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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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自述：我是这样侍候慈禧洗澡梳妆的[转帖]

慈禧太后洗澡和梳妆

慈禧太后向来爱打扮，尤其对洗澡特别讲究，夏天是每天洗一次，冬天则是2天到3天洗一次。慈禧每次洗澡的时间并不固定，但大都选在晚饭过后一个小时左右。

　　每当慈禧太后要洗澡时，先由太监把澡盆、水、毛巾、香皂、香水等物品准备好，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口，再由宫女把这些东西送进寝宫。倒好水后，才请太后宽衣入浴。侍候太后洗澡的是四个经过严格选拔和专门训练的宫女。

洗澡的时候，由这四名宫女分别站在太后的四周，然后由其中一名领头的宫女拿起一沓毛巾（共有25条）放入水中，浸透以后，先捞出4条，双手拧干同时分给其他三人，当即一齐打开，平铺在手掌上，然后轻轻地给太后擦拭着胸背、两腋及双臂。如此擦洗六七次之后，再打上香皂，这种香皂是宫里自制的玫瑰皂。四名宫女必须一齐动手，把香皂涂在毛巾上面，帮太后擦身子（毛巾在一次擦完后随即扔掉）。然后，重新把一沓新毛巾浸泡在水里。毛巾浸透捞出后拧得不很干，用这种湿软的毛巾，轻轻替太后擦去身上的肥皂，必须一遍又一遍直到擦得干干净净，身上没有一点肥皂沫为止。最后就是给太后涂香水，夏天多用耐冬花露水，秋冬则用玫瑰花露水，用量很大，用法也特别，使用时是将洁白的纯丝绵撕成约巴掌大的块，撒上香水，轻轻用绵片拍打身上，把香水拍均匀。擦完香水后，四名宫女再用干毛巾把太后上身的各个部位轻拂一遍，然后给太后穿上偏衫和睡衣。上身洗好了再洗下身。太后认为上身是天，下身是地，地永远不能盖过天，所以洗下身时要重新换一套用具，洗法和洗上身差不多。

太后每洗一次澡要用去100条毛巾，因为毛巾从水里捞出来后，她就不允许再放回到水里，故用一次就要扔掉。以至她每洗完一次澡后，澡盆里的水都是干干净净的，看不见半点污垢。

由于要上早朝，慈禧太后每天凌晨4时到5时就要起床，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泡手。这时，宫女用银盆盛满热水，先把毛巾用热水浸透，捞出后由宫女将太后的双手包起来，再将太后被包的双手放到热水里浸泡，水冷了时再换热的，大约要换两三盆水方可。接着是洗脸，或者说是热敷，用热毛巾长时间地在两颊和额头上热敷，据说这样可以把抬头纹熨开来，并能减少两颊的皱纹。此后她便坐到梳妆台前，由侍寝的宫女帮她在两鬓之间敷上点粉，在两颊抹胭脂，接着便传专人给太后梳头。

　　这位专门给太后梳头的人，人们只知他姓刘，是个老太监，一直都是他伺候太后梳头，宫里的人都称他为“梳头刘”。后来梳头刘人老了，于是便由李莲英接替给太后梳头。

不过，据清末太监信修明的回忆，慈禧太后40岁之后，头发就已脱落很多，仅存鬓边和后脑的短发，俨然一位秃老太太。修饰时全靠用技巧去遮掩，即头顶心用一束假青发，以红胶粘住，两边再贴上发片，大两板头，这是一种满式的宫妆。因为头上粘了假发，所以太后平时行动都小心翼翼，生怕假发会突然脱落下来。太后平时最忌讳掉头发，大有视头发如命的程度，所以李莲英每次给她梳头时，显得格外小心，生怕梳掉一根头发。万一真有头发掉了下来，也得悄悄把掉下来的头发用手拈住，迅速收起来，绝对不能让太后本人知道。梳完了头之后，太后重新开始描眉画鬓，敷粉擦红。她坐在镜子面前对着自己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反复照着，横挑鼻子竖挑眼，仔仔细细地挑毛病，直到完全满意为止。最后还要看看脚上穿的襪袜正不正，两只脚站平来左比右比，因为她的袜子是绫做的，中间有一条线，穿上后线缝要正对着鞋口才行。所有这一切，都要让她认为满意了，才可以由李莲英搀扶着走出寝宫，准备上早朝。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满手均留有约二寸长的指甲，每天晚上必须进行泡洗修剪。修剪之前要用圆圆的比茶盏大一点的玉碗盛上热水，挨次把指甲泡软，把弯指甲校正理直，对不端正的地方除了要用小锉锉平整，用小刷子把指甲里里外外刷一遍外，还要用翎子管吸上指甲油，对其均匀地涂抹，最后再给指甲戴上用黄绫子做的指甲套。对此，太后备有一个专门放置修指甲工具的盒子，而所有修指甲工具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太后对每次修指甲时剪下来的指甲，都很细心地保存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会端出来打开欣赏，显得分外珍惜。可是好景不长，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西安的前夕，将满手的指甲全部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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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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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这才是李连杰二次换国籍的真正原因 [转帖]

