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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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国民党长沙会战三战三胜 日军损兵八万[转帖]

　　2007年12月11日 东北新闻网

　　长沙会战失败后撤退的日军

　　九战区司令：薛岳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薛岳1939年10月在长沙会战中会见战地记者们。（美国《美中信使报》供图）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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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何放弃收复香港[转帖]

　　2008年01月15日 来源：《中华文摘》

　　每年的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曾有机会收复香港，让“东方之珠”提前52年回归祖国，然而蒋介石为获得美英的支持，发动内战，屈从于美英压力，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收复香港的主权。

　　1942年，蒋介石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军节节败退，英国政府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支援英国军队。蒋介石于是打算趁此良机收复香港。1942年，蒋介石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为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同情。

　　1943年11月25日，参加开罗会议的领导人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宋美龄。在会上，丘吉尔拒绝向中国归还香港。

　　英国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谈判之初，蒋介石坚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国人从内心里并不想交还香港，谈判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让蒋介石能够坚持抗日，以减少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随着战争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日趋强硬。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了交锋，但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步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复香港这一内容写入新条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

　　中国军队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香港问题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此时的形势对中国收复香港极为有利，因为按照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战区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机派兵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交涉。蒋介石于是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受降令。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英国的既定政策。为了重占香港，1944年初，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恢复殖民机构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准备在战争后期出动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为配合军事行动，英国还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日本投降前夕，英国派人秘密联络被日军囚禁的港英政府官员，要求他们与日军交涉，为英军重占香港做准备。

　　1945年8月13日，英国命令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陆军兵力前往香港。

　　在派出军队的同时，英国也对美国展开了外交攻势。英国人很清楚，在香港归属问题上，美国的天平倾向于谁，香港就将归谁所有。在中国这边，蒋介石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做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但他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军香港的命令。蒋介石知道，将来发动内战，不能少了英美两国的援助，若此时出兵香港，必然会失去英国的支持。于是，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这件事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还向美国派出了使节，去寻求美国的支持，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杜鲁门转向支持英国，蒋介石措手不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鼓励中国对日作战，减轻美军的压力，美国曾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同时，美国也想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并取而代之。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但遭到丘吉尔的拒绝。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灭亡后，美国同苏联为了控制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急需英国的支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来。”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正乞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蒋介石还想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他在致杜鲁门电报中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看到电文后大为恼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前港督复职，英国再度霸占香港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再妥协，使得英国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强硬地提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得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这样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将领面前无法交待。为了找回面子，愤怒的蒋介石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

　　英国方面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有些始料不及，考虑到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1945年8月20日，夏壳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接过了香港的管辖权。9月1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1946年5月1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弱致使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52年。

　　（摘自《发现——二战中的谜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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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走向共和》中老佛爷等之精彩语录[转帖]

　　1、（大参案中，御史提前将慈禧要罢免庆王消息给了新闻界，慈禧大骂御史）
　　“这没影儿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评点：老佛爷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地阐释了“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实质。有些事情，就得讲“内外有别”，自己可以知道，但不能让百姓特别是洋人知道，那就有损光辉形象了。“舆论监督是条狗，让咬几口就几口。”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2、（戊戌变法失败，慈禧训斥光绪）
　　“你这样子对我，放在寻常百姓家，亲友邻居都可出首告官，告你个忤逆不孝，治你的重罪！如今你是皇帝，没人管得了你，可我管得了你！国法不行，我这里还有家法！”
　　“今儿个我就是当庭打死你，也没人敢说我做得不对！”
　　
　　评点：在家法之类的内部法大于国法的时代，宪政和共和是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
　　
　　
　　3、（外国使节在慈禧面前重申外交只认“光绪”二字）
　　慈禧：“大清的臣子们呢，你们就看着洋人这样欺负我吗？”
　　众臣：“奴才们无能，致使太后受辱，奴才们万死不能辞其咎也。”
　　慈禧：“我要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报仇！我要洋人死！”
　　
　　评点：对独裁者来说，最大的侮辱不是自己国家主权沦丧，更不是百姓苦难，而是个人权力被削弱，是可忍，孰不可忍？
　　
　　
　　4、（庚子年准备向十一国宣战，许景澄等人死谏）
　　慈禧：“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杀。”
　　“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评点：独裁者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即使带来了国破家亡，也是因为其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不应被责备，不应负责任。
　　
　　
　　5、（战败后《辛丑条约》签定，赔银子四亿五千万两，慈禧终于从八国联军要惩治的名单中划掉）
　　“这份条约，没侵我主权，没割我土地，只要咱的银子，虽说多了些，咱也只好量我中华之物力，给人家就算了。”
　　“连我都杀了，他们找谁要银子去？”
　　“我那件寿礼服，李鸿章给我要回来了吗？”
　　
　　评点：在独裁者的眼里，只要自己的权力没有削弱，只要自己的豪华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其他什么老百姓的生活，国家的财政都是小事，君不见萨达姆对联合国的制裁稳如泰山么？反正萨达姆之类自家的日子照样过得奢华。所以我们能理解老佛爷的逻辑，事关自己面子的寿礼服，远比那4亿两银子重要。

作者：水平天远1979 回复日期：2009-4-18 14:53:00
　　6、（慈禧回銮，要求下午两点进北京，分秒不能差，袁世凯找李莲英对表）
　　李莲英：袁大人是以太后的表为准呢，还是以袁大人的表为准呢？
　　袁世凯：当然是太后的表准。普天之下，只有太后的表是准的！
　　李莲英：很好！袁大人这样想，必是前途无量。
　　
　　评点：领导永远是正确的，此种理念是官场混的诀窍。领导人不仅治国之术高于一般人，就是其他方面都是天才，如小金还是农业专家，萨达姆是写小说的文学家，斯大林是语言、哲学、历史专家。领导人任何东西，只能是最好的。
　　
　　
　　7、（大参案失败后，瞿鸿玑和学生吴毓昌对话）
　　瞿鸿玑：错了！夜太黑了，道德操守不过一丝烛光，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顶多再拉上一个你！可是毓昌啊，咱们那点道德的烛光，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啊！
　　“咱出的那张牌叫做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其实迂腐呀！我昨天才想明白：咱们的太后不看重这个。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评点：许多像瞿鸿玑这样的读书人，天智甚高，世事洞明，可就明白不了最简单的道理，以为一身正气满腹经纶就能匡正天下。路线是最重要的，说白了就在乎你是否跟对人。表面上王朝是在儒家的理论、堂皇的诰谕下运行，实质上是在大伙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下运行。如果谁相信反腐败不能涉及到谁，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谁就是傻蛋。你听话，就会让你放心地腐败；你不听话，才会反你的腐败。道德的烛光，管个屁用？
　　
　　
　　8、（李鸿章送给慈禧一只会叫“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
　　慈禧：难得李中堂于这些小事这样上心。
　　李鸿章：太后之事无小事。
　　慈禧对着光绪：皇帝听见没有？李中堂这话才叫见识！唉，可惜咱中国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太少了！
　　
　　评点：独裁者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包括拉屎拉尿。泡女人那是为了放松放松，更好地治理国家；听戏那是为了关心文化的发展。慈禧应当知道，这种讨上司欢心的“忠臣”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只是做起来，水平有高低之分而已，心思都是一样的。
　　
　　
　　
　　9、（慈禧六十大典，户部说没有银子，慈禧大怒，训斥众臣）
　　慈禧：“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
　　“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任！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我看你们是不想懂！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吃了！那好，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慈禧这番话说的逻辑严密、丝丝入扣，也“入情入理”。对独裁者而言，悠悠万事，面子为大，朕即国家，自己的脸面也自然是国家的脸面。要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就需要风光的场面，越是专制国家，统治者对各种典礼、仪式越是热衷。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统治者，自然靠各种“秀”来强化自己的权威。“秀”的频率越高越好，“秀”的排场越大越好。不让他“作秀”，简直就是要人家的命。

　10、（慈禧准了张之洞关于停“海防捐”的折子）
　　慈禧：“就说这海防捐吧，到今日一共筹到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李鸿章是全部给了颐和园还是只给一部分其余的自己截下来了，你心里有数吗？”
　　奕环：“臣想李鸿章没，没那个胆子。”
　　慈禧：“没那个胆子也得防着点！我所以准了张之洞的折子，一是海防捐确实闹得不像话；二是要捐官的也捐得差不多了，正好就着坡儿下驴；三是给张之洞一个面子；四是给李鸿章提个醒，别让他以为中国得天空就他那片云彩下雨。”
　　
　　——多疑与紧张是一切独裁者共同的心病，因为权力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就象一个人霸占着大批珠宝，每天都得提防别人来偷、来抢——哪怕是他最亲近的人，在权力面前，只有斗争与觊觎，没有信任。
　　好人总是独裁者做，坏人总是让奴才们做。风险总是让手下人承担，收益总是归老大。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统治者最愿意钻研的就是“驭奴术”，奴才们之间越是有矛盾有斗争，他就越高兴，因为他的权力安全系数越高。
　　
　　
　　11、（日本天皇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准备对华战争）
　　陆奥宗光：“国民的共识是太重要了，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中国的仇恨上面去。”
　　伊藤博文：“外相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日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便能举国一致。而中国向来是各行其是，他们的人民对于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李鸿章刚想伸一伸胳膊，马上会有七八支胳膊把他拽住。”
　　
　　——伊藤博文对中国的看法，过了110年，过时了吗？我们东边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居，昨天和今天，对我们的毛病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所以他们总是抑制不住要攻击我们软肋的冲动。
　　
　　
　　12、（李莲英给慈禧梳头的对话）
　　李莲英：老佛爷这满头青丝，恐怕是王母娘娘给的吧？
　　慈禧：小李子，你这嘴可真够甜的。
　　李莲英：奴才不是嘴甜，奴才说的是大实话。
　　慈禧：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小李子，这怎么说。
　　。。。。。。。。
　　慈禧：水太清了，就养不活鱼；人太明白了，身边就连个伴儿也没有，活着也就太没意思了。
　　李莲英：老佛爷的解释，比孔圣人都高出多少倍了。
　　慈禧：所以啦，我也不能成天琢磨你们这些奴才背着我干了哪些坏事，就比如李光昭这个案子吧。。。。。小李子，你的手别颤抖。。。。。你们有些什么猫腻我都不管，我只要修园子的木头，一根也不能少。
　　
　　————奉承就象是鸦片，明明知道无意甚至有害，但还是愿意一次次吸下去。对于一个高明的独裁者来说，必须要给卖命办事的奴才们一些好处，让奴才们适当的贪污，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权力，反而是增强自己权力的一种必要的投资。——反正这投资掏腰包的是老百姓，而最后得好处的是自己。
　　
　　
　　13、（慈禧训庆王）
　　慈禧：我知道。你虽然有点贪，但对我是没有外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七爷走后，我不光让你顶替了他修园子的差使，连总理衙门的差使也让你顶替的缘故。但我要告诉你，少拉帮结派，那样对你没好处。
　　
　　——这就明白从古到今，贪污者总能做大官的缘由吧？贪，在老大眼里，那是小节；对老大是否有外心，那才是大是大非。
　　
　　14、（牵涉到李莲英等人的李光昭被杀，太监来宣慈禧的旨意）
　　太监：圣母皇太后说，洋人从来没有安好心眼儿，找他们合伙，难免要吃亏上当，李鸿章那个洋行就算了。圣母皇太后又说，李光昭这个案子，也用不着七挖八查了，将他推到菜市口一刀砍了，大伙儿图个清静。。。。。。。
　　——对独裁者来说，躲进小楼成一统是最舒服的，洋人能躲就躲，否则这些鬼子动不动就干涉内政。肃贪反腐，本来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游戏。根不够深的“李光昭”们，你得提前预备好国外的护照，否则大风一来，替罪羊你是当定了。
　　

