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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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胎十月 妻子竟然生出混血儿[转帖]

　　我太太张苇苇(化名)怀胎十月，终于住进了医院的产房，只等小家伙落地。那是今年四月份，从医院出来，我长出了一口气，仿佛一单大生意终于做成，只差回去数钱了。从前生孩子多简单啊，我奶奶生了五个，我丈母娘的妈生了六个，如今就一个，却一大帮人跟着操心，怎么吃怎么睡怎么保养，搞得大家都很累。
　　为照顾苇苇，我还忍心不管我爸爸生病，把我妈大老远从青岛劝来深圳，到医院伺候，我也像个走马灯，公司、医院连轴转。第一天没动静，第二天没动静，第三天苇苇烦了，说你们老在我面前晃，我有压力。于是我妈回家严阵以待，我则把手机号、办公室电话都寫好，给了我妈、苇苇和妇产科主任，还反复交代。
　　我必须这么做。公司生意五年没起色，如今总算咸鱼翻身，订单见涨，我这个销售经理不能因私废公，销售部二十几号人可都在看着。第五天晚上，医院突然来了电话，说苇苇肚子疼已上了产床，让我马上过去。当时我正谈判，为一块钱的价位和客户脸红脖子粗，因为这个电话，我立即让了步，看着对方的得意样，心里说，小子，好好感谢我要出世的孩子吧。
　　深圳现在真变大城市了，高楼比着盖，地铁有了，外国人来了，路却越来越堵。当时有交通事故，车走得比步行慢，要不是路还远，真想扔了车子直接冲医院。十分钟的路，那天我开了个把小时，终于到了，也没等电梯，直接跑上四楼妇产科。可是我没想到，在那里，正有一个改变我一生的转变等着我。
　　一位护士看我喘着，满脸汗，主动问：你是张苇苇的丈夫吧?你太太生了，是儿子，母子平安。我注意到周围有人窃窃私语，见了我又打住。我觉得奇怪，一般护士都会说“恭喜你”，可她公事公办，别的啥也没说。我也没想太多，一边抹汗，一边直接去了苇苇的床位。
　　苇苇正睁眼看着天花板，一只手上还吊着针，见有人进来，一转头见是我，她却突然把头转向里边。当爹的兴奋已冲昏我的头，根本没多想就说，苇苇，是我，你生啦?你好吗?咱儿子呢?
　　苇苇的头没转过来。我一边问着，一边轻轻去扳她肩头，终于扳过来了，却见一张苍白的脸上全是泪。生孩子疼，这谁都知道，于是我说，苇苇，别委屈了，不都生了吗?我会好好补偿你。没想到她哭出了声，肩头颤着，终于说：老公，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离婚吧，离了，一了百了。
　　我见阵势不对，还以为儿子有什么事，就说先去看看。苇苇却拉住了我，说你不要去看了，不要去。事情太蹊跷，我挣脱了她，出去找到护士，护士领我到育婴室。
　　孩子眼睛还没睁开，头发黄里透着白，鼻梁很高，睫毛很长，眼皮双得很深——这分明是个白人小孩啊!我记得数月前无聊，还和苇苇在网上看过，那网上解释各民族婴儿有啥区别，还说如果是混血儿，白人与黑人结合倾向黑人，白人与其它族裔结合倾向白人，等等。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们弄错了，这不是我孩子，这是个洋孩，你们看我是洋人吗?你们怎么搞的?我的儿子在哪儿?
　　那护士也急了：就是这孩子，肯定没错，我们医院到现在，就接生过一个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搞错!不管谁的，反正你太太生的!
　　我感觉到浑身的汗在往外炸。我明白她的意思，赶紧又去了苇苇的病房，问到底咋回事。苇苇咬住嘴唇不回答，眼泪泉水似地往外冒。她忽然够着我的头，也不管胳膊上还插着针，在我耳边哽咽着说，你走吧，我对不起你，孩子确实不是你的。
　　都说事一临头，人就会冲动。那天我一听苇苇说孩子不是我的，就直接下了楼出了医院上了车。哪个男人受不了这个?可是，开着开着我调了头，我想不行，就这么一走肯定会出事，苇苇性格刚烈，不会有好，我妈有心绞痛，哪受得了这种打击。想想我就后悔，当初不该让她来，请个保姆也好啊。这样一考虑，我就冷静了，直接开回了医院，是啊，就是一口血我也得先咽着。
　　苇苇已不哭了，依旧瞪着天花板。我知道，突如其来的打击已把她摧毁。我走过去，我说苇苇，咱们先不说这事，得瞒着我妈，我们的事不能连累老人，你要答应的话就点点头。苇苇眼泪又下来了，使劲点了点头。
　　我下楼上车，给我妈打电话。我妈在电话那头说，真的?好啊好啊，总算生了，我儿子也有儿子啦，要是你爹能来，该多高兴。我妈太激动，声音颤抖着。她的一包东西早就收拾好了，要去照顾媳妇，我怕医院的气氛容易有破绽，就跟她说，医生说了，家人不用去，孕妇生了自有护士照顾。我妈抱怨了一通深圳医院，但也没起疑。
　　放下电话，我的眼泪才唰地涌出来，我抱着方向盘，像个女人一样好一通哭。我为我爹我娘哭，他们盼孙子盼太多年了，我更为自己哭，生活不易，我没尽头地熬着，终于有了起色，可忽然像个青花瓷瓶掉地上，说碎就碎了，我还得遮遮掩掩。
　　苇苇很快就出了院。我妈眼神不好，但她第一眼看到孩子，还是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苇苇，说这孩子有意思，谁都不像，奇人奇貌，将来一定有出息。我的心像刀剜一样。
　　苇苇一直眉头不展，我也强颜欢笑，好在我忙，老出去。我妈不解的是，孩子生了不摆酒，还看不到高兴劲儿。有一回我暗地里和她说，妈，苇苇不高兴你别计较，她得了产后抑郁症，医生说的，这种病现在普遍，不能受刺激，慢慢自然会好。我妈说，如今世道变了，啥怪事都有，以前只听说坐月子要注意身子。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都像坐牢，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我妈面前装多久，我必须请个保姆，把我妈支回去。现在找个合适的保姆可真难，还好，一个朋友举家移民澳大利亚，保姆就介绍给了我。第五个星期，孩子满月，我妈不放心我爸，终于提出来回去了。
　　苇苇很矛盾，一方面希望我妈离开，她也装得受不了了，一方面又希望我妈别走，多留一天，就可以多回避一天事实。送我妈走那天她哭了，抓住我妈的手反复只有一句话，妈，特别不舍得你走，特别不舍得你走。
　　我和苇苇结婚五年，她们婆媳关系从来都好，我把苇苇带回去那年，我妈说苇苇长得跟她想的一样，从此待她像女儿。苇苇不舍还有一层意思，她不知道是否婆媳缘分从此就尽了。
　　我也不知道。也不敢知道。
　　我和苇苇没有美丽的爱情故事。六年前，我最潦倒的时候认识她，她是西安人，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很多人追，但就认定了我。在深圳这个淡漠的异乡，我们的感情是一点点攒起来的，就像我们的家，每件物品从选购到摆放，我们都小心翼翼思量过摩挲过，都带有我们的记忆。