　　一条看似震撼的消息从法新社传来，好莱坞中国功夫明星李连杰被证实已经加入新加坡籍，并在新加坡市区购买了价值一千四百万美元的房产。有记者试图联系新加坡移民局以确认此消息，移民局人员以遵守移民局的保密规定为由没有给答复。李连杰所在的“壹基金“在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拒绝对此作出回应。但是此事已传的沸沸扬扬，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真的，因为李连杰早在几年前就传出了加入了美国国籍，当时也是一片哗然，这些年中国明星更换国籍的不在少数，张铁林、斯琴高娃等，都称得上是中国的大腕，要追求更换国籍的深层原因无非是各有考虑，跨国婚姻的、待遇的、想清净的，李连杰当时更换美国国籍有人分析说是谋求在好莱坞更好的发展，那几年之后再一次更换国籍又是为何呢?
　　李连杰是继巩俐之后加入新加坡国籍的第二位中国明星，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应该能提供给李连杰很大的便利，新加坡法律规定：海外收入免税，资本收入免税，也就是说李连杰在好莱坞或中国赚的钱，完全免税。新加坡护照是世界上免签国家最多的护照，入籍后就可免签入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韩国、日本等180多个国家，完全通行世界。无需等签证之苦，这对于签约好莱坞的李连杰无异是极大的利诱。
　　另外，新加坡全套的养老金、失业救济、免费诊疗体系非常齐全和优厚，不少层面都超过美国和加拿大，孩子在大学前的学习费用由国家负担，接受的是中英文双语教育。后代的教育无需担忧，而且还是一个养老的最佳国家。

　　再有，新加坡76%的人口为华人，李连杰交流起来完全没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申请条件宽松，投资者可以常驻中国，多金的李连杰把自己变成投资者，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她可以拿完新加破护照或到好莱坞继续发展，也可回到中国，拍摄电影，弄他的壹基金，继续其热爱的事业。
　　即使作为我们一个普通人，也会想着如何让自己过的更好，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现实，明星也是人，也要为自己为后代考虑，所以无需把李连杰二次更换国籍这件事看的太过惊讶，生活和事业对于这个年龄的李连杰来说同样重要，从他购置豪宅的举动来说应该也想以后把家留在这里，几年之后好好的享受下一家人普通的生活，这也是每一个为事业拼搏了很久的人都想去做的，只是李连杰是明星，他有这个能力做到了而已!

　李连杰档案:
　　李连杰,1963年4月26日生于北京,小学时进入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练习武术,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武术全能冠军。
　　1982年电影处女作《少林寺》轰动全球,并引发继李小龙之后第二次全球武术热潮,他本人也被世人瞩目成为国际巨星,从影20余年已拍摄20余部经典功夫作品。1999年至今被邀到好莱坞发展,成绩不俗。
　　2004年12月26日在马尔代夫度假遇海啸地震,修行佛门的李连杰淡泊名利生死,大难之后感悟良多,以实际行动号召成立“壹基金”救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李连杰的国籍一直是个焦点,有人说他早前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国籍,持有美国绿卡。
　盘点其它改国籍的明星(部分)
　　李连杰 新加坡
　　陈凯歌 美国
　　陈 红 美国
　　刘亦菲 美国
　　陈 冲 美国
　　邬君梅 美国
　　顾长卫 美国
　　蒋雯丽 美国
　　宁 静 美国
　　王 姬 美国
　　蒋大为 加拿大
　　徐 帆 加拿大
　　陈 明 加拿大
　　张铁林 英国
　　斯琴高娃 瑞士
　　韦 唯 德国
　　盘点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中国文体明星
　　李佳薇
　　李佳薇6岁开始打乒乓球，右手横握球拍快攻结合弧圈打法。1990年进入北京什刹海体校，1994年进入北京队，1996年远赴新加坡，并加入新加坡国籍，成为新加坡乒乓球队的主力至今。
　　冯天薇
　　原籍黑龙江的冯天薇在2002年就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女单冠军，同年入选国家青年队。但是由于在国家队一直未能取得好成绩，感觉出头无望的冯天薇2005年前往日本参加俱乐部联赛。随后她在友人的帮助下与新加坡乒总取得联系，最终前往新加坡发展。 2007年3月正式加入新加坡乒总。9月6日，冯天薇正式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并代表新加坡参加了北京奥运会。
　　井浚泓
　　10岁便开始与乒乓球结下不解之缘，12岁开始参加比赛。1991年底，井浚泓只身从中国到新加坡，次年与新加坡前国手黎仕汉结婚，并在94年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开始披上新加坡的战袍。42届世乒赛上曾一举击败头号种子邓亚萍，爆出了当时最大的冷门。
　　施佳懿
　　施佳懿少年时期在上海闸北区体校踢球，和国际队的王赟、詹克强是队友。他曾经去上海国际队试训，不过并没有被选中。随后，他远赴新加坡加盟了当地的幼狮俱乐部，并取得了新加坡国籍，并加入了新加坡国家队。
　　王越古
　　原籍中国辽宁，王越古在13岁时曾入选中国国家二队，与世界头号女将中国的张怡宁是同一时代的球员，两年后还进入中国国家一队。1997年，王越古连败前世界冠亚军王楠和李菊，获得中国全国乒协杯赛亚军。她之后由于右脚踝受伤，接受了手术，继而失去了国家队的位置。后于2007年年初入籍新加坡。
　　孙蓓蓓
　　孙蓓蓓去新加坡发展之前是山东鲁能乒乓球俱乐部球员，2006年亚运会女团半决赛中，她发挥非常出色，为新加坡战胜上届冠军朝鲜队立下汗马功劳。2007年2月11日，印度公开赛女单头号种子孙蓓蓓在决赛中击败印度本土选手摘得桂冠。
　　邱礼
　　2008年5月14日对于新加坡国家足球队可说是三喜临门，除了当选年度最佳队伍(团体赛)，教练阿夫拉莫维奇荣获最佳教练外，原籍中国的淡滨尼流浪队前锋邱礼成为了新加坡公民，可以在来临的2010年世界杯亚洲区第三圈外围赛中助雄狮一臂之力，为国家队增添了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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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对各国的赔款一览表[转帖]

