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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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转帖]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点钟。他用的钓鱼竿，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

“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

“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嘭、嘭、嘭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像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真是历史的巧合，197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张春桥望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中共中央1976年一号“红头文件”，嫉愤、懊恼、沮丧、报复之情交织在一起，咬牙切齿写下这样的《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76年2月3日有感

就在张春桥写下《有感》之际，上海发生了一桩真实的笑话：

张春桥的爪牙，如同张春桥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张春桥的心思。“一号文件”下达之际，有人在上海街头贴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在那种铅云低垂、寒风刺骨的年月，上海人居然也充满幽默感。乘着大字标语糨糊未干，一位小伙子悄然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标语前面去。于是，大字标语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

多少行人驻足街头，看着这条妙趣横生的大字标语。虽然个个强忍着笑，可是，一回到家里，作为“特快消息”传播，个个笑出了眼泪！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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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周作人的一次编辑合作[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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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一部“声势浩大”（茅盾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始问世。当年5月，随着《小说一集》出版，第一炮打响，7月，又是两种问世；8月出版三种；最后一种《史料·索引》遇见麻烦，可也于次年（1936

　　年）2月面世，这样，“不失是一部空前巨著，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茅盾语）的十大卷，反映1917——1927十年间文学成就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全部出齐。

　　这部不仅当时产生极大反响，几十年后又重新影印精装出版的《大系》，是由一位刚从大学毕业两三年，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主编成功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的赵家璧。这部《文学大系》，分建设理论，文学论争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七部分。其中小说分三集，散文分二集，其余各一集，总共十集。这十集的分卷主编皆为当时重要的文化名人，例如胡适、鲁迅、郑振铎、茅盾、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除去分卷主编人为每集写一长篇导言（要求2万字），还请德高望重的蔡元培撰一总序。难怪后来茅盾称此项工程“声势浩大”。

　　这部《大系》的分集主编人，几乎全是当时的不二之选。（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亦在被邀之列，主编诗歌卷。他本人亦同意参与，可后因政府当局反对，不得已放弃）以文学观念论，这些分卷主编人又并非一致。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大系》主持者赵家璧是超越了当时以派分别限界的，这充分保障了此部大书的涵盖面和质量，确属难能。可是，在分卷主编人的选择上，又并非完全没有异议。譬如当时在左派文学人士看去有些偏右的胡适，思想有所“退坡”的周作人……但在完成主编任务中，这些人同样全力以赴，表现出别具的胸怀和眼光，例如选编散文的周作人，就与另一位编选者郁达夫，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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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大系》主编者赵家璧回忆，当时找散文集编选者时，他曾与郑伯奇、郑振铎、阿英、施蛰存等个别交换了意见。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这没有问题；另一位，赵家璧最初拟请的，是周作人，这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论当时的散文成绩，周作人当然是合适人选，可在左翼作家眼里，他的思想有些“退坡”，不甚“激进”了，因而表示反对。赵家璧在征求茅盾意见时，茅盾却认为，“大系”既请了胡适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选，散文集请周作人编选一卷也无不可。茅盾还认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嘛。赵家璧一听，正中下怀，当即决定请周作人、郁达夫各负责分别编选一集散文，并进一步建议，可否以地区划分来选：周作人久居北方，请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多在南方各地跑，可请他选南方的散文家。茅盾以一个行家的角度说，小说以团体分，较为合情理；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最好由郁、周两位自己去商议吧。应当说，对于两位有个性、有见解的散文大家，茅盾的建议是恰当的。

　　赵家璧与郁达夫较为熟悉，所以较早去函杭州，约定下来。周作人当时在北平，赵家璧便先写信给友人郑振铎，一方面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想请他就近帮助约请周作人。不久，接到郑振铎的函，表示周作人已同意参与。赵家璧便自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感谢周作人能参加《大系》编选工作，同时将两份约稿合同一并寄给郑振铎，请他转交周作人。

　　不久，周作人给赵家璧回复一函，对《大系》的编选思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从郑先生转来合同，今仍将一份寄奉，乞察收。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有许多材料不能找到，将来尚须请尊处帮助。”

　　周作人的这些想法，与另一位散文编选者郁达夫不谋而合。在《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郁达夫这样说：“原定体例，是只选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的作品。但被选的诸家，大抵还是现在正在写作的现代作家（除两位已故者外），思想与文章，同科学实验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时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清的。对这问题，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个意见，所以明知有背体例，但一九二七以后的作品，也择优选了一点，以便考证。”这也是后来他们两人所选散文略略逸出《大系》规定时限范围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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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郁达夫承担的散文任务，究竟如何选择，两人是颇费了一些脑筋的。最初，他们想以文学团体来分。例如郁达夫曾是创造社成员，对这批人的创造比较了解，他就承担这一部分；周作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与语丝社同仁也相当熟悉，由他来编选这部分作家，就显得十分自然。可后来经过思考，自己选自己的作品，难免不易割爱；同理，对亲近友人作品，也难保不怀偏见。

　　当时，周作人在北平，郁达夫居住杭州，不能面谈，只好信函往来相商。以文学团体分别编选的思路，他们在通信中最终否定了。理由如上。后来郁达夫又想出一条路子：能否依当时的流派为标准，即“言志派”与“载道派”。这一点，后来两人又否定了。周作人对此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看文艺的段落，并不以主义与党派的盛衰为唯一的依据，只看文人的态度，这是夹杂宗教气的主张载道呢，还是纯艺术的主张载道呢，以此来决定文学的转变。现在还是混乱时期，这也还难说，因为各自在那里打转身，似乎都很少真有明确态度。”

　　郁达夫于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谈到了这一个派别问题，我们又各自起了怀疑。原来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像当职员那么的。况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时有变化，虽则说朝秦暮楚，跨党骑墙等现象是不会有，可是一个人的思想、文章、感触之类，决没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变的道理。还有言志和载道的类别，也颇不容易断定，这两名词含义的模糊，正如客观和主观等抽象名词一样的难以捉摸。古人说：‘文以载道’，原是不错，但‘盍各言尔志’的志，‘诗言志’的志，又何尝不一样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谓道’，那这一位先生所说的话，究竟是当它作‘志’呢还是作‘道’？”

　　最终，两人商定，以人为标准，分别取舍。这方法应当是周作人提出来的。他曾在后来回忆这段经过时写了这样的句子：“我还记得有一次，良友图书公司发起‘中国新文学大系’，集刊五四以来十年间的成绩，叫我和达夫编辑散文部分，那时我与达夫通过好几回信接洽分配人选的问题，由我择取若干人为散文集一，余下的凡是我所不熟悉或是不便选择的人，全归他去编选，我的这种‘任性’的办法居然为他所接受，这在我是觉得非常愉快而且应当感谢才是的。”（《郁达夫的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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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人选如何分配，郁达夫有致周作人一函，谈得很详细，并有幸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当时的情形：

　　“启明先生：一月十三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的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由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两人分列的名单，大致如次：

　　周作人选：郁达夫、徐志摩、庆言、俞平伯、郭沫若、刘半农。此外，郁达夫还据自己的阅读，认为还应当加上：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另有几人，郁达夫均打了问号，大概是征询可否入列。他们是：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其他还列有：春苔、庐隐、沈从文、绿漪、凌叔华、高一涵；还在括号中注了“浅草社同人”。

　　郁达夫自己所选：周作人、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并以为还应当加上：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其他人的散文、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谢冰莹、许钦文、冯沅君、丁玲，还有湖畔诗人等……浅草社同人，郁达夫列了陈炜谟和陈翔鹤两位；湖畔诗人，郁达夫列有冯雪峰、修人、汪静之三人。

　　如何这样分配呢？郁达夫后来曾谈及：“譬如我选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选我的东西，著手比较得简单，而材料又不至于冲突。于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茅盾几家，归我来选，其他的则归之于周先生。”

　　对于郁达夫提到的那份名单，周作人自己又有所取舍。添加了几人，又减了几人，并在排序上，有所安排。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认识上：

　　一、有四位已故的人，即徐志摩，刘半农，刘大白，梁遇春，他们都列在卷首。所选文章也不以1926年为限，周作人称这是一个例外。这当然包含有对逝者尊重和纪念的意味。

　　二、加入一位吴稚晖。（周作人特意加注，活人也一律称名，不加“先生”）因为他虽“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去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为引发人注意这“奇文”起见，特别选录了两篇以示尊重。

　　三、因“大系”标明为散文，议论文照例不选入。所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人的作品便没有入编。可顾颉刚的一篇《古史辨序》却格外开恩选录，“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自叙”。

　　四、“废名所作本来是小说，但是我看这可以当小品散文读，不，不但是可以，或者这样更觉得有意味亦未可知。”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便从小说《桥》里选取了六则入集。

　　五、有些人当收未收，如梁实秋，沈从文，谢六逸，章克标，赵景深等，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在1926年之后，所以只好割爱。

　　……

　　在此期间，主编赵家璧还曾去快信向周作人询问有关情况，周作人复了一函，从中也可见大致情形：“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即郑振铎）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当然，这样地分配，包含了两位大家对散文的见解。周作人曾在“编选感言”里这样表达过：“对于小说、戏剧、诗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是一定喜欢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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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周作人与郁达夫编选的集子完成了，可从实际的选择结果看，两人又都在其中表现了自己的鲜明个性。譬如，周作人的《散文一集》，实际选入了徐志摩、刘大白、刘半农、梁遇春、郁达夫、郭沫若、俞平伯、废名等17家，共71篇；每人至多8篇，少的仅1、2篇。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共选16家，文131篇。其中冰心，林语堂、丰子恺、川岛、朱自清、郑振铎、叶绍钧、茅盾等，每人多则5、6篇，少的仅1篇；可是，鲁迅却选入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对周氏兄弟散文的喜爱，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按照《大系》主编者的要求，每集前面应有编选者二万字的长文介绍。周作人与郁达夫也都勉力做了。字数也许不足，可篇幅在他们文章中，却算是很长的。周作人如他中期其他文字一样，大量引述他人，尤其自己先前对散文的各种零星看法，算是把自己对散文的见解规整了一下。郁达夫的“导言”，则从散文的“名”、“外形”、“内容”，以及“现代的散文”几方面，阐述了自己对散文的见解。其中，他对所选作家的“妄评一二”，却写得很有意思，对自己格外大选特选的鲁迅、周作人，予以了评点。说得很精彩，值得略加引述：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

　　郁达夫比较两人的文字风味：“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由思想引致态度：“他们的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热爱人类，有志改革社会，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张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鲁迅是一味急进，宁为玉碎的，周作人则酷爱和平，想以人类爱来推进社会，用不流血的革命来实现他的理想。”

　　“周作人头脑比鲁迅冷静，行动比鲁迅夷犹……”“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看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是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在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