　　我原想等我妈走后，就要苇苇原原本本把一切都说出来，可我妈真走了，我却什么也问不出来了，我是个软弱的人，我怕去面对。
　　又熬了三天。我和苇苇之间话很少，我们都在小心逃避着。有时候孩子哭了，我不吭声，苇苇也不动。保姆立即过去搂起来递给苇苇，说，宝宝饿了，要喂奶了。苇苇机械地给孩子喂奶，但有时候喂着喂着，眼泪就叭哒叭哒滴在孩子的小脸上。
　　第四天晚上，苇苇终于主动开口。她关了灯，沉默一下说，你还不问吗?我说，没啥好问的，木已成舟。她说，不，我一定要告诉你，我不说，死不瞑目。
　　月亮照进来，一片幽光，我都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月亮了，如今见到，又是这种局面。月光映在苇苇的脸上，但她没有抽泣，她的泪水无意识地流着。
　　那是一年多以前，在地铁上，苇苇说。苇苇要强，一直没放弃学英语，还说他们公司做外贸，将来一定有用。地铁上人很多，苇苇挤上去，拿出本英语小说看。刚好她旁边站着一个白人青年，见她看的是英语书，就主动搭讪。苇苇觉得是练口语的好机会，没拒绝，就聊上了。
　　地铁很快，一下就到了老街站。白人青年要下车了，非常绅士地和苇苇道了别，还给她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电话和MSN。他告诉苇苇，如果学英语有困难，他可以帮她。
　　MSN我和苇苇以前都迷过，后来就厌了。那一段，为了公司找生意，我满世界跑，老不在家。苇苇学外语也算是打发时间。有一次，她想起了那个白人青年的名片，就重新用起MSN，没想到，居然联系上了，越聊越热络。
　　白人青年叫史蒂夫，新西兰人，背囊客，做假期外教的，据说还在越南、缅甸、泰国教过英语。他告诉苇苇，他们经常举行英语派对，有时间可以参加。接下来的事情我不想说了，反正有一回苇苇去了，玩得疯，喝醉了，可耻的事情就发生了。据苇苇说，等她醒来已晚，想大闹又怕我知道，只有忍了。
　　我了解苇苇，我相信她的话。我说，苇苇，我明白了，但你要知道我只是个普通男人，这事情我过不去，我爹我娘那儿也过不去，再说等孩子大了样子出来，我们怎么说?我想现在有两条路，一是把孩子送人，我们就对双方父母说孩子夭折了，一是我们离婚。
　　苇苇没有动，过了很久忽然抱住我说，不，我把孩子送人，送得远远的，只要你还要我，我不想离婚，我想跟你过一辈子。
　　接下来的几天很尴尬，我辞退了保姆，开始为孩子找个家，像做贼一样四处暗暗打听。最后还终于找到了，是一个客户介绍的，江西一对中年夫妇，独子死于矿难。他们约定一周后来领孩子。那一周，苇苇对孩子特别好，天天抱着，我看了心情复杂之极。
　　那对夫妇终于来了。一看就是两个憨厚人，他们见了孩子，男的想问什么，女的拐了他一下，男的就没吭。苇苇又到卧室里给孩子喂了一次奶，再搂出来递给那女的，还送给他们一包小衣物和一千块钱，信封装着。孩子已睡着了，小脸嫩得透亮。他们说，也不坐啦，要去赶火车。
　　两个人道了别就往外走，就在那时候，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孩子忽然哇地一声哭了。苇苇本来已进了卧室，听到哭声，猛地就冲了出来，一把抢过孩子，二话不说直接奔回卧室，怦地一声关起了门。
　　是我抱着歉把江西夫妇支走的，那一千块钱算是他们的路费。他们很错愕，但也没多问。我回了屋，才感觉自己没出息，竟然有如释重负之感。
　　晚上六点，苇苇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华发北路那家东北饺子馆，要我过去。她说，你一定要来，我等你。
　　苇苇怎么跑到那去啦?我懵懵懂懂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那是我和她第一次约会吃饭的地方。我们本来相约每年去吃一次，但后来天天忙得焦头烂额，完全忘记了。我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
　　我很快赶了过去。苇苇找的是二楼一个临窗的桌子，她已经点好菜，见了我，马上要服务员上菜。菜不久端上来，有酱骨架、地三鲜、拍黄瓜、西葫芦饺等。我记起来了，我们第一次吃的就是这些。苇苇又叫了啤酒，她自己也一杯。
　　我们吃着喝着。我以为她会提起以前的事，她没有，但我知道她有话要说。
　　苇苇终于开口了，她说，老公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从这家饭馆开始的，现在就从这家饭馆结束吧，我本来都想好了，把孩子送人，我们重新来过，但我做不到，孩子要送了人，我也完了，可不送对你不公平，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欠着别人的，所以只有离婚。
　　苇苇拿出一张纸，接着说，这是离婚协议，我签了字了，你签上就可以了，我还找好了房子，明天就搬。我始终没说话，我不知道能说什么。
　　回到家里，我看到苇苇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多年未用的皮箱就停在门边。那是苇苇来南方时用的皮箱，我们住在一起，她拎来的也是这个皮箱，如今她又要拎着这个皮箱走了，只是身边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孩子。
　　我心软了，说，苇苇，你还是别走，我们就这么过吧。苇苇走过来，抱住了我。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抖。但她松开了手，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第二天，等我回家时，她已经走了，门边没了皮箱，床上也没了孩子……
　　苇苇搬走一个月了，先是住在出租屋里，如今已离开了深圳，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但如果一定要找她，还是可以找到，毕竟苇苇还会和自己的家人联系。然而，找还是不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难的选择，我需要一个能坦然面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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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大佬黄裳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文物诈骗 [转帖]

