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全国大串联[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你听说过一分钱不花就可以走遍全国吗？“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是无奇不有，但当时我们国家很穷，竟能对那么多师生搞起了“免费交流”。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luo

事实是最高法庭[转帖]

《“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作为30年来国内长期关注“四人帮”历史的非虚构作家,叶永烈独家采访过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徐景贤、“江青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当年执行逮捕江青的张耀祠将军等百余人,所有这些采访都反映在《“四人帮”兴亡》一书中。

　　2009年1月，长篇纪实文学《“四人帮“兴亡》出版,叶永烈用了近20年采访完
成的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内地惟一正式出版的讲述“四人帮”的纪实文学。

　　采访陈伯达

　　陈伯达听说叶永烈要采访自己,原话是:“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炎而住院。十天后,叶永烈从上海赶往北京,开始对陈伯达采访。

　　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列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之一。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是从1970年10月18日,他被软禁之日算起。在宣判时,陈伯达已服刑十多年。

　　人们往往以为陈伯达是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的。其实,判决后不久,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他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度过的,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在陈伯达晚年,叶永烈多次对他进行了独家采访,由于采访之前,叶永烈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所以陈伯达跟他一交谈,就知道他是有备而来,是一个谈话的对手,所以也就接受了他的采访。

　　叶永烈最后一次访问陈伯达是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那天正是中秋节,有人送来月饼,他高兴地吃了。那一天，陈伯达送了叶永烈一幅字,“凤兮凤兮,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落款是“仲晦”。“仲晦”是陈伯达的23个笔名之一。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去世。

　　王力有权修改自己的话

　　记者:你说《“四人帮”兴亡》有不可复制性,为什么?

　　叶:写《“四人帮”兴亡》有两部分来源。一部分当时是死的档案,这个过一千年还是这样。文献,文献,这个文是存在的,关键是这个“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口述历史。不可复制性是指这个口述历史不能再现,那么多当事人讲述的他们在“文革”中的经过、历史细节造就了它的不可复制性。

　　比如:陈伯达一生用过23个笔名,这23个笔名,过了一千年之后,如果有人用功的话还可以再考证出来,可每个笔名的来历、他为什么叫“伯达”,就只有他本人说得清楚。“伯达”这个笔名,他说是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部电影,叫《斯巴达克斯》,讲古罗马奴隶起义的领袖。陈伯达说自己特别崇拜他,就从他的名字里取了两个字作自己的笔名。这种细节是不可复制的,如果那天我不问,或者没有谁去追问,事情也就过去了。再比如,当年江青在上海有一个家,我找到了她当年的二房东,又找到了二房东的保姆秦桂贞,秦桂贞所谈的细节在任何书上都没有记录。

　　幸亏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做,像王力,我前后采访他8年,他死的前些天我还去找过他。

　　记者:你怎么保证受访者的表达是真实、可信的?

　　叶:采访这些历史老人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常见的,一是记忆不准确,明明是1967年1月,他说成1968年,这个还好办,因为我对“文革”历史熟悉,也容易核实。二是护短，这个比较麻烦些,他会主观上为自己说话,陈伯达这方面还好,特别明显的是王力。也因为这个原因,王力惹起一场很大的风波。

　　采访王力以后我给他看稿,王力给我加了将近2000字寄来给我。那篇文章叫《王力病中答客问》。这篇稿子发表后招来很多批判,大家那时候把王力都忘掉了,忽然冒出来个王力,说自己对党还抱有那么深的感情,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可接受。当时我在采访时他也说过这些事,但我没有把它放上去,我觉得有些话太过分,我让他改,最后请他过目,过目他又加上那么多话,我在发的时候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

　　王力当然有权修改他的话,我如果不尊重他的意见也可以,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既然请他审阅,就完全照他意见改。

　　记者:你给了“王力们”一个陈述自己的机会。

　　叶:其实那篇文章的内容,现在看也没有什么大的错,批判者却不能接受,比如“九评”,就是当年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九评”里有“七评”是王力写的,这个从来没有人公布过,我把这个事情给写了,有人就说王力臭表功,其实那只是一个历史事实。

　　真相才有力量

　　记者:拘捕“四人帮”的过程有很多讹传,这次你写出了真相吗?

　　叶:拘捕“四人帮”的过程,以前有各种说法,我三次去成都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他详细透露了亲手拘捕江青的全过程,他讲了很多真实的细节。

　　有人写粉碎“四人帮”的纪实文学,说1976年10月6日,坦克从长安街上开过,去抓“四人帮”,这就是一个笑话了。张将军是亲捕江青的当事人,他的口述才是真实可信的。

　　记者:你的非虚构写作原则是什么?

　　叶:我的原则是,历史是基础,文学只是表现形式。记得我当时一进北大,北大的傅鹰教授,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事实是最高法庭，真相才有力量。

　(《南方周末》7.23夏榆文)

luo

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转帖]

　　　　作者：徐平 主编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戴季陶有句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反映了国民党新右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复杂心理。

　　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国民党主要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一直追随蒋介石，鼓吹“三民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制造法理依据。

　　“理论权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不解之缘

　　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1891 年1 月6 日，生于四川广汉，自幼天资聪颖，机敏过人。1902 年考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业师徐炯影响，开始有了反满思想。1905 年，14 岁的戴季陶与同学马君武、宋耀如赴日本，先入师范学校学习，1907 年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后转入振武学校。1908 年春，蒋介石赴日本，进振武学校学习。因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戴季陶祖籍浙江湖州府吴兴县，蒋氏向来注重宗族思想、同乡观念，何况在异国他乡，自是格外亲热。常常一谈就谈到了深夜。

　　他们感到相见恨晚很快就结拜为兄弟。戴季陶和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和陈其美等人到“黑龙社”等场所拜会避难日本的孙中山，孙中山也十分器重这些风华正茂的进步青年，为戴季陶等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与别人不同的是，戴季陶在经常拜会孙中山的过程中，结识了在“黑龙社”工作的日本少女津渊美智子，并发生了一段罗曼史。尤为不同的是，这一浪漫故事的结晶，又牵扯出蒋介石次子蒋纬国身世的传闻，更增加了戴季陶早期生涯的传奇色彩。据戴季陶亲近的人说，蒋纬国称戴为“亲伯”，蒋纬国长大后，饱受身世流戴季陶言的困扰，曾亲自前去问戴季陶究竟是不是他的生父，戴未明说，只把镜子给蒋纬国，反问：“你说呢？”

　　1909 年，戴季陶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主任教官，次年到上海，在《中外日报》任记者，不久任《天铎报》编辑，由于知识渊博、笔锋犀利，旋升主编。1911 年，戴因在报纸上鼓吹反清革命而被追捕，不得不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任《光华报》编辑，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戴季陶返回上海，参加创办《民权报》。不久，孙中山回国主持革命大计，途经上海。戴季陶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而孙中山对此时已显露才华的戴季陶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在上海、南京进行反袁军事联络。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不久，蒋介石也来到广州投奔孙中山，戴季陶积极加以引见，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浙江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劝蒋介石要学会忍耐，“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表示“自愧而又可笑”，称赞戴季陶“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冷酷无情的反共干将

　　历史的真实永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谁能想到，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很深的渊源，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右派领军人物、死硬的###分子。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一边与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一边与蒋介石在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1920 年5 月，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将《星期评论》作为研究会的宣传阵地，大量发表了会员们研究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成为当时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学生和工人经常有很多人投稿，就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相约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后来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研究会里除戴季陶没有加入外，沈玄庐、邵力子都成为该小组成员。为此，戴季陶还痛哭一场，并解释说，由于他与孙中山个人关系甚深，当孙中山还活着时，他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但他表示同情共产党，“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

　　1922 年，戴季陶和蒋介石做的股票投机生意遭遇惨败，他顿时感到心灰意冷，在回四川的船上，备感凄凉，跳江自杀，幸好被船员救了起来。戴季陶只好再度赴广州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十分高兴，重新把他招为自己的贴身秘书。1923 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前不久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这时候却成了坚决的###派。

　　他力谏孙中山，不要搞国民党改组，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养虎遗患，只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必然“启他日之纠纷”。

　　1924 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戴季陶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为宣传部副部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接任主任。

　　1925 年3 月，孙中山病逝后，国民党左、右两派围绕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冯自由、邓泽如、邹鲁、谢持等###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夹在二者中间的是中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随着统一战线的分化，原来的中派甚至左派的一些人也转化到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新右派，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