　　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虽然，郁达夫对其他如冰心、林语堂、丰子恺、钟敬文、朱自清、王统照、叶绍钧、茅盾等人的点评，也颇多确当见解和精妙文字，堪称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家风格谈。结语

　　《中国新文学大系》，从开编到出齐，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本来可以一年内出齐，因阿英父亲出事，略有耽误，他负责的一册延至次年2月出版）。之后，虽然主编者赵家璧还颇有野心，想接续再编下去，可惜，日本人的入侵，使得良友图书公司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后几经努力，仍无结果。这样一项有绝大价值的工程，便由此停顿下去。所幸的是，留下了这部由当时文坛各领域领军人物编选的十大卷集子，为新文学最初十年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实绩，仅此功劳，亦堪称卓绝。其中编选者通力合作，也展示了各自风采。仅从周作人与郁达夫编选散文过程的分工合作，亦可看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和别具的眼光。这部“大系”，数十年后重新精印再版，显现了其长久的价值。所以，记录其中两位学人的通力合作，一窥当时人的精神风貌，由文至人，我们对这部“大系”的领会，也许就能更为全面，更为丰富，对其中的特别价值，应当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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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陷时军队的混乱局面[转帖]

　　　夜深了，枪炮声渐渐稀落下来，只有城内的一些地方还朝漆黑的夜空发射一串串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这是汉奸们为敌机指示轰炸的目标。

　　中华门城楼上，中校团长邱维达刚刚指挥过一场激战。两个小时以前，三营营长胡豪来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墙突出部有一段已经被突破，攻城的日军正在用绳梯向上攀登。

　　透过黑蒙蒙的夜雾，巨龙般的城墙已经被日军的飞机和炮弹轰塌了好几处垛口。雨花台下午已经失陷，此刻，这里就是第一线了。邱维达在电话中发出命令：

　　“挑选一百名精壮士兵组成敢死队，一小时内将敌人反击出去，任务完成，官兵连升三级！”

　　放下话筒，他走出指挥所，命令机枪大炮直接掩护。这时，勇猛的胡豪率领敢死队吼叫着冲入敌阵。刺刀与刺刀相击，寒光与寒光相映，枪弹对射，鲜血飞溅，杀声震天。顽固的敌人与无畏的勇士抱成一团，厮打着、拼搏着，有的一齐滚下了城墙！不到一小时，突入城墙的敌兵全部被肃清，还活捉了十多个。短兵相接中，胡营长和刘团副都中弹倒下了。

　　这时，师长王耀武来了电话：“全城战况很乱，抵抗已不可能，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在完成当前任务后，可以相机撤退，撤退方向为浦口以北。”

　　放下电话，邱维达立即感到情况不妙。敌人还在反扑，战斗正在继续，怎么能撤退呢？他拿不定主意，只好找来几位连长、营长一起研究撤退方案。

　　手电筒在地图上照了几下，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就朝指挥所扫过来了。邱团长左腿中弹，正伤着动脉，血流如注，只好用担架抬下城墙。一直到下关，他才苏醒过来。

　　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大都撤下了阵地。十三日凌晨零点十分，日军第六师团的前锋长谷川部队攻入南京十九座城门中最坚固的中华门。接着，日军的冈本部队也冲入城内。南京城的南大门陷落了！

　　凌晨三点，守卫中山门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保安警察第二、第四中队在激战三天后，损失惨重。敌人连续重炮猛轰，守城官兵奋勇抵抗。但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工事，却经不起任何炮火的轰击。原来工事横梁的钢筋被竹子所取代。而且虽然外面抹了水泥，里面的竹子早就腐烂了。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铁卫队，不仅装备精良，干部又都是蒋介石的亲信，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屈辱？当时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修筑城防工事的警备司令谷正伦。

　　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金红色的炮火和灰黑色的硝烟在城墙上升腾。又有一些人倒下了，伤兵们在不停地呻吟。守城的官兵明知大势已去，还是狠狠地发射了一阵炮弹，捷克式机枪的弹雨密集地向城外的日军阵地扫射。

　　德国装备的教导总队的官兵和警察开始退却了。

　　天慢慢地亮了，攻击南京东城中山门的大野和片桐部队的日军狂叫着冲过铁丝网和护城的大水沟。有一些日军在冲到卫桥时，踩响地雷，死伤了十几个。

　　先头冲向城门的日军不顾城墙上掩护撤退的守军居高临下的射击，像黄蜂一样地从被轰塌的缺口处爬上城墙。有的吼叫着去搬掉封住城门的沙袋，一部分日军在城墙上下搜索守城的中国军人，遇有不能动弹的伤兵，便恶狠狠地用刺刀一个个地杀戮。

　　失去抵抗力的守军成了侵略者的俘虏。十多米高的中山门城墙上，排列着一队放下了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他们用惊惶的目光看着战胜者凶狠而骄横的神态。寒风嗖嗖，他们颤抖着。

　　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过来了，吼叫着，朝着俘虏的胸部、腰部猛刺，鲜血飞溅。随着一声声呐喊和惨叫，俘虏们一个又一个地被捅下了高高的城墙。

　　协助二五九旅守卫光华门的八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望着茫茫夜空，倾听着远远近近稀落的枪炮声，心中急得火烧火燎。已经是十三日凌晨，无线电台与师部联系不上，中山门方向的城墙上已经看不到什么守兵，黄埔三期的青年军官纳闷了。正在这时，派去打听情况的孙天放副旅长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说：

　　“有不少部队都撤退了，下关很乱，没有人指挥，很多人挤在那里，看样子南京不守了。”

　　陈颐鼎想：不会吧，既然撤退，我们怎么没有接到命令呢？何况眼前与敌人正面对峙着。背后是护城河，右边老冰厂高地上的敌人封锁了去光华门的通路。但不知为什么，光华门也听不到炮声了。陈颐鼎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指挥部队继续抵抗。天微微亮了，城内好几个地方起火了，好像是新街口和鼓楼。二六一旅已经牺牲了二三百个官兵，伤员增加到五百多，眼下进退两难。他不敢撤，因为战前是立过军令状的。

　　陈颐鼎拿起电话，想与守卫光华门的二六旅刘旅长联系一下，叫他往这边靠拢。电话不通，原来二六零旅已经撤退了。

　　不能再犹豫了。陈旅长召集营以上军官在一间小房子里开了会。大多数人说，只有撤退，才能脱离包围。他不敢擅离职守，他的部属一个个在决议上签名，表示共同负起撤退的责任。

　　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穿过弹雨，向着城西北的长江边逃命。

　　光华门城墙内外的散兵壕里填满尸体，横在道路上的沙包和圆木还在燃烧，旁边躺倒着不少死者。日军的坦克车轰隆隆地从尸体上轧过去，冲过了五龙桥，冲过了午朝门！

　　南京沦陷了！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日本国发出电讯：

　　【同盟社大校场十三日电】大野、片桐、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从以中山门为中心的左右城墙爆破口突入南京城内，急追败敌，沿中山路向着明故宫方面的敌中心阵地猛进，转入激烈的街市战，震天动地的枪炮声在南京城内东部响个不停。敌将火器集中于明故宫城内第一线主阵地，企图阻止我军的进击，正在顽强抵抗中。

　　《朝日新闻》在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入南京城时主要以照片的形式发了号外。《读卖新闻》在同一天的“第二晚刊”上也用《完全制南京于死地》、《城内各地展开大歼灭战》的标题作了报道。

　　【浮岛特派员十三日于南京城头发至急电】由于我左翼部队渡扬子江占领浦口，正面部队拿下了南京各城门，敌将唐生智以下约五万敌军完全落入我军包围之中。今天早晨以来，为完成南京攻击战的最后阶段，展开了壮烈的大街市战、大歼灭战。防守南京西北一线的是白崇禧麾下的桂军，粤军在城东，直属蒋介石的八十八师在城南各地区继续作垂死挣扎，但我军转入城内总攻后，至上午十一时已控制了城内大部分地区，占领了市区的各重要机关，只剩下城北一带尚未占领。市内各地火焰冲天，我军乱行射击，极为壮烈，正奏响了远东地区有史以来空前凄惨的大陷城曲，南京城已被我军之手完全制于死地，对事变以来的战局来说，重大的审判业已降临。

　　败兵像潮水般向江边败退。

　　营长欧阳午听说挹江门被堵塞了，就带着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从煤炭港方向来到下关，这时，是十三日的零点。

　　下关码头人山人海。他挤来挤去地找他的团长张绍勋，张团长没有找到，却遇到了二一五团的伍团长。伍光宗团长说：“这个时候哪里找得到人？你快带部队找船过江吧。”

　　哪里去找船呢？沿江马路挤满了退下来的散兵、败兵、火炮、车辆和逃难的男女老小，哭喊声、叫骂声连成一片！日军的侦察机不时像旋风般地飞过来，在江边扔下几颗刺人眼目的照明弹，吓得人抱着头到处乱跑乱叫！

　　虽是寒冬天气，江面上黑压压的全是人。没有船，他们用门板、木盆、柜台、毛竹、电线杆，连肉案子和水缸都抬出来当做渡江器材，也有因为争夺渡江的木头而相互开火的。只要能找到漂浮的东西，都抱着往江里跳！敌人的舰艇已经突破乌龙山炮台，向着江面乱扫机枪！枪弹飞迸，江水滔滔，江上一片悲声！

　　传令班长王锦民带来了十多个士兵，一个个手拿驳壳枪，好不容易从粤军第六十六军控制的船中搞来了四条。船少人多，还没有等到靠岸，都像饿狼扑食似地跳上去了，有的船当场翻沉，重机连和炮排都没有上船。天亮到达江北，欧阳午一点人数，全营只有一百多人渡过了长江。

　　与陈颐鼎将军相比，营长欧阳午还是走运的。陈颐鼎带着残部天蒙蒙亮赶到下关车站时，碰到师部的一位副官。这时他才消除了擅离阵地的恐惧心情，因为军长王敬久和师长沈发藻头天就撤退到了江北。他又气又急，糊里糊涂地打了五天的南京保卫战，不但上级的面一次也没有见到，连撤退命令都不传下来。要紧的是眼下，怎么带领部队渡过长江？

　　他和二六旅旅长刘启雄研究，胖乎乎、黑乎乎的刘旅长说：“走上新河，向芜湖方向突围！”

　　陈颐鼎说：“不行，日军是大包围，先夺芜湖，再打首都，还是沿江边到龙潭，走山路往浙江方向去。”

　　性情暴躁的刘启雄不同意，他说：“发饷！每人十万中国银行的票子，先到难民区去躲一躲再说！”

　　他带了一些人进城了。近百人跟着陈颐鼎往下游走，越走人越多，不是八十七师的官兵也跟上来了。大家一看领子上一条红杠加一颗金色三角星的将军在前面走，都抱着生的希望紧随这位穿甲种呢军服大衣的人。陈颐鼎是下关码头潮水般退下来的败兵中最高军阶的指挥官。他一边走，一边喊：“跟上！跟上！”