核心提示： 上海文坛大佬黄裳为了区区五千块钱的好处费，就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鲁迅文物进行诈骗。被人揭穿后，大概怕拍卖行要回那五千块钱的好处费，不顾已经90岁高龄，非常起劲地在上海的报刊写了好多文章，狂骂揭露这一骗局的学者，还动用自己作为上海文坛大佬的地位，阻止他们的揭露文章在上海的报刊发表。真是为老不尊的典型。不仅如此，黄裳在抗战期间，还有过汉奸行径，但面对确凿证据，他本人拒不承认。余秋雨大尸的死不认账的上海滩文人做派，应该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我在揭露这位上海文坛大佬的丑事前，先介绍一下黄裳的基本情况。毕竟现在的90后非主流，只知道玩点身体叛逆，其实多是服装叛逆，穿点奇装异服就以为很酷，还不知道其实完全是脑残。他们从来不看书，大概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黄裳是谁，所以得介绍一下。

黄裳，1919年生，原名容鼎昌，原籍山东益都，生于河北井陉。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2年转至重庆交大。1944年被征调往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从1945年开始，长期担任上海《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文联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

黄裳虽然不是上海人，但从1940年开始，除了短暂离开外，他长期居于上海，今年已90高龄，属于上海滩上谁都不敢随便得罪的文坛大佬。其实，黄裳的文章写的确实非常好，我直到现在，也还是非常喜欢，比如他的《榆下说书》，是谈他收藏的各种书籍的书话，原来的版本是黑白的，后来出了个彩色版，装帧正可以配上黄裳精彩的文字。《珠还记幸》则是散文随笔，文字非常漂亮，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修订版。

黄裳的文章写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喜欢，但可惜的是他人品不好。这真是让人非常感叹，文人都是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做另外一套。所以有人竟然称我为文人，我说文人就是流氓，文学就是垃圾，你才是文人，你全家都是文人。

黄裳为了区区五千块钱的好处费，就涉嫌勾结拍卖行，伪造鲁迅文物进行诈骗。被人揭穿后，大概怕拍卖行要回那五千块钱的好处费，不顾已经90岁高龄，非常起劲地在上海的报刊写了好多文章，直到最近还在写，狂骂揭露这一骗局的鲁迅研究权威朱正先生、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王锡荣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福康教授，大搞人身攻击，说批判他是“黄蜂刺”。还动用自己作为上海文坛大佬的地位，阻止他们的揭露文章在上海的报刊发表。为了五千块钱的好处费，你至于吗？真是为老不尊的典型。

我在《金庸为何要主动加入中国作协》（http://user.qzone.qq.com/35362110/blog/1245617615）中指出85岁的金庸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作协，其实是为了先做作协副主席，然后当国家领导人（政协副主席），金胖子政治上非常要求进步啊。有些脑残愤青在尊重老人是中国人基本礼仪，怎么可以批评年纪那么大的老人？黄裳已经90岁了，比金庸还大。其实，是这些愤青的儒家经典没学好，“老而不死是为贼”，典出《论语》的“宪问”篇。这是孔子骂一个老头的原话。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上海博古斋主办的春季拍卖会“新文学专场”上，有一本号称是“鲁迅、刘半农题签”的《梅兰芳歌曲集》。这本书是梅兰芳赴美国公演时编撰的，1929年印行出版的，鲁迅题字一共16个字。“天华、半农新作。迅自留。一九三十年，上海。”

众所周知，鲁迅一向鄙视梅兰芳，多次在文章里讽刺挖苦梅兰芳。所以，1949年后凡是纪念鲁迅诞辰，身为全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也从不出席。按常理，鲁迅也不会保存梅兰芳的书。当然，鲁迅鄙视的人的书，鲁迅保存起来也完全可能。但关键的破绽出在别的地方。

只要稍微有点文化常识，一看就知道这是伪造的。破绽就出在“迅自留”三字上。以前的文人，“自留”“自存”这些字，都是作者写在自己的著作上，留着供自己修订、批注的。哪有在别人书上写上“自留”的？鲁迅怎么会写这么狗屁不通的话出来？

现在的文物拍卖会，假古董充斥，这是公开的秘密了，反正都是卖给附庸风雅的大款，能骗就骗。而且，所以拍卖会都会事先声明，不对拍卖的文物的真伪负责。朱正先生、王锡荣研究员、陈福康教授陆续出来揭露这一骗局后，黄裳不顾90岁高龄，振振有辞地为伪造的假文物辩护，他的理由就是“不知何人何时订下除非自著不得使用‘自留’字样的律令。”翻译成通俗的语句，就是说，“自留”一词就算是只能写在自己著作上的，鲁迅就是这样写了，你管得着吗？难道不允许鲁迅写错字了？

其实，我说个类比大家就明白了。“家父”是称呼自己的父亲，虽然从字面解释，“家里的父亲”都可以称为“家父”，但如果用“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就是错了。所以央视主持人朱军在“艺术人生”节目里称呼嘉宾的父亲为“家父”，就被网友嘲笑为没文化。黄裳竟然以为鲁迅是没文化的央视主持人朱军啊？除非是那天鲁迅脑子坏掉了。

通过黄裳的拼命鼓吹，后来，这本破书，以22万元的价格被人买走。不知道哪个没文化的做了这个冤大头。据有关内部知情人士说，拍卖行给的好处费也就是区区五千块人民币而已。

其实倒卖文物来骗钱，对于黄裳是轻车熟路。黄裳收藏了很多珍本书籍，还有文人名流的字画墨迹，后者多是他借着自己文坛大佬的地位去免费要来的。张充和写给黄裳的书法《归去来辞》，黄裳说“此文为我着意之作，书件一时脱手而去，愧对故人”，却被他自己卖给了香港人，然后香港著名作家董桥卖了回来，原物返回给了黄裳。此事看董桥的《张充和的伤往小令》和黄裳的《答董桥》就非常清楚了。

我刚才说黄裳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可惜人品不好。黄裳的另一劣迹，就是做过汉奸行径，自己却一直矢口否认。

在抗战时期的1940年代，正是上海的孤岛时期。汉奸文人办了个《古今》杂志，当时在上海的进步文人，全部拒绝给这个汉奸杂志写稿。而黄裳不仅写了，还写了非常多。这种行为，被当时的进步文人所不齿，视之为汉奸。黄裳以为自己活得长，其他同时代的人全死光了，这事就没人知道了。还好关于此事，曾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的老作家柯灵在回忆录里说的非常清楚。黄裳后来解释，说因为生活在孤岛其间，为准备到大后方去抗日的路费，加之自己所认识的《古今》编辑进行约稿，自己不知道是汉奸办的，全属不明真相之举。但柯灵指出，《古今》因为是汉奸所办，当时的进步文人都相约不给其写文章，而黄裳却是第一个丧失约定的。所以黄裳根本不是“不明真相”。

