在“瘦马”的买卖中，她们像商品一样被挑三拣四。“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张岱《扬州瘦马》)

　　并不是所有的“瘦马”都能成功地嫁入富豪之家。最后，有些被挑剩下的“瘦马”不得不被送入烟花柳巷。在秦淮河畔，“扬邦”歌妓大多是“瘦马”出身。而那些“有幸”被官宦富商、贵公子纳为小妾的“瘦马”，也并不见得从此就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那些“养瘦马”的人口贩子，却是赚得盆满钵满。据《续金瓶梅》所记载，一位一等“瘦马”能卖得一千五百两以上的银子。“春风十里扬州路”，笙歌燕舞，脂浓粉溢；夜色深处，多少“瘦马”，无人记得。

luo

看看昔日的十大阴谋[转帖]

　　近期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了历史上流传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十大阴谋论”，也许它能激起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使之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风云变幻的世界历史；或是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让其好好享受一下各种秘闻异事组成的大餐。

　　肯尼迪总统遇刺之谜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和妻子杰奎琳乘坐一辆敞篷轿车经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时不幸中弹殒命。当年的调查显示，暗杀肯尼迪的刺客是24岁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奥斯瓦尔德在被带往服刑监狱的途中被一位名叫杰克·鲁比的酒店老板开枪打死。

　　虽然官方认定奥斯瓦尔德是刺杀肯尼迪的唯一真凶，但是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此事绝不会如此简单，其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一些专家表示现场的弹道痕迹显示，奥斯瓦尔德当时开枪地点和肯尼迪遇刺时的角度不对应，因此在别的什么地方一定有人还开了几枪。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因肯尼迪总统解决古巴“猪湾事件”的方式而对其极为不满，因此有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情报局。

　　在刺杀事件发生后的20年内，涉及该案的重要证人接二连三地丢掉了性命，死亡人数已近200人，但该案的真相却始终未浮出水面。

　　美国政府制造了“9·11”事件

　　来自美国最顶尖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和科学家成立了一个名为“揭露‘9·11’真相”的组织。他们不相信官方对此事的说法，所以自己成立专门的组织调查。这些科学家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喷气式客机燃烧时产生的火焰不足以完全破坏世贸双塔的结构，不能导致双塔最后全部坍塌；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现的熔化金属是一种高温铝热剂所致9铝热剂常被用于焊接或切割金属）。这些科学家依此质疑政府的解释，并推断极有可能是某人使用炸药炸毁了双塔，或干脆是政府为了侵入伊拉克而制造了这个如此骇人听闻的巨大阴谋。

　　美国51号地区与外星人

　　51号地区恐怕是美国最神秘的地方，它是指距离拉斯维加斯以北约240公里处的一块政府用地，被内华达试验场和内里斯空军靶场包围。

　　1987年年底，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约翰·里尔声称外星人与美国政府取得联系，双方还达成了一项交易：美国政府允许外星人绑架地球人，而外星人则要在51号地区向美国政府透露先进技术。1988年10月，福克斯电视台还专门制作播放了一部名为《直击UFO掩盖实况》的电视片。一些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政府和军方不仅在那里秘密研究外星人，还一直进行着有关时间旅行的研究。

　　秘密社团控制着全世界

　　阴谋论者认为，诸如“光明会”和“共济会”这样的秘密团体已经组成了所谓世界“影子政府”，他们专门吸纳社会名人和位高权重人士成为会员，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影响各国政府和各种势力，来暗中操纵世界风云变化继而统治整个世界。肯尼迪遇刺、越战爆发等事件都由这个“影子政府”一手促成，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世界的动荡不安只要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就都能成为这些人获利的良机。

　　阴谋论者甚至举出实例：在一美元钞票的背面，印着金字塔和一只眼睛，可是这跟美国的立国精神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为什么要加上去呢？据说这是“共济会”的标志之一，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就是“共济会”成员，因此这个标志就这么被印在美元上。

　　犹太人大屠杀修正论

　　虽然有无数证据和德国人亲口承认的事实能够证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有600万犹太人被残忍地杀害，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大屠杀修正主义者声称，纳粹根本没有杀害数量这么庞大的犹太人。

　　披头士乐队成员麦卡特尼早已死亡

　　虽然披头士乐队目前唯一健在的成员保罗·麦卡特尼仍然活跃在公众的视野中，但是阴谋论者却坚称，大家看到的麦卡特尼根本就是个“赝品”，真正的麦卡特尼早在1966年去世了。他们还透露现在这个“麦卡特尼”其实是模仿秀竞赛获胜者威廉·坎贝尔。

　　中情局制造并传播艾滋病病毒

　　自1981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第一起艾滋病病例以来，有关中央情报局一手制造并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谣言就甚嚣尘上。相信这一说法的人认为，中情局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消灭”同性恋和非洲裔美国人。

　　1990年《纽约时报》组织的一次民调显示，30％的黑人认为艾滋病是中情局制造的“种族武器”，旨在消灭所有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艾滋病病毒是由从非洲舶来的猴子传染到人身上的说法。

　　“阿波罗11号”登月电影

　　有人认为，“阿波罗11号”登月不过是当年求胜心切的美国为了在太空竞赛中击败苏联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由于有关此次登月的影像资料只能从美国航空航天局得到，可谓是“一家之言”，加上当年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也很少公开提起这次“壮举”，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40年前美国人是否真正登上了月球。

　　“骗局论”者称，这些图片和影像是美国宇航员在类似好莱坞或者美国神秘的51号地区拍摄而成。此外，在“阿波罗11号”登月前的一次例行测试中丧生的3名宇航员也是这次登月的疑点。有人称，他们是由于政府害怕策划登月的“阴谋”被泄露而被处死的。

　　爬行外星人才是地球的主人

　　这恐怕是所有阴谋论中最礮的一个——世界其实早被一群吸人血、食人肉、能随时变化外貌的可怕的外星人捏在手心。他们的真实面貌就像恶心的爬行动物，唯一的目标就是奴役全体人类。这些爬行外星人可以是你公司的老板，是你最爱的演员，甚至是一国总统。他们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策划了“9·11”事件，在多个城市制造恐怖袭击，就是为了满足他们天生嗜血的本性。

　　1998年，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戴维·伊科写了一本名为《最大的秘密》的畅销书，书中有两位受访人大谈英国皇室成员其实就是爬行外星人。