　　午饭后走到燕子矶，他坐在山坡上休息。认识和不认识的士兵围着他喊：“旅长，我们听你指挥！”“旅长，我们跟你行动！”

　　陈颐鼎布置警卫排在山头上放好哨，叮嘱说：“日军往南京去，不要睬他，只监视，不鸣枪，天黑我们往茅山方向去。”放好哨，就集合起这支二三千人的杂牌军讲话，讲完目前险恶的处境，他要大家临危不惧，还讲了突围方向。接着是编组，军官、军士、战士各站一边。正编着组，山上的哨兵鸣枪了。一听枪响，几千人哄的一下散开了，争先恐后地又往下关方向逃。

　　哨兵从山上飞跑下来，嘴里高喊：“日本人上山了，快跑啊！”卫士们拖着旅长往江边走。江边没有船。陈颐鼎回头一看，日军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连黄军服上的红领章都看得清清楚楚了。眼看走投无路，他拔出手枪准备自杀，身旁的卫士一把把他抱住了：“旅长，不能开枪啊！”“我不能当俘虏！”他挣扎着。正在这危急关头，孔副官和特务排的张排长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块被敌机炸毁的船板，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推着陈颐鼎抱住木板，穿着黄呢子服的将官泡在江水中喊着：

　　“都来，弟兄们，要死大家死在一起！”

　　木板顺着江水朝下游漂去。江上黑压压的都是逃命的人。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朝江里扫射，弹雨在江面上激起了一片片的水花，呼喊“救命”的声浪撕人心肺。漂了不到二三十米，木板就沉下去了。卫士们一看不好，七八个人有三四个放开了木板。有的人喊一声“长官，保重！”就沉没了。

　　陈颐鼎抓着木板的一角。身边只有两个卫士了，木板斜立着，在江中时沉时浮。淹死的和被日军射杀的尸体不断从身旁漂过，少将陈颐鼎悲愤万分，江水和泪水一齐在脸上流淌。

　　正在挣扎的时候，不远处漂来用好几捆芦柴扎成的浮排，一个人手拿着一块被单布当做风帆站在上面。卫士向他高喊：“弟兄，给两千元，救救我们旅长！”

　　呛了几口水的陈旅长也哀求着：“帮帮忙，帮帮忙！”

　　芦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一见水中漂的是一位将军，又想救，又为难，就说：“不好办呀，我上面还有一部脚踏车！”

　　“掀掉，我赔你新的！”陈颐鼎乘着芦苇捆擦身而过的机会，一手抓住了这个浮排。他手脚都麻木了。江上的西北风吹得他浑身瑟瑟发抖。

　　救他的年轻人是教导总队的看护上士，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士兵和将军在芦苇上漂浮，像一苇渡江的达摩。直到天黑，两人高一脚低一脚地从烂泥中爬上滩头。他们朝有灯火的地方走去。鱼棚里的老人说：“这是八卦洲，你们还在江心！”

　　八卦洲上从下关漂浮过来的人成千上万。上坝和下坝两个村镇都挤满了人。日军的舰艇包围了这片沙洲。陈颐鼎在这里找到他的几个士兵。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马振海和几个士兵捆扎了一个木排，士兵们挎着枪保护着旅长。终于，他们悄悄地渡过夹江，逃出了沦陷的南京。

　　也有许多人逃不出南京，也过不了长江，那又是另一种命运了。五十年后的今天，白发苍苍的陈颐鼎悲痛地对我说：“作为将领，我对不起我的士兵。十三日凌晨两点我们从阵地上撤下来，路过吴王坟时，二三百个断腿断臂的士兵跪在地上拦住我，哭喊着要求带他们一起走，我当时心都碎了，都是久经患难的弟兄嘛，怎么丢得下呢？可当时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流着泪向他们道歉。抗战胜利后，中校营长陈国儒和一位姓段的连长都拄着拐棍对我说，吴王坟旁边那二三百伤兵都被日军杀害了，他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那一天，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是扮成伙夫后混出城的。从雨花台败退下来的师长孙元良是化装后乞求老百姓掩护才脱离虎口。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是靠燕子矶的一个农民黑夜用小船送到江北的。守卫光华门的工兵营长钮先铭逃到长江边的永清寺，化装了几个月的和尚才避过灾难。每一个经历过这场浩劫的幸存者，都有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戴一副紫色珐琅架眼镜，讲一口浓重的四川话的严开运，现已年逾古稀，但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这一天的大败退仍然记忆犹新。当时他是小炮连的代理连长，他带领队伍撤退时天已经黑了，从太平门、和平门往下关的城墙边跑，路上不断出现“小心地雷”的白色标记。小炮连又有骡马又有炮，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下关的时候，已是十三日凌晨了。

　　码头上乱成一锅粥。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等待过江，可眼前没有一条船，连一块木板都难找。有些士兵竟狠砍趸船上的铁链，妄想用浮码头渡过长江！严开运一见这种混乱场面，立即命令把炮推入江中。一听说沉炮，士兵们流下眼泪。这些德国造的苏罗通小炮，曾伴随他们激战沪淞、保卫南京。严开运对大家说：“事到如今，我们总不能把武器留给敌人！”

　　火炮推入长江后，骡马也让它们自由了。等到再集合起来时，人都挤散了，全连只剩下了三十多人。黄埔十期的毕业生严开运又急又气，只好带着这些散兵沿江而上。人越来越多，有军人，也有老百姓，照样是一片混乱。

　　赶到上新河时，天快亮了。前面响起枪声。退下来的人说：“到芜湖去的路被日本人封锁起来了！”

　　“打！”有人愤怒地喊。一个军官大声疾呼：“弟兄们，拼啊！我们走投无路了！”“拼啊，不能当俘虏！”人群中又有人高呼。

　　混乱的队伍顿时像潮水般的向敌人涌去。小炮连的班长拔出手枪，炮兵们的步枪上了刺刀。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吼叫，许多人倒下了！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抓获了一个鬼子。押到后面来时，有用拳打的，有用脚踢的，有用刀戳的，还有用牙咬的。

　　严开运身边只有四个士兵了。他带着他们沿着江边的洼地运动，想在三汊河边设法过江。

　　洼地上，躺着一个受了重伤的军官，正一阵一阵地呻吟。见到有人过来，他一下拉住严开运的衣角，哀求道：“做做好事，补我一枪吧，免得活受罪。”一个叫戴勋的士兵举起手枪准备打，严开运狠狠地瞪了戴勋一眼，他欺骗伤员说：“后面有担架，你再等一等，我们要向前冲。”

　　三汊河的夹江边人也很多，能当做泅渡器材的东西早就没有了。后来一个背着步枪的士兵骑着一头水牛下了江，向前走了五六米，牛就回头了。士兵用树枝条狠劲地抽打，牛拱了几下，骑牛的士兵随着江水漂走了。严开运他们四个人找了四只粪桶，每人解下绑腿带，翻过来扎成了一个筏子。四个人抱着粪桶在江中沉浮。

　　忽然，由远而近响起了一阵尖利的呼啸声，几架敌机在江面上盘旋扫射，弹雨在四只粪桶周围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正在这危急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划了一只小船从北岸过来，他把小炮连的四个官兵救出险境。严开运踏上江北的土地时，已是十三日的傍晚了。

　　像洼地里那位重伤的军官一样，三○六团团长邱维达在中华门城楼上负伤被抬到下关后，失去了生的信心和希望。他躺在担架上，吃力地对副官说：“把我抬到这里干什么？与其当敌人的俘虏，不如战死！”他把身边的钱都掏出来：“你们拿着走吧，路上好用，不要再管我了！”

　　副官和抬担架的士兵都不愿离开，有的说：“团长，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好吧，既然我们不能等死，那就想办法找东西过江吧。”邱维达说。

　　两组人各奔东西。在嘈杂的叫骂声和吵吵闹闹的喊声中，忽然江上传来一阵“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的呼喊声，邱维达精神一振，立即叫人去江边寻找。

　　声音是从煤炭港方向传来的。离岸二百米的地方有一艘小火轮，得知担架上躺着的就是邱团长，船上的一位副官说：“我是王师长派来接你的！”

　　原来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过江时，交通部长俞飞鹏问：“还有什么人没有过江？”王耀武说：“邱团长还在后面，负了重伤。”俞飞鹏把这艘船交给了王耀武。

　　船还没有靠岸，许多人都跳下江中朝船游去，有的人当即沉没了，有的人被江水冲走了，攀在船舷上的人差一点要把船弄翻。水手们不敢靠岸，只好用绳子系住邱维达的腰，把他拖上船。

　　邱维达又昏过去了，船上的一位军官拿出一瓶云南白药交给副官：“灌下去就会醒的。”

　　邱团长醒过来后，得知给白药的军官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叫何无能。两人谈起了这场败仗：

　　“请问总指挥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直联系不上？”

　　“坦率地说，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一点准备也没有，仓促上阵，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驻地都搞不清。”

　　“你们总指挥部对守城部队下过几道命令，通报过几次情况？”

　　“这是参谋长的事，我不管这些。”

　　“开始喊‘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什么现在命令撤退？”

　　“口号谁都会喊，要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的。”

　　“既然准备撤退，为什么不准备好过江的船只呢？”

　　“为船只的事开过一次会，有位军事家建议按孙子兵法说的办：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才能‘与南京共存亡’。所以唐司令长官下令：部队不准出城，南岸不许留船，说是为了守城胜利。这不，我们不是胜利了吗？胜利的败退！”

　　“谢谢何将军的指教，再见！”

　　汽笛呜呜地响了几声，船将靠岸，邱团长的伤口更痛了。

　　作者：徐志耕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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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据:《格林童话》原始版本很黄很暴力[转帖]

　　童话是由成人制造的 讲给孩子听的 这更像是一场欲望的谎言 竭力掩盖欲望 但却欲盖弥彰

　　世界上只有两种床头读物，一种是《PLAYBOY》，另一种就是童话。前者是做春梦的好帮手，后者也是让孩子进入梦乡的必要手段。

　　童话真的那样纯洁无暇吗？罗伯·达顿等历史学者指出：童话也是一种历史资料，尽管带有幻想色彩，但它摆脱不了春梦的味道。

　　童话，只是美丽的故事？它是一本进入社会的法律书；是故事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童话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充满了费解的隐喻和神秘的咒语，通过它，我们能直达幽暗深邃的内心。

　　也许童话真正想要表达的，和它字面上的意思并不一致。甚至连作者都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童话的真正含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是我们的潜意识，那些不为所知的欲望，决定了我们对童话的热爱。

　　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揭童话的短，他们想给童话宽衣解带，最终看到那些少儿不宜的镜头。没人知道童话到底是什么，也许，它只是一个穿衣镜，透过它，我们看到了自己。