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 /战争赔款
　　菲律宾 /8亿美元
　　缅甸 /2亿美元
　　越南 /3900万美元
　　老挝 /278万美元
　　柬埔寨 /417万美元
　　韩国 /3亿美元 /在法律上不具备资格国家通过“斗争”获得的赔款
　 新加波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 /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150亿日元
　　瑞士 /11亿日元 /“中立国”得到的财产损失赔偿
　 西班牙/20亿日元
　　瑞典 /5亿日元
　　丹麦 /7亿日元
　　蒙古 /50亿日元 /无偿经济援助
　　中国 /0日元
　　
　　历史上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列表:
　　
时间（年） 战争或事件 条约 赔款金额
1874 琉球事件 50万两白银
1895 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 军费2亿两、威海卫驻军军费150万两、赎辽费3000万两（这些赔款相当于当时日 本年收入的4.5倍）
1901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辛丑条约》 3150万两白银
　　
　　我不知道诸位看我列举的这些数字有什么感想。日本之所以现在能够成为经济强国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当初坚持要战争赔款，日本的经济会倒退多少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岛国对我们国家如此的不屑一顾？为什么他们敢无耻的修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却不敢否认珍珠港事件？如果我们当初要了战争赔款，它还能够这样么？
　　
　　由此，我们再去看马立诚先生的“新思维”，当年中国非常慷慨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换来的倘是今天日本Government以ODA为武器的反要挟，可谓“拿自己的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那连道歉都不必拘泥于形式的话，明天又会看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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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陆地951万平方公里，非960万平方公里[转帖]

中国陆地951万平方公里，非960万平方公里

最近一条新闻轰炸了各国媒体头条，就是印度向中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和在中印边境正式部署3个军及苏-30MKI战机群，称不会再现1962年败绩。胡锦涛称：妥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态，争取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和平解决，武力不是唯一也不是更好的途径。然，印总理就中国藏南称：不惜一战绝不妥协。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先后打过朝鲜战争、中苏、中越、中印自卫反击战，其中最没有悬念的就是中印反击战......了解这些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是为了更客观地看待当今现状。单就1962中印边界战争结局，笔者个人认为，中国是不败而败，印度是不胜而胜。原因很简单，藏南现如今依然在印度手里，若谈失败，印度仅在失去了所谓面子。而中国的失败，则是领土争端至今有始无终。

中印边界地区现状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公里，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

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是西藏南部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全部被印度占领。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经将其作为它的正式、合法边界，并于1987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同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目前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多两倍。

印度版中印边界争议地区全图

中段，争议领土2000平方公里，也在西藏内，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西段，争议领土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我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 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共占领我9.2万平方公里领土，相当于六个北京、一个浙江省、两个半台湾省，比英阿争夺的马岛大10倍，比日俄争执的“北方四岛”大20倍，为我国总领土的一百零一分之一。这样大面积的领土争端，在现代国际社会中，是一个国家非法侵占别国领土的最大案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极大耻辱。

由于中国根本就没打算用军事手段收复，因此现在两国已不可能有武力冲突。除非印度再次发起挑衅，进一步武力扩张，继续侵占中国领土，才有战争爆发的可能。这与台湾完全不同，中国已多次表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统一台湾。现在唯一解决中印边界的方式，就是通过政治谈判和平划分边界。

目前边界谈判正在进行中，从两国谈判代表的近期发言，相关知深人士和专家的分析透漏，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印边界的划分结果已大体显示出来。如不发生意外，从现在算起，中印边界的彻底解决时间最多三年，即不会超过2010年，要是顺利的话，短时间内就会解决。其划分结果大致为：

双方以现在的各自实控线划界，全部争议的中国领土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印度获得74%，中国得26%。中国接受东段“麦克马洪线”，放弃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主权，承认其为印度所有，印度不再向中国索取西段的中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另外对“麦克马洪线”作出部分调整，但调整幅度很小，主要在达旺地区，不超过约2000平方公里，只有深圳市那大，仅占东段争议面积的2%。印度将东段该区归还给中国，同时从西段换得我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部分领土，面积相当，很有可能只对达旺的部分地区作交换。从这点上看，我们没有收回被占领土，因为我们是用自己手上领土换回的本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一进一出，全部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与我们在此之前与其他各国划分边界时不同，像缅甸、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尽管争议的面积也不小，自古以来就全属中国的，没有通过任何条约割让出去，旧中国历届政府都声称拥有主权，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他国非法占领，虽然最后我们大部分放弃了，但仍然向象征性的收回了一点。而中印之间的这个“麦克马洪线”，本来就是非法无效的，旧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那片自古以来就全属中国的领土，解放前还一直得到有效的管辖和控制，它是在解放后的一段长时间内丢掉的，其间我们曾一度出兵打败印度，但短暂收复后又拱手相让。我们现在要正式割让了，得到的一丁点领土还是别人给面子换回的，等于没有收回。从此，中国陆地的面积只有951万平方公里，而不是人人皆知的960万平方公里。

朝鲜战争爆发，印度染指达旺

中印在历史上一直以来保持亲密友好的传统往来，过去两国并无领土分歧。双方的地图均依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的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

事实上，英帝国主义后来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

遗憾的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1951年２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无暇顾及边界问题与朝鲜战争之机，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并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侵占的了传统习惯线以北９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

中国西藏叛乱，尼赫鲁对华摊牌

尽管如此，两国的主流仍然是和平友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即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当印度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时，曾积极主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也大力寻求解决朝鲜争端的途径。

20世纪50年代，两国官员更是频频互访。周恩来总理曾4访印度，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令人难忘的是尼赫鲁访华，毛泽东与尼赫鲁话别时意外地吟诵了屈原的二行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大地上到处响彻“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喊声。

1954年，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个外国首脑。据历史记载，当年北京的机关学校全部放假，100万市民从机场到宾馆夹道欢迎尼赫鲁.盛况空前,令人汗颜。

同时，对中国文化深为向往的尼赫鲁奉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各国际军事集团。1954年6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尼赫鲁参与发起并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亚非会议。在尼赫鲁、铁托和纳赛尔的发起下，1961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次举行。这些均为新中国突破西方的围追堵截，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西藏叛乱发生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9年3月22日居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他不但要求把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和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中国管辖下的3.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这无疑敲了中国一记闷棍!

