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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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端午节快快乐乐!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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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在新疆的难题:为数十万边防将士讨老婆[转帖]

1939年，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雁北抗日根据地。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
　　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 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像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
　　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干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来源：《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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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由来[转帖]

从１９６２年开始，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在农村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上，在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分歧。这种政见分歧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不难解决的。但毛泽东却把这种分歧视为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由此导致刘少奇在政治上被打倒。
　　
　　 毛泽东和刘少奇曾是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１９４３年３月起，刘少奇位居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５０年代末，毛泽东主动提议，以刘少奇为首组成中央一线，主持党和国家工作，自己退居二线。１９６１年９月，毛泽东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时曾说：在中国，继承人是很清楚的，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刘少奇。但时隔五年，毛泽东却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这一悲剧缘何而生，至今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毛、刘悲剧不能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不能用争权夺利来解释，也不能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拨离间来说明，而是导源于二人之间的政见分歧。
　　
　　一、裂隙出现——对“三面红旗”认识的分歧
　　
　　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三年“大跃进”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怎样看待“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评价“大跃进”的成绩与缺点，在当时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毛泽东经常掰着手指，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关系，把出现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并认为“三面红旗”完全正确，只是执行过程中出了点问题。他不容许人们对“三面红旗”有丝毫怀疑和指责。因此，当１９５９年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切实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便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将彭德怀等人打倒。起初，刘少奇与毛泽东意见基本一致，衷心拥护“三面红旗”，因而刘少奇也参与并主持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１９６１年５月，刘少奇到湖南进行调查研究，他没有看到“大跃进”带来的“稻菽千重浪”的“欣欣向荣”景象，相反，看到的却是赤地千里的田野和乡亲们饥饿浮肿的面孔。由此，刘少奇对“大跃进”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对“三面红旗”产生了怀疑。他心情沉重并内疚地对宁乡县炭子冲的乡亲们说：“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还很苦，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对你们不起。”“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①
　　经过调查和认真思考，刘少奇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由原来积极拥护转向怀疑甚至否定。１９６２年１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大跃进”以来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他指出，一条是天灾，一条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从全国范围来讲，“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正如有的农民所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的原因，是我们经验不足和骄傲自满，违反了经济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他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关于“三面红旗”，他虽然说其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但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②他还表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刘少奇的上述讲话，突破了把出现困难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天灾的框框，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或“三七开”的框框。而这显然是在纠正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尤其是刘少奇把“三面红旗”究竟是否正确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研究的余地，虽然给人以模棱两可、欲言又止的感觉，但其观点是鲜明的，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试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对“三面红旗”一片喝彩的政治气氛中，不啻是一声惊雷，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进而改正错误的作用，也博得参加七千人大会多数代表的共鸣。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尤其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态度）十分不满。这时，毛泽东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虽然工作出了一些问题，但主流是好的。“三面红旗”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认为，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定：刘少奇是在“修正”马列主义。不过，在七千人大会一片要求发扬民主、纠正错误的呼声下，毛泽东没有把分歧公开化、表面化，但毛、刘二人的裂隙就此出现，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成为日后毛泽东逐渐不信任他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③
　　
　　二、矛盾加深——关于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
　　
　　１９６１年，为克服困难，加强自救，安徽、广西等地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责任田”、“包产到户”等责任制。这一做法，既受农民欢迎，也得到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支持，１９６２年５月，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向刘少奇反映说，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建议在安徽继续实行，并向外省推广。刘少奇表示支持。同年７月，陈云也向中央提出：可以用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刘少奇表示：凡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的手段，都可采用。一开始，毛泽东对生产责任制虽然未表示反对，但对这种他认为是非集体化的做法感到极为不安。不久，他就批评刘少奇对陈云提出的重新分田的建议“为什么不顶住”。在１９６２年８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指责邓子恢等主张包产到户是鼓吹资本主义，是“单干风”。他说：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④。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实际上已涉及到刘少奇。
　　从１９６１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大跃进”以来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为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在１９６２年５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即：对于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得到刘少奇的赞同、会议的通过。此后几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显然是对过去几年“反右倾”的否定，因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认为这是新的右倾，是“翻案风”。在１９６２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这样，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工作就此结束，为被划为“右派分子”人甄别的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给打了回去。
　　１９６２年春，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处在“非常时期”的状况，向中央领导提出调整对外方针的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和缓；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试图纠正当时对外政策上的“左”倾偏差。对此建议，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央一线主要领导没提出反对意见，但毛泽东断然不予接受。在他看来，美、苏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要不妥协地与他们斗争；对外援助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后来，毛泽东把王稼样的建议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物质援助要少）而加以批判。
　　
　　此外，在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企业管理等问题上，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与毛泽东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实际上是关于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刘少奇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实际。但是，毛泽东却把这种分歧看成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特别地指出：在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此后，毛泽东一再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他认为，前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后者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二者的目的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其鼓吹者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⑤。这里虽然毛泽东直接批判的是邓子恢、陈云、王稼祥等人，而实际上也是对刘少奇的批判。因为作为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邓、陈、王等提出的政策主张不但没反对，而且还明确表示支持或默许。
　　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１９６２年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是对“三面红旗”认识分歧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疑虑逐步加重，二人矛盾也逐步加深。后来，在“文革”中毛泽东发表的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着重点出１９６２年的分歧，指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⑥１９６７年４月，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批准发表的戚本禹写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列举刘少奇的八大罪状之一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⑦。
　　
　　三、政治上分手——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５年１月，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农村社教问题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这场运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前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敌我矛盾。刘少奇不赞成这些提法，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不要提“派”，一提“派”，就是从上到下一大片。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话道：有人说是两类矛盾交叉，情况很复杂，主要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极为恼火，联系到会前的情况：当时负责组织会议的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汇报会，出于好意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由此，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有两本书，一个叫党章，一个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⑧毛泽东这个举动，使得刘少奇、邓小平很尴尬，矛盾公开化了。虽然此后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并非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由此想到必须在中国“反修防修”，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成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彻底失去信任的转折点，从此毛泽东便下决心在政治上把刘少奇打倒。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一线的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一些重要事情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着手进行新斗争的准备。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口罗。１９６５年１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⑨
　　总的来看，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由于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位置，对毛泽东历来是尊重和拥护的，也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总是力求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减少或避免矛盾和冲突。但是，六十年代以后两人在大政方针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决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路线斗争。而党的领导人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政见分歧是一种不值得奇怪的正常现象，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是不难解决的。但自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总以为真理在自己手里，对党内不同意见、主张，动辄提到路线高度，并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使他很自然地把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视为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于是，他采取了极端的手段——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最终酿成一场惨痛的悲剧。
作者：吕连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