黄裳自己做过汉奸，就越是痛骂汉奸，这其实非常符合心理学的原理。1996年，我非常敬仰的文化老人张中行在《读书》杂志发表《关于史识的闲话》，大意是生逢乱世，作为小人物，除了为国赴难，是否还有别的出路。此前，张老还发表过《月是异邦明》，说月亮就是外国的圆，写得非常精彩。黄裳就在上海的报纸发表文章《第三条道路》，痛骂张中行是汉奸，非常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痛斥张中行的言论与汪精卫的卖国言论一模一样。但谁知道黄裳自己也做过汉奸呢？正因为自己做过汉奸，骂汉奸才表现的这么主动积极。

文/周筱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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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被警察打死的人多患“心脏病”？ [转帖]

据昨天新华社和《华商报》公布的消息，陕西高中生徐梗荣猝死公安局一案，目前有了初步结果。

陕西丹凤县检察院28日通报了徐梗荣的尸检报告，法医鉴定结论为：徐梗荣系原发性心肌病，由于外伤、疲劳等原因引发心跳骤停死亡。通报表示，办案民警对其实施的肉体侵害行为，致使徐梗荣身体极度疲劳引发心跳骤停死亡。

此前的报道称，法医当面对徐梗荣的家属说，徐梗荣的心、肝和肺部都有问题，而心脏病变是致死的原因，徐梗荣身上的伤不是致死原因。

徐梗荣的家人表示无法接受这一尸检结果，因为徐梗荣曾经拿过商洛市首届中学生体育运动会5000米竞走第一名，徐家人认为他不可能有心脏病。而丹凤县检察院雷雨田副检察长也告诉他们，如果对尸检结论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请，重新鉴定，但按照法律规定，重新鉴定的费用需由申请方承担。雷副检察长的这几句话，其实是很值得玩味的。

今年2月10日，陕西丹凤县发生一起高二女生被害案。当地公安部门不知怎么回事，就认定丹凤中学高三学生徐梗荣有重大嫌疑。徐梗荣2月28日23时被公安机关传唤，连续审讯，到3月8日在审讯时猝死，引起广泛关注。根据记者的调查，当地警方根本没有相关刑拘手续就把人抓走了，以致家属认为孩子失踪了。

用刑讯逼供和心脏病随便搜索一下新闻，就能搜出一大把，几乎所有被警察打死的人，都患有心脏病，都是死于心脏病，和警察无关。或者这样说，凡是被警察打死的人，基本都能检查出患有“心脏病”。

2007年11月，宜宾市翠屏区菜坝镇城管执法人员和民警在整治街面秩序中，将店主梁云贵扭送到派出所“接受教育”。在进入派出所10分钟后，梁云贵突然死亡。调查结论很快出来了：死者梁云贵系突发性冠心病死亡，生前没有遭到执法人员殴打（2007年11月13日《华西都市报》）。

2008年1月9日，一家公司总经理魏文华路过天门时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数十名执法人员见此蜂拥而至，殴打魏文华，魏拒绝删除，被殴打致死。公安部门的鉴定书上魏文华死于“因外伤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死亡”（2008年1月10日《楚天都市报》）。

2008年5月，犯罪嫌疑人马某在被陕西略阳公安局3名民警审讯后不久突然死亡。尸检发现其左、右大腿及双脚背有大量淤血和肿胀。中队长冯亚军和民警贾刚、赵剑飞均承认在讯问过程中对马某采用了吊铐、冲凉水澡、踩脚趾、用橡胶棒殴打等方式。专案组专家勘察分析后认定，马某系心肌梗死引起急性心脏骤停死亡。法医认为，3民警的讯问方式导致马某身体损伤及皮下出血，属于轻伤，但与其死亡并无关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3名民警犯有刑讯逼供罪，但不是造成嫌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免予追究刑事责任（2008年5月9日《西安晚报》）。

这样的例子太多，不用我再一一举例。我只能说，中国实在是个神奇的国度，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潜在的致命疾病——心脏病，虽然单位体检从来没检查出来过。但是你只要一进入警局，就非常容易突发心脏病。所以大家要注意锻炼身体，尤其是锻炼心脏机能，注意减肥，多吃低脂肪食品，戒烟戒酒，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不过一旦被抓进去，这些前期工作都没有用，一定会查出你患有心脏病的。

文/周筱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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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圆明园兽首是商业骗局，和爱国无关[转帖]

核心提示：
圆明园兽首做工粗糙，只是三四流的文物，根本不是国宝。
通过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炒作，不断激怒国内的爱国粪青，爱国粪青就会不断制造舆论，坚决要把文物购回中国，否则就是卖国，那老外就可以不断抬高价格了。
在这次事件中，粪青再粪，他们不可能说掏出钱来把兽首买了，因为粪青只会叫唤，并没有钱。
圆明园兽首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要中国人出钱买回来？应该让他们白送回来才对。
拍卖圆明园兽首和爱国无关，完全是一场商业炒作。在这场商业炒作当中，粪青的爱国情绪得到了发泄，收藏者的文物得到了超级升值，拍卖行卖了高价可以多拿佣金，爱国商人获得了政治地位做更大的生意。

圆明园鼠首、兔首
圆明园兽首做工粗糙，只是三四流的文物，根本不是国宝。

北京时间2月23日18点半，法国巴黎大审法院紧急审理法庭做出裁决，驳回了要求停止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拍卖的诉讼请求，那就意味着，鼠首、兔首即将由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

国内的粪青，这回终于抓到一个发泄的渠道了，对法国的仇恨又增加了一个证据。其实，佳士得拍卖行又不是法国政府开的公司，文物本身也不是法国政府所有，和法国政府本身都毫无关系。脑残粪青必读的《环球×报》，又报道说，把鼠首、兔首交给拍卖行那个法国富商人说，如果达赖能回国，他就把文物无偿送还中国。更加激起粪青的爱国热情了。

我只觉得这些粪青的可怜，被老外这样利用，还完全不知道。不论是法国富商，还是法国佳士得拍卖行，就是通过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炒作，不断激怒国内的爱国粪青，爱国粪青就会不断制造舆论，坚决要把文物购回中国，否则就是卖国，那老外就可以不断抬高价格了。

