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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满子的打油诗[转帖]

　　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孙承勋）先生不幸病逝，这是自杂文家牧惠先生几年前病故以来中国杂文界乃至整个文坛的又一惨重损失。何满老多次自嘲有“两顶桂冠”：一是“胡风分子”，二是“右派分子”。1955年戴第一顶，1957年增戴第二顶，到1979年落实政策，先后戴了二十多年。因为这“两顶桂冠”，他被捕入狱、挨批斗、发配宁夏

劳动改造，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几为常人所无法忍受。然而，何满子先生却能够笑对人生，泰山压顶不弯腰，而且为读者贡献了数十部杂文、诗歌和学术著作。何满老的高风亮节，充分体现在他的为人和作品中。这里举出他的三首打油诗，以见一斑。

　　何满老共写了80多首打油诗，大多收在《一统楼打油诗钞》（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中，下举三首亦在其内。一首是《出狱戏效杜樊川体》，诗前有小序，曰：

　　1955年胡风案发，莫名其妙地株连及我，被胡里胡涂抓了进去。关了一年又五个月，又被胡里胡涂地放了出来。此为出狱后作。1957年反右运动时，又被当做怨诽的罪证，在斗争会上由主持人当众宣读批判。

　　诗云：“浪迹江湖惯独行，也知才短此身轻。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胡风分子名。”

　　平白无故给关了一年多，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尚且不及，他还有心思学杜牧，写七绝，自我嘲弄，拿自己的不幸遭遇“打油”。试想，没有宽广胸怀哪成？

　　第二首又是“自嘲”，题为《拉车自嘲》，亦有小序，曰：

　　发配宁夏拉板车两年，我拉车的狼狈相常招引路人指点取笑，有时围观如看变戏法。何劳人嘲，我先自嘲。

　　诗云：“一脚高来一脚低，浑如蹇卫负耕犁。江湖把式卖膏药，鞭赶疲熊爬陡梯。”蹇卫者，瘸驴也。被人围观取笑，可以说相当尴尬狼狈，但尚没有人骂这位被围观者是“瘸驴”。何满子先生却用“瘸驴”、“疲熊”来形容自己，即所谓“何劳人嘲，我先自嘲”。这种自嘲，不是“阿Q主义”的自得自慰，而是对逆来横祸一笑置之的自信自尊。

　　第三首题为《嵌字戏赠尚丁》，仍有小序，曰：

　　尚丁在解放初办《展望》时相识，中曾两次短暂同事。1979年我回沪后又相遇，嘱写一条幅遂作此首，书以赠之。

　　诗云：“尚有余年耍笔杆，但须洒脱莫劳形。天堂炼狱都经过，何必书中问但丁。”诗写在落实政策、摘掉“两顶桂冠”之后，心情开朗，直抒胸臆，无须再自嘲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希冀与决心。“尚有余年耍笔杆”，幸莫大焉！要“洒脱”，不要“劳形”。怪不得三十年间一年一本杂文集，何满子先生实在是攒足了劲，非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把年轻时代的损失补回来不可。“但须洒脱莫劳形”，是勉人，也是自勉，真是放得下，看得开，通体透脱之言。诗题曰《嵌字戏赠尚丁》，故以“尚”字开头，以“丁”字结尾，“尚丁”二字妥善嵌入矣。这是幽默，当然也是学问和本事。

　　何满子先生是以鲁迅为自己的人生标的的，他的书斋取名“一统楼”，正是来自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自嘲》）何满老走了，但他努力发扬的鲁迅精神却将永留人间。 袁良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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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淡如水——也谈康熙的爱情传奇[转帖]