　　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看中蒋介石的政治才干，有心做辅助李世民的徐茂公，为蒋出谋献策，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

　　他力促蒋介石尽心尽职当好黄埔军校校蒋介石与蒋经国（左）蒋纬国（右）。从长相上看，蒋纬国确实有几分像戴季陶。

　　长，说：“这是抓兵权，要把学生培养成忠于你的带兵官，你也就成了百万大军的统帅。”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羽毛尚未丰满之时，还不敢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决裂，乃积极在暗中抓牢兵权，排斥异己，积蓄力量。如果说国民党老右派是公开反对革命的话，那么新右派则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篡夺领导权，其理论基础便是戴季陶主义。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下，表现失常，出台的政策忽左忽右，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大混乱。先是主张所有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撤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之后，又跳到另一个极端，主张全面服从国民党。国民党右派步步进逼，气焰更加嚣张，抛出“整理党务案”，捏造“中山舰事件”，加紧对共产党员的全面打击和迫害。毛泽东等人被撤销国民党中央领导职位，共产党员被一一清除出国民党。

　　1927 年4 月12 日，蒋介石感到时机成熟，公然举起###大旗，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

　　据不完全统计，3 天中被杀害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五千余人下落不明。7 月15 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铁石心肠，面目狰狞，对曾经的战友毫无怜悯。他说，这个事只能“不讲感情”；消除敌人，只能用刀子，只能大屠杀。

　　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这正如他自述的那样：“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工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曾一度有很大的转变。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戴季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府委员及考试院院长。作为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最信赖的国策顾问、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决策者，戴季陶踌躇满志，更加卖力地推行他的戴季陶主义，从法理上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依据。

　　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1945 年版易名为《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系统提出了“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官方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断言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进而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国民党的统治。戴季陶的论著除上面所提之外，还有《青年之路》、《日本论》、《学札录》、《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及其价值》等，后人编有《戴季陶先生文存》。

　　1935 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长王世杰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1935 年8 月，王世杰以###的名义，颁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并通知各印书馆。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3 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又是至交，不得不做出让步。1936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

　　“西安事变”爆发后，戴季陶支持何应钦等###派，力主派大军平定张杨，与宋美龄发生激烈争吵。宋美龄陪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发表了回忆录，不点名地批评了戴季陶。回忆录是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的，实是代表了蒋介石的想法，对此，戴季陶明白得很。果然，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问计于他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了，相互间的往来也少了，诚如专家评论的那样：蒋戴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某些阴影。

　　无可奈何花落去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戴季陶与众不同，高兴不起来，拿他的话来说是：“忧恐数日不能起床，起时亦无喜色。”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在蒋介石那里日渐失宠。二是身体每况愈下，常转侧难眠，晚上须服安眠药，方可有短时间的入梦。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对头——共产党

　　的势力发展壮大。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十分担心，主张强力压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而今抗战胜利了，戴季陶更加害怕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为此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多种原因，使得戴季陶早先就患有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了。

　　他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专门提出要会见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还是欢迎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登门拜访他十分高兴。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为约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 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时间推移，蒋军从进攻转入防御，败绩接踵，继辽沈战役大败后，又在平津、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八百万精锐丧失殆尽。戴季陶忧心如焚，向左右哀叹：“时局日下，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1948 年12 月28 日，戴季陶黯然登机飞往广州，行前去考试院上下各室看了又看，流露无限眷恋之色，情不自禁悲从中来，唏嘘涕出：“这一去，不知何日重又来？恐是不再矣！”说着竟如孩童般号啕大哭起来，如丧考妣。

　　“四一二”政变时的国民党行刑队。

　　身在广州的戴季陶，日夜盼待局势奇迹般地好转，却事与愿违，噩耗接踵而来。1949 年1 月21 日，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下野，辞去总统职务。1 月31 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2 月5 日，人民解放军炮火威胁下的南京政府，宣布迁都广州。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党国大员纷纷南逃。

　　一日，戴的老友、监察院长于右任前来看望，问候过后，话题转入时局，相对摇头叹息，不胜悲观。于右任仗为知己，直言责备：“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戴季陶无言以对，潸然泪下。

　　他年轻时即嗜酒似命，由于酗酒数度被送去医院抢救。成为中枢要人后，戴季陶酗酒恶习未改，更利用职权强拉下属陪着喝酒，且要一醉方休，常常彻夜狂欢，烂醉似泥，也几次差点使僚属在酒桌上丢了性命。每酗酒后，都要昏睡几日如大病了一场，导致神经衰弱，变

　　得暴躁易怒，乃至失去理智。时局的种种忧愁，搅得戴季陶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整日以酒消愁，以药助眠。

　　蒋介石下野后，在家乡溪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时局，确定台湾为“复兴基地”，布置党政军要员撤往台岛，通知戴季陶入台。戴季陶一口拒绝：“不去了，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伴父母于九泉，尽人子之责。”

　　1949 年2 月10 日，他对秘书说：“判断下来，国军难以据守西南，四川必为共产党所得。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甘当他们的阶下囚。”

　　“为党国尽节，此其时矣！”身病加心病的戴季陶，既不愿随蒋介石残喘台湾，又怕成为共产党的俘虏，所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也决计效法陈布雷杀身成仁，可得个党国忠臣的好名声。

　　1949 年2 月11 日夜间，戴季陶面对窗外的风声雨声，自感油尽灯枯，绕室徘徊了好一阵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第二天上午，仍不见戴季陶起床，左右大着胆子叫唤，没有回音，于是边喊边敲门，仍是毫无反应，料是有了异常，急忙撬门入室，发现戴季陶已气绝身亡。

　　13 日，“戴传贤在穗逝世”的消息见诸报端。当局为防动摇民心士气，在电讯中只字不提自杀，而是说：查戴氏向患心脏病，每晚需要服安眠药始能入睡，来穗后亦然。昨晚或进服安眠药过多，以致影响心脏，于12 日晨8 时不起……

　　蒋介石是在12 日当天得到戴季陶自杀报告的，据蒋经国的日记载：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嘘唏。对于这位盟兄不愿随他去台湾，蒋介石颇为不满，但较之那些“临难变心”投向中共的“乱臣贼子”，使他尚感欣慰，故而在挽词中称赞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

luo

“五七”干校[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信中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把军队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机关都成立了干部学校。因为革命把一些机关“冲垮”了，干部无事可干，就到这里集中学习，用现在的话说就叫做“充电”，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武装头脑”。这种干部学校就取名叫“五七”干校，其教育模式就是“五七指示”里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是想先在干校里做个试点，总结经验然后全面开花，把我们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五七”干校，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五七战士”，既能生产劳动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双丰收，成为充满生气的新生社会模式。“五七指示”把这样美好的前景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都把它当成比人民公社更理想的社会模型，当时最时兴“闻风而动”和“雷厉风行”，“五七”干校就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五七指示”强调学习，学习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时的社会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为了生活的需要什么都得学，记得当时有个口号“做革命多面手”，就像现在的家用电器一样，功能越多、实用性越强就越受顾客的欢迎。那时候各种工作的“技术含量”都很低，只要肯学大体上就能够应付，识字不多的人可以当干部，没有文化的人可以当教员，内行本来就少又得不到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一点儿也不新奇。

　　“五七指示”里有当年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影子，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一座革命的大学校，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一支作风过硬的革命队伍。从这里“毕业”的老革命家，个个艰苦朴素意志坚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和各行各业的排头兵，他们当年走的就是一条“五七道路”。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主要还是发扬革命传统，让大家在新的环境里各尽所能，建设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社会。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怪现象，既然是学校就得有教员，可奇怪的是“五七”学校偏偏教员就是个“空白”，学政治不需要教员，只需要“反面教员”。似乎是“反面教员”越多，学校就越兴旺，“阶级斗争”就更热烈，这也成了“五七”干校的“独特风景”。

luo

宋庆龄在上海的最后日子[转帖]

　　李家炽，离休前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曾负责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生前的后勤保障管理工作。他讲述了宋庆龄最后一次回上海的情景。

　　宋庆龄生前曾多次说过：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1978年12月30日至1979年2月25**最后一次回上海，回到了她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寓所。她这
次回上海主要做了几件事情：