《环球×报》这类脑残粪青必读的报纸，完全是没文化，只要是文物在国外拍卖，就是国宝流失。其实，哪有那么多国宝？一件文物是否国宝，是要由文物鉴定部门来鉴定的，圆明园兽首做工那么粗糙，只是三四流的文物，而且制造时代非常晚近，这样的东西都能算国宝，那中国的国宝就实在太多了。

此前回到国内的部分圆明园兽首

此前拍卖的兽首，有商人或机构花了数千万美元购回，现在经过轮番炒作，粪青的热情被调动了，佳士得拍卖行的底价已经高达数亿。其实，这样普通的文物，根本就不值那么多钱。圆明园生肖兽首一共12个，文物成套价值才高，目前已经有牛、虎、马、猴、猪五首通过各种渠道回归中国，现在拍卖的是鼠首和兔首，剩余龙、蛇、羊、鸡、狗五首至今下落不明。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兽首哪能值如此天价？一个卖十几万人民币是比较合理的价格，也就是是几万美元或欧元而已。当然，这些买下文物送回国内的商人或机构也不是傻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变成了爱国壮举，可以获得政治地位，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可以马上做成无数倍于文物价格的生意。

外交部最近的表态，有一点我非常赞同，就是坚决不出钱回购文物。否则，岂不是变相鼓励文物盗卖行为？只要惹怒了粪青的爱国情绪，就必须在爱国的名义之下购回，那老外就可以漫天要价了。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胡须，被法国军队掠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埃及人坚决不出一分钱，要求必须无偿归还，为此等了193年，终于回归埃及。圆明园兽首本来就是中国的，为什么要中国人出钱买回来？应该让他们白送回来才对。中国有170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难道都出钱买回来？有那么多钱吗？

圆明园兽首，确实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掠去，但脑残的粪青知道吗？是谁带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就是中国人，而且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龚半伦）。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圆明园的主体建筑基本还在，脑残的粪青知道吗？是谁让圆明园变成一片废墟的？就是中国人。圆明园的守卫或逃或杀后，周围的老百姓纷纷进来抢东西，把建筑拆毁拉回家做建筑材料，把石头敲碎成小石子，混在大米里卖钱。这些都是有确凿史料为证的。不过粪青虽然表现的非常热爱传统文化，不过粪青一般都看不懂文言文，所以不知道这些史料的。

同样的文物，比如敦煌文书，在国内保存的非常差，很多因为没有保存条件而被彻底毁坏，而大英博物馆就保存得非常好。这样的文物在国内被毁坏严重，在国外保存完好的情况非常多。粪青动不动就说帝国主义分子到中国掠夺文物，其实很多文物就是中国盗挖了以后卖给老外的，当年美国、日本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大多是花大钱从中国人手中购买的。著名的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经常乘骑的六匹战马，刻在昭陵的庑廊。其中两块浮雕飒露紫和拳毛騧就被中国人卖给了美国人，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非常完好，剩下的四块浮雕，中国文物商人为了方便盗卖，竟然打碎成石块偷运，后来被截获，现在残缺的浮雕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

被中国人打碎盗卖的唐昭陵六骏之一。

拍卖圆明园兽首和爱国无关，完全是一场商业炒作。在这场商业炒作当中，粪青的爱国情绪得到了发泄，收藏者的文物得到了超级升值，拍卖行卖了高价可以多拿佣金，爱国商人获得了政治地位做更大的生意，文物回到了中国，似乎谁也没受损失，完全是多赢的结果啊。

只是，左粪情绪泛滥，实在非国家之福。比如，粪青从来不检讨，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在这次事件中，粪青再粪，他们不可能说掏出钱来把兽首买了，因为粪青只会叫唤，并没有钱，而在家乐福事件中，粪青不仅叫唤，他们还能动手。韩寒在家乐福事件中对爱国主义的讨论和对爱国愤青的批判，就非常精彩。不要再动不动就拿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卢梭说过：“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斯言得之。

文/周筱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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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逃兵在中国赎罪70年 称死后也不回国 [转帖]

山崎宏70多年前，他作为一名日本士兵，参与了侵华战争。6个月后，因为“看不惯军队烧杀抢掠”，他逃跑了。因为回不到家乡，他辗转来到山东济南，并在这里安了家，从此再没离开。剩下的70多年里，他尽全力帮助周围的人，并拒绝了回日本。他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赎罪——

70多年来，山崎宏一直在为那场战争赎罪。尽管作为一名士兵，他在其中只参与了6个月。

6月20日，坐在山东济南市一家小诊所里，这个老人觉得，自己每天的工作，“除了给小孩儿看病，就是等死”。他已经101岁了，几年前，听力开始渐渐丧失，到现在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

但在街坊们眼里，他仍然是远近闻名的“山大夫”。操着一口浓重的济南口音，穿着一双平底黑布鞋，很少有人能认出他是个日本人。更少有人知道，72年前，他曾在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服役，做一个为军马治病的兽医。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年轻的山崎宏来到中国，随军队转战上海、天津，并在6个月后，挑了个黑夜逃走。他解释，那是“因为看不惯军队的烧杀掠夺，破坏别人的生活”。关于战争的经历，人们只能从他嘴里打探出这么多。

从眼前身材略微佝偻、步伐缓慢的老人，很难推想当年那个日本陆军士兵的壮实模样。山崎宏老了，并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5年前，他97岁时，把山东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请到家里，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又按上印章。

“我死后不回去了，就永远留在中国了。”他指着登记表的复印件说。他所说的那个不回去的地方，在日本冈山县，1908年11月，山崎宏在那里出生。1937年,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送一个儿子参军。因为哥哥已经结婚了，山崎宏便穿上军装 ，离开了那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来到中国。

6个月后，逃兵山崎宏最希望能回到日本的家，因此，他决定从天津向东逃亡。在模糊的记忆里，他记得山东半岛最东面，“离日本近，可以找机会回家”。但在日本老家，亲人们以为他早已阵亡了，为他摆好了灵位，并修好了坟墓。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

到1983年，日本和歌山市打算与济南市结成友好城市。作为中间的牵线人，山崎宏自己掏路费，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当时，他为此给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写过信，首相后来给他回信，送给他手题的“大道无门”4个字。

他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记者来采访，这个沉默了30多年的日本老人终于开口表示，“赎罪的想法一直在心里”。

从那之后，直到失聪前，山雍蕴经常听到父亲跟人说起“赎罪”两个字。到现在，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还是经常用呜哇呜哇的声音嚷着“为人民服务”。

在诊所办公桌上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美德。”