　　耶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

　　长久以来，这个女人都以一个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形象出现在基督教的传说中。然而，阴谋论者认为，耶稣与抹大拉的玛丽亚关系要更加亲密。丹·布朗在他大受欢迎的《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就将耶稣描述成了一个凡人，并与抹大拉的玛丽亚生有一女。阴谋论者还表示，耶稣与抹大拉的玛丽亚很可能结为夫妇，成为了彼此最忠诚的信仰伴侣。

luo

李鸿章之子与日本间谍勾结 导致甲午战争中国未战先输[转帖]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并在日本还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此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二十八岁。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为了适应这种扩张的需要，日本开始针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1886年，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最庞大的间谍机关乐善堂成立。它是由日本对华谍报重要头目荒尾精在汉口创办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作为掩护，逐步将触角伸向中国各地，相继在北京、长沙、重庆、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并以这些城市为基地，把触角伸展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另一个重要间谍机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设在上海英租界内，成立于1890年，所长也是荒尾精，代理所长根津一，是以培养“中日贸易人才”为名的间谍训练机构。这些间谍机构培养的日本间谍有的以外交官、商人、医生、学生等合法身份作掩护，有的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他们收买汉奸，四处搜集情报，为发动战争作准备。

　　1888年底，一些日本间谍潜伏在施工中的威海卫炮台以及威海卫通向荣成的道路、荣成湾附近，为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作准备。经过长期观察，他们向日本海军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日本对中国开战时，当从荣成湾登陆，对威海卫应采取背后进攻的战术。因为荣成湾面阔水深，沙底适于受锚，无论遇到何等强烈的西北风天气，都可安全锚泊，而且这里位于直隶海峡外侧的偏僻海隅，离威海卫较远，正好拊威海之背。该建议得到采纳，为日军击败北洋舰队起到了重要作用。

　　1893年是日本对华谍报工作最关键的一年，日本间谍活动尤为猖獗。当时，尽管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早已确定，陆海军也为发动战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但何时发动战争、能否取胜，还需要作出最后的判断。1893年4月，对华谍报头目、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到朝鲜和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为发动战争作最后的准备。川上操六在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他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并亲自登上了北塘炮台观看山炮演习。在驻华使馆武官神尾光臣的陪同下，川上还对天津周围的地形偷偷地进行了考察。在两国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为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为发动战争作最后准备的实地考察提供大量方便，予以殷勤接待。李鸿章更是视他为座上宾，奉若神明，还请他参观了军工厂、军事设施和军队的操练。这次中国之行，川上进一步了解了清政府的极端腐败，而且对清军战力及地形、风俗人情均作了详细考察，确信清政府战则必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已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这四支舰队中，日本人最重北洋舰队。因为李鸿章向德国订造的铁甲\"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四舰，向英国订购\"致远\"、\"靖远\"两舰都隶属于北洋舰队。到1888年，北洋舰队已经拥有大小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同时李鸿章还在威海修建船坞、港口、炮台等，并驻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回到日本后，川上操六密令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泷川具和分头侦察渤海湾航道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的设防情况。井上敏夫5月份从烟台出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游历了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海岸。每到一处，他都非常仔细地观察炮台驻防情况，所走洋面每距约100公里，便用千斤砣试水深浅，详细收集作战所需地理水文数据。 与此同时，泷川具和也乘帆船从塘沽出发，沿渤海岸北行。他沿海岸线游历，历时一个月，对沿岸各海口的水深、有无沙滩、海底是泥沙还是岩石、民船数目、运输情况等，都作了详细的侦察和记录，为日军日后在北戴河附近登陆选择了合适的地点。

　　1894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两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较量。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撤走后，出自于荒尾精门下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将自己伪装成中国老百姓，来往于威海、旅顺之间，窥探中国海军的情报。威海是北洋舰队的主要基地。宗方小太郎在汉奸的帮助下四处搜寻情报，甚至登上了小船到刘公岛暗暗了解水师的布防情况。8月中旬后，由于平壤战事紧急，清政府决定向朝鲜再派援兵，由招商局的5艘轮船运送总兵刘盛休的铭军12营6000人入朝。为防止日本舰队袭击，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主力护航。停泊于威海附近的“镇远”号等14艘军舰投入出征准备。 宗方小太郎在威海得知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立即将其开赴朝鲜的具体日期电告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根津一。根津一马上发给日军大本营。日军大本营即派日本联合舰队出发，9月15日到达朝鲜黄海道大东河口附近。这就为9月18日的黄海海战作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也在积极活动，他表面看来只是日本松昌洋行的普通职员，其实已是一个老练的军事间谍。石川伍一幼读私塾，入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十八岁时来华，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他曾受命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甚至曾被捕下狱，伺机越狱得以逃脱。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1893年石川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石川伍一是高升号事件的罪魁。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助手，刺探军情、测量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1894年二月，一个清兵来兑换英镑，伙计做不了主，因英镑在店里是控制的。石川心想，通过他可以打入军方，特准换与了他。几次交往，石川很快与他熟了，知道他叫汪开甲，是清军驻天津护卫营一个弁目。这小子能说会道，谈起军中情况来滔滔不绝。汪开甲又来时，石川把他带到一家日本妓院。玩乐后临分手时，汪开甲出于感激凑上来说：\"石川兄，我想带您去见一个人，有没有兴趣?\"石川忙问，\"谁?\"汪开甲神秘兮兮附在石川耳旁轻声道：\"他的舅舅是咱清朝响当当的人物李鸿章。\" 。在汪开甲的引见下，石川当天就见到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芬。一番交谈和观察，石川很快看清面前的刘芬，同样是一个色欲、贪欲交织的俗人。接下来石川便精心策划，他首先得满足刘芬的贪欲，就带去一件珍贵的古董，使刘芬喜不自禁。接着石川亦将刘芬带到那家日本妓院。刘芬以后惟石川之话是从，不断为石川提供情报，而他每次也能得到想要的色与财。结果，石川不用费劲就顺利地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赶紧调整了兵力部署，1894年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右亨率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驶向朝鲜的海岸，进入临战状态。7月25日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高升号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舰围攻的悲惨事件，清军千余人全部丧生。护送的北洋舰队的\"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汪开甲结交日本人的行为引起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的注意。经审问，汪开甲供出了石川伍一。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悄悄转移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