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可谓贪心不足蛇吞象，令人不齿！

战争尚未爆发，尼赫鲁频繁挑衅

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尼赫鲁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从1961年到1962年９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４３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４０００平方公里。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1959年至1961年的３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120余架次。

与此同时，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政策，并要求中国对印度做出让步。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毛泽东的极度反感，他谴责赫鲁晓夫是“右倾机会主义”，说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于是中苏关系极度恶化，中印边界冲突加剧。

凭借苏联撑腰，尼赫鲁宣称灭藏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是他的名言，后来这句话鼓励无数政客与中国争锋，对巴铁打压。

从尼赫鲁时代印度开始的“反华”宣传使很多印度人认为中国人是魔鬼，印度人到现在已经很难扭转这种观念。所以，极易被各个政党利用民众的复仇情绪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况且,印度人心里普遍生根的“大印度联邦”，本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乃至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构想，想不到尼赫鲁却对它格外欣赏。他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雄心勃勃地写道：

“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

“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还一厢情愿地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

他认为，独立为新生的印度创造了大好时机，印度要建立以自身为盟主的“大印度联邦”，并以此为基础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这就是尼赫鲁在印度独立民主运动中萌生的“关于印度的新概念”。 为此,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和“拿下整个西藏！”的命令。

中方意外停火，尼赫鲁不胜而胜　

1962年10月，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正当中国军队所向披靡时,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那场战争，根据印度国防部统计显示：

印度士兵死亡：1383名；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失踪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这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如果中国军队推迟宣布停火，如果印度士兵了解中国战俘政策，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中国军队停火之后，至少有5000到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得以生还。

中国遣返了全部战俘，仅有26名印军士兵因重伤抢救无效死亡。中国方面全部附有详细的病历和抢救记录。

但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政治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反而指使其军队重新占领被中国军队赶出去又后撤的全部12.5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死前郁郁寡欢，尼赫鲁欲战中国

中印战争后，尼赫鲁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他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不向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应立即共同协商。”

当时苏联方面扬言说，如印中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阻止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尼赫鲁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积极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

“中国威胁论”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

不意，这些决战计划，只能写在他的日记上。1964年1月8日，在布巴内斯瓦尔召开的国大党年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尼赫鲁突然中风，左侧瘫痪。在他最后一次在中印边界慰问那里密集的士兵后，于1964年5月27日，心脏病发作而遗恨逝世。

是日，前半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这年不久，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就此相继谢幕。/熊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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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经差点被介绍到厦门大学做教员[转帖]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第943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的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来自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此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第941页）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谈者，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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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特赦冤家郭沫若[转帖]

　　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时任广东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由于出众的文采和声望，被蒋介石委以重任。但后来，郭沫若因一篇文章惹恼了蒋介石，不仅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甚至还被通缉。这其中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1920年冬，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回中国，一到上海就同青年志士、作家郁达夫、成仿吾在上海创办了创造社。其成员均是热血青年，写诗论文都充满青春活力，尤其是郭沫若的诗文如奔腾的长江、咆哮的黄河，激情澎湃，魅力四射。他的大名也随着他的诗文日渐深入人心。

　　此时，刚从高等学府毕业的江浙才子陈布雷正怀着一腔救国豪情和壮志，应聘为上海的《天铎报》的主要撰稿人。他以政论文章见长，因锋芒初露，又被《申报》、《四明日报》聘为特约撰稿者。

　　当时，陈布雷以“畏垒”为笔名担任《商报》主笔，发表了若干有远见卓识的社论和杂文，笔力锋利如箭，观点十分明确，提倡民主革命，反对封建统治，一时博得社会好评，产生极大反响。郭沫若不止一次地称赞他“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二人虽未谋面，但相互敬慕之情却非同一般。

　　北伐战争开始后，郭沫若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叶挺将军并肩作战，一武一文配合默契，一直打到南昌。陈布雷写了不少歌颂北伐的佳文，为之摇旗呐喊。两位才子遥相呼应，彼此敬慕。终于在1927年初春，陈布雷应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邀请，专程从上海赶到南昌，在北伐军总部见到了郭沫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举世皆惊的“四一二”政变。郭沫若敏锐地觉察出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以笔作刀枪，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郭沫若先后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闻名的檄文。8月1日，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共。这使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通缉郭沫若，并派军统特务对他暗中跟踪、追杀。

　　此时已成为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为郭沫若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为防不测，郭沫若经中**组织同意，暂时旅居日本。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全面抗日。陈布雷心想，中国已与日本成为敌国，郭沫若留在日本处境一定危险。过去的深情实在难忘，加上时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郁达夫多次找到他，要他给蒋介石做工作，陈布雷下定决心想办法说服蒋介石放过郭沫若。

　　一天，陈布雷故意在蒋介石面前说，抗战在即，既需枪杆子也需笔杆子，将话题引到郭沫若头上。蒋介石板起面孔说：“郭沫若这个人，写我那么多文章，太刻毒了。”陈布雷为淡化往事，假装吃惊地说：“蒋先生，您的记性真好，都十年了，还记得那些小文章。”蒋马上说：“那不是小文章，而是在全国乃至在世界有影响的大文章啊！”