　　童话，我们的成人游戏，我们的白日梦。

　　1812年圣诞节，德国的维尔贺尔姆市的行政司法官之子，格林雅各和格林威廉出版的《格林童话集》，成为当时最火的畅销书。

　　最早期的《格林童话》，其实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情色暴力兼鬼怪类的小说集。在日后的再版中，那些引人注目的性交、怀孕、近亲相奸等情节都消失了，但是在文雅词句的背后，依然无法隐藏它所包含的欲望。

　　童话是由成人制造的，讲给孩子听的。这更像是一场欲望的谎言，竭力掩盖欲望，但却欲盖弥彰。

　　在心理学家眼里，任何号称最纯洁的书籍，都是诲盗诲淫，幼齿孩童并不是无知无觉的，性与暴力，就是人类的本性。专家说，人一生中最暴力的阶段是在3岁到6岁这一阶段，你可以说童年是最纯洁的，但事实上，弗洛伊德发现：俄狄普斯情结见于3至5岁的儿童。在《格林童话》当中，充满血腥的残酷故事相当多。

　　这类故事当然不适合儿童阅读，所以后来的版本都把它们删除了。

　　可是，尽管已经做过删修，往后的版本还是充满许多残酷的场面。《强盗和女婿》里就有一伙强盗把掳来的女人脱光衣服放在餐桌上，一面拿刀割肉，一面在伤口上洒盐的情节。

　　白雪公主的淫乱往事

　　白雪公主被身为巫女的继母所杀害——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白雪公主”的故事。然而，真正的杀人凶手并非继母，而是白雪公主的亲生母亲。

　　第二版开始，杀人者的身份从生母的身分变成了继母。格林兄弟推出《格林童话集》初版时，收到许多读者的愤怒声讨：像这类亲生母亲杀死女儿之后还要吞食内脏的情节，实在让人作呕。

　　格林兄弟决心痛下杀手，此处略去几百字。相较于其它恐怖、残酷的情节，格林兄弟似乎对性特别忌惮。

　　在《青蛙王子》的初版中，青蛙变成王子之后横躺在床上，到了第二版以后就被扔到床下，关于那晚他和公主做了些什么，格林兄弟缄口不语，还加上了国王最后应允他们结婚的桥段。《没有手的新娘》故事中，女儿因为拒绝和父亲结婚而被砍掉了双手和乳房，后来也改成了拒绝近亲乱伦的兄弟和恶魔订下合同的剧情。

　　根据约翰．M．埃里斯所著的《一则多余的童话故事》，原来的“白雪公主”其实是母女间因为性的嫉妒而引发敌对关系的故事。母亲生下漂亮的女儿，为的是让自己的美延续下去，但后来证明，她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情敌。欧洲各国其实都有《白雪公主》其他版本，其中就有像国王向白雪公主求欢，或是国王称赞白雪公主的美貌，结果导致夫妻感情生变的情节。

　　这些故事都暗示着美丽女儿和父亲之间的不寻常关系，最可疑的是，整个事件中国王始终保持着沉默，按理说，他应该对女儿的被驱逐有一定发言权。日本学者森义信在《童话的深层》中提出“皇后真的想杀死白雪公主吗？”的疑问。简而言之，皇后强迫白雪公主离开父亲，使得公主萌生怨恨，所以才编造了“继母想要杀我”的谎言，藉此来骗取小矮人们的同情。

　　而对那些长久没见美女的小矮人来说，这样一个性感的女子的到来，他们如何能作柳下惠？

　　森先生还认为：皇后前去探访白雪公主，也许并不是要去加害她，而是对女儿的被逐心存愧疚，所以不时带些小礼物，安慰一下放荡的女儿。白雪公主因为束腰和梳子而晕死过去，其实是想陷母亲于不义。

　　不过，皇后被套上烧得赤红的铁鞋，跳舞至死的情节到最后一版都没有改变。《格林童话》中，有许多坏人都在故事最后遭到酷刑的惩罚，而这些刑罚在当时都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

　　有恋尸癖的王子

　　根据格林兄弟1808年的笔记，寻找玻璃棺的其实是白雪公主的父王，而不是王子。最后，还是王子承担了一个恋尸癖患者的恶名。

　　看见美女尸体便一见钟情，非要带回城堡里玩赏的王子，的确是不同寻常，尽管棺木内躺着天下第一美女，但天天在尸体旁边进餐，否则就食不下咽，这样的情节实在令人头皮发麻。

　　故事中，王子每次出行都要侍从们抬棺跟着他走，侍从心生怨恨，用力殴击白雪公主的背，才让她哽在喉间的毒苹果咳了出来，白雪公主因此复活。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使白雪公主复活的不是侍从，而是王子。因为一个标准的恋尸癖，是不会只远观而不亵玩的，也许就是他在动手动脚的过程中，让白雪受到震动而复生。当然这样的情节是经过了多次改写，才变成今天的面貌。

　　杀人魔王的起源

　　从前有一个没落贵妇，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她最担心的就是如何让女儿成为她下半生的依靠。但没落的家境让她已经无法出入上流社会，直到有一天一个蓝胡子的公爵向她的女儿求婚。他相貌堂堂，最重要的是他带来了让贵妇不能拒绝的礼物。

　　女儿出嫁了，蓝胡子的城堡很大，很阴森，但女孩觉得最奇怪的是那些仆人看她的眼神。蓝胡子很爱她，她也很爱这个强悍的男人。蓝胡子喜欢外出狩猎，出发前，他把城堡里所有的钥匙都交给她，但警告她，绝对不允许她打开地窖里那扇门。她还是打开了那扇门。里面是一排钉在墙上的女尸。这是他的前妻陈列室。她惊慌之余将黄金钥匙掉到了地上，上面染上了鲜血，无论如何清洗也洗不干净。蓝胡子发现了上面的鲜血……

　　蓝胡子的起源

　　关于“蓝胡子”故事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

　　最主流的说法认为：“蓝胡子”是以十五世纪残杀幼童的吉尔·多·雷为蓝本。

　　吉尔·多·雷在年轻时曾追随法国的救国少女“圣女贞德”一起战斗，被人尊为英雄。之后他继承了祖父的广大领地和城池，终日沉溺于奢华和美酒之中。有人说，他非常爱慕一同奋斗的贞德，然而高呼为神的正义而战的贞德，最后竟遭到火刑的命运，没有得到神的眷顾，这使得他怀疑神的存在，失去了信仰，开始变态。

　　后来，在他的领地里便发生了上百个少年失踪的案件。吉尔非常迷信一位从意大利来的僧侣布雷拉其，在他的影响下，吉尔终日沉溺于炼金术和降魔术。他听说恶魔最喜欢孩童的鲜血，所以他便去掳来美少年，把他们献给恶魔。“城堡里有吃人的魔鬼”的传说开始在领地内的百姓们中流传。

　　在失踪少年的父母亲的控诉下，法庭终于对吉尔发出了逮捕令。当人们冲进城堡时，发现地窖里残留着虐杀的血迹以及无数已化为白骨的少年尸体。

　　在法庭上，吉尔坦承他在把男童和少年诱骗来，先残忍地鸡奸，再绞死他们，剖开他们的胸膛，挖出内脏祭祀魔王。所有旁听的人都被血淋淋的叙述吓坏了，还有人当场昏倒。

　　吉尔同时受到一般法庭与宗教法庭的定罪，以杀害男童、性好男色、施行降魔术、亵渎神明，以及异端等罪名，被判处没收全部财产，以火刑处死。直到现在，在吉尔的故乡班迪，母亲都还会对顽皮的小孩如此威胁：“你再不听话，蓝胡子就会来把你抓走！

　　禁忌的房间

　　在心理学上，钥匙象征着男人的性器。

　　历史学者贝提罕认为：能够打开秘密房间的门的那把“钥匙”，意味着男人不可侵犯的性尊严。而开了门之后，钥匙沾上血迹，就意味着性交时损毁了处女膜，使不洁的血迹沾在男人性器上。怎样也擦拭不掉的血迹则表示失去的处女之身，永无复原之机了。

　　拿钥匙打开了禁忌的房间，其实暗示着妻子在性方面背叛了丈夫。

　　而中世纪初期的《拜尔伦法典》规定：“和有夫之妇偷情的男人，不得以任何手段保全自己的性命，而应当为自己的犯行负责，任由对方处置”

　　学者卡尔·海因兹·马雷刚更进一步说：蓝胡子交给妻子的钥匙其实是“贞操带”的钥匙。

　　在古时候，丈夫为了不让妻子外遇，父亲为了保全女儿的处女之身，有时甚至会将女性外阴缝合；贞操带就是在这种观念下的产物，开闭都是使用一把小的钥匙。

　　捕杀女人的房间

　　有谁能拒绝好奇心？当蓝胡子把钥匙交给妻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妻子必定会去打开那扇门。“前妻陈列室”实际成为诱杀女人的陷阱。

　　贺尔穆特·巴尔兹在《蓝胡子为何杀害心爱的妻子？》一书中提到，蓝胡子过度压抑自己的情感，否定自身的“母性（阴性）”倾向，因此当女性过度接近自己时，心中便极为恐惧，只有杀害妻子才能平复这种心情。

　　像蓝胡子命令妻子服从，而当妻子背叛，便施以严酷制裁的男人，自古以来就大量存在，他们往往是“父权”社会的精英，极端自我的典型。

　　这种人的特征是，完全靠“力量”来支配一切，他们非常轻蔑直觉、幻想、感情、性爱等“母性（阴性）”的象征，为隐藏在自己心中的女性特质感到耻辱。

　　女性过度亲近会诱发他们心中强烈的情感，而情感正是“母性（阴性）”的表征，这让他们发觉在自我的意识中其实还存在着这样的弱点，所以才会不顾一切地想加以抹消。

　　杀戮成为他们证实自己还是“男性”的一种手段。

　　灰姑娘和王子那晚都干了些什么？

　　学者贝提罕指出，完全合脚的鞋象征着“阴道”。玻璃鞋非常紧、又非常纯洁脆弱，则带有处女膜的意味，仙度拉尽早逃离舞会，说明她努力想保持自己的处女之身。

　　但另一个学者森先生则提出仙度拉和王子之间已有性关系的可能性。

　　在德国维斯特法伦地区5月1日的节庆中，有让女孩跳过火堆的仪式。如果女孩在跳过火堆时鞋子脱落，就表示她已经不是处女了，而仙度拉也是遗失了一只鞋子，光着一只脚逃回家里的。

　　池上俊一的《身体的历史》一书记叙：神职人员为穷人洗脚的行为，蕴含着净化性欲之罪的意思。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教堂里，有不少中世纪留下的浮雕，其中如果有女性光着一只脚，就表示该女相当堕落，违反教规，作为淫妇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青蛙男的黄金球