　　1894年8月4日，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清晨，被一直监视他的天津衙门抓获。这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间谍案。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而受托为中日两国分别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两天后（8月15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李鸿章对于石川一案，确有难言之隐。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瓜田李下，投鼠忌器。朝中政敌乘机一拥而上，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在沉默了十二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伍一终于被官府捕获。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李鸿章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月8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毙击毙；刘棻即行正法。”这年9月20日，石川伍一被押赴刑场，\"按公法用洋枪击毙\"。刘芬则\"绑赴市曹\"处决。此案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美国朝野对中国“ku刑bi供”和“残忍处决”日本间谍广泛表示不满。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人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 至于御史因此案借题发挥，指控李鸿章腐败通敌一事，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李鸿章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和爆发时，日本政府在中国秘密开展间谍活动，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而清政府的反间谍行动却收效甚微,这成为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军搜出日军俘虏进攻山东半岛时携带的一张地图，上面村、路、炮台、营房、山、河、井、树都画得十分清楚、详细，一目了然。对于日本间谍的活动，张之洞等有识之士十分忧虑，纷纷上书，就反间谍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一是反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护日本间谍。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日本间谍躲在租界内得到各国尤其是美国的袒护。一些间谍被捕后，也有外国使节为其说情。针对这些情况，应严查间谍，美领事不得袒护。二是主张实行保甲，严惩汉奸。日本间谍往往通过汉奸为其搜集情报。清除汉奸是反间谍的根本所在。三是对百姓实行安抚。很多地方由于年年发生饥荒，再加上战乱、民不聊生，在日本间谍粮、钱的诱惑下有人为了生计当起了汉奸。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仅仅靠严惩是不够的，必须推行奖赏揭发的政策。 四是禁止日本人剃发改华装。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眼睛、头发的颜色一样，相貌相似，只是发式、服装不同，日本间谍在中国往往剃发改装冒充中国人，很难识别。为此，日本人在中国改华装者应按间谍治罪。清廷曾采纳了一些意见，采取过部分防谍措施，破获了几起间谍案。但从最后结果来看，日本的谍报活动还是取得了成功，而这与清政府吏治腐败、不能严守军事机密、不重视防范间谍有很大关系。更为严重的是，两国交战之时，仍有清政府官员为谋求个人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为日本间谍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洞悉清朝军队军情的日军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北洋海军却全军覆灭。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则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luo

美国历任总统眼中的中国[转帖]