岁月开始吞噬他的记忆。他已经记不清这句话是谁说的了。一起忘记的也许还有很多事情，他当年在军队里看见了什么，他怎样挨过了逃难的日子。不过，只要有人问起，他还是会用含混的声音说：“日本曾带给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我要尽一点力来赎罪。”他并不知道自己回答的声音很大。

这个日本老人始终相信，赎罪的方式，是“多给中国人做些好事”。

有些好事简直微不足道。从1980年开始，他每天清扫自己新搬进的楼房3层以下的楼道。后来，同一座楼的老住户都陆续搬走，换成了来来往往的租户，他也从不间断。几年前，他终于扫不动了，于是，这项工作由女儿山雍蕴接手，直到今天。

诊所主人刘谟桐回忆，在他晋升副高和高级职称时，必须学习日语。刚认识不久的山崎宏热心辅导了他，却分文不收。等他带着礼物去感谢时，山崎宏拒绝说：“你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此前，这个日本老人，也分别给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教过半年日语口语，同样分文不取。

每年，山崎宏都会收到日本政府发给老人的一笔养老金，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他几乎每次都以各种方式，把这笔钱捐出去，捐之前“从来不跟家人商量”。

这个习惯至今都改不掉。一年多以前，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街道办事处还没来得及组织为灾区捐款，他已经去当地的红十字会捐了3000元，并拿着报纸，指着新闻告诉女儿“要捐款”。后来诊所集体捐款时，他又捐出了1000元。

70多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日本人在异乡从年轻变得老迈，几乎经历了这个国家的每一次大小变化。他经历了“文革”，但这个“一心只想着上班”的人并没有被人批斗。只是有一次，医院里有人故意把“打倒少奇”写成连笔，看起来像是“打倒山奇”，让他觉得难以接受。

而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已经逐渐陌生。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山崎宏压了一张房地产海报，上面印着大大的两个字：“望东”。以前每到元旦的时候，山雍蕴都要帮父亲给一些日本的亲友寄信，但从几年前已不需要再寄了。老同学、老同事们，都已经不在了，许多年轻人，说不定早已不清楚那场战争。但在山崎宏这里，赎罪仍没有结束，除非到他死的那天。

这个时常望着东方的人，决定不回去了。因为朋友和政府都挺照顾，他“挺满意，死了以后就不回去了，永久留在中国”。

不过，生前“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想让自己死了只剩一把灰。他决定捐出自己的身体，这样，在“等死”的日子里，就不会觉得“活着没意思”，而“死了以后还是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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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任名誉副主席意义何在[转帖]

金庸先生是中国当代的大文学家，至少是杰出的小说家。听说先生就要被发展为中国作协会员了，我闻此有些清醒下的发蒙！？
在中国有些怪现象，比如有人的腿断了且拄着拐杖，实在不巧的是没有残疾症！此人属于残疾人的行列吗？你我如果不昧良心讲话一定会持肯定的结论：必是无疑。可悲的是现实中此人常常被纳入非残疾人的行列！此人有断腿为证，却只是证明腿确实断了而不能证明是残疾人！李白是诗人吗？是，有诗为证。金庸是作家吗？是，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为证！“吴齐黄潘”是画家吗？是，即使有的不是中国美协会员也不妨碍他们是中国伟大的画家！
已经85岁高龄的中国香港作家金庸将加入中国作协了，我为此欢呼：老先生终于有组织了，老先生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公开宣称自己的作家身份了；我为此郁闷：中国作协会员略微有些多，其中公众知道的略微有些少。是他们的著作少、文学成就低还是人们孤陋寡闻？我为此不解：对于象金庸先生这样著作等身的人莫非一定要纳入组织中以此来证明组织的伯乐般的眼光吗？
据“中国作家协会2009年度会员发展公示(附名单)”的公示稿中所载，在中国有409人即将入会。在这不多也不少的“人们”中金庸先生有幸被“选中”了！把金庸先生发展为中国作协会员不是不可以，如果先生愿意。即使金庸先生作为中国作协的顾问，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作协会员也不会说什么？比文章？比影响？还是比真正的学问？中国的组织大多有规定，规定的存在有一部分是为了完善组织本身、有一部分则是以示组织的权威性。老百姓讲话，让人觉得是那么回事！只有是那么回事才会使入其内的人们感到“值”。中国作协也是有规定的，新会员加入需有两名现任会员作为介绍人。谁来做金庸先生介绍人呢？王蒙先生吗？据说介绍人问题竟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不这样认为，即使中国作家协会这一集体给金庸先生做介绍人，金庸还是金庸，先生还是先生。在“由两名现任会员作为介绍人”等严密程序下加入中国作协，金庸先生会感到“值”吗？他一样想写就写，不想写就想想云来烟往的人生！

85岁金庸申请加入作协，引起网友热议
如果在本月24日前没有被举报抄袭的话，已经85岁高龄的香港作家金庸将加入中国作协。日前，中国作协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09年度拟发展的409位新会员名单，其中包括查良镛(金庸)。外界猜测，按照入会程序，金庸加入中国作协的推荐人之一可能是王蒙。
金庸可能出任名誉副主席
中国作协日前在官方网站公示2009年度拟发展会员名单，在409人名单中，港澳作家7人，其中香港4人。据了解，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该拥有8000余名会员的正部级全国性团体首次吸纳港澳地区成员。消息人士称，鉴于金庸先生的文坛成就和崇高威望，他很有可能在通过一定程序后出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之职。据了解，该职位一般由拥有较高文学成就，并且在文坛上有较大影响的老作家担任，目前中国作协已有9名名誉副主席。
网络作家“当年明月”也入围
2009年度中国作协会员发展工作从今年2月份启动，共收到一千余份个人申请。作协书记处最终拟发展新会员409名，并于本月18日至24日公示一周，接受公众举报。本次进入公示名单的女性作家、少数民族作家比例比往年有所提高，同时还有以《明朝那些事》成名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入围。若全部通过公示，中国作协会员总数将增至8931人。
两大争议点
主动还是被动
两个助理说法不一
在大众的热议中，金庸是不是主动加入的，成为议论的焦点。昨天上午，记者致电金庸的助理吴小姐。她证实，金庸的确于日前主动向中国作协递交了申请表。金庸助手、香港《明报》现任总编辑潘耀明透露，填表格、递交申请、审议、公示，“大侠”金庸并没有因为名气大而搞特殊。
不过潘耀明又表示，“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作协方面主动发出了邀请，金庸一听便欣然同意了。”双方经沟通后，一切都按程序办理。潘耀明还表示，金庸目前人在香港，很健康，“这段时间他都没有写作，精力基本都放在了功课上，剑桥的博士还没完成呢!”
犯不着还是顺理成章
“金迷”分成两派
由于此前郭敬明等80后作家加入作协曾经引发争议，之后也曾有过韩寒炮轰“作协一直是可笑的存在”等风波，不少“金迷”不无激进地表示“这纯粹是小庙大菩萨”。不过，也有一些比较冷静的“金迷”表示不必大惊小怪。
●反对声音
金庸确实写了不少书，在华人世界的影响也颇大，可是他写的都是武侠小说，是入不了大雅之堂的，怎么能入中国作协?
说句老实话，金庸早已名利双收，“金盆洗手”都是上个世纪的陈年旧事了，如今一大把年纪根本犯不着去趟作协的浑水。
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作协除了收编江湖上已经成名的当代英雄，或者收养那些已然英雄迟暮的昔日豪杰，再也难以给人留下什么显著印象了。
●支持声音
作为香港地区的作家，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可以促进内地和香港的文化交流，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作家张贤亮则称：“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不需要太多理由。”张贤亮回忆说，早在香港刚刚回归时，他便向作协提议吸纳香港作家，大概是1998年，他还在北京当面向金庸发出了邀请，“可能是时机不如现在成熟，当时金庸听过后未置可否，这事情也就耽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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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卢作孚之死真相[转帖]