　　从前有一个美女公主，因为受严格家教管制，她对男人和性极为反感，她的好朋友只有一枚漂亮的黄金球而已。一天，在她把玩的时候，黄金球滚到池塘里，这时一只丑陋的青蛙出现了，他答应帮公主取出黄金球。但条件却是希望自己能和公主交往，具体项目包括：和公主坐在同一张餐桌，用公主的漂亮金盘子吃饭，和公主用同一个杯子喝茶，另外还要和公主睡在同一张床上。公主很轻易地答应了，因为她觉得父王根本不能允许一只肮脏的青蛙靠近她。

　　青蛙为她把黄金球拿到了，约好第二天在皇宫见。第二天，他果然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父王听了事情的原委，却答应了这只青蛙的所有条件。他告诉女儿：言既出行必果。公主委屈万分，跟他一起吃饭甚至共用一个盘子、杯子也就算了，她如何能容忍这么脏的青蛙和她睡在一起？她把青蛙从床上扔下来了，但青蛙提到了她父王的承诺，她只好妥协了，没想到半夜里，丑青蛙却变成了一个英俊青年，原来这是父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他让仙女把一个乡下青年变成青蛙，最终治愈了女儿的洁癖和恐男症。

　　黄金球

　　在德国贺森地区的方言中，黄金球有“如黄金般闪耀的男性性器”的含意。

　　根据I．费查的解释：公主因为在宫廷严厉教导下，将性视为禁忌，对自己的自慰恶习有很深的罪恶感。将黄金球弄丢，其实也是潜意识中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青蛙男

　　历史学家费查指出：帮公主捡球的青蛙，其实是庶民青年，因为衣不蔽体，浑身油泥，所以公主以“青蛙”呼之，表示她的不屑和轻蔑。

　　患有严重生理、精神洁癖的公主一直压抑自己的欲望，青蛙男的强行打入却让公主有了新的体验。

　　一开始，公主对肮脏的青蛙男自然很嫌弃。这其实是对性所抱有的嫌恶与不安。在性还没有觉醒之前，甚至会对渴求性的自己感到愤怒，所以公主才会把青蛙往墙上扔。

　　当然，这种嫌恶与不安也暗示着人们不该对初次性经验抱有过多期待。

　　但经过美化的男性性器官却能给公主带来DIY快感，她厌弃男人，却有了过多的性体验，小球其实是古代很多妇女的闺中秘器，它甚至可能已经使公主失去了贞洁，所以公主的恐惧，还可能带有畏惧男人发现她已经不是处女的可能。

　　小小黄金球就能带来这么多快感，那么男人呢？一方面，她渴望探索新领域，一方面，如果把性快感的开动装置留给男人，却让她失去了对高潮的控制权。所以她处于矛盾之中，她能那么快地答应青蛙男的无礼要求，这其实是她潜意识里对男人的渴望。

　　这种共度一夜的桥段，象征着对某人的印象在一夜之间改观。欧洲这种类似的民问故事颇多。

　　事实上，青蛙男也许从来不是什么英俊小生，只不过他的性能力超强，征服了装模作样的公主而已。

　　在西方传统中，青蛙代表着男人的性能力，法国人至今以食牛蛙为大补。

　　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公主一觉醒来才发现身边躺着一位俊俏的男性。这样类似于春梦的童话，对男人也有杀伤力。青蛙代表着地位下贱、样貌丑陋的男人，他们幻想有一天能帮高贵而淫荡的公主捡到黄金球，有机会进入她的香闺，在半夜里大展神威。

　　沉睡百年后的性成熟 又一青蛙男的出现

　　没人知道，为什么在《睡美人》的故事里要加入青蛙男的情节，看上去这个青蛙男的角色在故事里毫无用处，删掉了丝毫对主干没有影响。

　　真是如此吗？

　　在最原始版本中的故事开头，当长年不孕的皇后裸身在池中沐浴时，有只青蛙男来找她，说：“在一年之内，你就会生下一个孩子。”

　　心理学家金成阳一先生认为：青蛙那种又黏又湿的触感，会让人联想起从阴道中出生的婴儿，而青蛙一兴奋就会膨胀的肚子，也会让人联想起勃起的阴茎。

　　以青蛙暗示男性性器，出现在全裸的皇后面前，是非常文雅的暗喻手法。

　　在古老的故事或传说中，青蛙经常被描写成好色淫乱的东西，而且据说它的骨头也常被拿来制成壮阳药或春药。

　　I．费查在《谁唤醒了沉睡的公主》一书中，推断青蛙指的是庶民青年。书中暗指，那个青年治愈了皇后的不孕症，甚至就是公主的亲生父亲。

　　事实上，这段看上去不必要的情节不止隐藏了一段奸情，还决定了故事的发展。和青蛙男一夜情让皇后感到沉重的罪恶感，作为赎罪，日后在教养公主时，她全力压抑女儿的性观念。

　　为什么她能邀请所有的仙女，却惟独不给那个年老仙女发请柬？很显然，那个名声不好的仙女是她一夜情的策划人。皇后最不希望的是女儿步上她的后尘。所以她决心摆脱那个仙女的控制。沉睡百年其实是任何母亲希望“女儿在出嫁之前能保持完璧之身”的极致表现罢了。

　　纺锤，就是那话儿？

　　格林童话中，公主见到纺锤时曾说：“那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快乐地咻咻飞舞旋转？”

　　在德国俗语中，“那玩意儿”和“我那话儿”都是用来形容男人性器，纺车上的纺锤其实就象征着阳具。

　　历史学家贝提罕更进一步认为：从解梦学的角度来看，螺旋阶梯代表性的体验，上了锁的小房间隐喻女性性器，而插入钥匙并且回转则象征着性交。

　　不过弗洛伊德的门生，女性心理学者玛丽·波那帕德则从女人的角度认为：纺锤代表的并非阳具，而是“阴核”。在最早故事中，公主看见老妇人纺纱便兴奋地大喊：“哎呀，真有趣，这是什么？我也可以玩吗？”她认为公主发现了手淫的乐趣，体会到了肉体的快乐。

　　古代欧洲与睡美人同类的故事还有很多，其中共通的主题都是“父母用任何手段，都无法压抑子女的性觉醒。”

　　小红帽，SM游戏？

　　小红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没有巫婆和怪兽和奇怪的咒语，更没有邪恶的后母、小精灵和仙女，作为光明结局的王子也没有出现，更没有谁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大概的情节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因为一个小女孩犯了错，不听母亲的劝告，使外婆丧命，自己也险些遭殃。

　　仔细想想，这只狼行为有些诡异，为什么它不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将小红帽吞下然后再去吃掉外婆呢？既然他可以当面吞下外婆，为什么不能当面吞下小红帽呢？他穿上外婆的睡衣，躺在床上等小红帽，假装自己是外婆，骗小红帽上床，然后才吃掉小红帽，这违反兽性，更没有道理。

　　为什么他一再拖延他的诡计和饱餐呢？

　　因为这只狼不是一般的狼，他是条色狼。

　　小红帽和野狼的床上对话是有名的经典，这段对话与身体有关。小红帽先看见野狼的手，又看见野狼的脚、耳朵、眼睛，最后看见牙齿。她一一询问野狼这些部位为什么这么大？野狼的答案都与小红帽有关。

　　这一段是《小红帽》中最露骨的部分，很明显，狼如此迂回的计划，无非是想让小红帽上床。小红帽最终也失身于野狼，色狼其实是世上一切狡诈男子的象征。

　　这则故事其实是一个性寓言，充满了性、暴力和血腥。狼牙和狼爪背后是苦口婆心的道德教育。小红帽警告女子要小心色狼。小红帽的历险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叛逆少女离家出走的故事。

　　这是一个女人成长的故事。故事里三个女性：妈妈、外婆、小红帽，都是母女关系，像大多数的故事那样，父亲缺席了。我们甚至可以说，野狼就是父亲的化身，小红帽如此信任他，因为他是一个成熟的男性，散发着不可阻挡的魅力。

　　这个故事实际上告诉女孩，不要相信任何男人，即使是你的父亲，披着血缘的外衣。男人即色狼。这是这个故事给出来的公式。

　　红色的帽子，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带着红色帽子不听妈妈劝告到处乱走，意味着女孩在性方面的不可控制的冒险。

　　婆婆的死去，意味着女孩的青春期叛逆会给家人带来灾祸。

　　色狼对于小女孩和女性服装的爱好，说明他不仅是一个恋童癖还有易装癖倾向。这是我们能想象得最恐怖的坏人形象了。

　　小红帽的现实版本就是玛丽莲·梦露。她有一种孩童的性感，她的诱惑在于浑然天成。《热情似火》里梦露就饰演一名酗酒的现代版小红帽，她**式的性感，让两个男扮女装逃脱追杀的男人色心荡漾。

　　小红帽是如此性感，以致于她成了色情录影带工厂的灵感源泉，她或者是梦露式的肉感美女或者是年轻的小女孩甚至成了SM女王，男人被这个戴着小红帽的女孩子弄得神魂颠倒。

　　小红帽的世界看似简单，却讲述了女性的必要的成人经验和可能的生活假设。好心的樵夫其实就是国家强制力的象征，但谁都能看到小红帽的获救纯属运气。我们的世界更倾向于没有樵夫出现的版本。

　　背叛了母亲，就意味着选择了与狼同床共枕，奇怪的是，很多女孩喜欢这种致命的快感，她们还是能从这个童话中得到性冒险的快感，而很多男人更迷恋于在床上一点点暴露出本性的那个桥段。

　　在很多人心中，小红帽和狼外婆，代表着男女关系中最性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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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杨赓笙故居[转帖]

不知道，为什么，湖口县人武部把杨赓笙故居当废品买给房地产开发商，这可是当年李烈钧为了奖励杨赓笙在打响讨袁第一枪“二次革命”取得的卓越贡献而为他修建的洋房。
这么一座具有欧式风格的小洋楼，在片刻间轰然倒下，没有一点预兆。
杨赓笙（１８６９－１９５５），号咽冰，湖口县三里乡上杨村人。十二岁时读完《十三经》，十八岁考中秀才，又入白鹿洞书院就读，被选送入京师国子监深造。他目睹清朝政治腐败，放弃功名，从事民主革命。经徐秀钧介绍，进入江西大学堂，学习新学，在校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成立省议会，杨赓笙担任都督府高级顾问、省参议员。
1911年，辛亥鼎革，民国肇造，清帝退位，中国结束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当时，杨赓笙等人在南昌组织驱逐江西巡抚的斗争，继之领导成立了省议会。杨赓笙、徐秀钧、李守诚等当选为省议员，并迎立李烈钧莅赣任江西都督。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杨赓笙和李烈钧志同道合，相交莫逆，时称江西的“一文一武”。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一职，其反革命面目已暴露无遗，孙中山先生决定以武力讨伐之。同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通电讨伐袁世凯，举行了震憾中外的湖口起义，这就是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后著名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癸丑之役”。杨赓笙在妻子洪氏和家族成员的支持下，毁家纾难，变卖家产，为起义筹措经费。
杨赓笙受命写下了这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江西讨袁总司令檄文》，全文如下：“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以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生命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杨赓笙先生当时任江西省讨袁总司令部秘书长，这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檄文影响极大，传诵一时，人称檄文可与唐朝骆宾王写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媲美。
1913年7月的湖口起义，由于叛徒的出卖，加上敌众我寡，装备优劣殊异，不到一个月便失败了。7月25日，袁军攻占湖口后，到处搜捕杨赓笙先生，烧其住宅，家人逃散，亲朋株连入狱。杨赓笙在群众掩护下过鄱阳湖，抵北岸时沉石入水，起誓日：“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当时袁贼在全国通辑李烈钧、杨赓笙等革命党人，杨先生乃潜赴日本，晋见孙中山，遂留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精养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杨赓笙奋然打下五个指模，以示革命决心，与当时一些徘徊观望的国民党人形成鲜明对照，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嘉奖。
为表彰杨赓笙的贡献，李烈钧出资为杨赓笙在湖口县县城修建一座洋房供其居住（现地址就为县政府对面老检察院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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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贩卖黑奴的阿拉伯人和黑人酋长们的罪行不比白人轻[转帖]