招待客人

　　1979年1月1日下午3时，宋庆龄在家里举行元旦聚餐，用茶点招待市委的有关领导，以此来庆祝元旦。出席的有彭冲（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王一平（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张甦平、沈粹缜（时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和我。粉碎“四人帮”以后，宋庆龄还是第一次回到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当时大家都很高兴，互道新年祝贺。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宋庆龄跟大家说：“好多年不见，很高兴见到大家。”席间，大家谈论着“四人帮”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同时也就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和加快国家的经济建设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

　　因宋庆龄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1978年6月）之时未回上海参加纪念会，这次宋庆龄于1月26日下午5时在家里招待中国福利会领导。在这次聚会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座的各位同志都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久违的宋庆龄，其中有一位同志举起酒杯，站起来说：“祝夫人健康长寿。”宋庆龄马上回答道：“我最不喜欢这样，大家边吃边谈，交谈交谈多好。”随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这次活动。临别之时，宋庆龄还送给每人一份水果糖。

出卖旧物

　　上海人有句俗语：“卖旧货是不得已之事。”宋庆龄当时既有外国朋友的来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很关心照顾，因此经济上出现了窘况。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中的物品能够保留到现在确实不易。但是，宋庆龄需要钱用，这次回来，她把家里的东西经整理后，于1月底卖了一些物品。宋庆龄的东西一般都是整批地卖，卖的物品主要有船模型、旧无线电、显像管、翡翠摆件、皮衣服等等。宋庆龄对我说：“你去处理。”我先找了商业系统的人，由他们派旧货商店的人员来估价。然后，管理员周和康把十几件皮衣和其他旧物，用黄鱼车搭载，送到我办公楼（康平路188号）的一楼。商店的人不知道是谁卖旧货，我们虽然都知道，但不能告诉他们。

　　在这些物品被卖之前，我就向彭冲进行了汇报。他和市委主要领导作出指示：东西不管值多少钱，因为是宋庆龄的物品，其中可能有很重要的文物价值，所以要妥善处理。后来这些物品除了翡翠摆件由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垫付买下，并放在机关的仓库外，其余的物品均由旧货商店处理了，当时完全是按照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估价的，一共才卖了2000多元。宋庆龄一直以为那些翡翠摆件是真的，皮货也是好的。所有物品被处理以后我向宋庆龄汇报，宋庆龄当时讲了一句话：“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是这点钱呀！”

　　宋庆龄逝世后，这批翡翠摆件全部交付宋庆龄故居了。

清理资料

　　宋庆龄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资料，其中以书信居多。宋庆龄清理资料都是自己动手，不会叫其他人来帮忙。我们体会到，处理此类事情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当她看到一封封信件和资料时，睹物思人，过去很多的事情会涌上心头。孙中山先生逝世得早，一直以来她一个人独自奋斗，在捍卫孙中山思想的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仅有的几位革命战友也因为种种原因离她而去。宋庆龄生前最痛恨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对于这种人，她曾经说过：“要掴他的耳光。”

　　这次清理非常累，每一封书信她都要亲自过目，决定是否有用，是否需要留下或是处理掉。阿姨(钟兴宝、顾金凤)只能是帮忙搬动搬动，留下的信件只是小部分，绝大部分都销毁了，重要的资料都留下了。处理完这些资料后，她的脚背都肿了。

　　后来我们在清理宋庆龄的遗物的时候，就寓所里所有的物品都进行了登记造册。当时我首先清理她的卧室，在卧室里首先清理壁橱和文件箱。文件箱没有上锁，箱子一拉开，我首先看到的是里面的信件，共有26封。我看到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给宋庆龄的信件，有宋庆龄与戴季陶谈话的书面记录，有毛泽东请她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特别重要的信件等。这次清理出来的还有40多份党内文件，上交上海市委。

给寓所拍照

　　宋庆龄这次回上海，还特意交代摄影师将寓所的房子进行了全景拍照。我想，她大概是因年龄、身体的原因，不能常回上海，想留一个纪念吧，她是多么地留恋上海的家呀!

　　在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宋庆龄是非常繁忙的：作为一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宋庆龄一共接待了15批客人；写了十几封信件；应新华社之约就国际儿童节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还要亲自动手清理资料、整理物品；等等。总之，宋庆龄这次回来，既短暂，又繁忙。加之她身体不好，脚肿背痛，凡事都要事必躬亲，确实不易。后来由于宋庆龄要在3月份去北京会见一些海外客人，就于1979年2月25日匆忙离开了上海。

　　(《百年潮》2009年第6期　李家炽口述　

luo

是谁“创办”了《论语》杂志？ [转帖]

　　■李勇军

　　在查阅相关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无数次遇到这样一种表述：“林语堂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三种刊物……”

　　最近，终于辗转借阅到《论语》从创办到终刊的一百多期杂志（有少量缺期）；再参阅《沪上名刊〈论语〉谈往》、《海上才子·邵洵美传》等著作，笔者对此有一些新的解读。

　　“主编林语堂”

　　《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

　　关于刊名由来，章克标是这样叙述的：该刊创刊前，时当炎夏，大家一面纳凉，一面在邵洵美家客厅里闲谈，讲起要出一本刊物来消消闲。刊物的名字叫什么谈得最久，总之要雅俗共赏、有吸引力、能出奇制胜。众口嘈嘈之际，章忽然想到了林语堂的大名“林语”两字声音相似的“论语”，心想有论有语，论论议议，干脆借用中国人全知道的孔夫子的《论语》这本书名来作刊物的名字，结果大家一致附和。

　　从创刊号起，林语堂便是担着“主编”之名进入公众视野的。

　　但是，按照林达祖（《论语》后期编辑）的说法：因为林语堂还有中央研究院的正职，所以曾为邵洵美的书店编过《金屋月刊》的章克标承担起大量的具体编辑工作。创刊号“编辑后记”落款“记者K”，便是章克标的化名。

　　——多年之后，由邵洵美执笔的《论语简史》（见《论语》第142期，1947年12月1日出版）是这样叙述的：

　　《论语》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文坛登龙术》，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到了十期以后，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这时候《论语》已渐博得读者的爱护，销数也每期激增。林语堂先生编辑以后，又加上不少心血，《论语》便一时风行，幽默二字也成为人人的口头禅了。

　　据章克标回忆，在《论语》创办初期，不管是林语堂，还是列名的“长期撰稿员”，大家仅为有个发表观点的地方，谁也没有计较编辑费、稿费之类。孰料该刊不久便热销，于是在发行到第10期前后，林语堂便找到邵洵美，直言不讳地提出：既然杂志有了盈余，编辑和作家就不再干免费活，得把报酬定下来。邵让他找负责实际工作的经理章克标。章答应给编辑部每月100元，稿费千字二到三元。

　　然而不久，林语堂提出，《论语》销量翻了一倍，编辑费也得相应涨到200元。章克标为此非常恼火，向邵洵美抱怨，说林语堂“是个门槛精！”他对林语堂的提薪要求态度十分强硬，最终导致双方分手。

　　林达祖的叙述印证了这一说法：“……约一年之后，林语堂看到《论语》的生意兴隆而眼红了，而这个刊物毕竟是时代图书杂志公司的，或者说是邵洵美的，想自己的辛苦，只是为了他人做嫁衣裳，一念之私，他决定自己去办《人间世》、《宇宙风》，把陶亢德拉去做助手。”

　　稿费的“变迁”

　　暂且抛开如何开“编辑费”这一话题，先说《论语》杂志的稿费标准。

　　最初，在“本刊投稿规约”的第四条，写明“来稿概无金钱上之报酬，但酌赠本刊。”

　　自第13期起，该刊“投稿规约”有关稿费一条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

　　此后，该刊的“新定投稿规约”进一步修订为：“来稿一经刊登酌酬现金或本刊。稿费暂定一律每千字三元，每月底发出。”

　　该刊第36期再次刊出有关稿费的启事：“本刊本期起文字稿费增至千字四元，图画每帧三元。”——不过这时林语堂已经离开《论语》了。

　　林氏担任主编一年有零。从第27期起，陶亢德正式担任主编。

　　林氏离开时，发表一则声明说：“承论语社同人之托主编《论语》，安度一年，基础粗定……另有编译计划，势难兼顾……”他对《论语》表现得一往情深。在接下来的第28期《论语》上，他发表了《与陶亢德书》：“我孕育《论语》，使之出世，鞠之育之，爱之惜之……今将有远行，交先生抚养，安能无数句叮咛语耶？人人视其文章，亦如其血脉骨肉，今举众胎儿以托于子，又安可无数句叮咛语耶？吾不知话从何说起，惟子知其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毋使傲慢荒嬉，亦毋使失其赤子之心天真之乐。”

