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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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创刊记 [转帖]

　 陈建云

　　　　《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总主笔徐铸成一时成为不少报馆“觊觎”的对象。就在《文汇报》被扼杀的次日，《正言报》负责人吴绍澍即登门拜访，诚邀他去主持《正言报》笔政。徐铸成回答说：“我好比新丧的孀妇，

　　你就劝我改嫁，太不近人情了。”面对神情黯然的老朋友，吴绍澍除了好言安慰，也不再勉强。

　　与其他两家同时被封的报纸一样，《文汇报》也尝试过疏通当局，谋求复刊。肩负这一任务到南京活动的即为徐铸成。徐本来不愿前往，认为这是绑架后迫令屈服，没有条件，政府决不会同意复刊。严宝礼劝他说，明知徒劳也该去一趟，因为当局已有人放出口风：《文汇报》如果不去人，就说明与政府对抗到底，政府的下一步举措就不得而知。无奈，徐铸成只好赴京，为《文汇报》的复刊说项。

　　果不其然，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复刊条件：一、由政府资助宦乡出洋，政府派一人参加《文汇报》任副编辑主任；二、政府加股若干亿，派一人任会计主任。徐铸成当面予以拒绝，他向邓友德说：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文汇报》言责由自己承担，所登文章，均经自己亲自审过，有什么责任都由自己一人负责。而陈铭德为复刊上海《新民报》，接受了国民党中宣部“钦派”总编辑的屈辱条件。

　　徐铸成只在南京逗留了一天，临行前邓友德劝他去见陈布雷一面，并乘车陪他前往陈公馆。陈布雷一见徐铸成便说：“铸成兄，你已决定不谈复刊的事了?”徐回答：“你是报界前辈，设身处地，也不会作接受任何条件的复刊。”陈问：“老兄今年几岁了?”徐回答：“虚度41岁。”陈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古训开导徐：“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20年天下还能维持。20年后，老兄的须眉也斑白了，就这样等下去么?”徐铸成不便当面道破蒋政权第一幕僚所谓的国民党“20年天下”的梦呓，只好以退为进地说：“但愿天下太平，我愿做一个太平之民，闭门读书。”

　　《文汇报》复刊无望，总编辑马季良、采访部主任孟秋江和柯灵、刘火子、唐海等骨干先后去了香港，也有一些员工化装前往华北解放区。总经理严宝礼依然每天到位于圆明园路的报社原址办公，经营广告公司业务。严宝礼、徐铸成和副总主笔宦乡三人，不时在圆明园路见面，交换意见。一天，国民党已故元老叶楚伧之子叶元忽来访问，说自己领有《国民午报》执照，但是一直没有出版，现在愿与《文汇报》合作，由《文汇报》旧人负责编辑出版《国民午报》。三人均同意这种变相复刊《文汇报》的办法。当大家正在筹备之际，某小报突然登出一新闻，说上海即将出现新的民主报纸，其编辑部实际负责人为有名的民主报人徐铸成氏云云。这则新闻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当局的注意。就在《国民午报》预定创刊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市政府通知：“《国民午报》不准出版。”这样，《文汇报》借《国民午报》变相复刊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干了20年新闻工作，夜以继日地采访、写稿、编报的徐铸成，一下子成了“赋闲”之人，只好靠度曲唱词来消磨时光，排解胸中块垒。不过，像徐铸成这样已经习惯于舞文弄墨的人，不可能完全“封笔”。他也偶尔应吴绍澍之请，为《正言报》撰写一些小文。实际上，吴一直没有放弃“挖”徐铸成的努力。1948年2月，他坚邀徐一块儿到台湾做私人旅行。在游台的最后一天晚上，吴旧事重提，恳请徐回沪后加盟《正言报》。徐铸成说：“现在，此室只有你我两人。我想问句心里话：据你估计，国民党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吴想了想答道：“我看，总还有五年吧。”徐说：“我不这么乐观，至多两三年必垮台。即使是五年，现在也如一桌残席，你何必拉一个不相干的朋友去凑热闹，抹桌子呢?”接着徐又反问：“即使还有五年，那也一晃而过。五年后你将何以自处?想过这问题没有?”吴喟然长叹：“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额角头上刻着国民党三个字，又被人称为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人家会要我么?”这回轮到徐铸成安慰吴绍澍了。徐对吴说，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这几年也交了不少进步朋友，中共已明白宣告，不咎既往，只要赞成革命，谁都是欢迎的，有机会愿意为他牵线搭桥。

　　
　　徐铸成自台返沪后不几天，陈训念突然来访，说自己刚从南京回来，布雷先生委托致意，想请徐参加《申报》，潘公展愿意让出总主笔兼职，请徐继任，如果同意，中央对《申报》的言论尺度可以放宽。徐铸成断然拒绝：“我是唱惯了麟戏的人，要我改唱正宗谭派，是改不了了。”

　　1948年3月初，马季良从香港护送华岗赴苏北、山东解放区，路过上海，告诉徐铸成：在港国民党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筹备出版一份机关报，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力邀徐赴港主持，潘汉年也认为徐去最合适。

　　李济深之所以力邀徐铸成去主持这份报纸，除了两人私交颇深外，主要是推重徐的办报才能。1942年春，徐铸成在港九沦陷后到了桂林，主持《大公报》桂林版笔政，其时李济深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为南方残破山河的最高军事领袖，两人就多有往还。1946年秋，李济深从南京到了上海。他专门抽空约见了徐铸成，对徐说：“在抗战临近结束前，我们党内(当然指的是国民党)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如冯焕章(玉祥)、龙志舟(云)等不断秘密接触，都觉得这样的独裁黑暗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大家商量了些对抗计划。胜利后，我们就决定先筹办一张报纸，宣扬民主，反对独裁、内战。正在积极筹备中，看到了你们的《文汇报》，很满意，大家觉得我们想说的话，你们都说了，而且很透彻。我们也找不到像你这样办报多年的报人，自己办起来，未必能这样出色。因此，决定把这个主意打消了。”

　　徐铸成以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平生也从未办过机关报为由，婉言谢绝了李济深的邀请。他对马季良说，去香港不办报则已，要办就办《文汇报》，别的不予考虑。

　　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现在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

　　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

　　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

　　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 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

　　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

　　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

　　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

　　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摘自《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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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文化：阉割的起源和精湛的技术发展史[转帖]

　　　阉割并不是在动物身上完成演习才加诸人体的，事实上，对人的阉割并不比对动物的阉割来得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包皮环切也不能看做一种阉割暗示。这些用刀具加诸生殖器的行为，在时间上并不能严格分出先后，所以，面对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警惕:包皮环切是对阉割的演练。

　　在西方，阉割往往表示一种宗教行为。早在基督教大兴其道之前，罗马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赛比利膜拜”:赛比利作为一个女神，是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期间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女神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阿提斯染指其他女人，所以常常将他暴打。具有受虐倾向的阿提斯在棍棒下感受到了宗教般的狂喜，所以挥刀阉了自己。“赛比利膜拜”的人们在阉割日疯狂地舞蹈，他们在一种狂喜状态下跑过罗马的街道，并割下自己的阳具，扔到街边居民的家里去 ——“幸运的居民”看到这血淋淋的东西后，要拿出家中的女人衣服，送给自阉者。男扮女装的自阉者将女人衣服穿到身上，并将终生守护赛比利的寺庙。