　　1974年，时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就意识到了中国的复杂性。他在给子女，也包括后来成为总统的小布什的信中说:“这是一块充满矛盾的土地。社会封闭，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真正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已经从‘路有冻死骨’的旧时代进步了很多。”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满街的行人都穿着或深或浅的蓝色中山装，骑着自行车来往穿梭。
　　去年，前一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坐在“鸟巢”里，手里晃着小旗，与各国政要们一起观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会场之外，“中国人的老朋友”老布什还兴奋地跑去秀水街，为中国的民族工艺捧场。
　　但对于国际政治的真实逻辑而言，那又只算是表面功夫。自“中国威胁论”在美国诞生，各任总统就一直在为中国的崛起而操心。他们认为，中国实力的上升一定会打破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而中国海军的战略转型，也会使美国的利益受损。
　　在西方国家眼中，和政体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总有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感觉。中美建交已经30年了，却还需要继续“增加互信”。
　　不过，中国人是越来越有自信了。对于那些用“中国问题”大做文章的美国政客，北京街头带着红袖章的大妈们也会这样告诉你:哦，那不过是美国选举政治的需要，看看克林顿和小布什吧，上台前后对中国的态度相距是多么遥远。
　　直到今天，在选前的政见辩论会上，白宫的总统候选人还常常被问到:你如何看待中国?
　　尼克松:“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老布什不是最早发现中国价值的人。1967年，尼克松就撰文说:“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下生活。”
　　1971年，当尼克松的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时，他就敏锐的感觉到，“他们(中国领导人)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
　　那时，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是，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战略。尼克松希望以三角外交遏制苏联。他的外交政策，总是试图以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来领航，尽管在当时，这一观点还常被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厌恶。
　　1972年，尼克松访华，此行被称为“破冰之旅”。在他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现实主义者。两年后，他就因“水门事件”下台了。新总统福特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老布什指了两条路:驻英大使，或是，驻法大使。但老布什的想法却是: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当时中美间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福特为烟斗填满烟丝后抬起头，惊诧地问。“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老布什断定，“在未来的岁月里，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9月，老布什和夫人巴巴拉动身赴任，他们家的新成员小狗费雷德也一起同行。费雷德让老布什第一次领悟到，这个新职务将会遇到些文化冲击。1949年后，中国为了防止疾病传播曾展开灭狗运动，因此狗在当时已经非常稀少。当他们带着费雷德在北京街头散步时，有中国人叫道:“猫!”很快，老布什就发现，“中国城墙”远不止一种。拿起电话，想与一位中国官员讨论某个国际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儿。“这里的规矩是:不必打电话找我们，我们会打电话通知你们。如果外交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就是相互交往。但中国的官僚政治却不这样看。”老布什在自传中写道。
　　“偶尔，会见是‘可能的，但要稍等’。因为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同没有耐性的西方人不一样，‘稍等’可能意味着5至20年。这对刚到中国、很想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情况的人来说，特别失望。”事实上，由于中共中央尚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指示，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都在飘忽不定中发展。直到1970年代末，邓小平复出后，才使将近10年前便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加速发展.
　　里根:“中国已经越来越转向自由市场”
　　1974年那一次，老布什在北京待了13个月，就回国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去了。在这短暂的13个月中，老布什没有建树，只留下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在他的印象里，当时的外长乔冠华和蔼而直率，他的夫人章含之漂亮、迷人，留一头西方式发型。邓小平有可能在毛和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他总是不停地吸烟和喝茶。毛泽东握手有力，带有些草根气质。
　　不过，这13个月的经历已成为日后美中关系的伏笔。至少邓小平还对他保证说，中国将永远欢迎你，“即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1980年美国大选，里根上台。里根喜欢用一些基本观念管理外交，比如:姑息危险、共产主义邪恶、美国伟大，等等。在意识形态上，他要比别人狂热一些。他曾有一个梦想:带领戈尔巴乔夫游览美国，让这位苏联领袖瞧瞧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他还要邀请戈尔巴乔夫敲门，问问住户“对我们的制度有何看法”。工人们将告诉他，住在美国真美好。
　　里根不相信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治和战略价值，反而多次强调要对台湾的要求给予更多的关注。
　　1982年以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做了较大的调整，明确提出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政策。美方也基于同样的考虑，确认“一个强大而稳定的中国”或“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8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公报，打破了两国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僵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里根把自己的中国观，部分写进了日记中。
　　1984年:【4月26日周四】下午2:05我们抵达首都机场。奏国歌，然后是21响礼炮———这是第一次给予一位美国总统。然后我们检阅了部队，并受到至少百位盛装儿童的欢迎。
　　【4月28日周六】另一个早餐会，今天是头彩日———我和邓小平主席会面。南希在非正式开场的时候陪着我，幽默的邓小平邀请她下次不带着我来中国访问。在我们的会谈中，他着实猛烈攻击了我们的中东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和裁军的失败。他碰到敏感之处了———该我谈的时候我用事实和数据纠正了他，我没开玩笑。接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热情起来，虽然他也提了台湾(这次惟一提到这个话题的领导人)。我告诉他解决台湾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但需要和平解决。我们结束会谈，共进午餐(他主持)，原来以为是工作餐，结果最后变成一场愉快的社交活动。
　　午餐后，我带上南希出发去长城。一路上，我们都向排在街旁看我们的群众招手致意，虽然我们没去成农村，但群众依然在村子里面等着我们。
　　虽然在照片和电影看过，但亲身目睹长城，依然相当壮观。站在那里看长城两头消失在群山之间，那种心情此刻我无法言表。
　　到了1986年，里根意识到，“中国已经越来越转向自由市场”。这会让美国人安心。因为按照西方政治的观点，市场经济将促进培育个人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促进表达的自由。而民主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较低，这符合美国人的逻辑。
　　老布什:“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
　　1985年10月，作为里根的副总统，老布什又到中国，这是1975年以来他第四次访华。
　　老布什在四川大学发表了演说，称中美关系已经具有持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并且是强有力的。10年之前，当他第一次到中国时，他还常常怀疑中国是否会真正能够实现现代化。但现在，那些1970年代穿着毛式上装的政府官员，已改穿了三件式的西装。官员们也不坐“红旗”车，而是改坐“奔驰”了。
　　现在，邓小平谈到台湾的口气不同以前了。“他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政府、经济和军事体制，还谈到了‘一国两制’。”老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可是有些事情则没有变化，我想永远也不会变了。邓一天仍抽好几包烟。在我们谈话的1小时20分钟里，他抽了8支烟。”
　　同10年前相比，情况不一样了，非常不一样了。当时，美国驻中国联络处才30个人。现在美国大使馆有300人。
　　1988年，老布什赢得了美国大选。那时，中美贸易额已达78.58亿美元，是建交时的8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外国贸易伙伴。
　　这年圣诞节前夕，老布什一家，祖孙三代十八人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的官邸做客。这是一种特别友好的表示，引得其他国家外交官颇为羡妒。
　　小布什很喜欢中国菜，他像他父亲一样用小饼卷烤鸭和大葱，一口气吃5卷烤鸭。
　　而老布什作为一只外交强、内政弱的跛脚鸭，喜欢给外国总统和总理们打电话，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中国，也是他几乎遍及全球的外交政策之一部分。
　　1989年10月，老布什在访华期间，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成为第一位在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他在讲话中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
　　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美关系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被美国国内压力所迫的老布什，也深感无能为力。不过，老布什依然坚持说，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再次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
　　那时，美国国内的各阶层的政治人物都觉得老布什与中国重建外交关系太快了。
　　11月，柏林墙，冷战的象征，倒了。未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看到德国青年扒倒柏林墙，并把厚重的砖块带回家留作纪念。他为他们喝彩。
　　克林顿:“在新世纪，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199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批评了老布什的中国政策。当他上台后，他发布行政命令说，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必须在移民、人权和监狱里的强制劳动等方面取得进步。他和大多数美国总统一样，喜欢“扩大民主”这一概念:“我们最大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强化全世界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社会。”
　　他同时感到，中国对其他国家“干涉”其政治事务极为敏感。中国的领导人觉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他们会尽力处理所有这些变化。
　　不过，总体上，克林顿保持着和中国的积极接触。他的希望是，贸易和接触将推动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人权。
　　1997年10月，江 泽民首次访美。那时，克林顿也已做了五年总统。江 泽民的政治技巧、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愿望，以及加速的经济增长，都给克林顿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一晚，克林顿上床睡觉时想，在新世纪，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来年的春夏之交，克林顿开始了“计划已久”的中国之行。“我期待着这次旅行。”克林顿说。他是1989年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我与江 泽民在一起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他。他很有魅力、风趣，有极强的自豪感，但总是乐意倾听不同的看法。虽然我并非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但他已让我相信，他相信自己正尽可能快地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克林顿在回忆录里写道。
　　这次中国之行，克林顿记住了漓江、兵马俑，以及上海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要多的起重机。
　　时间进入到2000年，小布什选举获胜，替代克林顿成为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他和他的父亲老布什，被合称为“布什家族”。
　　小布什上台初始，并没有把中国放在心上。这一度让中国产生被“边缘化”的担忧。
　　5月15日，白宫派遣助理国务卿来到中国，以解释小布什之前有关导弹防御计划的讲话。但是，在执行类似使命的时候，美国向韩国和日本派出了副国务卿，向欧盟和俄罗斯派出了副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2号人物。即便是印度，也是副国务卿亲往。
　　显然，中国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相反，在美国当时的安全战略更新的有关设想中，中国成了需要防范的对象。“9·11”事件将这些都改变了，美国需要中国对反恐的配合。中国迎来和布什家族的第二个蜜月期。
　　不过，今年小布什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还是没忘了说:“在21世纪，国内的安全和繁荣需要依靠国外自由的扩展。如果美国不领导自由事业，那么自由事业就将无所适从。”这是在大国的实力博弈之外，美国总统们的心病。
　　现在，中国已和世界相互紧紧绑在了一起。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意识到，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性产生的影响非常明显。当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不景气时，美国的证券市场也大幅度下跌。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一旦经济衰退必将干扰美国的贸易平衡。而全球的经济稳定早已成为美国官员最优先的考虑。
　　今年，奥巴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至今为止，他对中国的谨慎而克制的务实态度，已人所共见。 　　

luo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地域性商帮[转帖]

　　一、福建商帮　亦盗亦商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Ｆ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Ｔ灣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Ｔ灣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二、广东商帮　内涵丰富