　　陶亢德原在《生活》周刊任编辑，常以“徒然”的笔名发表短评。他有着较丰富的编辑经验，一直主编《论语》至1936年2月出版第82期为止。

　　不过，在《人间世》创办之后，他以林氏“助手”的身份承担起该刊大量具体工作，便不再是《论语》的“全职主编”。

　　主编与“老板”的关系

　　据《邵洵美年表》记载，邵氏是在1930年上半年加入中国美术刊行社、投资《时代》画报，并于当年11月正式参与该刊编辑工作的。以邵洵美当年的财力，当他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进去之后，他便能够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左右局面。

　　在此期间，邵洵美投身出版界的另一项重大行动是：接手新月书店并担任经理。

　　章克标回忆说：“洵美可以说是为了志摩的缘故而去加入新月书店的，时为1931年4月。他当然无法实干，于是委托了林微音（按：海派的男作家）去上班，代行管理日常事物。”

　　1932年4月，邵洵美因书店经营困难专程赴北平。秋天，新月书店关闭。此后他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时代》画报。

　　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公司（后改名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张，作为中国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写版印刷机的机构而享誉一时。（《论语》的正式出刊时间选择在9月16日，是否与这一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待考。）

　　1933年11月1日，中国美术刊行社增加资本改组为时代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时代图书公司），股东为邵洵美、曹涵美、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五人，但是二张一叶并未实际投入一分钱的股金。至此，邵洵美显然已经成为核心人物。

　　再说林语堂脱离《论语》之后，开始与良友公司合作，为其编辑《人间世》半月刊。对方开出每月编辑费500元，并提供一间专门办公室的优厚条件。

　　而与此同时，邵氏旗下的《时代》画报和《论语》半月刊红红火火。我们可以看到，从《论语》第12期（1933年3月16日出版）开始，几乎每期封底都是号称“中国两大便宜刊物”的联合征订广告。到1934年“搬进汉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后”，时代图书公司更是进入全盛时期，宣称同时发行五大杂志：一是陶亢德主编的《论语》；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三是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四是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五是张光宇主编的《万象》月刊。

　　常言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就涉及到杂志主编与出版机构老板之间的关系。

　　据笔者考察，在上世纪30年代，杂志有三种基本出版模式：（一）代理发行；（二）合作出版；（三）自办杂志。相应地，出版发行机构（书店、书局、图书公司、报馆等）和编辑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第一种最宽松：你编你的，我发我的，互不干预“内政”（也有因此而带来祸端甚至被封门的，属个别情况）；到时按实际销售量结算，并抽取一定比例的代理费用。第二种方式，主编与书店老板之间，更像今天所说的“带项目加盟”。因此大多都能相处得客客气气。林语堂和邵洵美之间，就属于第二种关系。

　　接下来，林氏和良友公司的合作也是这种关系。据马国亮回忆：一天他到总经理室谈工作，还没等开口，伍联德便兴冲冲地告诉他说，林语堂要给良友办一份杂志，一切都已谈妥，马上就能开始工作。显然，像林氏这样的文化名流能带着“项目”谈合作，书店老板也是喜出望外。

　　第三种方式，才是真正老板和雇员的紧密型关系：拿老板的工资，干一份工作；老板可以随时将其解雇，也可以在内部不同的部门之间调岗；因此对于主编或编辑就有了更多的限制，比如有的明确要求不得在外面兼职。——不过，这是另外一篇文章中的内容了。

luo

陈赓为周恩来结婚出过力[转帖]

　　　　作者：陈冠任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赓与周恩来是在黄埔军校相识的。周恩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陈赓毕业后留校任黄埔军校第2期入伍生连连长，后为第3期本科副队长，在党内，他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精明能干，又生性开朗幽默的陈赓深得周恩来的喜爱。

　　1925年8月初，周恩来与相恋5年之久的邓颖超打算结婚。邓颖超远在天津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党组织决定调她来广东区委会工作，一则配合周恩来的工作，二则照顾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周恩来写信给邓颖超，要她速来广州。可就在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时，周恩来因公务缠身，不能去接站，于是就把陈赓叫来，交给了他一张相片，说：“你嫂子就是这人，接站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陈赓拿着照片乐滋滋地去火车站接“新娘子”去了。谁知火车到站后，他瞪圆了眼珠子，都没见着照片上的姑娘，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新娘子”还是不见人。没办法，他只好打道回府。

　　他一回到黄埔军校，周恩来的住处已是围满了人，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陈赓接来的“新娘子”呢。陈赓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定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一进门就喊道：

　　“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

　　他把责任推给周恩来给他的那张旧相片，说：“大伙瞧瞧，这老照片，叫我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

　　陈赓正在“嫁祸于人”时，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她正是相片上的那位姑娘！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自己径直找到他的住处。此刻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叫他去接你，你看他居然把人接丢了！”

　　大家哄地围上去：“罚陈赓！狠狠地罚他！”

　　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住要他向邓颖超赔礼，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赓、张婉华、李富春、蔡畅等都来了参加。婚礼虽然简朴，但是却很热闹。

　　这场婚礼就是由陈赓“戴罪立功”具体操办的。

　　在多年以后，陈赓谈起此事就说：“我为周主任和邓大姐结婚出过力。”对此，后来在他追求心仪的对象王根英的时候，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为他做了不少的工作，使王根英对“吊儿郎当”的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后两人也结成了夫妻。在他们的婚礼上，邓颖超也笑着说：“陈赓，你能娶上小王这样的好姑娘，也有我和恩来一份功劳哟！”

　　“是是，永志不忘！”陈赓又是敬礼，又是哈腰，把众人逗得哄堂大笑。

　　在大革命失败后，陈赓直接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工作，承担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长征途中，周恩来终因劳累过度，每天咳嗽不止，病倒了。有时高烧达40度，神志昏迷，说胡话，一连几天不退烧。由于无医少药，生命已危在旦夕。偏偏在这时，担架队的战士也一个个病倒了。第3军团长彭德怀当机立断，说：“扔掉两门追击炮，腾出了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病号。”

　　时任军委干部团团长的陈赓说：“我来任队长。”

　　结果，以陈赓为队长的担架队，抬着周恩来上路了。周恩来后来说：“在长征路上，我大难不死，得感谢陈赓和担架队的同志！”

　　陈赓和周恩来夫妇的友情持续了一生。

luo

中国远征军老兵:没有一个后悔当年出国打鬼子 [转帖]

　　2009年06月29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吕剑波

　　　　张富麟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走出国门，成了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支出境作战的中国军队。

　　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抗击日寇，以平均五倍于日军的牺牲换来了浸透鲜血的胜利，他们真正诠释了“焦土抗战”的悲壮和决绝。

　　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湮没在了历史之外，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鲜少被人提起。

　　但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远征军。本报记者辗转缅甸和滇西，寻访当年远征军的老兵，倾听他们的故事，关注他们的现状。

　　这些老兵最年轻的也已八十出头，他们是最后的老兵。

　　1、生活困难时曾靠卖字为生

　　“瓦城的华侨生活一般都在小康以上，不过也有不好的。全瓦城最穷的华侨就在你眼前。”90岁的张富麟坐在轮椅上说。他已经不太能走路了，平时就躺在床上，看得出来记者的来访让他兴奋不已。

　　张富麟的房子很破旧，一台已经坏了的电视机是他家最高级的电器了。他的儿女给记者端来茶水后就走开了，一直到采访结束都没有走近过。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麟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他当时加入的是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中央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麟是师部通信兵。

　　1942年3月，张富麟跟随部队入缅，经历了缅北战场的溃败后，新38师退守印度，成为了中国远征军驻印军。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北，屡战屡捷，最终和滇西远征军成功会师。

　　抗战胜利后，张富麟留在了曼德勒，一直从事教书工作。“整整教了50年，什么科目都教过，不过最难教的还是千字文。千字文你会吗？”张富麟说到兴头，熟练地背出一大段千字文。

　　教师的工作本就清贫，在缅甸当教师，生活更是不易。“国民党曾经给我一个金质奖章，被我拿去换吃的了。”张富麟指着胸前的几个奖章说，“要不是这几个奖章是铜的，估计也留不下来。”

　　生活困难时，张富麟曾经靠卖字为生，这让写得一手好字的他颇感辛酸，但更让他难过的，是多年来历史的沉默。

　　“我们是为国而战的中国人，打的是日本鬼子。”张富麟每每说起都显得很激动，“我对得起祖国。”