编者按：章立凡先生在《财经》2009年第12期专栏文章“哀莫大于心死”中，提到这样一段历史：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卢作孚先生自杀之前，中央已经决定向民生公司贷款1000亿元人民币（旧币，合今1000万元），以解决公司面临的困境。但是，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没有及时将通报此消息的电报交给卢。

　　针对这一重要细节，赵晓铃女士近日给本刊发来文章“卢作孚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对章文中涉及的一些历史史实，特别是这笔贷款是否存在提出质疑。本刊编辑遂将赵文转给章立凡先生，章又进一步作出对于回应的回应，发来了长文“历史是一张拼图”。

　　我们在此发表这一组文章，意在尊重两位学者的严肃态度，以期有利于澄清具体的历史事件，更有利于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在官方档案缺失甚或不实的现实情况下，利用各种民间渠道，将历史的碎片拼接成起来，是一件实在而有效的工作。

　　为了死者，为了生者，我们期待更多知情者站出来，还历史以真相。

　　赵晓铃回应章立凡：

卢作孚先生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

赵晓铃

　　6月6日，朋友转来章立凡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哀莫大于心死”，内容谈卢作孚之死，他写道：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当时民生公司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而旗下‘民铎’轮又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人民币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获知后均未告卢。2月8日卢自杀前的那个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在办公室里，童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这让人感到，中央同意1000亿元贷款，而时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的童少生没有及时将此信息转告卢作孚，是卢作孚自杀的重要原因。

　　章文还提到我写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虽然“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向朋友们请教，但看来章立凡是读到了的。他知道我在文章里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的问题，所以特意撰文补充说明。

　　其实，在1万余字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在尚未公开出版的25万字的“卢作孚之死”里，也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

　　因为1952年2月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

　　我的依据是：

　　由于当时几无民间融资渠道，民生公司必须要依靠政府贷款才能渡过难关。从1950年3月起，新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万港币贷款，偿还两季度的加拿大贷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旧币，下同）。以后多次请求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数10亿人民币。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已属少见，重庆的一家民营银行，当时要求贷款10亿元以起死回生也不可得。在那些民生公司向银行的借款协议上，都有相当苛严的抵押条件，一般要求半年内甚至两个月便归还。所以以后总是一边还一边借。

　　我看到好些请求贷款的信件，知道卢作孚先生在回到北京以后，请求政府贷款便非常不容易了。1950年6月，因为偿付加拿大贷款到期利息，要求政府贷款51.5亿元，到月底都没有贷到，只得电令民生香港分公司在港短期贷款先付给加拿大银行；直到7月18日，财经委员会才同意交通部意见；7月26日，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致函中国人民银行南行长，为民生公司交涉贷款，民生公司再用这钱去还香港的债权人。

　　民生公司到卢作孚去世前，的确欠下很高的国内债务，部分是历史积欠其他银行和企业的，部分是欠新政府的银行的，具体数字还未查明。但可以断定的是，1000亿这个数字当时实在太大。那时民生公司所有海外船只都已驶回，加拿大借款本息已不偿还，就是要还，也分十年还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次要求1000亿贷款。

　　另外，根据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研究，1951年10月底，民生公司在港船只全部驶回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1年11月就说，因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不再借钱给民生公司。

　　那么，在1952年2月，中央（应该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即便同意贷款给民生，也不可能是这样大的一笔款子。

　　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我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卢作孚逝世以后，有好多份向中央汇报的文件，详细汇报卢作孚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言行，以及对卢作孚逝世原因的猜测，也没有一份文件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1000亿这个数字出现在卢作孚逝世半年以后。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请求政府向公司投资1000亿元，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重要的是，增加了50万股公股，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顺理成章。那时，卢作孚逝世已半年，在这半年内，民生公司很多船只是停船搞运动，亏损之大可以想见。因此，这半年内又增加了许多债务。

　　还有一个依据是，民生公司原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公子邓安澜告诉我，1983年夏天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邓安澜去古耕虞和童少生住的酒店房间找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民建，为重建九江轮船公司作准备。那次邓安澜问童少生，解放初民生公司资金很困难，为何没有向银行贷款？童说长期大额的贷款贷不了，只借了一些短期小额的，后来作为公股股份资金留下了。这与档案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此事也可向现居深圳的香港泓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安澜先生查证。

　　卢作孚逝世后有一段时间，有议论说，周恩来在当天下午发来电报，内容是请卢先生到苏联访问，如这份电文及时让卢看到，他可能不会自杀。这份电文没有及时送到卢作孚手中，据说是因为已下班，收发室准备第二天上班时再送。此事与童少生无关。在档案和当时的原始材料里，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份电报以及相关记载。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电文就变成中央同意贷款1000亿，还被童少生有意无意地瞒下。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服过量安眠药以后，卢作孚夫人蒙淑仪打电话找到童少生。童少生带了单位医生到现场，抢救不力，并没有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童少生有一定责任。

　　我采访的好些老民生人，也对童少生有看法，但历史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把童少生没有做的事放在他身上。从档案里还能看到，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童少生当时的政治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上引章立凡所说，在卢作孚的故事中流传很广。童少生及其家人，因为感到确实有愧于卢作孚，也没有公开申辩。