据统计，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人从非洲差不多抓走了1300万黑奴，而后来阿拉伯人卖给欧洲人的黑奴约有1000万。

　　谁在贩卖黑奴？

　　来源：《新历史》杂志 来源：《新历史》杂志 文/陶畅

　　如果没有450年前的奴隶贸易，或许在今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牙买加不会在短跑项目中夺得如此多的金牌。这个有些荒唐的逻辑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同样成立。是谁为牙买加制造了风驰电掣般的博尔特，博尔特的那些具有极高运动天赋的黑人祖先是怎么来到牙买加的？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英国奴隶贩子和大西洋奴隶贸易，但参与制造博尔特的人中，远远不止英国人，它更像是人类的一场合谋。

　　阿拉伯人 贩奴先锋

　　人类史上第一批有组织大规模贩运非洲黑奴的奴隶贩子，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从公元1世纪起就开始了这项肮脏的“贸易”，比西方早得多。
　　
对黑奴价格讨价还价的阿拉伯商人，12世纪阿拉伯作家阿·哈里里传奇故事集《马卡马特》插图。被贩卖的黑奴多为北非的奴隶贩子贩运到阿拉伯国家，或是在同努比亚作战时被俘的俘虏。

　　黑奴生产的第一个环节——洗劫黑人村庄抓奴隶，很多都是阿拉伯的驼队干的，当欧洲人卷入黑奴贸易时，他们又将“战利品”卖给欧洲来的奴隶贩子，成为了最大的“中间商”。

　　据统计，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阿拉伯人从非洲差不多抓走了1300万黑奴，而后来阿拉伯人卖给欧洲人的黑奴约有1000万。欧洲的传教士在信中揭发了那些阿拉伯人贩子的罪恶：在非洲腹地，大量当地人在集会的日子里聚集交易，很是热闹。但是第二天，突然来了一大批阿拉伯骑兵，冲进集市，见人就杀，起码上万人毙命，血流成河。

　　他们这么做，主要目的是震慑当地人，迫使当地人顺服于他们，乖乖地被捉去。

　　阿拉伯奴隶贩子充分利用了非洲部落之间的冲突，买通其中势力强大的一方作为爪牙，到弱小方的村落里抢人，再卖给阿拉伯人贩，换回大量廉价的日用品和枪支弹药。人贩们用大篷车把黑奴运至桑给巴尔的奴隶市场，买家再用帆船把挑中的黑奴运到阿拉伯半岛和南亚诸国充当苦力。

　　阿拉伯黑奴贸易路线主要有四条：从西非经毛里坦尼亚穿越撒哈拉到达马格里布；从西非中非经乍得到达利比亚；从埃塞俄比亚、苏丹经尼罗河到达埃及；从东非经桑吉巴尔等阿拉伯殖民地经海路出售给欧洲人或运回阿拉伯。

　　阿拉伯人还在东非建立了很多贩奴据点。位于东非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了奴隶贩子们最重要的中转站和交易中心。桑给巴尔有东非最大的黑奴市场。

　　据统计，公元1000年的时候每年运进桑给巴尔的黑奴就达到了1.5万人左右。黑奴的死亡率非常高，奴隶贩子们正是通过虐待黑奴的办法淘汰老弱病残。上世纪初期去东非修铁路的印度工人曾经多次遭到狮子的攻击，后来发现那个工地正是当初奴隶贩子的必经之地，他们会把生病的奴隶丢弃在路边，那里的狮子养成了吃人肉的习惯。如果奴隶们没被狮子吃掉，活着到达桑给巴尔，就会被关押在黑奴牢房。岛上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处牢房，高度只有1.5米，黑奴们像牲口一样拥挤在里面，不少人窒息而死。

　　19世纪初，当欧美等国立法取缔了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勾当。英美两国甚至派出军舰在红海和印度洋上打击贩奴行为，然而收效甚微。
　　
　　欧美列强 后来居上欧洲列强参与奴隶贸易的故事想必读者们已经耳熟能详了。
　　
1441年，一只葡萄牙探险队在布朗角附近劫掠了10名非洲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售，是为黑奴贸易在欧洲的开端。之后，葡萄牙人从西非沿海贩运黑奴去本国充当家务和农业劳动力，每年贩奴大约500-1000名。

　　16世纪，西班牙人在向西印度群岛及美洲大陆进行扩张掠夺的过程中，企图奴役印第安人。但他们发现，一个黑人奴隶顶得上四个印第安人，而且他们更适宜于繁重的田间劳动。于是，为了满足那里发展热带作物种植园及开发矿藏对劳动力的需求，他们决定从非洲运进黑人。

　　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正式登场。

　　
　　奴隶贩子押送被俘的非洲黑人俘虏，其中也有黑人参与。（英国利文斯敦绘）

　　西欧——西非——西印度群岛——北美，这就是 “三角奴隶贸易”路线图。商船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里斯本等港口装上货物行驶到西非海岸，卸货装奴，再到西印度群岛把奴隶贩卖给种植园主，装上糖、烟草和朗姆酒返回欧洲。非洲奴隶到达大西洋另一头后价格上涨七八倍，

　　位于非洲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是16世纪刚果至安哥拉沿海的贩奴基地。这里很早就有欧洲人定居于此。16世纪中叶这里成为非洲向美洲贩卖黑奴的主要转运站，在1530-1560年间达到繁荣顶点，在整个黑奴贸易期间，这里运进了将近10万名奴隶。

　　1576年，葡萄牙人在罗安达湾建立了圣米格尔堡作为基地，从此刚果河口以南的黑奴就直接从这里贩运去美洲，这里也逐步发展成为安哥拉和刚果的奴隶贸易中心之一。

　　16世纪时，控制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相对来说，美国人直接参与黑奴贸易的比较少，他们在整个奴隶贸易中的角色，主要是买方，而不是卖方。在很多美国清教徒看来，做买方而不是卖方能够减轻不少道德负罪感。

　　
　　黑人同胞 不相上下

　　人性中的罪恶是不分国界与种族的。令人发指的是，很多黑人竟也参与贩卖自己的同胞，从中获利。自有黑奴贸易，非洲黑人便参与其中。

　　由于阿拉伯人在非洲推行阿拉伯化，黑人国王和王公们在当时就接受了伊斯兰教，他们和阿拉伯人合作，经营人口货物的输出。他们抓捕自己的同胞，卖给奴隶贩子。非洲境内著名的卢姆波拉黑奴交易市场，卖主多数都是黑人。

　　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的记载，当英国人决定废除奴隶贸易时，非洲的一些酋长竟公开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0英镑。当人们要一位酋长停止这种贸易时，他说：“什么！猫能停止抓老鼠吗？哪个猫不愿嘴里叼着老鼠死去？我要嘴里叼着奴隶死。”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竭力反对所有废除黑奴贸易的建设。

　　黑人买卖黑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至今仍困扰着许多被卖到美洲来的黑奴后代。他们能够接受白人奴隶主奴役了他们祖先的事实。但是，他们从感情上不愿意接受 “黑人兄弟”也是制造这种悲剧的主力，其原因同样是贪欲。

　　直到非洲各国独立后，西非海岸才算洗去了“奴隶海岸”这一耻辱的称呼。然而，当时光迈进２１世纪的时候，这里仍存在着贩卖黑童奴的现象，主谋依然是黑人。

　　2001年3月，加蓬警方接获密报，一艘从贝宁利伯维尔港出发的货船埃蒂雷诺号载有200多名黑童奴，他们将此事通报贝宁当局，并拒绝埃蒂雷诺号靠岸。于是这艘船掉头前往喀麦隆，然而喀麦隆警方也早已接获密报，当他们登船检查时，果然发现了有200多名孩子，密密麻麻地挤在充满便溺味、呕吐物味以及体臭味的货物舱里，很多生病的孩子倒在地上不断呻吟。尽管警方非常同情这些孩子，但他们只能将这艘奴隶船驱逐。随后，这艘备受国际媒体关注的船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长达半月。2001年4月17日，当它终于出现在贝宁港口时，人们发现船上除了船员，只剩下了7个孩子。他们要么已经在某个不知名的港口被卖掉了，要么就被奴隶贩子杀人灭口，抛尸大海。一时间，全球媒体哗然。事后警方调查证明，埃蒂雷诺号的船长是尼日利亚人，曾经有过贩卖童奴的前科，而这艘童奴船的幕后老板，则是赫赫有名的贝宁大商人斯坦尼斯拉斯·阿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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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林彪事件”牵连的开国将军们 [转帖]

　　1971年9月13日发生“913事件”。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同时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线上的人员。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开国将军受到牵连,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有些处理是正确的,可其中又犯了扩大化的毛泽东病,错整了一些人。不少战争年代“过五关斩六将”的将军,这一时期却走了“麦城”。

　　“林彪事件”中,首先被抓的开国将军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而职位最高,陷的很深的应该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几位前四野的军职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副统帅,副统帅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停职反省”,关押到北京卫戍区驻顺义县的部队中。9月25日参加“三国四方会议”的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被隔离审查。9月29日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了对黄.吴,李.邱的处理决定。

　　1971年12月21日,中央在发出的中发[1971]77号文件中认为“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1971年1月24日就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从陈伯达的集团里又给划拉到林彪集团里了。这份文件中还认为“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中央文件中指出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向党发动进攻”,王的下场可想而知。但话又说回来了,王是有错误,可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向党发动进攻”。

　　成都军区受牵连的人比较多。1972年3月23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将军共6人,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其他五人问题的程度有所不同。文件中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在这里三人还是“同志”,错误的内容又很笼统,在作了深刻检讨后,梁兴初到了太原化工厂,陈仁麒到了兰州炼油厂分别蹲点劳动,相对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他们还算不错。其他两人问题严重了,文件里说“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可不是错误了,“策划过反革命政变”应该算天大“罪行”。有一说温玉成是1971年9月16日被扣押的,比王维国.陈励耘还早,不知是否属实。