　　“国家也该照顾照顾我们了，我今年都90岁了，好多人都死光了，再不照顾，以后就没机会了。”张富麟说。

　　2、谁来关心为国捐躯的官兵？

　　2002年，张富麟和一个缅甸军官交谈时，对方偶然间提起了一件让他泪流满面的事情。

　　“那个军官说，有一次他们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的叛军，到了密支那西北，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白森森的，毛骨悚然，遍地都是骷髅。还有枪械，锈成一团，发报机也锈掉了。50年了，那些军装都烂掉了，只剩下徽章、帽徽，还有领章，还有些破布上面有些汉字。那都是我们中国的兵啊！”

　　1942年4月，全线溃败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回撤，一部分到了印度，另一部分进入了缅北的原始森林，辗转回到了滇西。穿越原始森林的征途，成了远征军的噩梦，无休无止的大雨、疟疾、蚂蟥、毒虫、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部队，回到滇西最终只剩下了7000多人。

　　张富麟说，他向那个缅甸军官打听山洞的具体位置，可是对方已经记不得了。他也告诉过很多人这个故事，但要在缅北茫茫的原始森林里找到这样一个山洞谈何容易。“可能这些中国兵再也找不到了。”张富麟摇了摇头，眼里噙满泪花。

　　“有些东西你应该看一看。”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对记者说，此时记者正坐在他的车上，向距离曼德勒20公里的自敢山驶去。

　　自敢山不高，爬上去并不算费力，但到山顶，记者看到了让人窒息的一幕：一座座墓碑，“慰灵”“镇魂”的大字分外刺眼，碑上刻着“菊部队”(即日军第18师团，在缅北反攻时被中国远征军全歼)战死军人的名字。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人来到缅甸寻找“阵亡”士兵，他们在曼德勒、密支那等地为这些人修建了大量的慰灵塔和镇魂碑。

　　“我父亲也是远征军老兵，我们家就在山脚下，可我从来没带他来过这里。”王玉顺说，“日本人连死了几匹战马都有碑记载，我们却什么也没有……”

　　记者浏览了一下这些碑文，果然在一个1993年修建的墓碑上，发现了“军马七百六十三头”这样的记述。

　　“日本人的名字，连什么猪太郎的名字都刻上了，我们的士兵呢？好多连名字都没留下啊。”张富麟难过地说。

　　3、已想不起家乡的准确名字

　　曼德勒位于缅甸中部，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全缅甸华侨最多的城市，当地的华人称其为“瓦城”。

　　韩天海的家在曼德勒市区东北角，这里的环境相对市中心清静了不少。“刚刚搬到这边来，招呼不周！”韩天海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现在的房子是租来的，“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租房子……”他喃喃自语。

　　6月初，7名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到各自家乡探亲，韩天海并不在这7人之中，他家乡的亲人托采访此事的记者给他带了一些特产和家里人的照片，这些东西几经辗转，终于到了韩天海手里。

　　可对着写有“小妹韩淑华遗像”几个字的照片，韩天海却什么印象都没有了。

　　“当年我走的时候，小妹还在吃奶呢。”韩天海望着照片叹了口气，“没想到现在她却已经走了，我们错过了一辈子啊。”

　　“不过你看，小妹长得和我很像，都是小眼睛。”韩天海笑着，声音却有些颤抖。

　　时间回到1938年，16岁的韩天海加入了中国远征军预备二师，从此离开了家乡。1941年，在腾冲作战时，他被日军俘虏。因为他年轻，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

　　“日本人不是东西，我被他们打，腿都被他们打断了。”韩天海卷起裤管，指着伤痕累累的右腿，“到现在，我的腿伤时常发作，疼得不行。”

　　这是生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折磨更是可怕。每次日军杀俘虏，他都被拉去陪杀，“大家都蒙着眼睛，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

　　1944年，滇西远征军反攻腾冲时，他和其他俘虏杀掉了看守的哨兵，成功回归部队。

　　抗战胜利后，韩天海开始在边境做些小买卖，他想赚点钱再回家。可时局巨变，他回家的愿望已是不可能实现了。辗转多次，他定居在了曼德勒。“那时候生活太不容易了，在饭店里打工，洗碗筷、挑水、做饭，什么样的苦活都干过，整整干了16年。”

　　2005年，韩天海曾经回到云南腾冲，在国殇墓园，他找到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墓碑，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如今，他在缅甸有2个儿子4个女儿，家里一共有40多口人。他说他已经想不起家乡的准确名字了，只记得他大哥叫韩天彩，二哥叫韩天远。“可是他们都死了。”他又一次叹气。

　　4、得到人们认可是最高兴的事

　　腾冲，云南西部的边境小城，有“极边第一城”的称号。1944年，滇西远征军收复腾冲，成为滇西抗战胜利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在这里，生活着很多中国远征军的老兵。

　　腾冲当地的自由撰稿人李正一直研究滇西抗战和中国远征军的历史，曾经担任过国殇墓园修复的历史顾问，谈及这些健在的老兵，他欲言又止，“我还是给你讲几个故事吧。”

　　腾冲的一位老兵接受了一位社会人士捐助后，逢人便说，北京的一个男记者采访他了，同时答应每个月给他200元生活费，还留下一封信。

　　“可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捐助者只是从书上知道了老人的事，给老人寄了信和钱。”李正说：“我后来拨通了捐助者的电话，发现对方是位女士。可当老人拿起话筒和女士通话时，直接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些老兵只想被大家认可，得到认可的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和自豪。”李正说。

　　还有一位远征军老兵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画面，仅仅是一个镜头，但他却非常激动，因为这个镜头说明国家已承认他，给他平反了。

　　“我和很多老兵见过面，几乎每个老兵的家里都在最明显的地方悬挂着自己的照片，他们不停地向来访者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李正顿了顿，“虽然他们遭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兵后悔自己当年参军去打侵略者。”

　　【采访手记】

　　在缅甸采访的最后日子里，张富麟很不好意思地向记者询问，是否可以给他2000元缅币(相当于人民币13元)的“资料费”，他想补贴一些家用。当记者递给他10美元时，他竟有一刹那不敢收。

　　这就是我们的老兵现在的生活。

　　虽然在缅甸，不少老兵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个中国远征军的老兵群体，生活得并不容易。

　　他们活过了残酷的战争年代，同样熬过了丧失理性的“文革”时期，在没有社会捐助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坚强地活着。他们坚持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得到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认可。但是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却熬不住岁月的煎熬，至死也没有等到想要的认可，至死也没有踏上回家的路。

　　时间在流逝，老兵在消失。

　　2005年，全缅甸还有40多位老兵，可到了现在，只剩下20位左右了，仅今年上半年，就有3位老兵相继辞世。据不完全统计，腾冲所在的保山地区现有远征军老兵270多位。

　　临走的时候，张富麟送给记者一首诗，是唐代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luo

老宫女叙述她的往事[转帖]

　　　　作者：金易,沈义羚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

　　慈禧起居现在继续写荣宫女对我讲述的有关慈禧起居生活的情节。

　　我是1941年夏初认识老宫女的，那时在她家里断断续续地听过她谈些宫中的琐事，但总是一知半解的。1942年夏我被发配到异国去了，直到太平洋战争的末期，因患肺病，才得放生回慈禧来，仅仅差两个月，万分侥幸，没有变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牺牲品。“一肢虽废一身全”，我念阿弥陀佛。

　　我贫病交加，第一需要是活下去，于是老伴出去教书，家务没人管，因为旧关系，商请老宫女替我管管家，照顾照顾孩子，她慨然答应了。从此风风雨雨和我家共同渡过最艰苦的岁月，直到解放，我们也成了患难的朋友。现在在这里所叙述的事情，都是百无聊赖时，老宫女絮絮地对我所讲述的。她谈得比较详细，所以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回忆起来也稍稍容易。那时社会上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只能静静地躺着，像钉在床上一样，听着老宫女断续地叙述她的往事。

　　基于她的地位和她当时的年龄，她所接触的只是慈禧的生活细节，所以这一纲目给它起名叫“慈禧起居”。所记述的多是些庸俗琐事，为高人雅士所不屑一顾的东西，然而只要我的记叙不失其真，能反映出宫廷生活中的一个斑点来，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慈禧居住在储秀宫，是有她的用意的，用现在的话说，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政治本钱。