作者：水平天远1979 回复日期：2009-4-18 15:00:00
　　15、（慈禧试穿六十寿典的礼服，宫女嘀咕衣服是不是拿倒了）
　　宫女甲：往常的龙凤图案都是龙在上，凤在下吧？
　　宫女乙：可这衣服明明没拿倒呀，莫非是图案绣倒了？
　　慈禧：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让庆王爷看看不就得了？
　　庆王：衣服没拿倒，图案也没绣倒，应该是凤在上，龙在下。
　　李鸿章偷偷看到凤在龙之上，身体微微一震。
　　李莲英看到李鸿章表情，为了报李光昭案的仇，射出暗箭：“怎么，李中堂瞧着稀罕？”
　　慈禧解围：“你这个小李子也真是，人家李中堂又不是裁缝，他怎么有闲心管你这些事儿。”
　　
　　点评：几句对话，就把老大之精明和淫威，宠臣的投机拍马、太监的阴毒险恶、能臣的矛盾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太监之所以牛比，是因为他离主子最近，最能揣摩主子的心思，他可以就一点细节给你穿小鞋。所以太监得罪不起，现在没有太监，但是有精神被阉割的贴身秘书，你照样得罪不起；庆王这样的宠臣，只要谁有奶谁就是娘，管他规矩不规矩；而李鸿章这样的能臣，虽然也投主子所好，但他毕竟是进士出身的汉族读书人，心里还有那么点纲常名教之类的东西，凤在龙之上，就是阴阳易位，太上皇实际权力于凌驾元首之上他能接受，可在公开的礼仪也在元首之上，——过去是体现在出巡的依仗、起居用品的规格、死后的谥号等等的差别，（现在就是排名先后和保卫措施等差别了）就有点太过了。但慈禧和皇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高于光绪，死后的谥号也用了22个字，这就违反了儒家最根本的理念，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产生了宪法危机。——所以他有点惊慌。
　　
　　
　　16、（李鸿章和庆王向慈禧请示能否向日本开战）
　　慈禧：到底和小日本打不打这一仗，你们是来问这个的吧？
　　李鸿章和庆王：太后圣明。
　　慈禧：那我也实话告诉你们，我心里没底。。。。思来想去，只好把这难题交给皇上和你们了，也就是说，怎么着对付小日本，由皇上全权处理！。。。。。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六十大寿，无论如何不能碍着了！
　　庆王：奴才体会圣意是不想打喽？
　　慈禧大怒：混账！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打了？不是说，一切交给皇上做主嘛！
　　李鸿章：臣已知太后圣意，谨领懿旨。
　　
　　点评：此番对话可见慈禧之威，庆王之愚——难怪后来被袁世凯卖了还帮着数钱，直到袁指示段其瑞逼宫，要求宣统逊位才醒过来。以及李鸿章之滑。在皇权社会，老大总是这样，风险是不能担的，但权威是总是要的；责任是不用负的，但果子是应该摘的。所以，有些领导的心思，只可意味，不可言传。就看你有没有这悟性。比如说，领导的公子在外面强奸民女给人抓了，你为了讨好领导，去问领导：老大，要不要我想办法把公子给捞出来？那你就傻到家了，这不是把领导逼到墙角吗？领导也许还会说，一切找法律办事，但会恨你一辈子。如果你偷偷地把事摆平，领导知道了，兴许还会批评你，下不为例。外面有报纸吵吵嚷嚷，没准领导还会像那么回事地给你个处分。但是别急，你得好日子在后头。
　　
　　
　　17、（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京街头两旗人对话）
　　旗人甲：我家主子说，和倭寇这一仗打输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把李鸿章也打垮了，对咱们满人有好处。
　　旗人乙：这我就不懂了，为什么李鸿章垮了对咱们满人有好处呢？
　　旗人甲：弄糊涂了吧。。。。。。。。
　　
　　点评：专制社会，家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总是重于国家利益。满蒙贵族集团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意汉族大臣的力量过于强大。当年日本人全面侵华后，不是也有人高兴吗？
　　
　　
　　18、（马关条约签定后，李鸿章在全国的声讨中暂时开缺，荣禄入阁，前去拜会）
　　李鸿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办洋务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实在在放手办理过？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无有其实，不揭破不戳穿还可以敷衍一时。好像一间破屋子，靠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也可以用纸片把它裱糊得明净光鲜。即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还可以对付一阵子，如果遇到风暴袭击，这纸糊的屋子自然真像败露，不可收拾，我这个裱糊匠又有什么方法？又能负什么责任呢？
　　
　　　点评：专制腐朽的国度，僵化的制度，没落的统治者，就是有几个出色的能臣干吏，又有什么用呢？无非裱糊的技术高那么一点点而已，只能做四处灭火的救火队队长，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19、（甲午战败后，袁世凯背叛了李鸿章。但为了谋操练新式陆军统兵官的职务，前来求李鸿章）
　　袁世凯：世凯想谋那个操练新式陆军统兵官的位置，可太后老佛爷放出话，非你老人家开口，她谁也不给。
　　李鸿章：贼娘！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当年老子带领淮军打苏州城，李秀成在那里经营多年，城墙修有几丈厚，我看你的脸皮比苏州的城墙还厚。你不光脸皮厚，心也黑，手也毒。。。。。。
　　
　　点评：不皮厚心黑手毒，怎能成大事呢？最后李鸿章还是帮了老袁的忙，就是看中了他这三项在当时满朝人物中，绝对是全能冠军，所以撇开个人恩怨。李鸿章真为国着想呀。
　　
　　
　　20、（徐锡麟询问恩铭立宪是真还是假）
　　恩铭：“老佛爷今年七十三啦。再过十二年，老佛爷自己也估摸着活不到那日子。到那时，管它洪水滔天！可在十二年预备期内，你要搞三权分立，却是绝无可能。你说这立宪是真是假？”
　　徐锡麟：那什么才是真的？
　　恩铭：抓权才是真的。。。。。那帮记者，懂得什么朝政，懂得什么官场，懂得什么政治。
　　徐锡麟：朝廷的权力之争，为什么要利用康先生和梁先生。
　　恩铭：利用？官场就是战场，政治就是屠杀。打仗用什么？用剑，用刀，用长矛，用枪，用子弹；官场用什么，用智慧、用阴谋、用权力，从来不招面，背后捅刀子。你要是胆小，就别在官场上混！
　　
　　———恩铭不愧是晚清满族“五杰”之一，对汉族几千年的官场文化领悟如此之透，凭什么说人家是“鞑奴”？一个靠十几万披甲人起于黑水白山的民族，一个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进化到玩政治游戏、用权谋比政治早熟的汉族人还厉害。这个民族就不可救药地堕落了。
　　
　　
　　
　　21、（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冯煦和联裕审他）
　　徐锡麟：我们满腔热血，为的是什么？为了大清富强，不再受人侮辱！可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被骗得好苦呀！冯大人，你记住，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
　　。。。。。。。。。
　　冯煦：大清要立宪，就因为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嘛！革命是什么？是杀人放火！腐败是不好，可腐败一点，总比千百万人头落地好吗！这点常识。。。。。。
　　徐锡麟：立宪就是立宪，岂是婊子给自己立牌坊！可你们这个牌坊还真骗了不少人，至今还有千千万万热血青年蒙在鼓里。我杀恩铭，是绝望，也是警钟，告诉我的同道中人，醒醒吧，大清没救了！只有推翻它，我煌煌华夏才有真正的宪政！
　　
　　———所有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喜欢假当时最先进的名义行独裁之实。封建时代受命于天，有了宪政，就立宪政这个牌坊。民主吃香，就说自己是民主国家——朝鲜还是“民主主义共和国”。腐败有理的理论好像不仅仅清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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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真相 蒋介石集团“保卫南京”的分歧[转帖]

　　2007年12月13日 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在世界现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曾经像中国南京这样惨遭异族军队的杀戮和蹂躏。当这座城市陷落之后，这里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70年过去了，仍然有人妄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相，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更有理由知道，公元1937年的南京，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南京大屠杀是60多年前侵华日军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难以泯灭的伤痛。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里，收录了日本海军航空队1937年8月14日23时30分下达的一道紧急作战命令。这道命令要求20架轰炸机第二天从本土长崎基地起飞，袭击中国首都南京。

　　杀戮之前 日本侨民被中国政府护送离开南京

　　就在南京首次被日军空袭的当天，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同时一起撤离的日本侨民团参事庄司得二在他撰写的《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也就是说在中日关系不断走向战争、恶化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还是用人道的、宽容的方式来对待日本。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这是野蛮与和平，侵略与爱好自由独立，这样一种，中日双方的这样一种对比。

　　在南京之前 那些惨遭凌辱的中华城池

　　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前的一个月零八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只是那时候对于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战争似乎还离得比较遥远。然而，随着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战火一下子蔓延到了上海，人们这才感到南京已被战争的乌云所笼罩。