　　蒋反问：“近十年郭在日本干些什么 ”陈回答：“据我所知，他在日本仍不忘为中华民族争光，致力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甲骨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蒋说：“他是研究乌龟和骨头 ”陈点点头说：“听说他想回国参加抗日，所以请示您，是不是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沉思好一会才说：“可他把我骂苦了。”

　　陈见蒋有些缓和，便进一步说：“俗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是一国之君，他是小小臣民，计较他没意思，何况他是个人才，人才难得呀！”

　　蒋说：“如果你是我，我想也不会放过的。”陈鼓起胆子说：“我看这件事毕竟是历史，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各为其主。现在你把他搜罗起来，一可为国出力，二可说明领袖的英明大度，用人唯才。”

　　蒋脸上颜色有些改变：“依你之见，我要忘掉旧账 ”

　　陈假意讨好说：“其实您早就宽容他了，要不然在日本您照样可以把他缉拿归案啊！”

　　蒋为难地说：“那我的通缉令怎么办 ”

　　陈进一步说：“郭是日本通，我们抗战借重他是上策，而且日本人正派人监视他，他的处境很危险。”

　　蒋介石脸上呈现出笑容：“那我写一张手令，撤销通缉令。”

　　陈布雷心中一喜，暗定主意，对蒋说：“蒋先生海量，捐弃前嫌，器重人才，为海内外所敬仰，但这个撤销令不能马上公布，否则反而会给他带来危险。您将手令交给我，让我去办。”于是蒋介石将撤除通缉郭沫若的手令交给了陈布雷。

　　当夜，陈布雷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郁达夫和中共高层李克农。郁达夫兴奋至极，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今晨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我已奔走见效，喜不自胜，多亏畏垒。当今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海外……”

　　郭沫若接信后，即与南京驻日本大使馆联系，于7月25日化妆乘“日本皇后”号头等舱回到上海。9月19日，蒋介石由陈布雷陪同召见郭沫若。 1938年4月，郭沫若在周恩来的敦促和建议下，担任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因国共联合抗日，陈布雷与他联系和接触时间较多。

　　蒋介石赦免了郭沫若，原以为郭会记住他的恩情，为他个人服务。可是郭沫若却态度鲜明，私下对陈布雷说：“我的笔是人民大众的，不是他私人的，为他老蒋拿笔杆子，可不是一件好差事啊！”陈布雷虽未表态，但内心还是赞同郭沫若的人格和骨气。

　　摘编自天津《书报文摘》

　　揭秘传说中的上海“周公馆”

　　上海“周公馆”是1946年设立的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旧址。现址为上海思南路73号。这是一座具有法国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它仍保持半个多世纪前的风貌，用竹篱笆当院墙。红漆大门上写有“周公馆”和“周恩来将军寓所”字样。

　　1946年，中共代表团租下了这幢房屋，原意是作为中共办事处。但国民党当局不同意。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周公馆因此而得名。

　　周公馆设立后，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李维汉、陆定一、乔冠华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先后来沪开展工作，一方面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向社会阐述中共和平民主的各项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另一方面拜会郭沫若、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情况，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1946至1947年间，那里实际成了中共驻上海代表处。周恩来在那里举行过多次重要的记者会，会见过许多著名爱国人士。

　　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彻底关闭和谈大门，派警察包围了周公馆。3月5日，办事处人员在董必武的率领下安全返回延安。上海周公馆的物业委托民盟代管，不久被国民党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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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看中餐[转帖]

　　　当最早迎合西方人口味的中国餐馆在英国出现的时候，也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种异国风味的美食体验，但是随着炒杂碎餐馆和提供价格便宜且适合西方人口味的中餐外卖店数量的猛增，很多原先的美味佳肴也随之不见了。也正是在这些提供廉价中餐的地方，少数顾客的粗鲁行为以及多数顾客对中餐乃至中国文化(至少是部分中国文化方面)的无知和冷漠态度，都显示出了他们的殖民主义立场。然而，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与中餐各菜系的独特性，使中餐并未像印度饮食那样被殖民化。中餐烹饪法的精湛技艺、特色蔬菜和调料的使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理念，都使得中餐的地位始终高于印度。

　　中餐长期以来所保持的相对独立性，可能是西方人对其一直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敌对态度的原因。依据过去几年的事实，对中国饮食带有敌意的负面评论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对中国人把某些动物当成食物或药物表示反感，将西方人视作宠物的动物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当作食物的做法激怒了一些西方人。

　　到广州旅行过的人常常看到人们将蛇、珍稀鸟类、小狗和其他动物当作食物出售，他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强烈谴责。从互联网上常常可以看到在广州和西安的一些集市摊位上，那些待宰杀的猫和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近来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支持这种谴责。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现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工人在通过手术抽取黑熊的胆汁，用于配制治疗发烧和胃疼的药物。2001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江苏沛县有个养狗专业户一年养了l0万只狗，当这些狗养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被宰食。由于专门饲养供人食用的狗大部分是圣伯纳德狗(一种瑞士救护犬)，所以瑞士SOS救护犬国际组织向瑞士政府递交了一封由11000人集体签名的请愿书，请求瑞士政府干预并阻止中国人把“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当作食物。