　　尽管这样，崇尚色情与暴力的罗马人还是对这种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在大多数人眼里，具有硕大阳具的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才是应该被供奉的。是的，硕大的阴茎在罗马是权势的肉体化身，以至于将军有时会根据士兵阴茎的尺寸来提拔他们。而罗马人的建筑，跟希腊人的赫耳墨柱头一样，遍布了整个城市:这些建筑要么设计成一个大阳具的式样，要么在墙体上布满阳具式样的浮雕……而著名的奥古斯都广场，从保留下来的图纸上可以看出，长长的走廊型的大厅底部两侧，分明有两个半球型建筑……罗马人的这种阳具迷恋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寻求解释:他们的平均寿命不到25岁，只有4％的人能活过50岁，所有男子都必须用自己的阴茎为帝国效力（繁衍人口），单身汉受到惩罚，男孩的第一次射精被当做帝国的节日来庆祝……

　　罗马人的纵欲传统在基督教那里得到节制，但他们的一部分思想显然得到了继承，比如反对阉割。基督教的第一个非犹太皈依者，就是一个衣索比亚阉人，但显然，他并未受到格外的礼遇。神学家们把阉人描绘成“蜥蜴和蟾蜍”、“女里女气”、“爱嫉妒”、“粗俗讨厌”，这直接影响了教会的决策:西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教会正式禁止阉人担任神职；55年后颁布的《使徒法典》则规定，自我阉割的无教职信徒，将被开除教籍3年……一种特殊的 “椅子”应运而生，它上面凿有一个孔洞，教皇在上任前必须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检查，可以想像，他的睪丸应该刚好从那个孔洞中垂下去，躲在椅子下的红衣主教才能确信它的确存在。这个事例跟“赛比利膜拜”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罗马，阉割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割去睪丸，二是割去阴茎。

　　另一些教徒则从圣经中发展出了另外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阉割是信仰的必要条件。瓦伦斯教派不但阉割自己，还以救赎的名义阉割投宿的过路人；苦行派认为原罪是由性带到世间的，他们相信耶稣不是通过死亡、而是通过受阉来救赎世人的——他们对这一行为进行模仿，在“小印”仪式上，信仰者要接受切除睪丸的手术，而为了求得更大的圆满，许多人请求连同阴茎也一起割掉，这被称为“大印”或“贵印”。苦行派也为女性信仰者保留了余地:她们将被割去乳头，甚至乳房以及外阴的突出部位。

　　中国的阉割则很少具有宗教色彩，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刑罚，或者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阉人的体能接近于男人，但在性角色的扮演上，则接近于女人，所以最适合于宫廷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对阉牛的继续，它是一种身体规训方式，目的是对能量释放的控制和引导。服从于这个目的，我们发明瞭一种更为温和的阉割方式:揉搓——男孩在出生后不久，即由有经验的阉割师来对他施行这种手术——阉割师捏住男孩的睪丸不断揉搓，日复一日，并随着男孩承受能力的增强，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他的睪丸……这个“温情”的过程一般要持续好多年。

　　揉搓从技术上规避了排尿问题，而且没有痛感，所以死亡风险很低——因了这样的好处，它大受欢迎。穷困人家为了将子弟送到宫中去，往往在他们一出生，就对其施行这种手术。被破坏后的睪丸，无法支援阴茎的继续生长，所以它们看起来不但小，而且松软、疲沓，几无勃起的可能。成年后的阉割却失去了这种幸运，他们无一例外，都要被“连根割下”。

　　阉的制度史

　　“木官示禁”与“象以典刑”

　　我们仍然需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做一些纠缠:对人的阉割到底是出于一种目的，还是作为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阉割究竟有何意义？

　　一个人被阉割，是因为他该受这样的惩处，还是他人需要这样一个没有生殖器的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没弄清楚它之前，任何对阉割的探讨都是隔靴搔痒。

　　一种错觉主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想像上古人类，我们想像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是趋利避害的，是功利主义的，他们也讲求利益最大化，讲求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假如给他们的帐篷里扔一颗炸弹，他们也会选择让老弱病残去当炮灰，因为那符合群体的利益（青壮的可以采集，可以狩猎，更可以跟外族作战，而且有生殖能力；老弱病残则是部落的负担）——在这样的错觉下，许多问题变得暧昧不明，比如阉割。我的意思你也许明白:在功利主义者的眼中，上古时期人口稀少，所以繁衍生息乃是第一要务。在这样的情景下，任何破坏生殖能力的行为都可以视为犯罪——阉割如何可能？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看上古，看看我们的先祖。他们像蚂蚁一样辛勤奔忙，但双腿依然没有比光屁股的猴子粗壮多少——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经过这么几十万一百万年，他们至少应该像大象一样强壮。但是没有。在可以考察的距今7000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人口显然已经很多，资源常常显得很不够用。大家在部族首领的带领下，打打杀杀。几次著名的战争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先是代表庙底沟文化的黄帝打败了代表半坡文化的炎帝，然后炎黄合在一起，擒杀了代表良渚文化的蚩尤。蚩尤的东夷部族投降后，好多人思念旧主，不守纪律。黄帝于是请画像师画了蚩尤的像，高悬在旗子上。蚩尤旧部看到画像，心生畏惧，自感羞耻，于是不再闹事。

　　后世以蚩尤为刑罚之神，源自于此。

　　终于说到了刑罚。我们还是在黄帝悬挂蚩尤画像这件事上略作停留，因为这是上古时期惩戒的典型方式。那个时候，人们的基本工具是木头和石块，还有泥土烧制出来的陶，虽然铜已经被发现，但冶炼技术显然还在萌芽，以至于任何形式的金属质地的可以致人死亡的刀具还不存在被研制出来的可能—— 这个在考古意义上可以被确证的现实给一部分史家留下了口实:因为没有金属刀具，所以对人的处罚只能是象征性的。

　　啊，一个没有犯罪的美好社会如此依赖于器械，竟让我们觉得任何意义上的科技改良都是罪恶的。

　　虽然羞耻心的起源已不可考据，但如下事实却能得到反覆证明:上古炎黄时期，人们已深具羞耻之心，人们把部落的荣誉看成自己的荣誉，把个人的耻辱看成部落的耻辱。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部落舆论/个人行为。部落舆论对个人构成压力。当然，这个权力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羞耻之心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惩戒的基本方式是辱而不是杀。