　　金新果（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在日军首次空袭南京的前两天，也就是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在上海拉开序幕。日本内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对淞沪地区的进攻。日军妄想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企图，在中国军民的坚强抵抗下遭到了粉碎。

　　日军不断向淞沪地区增兵，至10月中旬，其总兵力已达6个师团20万人，其兵力调动规模是空前的。

　　就在日军飞机8月15日悍然轰炸南京的同一天，日本首相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公然表示要采取断然措施打击中国；

　　从这一天开始，日军对南京实行了不分青红皂白、残酷野蛮的轰炸。机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广播电台、火车站、自来水厂、发电厂，甚至连市民居住密集的新街口等地都遭到轰炸。

　　就在南京连续遭受轰炸期间，淞沪会战正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赴汤蹈火，奋勇抗敌。

　　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感慨地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象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实施登陆作战。这一突然的战术动作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迫使主力部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向西撤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

　　上海的陷落使相距300多公里外的中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由松井石根率领的日军立即开始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

　　还是在松井石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这位身患肺病、一度被日本军部冷落的日本军人便狂妄地宣称：\"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以松井石根为首的华中方面军各路部队的指挥官们，为争夺攻入南京的头功，纷纷鼓动部下向南京进发。

　　日军分三路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南京，右路沿京沪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水进攻；左路由太湖南侧迂回，对三面环山，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

　　狂热的日军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向西进击。参与进攻的日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上等兵曾根一夫是当时参加征收的日军士兵之一，他在《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一书中写道：\"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

　　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闯进当地平民家中，他们一路烧杀淫掠，无锡，江阴，常州，镇江……秀丽的江南河山，被日军糟蹋得残破不堪。

　　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城，横遭劫掠。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侨撰文说：他第一次回到被日军占领的苏州时，倒毙街头的尸体已经摆了十天以上，街上的野狗也明显地肥了许多。

　　蒋介石集团内部对“保卫南京”的分歧与争锋

　　淞沪会战还没有结束，日本军部已经开始组建华中方面军，并且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这说明日军早就制定了将战事从上海向华中其他地区扩大的计划。上海沦陷后，首都南京的防御问题摆在了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的面前。

　　这里是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官邸。1937年11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在这里连续召开了3次最高国防会议，商讨保卫南京的方案。

　　会议气氛显得紧张沉闷。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将领主张放弃南京，甚至连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也同样不主张防守南京。

　　蒋介石没有就此做出什么决定，只是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

　　会议陷入僵局，蒋介石犹豫再三，左右为难。

　　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最终站出来，他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墓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我愿意勉为其难，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

　　其实，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早就预感到，如果中日战事一旦爆发，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必然会沿着京杭国道，由东向西攻击南京。

　　金新果（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早在193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拟制了《首都要塞计划》，就是以日军侵略中国为背景的。这个计划的战略思想是：以淞沪地区为作战前沿，以吴福线、澄锡线（锡澄线）作为拱卫首都的两道国防防御线。

　　按照当时制定的这个《首都要塞计划》，南京保卫战不应该在距离南京这样近的地方打响，而日军也绝不会这么快就兵临城下。

　　章伯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可是由于淞沪抗战的仓促撤退，整个打乱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既定的作战部署。国防线，完全没有起到作用。部队的仓促撤退，很快地就靠近南京城边。

　　蒋介石放弃南京 留守军人血染雨花台

　　随着日军向南京方向快速推进，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

　　10天以后，12月1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同时，下达了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的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命令。第二天，日皇裕仁的叔叔朝香宫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此时，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早已在杀向南京的途中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部队陆续汇集了13个建制师和15个建制团，共15万人保卫首都。

　　这其中，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87师、88师和36师，以及由陆军学校35000余名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

　　由于这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而用唐生智这位出身于湖南的地方将领，来指挥中央嫡系和其他地方部队，实在令人担忧。

　　12月7日，日军攻击部队已经逐渐突破了南京的外围防线。

　　这天凌晨，蒋介石夫妇乘坐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江西。指导修筑南京防卫阵地的、以法肯豪森为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此期间也秘密离开南京。一两天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南京市政府要员们，也全部从南京撤离。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12月8日，日本的军队完全地占领了南京的外围阵地，就在这一天呢，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把外围的中国军队撤退到南京复廓阵地上来，他准备以南京的城垣为依托，同日本军队进行最后的较量。

　　12月10日午后1点，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发起总攻。

　　占领了汤山的日军第16师团，突破第66军的防线，向教导总队驻守的马群、孝陵卫一带高地攻击，直逼紫金山主峰；占领了淳化镇的日军第3、第9师团突破83军的防线，向光华门进攻；占领了江宁的日军第114师团突破74军的防线，向通济门进攻；日军第6师团则突破58师防线由正南方猛攻88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

　　12月12日黎明，在赛公桥阵地上，51师302团团长程智被打断了3根手指，但他仍然率领战士跳出战壕，对日军实施反冲锋。就在这时候，他被迎面的一串子弹射中，鲜血顿时染红了阵地。

　　早在开赴淞沪战场作战时，程智给怀有身孕的妻子写信说：总算等到了与日寇交手的一天，此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余决心以七尺之躯许国，惟盼吾妻能顺利分娩，所生勿论男女，望善抚之，以继余志。

　　战事最为惨烈的，要数雨花台、紫金山和光华门这几个地方。

　　当谷寿夫率领的日军第6师团攻打到雨花台阵地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是刚从淞沪战场转战到这里的第88师和第51师。

　　朱赤，88师262旅少将旅长，这位素有儒将之称的中国军官，对中西哲学颇有研究，而在铁血疆场上，他是一员勇猛无畏的骁将。当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朱赤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将导火索串连起来，把冲到阵地前沿的日军炸得血肉横飞。最后，守军弹尽援绝，朱赤和大部分官兵以身殉国。

　　蔡炽甫（南京保卫战老兵）：雨花台是先失守，到后来呢中华门、光华门吃紧，那么反复，攻守都反复了好多次，拉锯战的样子。敌人呢死伤也不少，我们的兵呢也死伤不少，这都是肉搏战，所以是相当惨烈的。

　　1937年冬季的南京，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与日军作了殊死的拼杀。

　　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在日军施放燃烧弹时岿然不动，一位军官在熊熊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

　　\"紫金山就是紫金山，决不是富士山！\"

　　
　　挹江门城门洞里尸体堆积一米多高。

　　南京保卫战中的重大失误 壮士恨 男儿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1日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但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一天以后，雨花台失守，紫金山主峰危在旦夕，日军正在形成对南京的四面合围。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章伯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南京作为一座孤城，被日三路大军包围，想要坚守，长期坚守，是不可能的。

　　孙宅巍（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在唐生智事先拟定好的撤退令当中，实际上是贯彻了一个\"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这个原则，这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在口头下达这个撤退令的时候，唐生智呢，又追加了一些内容，多允许了一些部队可以渡江，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这个局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运输能力不能允许的。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支得以全身而退，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但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蔡炽甫（南京保卫战老兵）：那天晚上，军民大家都撤退嘛。大家都拥在挹江门。

　　骆中洋（南京保卫战老兵）：我们那时候在城墙上啊，用救火机的那个布带子，挂在城墙上。慢慢慢慢、慢慢地，手拉的拉不动的时候就夹住，再夹不住就用牙齿咬住，咬住这个帆布带喘喘气。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目睹了中国守军撤退的状况，他在报道中描述：

　　下午4点半左右崩溃开始了。起初还是较有秩序的撤退，但在日落时分就变成了溃逃。溃逃的军队想到日军在后面追击，把多余的装备全扔掉。不一会，马路上到处是被中国军队扔掉的背包、弹药袋、手榴弹和军服。

　　骆中洋（南京保卫战老兵）：过江那个船人也满了，又不开。船就差一点点（进）水，我说过去也危险。还有的人啊，用木排过江的也有。

　　冰冷的江水诉说着中国军人的千古悲歌。

　　那些侥幸找到工具渡江的人，也是九死一生。日本海军已经封锁江面；日军飞机就在上空盘旋；第16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江边，这个师团第33联队的平山仁三郎说：\"我们从陆上'啪啪'射击，军舰上也发炮，……鲜血染红了扬子江\"。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宪兵部队在后来总结教训时写道：

　　\"用仅仅一个挹江门做为撤退10万军队的通道，是不可想象的，\"\"渡河准备不充分，致十余万大军云集江边，均无船可渡……\"

　　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当晚从下关乘船渡过长江脱险。在撤离南京的江轮上，他沉默无语，痛苦不堪。在他身后的对岸，就是正遭受日军轰炸和炮击，四处起火，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的南京城。

　　后来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金新果（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在兵力上、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很大。在主观上，中国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在作战指挥上以及在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整个南京保卫战变成了一场\"混战\"。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京保卫战，它有它的正面的意义。最重要的正面意义，首先中国政府在这个地方，实行了抵抗，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中国政府不投降，坚持抗战的政治上的一种决心。而且留守在南京地区的中国军队，十几万人，前面经过三个多月的淞沪血战，他们已经是伤残累累。用伤残累累的这样一些部队，来继续进行这样一些抵抗。而我们担负这样一个沉重任务的中国军队呢，确确实实，是恪尽职守，尽了自己最大的决心。

　　附录

　　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少将以上指挥官：

　　肖山令 姚中英

　　朱赤 高致嵩 易安华 司徒非 罗策群

　　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南京，城垣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

　　在黑暗的火光中，日本军队蜂拥入城。

　　在中山门城门的铁扉上，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用白漆写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

　　1937年12月13日，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无可挽回地陷落了。这个帝王之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军队所占领。面对南京市民的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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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焰：“中国的影帝、中国的驸马” [转帖]

　　金焰：“中国的影帝、中国的驸马”

　　　　这部书的作者是“中国电影皇帝”金焰的侄外孙女、韩国女子朴圭媛。当她第一次看到金焰的照片时，她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但她认为必须要将三外公金焰的事情记录下来。为此，她走访了中国、美国和加拿大几十次，收集了很多资料，耗尽十余年心血终成此书，本书荣获大韩民国首届（2003）“年度纪实文

　　学”大奖。

　　　　17岁的金焰来到上海电影界，22岁就成了中国电影皇帝，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电影演员。