　　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三、陕西商帮　行道多多

　　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点评：虽然贵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且民风习俗与山西商帮相近，但在外人看来陕西商帮“见识短浅”，在各个方面都无法与晋帮相比。而对于商业资本的使用上，陕西商人采取的是土财主方式，很少有人投资手工业，这与江南地区商人积极发展手工业的情况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山东商帮　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点评：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五、宁波商帮　后来居上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Ｍ國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点评：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六、晋商　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七、徽商　贾而好儒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八、龙游商帮　海纳百川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点评：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九、洞庭商帮　善于审时度势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点评：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十、江西商帮　讲究“贾德”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点评：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明清中国十大商帮：

　　山西商帮－－义中取利，信誉第一
　　徽州商帮－－贾而好儒，财自道生
　　龙游商帮－－海纳百川，宽以待人
　　洞庭商帮－－审时度势，稳中求胜
　　江西商帮－－广泛从业，小本经营
　　福建商帮－－自强不息，爱拼会赢
　　广东商帮－－敢想敢干，敢为人先
　　陕西商帮－－追求厚利，既和且平
　　山东商帮－－重土乐安，诚实守信
　　宁波商帮－－灵活善变，开拓创新

　　当代中国五大新商帮：

　　浙江商帮－－宁波、台州、温州、杭州（号称中国第一商帮）
　　山东商帮－－威海、烟台、青岛、济南等
　　苏南商帮－－苏州、无锡、常州等
　　闽南商帮－－泉州、漳州、厦门
　　珠三角商帮－－广州、惠州、东美、顺德、深圳
　　

luo

腰斩酷刑：从产生到消失[转帖]

　　　　鲁迅说过：中国人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至于坚韧挺拔的腰骨，构成了做“人”顶天立地的形象，向来关系着中国人的“气节”与“风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们的腰板硬得多，宁可像玉一般碎成一把绝响，也不愿求瓦全苟且偷生。统治者也许是怕这些知识分子嶙峋的风骨，就杀气腾腾祭出了“腰斩”的酷刑来，妄图断了国人的“脊梁”，教化出奴性的顺民。

　　一

　　其实腰斩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历史的进步”。因为殷商时代的死刑，保留了不少原始部落享受人肉大餐的习俗，烧、烤、蒸、煮，无不围着口腹之欲打转。如“醢”是把人剁成肉酱，“脯”是把人做成肉干，“炮”是把人绑在大火炉的金属外壳上烤成熟肉，而“镬烹”则干脆把人扔到饭锅里煮成肉羹。

　　到了周代，“砍斫”逐渐取代“烹饪”，成为死刑的主流。周代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而“杀”才是后世所谓的斩首。

　　最初腰斩行刑时用斧或钺，因为青铜毕竟要软些，不够锋利，必须做成斧钺，砍下去才有力度。待铁器普及后，刀渐渐在斩刑中唱起了主角。不过刀虽然锋利，却容易磨损，用起来更要求技巧，得像庖丁解牛一样，谙熟腰椎骨空隙，否则，一刀下去不能砍断，场面自然尴尬，会遭围观的人群嘲笑其手艺不精，有损刽子手的“职业操守”。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腰斩开始启用更顺手的铡刀，不仅刃利背厚，不易磨损，而且对杀人技术要求比较低。包龙图那著名的三口铡刀，其实并非电视上演的那种用途：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仿佛中国式的断头台，而是腰斩时用的，把人截成两段，“手足异处”。

　　二

　　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身上的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伏在铡床或木、铁的砧板上，正是刀俎之间“我为鱼肉”的架势。普通人至此怕早已魂飞魄散了，但总有那么个别不畏死的“牛人”。秦末楚汉相争，韩信离楚投汉，还是个无名小卒时，因犯军法当受腰斩。一同被处死的13个人被斩之后，轮到了韩信，他居然仰躺在砧板上直视将加诸于己身的刀刃，大呼：“刘邦那小子不是想夺天下吗？为何要斩杀壮士！”当时夏侯婴做监斩官，听闻此言，被他的勇气和豪壮折服，大呼“刀下留人”，不仅没有杀他，还将他推荐给刘邦，让他做了个管粮饷的都尉。

　　汉代还有一个叫张苍的人，其命运更是让人叫绝。根据《史记》记载，张苍以宾客身份随刘邦攻打南阳时，因犯法被处腰斩。他脱掉衣服，往砧板上一伏，体格高大，肥白得像葫芦瓜一样，在普遍营养不良的囚犯中显得分外出众。当时的监斩官王陵看到后，十分惊异，认为他是个美男子，就禀告刘邦，赦免了他。此人以后立了大功，还当了丞相。

　　人的主要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被从腰部砍作两截后，还会神志清醒，过好长一段时间才断气。犯人的家属往往会打点一下刽子手，让他行刑时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可以使犯人死快点；如果有人想要犯人多受点罪，就贿赂刽子手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甚至将被腰斩之人上半截移到一块桐油板上，使血不得出，可使犯人多延续两三个时辰不死，真是残忍至极。

　　三

　　公元前208年，大秦帝国左丞相李斯被腰斩于首都咸阳。

　　李斯相秦，厥功甚巨。灭诸侯，成霸业，一统天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但位极人臣又怎样？功烁古今又怎样？他堂堂大秦丞相率领百官向阉人赵高小心赔笑，仍逃不开被指鹿为马的小人诬陷，身被五刑（黥、劓、斩左右趾、枭首、剁成肉酱），腰斩于市，夷灭三族！

　　李斯杀了一辈子人，这位《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在骊山脚下坑掉数百名儒生，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如今，轮到他领教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养出来的刽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

　　在腰斩前，李斯对着一起奔赴黄泉的儿子，追忆起当年领着孩子们，牵着咻咻嘶叫的猎狗，出来蔡东门，在秋日衰草丛中，追逐成群狡兔的无忧岁月。“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一句痛悔交加的呼喊，是这位河南汉子对其追逐权力的一生的彻底否定和决绝。

　　四

　　骊山春暖，鲜花一般的高阳公主带着一帮随从外出游猎。她因失意而郁闷，尽管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她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被作为至高的恩赐，赏给大功臣房玄龄的儿子。房家老二房遗爱不学无术，空有一身蛮力，气愤之余，高阳公主从结婚那天起就不接纳丈夫。