　　所以有“木官示禁”:将首领的头像刻在木上，放在受惩戒之人能经常看见的地方，他就心生愧疚，不敢再犯了。

　　所以有“象刑”:给犯人蒙上黑头巾；用草梗做犯人的帽带；让犯人穿麻布鞋；让犯人穿老苇做成的短裤；让犯人穿没有领子的衣服——总之，让他变成部落里的异类。

　　直到今天，我们还要给犯人穿上囚服，甚至刮光头发，这完全是上古象刑的遗风。

　　后来，“画衣冠，异章服”这样的象征性惩戒已经无法让罪犯慑服，刑罚开始直接针对肉体。意思也就是，由“愧其心”变为“痛其身”。“扑作教刑”和 “放逐”开始出现。“扑”是一种刑具，竹制，用来敲打罪犯的身体。放逐的意思是，敲打罪犯，罪犯吃痛，拔腿就跑，行刑者随后追赶，直至追出部落领地。在这里，刑罚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愧其心”，不过显然已经有了“痛其身”的影子。庸城氏放逐季子；东里子放逐敖昏勒氏；黄帝放逐茄丰；颛顼时代，同胞兄妹性交，就要放逐；尧放丹朱；汤放桀；先秦时，卫放宁跪于秦，放公子黔牟于周；楚放屈原……后来，放逐慢慢失却了它本来的意义，并跟流刑结合，统称“流放”。值得强调的是，流放在“笞杖徒流死”新五刑序列里仅次于死刑，但似是对贵族的一种特有的惩戒方式，因为“愧其心”依然是其主旨。

　　相对于三皇时期的清平世界，五帝时期可谓乱世，所以有“木官示禁”，有“五象之刑”；但对尧舜们所处的“万国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来讲，五帝时期亦是治世。私有制在龙山末期已基本确立，父权制也已完全成型，民心不古，世风日下，各种争夺财产和交配权的事情经常发生，“愧其心”已无法阻止男人们对财宝和漂亮女人的迷恋和贪婪——私有制完全破坏了人的羞恶之心。南方有苗氏根据“五象之刑”化演出了五种“肉刑”:蒙黑巾变为墨刑；以草梗为帽带变为劓刑；以老苇做短裤变为宫刑；穿麻布鞋变为刖刑；穿无领子的衣服变为大辟之刑。值得一提的是，在罪犯脸上刻刺涂黑的墨刑，不断演化，直到先秦时期仍广泛使用，汉初文帝废肉刑，魏晋时期又间或用之，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再废，隋唐律典无此制，五代晋石敬瑭改为刺字，并与流刑结合，称为刺配，宋沿袭，辽、金、元、明、清均有刺字之刑。意思也就是，直至清末，墨刑以及它的各种变体也没有脱开象刑的本义。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明白，在漫长的上古时代，在部落内部盛行象刑的那个时代，作为肉刑的阉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外族的战俘，割掉他们的生殖器，也仅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向部落首领报功的信物，二是表示羞辱和惩戒。事实上，割生殖器报功的事件，大多也只发生在死在战场上的敌方士兵的身上，意思也就是，割去的只是死尸的生殖器。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阉割。这容易明白，因为整条死尸实在难以带回去报功。本来割去一条腿、一只脚，或一只胳膊，也可以报功，但因为腿、脚，还有胳膊，在人体上都不是唯一的，难以计数，故不被采用。这个有趣的假设还可做如下推论:能够作为报功信物的，理当还有鼻子，或者头颅。

　　是的，割鼻子报功的做法多见于欧洲战争史，在中国，则多为割耳朵——注意，只能割左耳！杨过割下蒙古军数千耳朵，作为给郭襄过生日的礼物，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片断，也绝非空穴来风。不过金庸先生应该强调一下:全部是左耳。而割头颅报功的事就更不用说了，但越到后来，它越只适用于敌方的重要人物。原因有二:普通士兵只需要知道斩杀了多少就行，而将帅则需要知道到底死的是谁；另外，头颅比耳朵庞大笨重，携带回来也甚为不便。

　　不要在报功一事上喋喋不休了，让我们重新回到阉割。表示羞辱和惩戒战俘的阉割，也多少有点“象刑”的精神在里面。试想想，一个战俘光着屁股逃回自己的部落，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的两腿之间，他将多么羞愧啊。其实，大多数战俘都没有逃回本部落的运气，他们留下来做了苦力。在新部落里，即使他辛勤劳动，也总是一个没有生殖器的异类，长期的羞愧与自卑击垮了他，使他永远地失去了复仇的意志。当然，人们并不认为失去生殖器的战俘比失去鼻子、耳朵、脚的战俘蒙受了更大的羞辱。那时候，人们对身体器官还尚未产生等级概念，头颅也并不比脚趾受到更大的礼遇。

　　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阉割，只能产生于私有制之后。

　　五帝时代的象刑可以称为刑罚，因为它是针对部落内部的；而针对外族的“肉刑”，即割鼻子割生殖器什么的，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刑罚——刑罚应该基于维护内部秩序这样一个基本目的，它的施行有赖于多数的暴政，或者首领的威望，甚至个人的羞恶之心，但决不是战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龙山时代的针对部落内部的肉刑，实为私有制的结果。这样说有两个意思:一是财产私有，所以对任何冒犯私产的人都要处以重刑；二是任何人的身体都属于部落首领，所以可以任意处置。财产私有是那时候新生的秩序，所以必须用肉罚来加以维护。

　　对偶制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通奸开始作为一项罪名，对它的惩戒方式是:阉割。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伏生《书》传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宫刑。是宫刑为淫刑也。”义者何解？秩序也。（资料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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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批外交车牌诞生记[转帖]

　2004年1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部分外交档案正式解密，笔者从中详细了解了新中国首批“使”字汽车车牌的诞生过程。
　　
从1950年开始，在北京的外国使节逐渐多起来。为了区别于其他普通车辆，保障使节人身不受侵犯，1950年9月，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着手考虑给驻京各外交机构的车辆颁发特制的行驶车牌。

　
　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除车牌外，另外悬挂一定标志；二是牌照单独编号，颜色明显区别于其它车辆。

　　交际处倾向后者，但交通部门却搬出1950年4月11日颁布施行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凡汽车按照规定在所在地领有一次牌照后，可通行全国。除应有检验外，不再发另式牌照。”他们据此提出，使用使馆车辆专用牌照的车辆，应该首先领取统一汽车牌照。

　　使馆用车使用特殊牌照，也受到公安部门反对：“各国使馆和外交官的汽车一旦使用了特殊标志，则容易被敌特分子识别、利用，不利于保卫工作。”但交际处指出：“悬挂‘使’牌是国际惯例，是对外交官保护礼遇的体现。况且，为外国驻我国外交官乘用的汽车悬挂‘使’牌，本就是为了便于治安工作人员积极保卫、照料，确保外交官人身不受侵犯。”至于“使”牌容易为敌特分子利用一说，“虽是消极性保卫的好办法，却已不适于今日”。公安部门最终同意使馆车辆使用特殊牌照。

　　首批“使”牌的发放

　　由于当时在京外交机构的车不多，首批“使”牌的数量相当有限，仅制作了100对。“使”牌材质为搪瓷，做工精致，每对成本约合人民币5元钱，而当时普通车牌每对成本约合人民币3.7元。“使”牌呈圆形，直径20厘米，并标有“使”字及编号。为了“避免以同号之牌分挂两车使用”，每对牌照除编号相同外，还在色彩上做了区分，一块白底红字，挂在车后，另一块红底白字，挂在车前。