　　谁都知道，在没生同治帝以前，她不过是个嫔，地位不高。

　　储秀宫外景咸丰帝又是个酒色之徒，施行的是“博爱主义”，她得幸了一段时间，咸丰帝对她的感情也就淡薄了。生了同治帝以后，她才上升为妃，以后因为儿子又升到贵妃。咸丰帝死在热河，同治帝继位，慈禧这才得到和东太后慈安同等的地位。辛酉政变以后，慈禧掌握了政权，尊为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不管上多少美妙的徽号，给自己加多少堂皇的名称，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因为那等于自己封自己，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粉罢了，谁也都明白。她惟一货真价实的本钱，就是给咸丰帝生了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是在储秀宫后殿生的。那是她的通天金字招牌，是抓权的真正政治资本，所以她曾长期居住在储透宫，是有她的心计的。

　　一来，表示对咸丰帝的眷恋，念念不忘先皇帝对自己的雨露之恩，以显示自身的美德；二来，对同治帝有养育劬劳之苦，以显示自己的仁慈。一手抓两个皇帝，对内可以折服六宫，对外可以号召臣下，这是多么冠冕堂皇而又合算的事，所以她乐于住在储秀宫。当然，晚年她住过乐寿堂。乐寿堂是乾隆当太上皇养老的地方，她处处自比乾隆，所以她晚年也在这里住一个短时期。

　　老宫女是个善良的人，她决不说老太后半句的坏话。只要一提起老太后的生活起居来，这位老宫女就眉飞色舞，好像说到她的亲人一样，我真不知道慈禧为什么有那样大的魔力，在她死后几十年，还能让老宫女心悦诚服地歌颂。

　　老宫女说：“逛故宫没有不逛西路的，逛西路没有不逛储秀宫的，因为那是老太后住过的地方。储秀宫庭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南边是体和殿，后边是储秀宫。简单的一句话：慈禧住在储秀宫，吃在体和殿。

　　“先说储秀宫。储秀宫是五间的结构，分为三明两暗。三个明间是老太后燕居的地方。正中间的一间，设有正坐，是为了接受朝拜用的。除了节日稍坐一会儿以外，轻易不坐在这里。西一储秀宫内正间间跟卧室连接，等于是卧室的外间，经常放些卧室用的零碎物件，如油布、水壶之类。‘叫起’回来在这里换换衣服，然后由司衣的宫女折叠好送到西偏殿，临时收起来。东一间临南窗子有一铺条山的炕，这儿很豁亮，老太后经常坐在炕的东头，临窗的大玻璃，往外一看，全部的储秀宫一目了然。老太后做什么事都喜欢心明眼亮。喝茶、吸烟、用早点、谈话，接见皇帝和皇后、妃子等，大多在这儿。

　　“三个明间以外，还有两个暗间。

　　“最东头的一间，是东暗间，我们一般都这样叫，也叫静室。是老太后礼佛、想事儿的地方。这里最显眼的摆设是北面的架几上摆着一位白衣大士像。老太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大事，总是燃上几根藏香，眼皮垂下来，双手合十，静默一会儿。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白衣大士她居然能代替老太后独一无二的地位，面南而立，太后对她的尊敬就可想而知了。老太后住的整个寝宫里摆设只此一个佛像，老太后是非常迷信的，她信佛，她更相信我们满族的萨满教，她经常地说：‘圣天子百灵相助。’她心情烦躁时，也到这屋里来，手里拿着奏折，两眼一动也不动，在这里直直地默坐半天。

　　“尽西头的一间，是她的卧室兼化妆室。靠北墙西头有一铺炕，比双人床大一些。炕上的被褥都是按季节按制度更换的，如冬天要铺三层垫子，夏天铺一层垫子。冬至挂灰鼠帐子，夏至挂纱帐子。临窗东南角有一架梳妆台，这是老太后最心爱的东西，她亲自研制的化妆品，都放在这里，她早、中、晚要在这里消磨两三个小时。老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西面架几的匣子里，盛着老太后心爱的首饰。这屋里跟其他的宫最大的区别，是在老太后睡觉的床头，靠着更衣间北面的扇，是一面透明的大玻璃，老太后睡觉是头朝西的，在炕上一歪身，把帐子一掀，就能洞察到外头的一切，这就是老太后精明的地方，不管任何一点小事，老太后也要心明眼亮。”

　　老宫女对储秀宫的大致情形，就介绍了这些。但她说：“这不是真正的储秀宫，只能算是储秀宫的外壳儿，真正的储秀宫有储秀宫的味儿。”

　　老宫女不紧不慢地说着，语气渐渐变成低沉了，她可能又沉陷在青年时代的梦幻里。我们谁也不发问，月亮照在玻璃窗子上，一片白色，不禁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时的气氛就大有这样的味道。

　　老宫女缓缓地吁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前面说过，在储秀宫里，包括着体和殿，在各条案、茶几旁边或桌子底下，有几个空缸，那是老太后薰殿用的。老太后不喜好薰香这类的玩意儿就用南果子薰殿。乘老太后在体和殿吃午饭的间隙，先在储秀宫换果子。太监用食盒抬着，把旧果子倒出去换上新果子。换缸倒果子的技术非常熟练，片刻的工夫就换完了。体和殿是等太后午睡的时间来换果子的。所以太后的殿里永远是清香爽快的气味。如果在夏天，气味透过竹帘子，满廊子底下都是香味，深深地吸上一口，感到甜丝丝的特别舒服。如果是冬天，一掀堂帘子，暖气带着香气扑过来，浑身感到软酥酥的温馨。这就是储秀宫的味儿。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味儿，这就更难说了，多巧的嘴也不容易形容出这种气味来。不管是谁，只要一迈进储秀宫，下颏必须立刻变圆了。上至皇上、主子、小主，下至太监、宫女，不论是谁，拉着脸，皱着眉，进储秀宫是不行的；心里憋着个疙瘩，硬充笑脸，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样子，那更不行。必须是心里美滋滋的，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嘴抿着，可又笑在脸上，喜气洋洋，行动脆快，又有分寸，有这种劲儿，才是储秀宫的味儿。老太监由宫门口进来，腰微微地躬着，面上透出和蔼的笑容，垂着手，不紧不慢地迈着步，鞋底擦在地上，但又不出声音。他低声向管事的禀告事情，那种恭敬、驯服、和蔼、斯文、礼貌等等，融和在一起的味儿，才是储秀宫的味儿。小姐妹们，个个都俊俏、伶俐，由骨子里头透着机灵，见面时完全用眼睛说话，做活手脚轻便，但一举一动都合分寸，不毛不躁，脸上总带着笑吟吟的，这才是储秀宫的味儿。

　　“现在逛储秀宫的人，逛不到这些味儿了。”

　　老宫女的话有点凄凉了。这是无可奈何的悲哀，流水落花春去也，她所想念的储秀宫的味儿，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但这种宫廷的情调，是应该让人们知道的。

　　“我不讲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了”，她假作振奋起来，爽快地大声说着，“我还是接茬说体和殿吧”。

　　她想了想继续说：“体和殿也是五间的结构，和储秀宫是门当户对。不过它中间一间是穿堂门，留作朝见的人和伺候的人往来出入的；东两间连在一起，有两个桌子摆在中间，这是老太后传膳的地方。如果遇到节日，穿堂门一间也摆桌子，叫供膳。供膳的气派可就大了，分天、地、人三才来供奉。天一桌，在尽东头的一间；地一桌，在穿堂门内；人一桌，就是老太后自己，在储秀宫内陈设东屋第二间。经常老太后吃饭是在东二间里。西两间中间有虚扇隔开，这是老太后饭前饭后休息、喝茶、吸烟的地方，冬天地当中摆一个大炭火盆，落地的铜丝罩子，防备炭爆火花崩出来烧了衣服。老太后有个习惯，吃饱了饭就不爱再闻到菜的油腻味，所以饭后经常在西二间来休息。尽西头一间，等于储备室，饭后小解等等都在这里。总之，老太后早点在储秀宫用，中午、晚上两正餐，多在体和殿。说俗一点，体和殿就等于老太后的外书房和餐厅。”

　　老宫女像流水似地说了一大片话，其实，储秀宫和体和殿她闭着睛睛也比我睁着眼睛都清楚，几十年前的事了，我很钦佩她的记忆力。她说话既柔和又清脆，满嘴的京片子，一句一句地送到耳朵里，可见她是受过相当训练的了。如果闭起眼睛来，听她的谈话，也是一种享受。

　　她对我家的生活比较熟悉了，相处的感情也有所增加，我对她也就常提些要求了。我说：“请您把老太后从早晨起来直到晚上睡下，一天的情况仔细地说一说，让我们听起来大致有个轮廓，好不好?”