　　看过金焰的纪录片《上海电影皇帝金焰》（1996年4月28日播出）后，我总感觉自己飘浮在空中，每天都要看上几遍《特别星期天》的录像。看的次数越多，对他的向往也越深，每当看录像的时候，莫名的遗憾与惋惜也随之涌来。起初是因为对他有了很多新发现而感到高兴，后来，随着观看录像的次数增多，更多地去了解他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通过纪录片，我了解到的金焰是这样的：

　　在中国，他是公认的最佳演员；作为抗日志士金弼淳的儿子，1910年出生于首尔；两岁时随父亲移居中国；长大后在那里成为明星，获得了“电影皇帝”称号，但在韩国国内几乎没人知道他；如果到中国振兴电影公司，就能找到关于他的很多资料。

　　1992年，在张曼玉获得柏林电影节上最佳女主角奖的影片《阮玲玉》中就有影片《大路》的一个片断，影片中可以看到跟阮玲玉合作的男主角金焰。

　　在上海，金焰的遗孀秦怡还健在。KBS电视台也曾经播放过秦怡主演的影片《梦非梦》，秦怡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影坛。

　　上海电影制片厂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厂制作的所有电影胶片，而金焰在解放前已经是深入人心的电影演员。他在中国观众中声望极高，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成立后，获此殊荣的演员只有三个人，他们的行政待遇比长官还要高。

　　中国的很多电影图书和人名辞典中，收录“金焰”这一词条的时候下面都带有“电影皇帝”这一称谓。1932年，《电声日报》举办了“观众评选最受欢迎电影明星”活动，在历时一年的投票结束后，金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观众心目中的“影帝”，当年他才22岁。当他24岁的时候，又在“观众最喜爱的演员”、“最英俊的演员”、“最想结交的朋友”等诸项评选活动中，赢得了最高的人气。观众被他高贵的气质、平和的笑容和一流的演技所迷倒，他尤其成为年轻观众的偶像。

　　30年代的电影报刊尤其钟爱金焰，特别是他主演的电影《大路》，从1934年开机到1935年全面上映，受到了各类报刊的密切跟踪报道。在中国电影史上，《大路》不可逾越。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是首部抗日题材电影，把中国三十年代电影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金焰本人来说，它是突出反映年轻金焰的表演世界和演技风格的典型作品。

　　金焰是中国早期电影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是中国进步电影的代表人物，他的电影反映了反封建、反压迫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当年，金焰之所以受观众喜爱，绝不仅仅因为他的俊朗外表，更是由于他率先主演了《大路》、《壮志凌云》等多部具有代表意义的抗日题材电影，中国人从他的身上发现了抵御外侮、建设新社会的进步思想。当时，他是许多人的行为表率，青少年和大学生们尤其喜欢模仿金焰的言行举止。

　　金焰在选择剧本时非常谨慎。当时，他倾向于左翼剧作家田汉和《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的进步思想，他给自己取的第一个艺名是金迅，就是他对鲁迅先生尊崇敬意的直接表达。

　　他的抗日思想比其他艺人来得更强烈。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日益表现出赤裸裸的侵略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中国人感到无比愤怒，金焰就借助电影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畅快淋漓的抨击。他的风格与传统演员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是弱势的朝鲜人，影片中他所诠释的大多是被压迫、但一定会抗争到底的角色。那么，从金焰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有别于其他演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现在定居北京的他的妹妹金路的回忆，父亲金弼淳曾经参加过独立运动团体“新民会”，1912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追捕，从朝鲜首尔举家移居到了中国西间岛的通化。他曾经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把自己的行医收入全部捐给了独立运动团体。后来，全家人再次遇险时，又逃亡至北满洲的齐齐哈尔（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据悉，当年移居来的朝鲜族后代至今扎根在北满洲的那个深山沟里。

　　1916年，金弼淳立志在当地建设朝鲜人理想村，以此作为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在买进一些土地和俄罗斯产农具、吸收三十多户朝鲜族贫农家庭后，金弼淳自己开医院，让妻子和母亲指导那些农家的生产和生活。1919年，开始建设理想村的第三年，金弼淳不幸遭到了日本人的毒害。

　　从此，全家人的生计没了着落。骤然间，赡养婆婆和养育七个子女的重担落在了金焰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而母亲的抚养能力是有限的，最后全家人只好各奔东西。当年，只有十三岁的金焰投奔到上海的二姑家（金弼淳的妹妹金淳爱与金奎植结合的家）。后来，二姑家搬到天津，金焰就在天津邂逅了朝鲜的革命家、思想家金山先生。

　　据金山先生回忆，在天津南开中学遇到的金焰小自己五岁，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少年。在一次赛跑中，一个调皮的中国学生忌妒金焰跑第一，骂他是“日本走狗”，盛怒的金焰当场把那个学生打翻在地，这件事情还导致了朝鲜学生集体撤出学校的骚动。

　　当时，金焰不仅在体育上，在艺术领域中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足球、篮球、游泳、绘画、小提琴以及口琴，他样样在行。十七岁那年，空有满身才华、一无所有的他，怀揣着朋友们帮他筹备的七块大洋和写给一名电影导演的推荐信，登上了开往电影之都上海的轮船。

　　1927年，金焰到达的上海是东方最繁华的国际都市，是多种文化交融、多种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是西方文化输入东方的“港口”。尽管上海包罗万象、看起来遍地是机遇，但从零做起谈何容易。为了进入电影圈，他从场记做起，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演个配角。在他成名之后，某个电影杂志这样描述那段艰苦日子：

　　在上海弄堂的小饭店里，一个已经饿了好几顿的年轻人吃完饭后，由于身无分文，只好赊账离开。那个年轻人直到大年三十也无法还上饭钱，只好当掉身上的棉袄。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青年在几年后居然登上中国电影皇帝的宝座。

　　在20年代，中国的电影市场美国电影当道。上海滩虽有几家影片公司，可制作水平非常落后。当时，中国每年上映的五百部电影中，国产电影只占50部，而国产电影也多是粗制滥造的神怪武侠和鸳鸯蝴蝶的片子。

　　1927年，金焰出演首部影片《热血男儿》，以配角的身份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后，他还演过几部话剧。后来，有位电影导演看中了他在《热血男儿》中的表现，那个伯乐就是孙瑜导演。这位留美归来的年轻导演转变了金焰的人生轨道。

　　孙瑜在1929年的《风流剑客》和1930年的《闲草野花》中，先后起用金焰出演男主角。《闲花野草》是中国的首部有声电影，也是金焰和阮玲玉真正意义上的出道作品，影片在上映后大获成功。此后，金焰主演的《恋爱与义务》、《一剪梅》、《野玫瑰》、《桃花泣血记》、《银汉双星》、《三个摩登女性》等影片频频告捷，他的人气也随之急剧上升。

　　金焰和孙瑜，是那个电影时代的黄金搭档，他们合作的每部电影都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璀璨的印记。在金焰出道之前，中国的男演员们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让人耳目一新的金焰出现以后，观众多了起来，特别是众多知识分子成了他的影迷。

　　在《野草闲花》中，与金焰一起出演的阮玲玉是当年的无冕影后，于是两人成了最佳的银幕搭档，孙瑜、金焰和阮玲玉三个人连手迎来了30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在30年代是女演员的全盛期，阮玲玉、胡蝶、王人美、黎莉莉、林楚楚等一批“银屏女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男演员中，金焰的人气却独领风骚，他以朴素、热情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再加上他精通体育、无所不通的音乐天分，更令观众欣喜若狂。他不仅是中国年轻观众崇拜的偶像，也是年轻演员争相模仿的榜样。

　　1931年，出演孙瑜导演的电影《野玫瑰》时，金焰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伴侣王人美，王人美也爱上了思想进步、为人质朴的金焰。在日本飞机频繁空袭的上海，1933年除夕的电影人辞岁同乐会上，金焰和王人美在孙瑜导演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

　　1935年12月，日寇变本加厉地大肆侵略，北京爆发了“学生抗日游行（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抵制日货和抗日运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当年11月，上海周边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变成一片废墟。

　　后来，日本少佐要金焰出演“日中合作”电影，金焰坚决拒绝，后来，毅然与王人美逃离上海前往香港，那是1938年的事情。这就是上海电影人的“南行记”，为香港电影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一直到日本投降，金焰和王人美辗转于桂林、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地。但是，这对患难夫妻最终还是劳燕分飞。

　　抗战结束后，金焰回到上海。不久后结识同行秦怡，与她喜结连理。秦怡也是再婚，与前任丈夫生下女儿斐斐，与金焰结婚后又有了儿子金捷。

　　新中国成立后，金焰接连主演了《大地重光》、《伟大的起点》、《母亲》、《暴风雨中的雄鹰》等影片。从1929年出道，到1962年告别影坛，在这33年时间里，他共出演了46部影片。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附马”。

　　和秦怡过着幸福生活的金焰，作为中国影坛的顶梁柱之一，正活跃于影坛之际，却遭遇了又一场劫难。由于拍摄辛苦，而且平时没有注意有些贪杯，患了胃溃疡。1962年，在一次手术中出现医疗事故，胃神经被切断，饭后他只能平躺，感觉不到是饥还是饱。从此，金焰的晚年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早在30年代，用“蓝苹”的艺名做过演员但并未成功的江青，肃清和镇压了熟知她那段历史的田汉、蔡楚生等金焰的圈内朋友和同事们。金焰和秦怡也被关进了上海附近的隔离收容所。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金焰一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当时，年少的儿子金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由于身边没有父母和亲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在他成年后也没有好转，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的不舍也没能延续金焰的生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金焰非常思念离散的家族。

　　夫人秦怡说：“随着病情加重，他似乎更加思念失散的亲人，但他很少表现出来。后来，在两国建交之前，他通过美国的亲戚，艰难地跟韩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他去世后，打开信箱一看，里面有从韩国寄来的信件和200美元。”

　　给他邮件的是大姑家的表哥徐载贤，小时候他曾经跟金焰一起在上海长大。遗憾的是，他虽然和金焰取得了联系，但那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没有办法到上海去探望金焰。

　　晚年，金焰又患上了肺气肿，受尽病魔的折磨后，1983年12月27日与世长辞。因为向往熊熊燃烧的火焰般的人生而取名“金色火焰”的电影演员金焰，用自己的电影征服了中国观众的朝鲜人“电影皇帝”。这位电影皇帝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金焰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本文摘自《寻找我的外公：中国电影皇帝金焰》，［韩］朴圭媛著，石美玉、赵学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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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民主改[转帖]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