　　1951年9月18日，交际处照会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告知颁发外交汽车专用行驶牌事宜。笔者从档案中了解到，申请表一式两联，共发放了94份，其中苏联驻华使馆15份，印度和捷克驻华使馆各10份，其他使馆或使团则有5份的、3份的。

　　首批“使”牌的申领条件十分严格，只有各驻华使馆及外交官的自用汽车可申请，驻华领事馆及领事官员自用汽车，甚至外交官兼任领事职务的都不在发放范围内。车也只能是轿车。而一旦申请成功，悬挂“使”牌的汽车便能享受一定优待，如免缴养路费、经值勤民警同意可停放在临近公园及车站等出入口的地方、出示外交官证后即可通过所设关卡……天津、上海发放“领”牌

　　1952年，一位苏联总领事在乘车前往天津火车站途中，两次被民警阻拦检查，引来路人驻足围观，一时间传言四起；同年，天津波兰领事开车到一家电影院门前被民警拦下，围观群众很快将车紧紧围住，不得已，波兰领事只好弃车步行离去。事发后，苏联和波兰向我国提出交涉，驻天津的其他各国外交机构对此也反应强烈。于是，天津外事处向外交部请示，建议给领馆的车也加挂明显标志。

　　1953年1月1日，驻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领馆用车统一挂上“领”牌。其完全按“使”牌样式定制，只不过将“使”字改为“领”字。那之后，各地基本上再无外交机构车辆被随意拦截。

　　1964年3月，全国换发第三代汽车牌照。1965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各国驻京外交机构换发新机动车牌照，取消原有牌照，统一换发特制的专用号牌，铝质、黑色，上有红字“使”字头。新中国首批“使”牌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扬子晚报》6.23唐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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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与冉闵[转帖]

冉闵（卒于儒略历352年6月1日），汉族，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冉魏的开国君主。冉闵为今人所广为知闻是屠杀胡人的命令，即杀胡令，亦以勇猛著称，常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勇将之一。

冉闵，初为十六国之中后赵国君羯人石虎部下将领，并为石虎养子，遂改姓石。公元338年，少年冉闵首次出场，在昌黎大战，史载后赵诸军尽溃，唯游击将军冉闵三千汉军独全。此战后，冉闵成名，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参加了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事（当时北方燕代之地，后赵镜内有内迁的丁零，乌桓，夫余等各族各部，时常有叛乱，外有慕容鲜卑常发兵寇边。）冉闵在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斗中屡立奇功。349年，石虎死，石鉴得到冉闵支持发动政变推翻石遵，并答应立冉闵为皇位继承者，但後来石鉴没有这样做。公元350年冉闵率军于凌水河畔大败鲜卑燕军二十万。擒斩燕军七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三十余名，焚烧粮台二十万斛，夺鲜卑北燕郡县大小二十八城。冉闵威震中原。后350年正月冉闵劫持汉族将领李农和王基推翻羯赵并杀死石鉴，复姓冉氏，建立魏国，依然建都于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邺城遗址），改年号永兴。
冉魏建立后，冉闵下令杀羯。一日内数万羯人被杀，男女老幼无人可免，是时前后约有二十万人被杀。冉闵的屠杀引来强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祗称帝，建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非汉人的将官纷纷响应。351年，石祗联合鲜卑、羌人夹击冉闵，冉闵起初大败，部众大量死亡。此战后，冉闵以所据的徐州、豫州、兖州和洛阳归降东晋，希望东晋势力重返中国北方；但并未被东晋接纳。冉闵继续与胡人攻战，以奇兵突袭各路胡军，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匈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匈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两千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几番大战，打出了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收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石虎的38个孙子亦尽为冉闵所杀。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352年，石祗部下刘显杀死石祗，投降冉闵，从而后赵灭亡。
当时占据辽东并由鲜卑族慕容氏所建的前燕乘中原大乱占据幽州，分三路军队南下。慕容恪带领的前燕军在廉台（今河北石家庄东部无极县东北）攻冉闵。起初冉闵出击，十战十胜。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步兵为主）去争粮。结果被鲜卑的14万大军（铁骑兵（即“拐子马”）为主，加6万后续部队共２０万）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他(冉闵）令人在慕容恪军中散布流言以鼓噪声势，慕容恪所带铁骑兵阵中冲杀不久便十分疲惫了，冉闵利用其步兵灵活机动的特点拖垮了慕容恪的军队，冉闵连杀三百余人，冲散了慕容恪的军队，使之大受重创死伤无数，终于杀出包围圈。冉闵突围东走二十馀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坐骑朱龙战马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冉闵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在机械地和敌人拼命，掩护随军的其他重要官员撤离战场，一直杀到最后一人……慕容恪捉到冉闵后，赴蓟城（今天津市蓟县）献与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可称帝，况我汉人英雄呼 ！”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今辽宁朝阳），斩于遏陉山。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谥号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他的后人冉华的墓志上称冉闵为“平帝”，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冉魏政权给冉闵上的谥号。

案语：冉闵壮志未酬，天地为之大恸，上天倘若体恤冉闵的用心，为何不赐他胜利的结局？为何令其受尽谩骂千年不得公正评价？苍天不公，造物不仁，不知何时冉闵的事迹才能在世间广为知晓？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截击，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由于冉闵的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几百年的鲜卑北魏的史学家把冉闵大骂一顿。在史书上没有几个人为冉闵仗义直言。而后代又缺乏资料.只能根据以前遗留的资料来整理。某些太监史学家片面强调冉闵的杀胡，而不说明冉闵杀胡的原因。想想冉闵一声令下，中原百姓和入塞胡人无月不战，日日相攻。可见冉闵当时的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并非冉闵有心挑拨，而是当时的民族矛盾确实无法调和。纵观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在战乱中衰弱了；入侵印度的蛮族部落把创造古印度文明的当地人列为种姓制度中最低层的贱民当作奴隶一样的驱使至今；五胡乱华之时，当创造古中国文明的人们面对相似的窘境时，有一个冉闵站了出来，他招告天下，邀四海豪杰奋起杀胡，号令所到，民皆响应，汉军威武，胡寇散溃，九州大地终复炎黄本色，我族免于重蹈他人覆辙，中华文明的主体得以延绵。而今斯人已远去，我们只能通过被篡改的史料来一窥这位1700年前的民族英雄的传奇生涯。岳飞、文天祥，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冉闵对汉民族的功绩应在二人之上。山中青山岁岁青，世上繁华一千年。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矛盾不可调和，但时间融合了一切，今日的中国，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和谐大家庭。当昔日激烈的战事变为今日尘封的历史，古人的豪情荡漾在今日的心间，涌起异样而复杂的感触。