　　她垂下眼皮想一想说：“要想说清楚老太后早晨起来都干些什么，就必须由头一天的晚上说起。”她从来也不冒失地说话，未曾说话以前，一定要想一想再说，把事情想好了，理出层次来，才有条有理地、有轻重缓急地一句一句地说出来，语言洗练，非常干净。在她说话的过程中，我们一不打搅，二不发问，尽量让她的思路不乱。

　　她继续着边想边说：“戌正(晚八点)的时候，西一长街打更的梆子声，储秀宫里就能听到了。这是个信号，没有差事的太监该出宫了。八点钟一过，宫门就要上锁，再要想出入就非常难了。因为钥匙上交到敬事房，请钥匙必须经过总管，还要写日记档，说明原因，写清请钥匙的人，内务府还要查档，这是宫廷的禁例，谁犯了也不行。所以八点以前值班的老太监就把该值夜的太监带到李莲英的住处，即皇极殿的西配房。经过李总管检查后，分配了任务，带班的领着进入储秀宫。谁迟到是立时打板子的，这一点非常严厉。这时候体和殿的穿堂门上锁了，南北不能通行。储秀宫进门的南门口留两个太监值班，体和殿北门一带由两个太监巡逻。储秀宫东西偏殿和太后正宫廊子底下，各一人巡逻。这是我知道的太监值夜情况。

　　“以下说说我们值夜的情况。

　　“我们宫女上夜，主要是在储秀宫内，储秀宫以外的事我们不管。

　　“一到九点，我们值夜的人就要按时当差了。通常是五个人，包括带班的人在内，人数不太一定。有时姑姑带徒弟练习值夜，有时老太后御体欠安，全凭女带班的一句话，就可能多一两个人。

　　“到九点，储秀宫正殿的门，就要掩上一扇，通常是掩东扇，因为用水、取东西走西扇门方便。储秀宫专用的水房和御用小膳房在西面。值夜的人有预备好的毡垫子，像单人睡的毡子一样大小，但很厚，可以半躺半坐地靠着。垫子平常在西偏殿墙角里放着，8点以前，小太监给搭过来准备好。值夜的人，夜里有一次点心，大半是喝粥吃杂样包子，从11点起轮流替换着吃。

　　“值夜，我们叫‘上夜’，是给太后、皇上、后、妃等夜里当差的意思。储秀宫值夜人员是这样分配的：

　　“一、门口两个人，这是老太后的两条看门的狗，夏天在竹帘子外头，冬天在棉帘子里头。只要寝宫的门一掩，不管职位多么高的太监，不经过老太后的许可，若擅自闯宫，非剐了不可。这也不是老太后立下的规矩，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家法，宫里的人全知道。

　　“二、更衣室门口外头一个人，她负责寝宫里明三间的一切，主要还是仔细注意老太后卧室里的声音动静，给卧室里侍寝的当副手。

　　“三、静室门口外一个人，她负责静室和南面一排窗子。

　　“四、卧室里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人物了。可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比‘侍寝’跟老太后更亲近的了，所以‘侍寝’最得宠，连军机处的头儿、太监的总管，也比不上‘侍寝’的份儿。她和老太后呆的时间最长，说的话最多，可以跟老太后从容不迫地谈家常，宫里头大大小小的人都得看她的脸色。‘侍寝’是我们宫女上夜的头儿。她不仅伺候老太后屋里的事，还要巡察外头。她必须又精明、又利索、又稳当、又仔细，她也最厉害，对我们这些宫女，说打就打，说罚就罚。不用说她吩咐的事你没办到，就连她一努嘴你没明白她的意思，愣了一会神儿，你等着吧，回到塌塌(下房)里头，不管你在干什么，劈头盖脑先抽你一顿簟把子，你还得笔管条直地等着挨抽。侍寝的也最辛苦，她没毡垫子，老太后屋里不许放，她只能靠着西墙，坐在地上，离老太后床二尺远近，面对着卧室门，用耳朵听着老太后睡觉安稳不?睡得香甜不?出气匀停不?夜里口燥不?起几次夜?喝几次水?翻几次身?夜里醒几次?咳嗽不?早晨几点醒?都要记在心里，保不定内务府的官儿们和太医院的院尹要问。这是有关他们按时贡献什么和每日保平安的帖子的重要依据，当然是让总管太监间接询问。

　　“夜里能在储秀宫当差值上夜的侍女都是经过选而又选的。能迈进储秀宫门坎里的是上等，例如：早晨收拾屋子、擦砖地等等，毛手毛脚的人是进不了储秀宫门坎的；能够贴身给老太后敬烟、敬茶，侍候老太后吃点心，这是上上等；能够在上房值夜的，是经过考察，绝对可靠的，是特等；白天能够给老太后更衣，伺候老太后大小溲，晚上能给老太后洗洗脚，洗澡、擦身上，夜里能侍寝的，是特特等。能值夜的人都是老太后的亲信，全是特别宠爱的人。很明显，老太后的生活起居，全仗这几个人侍卫着，不经过仔细挑选行吗?

　　“当然，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是另眼看待的。不管在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得到外面的人所得不到的慈爱。譬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多好看!’等等，轻易不露出疾言厉色的面孔来。

　　“当然值夜的规矩是不许犯的：

　　“第一，绝对不许仰面朝天大八字式躺着，身体乏了，闭目养神可以，但不许出粗气。

　　“第二，不许出恶味，不能在正偏殿解溲。

　　“第三，太后坐的炕、椅子等决不许坐。

　　“第四，门口值夜，永远保持两个人。

　　“这都是历代相传，姑姑一代一代地教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处值夜的。

　　“在储秀宫西偏殿和体和殿联接的廊子底下有日夜不断的铜茶炊，这是老太后的茶房和值夜班的太监、宫女休息吃点心的地方。铜茶炊旁有不灰木(白石灰和粉子做成)炉子，黑夜白天生着炭，我们的点心在宫门没上锁前，就预备在这里。这里有个非常好的老太监名叫张福，他的下处在体和殿南门偏东的两间小窄房子里，那是老太后十分宠爱的人，给老太后预备沏茶用的水，煎药，侍候老太后吃饭，李莲英办不到的事，他能办。他做事勤勤恳恳，又仔细，又耐心，是老太后的贴心太监，我们储秀宫全宫的太监、宫女都管他叫张大爷(伯伯)。他是经常值上夜的，是老太后时刻离不开的人。我们都喜欢到这儿来休息，在这个老头身边能得到些温暖。

　　“这就是我们值夜的情况。应该说，主要值夜的还是我们宫女。”

　　老宫女说话的语气非常严肃也非常得意，因为她既当过敬烟的侍女，也给太后值过夜，又当过太后的侍寝。庚子年(1900年)侍卫着太后又去了一趟西安，简直是太后手下惟一的功臣了。我怀疑那拉氏为什么狠心把她赐给一位普通老公呢?我多次问过她，她只是说：“我们当奴才的，还不是和老太后的一只猫、一只狗一样，想赏给谁就赏给谁。”话虽是这样说，大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但那拉氏虽然心狠手辣，可她以恩怨分明自居，也决不会糊涂如此地步，所以这里一定有隐情，我曾多次提起，老宫女始终不肯说，一提起这个就避而言他。

　　我们是家庭谈话，是漫谈，有时候也就形成无边际的瞎扯。我跟她说：“照您这样的说法，老太后的护卫是那样谨严，宫廷里就不可能发生淫秽的事了?那么骚唐臭汉，历史上的传说也全是假的了?”

　　她笑着说：“唐啦，汉啦的我不懂，那些乱事，宫里也不许说。不过我敢说，我在宫里头七八年，按照宫廷的制度说，根本不会有这种事儿。”

　　我说：“外头传说小安子最得脸，太后梳头他在一旁看着，太后穿红牡丹花的湘绣旗袍，他给前后照镜子，这不成了杨贵妃和高力士了吗?咸丰死的时候，太后才28岁，小安子就更得宠了。那时同治帝还小，不明白事儿，等大一点懂事了，就下定狠心，非宰了小安子不可。结果在大婚前，借着小安子到江南去办龙袍，而太监又本不许出京城这个祖宗的制度，在济南府让山东巡抚丁葆桢给杀了。人们撕开他的裤子一看，却是个缺嘴的茶壶，原来他是个假老公(太监)，所以慈禧特别喜欢他。您听说过这件事没有?”

