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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相声失去讽刺 笑声窒息 [转帖]
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默。丢掉讽刺的相声，正如今天所谓的主流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不伦不类的歌功颂德，相声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
正如有论者所说，相声的领域曾经可以是如此的自由和宽泛。观众可以长期观看到这类相声。关键就在于，早期的相声，和其他任何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能够用丰富和真实的手法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演员可以随意自由的探寻中国人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文化的光辉和黑暗的一面，表演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的荒谬，无论是官场上的还是市井中的，给观众带来欢乐。总之，相声曾经能够讽刺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黑暗的一面。但上世纪中叶的某个节点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 讽刺，是如何从相声中缴械的？
白发苍苍的马志明揉着文革中受伤的腰,冷然数落着已逝的父亲马三立:\"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你能说清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忙着戴上助听器的老漫画家方成，拔高了嗓门学着——1979年的一天，老朋友侯宝林来到他的家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大半辈子都活在相声舞台的相声大师，难道不懂幽默？ “他懂。他抖的是真包袱啊。可他在理论上讲不了。他着急，他发现一些相声演员不懂得幽默。” 方成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画漫画，他也是顿时语塞。打那起，他下定决心非把“幽默”掰扯清楚，这一研究就是30年。 “幽默里有一种叫讽刺。凡是讽刺都是幽默，是用幽默的方式骂人。” “现在的相声有讽刺，但是不多。为什么？就拿我们漫画似的，漫画主要是搞时事评论，别的国家能用漫画点评总统，咱们行吗？所以漫画都去开玩笑了。有人还专门把幽默当成了滑稽的东西。” 老人说话时，宛若现代的相声近在咫尺。然后他想到了一人，“那人叫何迟，他以前写过一出相声，名叫《统一病》 。” 两段相声 不一样的命运 “何迟倒霉就倒霉在这出段子上了。”提起何迟，天津老一辈相声艺人都如此说。 1956年，眼见中央提倡文艺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迎党外人士给党内提意见，形势红火。 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 “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正当天津庆祝社会主义锣鼓喧天，四方鞭响之际，何迟又乘胜追击，头脑冷静地针砭时弊，一气呵成写就了《统一病》。 “《统一病》就是讽刺那会，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说。 “我是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在文革中折磨致残的何迟，后来躺在床上对人苦笑。 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上中宣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 据说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天津曲艺学校的楼后，简陋的宿舍里，田立禾说话俏皮，“何迟不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脑子就是文件。” 他眯起的眼睛里清晰浮现，1958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 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各地相声演员纷纷上山、下乡、下厂，编演了一批以歌颂为主的相声，备在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上演出。 也是那次汇演，让歌颂与相声的讽刺、娱乐功能形成三足鼎立。 汇演地点设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李锦田，艺名小立本，他和捧哏杨海荃在中场说起了相声《社会主义好》。 “顾名思义，就是这也好那也好，产量上翻几番。他基本使的是贯口(整体背诵)，很见功力，火得不行。 “周总理就坐在第七排中间，等他说完后，亲自上后台接见。小立本个儿很矮，不是孩子看似孩子，可能总理还抱过他。这往后他平步青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晚的压轴戏本是马三立与赵佩茹的合说相声，“那段子算是泄了气。马老以后也是一泻千里，这就是命运。”田立禾摇晃着花白脑袋。 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相声改进小组 “我恰恰认为从1956年到1966年是相声最好的10年。”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在电话中的口吻笃定。 他尤为指出，解放初期，相声艺人们自觉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自律地净化了相声舞台。 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相声演员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中有过交待： 刚解放时，演唱“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等人，有一次去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他原本使用相声“垫话”，《反正 话》垫场。殊料想，老段子中的“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不但没有逗起工人群众的欢声笑语，反将他们轰下台 去。 紧接着，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又在会上发话，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京剧、评剧不都有了新节目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伦理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 相声艺人自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生存环境练就了他们在圈内世故练达，在台上通晓把点开活。但出了圈外，他们的内心很谦卑，特别是面对官员的时候。 领导干部的这一声“唉”，真格震到了艺人们的灵魂深处。 闻知老舍从美国回来，侯宝林等人火速赶往北京饭店，恳请这位文学家醍醐灌顶，指明相声的前途，保住大伙的饭碗 。 老舍对艺人刘智德说：“你说好几十年的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我同意 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家抱成团儿——改嘛。” 