五胡乱华时期汉族大英雄冉闵的讨胡檄文！

稽古天地初开，立华夏于中央，万里神州，风华物茂，八荒六合，威加四海，华夏大地，举德齐天。蛮地胡夷无不向往，食吾汉食，习吾汉字，从吾汉俗，此后胡夷方可定居，远离茹毛饮血，不再兽人。然今，环顾胡夷者，无不以怨报德，抢吾汉地，杀吾汉民。中原秀丽河山，本为炎黄之圣地，华夏之乐土，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前晋八王乱起，华夏大伤，胡夷乘乱而作，扰乱中原，屠城掠地。永兴元年，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易水为之断流。羯狗之暴，以汉为“羊”，杀之为粮。永嘉四年，围猎汉民，王公忠烈射死者十余万。不日，夷人匈奴，四面纵火，烤汉为食，死者二十余万。太兴元年，愍帝受辱，崩于匈奴。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今之胡夷者，狼子野心，以掳掠屠 戮为乐，强抢汉地为荣。而今之中原，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天地间，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四海有倒悬之急，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 仇之憾。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不才闵，一介莽夫，国仇家恨，寄于一身，是故忍辱偷生残喘于世。青天于上，顺昌逆亡，闵奉天举师，屠胡戮夷。誓必屠尽天下之胡，戮尽世上之夷，复吾汉民之地，雪吾华夏之仇。闵不狂妄，自知一人之力，难扭乾坤。华夏大地，如若志同者，遣师共赴屠胡；九州各方，如有道合者，举义共赴戮夷。以挽吾汉之既倒，扶华夏之将倾。

　　后记
　　
　　冉 闵屠灭羯族，驱逐胡人，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确残忍，但如果没有冉 闵的反戈一击，北方各式各样的胡族很可能会**北方汉人（少部份作为奴隶），中原地区将繁殖形成一个金发碧眼的新种族。随着人口增长会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汉人杀掉。而绝不会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十不到的鲜卑为主的胡族溶入北方汉族。
　　冉 闵大量屠胡后五胡十六国中的少 数民族国家，除鲜卑除外，都是成功返回去的，未被血 腥报复的民族部落重新入主中原所建。这时胡人相对汉人只占绝对少数，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汉人从事农耕，胡人充军打仗。在十六国南北朝频繁的战乱中，胡人因大量战死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灭族，而民间从事农耕的汉人人数大量恢复增长，北朝东西魏的战争胡人大量战死后，很多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的不足，而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汉人众多且最后被胡人招降的地区西谅汉军得到起用，而鲜卑国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后来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
　　冉 闵屠灭的羯族，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好战民族，自石勒始，多出凶残暴虐，忘恩负义之徒。尔朱氏险些灭了北魏鲜卑一族；侯景逼死了好心收留他的梁武帝，使原本人口众多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白骨遍地，野兽出没的不毛之地。仅屠健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冉 闵赶胡族出中原，为汉人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令山东、河南回归东晋。冉 闵的神兵铁骑，让胡人从此不敢再轻视汉人的武力，收敛了他们肆意抢掠的行径。冉 闵，不愧为我大汉英雄，其功业利在千秋！！！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段对冉 闵的描述
　　五胡十六国：
　　
　　魏——冉 闵，内黄(河南内黄县)人。勇猛善战，为石虎部将。闵灭石氏，自称大魏皇帝。石袛在建国称赵皇帝，号召蛮夷与闵对抗。闵遣使告东晋说，逆胡作乱，现在诛灭了。残余小丑，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中原。东晋君臣别有用心，竟不答理。闵独力攻石袛，袛联合鲜卑慕容雋(前燕)，羌姚弋仲(后秦)来击闵军，闵大败，文武官吏兵民死十余万人，华族力量大受损失。闵驱逐诸氏羌胡蛮树百万各还本土，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得到家的十止二三。闵破襄国，灭石袛。慕容雋来攻，闵率骑兵出击，十战连胜，率轻兵猛进，被鲜卑大军围困，雋杀闵。
　　闵子冉智，奉表降东晋，请发兵援助，晋坐视不救，魏被幕容雋攻灭(三五二年)。立国凡三年。
　　石氏残暴苛敛，人饥相食，闵散发仓库，救济穷困，很得民众的爱护。做皇帝后，提拔人才，不限门第贵贱，政治渐次清明。中原人士，称他有开国气象，他请东晋出兵，同讨叛逆，更是深明种族大义。当时羌酋姚弋仲臣服石氏，但不敢反晋，幕容雋名义上也算东晋的藩国，晋魏合作，正名伐叛，胜利很有把握。可是东晋君臣，不肯立在种族观点上协力御侮，却想陈师边境，坐观成败，乘机取利。结果冉 闵力竭败灭，中原被慕容雋吞并，自称皇帝。东晋使臣见雋，雋说，“我受中国人民推举，已经做皇帝了。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天子吧”。东晋想不费力占便宜，失去驱逐野蛮种族的机会。
　　不顾种族大义，不顾民众痛苦，只为自己计算利益，这是腐朽统治阶级的特性。
　　　　

　　八王混战，使崩溃加速发展。曹魏防止侯王篡夺，但篡夺者却是权臣；司马氏大封同姓，但篡夺者却是同姓。政权既属私有，任何人都存攘窃的贪心，因而任何制度不能巩固政权的私有。
　　外族迁徒入塞，受中国官吏的压迫，受本族豪酋的压迫，受民族间压迫，痛苦比中国人民所受更大。石勒时代做小酋，家无尺寸土地、匈奴刘氏，也只空存名号。酋长如此，其他可知。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一起爆发，势必造成十六国大乱。
　　十六国长期混乱．中国社会受极大的破坏。野蛮落后民族的流入，使华族经济文化不仅停滞而且向后骤退。
　　外族占据中国，文化上、婚姻上逐渐趋向同 化，十六国及后来的北胡，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东晋不愿与冉 闵合作，共同驱逐外族，却想乘机取巧，坐收渔人之利。结果魏败燕兴，东晋自保不暇，再没有恢复中原的机会。
　　
　　魏——后赵大官四十八人推冉 闵称帝，国号魏。冉 闵惨杀非汉族人，当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抵据襄国称帝，非汉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祇。冉 闵遣使人告东晋朝廷说，胡人作乱中原，现在诛灭了，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残余。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夺，不许恒温出兵经略中原。冉 闵率孤军和石祇大战。三五一年，石祇联合鲜卑慕容隽（前燕）、羌姚戈仲（后秦）夹击冉 闵，冉 闵大败，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冉 闵所属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降晋，东晋势力又回到北方。当时冉 闵军与羌胡军互攻，没有一个月的停战，历来迁徒到冀州的汉人和氏羌胡蛮人，不下数百万，苦于战祸，各还本乡，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尸骸，看不见耕者，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冉 闵尽力作战，杀石祇。三五二年，冉 闵攻破襄国。慕容隽夺取幽州，进军至冀州，冉 闵率精骑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冉 闵战败被擒。
　　　　
　　慕容隽杀冉 闵，灭魏国，适逢大旱和蝗灾，慕容隽害怕，祭冉 闵，》諡为武悼天王。冉 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 闵的同情心。冉 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 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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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二:从“四野”走出的521位开国将帅[转帖]