　　她笑了，从来也没有这样张嘴大笑过。她反过来问我：“您信吗?”

　　我说：“民国以来的小说、小报都这样说，我不相信，想来还不至于荒唐到这种地步吧!可又一想，二十七八岁的寡妇，垂帘听政，大权在握，想干什么全行，谁敢说什么?红灯绿酒以后，我几个面首，聊慰深宫的寂寞，这种事不但中国古代有，就是西洋从古罗马时代就有记载，所以也不算稀奇。”

　　她笑着说：“皇帝并不傻，给皇帝出谋划策的人更不傻。中国使用太监的年代，听人家说有几千年啦，哪能想不出治太监的绝招来。再说管太监的衙门都有权。清代的内务府就一年春秋两季检查太监，二次净身、三次净身的都有，通过贿赂漏检的，当官的要掉脑袋，谁敢担那个不是?太监的家都是穷到底，有钱的人谁也舍不得割去命根子，净身后托人靠脸巴结一份差事，净身不干净，谁敢给引进啊!没事拿脑袋耍着玩，在制度上，在情理上，都是没影的事。当初安排宫女们值夜，当然主要是为了侍卫后、妃，其次，也有限制年轻的后、妃的意思。”

　　她的一片大道理，倒真把我说服了。细想想小安子的事，确是不合乎情理。想当初他净身投靠，经过几道关口的检查，可当他得势的时候，突然就长出个没嘴的茶壶来，这显然是好事者编造的。

　　她对我诉苦，有时候絮絮叨叨地对我说：“民国以来，有好多的人问我，说李莲英值夜，听到老太后在屋里咳嗽，他怕惊动老太后，就跪着爬进了寝宫，给老太后倒碗水喝，使得老太后很感动。那么说老太后不就成了孤寡户了吗?没人答理没人瞧，夜里咳嗽，连碗水全喝不上，那还称什么皇家太后呢?这些胡诌乱的话，我真不知怎么说才好!

　　“还有人问我，说慈禧太后爱听杨小楼的戏，主要是喜欢杨小楼的武功，让太监把他装进食盒里，抬到寝宫里头去。这更是没影的事。老太后、皇后好比两只凤凰，我们宫女好比一群麻雀，整天围着凤凰转，最少也有十几只麻雀在后边跟着。这是制度，是规矩，抬进一个大活人来，往哪里放啊!这都是哪儿的事!我还不知道对我们宫女会瞎编些什么呢!所以除去对诚心诚意想知道点宫廷故事的人说以外，我闭口不讲宫里的事。”

　　有好些事情对她说来是很为难的。要想解释清楚宫廷里的真相，真是件不容易的事，社会上人们的误解也很多，所以她默默地不开口，冷冷地对待社会上的一切人们，生怕他们问些她不能回答的话。

luo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是真正决策者 [转帖]

在清朝边疆危机中，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称之为晚清对外战争唯一胜仗。但究竟是谁将收复新疆的重托放在了左宗棠肩上？是慈禧太后，是一直被后人认为卖国求荣的慈禧太后做出了收复新疆的真正决策，让左宗棠临危不乱、心无旁骛地展现他的作战韬略。

　　下文为凤凰网综合SMG艺术人文频道《世说新语》栏目《揭秘慈禧真相》系列讲座内容，著名清史专家沈渭滨教授给你揭秘历史的诸多真相。

左宗棠收复新疆内幕，慈禧才是真正的决策者

　　在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前后，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清王朝就像一间破屋子一样四处漏风。到底先堵哪个漏洞，这个问题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面对大臣们先“海防”还是先“塞防”的争论，慈禧如何权衡利害做出决策？面对外国势力的渗透，慈禧是强硬抵制还是妥协投降？

　　在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疆的情况下，清政府碰到了许多问题，在这些边疆危机中，慈禧对于国内的版图是不同意被列强侵占的。

　　同治四年的时候，中亚的浩罕国将领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起义的时候率兵侵占了新疆，而英俄两国都想通过阿古柏政权把新疆从中国割裂出去。而清政府不仅面临着新疆危机，东南沿海有海防薄弱，所以必须在“海防”和“塞防”中做出抉择。

　　这时的清政府早已是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有限的国力使得清王朝只能集中力量堵住一个漏洞。但是，无论是东南沿海还是西南边陲，都是中国至关重要的门户。在这僵持不下之时，慈禧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一场所谓“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应该选海防。而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进军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对新疆的地方了解很多，他认为新疆自古以来物产富饶，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应该趁英国、俄国还没有完全介入的时候，及时地收复新疆。

　两个被慈禧认为朝廷重臣的大臣所上的奏折完全不同，慈禧看到这两份不同意见的奏折以后进行了严格的平衡分析。左宗棠长期在西北用兵，他对于西北的形势了解非常多，所以慈禧感觉到左宗棠的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塞防”和“海防”的这场大论战中，先堵哪个漏洞，考验着慈禧的政治智慧。那么慈禧为什么如此坚决的要收复新疆呢？仅仅是因为她信任左宗棠吗？

　　为什么她先要收复新疆呢，我们讲得彻底一点，新疆是大清版图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失去这样大的领土，慈禧要受到千古骂名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她命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的大权完全交给了左宗棠。在慈禧的大力支持之下，朝廷给予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是比较充分的。

　　左宗棠并非仕途出身，多年征战的他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赫赫战功，才被慈禧所一步步提拔，并逐渐信任的。那么在这场他一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战役中，左宗棠能否完成朝廷的重托？临危不乱的他展现出了怎样的作战韬略？

　　光绪二年二月，左宗棠按照方针，将战略目标定在攻克北疆的乌鲁木齐。他任命自己部下大将刘锦棠作为主力，并且给他订了一个指导思想——“师克在和”，同时他又给他订了一个战略方针，叫“取其要害”。

　　1876年8月18日，刘锦棠以及其他的部将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后来打到十一月，天山北路全部收复了，左宗棠就乘胜追击，1877年分兵三路齐头并进。1878年的1月2日，除了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部被收复了。

　　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成功地收复了新疆，所以在现在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仍然可以为有着美丽而又富饶的新疆而骄傲。然而就在后世高度评价左宗棠的历史功绩的时候，沈渭滨教授却把关注点投向了收复新疆的决策者——慈禧。

左宗棠出兵新疆，一共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左宗棠到现在仍然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那我要问，决定收复新疆，并且在财政、用人、建省等方面做决策的慈禧，她的举措不也应该也要予以肯定的吗？

　　时论说到边疆危机，往往指责慈禧对外妥协。这一说法不合事实，请看：

　　日本侵略琉球，转而侵略台湾，慈禧对琉球确实没有足够保护，但对本国台湾却指示刘铭传坚决抵抗，终使日本不能得逞；

　　法国侵略越南进而窥视云南，慈禧暗助黑旗军抗法，宣布对法战争。最后，承认法国保护越南却不肯割地赔款，《中法条约》是历次条约中对中国损害最轻的条约；

　　英俄企图通过阿古柏军的入侵而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慈禧坚决反对，命左宗棠平定新疆，保住了清皇朝版图中最大一块领土。为收复伊犁，慈禧指令崇厚赴饿谈判，订约后又不满崇厚失地太多，改派曾纪泽使俄，终于从虎口中夺回大部分领土。

　　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她一开始就倾向主战，骨子里却主张列强调停，本意是无法战胜日本而希望依靠“以夷制夷”取得体面和平。只是打不过日本而不得不求和，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

　　事实俱在，能说她在边疆危机中一味妥协卖国吗？哪一个统治者甘心把国家领土白白送人？慈禧之所以不惜动武，根本上是为了保住领土，不愿在自己手中割去土地。历史对慈禧的指责，丛集在权欲、专制、暴戾、卖国、腐败等方面，这些大多是缺乏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从而构成了对慈禧的妖魔化。

　　这些指责出现的历史背景，主要在戊戌维新失败到辛亥前后，解放后更甚。造成妖魔化的原因，一是康梁出于保光绪的需要，而攻其一点；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需要，而大造反满舆论；三是解放后在阶级斗争影响下，出于对地主阶级头子的批判，需要一棍子打死。

　　我们看待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问题人物，应该要采取实事求是、知人论世的态度，千万不要简单化、片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