　　有时，档案里的记录与多次重复的传说很不一样，我以为档案比较可信一些。

　　章立凡文章还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

　　如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过邓小平，并与邓小平共进午餐。这是事实，但卢邓谈话内容至今不详。如有这1000亿贷款，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不告诉卢作孚？章立凡说，他们“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根据是什么呢？

　　另外，民生公司和重庆市当时尚未开展矛头直接指向私营企业主的“五反”运动，而是搞的“三反”，不过民生公司的“三反”是有其特点的。

　　由于我的书尚未公开出版，卢作孚去世前后的情况，一时难以细说。看到一些网友过激的语言，有些不安，便先写此文。以为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涉及一些细节，有时会谈到具体个人的责任，不管一时是不是准确，都不是为了再掀仇恨。■

　　赵晓铃：民生公司研究室兼职研究员，《卢作孚研究》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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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评《金瓶梅》:不可不看 [转帖]

　　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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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到底登月了吗？（未见美登月痕迹）[转帖]

早在一年前，日本声称他们的探测器探到了美登月痕迹，没想到一年后，又来这一下~

日惊爆！日“月女神”发回照片　不见美登月痕迹！
美国传奇般的太空登月壮举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谜，许多人认为美国宇航员根本从未登上过月球。日前，日本“月女神”号月球探测器发回美国阿波罗15号和阿波罗17号登月点的照片，日本科学家称，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停留过的迹象，美国人是否真的曾经登上月球，再次受到质疑。
　　日本“月女神”号月球探测器已经到达美国1971年和1972年宣布的月球登陆点。如果美国宇航员真的曾经在那里登月，他们应该遗留下大量装备仪器，包括登陆车。可是照片显示，上面根本没有任何美国宇航员曾经停留过的迹象，只能看到少量斑点。美国宇航局说，这些斑点是阿波罗15号返回地球时留下的，他们就是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确凿证据。

　　众所周知，月球表面都被厚厚的月尘覆盖，美国宇航员拍摄了很多他们在月球上留下的脚印。月球和火星异常现象研究专家约瑟夫·斯金波对这些证据一直心存质疑。从美国宇航员的照片上看，他们的月球车停靠在登陆舱很远的地方，图片上没有车辙痕迹，就好像那辆登陆车是从太空舱飞过去的。“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月球表面十分坚硬，不足以让登陆车留下痕迹。可是，在登陆车旁边却有很多脚印，甚至在登陆车的下面也能看到。”

　　许多人说，美国宇航员从来没有登上过月球，所有的登月任务都是假的。美国人可能夸大了他们在与前苏联太空竞赛中取得的成就。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一些异常现象。比如，月尘的某些特定属性或者与静电的交互作用，致使美国人留下的痕迹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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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他起名叫“天宝” [转帖]

天宝是中共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领导。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而最令他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名字是毛泽东给起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天宝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方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一位老喇嘛管理寺院日常事务。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会当一辈子喇嘛。1935年，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方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党坝乡一带的藏民纷纷逃到山上和树林里藏了起来。桑吉悦希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不久，躲在山林里的藏民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他们遵守纪律，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见到的藏民态度十分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仍然和蔼地打着手势努力同藏民交流。

渐渐地，藏民们消除了疑虑，他们又从躲藏的地方回来了。红军受到了他们的欢迎，有的藏民开始要求参加红军。桑吉悦希的一些朋友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 真很神气。18岁的桑吉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对，当红军去！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就急匆匆地去报了名。

桑吉如愿以偿，光荣地加入了红军。而且，他刚一入伍就当了“官”。这是因为他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他被任命为副队长，主要负责筹集粮食。

从当年8月开始，桑吉随左路军过草地，这也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在四方面军总部工作的桑吉常有机会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张国焘，那时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在环境险恶的水草地中跋涉，最要紧的是不能迷路，否则陷入沼泽之中，就再也出不来了。当时，红军找了一些到过内地跑生意、赶马帮走过草地的藏胞作向导带路。刘伯承把他们当做宝贝，亲自给他们布置任务。桑吉悦希等藏族战士就负责在中间当翻译。过草地时，部队严重缺粮，只能挖野菜充饥，但水草地的许多野菜有毒不能入口。总部就仍然请藏胞来帮助，把野菜分类绘出图来，印发各部队。当时总部只有几台油印机，缺乏油墨纸张，无法满足整个部队的需要。后来只好采集各种植物标本，由桑吉和其他几名战士拿着这些标本到各个部队告诉大家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大家因此称他们是“野菜宣传员”。

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桑吉悦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茫茫草原，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南下。作为刚刚参军的战士，桑吉他们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一无所知。随军南下，桑吉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内地汉族地区。见到那么多汉族同胞和其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南下受阻，红四方面军又回到川康地区。不久，桑吉悦希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天在丹巴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马骏父子的武装。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扩建成为一个藏民独立师。独立师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不用值勤和站岗放哨，但他却要在这广阔的区域里来回跑，跟着师长、政委下连队检查工作。

另外，为部队筹集粮草，一直是桑吉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整个丹巴县只有3万多人口，而驻扎在县境内的红军也有3万多人，此外还有大批骡马，也需要饲料。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抓给养问题，派桑吉他们直接到寺院、到土司头人家、到群众中筹集粮草。

在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曾要求为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桑吉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任务，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为了北上抗日的需要，桑吉悦希所在部队奉命集中格勒得沙革命军和少先队，组成又一支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番族人民自卫军”。这是一个师的建制，桑吉被任命为党代表。这支部队很特别，它时而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时而又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收容掉队或迷路的战士；时而还要去找粮食、找牛羊。红军到达甘肃省岷州时，上级撤销了番族人民军的建制，将其编入其他部队继续北上。

1936年10月，三路红军胜利会师，桑吉悦希随部队来到陕北。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被选送到这里学习，并被任命为班长。

那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可以保证每周都有一位中央首长授课。一次，毛泽东到党校讲课，学员们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演讲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主席。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泽东亲切地问:“今天我讲的课，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表示听懂了。毛泽东正好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党校的班长。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还是个学生王咧！”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他发窘，主席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人起名字很有讲究。”“\"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桑吉回答。毛泽东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毛泽东转过身来又对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泽东的兴致很好，又问桑吉有无汉族名字，桑吉说:“没有，请主席给起一个吧。”毛泽东略想了想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家乡，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的\"桑吉悦希\"意思差不多。你的汉名，就叫天宝吧！”

“好！”主席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从此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而这个令桑吉悦希无比自豪的名字也从此伴随了他革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