四野，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总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军区兼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肖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兵团：第12兵团、第13兵团、第14兵团、第15兵团。

l955年4月，中南军区奉命改称广州军区，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归广州军区指挥。

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度实行军衔制度，到1965年6月军衔制取消为止，先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共1614人，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1360人。

在元帅、将军之中，原属四野的就有521人，包括：

林彪元帅
林彪，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3月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总指挥。 1934年10月率红一军团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会后指挥所部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与罗荣桓等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战役等重要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底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3月起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指挥了湘赣、衡宝、广东、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

罗荣桓元帅
罗荣桓（1902-1963）,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 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

肖劲光大将
肖劲光（1903-1989），1903年生，湖南长沙人。1930年12月后历任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军团政治委员等职。1933年11月被“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诬陷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受到错误处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1937年初，任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

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并率部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等职。抗战期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四四旅政委，第二、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解放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建国初期，任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委。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第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同彭德怀等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获平反昭雪。

谭政大将
谭政(1906-1988)，原名谭世铭。湖南湘乡县人。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中央军委常委、顾问，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

除两位元帅、三位大将外，“四野”还出了19名上将，包括刘亚楼、韩先楚、李天佑、邓华、吕正操、肖华、肖克、洪学智等；57名中将，包括吴克华、胡奇才、梁兴初、杜平、温玉成、曾泽生等；440名少将，包括贺晋年、曾克林等。

四野将军的数量接近了全国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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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三；开国将帅中唯一的一对“将军夫妻[转帖]

妻子李贞少将与丈夫甘泗淇上将
李贞，湖南省浏阳县人，1908年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9月，李贞加入了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狮子崖，战斗中只剩六七个人，李贞舍身跳崖，因被树枝档住幸免遇难而得以突出敌人包围，但已有身孕的李贞因此流产。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担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以后历任120师教导团组织科科长、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

1951年，李贞与丈夫甘泗淇将军并肩入朝作战，任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

甘泗淇（1903_1964）,湖南省宁乡县人。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一师党代表，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红十八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０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甘泗淇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甘泗淇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3年，甘泗淇和妻子李贞从朝鲜凯旋回国，甘泗淇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贞任军委防空军干部部部长。

1955年9月，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总理握着李贞的手，亲切地说道：“祝贺你啊，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上将曾有过一个孩子，在长征中夭折。后来他们共同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

　　1964年2月5日，60岁刚过的甘泗淇便因积劳成疾，不幸离开了人世，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妻子，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人类历史上难得的“双子将星”的另一半也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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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十九:38军历任军长及军歌和战史[转帖]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所描写的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的“松骨峰战斗”，为38军在全国赢得了“最可爱的人”的美誉。

38军的前身是红5军的一个主力团、红6军的一个主力团和红25军等三支红军部队。也是原中国人民解放东北野战军（四野）的一纵____四野的三个猛虎军之一。该军的主力112师是彭德怀所率领的湘军独5师第1团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时创建的工农红军第5军。1985年38军改编为38集团军。

38军以善打大仗、硬仗著名，但战斗力极强，是四野的王牌，四野中的几个“第一”都与38军紧密相连：打赢出关后的第一场歼灭战；编为第一纵队；被誉为第一只“虎”。38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打了不少成名仗。“四战四平”是38军的第一个成名仗，其后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千里挺进广西。

朝鲜战场上，38军在三所里、龙源里一仗打出了“万岁军”的美名，当时彭德怀总司令亲笔在发给军委和志愿军各部的通令嘉奖令中写下了“38军万岁”几个字。

一、38军辉煌战史

红军时期：

该军的主力112师前身红军第5军，1930年以红5军为主的红三军团一举攻克湖南省省会长沙市，这也是十年内战时期红军攻下的最大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

红三军团后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1939年编为山东军区第1师随罗荣桓进军山东，创建敌后根据地。

第113师的前身是徐海东大将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在长征中孤军奋战，率先到达陕北。抗日战争中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其中一部进入山东，抗战大反攻时编为山东军区第2师。第114师的前身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第53军111师，抗日战争中在地下党员万毅将军指挥下在山东举行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以“三下江南”，“四战四平”名扬天下。辽沈战役结束后， 1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在平津战役中担任天津主攻，率先突破天津城防，歼灭国民党军2.7万，活捉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主攻天津成为38军的第二个成名仗。在整个解放战争中，38军从祖国最北的松花江畔一路过山海关，打到滇越边境，纵横5000公里，转战11个省市，歼敌16余万，攻占大小城市100余座，打遍了半个中国。

抗美援朝时期：

抗美援朝时期,38军入朝作战。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在梁兴初将军指挥下，担负关键的穿插重任。此役，38军共歼敌1.1万余人，缴获坦克14辆，大炮200余门，汽车300余辆。一举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第二次战役是38军的第三次成名战，也是使该军名扬天下的战役。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在嘉奖电的最后亲笔写下“第38军万岁！”几个字。从此，“万岁军”的美名名扬天下。

二、38军历任军长

在漫长的战斗历程中，从38军先后诞生了300名将军，万毅中将是首任司令兼政委（当时1纵称司令），李天佑上将是第二任司令。其中最有名的是梁兴初军长，梁兴初历来以打恶仗而闻名，九次负伤，战功赫赫，解放战争期间被称为四野的“常胜将军”。

万毅

万毅，辽宁省金县人。1907年生人，满族。一九三○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一九三六年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六二七团、六七二团、六六七团团长，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一九四二年后任东北军新一一一师副师长、师长。一九四四年该师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司令员兼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长、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7年逝世。

李天佑（任职:1947.07-1949.02）

李天佑 ,1914年生，广西临桂人。1929年12月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连长。同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历任团长、师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1939年赴苏联就医，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4年3月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38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病逝。

梁兴初（任职：1949.05-1952.05）

梁兴初，1913年生人，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东进支队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师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第十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5年逝世。

江拥辉（代，1952.07-1953.05；1953.05-1957.08）

江拥辉，1917年生人，江西瑞金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1军团保卫局科员、第1师1团副特派员、第2师特派干事,参加了长征和直罗镇等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保卫部巡视员、第343旅686团营政治教导员、团副政治委员,教导5旅13团政治处主任、14团代政治委员。1943年起任滨海军区13团营长、团长，山东军区第1师2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师2团团长,第1纵队1师副师长、师长，第四野战军38军112师师长、军参谋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副军长、军长。1953年回国后任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62年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83～1985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1年2月13日病逝。

刘贤权（1957.09-1960.05）

邓岳（1960.05-1964.08）

李光军（1964.08-1968.10）

刘海清（1968.12-1972.05）

朱月华（1972.05-1978.05）

李连秀（1978.05-1984.11）

李际均（1985.01-1987.12）

徐勤先（1987.12-1989.05）

张美远（1989.06-1993.03）

刘丕训（1993.03-1994.12）

黄信生（1994.12-1995.07）

高中兴（1995.07-2002.01）

李少军（2002.01-）

三、38军军歌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平江起义上井冈，铁流向北方。

嘿！

大战平型关，敌寇心胆寒，

南征北战，艰苦奋斗英勇又顽强，

跨过鸭绿江，碧血洒邻邦，

血染战旗红，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伟大的共产党，

嘿！

勇猛地向前进！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团结奋发为四化，军史增荣光！

嘿！

不怕流血汗，传统大发扬，

军民共建，向着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枕戈燕山下，练兵在太行，

紧握手中枪，准备上战场。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伟大的共产党，

嘿！

勇猛地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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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帅系列之二十:中国的巴顿将军___吴忠少将[转帖]