　　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帝王之一。他拥有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样辉煌的康乾盛世。而他的身上比起唐太宗、汉武帝，却少了一段叱咤风云的帝王，都应该有的爱情传奇。唐太宗有长孙皇后的敦敦劝告；汉武帝有卫子夫的长袖善舞。这些帝王的爱情传奇，都跃然于史书之上，而康熙的应有的那段传奇，象是被他深藏在心里，被掩盖在记载他功绩的繁浩的史册中。
　　我们只知道作为帝王，康熙拥有六宫妃嫔，却不知道哪一个曾经得到过他的真爱。虽然，这是个永远不会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可是，人们依旧固执的寻找、争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感情上找到了一个答案。
　　有人的答案是，康熙爱着他的第一任皇后，孝诚皇后赫舍里氏，原因是康熙将她留在世上的唯一儿子封为太子，废而又立，人们认为这是他爱乌及乌的表现。
　　史书上对孝诚皇后的记载甚少，她的祖父是康熙朝的四辅臣之首索尼，她在康熙四年与康熙大婚，当时只有13岁。孝诚先后为康熙生下两个儿子，第一子早夭，康熙13年在生第二子的时候，难产而亡，时年22岁。
　　人们为孝诚皇后塑造了一个帝王爱情传奇中的经典形象。她被说成是一个聪明、贤惠且才华横溢的美丽女子，完全是一个儒家文化崇尚的贤后。在康熙的身边，为他打理后宫、指点江山。可惜她的生命太短暂，在22岁刚刚坐稳后位的时候，给康熙留下一个不成气的儿子就匆匆离世。
　　人们默认了这段哀婉的帝王之恋。它很完美，是一个明君和贤后的故事；它略带不完美，因为贤后的生命太短暂。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还不断的史料里寻找那些零碎的记载，拼成模糊的证据，从感情上想把故事认定为事实。
　　我虽然选择相信，但却总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别扭，有些僵化。弱点是支持这个故事的根基——孝诚皇后的形象，除了一篇模式化的册文，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她是个怎样的女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相信。如果不相信，康熙大帝的爱情传奇就会是个空白。
　　我并未试图为康熙找出另一个女人来充实这个空白。只是偶然间，我在康熙的诗句中看到了他一生中仅有的，可以被称为情诗的记录。这似乎牵引着康熙大帝的另一个爱情传奇。
　　这次的女主角是康熙的表妹佟氏。翻查史书，她的记录同样甚少，她的年龄和她入宫的时间都不清楚。她在康熙16年妃嫔大封中，被封为贵妃。次年，新封的孝昭皇后去世。事实上，佟氏从康熙17年开始执掌后宫。康熙20年晋封为皇贵妃，康熙22年生下一女，为满周岁便夭折。康熙28年7月，佟氏一病不起，康熙下旨册封她为皇后，一天之后佟氏病逝，康熙为她举行了与前两任皇后一样隆重的葬礼，不同的是他为佟氏写了四首悼诗。历史的巧合是，她与她的丈夫正好相反，成为了在位最短的皇后。
　　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我感觉她平凡的生命与高高在上的康熙大帝形成强烈的反差，她为什么能得到康熙大帝的眷顾，拥有御诗悼念的殊荣。正是这点吸引了我去咀嚼一段平淡如水的爱情。
　　佟氏出身于一个满汉合一的家族，成长在满汉文化融合的环境中，如果从康熙16年或是更早的时间算起，她陪伴康熙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光，在这将近20年的光阴中，康熙经历了平三藩、靖台湾、清黄河……整顿天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康熙从一个刚坐稳龙椅的少年天子，成长为意气风发的一代英主。佟氏则陪着康熙一路风雨同行。
　　她也许是个极普通的女人，没有惊人的容貌与才华，却会有一颗善良、细腻的心灵。她所做的只是十几年如一日的为康熙打理一个日渐庞大的家。让康熙专心国事，操劳之后，能得到安静。一个日日关注天下的帝王，更需要一种平淡的生活。
　　佟氏在康熙身边日子里，康熙正全身心的追逐他的盛世之梦，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治理黄河……当一个盛世将要来临之时，佟氏却悄然而逝，什么也没给康熙留下，也许就在这一刻，康熙会突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的痛楚。他站在辉煌就要升起的黎明，而一转身，与他日日相伴风雨同路的人却不在了。他拥有一切却无人与他分享。佟氏的死是隐藏在康熙内心深处的，远胜过表面伤痛本身的遗憾。这种痛与憾是将近不惑之年的康熙，在以后的岁月中，永远无法弥补，也就永远无法释怀的。所以他自言“惊璇霄之月坠，伤碧落之星沈。物在人亡，睹遗褂而雪涕；庭虚昼永，经垂幕以怆怀。悲从中来，不能自己，握管言情，聊抒痛悼。”所以他沉吟“繁忧莫解衷肠梦，惆怅销魂忆昔时”“旧诗咏尽难回首，新月生来枉照空”……
　　这是一个太平淡的爱情故事，它也有它的弱点。在佟氏弥留之际，康熙的举动令人疑惑。他在诏书中说“奉皇太后慈谕：皇贵妃佟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鞠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尔遘疾，势在频危，予心深为轸惜，应即立为皇后，以示宠褒。”人们不禁要问，康熙匆匆立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康熙内敛的个性上来理解。皇太后只能给康熙一个提示，最后的决定权在康熙自己，如果康熙根本不想立后，只要对皇太后的提示稍有迟疑，那佟氏得到的就会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追封，或者得不到追封。康熙这个举动源于身为帝王的不想被臣子看清心事的心情。他把皇太后的旨意放在诏书里，是不想对殿下的臣子表示什么。他只想在最后一刻告诉佟氏，他会把她放在心里，在他自己百年之后，会与她同穴而葬。
　　所以，我还是选择相信，因为这个平淡的故事，有种平淡的真实。