　　　　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叛乱后，中央政府为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彻底解放西藏农奴，使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在西藏彻底平息叛乱的同时，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进程是随着平叛而逐步展开的，首先是在已经平息叛乱的拉萨、山南地区农村和曾经参加叛乱的寺庙里进行，然后在其

　　他城镇、牧区、边境地区进行。中央提出改革的方针、政策后，西藏工委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民主改革的胜利，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跨越。

　　西藏旧的社会制度是必须改革的，不改革，西藏不能进步和发展，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早在1951年5月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就规定了改革的条款；但同时又明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2年中央特决定：“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在全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中央又提出，西藏的改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毛泽东特别强调，西藏的改革应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他还针对西藏上层的顾虑，反复指出西藏的改革不同于内地，“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指以后划分的农奴主、代理人）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官”。“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等等。毛泽东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这些话，中央之所以如此耐心等待，并一再推延西藏民主改革时间，无非是教育和期待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逐渐赞同并接受中央提出的原则，“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以求保持所谓最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直至悍然发动以实现“西藏独立”为目的的全面武装叛乱，从而由他们自己敲响了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

　　　　对此，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局势迫使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的战争”。“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

　　毛泽东深刻剖析西藏的社会结构，针对社会生产力低下、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极其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社会制度指出：“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做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制度，能够允许其永远存在而不改革吗？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说：“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中央还明确指出：民主改革要“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所有的耕地、房屋、耕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分子，应该经过和他们协商，将土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和农具分给农民，废除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对于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表现进步并且政治上还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分子，可采取赎买的办法”。不久，中央又决定“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一律仿照内地对待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中央对牧区、寺庙的民主改革以及对待工商业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平叛开始，正值西藏高原春耕播种季节。农奴群众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平叛胜利了，将要实行土改；焦急的是正当春耕大忙季节，三大领主不敢经营土地了，农奴缺少种子、耕畜、农具等，难以播种，如果地种不上，秋后没饭吃。拉萨市委负责人惠毅然、何祖荫到郊区蔡公堂和堆龙德庆的羊达等地调查了解这一情况并征求意见，群众一致的意见是：先把地种上，秋后谁种谁收，不影响土改。市委将此意见上报了工委。西藏工委立即于4月4日报请中央批准，在1959年对参加叛乱者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政策。同时，迅速以军管会名义宣布没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的土地，由农民耕种，实行谁种谁收，未叛的贵族、寺庙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就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当年农区适时春耕播种。4月17日，西藏工委发出《对当前平叛中有关农业生产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保证所有耕地及时耕种好。为此，工委、军区及时向各地派出军事代表，经过与农奴群众酝酿，由他们在平叛和生产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提名，经军代表审批后，成立各乡、镇的平叛生产委员会。这样，各地先后组织了上千个平叛生产委员会，领导当地平息叛乱、维护治安和生产等工作，保证平叛生产两不误。

　　毛泽东极其关心藏区的情况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确定问题，特地于4月7日致信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索要有关藏区情况的13个方面的材料：（1）西藏的人口；（2）西藏面积；（3）农奴制内容；（4）喇嘛人数；（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6）寺庙对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寺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8）藏军的经费来源；（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0）剥削阶级中的左、中、右派比例；（11）滇、川、甘、青各省的藏人数字；（12）以上四省藏区的面积；（13）青、甘、川省藏区寺庙诉苦运动情况。毛主席还指示新华总社要长期调查研究藏区情况。

　　4月下旬至5月上旬，西藏工委讨论拟定了《关于在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十三项政策”），就接管旧政权、调整行政区划、对旧官员和对叛乱分子的处理、交通运输、财经工作、涉外事宜、收缴枪支、建立地方武装、农牧区工作、寺庙改革、组织机构和干部的调配等十三个方面，制订了平叛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草案提出：关于农村工作，当前要有重点地掀起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肃清叛乱分子，打掉反动上层的威风，树立贫苦农奴的优势，搞好生产,为土地改革打好基础；关于牧区改革，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保护牲畜，未参叛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关于寺庙问题，总的任务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庙的叛乱，摧毁寺庙的封建特权。中共中央于5月31日批准了这个草案，认为所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为做好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西藏工委于1959年5月中旬通知各分工委，要求在近日内查告当地三大领主占有土地、耕畜、农具、粮食情况，贵族和寺庙参加叛乱情况，以及大差巴的人数、占有土地、耕畜、农具、房屋和剥削等情况。紧接着，西藏工委副书记张国华、周仁山和军区副政委詹化雨于5月15日至6月3日到山南的贡噶、乃东、扎囊、隆子等地农村，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访问贫苦农奴及爱国上层人士，调查阶级状况，为制订民主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做准备。

　　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和《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8月27日，西藏工委提出了《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报告规定：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根据是叛乱与未叛乱的区别，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叛乱与未叛乱是基本界限。因此，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所有耕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含奴隶）所有。对于叛乱的贵族的耕地、房屋、耕畜、农具，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所有。而对未叛乱的贵族的耕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农具，实行赎买后分给农奴所有。对寺庙所属的耕地、房屋、农具、耕畜，也按叛乱与未叛的界限，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分配给农奴所有。9月5日，张国华、谭冠三和到西藏进行调研的汪锋，向中央报告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若干问题（包括赎买价格、牧区工作、宗教问题、废除债务、培养藏族干部等）。这两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原则批准。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于9月22日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和《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要文件。《实施办法》明确指出：“西藏地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封建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9月上旬至11月上旬，西藏工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规定，并先后获得中央批准。

　　这些政策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在农业区的改革，只划分农奴主阶级（包括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农奴阶级（包括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奴隶），而不划富农阶级。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改革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巩固地团结中等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废除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对叛乱农奴主的土地，一律没收分给农奴。对未叛乱农奴主的土地，除其应留的一份外，多余部分实行赎买，分给农奴。

　　牧区（包括半农半牧区）的民主改革，实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两利”政策。没收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的牲畜，除抽出一部分给贫苦牧民外，谁放牧归谁所有。在牧区不分配牲畜和牧场，对牧主不斗争，不公开划分阶级。整个牧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不变，以稳定牧业，保证人畜两旺。

　　对寺庙的民主改革，除少数上层僧侣外，多数是中下层和贫苦僧尼，不划分阶级。民主改革中，实行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等级压迫账、经济剥削账的“三反三算”政策，彻底废除寺庙的剥削压迫和封建特权制度。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寺庙向各地摊派群众为僧的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为僧。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选举民主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对留寺僧尼的生活，由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解决。

　　在拉萨、江孜、昌都等城镇，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的“四反”运动。保护工商业，安置贫民、乞丐，处理游民，组织就业，扶持手工业，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工商业，逐步进行市场管理。

　　对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实行更加稳慎、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并推迟进行。

　　西藏的党、政、军、民在西藏工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贯彻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积极稳妥地进行工作，并严格地进行了复查，从而保证了民主改革任务的健康发展，顺利完成。

　　　（摘自《解放西藏史》， 中**史出版社2008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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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被袭前美国政府不敢违背美国的民意卷入二战,后来却敢卷入越南内战[转帖]

大家知道，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对美战争——太平洋战争前，罗斯福、美国政府早就希望美国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对日作战，甚至有人说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美国政府是知道日军立即将到珍珠港实施偷袭的，但美国政府故意不通知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作迎敌的准备。珍珠港被袭前美国政府为何不敢下令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的民意，因为 此前大多数美国民众不想使自己生活在战争状态、战乱状态下，不想本国卷入战火之中。
大家也知道，越南战争原本是南越与北越之间所打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原本是南朝鲜和北朝鲜之间所打的内战，但美国政府却命令美军参加了这两场战争，大多数美国民众是反对美国参加这两场战争的，尤其是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但是美国政府这时为何却敢不顾民意、使自己国家卷入朝战和越战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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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并非“资本主义” [转帖]

　　作者：秦晖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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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英雄与民族悲情[转帖]

有人说，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汉、1618年以前的努尔哈赤应视为民族英雄。因为那时他们所做到事业主要是统一本民族。还没有发动对他民族的侵略屠杀战争。如按此类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们汉族从来没有把他们列入民族英雄。固然，这三个皇帝的统一事业是正面的。但当华夏民族只把岳飞等视为民族英雄时，这里面首先深深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悲情。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大概都难幸免于这样三种战争的戕害。一是王朝或贵族间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战争。二是底层民众难忍统治阶级的压榨盘剥而举行的起义。三是民族间侵害与反侵害的战争。当然，有些战争会同时具有以上某两种乃至三种的性质。战火烽起、兵燹遍地之时最遭荼毒的还是底层民众。然而这三种战争相对而言，还是以民族战争最为残酷。

第一类战争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尤其在秦汉以后，华夏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已经形成，王朝之间的并吞战争往往不以杀戮为目的，只要对方肯臣服交权，事情会有戏剧般的结果。这在隋、宋两代的统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纵观秦汉两千年以降，此类战争表现得较为残酷的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明初的“靖难之役”。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至于中唐以后藩镇战争的残酷，则很大程度上是渗入了民族因素，当作别论。

第二类战争也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其最经常的表现是王朝对起义军“招安”。而由于有汉高祖起自民间的先例，士人可以不认为非皇族贵胄不能得天下。故出身低微如朱元璋者也有可能是“真命天子”。这就使农民起义有向王朝战争转化的可能。明末农民起义起初被视流贼，但当势力坐大之时，明庭的武将文臣都审时度势，伺机改换门庭。如1644年2月大顺军自北路入京。途中“戈甲坚利、将士雄豪”的大同最令李自成忧心不已。但没想到大同总兵姜穰体认明庭气数已尽，遂开门献关。以至大顺军迅达北京城下。