1977年9月，34岁时就成为我军第一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开国将军的吴忠少将,在担任了7年北京卫戍区司令后奉调到广州军区，给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上将当副手，任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吴忠曾以一个旅将国民党黄维的一个兵团整整钉死在颍河岸边三天三夜，双方兵力对比为1：15。以至毛泽东日后也常常说起吴忠:“吴（无）忠者，有忠也。”
吴忠（1921—1990），四川省苍溪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第九十师二六八团排长，团政治处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排长、副连长，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连长、副营长，教导第三旅八团营长，鲁西军区第八军分区地区支队支队长，第五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二十旅五十八团团长、副旅长、旅长，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械化师师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8年底，越南对我边境地区的侵扰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忍无可忍，决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吴忠将军主动向军区党委请战并获得批准，负责统一指挥广州军区南集团部队，担负向越南北部高平实施主要战役突击的任务。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命令使吴忠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吴忠曾任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因此被列为“揭批查”运动即清查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对象，中央军委决定免去吴忠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临战易将，乃兵家之大忌。广州军区和许世友司令员出于战事考虑暂时扣下了吴忠的免职命令。尽管如此，吴忠本人还是知道了自己被免职的消息，这时距自卫反击战发起只有13天的时间了。
是去，是留？吴忠将军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选择了留在前线。 1979年2月17日凌晨，自卫还击作战在上千公里的战线上拉开帷幕。吴忠将军亲自挎着自动步枪开始步行在热带丛林中指挥作战。
为了更好地指挥战斗和出敌不意，吴忠将军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距敌军只有几百米的前沿高地上。为保证将军的安全，指挥部决定调一辆装甲车给吴忠乘坐，吴忠坚决拒绝。他让随行的警卫人员给他拿来早已经准备的自动步枪，把钢盔往头上一戴：“我们就这样前进，遇到敌人就打，没有敌人就走！”
就这样，吴忠将军肩挎着自动步枪，安步当车，从布局走到东溪，又从东溪走到高平，再从高平走回了国内。自卫还击作战进行了1个月，年过六旬的吴忠将军硬是步行走完了越北山区的崎岖山路。
20日晚，军区前指发布命令:南集团和北集团部队会合后，由北集团指挥员统一指挥攻城战斗。命令下达时，吴忠正准备率指挥所由东溪向高平开进，指挥攻城战斗，但这道命令等于实际上解除了吴忠对已经到达高平城下的南集团部队的指挥权。吴忠再次陷入困惑和痛苦之中……最后，吴忠还是决定“以党性参战！”。21日中午，吴忠率领指挥所到达了高平城下，在听取情况汇报后，急电军区前指，建议不待北集团到达，迅速对高平城发起攻击。军区前指很快回电：同意吴忠的建议。于是，南集团部队于21日15时30分对高平城发动攻击。一时间高平城完全处于部队的火力控制之下。经过侦察、反复研究，吴忠认定高平总攻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必须立即发起总攻。于是，吴忠急电军区前指，许世友回电指示:不待北集团到达，部队于24日下午对高平发动总攻，任命吴忠为高平攻城的总指挥，统一指挥高平附近地区的所有部队。 24日17时25分，吴忠一声令下，南集团的炮兵部队一齐开火，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高平全城。
1979年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在1个月的作战中，吴忠指挥南集团部队转战越北山区，连克数城，歼灭越军近万人。回国后，吴忠继续接受了长达8年的审查。
1987年6月1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党委对吴忠做出最后结论：“经审查，吴忠同志1971年3月至1977年9月，在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委书记期间，没有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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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流亡海外解密[转帖]

1928年于德国

1927年8月，一个满天星斗、没有月光的夜晚，不夜的上海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了。
　　宋庆龄在美国友人雷娜的陪伴下，趁着夜色，悄悄地跨出莫里哀路中山故居的大门，穿过静谧的马路，赶到法国公园附近。那里早已有一辆汽车等在路旁。两人一钻进车内，汽车就急驶往黄浦江边……
　　清晨，宋庆龄登上了停泊在吴淞的一艘苏联货船。很快，轮船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海参崴急速驶去。

　　宋庆龄就是这样秘密出走莫斯科的。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照理应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送才对，为什么却要秘密出走？这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一、英国《每日邮报》刊登宋庆龄与陈友仁结婚谣言

　　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当时，反革命气焰已十分嚣张，中**组织纷纷转入地下。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宋庆龄坚决反对“分共”。 蒋介石、汪精卫想要以孙中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分别写亲笔信拉拢宋庆龄，都被她断然拒绝。在此之前，反动军阀何键曾派兵搜查宋庆龄住宅，宋庆龄在国内的安全已无保证。为了实现孙中山要其访问莫斯科的遗愿，并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决定前往苏联。

　　消息传到宋家，立刻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到宋氏姐妹、兄弟都一致反对。他们提出，只要不去赤都，到西方任何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费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但宋庆龄坚持说，除了苏联，她哪儿都不去。

　　这时，蒋介石等人还软硬兼施，发动宋老夫人与宋美龄、宋霭龄共同对宋庆龄进行说服拉拢，蒋介石又以高官许之，但这并没有改变宋庆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决心。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把她干掉。后来在宋氏家人的竭力劝阻下，蒋介石才改变方案，改为“秘密监视，不许出境”。

　　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就趁早，而且要绝对保密。”

　　宋庆龄立即秘密地准备赴苏之行。她请自己的密友、美国女记者雷娜·普罗美悄悄地为她安排这次旅行。由于宋庆龄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但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

　　到了莫斯科，宋庆龄作为苏联的国宾，受到了盛大欢迎。她被安排住在豪华的“糖宫”———过去俄国糖业巨子的宅第。苏联政府把它分成若干套房，专供国宾和少数高级官员居住。随后，宋庆龄和友人一起，在苏联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不料，一支 “桃色新闻”的暗箭射向宋庆龄。英国《每日邮报》最早刊登出她与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接着，美联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以下电讯：

　　“英国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此事将紧跟在蒋介石将军和宋美龄小姐在上海的罗曼史之后发生。”

　　美国、比利时、中国等很多国家的传媒也都刊登出了这条“花边新闻”。雷娜·普罗美早就从英、美等国的报纸上看到这种谣传，但不敢对宋庆龄讲，陈友仁也叮嘱雷娜千万不要告诉宋庆龄。但当宋庆龄从高加索兴冲冲地度假归来，刚一下火车，就有把《纽约时报》刊登的谣言信以为真的人，向她祝贺将有新的伴侣了。宋庆龄经受不住这种新的打击，“一听就昏厥过去了”。

