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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转帖]
乐黛云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 礼的学生代表。由于我们是解放后正规毕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相当隆重，就在当年五四大游行的出发地—— 民主广场举行。当时全体毕业生作出一个决定，离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寄出五角钱，给新校址建一个 旗杆。目的是希望北大迁到燕园时，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从我们的旗杆上升起！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大家 郑重地把旗杆模型送到了汤先生手上。如今，五十余年过去，旗杆已经没有了，旗杆座上的石刻题词也已漫漶，但 旗杆座却还屹立在北大西门之侧。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 很特别，即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 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咪咪地看着 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 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 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 ，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 子啊。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 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 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 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 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 听说和北大教授的其他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 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 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汤老先生和 我婆婆都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俩红过脸。记得有一次早餐时，我婆婆将他平时夹馒头 吃的黑芝麻粉错拿成茶叶末，他竟也毫不怀疑地吃了下去，只说了一句“今天的芝麻粉有些涩”！汤老先生说话总 是慢慢地，从来不说什么重话。因此在旧北大，曾有“汤菩萨”的雅号。这是他去世多年后，学校汽车组一位老司 机告诉我的，他们至今仍然怀念他的平易近人和对人的善意。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 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 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 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 安。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 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 ，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如果有些经验，我们应 该当时就送他上医院，但我们都以为他是累了，休息一夜就会好起来。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 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 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 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 札记》中。 这段时间，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汤老先生在口述中，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 为梗”。我没有读过，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连说，你《诗经》都没通读过一遍 吗？连《诗经》中这两句常被引用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吗？我惭愧万分，只好说我们上大学时，成 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耐心地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 思，“梗”是“灾害”的意思，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 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 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边角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周边写满了《诗经》中的 诗句。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1958年我被划为极右派，老先生非常困惑，根本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眼里，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 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况且我被划为右派时，反右高潮早已过去。 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校长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右派。由于这个“深挖细找”， 我们中国文学教研室解放后新留的10个青年教师，8个都成了右派。我当时是共产党教师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 ，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 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 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哪里经历过这样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而且这斗争竟然就翻腾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向 洁身自好，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什么人！这次，为了他的长房长孙——我的刚满月的儿子，他非常违心地找 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的母亲正在喂奶，为了下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 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 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下乡的通知立即下达。记得离家时，汤一介还在黄村搞 “四清”，未能见到一面。趁儿子熟睡，我踽踽独行，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汤老先生隔着玻璃门，向我 挥了挥手。 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他和我婆婆谈到我时，曾说，她这个人心眼直，长相也 有福气！1962年回到家里，每天给汤老先生拿药送水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这个阶段有件事，我终生难忘。那是 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复杂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 响逐渐成为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好像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理当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 高兴，请一些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 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弟弟的一家？当时我们都住在一起，带 谁去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可能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会特别难过，因为 那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老先生深知成为“极右派”这件事是怎样深深地伤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 微小的细节，他也尽量避免让我感到受歧视。两位老人对此真是体贴入微。我想，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也许还有 儒家的“长幼有序”吧。最后，他决定还是带我们一家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上了 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和 孩子们握了握手。我想，对于带我上天安门可能产生的后果，汤老先生不是完全没有预计，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为了给我一点内心的安慰和平衡！回来后，果然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竟然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了天安门！ 带到了毛主席身边！万一她说了什么反动话，或是做了什么反动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封信，我们也 知道，就是住在对面的邻居所写，其他人不可能反应如此之快！老先生沉默不语，处之泰然。好像一切早在预料之 中。 不幸的是老先生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1964年孟春，他不得不又一次住进医院。那时，汤一介有胃癌嫌疑，正 在严密检查，他的弟媳正在生第二个孩子，不能出门。医院还没有护工制度，“特别护士”又太贵。陪护的事，就 只能由婆婆和我来承担。婆婆日夜都在医院，我晚上也去医院，替换我婆婆，让她能略事休息。记得那个春天，我 在政治系上政论文写作，两周一次作文。我常常抱着一摞作文本到医院去陪老先生。他睡着了，我改作文，他睡不 着，就和他聊一会儿天。他常感到胸闷，有时憋气，出很多冷汗。我很为他难过，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时候 ，任何人都只能单独面对自己的命运！就这样，终于来到了1964年的五一劳动节。那天，阳光普照，婆婆起床后， 大约6点多钟，我就离开了医院。临别时，老先生像往常一样，对我挥了挥手，一切仿佛都很正常。然而，我刚到 家就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她嚎啕大哭，依稀能听出她反复说的是：“他走了！走了！我没有看好他！他喊了一句 五一节万岁，就走了！”汤老先生就这样，平静地，看来并不特别痛苦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过去早就听说汤老先生在北大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还有“欧洲大陆 哲学”。大家都说像他这样，能够统观中、印、欧三大文化系统的学者恐怕还少有。和汤老先生告别17年后，我有 幸来到了他从前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我把汤老先生在那里的有关资料找出来看了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研究院不仅 研究梵文、佛教、西方哲学，并还对“比较”，特别是对西方理论和东方理论的比较，有特殊的兴趣。汤老先生在 美国时，原是在另一所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他在哈佛很受著名的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 他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先生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 本武侠小说。我对他这样一个貌似“古板”的先生也曾有过如此浪漫的情怀很觉惊奇！ 汤老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他的儒家风范，他的宽容温厚始终萦徊于我心中，总使我想起古人所说的“ 即之也温”的温润的美玉。记得在医院的一个深夜，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 ，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 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针对我说的。我本来就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比较 注意表面，缺乏深藏的潜质；当时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 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汤老先生的音容笑 貌和这两个字一起，深深铭刻在我心上，将永远伴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结。 （摘自《四院 沙滩 未名湖 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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