　　像其他异域风味的餐馆一样，在中国餐馆里常常会看到恶意辱骂和种族歧视的现象。1988年在伦敦西区的钻石中餐馆，当服务员让五位白人顾客买单时(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外交部的雇员)，他们却殴打了这位店员，餐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忙，继而引发了群殴。当警察赶到后，他们把白人顾客送往医院就医，却把餐馆的四名店员押到了警察局进行审讯，这些店员后来均被判入狱两年，罪名是在公共场合制造事端罪。全英国的华人团体为这四名店员遭到的不公对待展开了一场抗议运动。传单上写着， “唐人街的店员是时候站出来保护自己不受种族主义伤害了”。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00年4月在英国格洛斯特的印度餐馆和中餐馆里经常发生的冲突还是给了警察足够的理由来采取行动，在一次名为“餐巾行动”的计划中，便衣警察在周五、周六晚上分散到这些中餐馆去就餐蹲点。“尽管这次行动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只有一个人的行为受到了警告——但伦敦的都市警察在2001年4月又采取了一次同样的行动。华人餐馆告诉警察，这些年龄在35～45岁的顾客们在用餐过程中对饭菜均表示满意，但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就开始抱怨餐馆的服务和饭菜的质量，从而拒绝付账。每当出现这种情况，餐馆的老板们通常会报警，尽管各种种族歧视的言论随处可闻，但老板们还是禁止自己的店员对这些侮辱性的言辞作出任何不理智的回应”。

　　另一种负面反应是人们担心吃中餐会影响身体健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反对使用味精来增加菜肴的鲜味。埃米莉·哈恩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自尊的中国厨师是不会使用哪怕一丁点儿味精的，那样做不仅会让人认为你承认自己烹饪水平不高，而且味精也会掩盖菜肴味道上的细微差别，从而影响味觉的敏感度。” 然而很多专门为西方读者编写菜谱的作者，例如克雷格·克莱本和肯尼思·洛，他们都在自己的菜谱里建议可适量使用味精。而通过大量添加味精来弥补调料短缺的中国餐馆仍然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因为大量食用味精可能导致暂时性局部出汗或肢体麻木。另一种担忧也在2001年6月英国食品标准检验局的检测中得到证实，在他们检验的100种酱油样品中，发现其中有22种含有潜在的高致癌化学物质。这些取样酱油都是从泰国和中国进口的，它们在英国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很小。英国食品标准检验局以相当谨慎的态度宣称，尚无足够的理由拒绝中国食品，因而建议人们不必抵制之。

　　对中餐馆更为严厉的批评就是卫生条件差，而且所提供的食物不堪食用，同样的批评也指向了印度餐馆。据称这些餐馆将宠物做成食物，甚至连家猫也成了盘中餐。当然绝大部分指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不过是针对少数异族的种族歧视态度在作祟。偶尔也会有一些证据被提出来指证这样的指控，但这些很可能是中餐馆的其他竞争对手所为。毫无疑问，卫生条件差的情况是存在的。2000年9月，苏格兰突然发现了37例沙门氏菌肠炎病例，事后人们指控这类病例多与中餐馆有关。2001年4月，在最严重的口蹄疫袭击英伦三岛不久，到处都流传着华人因生意需要从亚洲走私进口肉类食品的传言，大众表示华人应该对此次疫情承担责任，因为这些餐馆的残羹剩饭都卖给了养猪场喂猪。据此，在疫区和伦敦的中餐馆都反映，他们的生意减少了40％。作为伦敦华人社区的领导人兼国家公民权利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杰贝兹·拉姆(Jabez Lam)严厉谴责了这种毫无确实根据的传言，并称这会引发因仇恨而犯罪的潜在危险。4月8日，大约500名游行示威者从伦敦唐人街中心的爵禄街出发，游行至农业、粮食及渔业总部，他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公平对待华人。所有中餐馆都以关门停业两小时来表达他们因此次危机所受指责的愤怒之情。

　　　　具有老北京特色的拉洋片表演

　　第三种负面反应是指称华人餐馆与犯罪团伙有牵连。在过去的各个不同时期，一直盛传“三合会”在华人社区颇有势力。2000年6月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多佛尔港的58名非法中国移民因窒息而死在炎热的货柜内，这一惨痛事件使上述观点再次被提出。这些非法移民是从中国的南部出发，花费了高昂的代价，整个行程由“蛇头”安排。报道称这类事件与“三合会”犯罪团伙、中餐馆的运营以及组织卖淫等有一定关联。他们认为非法中国移民当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还债才不得已在中餐馆打工，或到娱乐场所卖淫。一年后，报纸报道了曼彻斯特杜伊斯顿王楚餐馆的老板及其妻子和两岁大的儿子被烧死在家中一案。警察宣称他们死前曾被刺伤，这很可能是一起与“三合会”有关的谋杀案。

　　另一方面，中餐予人的好印象得益于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他们对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在《文辉王子之中国饮食疗法》一书中，就对此做了权威解释。该书从开篇就解释了饮食是传统中医八种疗法中的第三种。西方人对作为另外两种疗法的针灸疗法和中草药疗法有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饮食配合，这两种疗法都不会有满意的效果。该书作者旨在把东方的饮食理念引入现代美味营养的美国菜之中去，而且不需要过分依赖或迷信奇异的东方原料。虽然东方人生活艺术的主旨趋于自然、返璞归真及随遇而安(作者并未把这些特点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但是建议美国人把中国菜、日本菜或韩国菜作为主食也是不妥的，不过可以把中国饮食疗法的理念融入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去。该书其后对饮食疗法的三个层面——锻炼、预防和治疗一一做了描述。治疗层面包括病人病情的诊断，为保持身体平衡状态或消除不平衡和综合症状所做的饮食搭配设计。举个例子，如果病人的症状为体重增加、肌肉松弛，并伴有腹泻，其诊断结果为体内虚寒，那么针对此症状的饮食疗法就是要多吃一些具有阳性特点的热性食物，食谱中要加一些能达到这种效果的食物，例如葱爆胡萝卜和红萝卜。据说这样的菜肴既可以算是美国菜，也可以算是中国菜，不管是芜菁甘蓝还是小萝卜都对脾虚有疗效。