　　宋庆龄对这种花边谣言如此愤怒，不仅是因为它损害了她个人的名誉，更重要的是她把这种谣言看成是一种政治暗箭，其目的在于把她和孙中山的名字割裂开来，抹掉她十分珍惜的孙夫人的身份，从而削**为捍卫孙中山主义和理想的战斗力量———而这正是她矢志不渝、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她马上发电报到上海宋宅，要求其家人向首先传播这个谣言的英国《每日邮报》澄清，并表示如无满意答复，就委任律师控告该报。

　　1928年春，在宋庆龄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宋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接待，接着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这时，斯大林笑了：“你说的对，希望我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去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1927年于莫斯科

　　二、宋庆龄流亡德国

　　1928年,宋庆龄旅居德国。在德国，宋庆龄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而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顾，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如汪精卫和孙科等人。

　　德国官方对宋庆龄来德访问一事，一直颇为顾虑。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不过谨慎从事，只是进行秘密盯梢。所以，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人真正出面干预。

　　在柏林，宋庆龄的身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是林太太。亲友给她写信也并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一个临时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的消息，专程从美国来到柏林拜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的生活，本来不想接见他。但考虑到希恩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因此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

　　两人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作为流亡人，哪有什么高论？”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

　　“不错，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求你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公司就可以付给你5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

　　“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然贫困，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庆龄道。

　　“不过我指的捐款当然不是捐给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如果将钱捐给中国人民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

　　“我明白，不过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

　　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在这个问题上，宋庆龄的确看得很深。事实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邀请宋庆龄去演讲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希望她“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

　　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拉向蒋介石一边。司徒雷登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当时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看着宋庆龄长大的。他甚至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没想到，宋庆龄还是很倔强。对这个曾是她父亲的朋友，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人，也不给一点儿面子。宋庆龄对司徒雷登避而不见，但也留有余地———她把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与孙中山结婚的照片让人代送给这个说客。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这样描述：

　　“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南京政府决定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收到电报后，不顾蒋介石设下的圈套，匆匆启程，毅然回国参加大典。同年10月，宋庆龄再回柏林，继续流亡异乡。

三、宋庆龄手提箱失窃

　　1930年4月1日，是宋庆龄在柏林预定搬家的日子。

　　这天下午，宋庆龄提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从旧居“打的”前往新住处。她进了新居的客厅，从几个房间转了一圈。重回客厅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提箱不见了。

　　这是一个装着重要文件、贵重首饰和现金的手提箱。

　　一向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宋庆龄有点着急了。在场的房东和仆人、帮工等人也急得团团转，立刻把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但根本找不到手提箱的踪影。

　宋庆龄只好打电话给德国警察局，随后又打电话给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中国公使馆负责官员梁龙接到电话后，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与宋庆龄多少打过一点交道的梁龙，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手提箱里不是装着很珍贵的物品，宋庆龄是绝不会亲自打电话到公使馆的。于是，他立即向中华民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做了请示汇报。

　　两天后，中华民国驻德国公使馆口头照会德国外交部，要求侦破宋庆龄手提箱失窃一案。

　　这只失窃的手提箱中装着宋庆龄最心爱的、无法以金钱来计数的珍宝，其中包括最疼爱她的母亲送给她的陪嫁首饰。曾长期留学美国的宋庆龄知道在西方国家寻求法律保护的重要，接着她又聘请了律师代为处理这一案件。10天后，颇有办案经验的德国律师康尔特?菲尔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受理了此案。

　　德国警察总署得到上级的有关指令后，也立刻把此案列为涉外的重要案件。但考虑到宋庆龄来德的保密身份，所以这又是一个不能向外声张的、外松内紧的特殊案件。

　　然而，匆忙间快一年过去了。虽然中国驻德公使馆多次向德国外交部发了照会，虽然德国外交部、内政部、公安监察委员会、柏林警察局及其刑侦处的文件函电往返频繁，催促尽快侦破此案，但并无突破性进展。

　　正当负责侦破此案的官员冥思苦想、忧心忡忡之际。突然，案犯露出了狐狸尾巴。

　　1931年3月16日，两个德国人来到柏林一家当铺。当铺老板问小伙子要当什么，两人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过了片刻，才从怀里掏出一条珍珠项链。老板问：你们要当多少钱？其中一个人说要250马克。然而，当这个老板把珍珠项链拿在手里一掂量，就估出起码可值10000马克。

　　通常来当东西的人，多半要价都比当铺给的价要高。但这两个人对如此珍贵的项链，要价之低与其本身价值相差如此悬殊，而且神色慌张，表情很不自然。老板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不动声色地收了这条项链，并从旁打听到了他们的地址。因为老板明白，如果以如此低的价钱收当了如此昂贵的且来路不明的珍珠项链而不报警，一旦出事，自己肯定也要连带吃罪。

　　于是，两人走后，当铺老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地赶到了警察局，一五一十地做了报告。经过查证，来当珍珠项链的一个青年名叫弗朗茨?彼茨科夫斯基。而他正是一年前宋庆龄搬家时，搭载宋庆龄的那个“的士”司机。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案犯，终于“自投罗网”了。

　　原来，在宋庆龄付了车费下车后，彼茨科夫斯基驶向繁华闹市，寻找新的顾客。无意间，他发现后座上放着一个蓝色的手提箱。毫无疑问，这是刚才乘车的中国夫人遗忘下来的。彼茨科夫斯基立刻转动方向盘，七绕八拐地来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当他把箱子打开时，不禁“哇”的一声喊出了口。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很多晶莹剔透、珠光四射的珍珠宝石和明晃晃的金银首饰，以及一些美元。

　　随后，彼茨科夫斯基回家与妻子一商量，就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偷偷地藏匿起来了。虽然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但小两口还是做贼心虚，他们既不敢向外人声张，也不敢把这只蓝色的手提箱拿出来倒卖出去。

　　时间过了快一年，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彼茨科夫斯基生意清淡。为了补贴家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铤而走险。根本不识货的小两口挑挑拣拣，选出了这条珍珠项链拿到了当铺。结果在当铺露出了马脚，夫妻二人双双入狱。

　　就这样，宋庆龄的蓝色手提箱失而复得。由于案犯一直把手提箱秘密地藏匿在家中，所以箱中物品一无所失。为了表达谢意，宋庆龄从手提箱中选了一只精致的银器，送给了警察局的官员。

　　至此，这个一度惊动中德高层官员的宋庆龄手提箱失窃案，终于有惊无险地侦破了。

　　1931年，宋母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再次打断了宋庆龄侨居柏林的平静生活，她立刻离开了德国，回国奔丧。从此，宋庆龄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国内革命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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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撤退援华专家的目的 [转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和金门危机爆发以后，中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不断加剧，苏联开始有意减少或减缓向中国派遣专家（主要是在核武器研制方面）。这是容易解释的，从内心深处讲，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不情愿让中国分享苏联已经掌握的秘密。只是由于赫鲁晓夫要确立其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

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才拿出核技术进行交换。因此，一旦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这种交换的客观因素就不存在了。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

　　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想像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

（《北京日报》7.20　沈志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