　　在骊山的一间草庵里，她遇到了正在潜心研读佛经的年轻和尚辩机。辩机是玄奘的高足，长安城最负盛名的僧人之一。

　　英俊饱学的辩机，成就了浪漫热烈的高阳公主的爱情梦想，他们的纠缠延续了七八年之久，有了两个儿子。后来，一直在自我情感中四处逃避挣扎的辩机，被选去译经，没有再见到高阳公主。但他藏匿的公主赠送的玉枕，被小偷偷了出来，在销赃时被官府逮获，公主与辩机的不伦之恋也就此大白于天下。唐太宗大怒，下诏将辩机处以腰斩极刑。据说当辩机横卧在铡刀之下时，发现刀刃上一只蚂蚁在爬动。辩机无比爱怜地拈起蚂蚁，轻轻放到一边，然后从容地躺下，在市井小儿幸灾乐祸的围观中，以最污浊和最惨烈的方式终结了生命。

　　悲恸几至发疯的高阳公主，从辩机被腰斩的那一刻起，就发誓要报复。半年后，最疼爱她的父亲去世了，她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一点都不难过。她开始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荒淫无耻的生活，甚至勾结他人谋反。

　　“辩机是我的骄傲，房遗爱才是我的耻辱。”高阳公主这么说过。辩机已死，她所有的骄傲也被腰斩了。

　　五

　　明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师南下。军师道衍送至城外，在马前向他跪拜：“臣有秘事一件相托。”朱棣问他何事。道衍说：文学博士方孝孺，素有学行，城破之日，必不肯降。殿下万万不可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绝了。当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其学识品德为四海所称颂，朱棣也有意借用他的威信来收揽人心，所以答应下来。

　　当燕军攻破南京后，惠帝自焚宫中，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果然拒不投降。朱棣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至极，哭声响彻大殿。朱棣劝他辅助自己即位，就像周公辅助成王一样。方孝孺厉声质问朱棣，那为何不立惠帝的儿子或弟弟为君呢？朱棣无可奈何，只好命人把笔墨摆在方孝孺面前，强迫他撰写新皇即位的诏书。方孝孺接过笔，狂草四字：“燕贼篡位。”掷笔于地，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宁死不屈，威胁他说：“你不怕被诛九族吗？”方孝孺义无反顾地回答：“即使诛我十族又怎样！”朱棣怒不可遏，命人把方孝孺从嘴角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忍痛怒骂不绝。

　　明成祖一怒之下，把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算作第十族，连同其九族在方孝孺面前一一诛尽，被杀者共达873人，谪戍荒者更逾数千。方孝孺始终没有屈服，被腰斩于南京聚宝门外。传说腰斩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蘸血连书十二个半“篡”字才断气。

　　六

　　历史上最后一次腰斩判给了清代河南学政俞鸿图。雍正年间，俞鸿图督学闽中（今福州市），科考防范颇严，操守亦称严谨。未料他的小妾与仆人串通，收取贿赂，其妾把考试材料贴在俞鸿图官服背后补褂之上，俞鸿图穿出去，仆人轻轻地揭去授给应试者，而他一点也没觉察到。事发后，雍正皇帝将俞鸿图处以腰斩极刑。俞鸿图仓促受刑，及赴刑场方才知道身受腰斩，要求死得痛快爽利一点也来不及了。原来刽子手对于腰斩犯人，一向索取规费，得了钱则刀斧锋利快下，可令其速死，以免长受痛苦；不得钱则故意缓缓而下使其迟死，血肉之躯寸寸受割，其痛楚可想而知了。

　　腰斩之酷烈，连性格刚戾的雍正皇帝也动了恻隐之心，遂命封刀。如果记载不误的话，从周代到雍正年间止，施行了约两千多年的腰斩刑罚，算是寿终正寝了。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腰斩酷刑：从产生到消失 朱飞

luo

“一颗八十年代的青春痘”张蔷[转帖]

　　　　新闻出版总署官员柳斌杰曾坦陈，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业出现的三大教训之一，是对通俗文化的兴起，思想准备不足。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比较正统的文化，历来对通俗文化不够重视。在古代官方修编史书的时候，往往将对通俗文化的记述排斥在外或只列存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由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性，更难把文化通俗化、生活化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后很多通俗文化进入国内，邓丽君、迪斯科不胫而走，但很多年都被当作是精神污染，予以抵制。后来才被动默认了，因为已经普及到全国。（《新媒体现状与趋势》，《青年记者》2007年第3-4期）

　　经历过1986年迪斯科和张蔷的人，都会对此反思感同身受。

　　“没有七彩的灯，没有醉人的酒，我们在月光下跳一曲、跳一曲迪斯科……”这是张蔷的歌曲《月光迪斯科》。

　　1986年，张蔷成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第一位大陆女歌手。她凭借个人专辑销量的骄人成绩，和惠肯尼·休斯顿、珍尼佛·拉什、邓丽君等一起被该刊评为年度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

　　在这篇以销量衡量影响的文章中，张蔷凭借几百万的专辑总销量跻身其中，连风靡东南亚的台湾歌后邓丽君也只能屈居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张蔷开始以每月两张专辑的速度录制盒带。

　　尽管张蔷的歌声早已在年轻人中唱响，但是，国内的报刊杂志上没有她的任何消息。在热衷争议新生事物的80年代，在主流媒体，张蔷是个例外，没有喝彩，也没有批评。

　　没有师承、也不隶属于任何单位的张蔷，按照自己对流行音乐的理解，自顾自地唱着，在没有任何包装宣传的情况下，创造出专辑销量的奇迹。

　　80年代初的中国，短波电台曾是人们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很多境外的流行音乐就这样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张蔷后来回忆：一放学了，我就把收音机调到短波的调频，可以听到韩国的电台，他们经常放一些就是不知道是谁的音乐，可能里面有披头士什么的，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迈克·杰克逊的东西，就是在短波里面。

　　1984年，北京市举办了一场歌手大奖赛，16岁的张蔷也报名参赛，演唱的歌曲是70年代末流行于欧美的一首歌，歌星卡朋特兄妹的《什锦菜》。

　　张蔷的第一张翻唱专辑《东京之夜》在1984年年底出版，由于她当时还是一位毫无名气、又是第一次录制专辑的年轻歌手，出版社最初决定发行60万盒磁带，没想到专辑问世之后很快脱销。