　　迈克尔·贝特曼在英国的《星期日独立报》(Indaependent On Sunda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们对饮食疗法普遍反应的文章，文中他对尼娜·西蒙斯(Nina Simonds)1999年在美国出版的《一匙姜》一书的畅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该书的成功要归结于人们对于可以治疗诸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和溃疡等疾病的功能性食品十分感兴趣。按照西蒙斯在书中的说法，中医治疗这些疾病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中国人通过反复试验，总结出了一套全面平衡和协调身体的健康饮食方法。但是在西方，当人们最终认识到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仅仅将目光盯在健康的罪魁——高脂肪食物上，认为水果和蔬菜是健康食物。迈克尔·贝特曼描述了他曾经去过的一家新加坡皇家药膳饭店。这个饭店就相当于一个中药陈列厅，厅里有一个咨询台和一面嵌有100个抽屉的墙壁，抽屉里面装着各种有益于健康的中药材。菜单上宣称从癌症到尿床，人世间的大多数疾病都可以治愈。虽然迈克尔·贝特曼对这种宣称以及尼娜·西蒙斯书中非常肯定的断言均表示怀疑，但是他对这家饭店的一道名为“鸳鸯对虾”的菜肴印象颇深，如果再往菜里加适量山楂，据说还有促进消化、溶解胆固醇和降血压的功效。他引用了尼娜·西蒙斯通过注重食物的阴阳特性来保持膳食完美平衡的窍门。生姜属阳性，它可以将其能量注入性状温和的阴性食物中去。食用生姜还能通过使人体发汗来治疗伤风和流感，防止晕动症，清除血液中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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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明朝的皇帝与大臣[转帖]

也许是因为朱元彰的基因遗传，如果把前朝前代的那些变态皇帝剔除在外，仅与历史上的“正常人皇帝”相比，明朝出现了一个堪称历朝历代故事最多、传奇最多、个性化最强的“皇帝群”，他们性格上或刚烈或温仁，或儒雅或暴虐，或刚愎或偏才，总之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皇帝世界，基本上每个角色现在回看都栩栩如生、可歌可泣可思可叹。一般而言，皇帝只接触到诸臣工以及后宫佳丽、奴仆之辈，而臣工是皇权帝命的主要执行者，“明代皇帝”这一人群的文化个性大致可以从其与臣子即官僚集团的交往中笼统知一大概。

与前一个汉人统治的朝代宋朝相比，明代皇帝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面目，从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小富即安的局面一转而为纵横江河诸习、笼罩神州万里的大朝廷局面，在皇帝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是脱不了某种田舍翁的小家子气，在官僚则也不再象南宋那样“总把杭州作汴州”地沉醉于靡靡之乐舞中不可自拔。宋初以文立国秉持文人当政，但到南宋则流于老庄与啬夫之间，既善逃避又常贪鄙，既习于柔弱又失之讷愚，以至到最后民间血脉代替帝王与官僚成为抗元的唯一主力。与宋相比，总体上明代的皇帝和官僚在立身、言行、治平等方面都显得更加雍容大气、更加不疾不徐、更加沉静自信，他们似乎可称作“更正宗”的皇帝和大臣一族。

明帝王与臣子的关系颇具特色。历史上不乏帝王与官僚阶层的博弈乃至斗争，但纵观有明一代这几乎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泰半主题，给后人留下皇帝拿官僚集团没办法、官僚集团也拿皇帝没办法的印象。说起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之力，则可以后期崇祯在执政困境中狂杀大臣为例证，大臣动辄得咎，而一得咎则非死即伤，或剐或斩，惨烈无比。

如果说“伴君如伴虎”可拿明朝作为一个案例集中区域，那“伴臣如伴狼”同样是明朝的一大特色。说起官僚集团干预皇权之力，则可以万历一朝立储一事为例证，或大或小的官员直接而彻底地干预皇帝立太子这一在其他朝代具有“核心皇权”性质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或清朝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官员公开讨论皇帝立储问题的情况。总之，明朝在帝王与臣僚的关系史上独树一帜，官员骂皇帝的规模前所未有，皇帝杀重臣的事更保持住了历史记录。

文人即官僚，官僚即文人，“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儒家文化左右下的封建统治历史的一大特色。在宋朝有不杀言官的祖训，两宋皇帝尊重大臣的独特方式是少动干戈、罕见杀虐，至多眼不见心不烦，贬谪他乡了事。当然这也纵容了宋朝高级官僚的不法行为。须知在宋朝对高级官僚在事实上实行的“废除死刑”制度的背景下，既然没有必定的杀头风险，更谈不上出剥皮楦草的惨事和丑事，则窝案、串案、机群犯案自然层出不穷。

很明显明代对大臣处理起来最不客气。明代从来不对臣子作“免杀承诺”，从朱元彰到崇祯一头一尾两个皇帝都是杀大臣杀出瘾的代表人物，在杀头之外，甚至还创造性地用“打屁股”来惩罚大臣，而且只要大臣惹皇帝不高兴了可以说打就打毫不需要说明理由。但这并不能由此必然得出明代皇帝变得太不尊重大臣的结论，最终结论复杂难明，但总体看明代还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宋朝尊重文人官僚集团的传统，在很多情况下皇帝更为慷慨地赋予大臣权力。

明代的内阁从仁宗开始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参政认可，他们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对皇帝的决定进行反驳乃至拒绝执行，在仁宗、宣宗以后这一惯例逐步成形，并且几乎成为贯串明朝大半历史的一个传统。在以前朝代的历史中，确实有过大臣对皇帝的决定以讨价还价的形式进行反驳的记录，但大多凭大臣的威望、人格、意志而行，最终结果各异，从来不能象明代这样就此建立起一种几乎是制度性的惯例。当然真正执行起来也有例外，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皇帝，比如嘉靖、崇祯这样的好杀品种，另一种情况是遇上了特别强势的太监，比如王振、刘谨、魏忠贤这样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对这一惯例给自己带来的限制还是忍受和克制的。