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它缺乏这样的妥协机制。这是由于，(1)相当比率的民族战争并不以王权转移为目的。其目标就是烧杀掳掠，即使没有进行反抗或已正式投降也逃不过被屠杀的噩运。如1630年满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时就把城中已投降的汉民和明庭官吏全部屠杀，(仅孟乔芳等三人幸免。孟乔芳后官至陕西总督，为清庭平定西北立下汗马功劳)。(2)尽管华夏民族中汉奸甚多，尤其是明季之末。但还是有某一数量的士人持“华夷之辨”，投降有一定的心里障碍。一些百姓也不愿沦为异族的奴才，故反抗尤会激烈。(如江阴、嘉定等地)而这又将会招致更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自汉代以降在第一、第二类战争中较少有屠城战例。而在宋末、明末的民族战争中屠城惨祸则不胜枚举。如1642年松锦之战后，皇太极下令对这两城中除属祖大寿族系者外一律屠杀。一时间，毫无反抗力的汉人民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还不仅在于它杀人之多，还在于它杀人的纯兽性。黄巢、张献忠起义亦是杀人如麻。但这种杀人系有一定的社会成因，即它是在此之前社会阶级矛盾积累的渲泄，以及战场仇恨的延续。第三类战争则不然。和平善良的汉族黎民根本没有冒犯过北方游牧民族，而他们被后者惨无人道地掳掠屠杀则纯粹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这完全区别于农民起义军和官吏富豪之间的仇杀。成吉思汉的名言为此类暴行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令其亲属痛不欲生，再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

暂且撇开自然因素，仅就社会因素而论，是谁对华夏黎民造成的灾祸最大？是华夏的封建统治者吗？毫无疑问，农耕的汉族黎民所受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帝王贵族官吏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使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以至华夏黎民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中代代相传，沉淀下了远非强壮的体质。

然而封建统治也有清明宽松之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为代表。从而也会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即使是备受抨击的明代，也有明宣宗、明穆宗相当关心民间疾苦。减免税粮、安置流民、抑制兼并，使底层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就算是某些昏庸的封建君主，其弊政亦并不是杀黎民之性命，毁百姓之家园。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统治者个人品质特别恶劣如杨广，或连年天灾、外族入侵参杂其中，如明末)黎民才会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揭杆而起，发动了使封建统治者与黎民百姓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而战争之后就是“让步政策”。

纵观历史，可知自秦汉两千年以降，给华夏百姓造成最大灾祸伤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其烈度使王朝战争、农民战争、和封建统治日常的剥削压榨都相形见绌。华夏民族的每一个朝代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之下。这迫使华夏民族不得不腾出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防御。从修筑万里长城到保持一支防御军队，都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生产。为支付军费中原王朝不得不增加税收，从而又加重了民间的负担，激化了华夏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这还是就相对稳定的时期而言，如果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强大到能够斩关入塞、烧杀掳掠之时，华夏黎民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会在数千里不停止地南侵呢？这系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需要，二是能力。囿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北方游牧区某些生活、生产必需品如布绢、茶叶、铁器等十分缺乏。需要从汉地获得。其正常途径有二。一是官办的“马市”、“榷场”或民间的“市易”。二是“朝贡回赐”。华夏中原王朝为了边境安宁常采取“破财消灾”的作法。让周边游牧民族派代表进京朝贡，再给予其大量的回赏。朝贡之物无非是一点北地土产如人参、貂皮、壮马，以此换取大量白银、绢帛。这种经济计量上“剪刀差”极大的“朝贡回赐”已成为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的生财之道。他们乐此不彼，甚至为了争夺朝贡的资格展开激烈的内部争夺。在中原王朝看来，这种“朝贡回赐”尽管经济上极为得不偿失，但总比游牧者寇边掳掠好。因为那样不但同样有经济损失，而且子民还会有性命之灾。更何况这种“朝贡回赐”表面上还维持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威仪，满足了华夏君主的虚荣心。(除此之外中原王朝还采用“和亲”政策。)

然而“马市榷场”、“朝贡回赐”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当他们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采取更直接了当、效果更大的方式--南侵。南侵的效果有二。一是直接以烧杀掳掠的方式攫取大量的物质财富，二是用暴力所铸造的权威迫使中原王朝签订城下之盟，给予其大量“岁币”，即按年向其交纳数万至数十万两的白银和数万至数十万匹的绢帛。当然还有更彻底的方式就是摧毁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直接对华夏黎民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

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南侵的能力。能力之一在于其性格上的强悍。这种性格的形成首先与其生活形态有关。草原放牧，策马狂奔，养成其粗犷。与豺狼虎豹为邻，养成其勇敢。北地严寒，自然条件恶劣，养成其坚忍。强悍性格形成还与其文明程度有关。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或只有初创的粗糙文字。与文明水平低下相伴的就是缺乏礼仪教养而至行为方式的躁动横蛮。游牧民族的强悍首先是用于他们各族之间和同族之内的冲突。他们“好为盗窃，互相凌劫”。“攘夺财货，兄弟交嫉”。”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兵30万被冒顿单于的40万控弦士包围于平城，几乎被俘。由此推算，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仅匈奴一族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一千八百多年以后，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由此推算女真总人口为三十万左右。1635年皇太极创蒙古八旗，实际兵员为两万五千。故当时蒙古族总人口顶多与满洲相若。经过近两千年的繁衍，汉族人口从三、四千万增至明代的在册人口六千万，实际人口一亿二千万至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塞外游牧民族的人口反减为当初的几分之一。这当与其悍战的性格导致他们之间长期、频繁的杀夺有关。汉族的中原王朝曾很不光彩地利用过北方游牧民族的悍战性。东汉时期鲜卑崛起。东汉王朝唆使鲜卑攻杀北匈奴，并以银两购买其所斩杀北匈奴的首级。后因首级重而且腐败发臭，遂改以两耳代替一首级论价。于是，鲜卑人连放牧都懒得做。专以攻杀北匈奴向东汉王朝换取银两为业。这亦是促使北匈奴败亡的原因之一。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能力之二是他们体格上相对汉族人民的强壮和普遍习武。虽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支，但由于汉人米食游牧者肉食，汉人躬耕劳作游牧者骑马奔驰，形成两者体格上的差异。汉人的日常劳动作息与武备无关，游牧者放牧时的骑马射箭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武备色彩。汉族一般民众与武人分离，游牧民族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尤其是在赵宋以后汉族贬低武夫，而游牧民族一直都以刀箭尚武为荣。南侵能力之三是其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战争动员极为简便迅速。所有战士--成年男子应召即骑马携刀箭而来。农耕的汉民族则须在和平居民中征集士兵，还要再加以训练。并从遥远的各地把士兵调集起来。南侵能力之四是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利益的明确性所铸造的高昂士气。由于游牧的运动性，使其民族的活动半径大，在很大区域内都能形成民族认同感。农耕民族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居尚且如此，遑论别州别郡了。比如令川蜀、浙闽籍的士兵长途跋涉到长城沿线去作战。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实在遥远，因而难以产生保护家乡的感觉。当地语音风俗的差别更使之产生外乡之叹。他们心中只有被迫从军离别亲人家乡的无奈，而缺乏为国家民族作战的英雄气慨。

游牧民族南侵掳掠，系属正常作业，所得各种财物亦在他们之中分配，因之有明确的利益感。作为在本土防御作战的汉军，其军纪是禁止掳掠的。汉族军队的长官从来就有克扣军量之弊，士兵给养差，得不到爱护。“被驱不异犬与鸡”，又没有掳掠分配战利品的刺激，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使之士气经常低于南侵者。

汉族的中原王朝能彻底击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只有汉朝。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于那刚形成的汉族还保持有先秦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尚武精神。其二是汉朝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是生产力的胜利。那时汉族已纯熟地掌握冶铁技术，汉兵使用的是锋利的铁兵器。匈奴不会冶铁，其士兵还多用青铜兵器。战斗时兵器相击，匈奴兵的青铜兵器锋卷刃断，汉兵即挥舞着锋利的刀剑去追斩逃窜的匈奴兵。亦正因为如此，一旦当铁兵器不再为汉族所独有，一旦当先秦战国时期留下的尚武精神磨蚀殆尽，华夏民族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就每况愈下了。更遑论赵宋以后的重文轻武、奸臣辈出，华夏民族的亡国之祸实在所难免。

在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烧杀掳掠下，无力抵御的汉民族进入了绵延千年的屈辱受虐和苍惶离难。从西晋到南宋，部份汉族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苦求生存，遂扶老携幼举家南迁。路途遥远、风餐露宿、疾病袭击、野兽侵害，多少人到毙路旁，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逃难人群从黄河到江淮，从江淮到钱塘。再越五岭过梅关直至滨海、雷州，从而形成汉民族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形成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下的颠沛流离、生灵涂炭。只要愿意正视历史事实，就可知，两千多年来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延宕脱序、生产力的破坏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害的最大祸害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在这种情况下，忠贞报国、人格完美、武艺高强、战功彪柄的岳飞就成了华夏民众心目中最受崇拜的民族英雄。

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英雄人物当不止岳飞、文天祥等。实际上还有一些比他们战功更为显赫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窦宪、明成祖等。但华夏民族并没有把他们尊为民族英雄，何故？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华夏民族在民族英雄认定中所表现出的悲情。卫青等与岳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进攻性抗击，后者是防御性抗击。前者是胜利者，后者是失败者。

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一开始就采取了防御性抗击的姿态。始于战国时期，北方诸夏各国均筑长城以防鬼方、戎狄的南下。秦始皇统一华夏后，更着手把各国长城连接起来以至万里。这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的防御心态。但是万里北疆岂会只因一堵长墙便可消灾弥难？尽管那长城砖下埋藏有无数个催人泪下的孟姜女悲惨故事，其防御功能亦只是华夏民族一厢情愿的善良幻想。无数的事实使农耕的华夏民族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遂在休身养息，积聚到足够的力量后，越长城、出朔方、入漠北，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卫青、霍去病只是基本击败了匈奴。彻底击败匈奴使之分崩瓦解、远遁欧洲的是东汉窦宪。他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兵，登燕然山刻石颂汉威德而还。明初成祖鉴于历史故事深知业已退往漠北的元蒙势力仍为中原王朝的潜在大患。遂五次率兵亲征，为明初获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人民得以挥别昔日噩梦。明成祖对待建文帝的忠臣残酷杀戮，甚至辱其妻女，其行为的确令人发指。但他为谋求华夏安宁的努力则不应磨灭。汉武帝只是深居宫中，御接战报。明成祖则是披挂亲征，并终究死于征途，确实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帝王论之，堪称千古一绝。