　　张蔷为自己选择的录入专辑的歌曲，显然与这个时代最强烈的集体情绪有所距离，在没有电视等主流媒体推波助澜的宣传下，就在民间悄然流传。

　　乐评人金兆钧曾评论张蔷：她那种声音的怪，有人觉得太俗了，太风骚了，有的人就会说我就喜欢这种东西，为什么非要那么字正腔圆，为什么非要那么甜甜美美，她是绝对有符号精神，包括她那种做派当时很多人都喜欢的。

　　有歌迷调侃地说“张蔷是一颗80年代的青春痘”，她绽放在同样被称为“青春期”的80年代，用她的歌声撩拨起一代年轻人的青春琴弦。

　　1988年，张蔷搭上出国热的班车，远赴澳洲。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luo

朝鲜的不归路[转帖]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如果有一个无赖总是做违法的事情，暗杀、绑架、在客机上安炸药，并在自己的家里生产和储存武器，包括特别危险的大杀伤性武器，那么，这个无赖肯定会受到制裁，以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安全。但是，国际社会虽然也是社会，相应的维安机制，却大不灵光。像朝鲜这样，将种种恐怖主义、背信弃义行为做尽了，屡屡突破国际社会的底线，即使对一直支撑其存在的朋友，也一点面子也不给，当众一次次打朋友的耳光。这是一个完全不接受劝告的国度，越劝，就越跳，在自暴自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国际社会，对它的办法，还真不太多。朝鲜的第二次核试验，从现在看来，是蓄谋已久的。此前种种，谈判也好，答应弃核也罢，无非是争取时间，核试验加上前一个远程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同时的多次短程导弹发射，传达的只是一个信息——我有核武器，而且有可能把它们发射出去。对于朝鲜这样一个根本不讲任何信誉的国家，行为完全无法预期的国家，这样的信息，对国际社会的确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有人说，朝鲜此举，是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作为国际社会的异类和孤儿，只有手里有了核弹，才会有安全感。也有人说，此举无非是多争得一点跟美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在日后的谈判中，占据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在我看来，两种说法都不切实际。首先，所谓安全问题，不过是朝鲜用于制造国内紧张空气的一种借口，属于它的一贯做法，只要朝鲜的体制不变，这种借外部威胁以强化国内的控制的做法，就会一直做下去。尽管朝鲜的百姓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但朝鲜的高层，却不会不了解。他们十分清楚，国际上没有国家对武力改变朝鲜的现状感兴趣。态度暧昧的中国自然不会，同样暧昧的韩国，由于不想一下子背负一个巨大的包袱，也没有兴趣。至于日本、俄国和美国，鉴于中国的态度，一样投鼠忌器，对于对自己好处不大的动武，缺乏动力。事实上，六方会谈的框架，甚至答应只要朝鲜弃核，就会集体保障朝鲜的安全，这一保障的潜台词就是，六方中的五方，不会改变朝鲜的现有体制。至于增加跟美国打交道砝码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朝鲜有了核弹而且暗示可能具有发射能力，把对韩国和日本的威胁，变得迫在眉睫，将事情做绝了，只能导致美国对朝鲜失去耐心，可以想象，饱受愚弄的美国和日本，甚至包括俄国，今后很难再接受朝鲜这种谈两天再往前走两步的无赖做法。而且，由于事实证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有限，而且出于各种原因，未必能通过断绝援助去施加压力，所以，国际社会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期待，也不会再有多少了，朝鲜的砝码，又从何谈起？事实上，朝鲜的这种做法，最大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是出于对变化的畏惧。朝鲜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将极权状态走到极致的国度，居然几十年保持了类似于中国文革时期的紧张状况。高度的个人崇拜，高度的社会控制，高度的意识形态灌输，高度的军事化管制。这样的紧张状态，对于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家庭也好，都是畸形的。尽管将之拉到这种轨道上的奇理斯玛的领袖人物，未必不知道这样难以持久，因为这样的结果是让老百姓无法正常过日子，但是，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想退出来，事实上很难，因为要冒领袖毁灭和体制崩解的危险。极权状态走到极致，若要改变，唯一的契机是领导人的改变，但是，朝鲜实行的是父死子继的世袭制，儿子改弦更张老子路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在朝鲜这种个人崇拜走到这般境地的国度，也很难。事实上，前些年朝鲜的金二世也表现出一些改变的苗头，搞过一点改革，也搞了南北两个特区，甚至表示过要学习中国的意愿。但是，在这两年，朝鲜已经大步后退了，连能给它带来大笔外汇的跟韩国和中国的贸易，都人为地加以限制。显然，金二世看到了改革对朝鲜体制带来的危险，一种可能导致金家王朝殒落的危险。在去年金二世重病痊愈之后，他对这种危险的忧虑，明显增高。一种极端体制营造的一种紧张状况，一旦有所松动，所造成的反弹，往往是非常巨大的。一旦老百姓开始追求正常地过日子，而不是为了追逐领袖而活，那么，紧张的弦就会松下来，形成一种对正常生活的强烈追求，在这些年细微的改革所造成的松动中，社会的反弹，已经出现，信息封锁出现松动，体制内出现玩忽懈怠，而逃北者逐年增加，像过去那种宁可饿死也不背叛的现象，已经风光不再。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金氏王朝的精心建构的神话，总有一天会破灭。朝鲜是国际社会的孤儿，是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封闭国度，但是，如果周围的国度都生活在跟它不一样的世界里，只要它冒出了想要改变，想要跟正常的世界接轨的意向，那么，它的封闭就难以保障了。一具死尸，保存在完全的封闭状态里，也许还能保持不腐，但一旦风吹进来一点点，事情就会起变化。

　　为了保障金家王朝的维系，保障第三代平安接班，唯一的路，就是再度封闭，为了遏制前阶段造成的内部动摇，唯一的出路是强化跟外部世界的对抗，自己升高对抗的温度，国际社会担心什么，我就干什么，你可以说这是孤注一掷，但是对于金二世来说，这就是金家王朝的唯一机会，金氏之忧，不在美国，也不在韩国，而在萧墙之内。

　　只是，玩火玩大了，就是不归路，走上了不归路，就回不了头了，只能越玩越大，下一步还能玩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肯定还会玩更大的。谁受的威胁最大？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事实上，金二世最恨的，不是美国，不是日本，当然更不是俄国，最恨的，一个是同胞的韩国，因为发达的韩国的存在，就是他持久的耻辱；另一个当然是中国，在他心里，无论中国给他多少援助，都是最大的叛徒，使他陷入困窘的叛徒。从技术上看，朝鲜那点导弹和核武器的射程与反拦截技术，也只能给它的两个邻居，制造麻烦——当然，也可能是部分的毁灭。

luo

毛泽东选集在如今的朝鲜竟被列入禁书、违禁书籍之列[转贴]