由此而起，在大臣这一层，明代的政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对这一系列针对皇权的惯例体系的保护逐步成为明代官僚集团具有一致性的目标，他们将这一惯例上升为某种道义形式，以前赴后继的默契方式共同对付皇帝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似乎具有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其次官僚群体的参与意识与文人身份极好地融化为一体，政治斗争往往以舆论战的方式展开，内阁高级官僚直接间接地分别影响控制不同的大小官员，以他们为棋子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他们在辩论中同时附带着过种可能出现的与辩论主题完全不相干的攻击活动，附带着辨别敌我的组织甄别活动，值得钦佩的是他们在数百年前竟然就达到了鲁迅先生“以笔为戈矛、投枪”的斗争境界；最后就是在权力分享领域反复延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律，在王振、严嵩、张居正、刘谨、魏忠贤等强人时代之间总是以一个群龙无首的分散过度期作为衔接，其中各色官员人等的博弈活动就象实验室里的化学反应一样复杂无序。

与宋、清两朝不同的是，明代的内阁有着鲜明的议政色彩和准制度性的权力分享保障，在事实上明朝很多时期内的国家大事是由皇帝、太监和内阁的“三权分立”所决定的，其中内阁切实地体现出鼎立之一足的特征，对皇帝、太监（往往代行批示细节的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钳制和对抗效应。明代内阁与清代内阁里的“奴才”阁臣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只有绝对服从和执行君命的份，而前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抗君命而不遵。所以夸张点讲，明代尤其是明中前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堪称最有可能孕育出民主议会制度的时期，虽然这种可能性在延续千余年的儒家文化思想面前是如此之小，但是毕竟这一具有极薄弱的“小议会”功能的组织形式不仅具备了某种责权利结构，而且在明朝的国家政事活动中多次发生过与其相近时期类似西方议会与君主之间的那些冲突。

比如一个最典型的领域就是财政经济方面，和西方历史所表现的相类似，明朝的皇帝在用钱、征税方面经常受到内阁的制约，两者之间也不断发生着各种不同形式的对立。但是相对同时期的西欧英、法诸国的发展历程，出现于明朝上层统治结构中的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形态的可能性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胎死腹中。如果探究其中缘故，应该和西方历史上的议会构成与明朝内阁构成的巨大差异有关。一边是由封建领主、宗教人物、皇族、国外利益代表等构成的具有多样化、实体化和政治经济实力的诸多方面人士，一边是寥寥数人、权由君授、随时可贬可杀的文弱书生，其与皇帝对抗的资本、力度实在太不可比，这也是根本无从奢论明代内阁转向议会形态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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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毛泽东签字[转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奉行“一边倒”的方针，很快就和苏联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了大使。王稼祥等到苏联后，新中国驻苏使馆就有人兼管起在苏留学生的事务，他就是20年代曾经在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过的曾涌泉，时任使馆的政治参赞，后来当了外交部的副部长。

　　从此以后，逢年过节，留学生们就不再到柳克斯旅馆聚会了，而是参加大使馆举办的活动。有关国内事物的通报、学习，也都由大使馆组织了。后来又成立了留学生学生会、党支部等正式组织，一切都纳入轨道了，留学生组织团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刘允斌、陈祖涛他们遂宣告组织团解散。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苏联访问。一则是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庆祝活动；一则是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再就是商谈和签署两国间的有关协定和条约。

　　在一系列商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议定和签署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重大项目。跟随周恩来一起到苏联，负责机械项目方面谈判的是沈宏。为了更好的沟通，沈宏就到留苏的中国大学生中找翻译，他一下就找到了陈祖涛。

　　陈祖涛回忆说：“我的俄语还行，可我的中文并不怎么样。但我毕竟是学机械的，专业还是比较熟悉，涉及到术语和专用名词，比一般的翻译可能要强一些。就这样，我参加了当时的有关机械的主要项目的谈判。”

　　谈判的项目很多，比如东北的第一重型机械厂、沈阳的机床厂、洛阳的拖拉机厂、哈尔滨的一些厂子建设的谈判，他都跟沈宏参加了。但给陈祖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汽车制造厂建设这一项目。他后来对汽车感兴趣，毕业实习又去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又到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方面的谈判。参与这方面的谈判，对陈祖涛的影响大到决定了他的一生。

　　到了1950年2月，中苏友好条约签定了，其他谈判也都顺利展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准备启程回国了。一天，陈祖涛他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见中国的留学生。

　　陈祖涛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们在预定的时间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留学生中间。毛泽东讲了话，主要是要大家好好学习，将来回国为中国建设服务等等，讲的并不长。这是陈祖涛第一次在近距离亲耳聆听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等讲完了话，陈祖涛就看见###他们那批“四八二一”的学生，一下子把毛泽东围了起来，每个人都端着自己的笔记本，请毛泽东给他们题字。陈祖涛觉得挺新鲜，过去还真不知道请领袖签字这么回事。

　　他也感到这事挺有意义，就也掏出笔记本凑热闹，加入题字的行列。当他挤到毛泽东身边，递过笔记本时，毛泽东问了一句：“你是学什么的？”陈祖涛说：“我是学机械的。”毛泽东遂在他的笔记本上题道：“机械学很好，学好了有用。毛泽东”

　　陈祖涛端着笔记本看了半天，心里很高兴。过了一会儿，他见许多留学生还围在毛泽东身边，就又凑到毛泽东跟前让他再给自己题一个。这次毛泽东什么话也没说，挥笔写下：“前途光明，同志们奋斗。毛泽东”两个题字，都是用钢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