于是在老舍、吴晓玲、吕叔湘等人的帮助下，由北京曲艺公会出面，孙玉奎、常宝霆、侯宝林等11名相声演员，于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正式宣布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通过在相声改进小组数月的学习，相声艺人们普遍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将讽刺对象转向帝、封、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侯宝林被选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凭借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技艺，改良了大量的传统段子，摒弃了其中的“脏乱荦”，一举巩固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曲艺和戏剧在当初都作过净化。去掉那些很庸俗低级恐怖的东西当然很有必要。但毕竟不是每件作品都如此。我们那时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内容，这样就会在净化的同时，容易把艺术中最富有生机的，最鲜嫩的，最有锋芒的部分掐掉。”这是戏剧研究者章诒和的分析。 她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戏剧与曲艺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即生于民间，死于庙廊。 1952年相声改进小组解散了。侯宝林、刘宝瑞经王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早期的筹办人之一)的推荐，先后进入了该说唱团，一并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至于别的相声艺人也分别编入其他艺术团体。 艺人们满怀兴奋。他们不再是天桥卖艺的撂地艺人、搭棚茶馆里一说相声的，而是吃起皇粮，积极响应一切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的国家演员了。 “侯先生不仅说传统段子，他也深入基层说过很多新相声。” 原说唱团团长王力叶回想起1959年，他带团远赴东海前线慰问演出，侯宝林郭启儒就合说过他即时创作的相声《 美蒋劳军记》。 “那时政治上将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我们是狠狠地批。至于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委婉善意地指出与帮助了。” 王力叶温和地说，等到了反右的时候，人们自然明白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末了，他索性连人民内部矛盾都回避不说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 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热爱相声的老舍发自肺腑地呼吁。相伴而生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常宝华等人的崛起胜出。 其中要说马季，他师承侯宝林等名家专长，又能将所学融入创新中去。文革前，他歌颂全国劳模张富贵的相声《画像 》，倍受主席的激赏。 在早年的《说革命的相声》一文中，马季总结心得—— 我虽然也反对相声应以讽刺为主这种看法，但当接触到《画相》题材时，对自己可以坚持走歌颂道路产生了怀疑。我曾想用讽刺的方法来表现一个劳动模范，想来想去没法下笔。思想上认为应当歌颂，但又怕不被专家、内行承认。于是我学习 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 们当然应该赞扬。”这才使我思想明确了，同时增加了我的信心，写出了歌颂性的相声《画相》。 “那个时候还是有讽刺的。但那种讽刺比较皮毛。一旦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科级以上的干部，就很少讽刺了。像咱们 看那相声，不都是‘科长怎么样’？再有的就是我们自嘲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了。”沉吟片刻，马季的同门，老相声演员郝爱民开口言道。 60年代，郝爱民曾和马季跟随着四位师傅，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同入中南海表演相声。 “如今为主席说过相声的人就剩我一人了。”这使他感慨万千—— 1960年开始，我们每周三晚上都到中南海紫光阁为国家领导人说相声。后来又增加了每周六在春藕斋演出。 演出之前，主席先坐在里间休息抽烟。这时候，主席的保卫人员李树槐就拉着我们进舞池。我还有点害怕，那个场合里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咱们不能光想着跳来跳去，还得在脑中集中思想过词，准备好待会的节目。 主席从不抽完一支烟。等秘书发现他抽到半支时，那就是一个信号了，意味节目要上场了。我们赶紧去小间换好长衫 ，一排站好。那会，每个演员有个法定时间，每段相声再长不得超过3分钟。 10点到10点半左右，主席进来了，所有的人热烈鼓掌。再过一会儿，周总理朱老总他们纷纷撤离，让主席一人放松尽兴。主席坐在专座上，先看京剧后听相声。 他听新相声，更爱听传统相声，特别是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侯先生为主席一共说了100多段相声，多数都是传统段子。 我和马季表演的是相声小段，主要像《拔牙》、《装小嘴儿》、《难形容》、《猜字儿》一类的。主席都挺爱听，他 听后一笑，其他人才敢跟着笑。 表演之前，他的秘书就交待过我们，就是要让主席笑。让他笑了，休息好了就行了。不要给他讲那些所谓歌颂的，他可不是要来听你讲大道理。 你是革命的一杆枪 “1959年不是刘少奇上台，调整八字方针么，整个意识形态宽松了一些，传统相声有了一段恢复。”田立禾拉扯起调门。 那一年，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柳荫在会上多次发言，要将传统相声全部挖掘出来，哪怕是歌颂西太后的。要下决心挖，如果再不挖，二三十年后就很危险了。 田立禾提到那个时候，有于宝林的《铡美案》、魏文亮的爱情系列相声。 他甚至记起，60年代初的一天，师傅张寿臣唤他到家中，“立禾，来，你快准备一段。” “张先生不知打哪儿得来的消息，当时天津市委里有几位大人物在休养，想开洋荦，点名要听传统荦段子《直脖》。 所以他忙找来我，他以为徒弟又能够露脸了。” 田立禾把手放在嘴边，扮起了传声筒。 “哼哼。那段时间相当短。打1964年国家执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以后，传统段子一段没留下。 ” 傍晚，天津赤峰道上，大金台相声茶馆里，众友相声团团长尹笑声掸着烟蒂说着话。 那会不论是和平区曲艺团，还是南开区曲艺团，全都成立了相声研究组。 “相声是一段段地天天研究。监听组就设在舞台后，等演员一下场就告诉他，这段子先不说了，要回头研究研究。或者直接告诉他，别说了，这段废了。这都是团里自己砍啊。最后是相互掐。你掐我的段子，我掐你的段子，掐到大伙没有一个段子可说，全崴泥了(坏事)。” 尹笑声重重地将烟头掐灭在了桌上。 1965年，人们至少还能听到马季的相声。等到了1966年，马季也被打倒了，随后下放嫩江。侯宝林成了3名三高分子。最惨的要数单口大王刘宝瑞，活活斗死在了北京房山农场的田间地头。 他们的老团长蔡兴林喟叹，相声再也听不到了。相声演员们都不搞业务了，前3年斗来斗去，后来全上干校劳动去了 。 歌颂型相声的另一代表人物夏雨田在生前曾对文革忿忿不平： 说“大鼓”是劝善的，“渔鼓”是讨饭的，“小曲”是才子佳人，“快板”是叫街的。“双簧”是半人半鬼，“相声 ’是专耍贫嘴……统统枪毙，全部砍掉。据统计，全国有260多种曲艺形式，几乎都被收缴了，仅剩下一样——“对口词” 。 此刻，他的一个好友正在模仿对口词。文革中，它几为相声的某种延续。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比如要用‘枪’来强调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出政权。就这样—— “枪，无产阶级根本的需要； “枪，穷人翻身的需要……”他扮演起红卫兵，斗志昂扬。2009年07月23日 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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