　　1972年4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文件中点明“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浙江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虽然还是“同志”,但程度加重了。这份文件中还指出“林彪死党叶群.-----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因为我没有中央关于福州军区和福建省的文件,只能从这份关于浙江省的文件中看出,中央把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划入“林彪死党”的范围。

　　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出“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江西革委会主任.26军政委程世清的问题重于南萍等人。

　　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的问题也够呛。空军因“林彪事件”倒霉的人特别多,文件中认为驻新疆的空九军军长“空九军李万春同志是上了贼船,陷的更深”。李不是开国将军,在此顺便一提。

　　1972年11月4日,中发[1972]42号文件下发,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河南省委书记王新成为“林彪死党”。

　　1973年1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济南军区和山东的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三人没有加“同志”俩字。文件重点提到“省委.济南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此处没有点名,指的就是济南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杨得志,军区第二政委袁升平.杨经过多次检讨过了关,袁没过关被审查。

　　因为“913事件”还有不少将军被打倒或者被批判。总政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第二政委韦祖珍,空军副参谋长白云,何振亚,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纪亭榭等等。这个时期的将军们因为各种原因上下频繁,希望对这一阶段开国将军史有研究的网友共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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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转帖]

　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的。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2日）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了。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

　　华：1977年11月10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根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的。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是认为揭批四人帮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应该结束了。还有工农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急需加强，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吃饭问题要早日解决。所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

　　问：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

　　华：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办加工区的事。赵紫阳、谷牧、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这事以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主动提出要求把大连建成特区。日本专家大赖也提出要对外开放、大连搞特区的建议。我叫谷牧去沈阳与仲夷商量，并到大连看看。都同意了，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决定。这时胡乔木从深圳回来说，深圳什么都变白色了，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因而只好暂时缓办。

　　问：洋跃进是怎么回事？

　　华：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到年底共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在出国考察团汇报后，整个精神是搞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部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电力部、煤炭部提高了指标，加快了引进国外设备。当时是新建上海宝钢参照日本鹿儿岛建钢铁厂的做法，可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铁矿，因为鞍钢等铁矿多是贫矿。

　　再是新建江苏仪征大化纤厂。只8000万亩棉花不能解决全国穿衣问题。

　　现在这两个企业都建起来了，还是成功的，还有一些进口较大的项目，自动化采煤机组、电力设备、大化肥厂设备，就是余秋里负责引进的那一批设备项目，现在看大部分是好的。12套大化肥还是周总理生前定的。当然也有不成功项目，主要原因是考察、论证不够，有盲目性。

　　1976年7月计划座谈会上四人帮猖狂进攻，目标是想攻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我。是王洪文、张春桥幕后指挥，黄涛为主要活动者，觉得光批“条条专政”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有问题。

　　问：许多问题你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不写写以澄清原来的情况？

　　华：我这里还有原来的报告、简报、文件，是要弄清楚的。看时机吧。

　　北京对出版控制很严，李先念文集的序言中，写了我和他谈话找叶帅的事，人民日报还不让写，要改为小注才发表。

　　（作者系吉林省前省长）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人物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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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政治史1949-2009[转帖]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

　　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１

　　画面上，毛泽东的位置远比当时的真实场景突出，长安街也比真实的长安街更宽广壮丽。董希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拿掉那一根柱子开始，他的作品将像长安街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涂抹：

　　1955年，高岗被一盆花代替；1971年，第二排的董必武上前一步，顶替了消失的刘少奇；1973年，林伯渠在画面上消失，不过，因为董希文在同年因癌症去世，修改任务由继任者在复制品上完成；1978年，那些消失的人物又在一张复制品上重新出现。

　　长安街完成初步拆迁改造后，站在城楼上，望着眼前面积将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8倍的广场，人民领袖想来一次跨越式社会发展的急切可以想见。他提出要超英赶美，他希望能大步跨入共产主义。

　　这个改变积弱国家的强烈愿望，按彭真曾告诉梁思成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希望有一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到的都是林立的烟囱。

　　于是，千百万个大炼钢铁的土高炉烟囱，在中国各地如蘑菇般生长起来，人民被运动起来。长安街北面厚厚的红色宫墙内，毛泽东的警卫班也在中南海里建起了小高炉。

　　接下来，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有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借用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民谚，使得伟大领袖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只有林彪强调：“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人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次特殊的大会。

　　1966年8月18日，只在重大节日才成为欢乐海洋的长安街，迎来了它的转折时刻。这天凌晨，毛泽东第一次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赶到天安门。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凌晨1时就在这里等候他的检阅——10天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革起，红卫兵兴。

　　这是毛自1949年进城以来，第一次穿上军服。当红光满面的毛与第一缕阳光一同降临在天安门时，长安街沸腾如红色的海洋。在这片只对毛一个人欢呼的海洋面前，毛和他的战友们立即有了神和凡人的区别。

　　当时，刘少奇站在第八位，林彪取代了他在伟大领袖身边的位置。此前的8月5日，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即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决定了刘少奇的命运。

　　此后，全国共有1300万朝圣者走过长安街，他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费用全免，毛前后8次登上天安门检阅这些狂热的崇拜者。第六次检阅时，毛开始对哭着喊着叫着跳着的朝圣者们态度冷淡起来。

　　接下来，随着伟大领袖挥出的大手，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红卫兵们，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他们大有作为的生活。

　　自8月18日这天起，毛成为天安门唯一的主人。而高高的天安门城楼，在经过1949年那次脱胎换骨后，再一次超拔，变成了毛泽东在凡世现身的神坛，从这天起，中国的太阳开始从天安门升起。

　　从此，天安门、太阳、毛泽东的图案，开始占据中国的每一面墙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岁的学生金果临作词，19岁的徒工金月苓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有了这首歌，强化天安门、太阳、毛泽东三位一体印象的视觉、听觉工作全部完成。

　　此前，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筑物中，计有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长话大楼、电报大楼先后成为邮票主题。此后，中国几乎90%以上的信封，都被贴上红日初升天安门的邮票。

　　长安街上其他革命象征的建筑物，开始化为模糊的背景，就连长安街都一度被更名为“东方红大街”。营造近20年的长安街，一个早晨，革命性的象征就被取代、被升华为领袖的神化象征。长安街沿线的宫墙，厚厚红色下似乎悄然泛出皇权故影。

　　而这时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有了这样的梦想：沿着长安街，在红墙根下走，一直往前走，哪怕一次也好。

　　每趟火车靠近北京时，广播里都会突然传来激动、颤抖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列车的前方到站，是伟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能怀揣着火车票和“进京介绍信”、被热情广播所感染的人是极少数，对那些恐怕一生都无法前往北京的亿万革命群众来说，能手握红宝书幸福地站在一块画有天安门的幕布前留影，已经是值得长久回忆的美好时刻。

　　1971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副统帅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未给官方摄影师留下新闻照的机会就匆忙离去。几个月后，林副统帅坠亡温都尔汗。

　　1974年，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悄然在中国老百姓的信封上取代了红日初升天安门的地位。这枚蓝底的小小邮票，一改之前的红光亮。此时，人们头脑中狂热的红色风暴早已开始降温。

　　长安街永远是太阳当空红旗招展的，但在1976年1月11日，它第一次与“天是灰蒙蒙的”、“又冷又阴”联系在一起。这天下午16时45分，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驶出北京医院，经长安街前往八宝山。这天，人民群众第一次未经动员就自发赶到长安街，约百万人为周肃立默哀。

　　之后的清明节，周的纪念者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发出各种政治呼声，官方称这是受一小撮人利用的政治阴谋，被定性为反革命，纪念者被武装民兵驱逐出广场后，《人民日报》社论称“广场回到人民手中”。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上的红日西沉。长安街成为世界最大的追悼广场。人民领袖挥手的地方，被一条巨大的黑色横幅遮蔽。失去了主人的天安门城楼从不曾像此刻一样显得空空荡荡。

　　一年后，在天安门的正对面，一座纪念堂拔地而起，领袖躺进新居，静静地做历史的旁观者。他见到一个体格、轮廓上与他酷似的人走上城楼，努力模仿他的样子向人民挥手，见证这个人为证明自己是红太阳的传承者，将“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遍立中国，然后又见证着城楼的逐渐空寂，和一个天安门不再与太阳相关联的时代的来临。

　　红色隐退，革命谢幕

　　1988年1月1日，77岁的北京市民高希武成为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普通百姓。从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提议天安门开放到高希武登上城楼，用了８年时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而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从长安街开始。长安街上“一礼堂、一商店、一城楼”的先后开放，无疑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最浓缩的诠释。

　　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冠以人民之名的礼堂，在建成20年后，终于可以让人民进入。这被称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大信号，次年，深圳等5城市试办经济特区。

　　1986年，天安门城楼开始允许非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府官员有组织地参观；1991年，长期只许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进入的友谊商店对广大中国人民开放。

　　当长安街上“祖国心脏的心脏”（1984年上书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的匿名信语），都可以让普通人登高一览时，这个国家的变革热情被剧烈地释放出来。

　　从开始走下神坛起，慕名前往长安街的游览者迅猛增加，不仅是因为“进京介绍信”的取消，还有人民突然的富裕。在这个似乎缺乏想象力的国家，当人们突然有点钱、有点闲，可以离开家出去看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印在小学课本第一幅彩图上的地方更有吸引力？

　　长安街依然是这个国家政治活动的舞台，依然有人民群众的盛大游行，但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向天安门上的检阅者欢呼的人群里，突然打出“小平您好”。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标语，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面前，却成功地盖过整个游行过程中所有的官方口号，因为这是35年来，在长安街上，第一次出现个人发出的声音。

　　当领袖形象替代了国家形象、革命意识形态的象征压倒国家象征时代的终结，人们能感触到充满权力象征意味的长安街，却找不到一个最能象征国家的仪式或物理存在。

　　于是，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在国歌声中，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有诗人这样吟诵：

　　唯有国旗升起的时刻是神圣的，神圣得让你找不到自我；

　　唯有国旗旁边的目光是真诚的，真诚地告诉你什么是爱国情结。

　　从这一刻起，在人民群众反复接受的视觉刺激中，庄严的升旗仪式场景，逐渐取代了天安门。当革命象征与国家图腾，在长安街上悄然而缓慢地完成了交接，国家机器也完成转向发展的逻辑变革。国家和民族取代了革命，成为凝聚全民的新的精神源泉。

　　这个时期，新的国家级建筑以迥异于以往的面目出现。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列入建设规划的国家大剧院，终于在大会堂西侧落成。这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建筑，柔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建筑语言，第一次赋予“国家”以另外一种形象。