从纯军事观点上去考量。霍去病式的反击完全应当。消极防御并不能产生积极效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奋起反击才使中原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而与之相对的是两宋明末只进行消极防御则终难免亡国之祸。然而华夏民族悲情至深。他们关注的焦距只是定在于自己本土抗击烧杀掳掠的英雄上。而且由于华夏民族终究数次局部和全境亡国，最能体现忠肝义胆，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的是那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若，并终究慷慨赴难、以身殉国的义士。而不是那些战功赫赫、凯旋而归、晋爵封侯的人物。

其实，以反抗打击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民族的欺压而论，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人物--南北朝时代的冉闵。对于他，汉族民众都极为陌生。莫说只在高中读过中国历史的人，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他读历史不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而只是应付考试的话，也会对冉闵一无所知，因为在历史系教材中关于冉闽只有寥寥数笔。老师不讲，考试也不涉及。

冉闵是后赵皇帝石虎(羯族)的汉人养子。石虎性如野兽，对人民极为残暴。后赵国里的汉族民众真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49年，石虎死，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互相拼杀。冉闵趁机而起杀石氏一家。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反对羯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时间爆发了近半个世纪来汉人对入塞胡人肆意欺凌汉族人民的积怨，遂群起四处击杀羯人。入塞羯族入约二十万在那场暴乱中大体杀尽。在此基础上冉闵建汉人政权魏国，并联络江南东晋，促其举兵北伐、共同驱逐戎狄恢复华夏。东晋不应。冉闵只得独立面对由各游牧民族组成的为石氏复仇的联合兵团。冉闵神勇当胜项羽。经常身先士卒横冲胡人联合兵团，以少胜多十战十捷。但终究于陷入鲜卑大阵，寡不敌众，受伤被俘就戮。

时下不少蒙古族人仍把成吉思汉尊为民族英雄。以此作标准，冉闵当为华夏的民族英雄。但千多年来汉人从未尊奉冉闵。这是由于冉闵除掉石氏家族尚可称义举，但他滥杀无辜，对羯人实行灭族则确属残忍。华夏民族是个温和善良的民族，不主张纯粹的民族仇杀。华夏民族更是一个充满悲情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经常处于被凌虐的失败的地位，故很能体会一个弱势民族的悲苍。遂对冉闵的屠族行为不予认同。如果说华夏民族的悲情使之对卫青霍去病都未足尊奉，遑论颇为可议的冉闵！而在华夏民族悲情如此之深的情况下竟还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于心何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类社会才基本从森林法则中走出来。数千年历史都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恐怖血腥。华夏民族最终能挥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烧杀掳掠的噩梦和恢复自己最起码的民族尊严，系拜赐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精湛火器的发明使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再所向披靡，民主曙光的投射使人民有了划时代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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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把武士刀看中日对待历史态度:令国人羞愧[转帖]

　　2009-07-18 来源: 网易历史

　　我们总在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可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敌人后代在如何磨亮历史物证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让民族历史的遗珠在无人呵护中渐渐湮灭的。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本文摘选自《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原题：军刀

　　就在我们追寻中国远征军足迹的那段时间，在我的一位好朋友嘴里，我听到这个他本人亲历的故事。

　　朋友那天问我：还记得那把刀吗？现在开始磨了。

　　我楞了一下，哪把刀？朋友笑了，我也想起来了，哦，那把刀，那把旧旧的日本军刀，或者用日本人的说法，那把武士剑。

　　朋友大学是读的物理，毕业后屡屡放着别人垂涎的工作不务正业。他痴迷的偏爱上了收藏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旧刀具，这个看似简单的对铁片的爱好是个烧钱的行当。

　　三年前，一位专责管废品仓库的大哥拎来一把马上准备销毁的东洋刀，一条黑不啦叽的弯钢片，内行叫刀叶子，没有刀把、护手，更没有刀鞘。大哥同情他低收入的高品位爱好，专门来问他：要吗？朋友用了几个小时，清除掉刀身上已经固化的污垢，找到了记载此刀身世的铭文。根据铭文，此刀很有来头，朋友用另一把品相尚好的日本刀把这个旧东西换了下来，替它化铁去了。

　　几年来，我断断续续地从朋友那里听到这把刀近乎传奇的故事。

　　在收藏刀这个行当里，日本刀是单独的类别。说起来东洋刀还是盛唐时候从中国漂洋过海传去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在资源短缺的岛国成长起来的刀匠们把心血浇了上去，一代一代，制刀业竟臻绝美之境。日本刀师对徒弟比亲儿子都坦诚，生怕徒弟的技艺超不过自己，那会是家族的耻辱。而我们中国师傅传徒弟，都跟猫教老虎似的，一辈留一手，留到今天，用传统工艺打的刀，连切萝卜都快卷边了。结果当年祖师爷的后代，如我朋友他们这群人，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把玩起徒弟后代们的作品来。日本人也不是数典忘祖之辈，当年传到日本的原形唐大刀，一种刀剑一体的长刀，就被恭敬到近乎神圣地保存下来，理论上成了只有日本皇室才可以锻打和佩用的刀型。

　　刀师在日本是很受尊敬但发不了大财的职业。远去的武士时代给他们留下了神话一样的故事和货真价实的手艺，但几十年无仗可打的日本，有几个人愿意用能买豪华汽车的钱打刀玩呢。这一小群身怀传家绝技的大师只好在精神生活中寂寞的孤高着，其中比较年轻的一位只身来到唐刀的祖国寻根，并且留在了中国。

　　朋友的旧刀页子几经辗转送到了这位日本刀师面前。在此之前，这把刀的身世已经得到国内多位名家的认同。但三百多岁的高龄再加上几十年的废铁生活，样子实在很惨，一定要重新磨过，重新制造刀装，也就是刀鞘、刀柄和刀镡（护手）。朋友问他愿意不愿意磨这把刀，要多少钱？

　　刀师过了许多天才作答：愿意磨，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不还价。

　　天价呀！当时朋友告诉我这个价时，觉得日本人做起这类事来总有点装腔作势的味道。长这么大，见过多少磨刀的，真没有想到有人敢开出这个价码来。

　　磨刀这行当，早些年满街都是，肩膀上扛个长条板凳，一应家伙都安置在上面，边走边喊。最著名的磨刀人还跟日本人有点关系，他就是京剧《红灯记》里文武双全的八路军联络员，他用那条板凳抡趴下一圈全副武装的鬼子，然后从容的回根据地去了。总之，那不像是一个技术活儿，弄个砂轮，找块石头，脱光了膀子谁都能干。

　　结果，朋友决定出这个钱，那时候，他一年也就挣够磨这把刀的钱。他豁出去了，他要见识一下。

　　刀师开始做准备工作。他告诉朋友不要着急，准备工作不算，仅仅磨刀就要三个月。三个月！这时间够我们把铁棒磨成针了。然而就在朋友备好了钱，一心死等的时候，刀师却变卦了。他说，自己用了好几天端详这把刀，经过反复思考，最终得出结论：以他本人目前的能力和经验，没有资格完成磨这把刀的托付。实在对不起，这个钱他不挣了。

　　但人家没有撒手了事，他和朋友商量：能不能请他的师傅来看看。师傅如果愿意，肯定可以磨。他提出：由于这事责任在他，请师傅的费用他来负担，那个费用肯定比他预计的磨刀费多许多。

　　朋友说：这位刀师是讲规则的人，刀在他手里他绝不随意示人。给谁看，让不让看，他一定事先征得你的同意，而且那人什么时间来，如何看的，讲了什么话，刀师都仔细地用笔记下来。最后还刀的时候，这个书面记录也会一并交给你，以兹查证。

　　师傅真来了。看了刀之后，郑重地答应了磨刀的事。师傅说：这把刀自1630年制成至今共磨过四次。按照刀的生命，一共可以磨六次，他将磨的是第五次，前四次的磨刀师都是日本制刀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他能作为第五位刀师，像四位前辈一样在这把刀身上留下自己的标记，很荣幸。另外，他请徒弟转告朋友，磨这把刀，他不收费。

　　师傅说：这次主要是修复刀身上的氧化层、污渍和残损，不会把刀口磨得太锋利。磨好之后，他会随刀奉上全部的护理用品，拜托用心保藏。

　　刀身上不多的铭文和标记，记载着这把刀的身世和历史。外行看来不明就理，而师傅这一级的刀师看，则就如考古学家拿着残破的龟板能讲出一个王朝的兴衰沉浮。这把刀是当年日本第一大武士柳生家族打制，至今已有370岁，在日本，它已是国宝级的一流古刀。

　　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把黑乎乎的刀时，我曾说：也不知它杀没杀过人？朋友说：杀过。他指给我看刻在刀身上三个绿豆大的金色小字“二胴切”。二胴切就是两个人并排吊起来，一刀切断。这是当时武士刀的试验方法，也带点祭刀仪式的意思。两个鲜活的人，连骨头带肉齐刷刷地拦腰斩断。据说，被腰斩之后的上半截人，要很久才会死去。中国古代曾有腰斩的刑法，只施之于罪大恶极者。此酷刑要皇帝钦点才可以用。一个被腰斩为两半的犯人用手沾着身下的鲜血，在绝死前写下了三个“惨”字，让所有观斩的人一片骇然。清初的皇帝从此废除了这种酷刑。

　　二胴切还是客气的。书上记载，曾有武士人家初锻新刀，在房梁上并肩悬起一排活人，一挥之下，竟切了七个。于是那把刀被骄傲地凿上了“七胴切”的字样，是为刀中极品。

　　师傅问：“这把刀能不能卖给我？”他开了一个高价。

　　朋友说：不卖。他对我说：多少钱也不卖。

　　日本有一个刀剑宝藏协会，会员中许多都是有钱的发烧友。最近这些年，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流失海外的武士刀，几乎都是二战时被军人们带出来的刀。那时的日本军队由于战争的急速扩充，军官只发军服和枪，军刀、望远镜都要自己掏钱装备。许多世家子弟就带着家庭留下来的战刀出征，既沾了祖先的余威，又有一点为战刀添彩的愿望。结果战败的是日本，腰间的佩刀作为武器和指挥权的象征解了下来，双手交出去，留在了战胜国。在中国，抗战胜利受降的日本军刀有30万把之多，相当一部分是这种武士家族的战刀。由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与日本人没打到的地方，和自己人全打到了，这些军刀大多在战乱中散落民间。走到一些偏僻的乡间，偶尔会见到用破布缠着把子的东洋战刀倚在农家的柴扉上，干着所有切切剁剁的杂活。