　　1946年2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宣布成立。同年7月，金日成被斯大林指认为朝鲜领导人。1948年9月 9日，金日成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那时金日成的肖像同马、恩、列、斯并排悬挂。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书店的书架上还摆着《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及《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

　　　　到了1967年后朝鲜当局称已建立了领袖的“主体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籍从朝鲜消失了。书店里销售的有关思想观念的图书，只有《金日成语录》和《金日成著作选集》。在大学里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讲座均被取消。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等都被变作了金日成语录，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注解都弄成“据伟大领袖金日成教导…”。

　　　　1980年10月的第6次党代会上删掉了“朝鲜劳动党以在全社会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为方针”的语句，转换成了“金日成主义”。在朝鲜《宪法》序言部分金日成三个字竟出现了17次之多，而马克思、列宁却一字不提。

　　　　对此金正日强调主体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他说：“主体思想”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前提”的，二者“具有共同性”，但同时又克服了唯物辩证法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主体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主体思想“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1976年10月，金正日在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的谈话中说，“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组成来看，金日成主义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

　　1967年以后，朝鲜回收了所有马克思和列宁等有名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家们的著作，禁止普通百姓阅览。图书馆把这些书列在阅览书目中，但只有得到相关机关特许的人才能借阅。

　　　　1970年后在朝鲜劳动党的所有会议上只悬挂金日成的肖像，马克思等均被打入冷宫。

　　主体思想、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山不容二虎，就更不能容三虎了，朝鲜的公家只许朝鲜人民崇敬和爱戴金日成和金正日，不许朝鲜人民崇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所以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毛泽东选集》在朝鲜成了禁书

luo

一张接吻照引起的风波[转帖]

1979年5月，刚刚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王子”与“灰姑娘”相拥接吻的剧照，这张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照片，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当年《大众电影》第8、9、10、11期，连续发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水晶鞋与玫瑰花》由英国导演勃里安·福尔布斯执导，1976年上映，用歌舞形式与真实场景相配合的艺术样式，讲述了“灰姑娘”与“王子”的爱情故事。 《大众电影》第5期介绍了这部“清新明快，别具一格”的影片，并附有彩色插页、彩色封底。封底正是王子与灰姑娘相拥接吻的彩色剧照。

“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问英杰看见此剧照后，“非常愤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愤恨”之余，致信编辑部，质问“你们在干什么”，并要求编辑部将他的来信全文刊登，“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 《大众电影》在第8期上刊登了他的来信，留下了那个转折时代的一份“精神标本”。

在给编辑部的信中，“问英杰”连连发问：

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传什么呢？难道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任务，党的政治路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你们这样宣传吗？难道九亿人民大众在新长征途中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鼓舞吗？……难道他们是需要你们给予这样的精神刺激吗？……你们准备把我国的青少年们引向何方呢？你们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吗？还有点中华民族的气味吗？

在那个年代，“拥抱、亲吻，留什么男不男、女不女的洋头，穿上什么这样那样的喇叭裤、连衣裙，跳什么‘磨肚皮’舞等等”并不只是风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对身体、衣着、情感有着严密的监控和规戒。

《大众电影》第11期上介绍了全国读者来信的情况，自8月28日到9月15日，杂志社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来稿、电报共7122件。在已阅读的5213件中，不同意问英杰意见的有5101件，赞同的有112件。截至10月15日，读者来信多达一万一千二百余件，最多时编辑部一天收信700封。“赞同他的观点的还不到百分之三”，“绝大多数人的呼声，是要求本编辑部继续批判极左路线，扫荡封建余毒，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

问英杰的来信是一张“试纸”，检测出了人们对“极左”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反感。看来，他请九亿人们鉴别的结果是事与愿违了。与问英杰大作同时配发的是一篇问答体文章。作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接吻”问题，他说：

我们长期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加上还有些条条框框，思想容易僵化。如果思想解放一点，这个问题是容易想通的。不妨展望一下，到21世纪回头再来看现在这个封底问题，是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去看五六十年前不许女人露胳膊露腿一样地可笑呢？（叶嘉：《一张封底剧照引起的对话》）

更有读者以“革命导师”为例来反对以往对爱情的禁忌，“毛主席的作品就有爱情词 《贺新郎》”，“马克思在写给燕妮的一封信中，向她表达自己的真挚的爱情，不也出现‘拥抱’、‘亲吻’的字眼？ ”《上甘岭》里战士不也在唱“姑娘好像花一样”？ 《列宁在十月》瓦西里不也是和妻子抱吻告别吗？

而从“接吻照”引出的另一个话题，是应当如何评价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艺形势。

刘梦溪看出了问英杰信中的所指：这哪里仅仅是对一幅封底剧照有什么意见，分明是对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战线总的形势甚至包括政治形势，所作的一种估计。 （刘梦溪：《要重视这股思潮》）

宝鸡市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写道：就我们宝鸡市来讲，原有六个影剧院，在“四人帮”横行时，常常是门可罗雀，冷落萧条；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园地百花竞放，呈现出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景象。一个门可罗雀，一个门庭若市，这说明了什么？ （克左：《门可罗雀与门庭若市说明了什么？ 》）

《大众电影》第9期刊登了作家白桦与叶楠关于当前文艺形势的通信，白桦说：

我以为近两年多的文艺作品的主流很健康，很丰富多彩！开始在大胆探索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尝试着塑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题材的广阔和艺术风格的多样等等，都是空前未有的。消极的东西很少很少……

1979年6月6日，部分电影编剧、导演在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针对写工农兵题材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写现代题材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维，赵丹说，“究其根底，就是有一种‘理论’在那里作梗，而且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与会人员同意对建国三十年来文艺的经验与教训做一个总结。达成共识如下：正面的经验就是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反面的教训就是对文艺创作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

两个月后，《大众电影》发表编辑部文章，文中称：三十年的电影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放则兴，收则衰。这也就是新中国电影三十年的基本经验。

“接吻照”引发的一系列论争，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形势的评估，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调整等问题的解决都不无启发。在1979年10月30日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不要横加干涉”论。
（摘自7月9日《南方周末》作者陈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