　　在它的更西面，“世纪坛”在新世纪来临之前落成。尽管在它的世纪回顾铭文中，依然沿用革命的叙事线索，但其出自中国日晷特征的外形，上承几千年的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意，不但不见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将“国家”也巧妙地隐嵌入古老的文明之中。

　　如果说，国家建筑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语言，这一次，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不少却是因其站在过去的时代政治语言的缘故。

　　如果把北京近年巨大的国家建筑项目，与当年大都分布在长安街沿线的国字号建筑等量齐观，所体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带有强烈引领时代潮流、观念突破、技术创新意味的革命，而非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

　　矗立在长安街正中心的旧有政治建筑群，也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街的政治建筑布局，无意之中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古皇宫面南背北，左祭宗庙右祭天地。而天安门南右手边的人民大会堂，在革命话语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可视为天；左手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可被视为先烈宗庙。

　　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先是在各种官方话语中，被简称为“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上，又将“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追溯到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其后，到了2003年2月28日，两馆终于合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1990年代起，这个博物馆前，成为固定竖立各种“倒计时牌”的所在：199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1998年5月5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2004年9月21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牌”揭幕。

　　长安街在几乎没有大的物理改造过程中，悄然完成了将革命象征重塑为超越信仰和党派的国家象征的转变。

　　政治之外的政治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热潮。长安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折射，这次是来自政府之外的力量：商业资本。

　　悄无声息间，长安街东自建国门，西至复兴门，除了中间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之外，地标式的建筑物上被林立的广告牌占据，每幢大楼，都恨不能用最大尺幅的牌匾亮出自己名号。至于天安门广场上各种小贩不法经营的“混乱”，更是严重伤害了外地人民的情感。

　　这种全社会被压抑过久、以最直截了当方式补偿的蓬勃物欲，是中国社会无穷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错位：一直作为严父形象出现，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的国家，甚至担心起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不足，往往以鼓励人们打破观念禁锢为己任。

　　长安街被广告和牌匾遮蔽的壮观情形，一度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开放姿态。然而，即便物欲横流如美国，华盛顿的行政中心周围也丝毫不见商业气息。1999年，经过一番艰苦的户外广告和牌匾的整治规范，长安街终于在政治与商业的平衡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管理者在总结广告牌匾整治成就时，两百来字的描述中，不吝笔墨地这样补充：“改革开放初期，长安街上的广告为繁荣首都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北奥、歌华等广告公司曾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我们表示感谢。”

　　原北京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回忆，在整治期间，他曾收到过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信件，诘问“究竟是不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引进外资，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长安街，资本的力量以政治的身份挤了进来。

　　1980年代之前，长安街沿线除了几幢醒目的地标式建筑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在地标式建筑中，血统纯正却又面目模糊的北京饭店多少有些另类。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这个会让人从名称上误以为是红色建筑的酒店，开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

　　接下来，199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是在长安街上。

　　香港另一最大房地产商之一的恒基集团也不甘人后，但恒基集团属于晚来的鸟，且素来与北京缺乏密切联系，恒基中心建在北京饭店东南，远离中南海方向的位置，倒也恰如其分。

　　北京饭店正南的位置，被原为北京市民、后为香港富豪的陈丽华所有，她于1993年投资创办的长安俱乐部，社会影响力位居北京五大俱乐部之首。这个会员人数控制在千人以内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为政府大员和商界要人。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世纪头两年之前，是一个资本逻辑经常可以让政治逻辑松动的特殊时间窗口。彼时，各级政府心态开放，且上上下下均财力不足，资本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长安街如此，其他地方亦可以想见。

　　使长安街坚固的政治逻辑悄然松动的另外一种逻辑，是人本的逻辑。长安街的恢弘固然赢得无数人的赞叹，但越往今天，这种赞叹之后就是抱怨。

　　长安街是一条极尽展现权力尺度的街道，天然就殊少考虑行人的尺度。没有别的街道，能像长安街上的建筑物那样，将权力、秩序、威仪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

　　未必所有人都会对站在长安街上的那种渺小和被威压而感到不适，但每个走过一次以上的人，都会感到极为不便。从王府井到西单之间的一段漫长距离，行人，原本只为政治仪式的道具而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段，行人会找不到歇息处，找不到饮食处，也找不到方便处。

　　这种人本角度的抱怨，过去，完全不在长安街管理者的考虑之内。但政治逻辑的日渐软化和人性化，人本角度必然会显现为政治逻辑。

　　这是一种比政治逻辑、商业逻辑都更隐蔽的变化。如果用诚恳的态度去总结，最近几年来，长安街的整治改造，其实大多可被描述为细致而不易察觉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工作，譬如更多的绿地、更方便的人行道、更多便于休憩的长椅、更易找到且干净卫生的厕所、更丰富的文化设施等。

　　本质上，这种极为琐碎的改造，丝毫无法改变长安街已经形成的尺度，甚至无法改变本地人无事绝不路过也绝不停留的习惯，但对那些在广场上，对摄影师“一二三——北京美不美？”报以热烈的“Yeah!”的游客来说，却能在长安街的政治美学之外感受到人性化的地方。

　　想象中与现实中的政治

　　长安街的建筑尺度，天然给人以强烈政治暗示，然而就其最初被定位为行政中心集中的功能而言，长安街是一条远未完成规划设想的作品。从今天的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及长安街延长线上，最多的建筑并非政治类建筑，而是商务类建筑。据统计，长安街上，商务办公类建筑比重高达25％，居其次的商业服务类建筑也高达22％，政治类则只占15％。

　　无论是与东京、华盛顿、还是莫斯科的同类街道相比，长安街的国家行政中心集中于此的特征不但不强烈，甚至还很弱。从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强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种想象和感受，而非一种事实。尤其是让人产生这一强烈印象的天安门广场那几幢地标式建筑，原本就只具有政治象征性。

　　从规划角度来说，长安街完成的，仅仅是一种神州第一街的尺度设定，以及附丽其上的种种规格和章法。至于行政中心在这条街道上的布局，由于当初长安街大规模改造之时的财力极端匮乏，一个详尽完备的系统，远未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除了财力匮乏之外，当时无法完成这种规划布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政权进城后，党政军各机关需要自己在城内找地方，一旦安顿下来，占据了好地方的机关就会想方设法拒绝服从统一的城市规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分散在城内各处的党政军机关，早已完成几次办公场所的更新换代，同时，也程度不一地通过就近圈地，完备了附属的福利和后勤支持系统。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国家的岁月，往往周恩来亲自出面都无法做通“钉子户”的工作。今天的规划机关和专家的级别，想要让北京市内各个不愿搬迁的国家级机关尊重自己的规划，实在难以想象。

　　另一个使之变得不可能的事实是，今天的长安街上，几乎找不出可以腾挪的地段。1990年代，政府财力的大幅改善，使长安街沿线建筑的重新规划布局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西长安街地段刚刚顺利完成部分成功规划案例，回过头，发现东长安街乃至东长安街延长线上，原本他们以为可以留待将来规划安排的地段，早已被各种力量先行一步占据。

　　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所以，将一生都投入到长安街的规划研究中的专家们，今天只能自嘲，他们对长安街的规划，只能是专门跟马路牙子、花花草草和出租车司机过不去。

　　不过，长安街虽然并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街道，但长安街上各建筑的归属分布，依然最准确体现着中国当下的权力秩序。这条街道上，除了少数身份特殊的港资外，并无一幢大厦，属严格意义上的纯民间资本。而为之增加大量现代明快色彩的商务建筑，几乎全部是国字头的大型企业。

　　穿过这条“神州第一街”，仔细辨识其间象征性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或许就掌握了读懂中国的钥匙。

2009年05月19日 凤凰周刊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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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口误” [转帖]

　　回忆录按说都是第一手史料，但我在阅读过程中有时会发现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口述历史可亲，未必可信啊！”
　　
当然，这些“靠不住的史料”有几种不同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一种情况是为个人自尊讳，对于至关重要的历史真相语焉不详，甚至有意无意地误导；还有一种是为了商业利益，故意夸大其词，把严肃的历史当噱头

卖弄。不过，这种情形毕竟还不是很多，更多的情况是回忆录的作者自己记忆有误，在无意中“真诚”地撒了谎。我这里举几个“口误”的例子，涉及到的都是堪称大师的人物。

　　第一个例子是刚刚故去的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时出现的。季先生在他的散文随笔集《二月兰》（作家出版社）收入了一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回忆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季先生生动地描述了他最后一次看到胡适先生的情形：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此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然而城内人心并不惶惶。适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许多教授都满面春风。聚集在沙滩孑民堂中，举行庆典。记得作为校长的适之先生，满面含笑，作了简短的讲话，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简短的仪式完毕后，适之先生就辞别了大家，登上飞机，飞赴南京去了。

　　然而，季先生在写完这篇文章后，对文章开头处所写的1948年12月在孑民堂庆祝北大建校50周年一事产生了疑惑。尽管季先生对自己的记忆能力是颇有一点自信的；但是说它是“铁证如山”，先生也觉得自己“还没有这个胆量”。怎么办呢？季先生查自己的日记，但不幸他的日记在“文革”中被抄家时丢了几本，而丢的日记中就有1948年的。于是季先生又托人查胡适日记，还是没能查到。但是，季先生从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中得知胡适于12月15日已离开北平，到了南京，并于17日在南京举行北大校庆50周年庆祝典礼，发言时“泣不成声”云云。可见季先生自己的回忆是错了。不过，季先生经过考虑对自己的回忆文章决定保留原貌不变。

　　季先生是这样解释他自己的决定的：“我认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

　　还有一个“口误”的例子是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提到的，也与胡适有关。当年李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胡适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但是胡适在他去世前不久给李敖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李敖文章中引用的那句英语句子他不记得他曾说过，言外之意是说，李敖可能搞错了。为了证明自己没错，李敖专门在节目中展示《胡适书信集》里1936年12月14日给女作家苏雪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当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兰敦州长来打罗斯福总统，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胡适说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有书为证，看来胡适是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了。

　　实际上，胡适自己也很清楚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回忆是靠不住的。还是根据李敖的讲述，做过清朝和民国吏部高官的许世英到台湾来以后，已经九十几岁了，要写回忆录。胡适看了许世英写的回忆录，写封信劝许世英，说你说你审过杨乃武跟小白菜这个案子，现在我们一查就查出来，当时你在欧洲，怎么可能查到杨乃武跟小白菜的案子，所以你记忆力错了。为什么错呢？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民间的故事，重要的民间的审判，而你自己也正好是管国家的司法的大官，所以你会把这种事情跟你自己的记忆结合。所以你认为，当年你审过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

　　“口述历史”有时候是靠不住的，李敖感慨地说：“我们谈到记忆力的问题，一定要以文件为准，以白纸黑字为准，中国有一句谚语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也许还要加一句，烂笔头不如写博客，随时记录在眼前发生的历史。 翟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