　　在武士文化中，刀是武士最重要的身外之物，甚至已不是身外之物。一个坚忍的男人只有与它成为一体的时候，才是完整的武士。它既是武士摧锋破锐、陷阵杀敌的兵器，又是武士保全名誉、谢罪自杀的利刃。上阵它是武士的胆，武士战死后的灵魂又会附身在自己的刀上。意义如此，武士的后人们怎么可能让象征多少代大和武魂的战刀永远流离于海外呢。日本变身经济帝国重新崛起的时候，大量的企业家纷纷解囊捐助刀剑宝藏协会，派出专门人才前往当年的交战国细细搜寻，让武士刀悄悄回国。

　　师傅回购的提议被拒绝后，一点也没有懈怠磨刀的准备工作。磨这样的刀，不能借助任何电动工具，28道工序全部由师傅亲自动手。每一把刀的磨石都是专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至少一块以上的磨石，绝不能用另一把刀的磨石来替代。更绝的是，为了让磨石天衣无缝地适合这一把刀，师傅亲自动手，重新锻打了一把与要磨的刀钢质、工艺、形状近乎一样的新刀，用来做研磨磨石的坯刀。他要在这把坯刀上把磨石调到量身订制的弧度和硬度，才施用于要磨的那把刀。这把全新的坯刀，也将在磨刀全程结束后赠送给朋友。

　　这位刀师傅在今天的日本刀界，屈指可数，他打的刀，每一把都可以进入名刀的行列。更何况他为了求得与原刀一样的质量，要完全按照三百多年前的古法来打制，如果换算成金钱，已经不知几何。

　　在古代，每一把好刀的诞生都是刀师家族智慧、心血与体力的结晶。我们中国有句“百炼成钢”的老话，讲的就是让铁变成钢的过程。刀师先要用带风箱的焦炭炉把铁条烧至白中泛蓝的青色，就是成语中“炉火纯青”的境界，这时候，铁会变得软绵绵的，然后拖出来打成薄薄的铁片，对折再烧，再打，如此像和面一样往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在高温和重击过程中，铁中的杂质不断被去除，又在每一次锤打中加上只有刀师才晓得密方的一些极细碎的粉末，折叠锻打使之均匀地渗进刀身里，专业名词叫渗碳，让那条铁变身成为既韧且硬的合金钢。

　　细细地看日本刀，从刀脊到刀口的那个斜面上，满是密密的像云彩、像海浪一样的花纹，隐约间还泛射出斑斓的五彩，那就是钢在不断的折叠与热处理中形成的。这刀身不是“一块”钢，而是数万甚至上二十万层薄如蝉翼而又紧密咬合的钢片。这样的钢制“千层饼”无锋不挫，无坚不摧，又有极好的韧性，在格斗中打到火花四溅而不碎裂，还能化解敌人兵器的力道而不会震伤武士的手腕。

　　师傅曾经提议，为了能更好地磨这把刀，希望把刀带回大坂的工作室。大坂是日本的制刀中心，这个要求似乎很合理，但朋友不敢答应。因为这刀只要出去，就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师傅仍然会尽心尽力地如期磨好，也绝不会因为刀在他手而再提买刀的事，胜之不武的事以师傅的名声是决不会做的。但说不定刀剑宝藏协会立刻就会参与进来。协会不缺义工，义工们会接二连三地自费飞到中国，找到你的家，恭敬地站在你门口，默默地等待，向或者晨起或者晚归的你鞠躬、递名片：拜托了，多关照。请你把刀卖给他，请你成全他的这个愿望。那将变成一场精神与礼貌耐力的马拉松。礼仪之邦的中国人迟早抹不开一张又一张不断变换的笑脸，屡试不爽，已经有好几把带着战死者灵魂的军刀就此回到日本。这种极度的谦恭，出自于能几乎无限隐忍而又会随时爆发的强有力的心。在日本谁知这样的心有多少颗。

　　师傅用半年完成全部的准备工作，这刀才开始磨了。师傅再一次告诉他，磨好这把刀要三个月。

　　这仅仅是一把刀，仅仅是浩如烟海的日本历史遗物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但再微小也是历史，他们磨得很仔细，很认真。

　　这把刀让我们见识了在我们与日本的那一场战争结束60年之后，我们的敌人的后代是怎样对待那段历史，包括那历史中抖落的极小碎屑。

　　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陈列室里，我见过另一把日本战刀，没有一个字的解说。那刀只是一把制式刀，下级军官用的，比不得朋友手中那柄刀叶子来得珍贵。它的故事，是亲手接受捐赠的博物馆李正先生告诉我的。

　　那把刀曾是一位名叫沈荣棠的军人的战利品。沈荣棠浙江海宁人氏，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预备二师六团二营迫击炮排中尉排长。1944年在攻克腾冲城的最后一次血战里，一个日军下级军官挥着这把刀突然跳出残破不堪全无生命迹象的掩体，直接冲进久经拼杀已现懈怠的中国士兵群中。李正先生说：八名士兵，猝不及防，先后死在这把刀下。是排长沈荣棠用冲锋枪射杀了这个绝死的败兵，他是对着那日本军人泼水一样的扫射过去，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战斗结束后，经团长方诚的特许，沈荣棠留下了这把夺去他八名弟兄生命的军刀。战后，他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双手捧起这把日本军刀，长跪堂前。他把军刀，把自己八名弟兄的生命，把八年不能侍奉母亲而换来的民族解放都凝聚在这把刀上，献给母亲。很快，沈荣棠又离开了家，内战开始了，军人沈荣棠再一次走上战场，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离开了大陆。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再后来，在大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家里竟然藏着反动军官儿子留下的军刀，那个时代当然是反动派妄图变天的铁证。可对母亲来讲，那把刀是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是另外人家八个儿子仅有的生命痕迹。老母亲把刀层层包裹之后投入了水井，并在临终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身边的亲人。

　　1990年沈荣棠从台湾返乡探亲，得知军刀尚存，便委托义弟羊坚将刀捐赠给大陆相关机构。 1994年羊坚先生从报纸上得知在云南腾冲要建滇西抗战纪念馆，便与腾冲县相关部门联系。但腾冲方面答复，我们没有钱去取，你要捐就把刀送到云南。那时候云南旅游不似今天红火，腾冲这个极边之城更是不为人知，没有钱当是真话。但羊坚又哪里有钱呢？但他有义，他知道死于这把刀下的那八位烈士的墓地就在腾冲，它应该重归当年战场，去祭奠那些为胜利死去的军人。于是他把刀捐给了海宁市政协，并坦言希望政协帮助让此刀回腾冲。海宁政协专门派人陪同他携刀赴腾冲完成了捐赠。1994年6月4日，这把附着八名远征军英灵的日本军刀，在离开半个世纪的时候重回腾冲。

　　朋友的那把刀终于磨好了，我专门到云南去看它。我确实看不懂刀中更深的玄机，但看到了标志它不凡身家的错金铭文和骇人的“二胴切”那三个字。师傅讲的没错，刀确实没有被磨成雪亮，密密层层的花纹如彩云蔽日，也使得它无法像戏台上的劣质道具一样亮晶晶的。刀被放在一个朴素的柏木盒子里，外面是一个蓝布套子，典型的日本式包装。朋友仔细地保存着它，甚至不让一丝一毫的指纹和汗渍留在上面。他也轻易不把此刀展示给外人，我知道，那两位磨刀的师徒对这把刀的珍惜与敬重是很有分量的。这把刀是滇西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朋友告诉我：他也想继续寻找，顺着这把刀的线索找回去。究竟是谁带着这把堪称日本第一剑客的刀来到中国，来到云南；这把刀的最后一位日本主人最终活着回到故乡了吗；如果没有，他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祖先的这把武士刀吗？那么多的问题，寻找真相本身就是一本多好的书。

　　承载着八位中国军人和一位日本军人生命的那把刀依然孤零零地躺在陈列柜里，身边连一块介绍它最后一次，也许只有那一次肉搏的说明牌都没有。那八位中国士兵叫什么名字，祖籍哪里，是否婚配，有没有子嗣。那位日本军人的同样问题呢，难道这柄刀今天的受赠者和收藏者都没有兴趣，都不应当去细细地、逐一地弄清楚吗？今天的腾冲早已声名远播，滇西抗战的光荣每年为这里带来多少追忆者，难道这把被那么多人血浸泡过的日本军刀，这柄一位普通中国军官献给母亲的忠孝双全的象征，真的只是被当作“旅游资源”的零碎在展示吗？

　　我们总在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可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的敌人后代在如何磨亮历史物证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如何让民族历史的遗珠在无人呵护中渐渐湮灭的。真的是因为缺钱吗？

　　一个甲子前的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地老去，距离我们最近的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真的就快死无对证了！

　　在这篇文章修改的时候，我在书店中偶然看到已经译成中文的《武艺二书》，这在日本是每一位武士，甚至商人的必读书。这两部短短的传世之书规范着每一位日本武士的忠诚、道德和荣誉，还包括更多充满绝杀之技的指导纲要。其中《兵法家传书》的作者就是朋友那把刀最早的主人柳生宗矩。我静静地捧读此书，心惊肉跳地看出了那两柄制造时间恰好相隔三百年的武士刀之间的灵魂纽带。沈排长那把普通机制军刀的日本主人显然将《武艺二书》的精髓融化在了自己血液里，在柳生宗矩这位先师的训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身为武士的至高境界，他虽然死掉了，但他的生命换去了至少八个敌人，他懂得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亮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程。

　　“表象和意图是兵法的基本要素。它是指灵活运用兵法策略，先用假象来迷惑敌人，再用真实行动来攻击敌人。这是用欺骗的假象来获得真正的利益。……

　　“当对手吃惊时，他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在行动的反应上必然会有所迟缓。……

　　“力量、情感或情绪在心中隐而未发时，就称为‘机’。‘机’就像门枢一样，隐藏在门后看不见的地方。看到对手心里隐密的活动，并伺间出击，这就是观敌之机的战术。……

　　“取攻势，是指进攻时，以凶猛之心，奋力劈下??”

　　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吧。

　　“即使在和平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战争的可能。明察国情，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乱发生，在战乱未起之前就及时地予以阻止，这是兵法中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