　　两段爱情传奇，一个经典，一个平淡。康熙大帝身边应该有个怎样的女人，那一种爱情属于康熙大帝。
　　李世民，拥有长孙皇后指点江山的声声叮咛与身携毒药生死相随的爱情誓言。刘彻，始终在追逐倾国倾城的惊艳，让他的女人们长叹金屋幽幽。
　　爱新觉罗玄烨，一个把感性牢牢困于理性樊笼中的孤家寡人，自觉的他的感情都深深埋葬归于平淡。他需要一个，毫不张扬给他平淡生活的女人和一份不用言明却实实在在的平常爱情。
　　赫舍里氏可以是这个平凡的女人，佟氏也可以是这个平凡的女人。
　　只是康熙来不及选择赫舍里氏，因为她在康熙的生活中停留得太短暂，康熙踏上真正的帝王之路之前就离开了。赫舍里氏留给康熙的是一份稚嫩的爱，未经成长就戛然而止。赫舍里氏和这份爱，都存留在康熙青春的记忆中。而佟氏留给康熙的是一份成熟的爱，这份爱在康熙从成长到成熟的帝王之旅中慢慢滋长，包含着同甘共苦的平凡与热烈。而佟氏自己留在了康熙一段平凡里彰显不平凡的感情记忆中，这记忆渗透在康熙平淡的生活中，也渗透在康熙辉煌的盛世中……

　　淅沥动秋声，中心郁不平。
　　离愁逢叶落，别恨怨蛩鸣。
　　寂寂瑶斋隔，沉沉碧海横。
　　玉琴哀响辍，宵殿痛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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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倒卖人体胎盘黑幕:形成网络链条[转帖]

　　2009-08-04 来源: 东亚经贸新闻(长春)

人体胎盘的中药名叫紫河车，是较常用中药，紫河车是人体出生后脱落胎盘经过加工干燥而成。中医认为，胎盘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也有人认为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可直接处理干净烹饪食用。对此，医学专家指出，食用不洁胎盘容易传染疾病。

吉大二院专家陈学奎指出，胎盘仅是母体和胎儿间物质交换的“中转站”，它是一个储存中转营养的组织，由于产妇的健康状况良莠不齐，产妇体内的一些病毒、病菌也会寄生在胎盘，比如产妇本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感染者，一旦产妇胎盘没经严格检查流入市场被人食用，很可能继续传染疾病。

此外，专家指出剖腹产胎盘的娩出须经过产道，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多种细菌污染，加上非法流入市场胎盘保护措施不完善，很可能使胎盘二次污染，一旦人食用后果也会不堪设想。
　　
　　参与倒卖胎盘的男子

　　黑衣眼镜男取来的胎盘

　　东亚经贸新闻8月4日报道 一块本该属于产妇所有的胎盘，竟从医院里流出被人秘密倒卖。

　　交易在长春市妇产医院大厅内完成，交易过程中医院人员并没有现身，神秘中间人独自到医院楼上取货。记者拿到的胎盘包装袋上有“胡** 产三”字样的标签，而记者调查证实胡**就是在长春市妇产医院生产的。

　　7月下旬，记者通过调查，揭开了长春倒卖人体胎盘的黑幕。

　　“得预定 还得批条子”

　　7月25日11时许，一个网名为“危险”的男子(以下直接简称“危险”)进入记者视线，他是主动搭讪要帮记者找胎盘的。这也是记者在前期调查胎盘线索3天期间，第一回跟长春贩卖胎盘的贩子接轨。此前的几个胎盘贩子，虽然在电话中或者网络里声称手里“有货”，但是贩子都不是本地人，称只能在外地往长春发“干货”(烘干后的胎盘)。至于质量能否保证或者是否是骗局，记者不得而知。

　　“危险”告诉记者他曾帮人弄到过胎盘，“现在没有熟人医院根本不敢卖，所以得找人疏通关系。我在那买过，要找人，新鲜的和粉的都是200元一个。”“危险”说之所以有人买胎盘粉，是因为对吃新鲜胎盘打怵。

　　“他们好像都是预定，说还得批条子。”“危险”告诉记者，“这个不让卖......提前2-3天预定。不信你问问哪个医院敢公开卖胎盘?”

　　200一个 ，没提中介费

　　“危险”还告诉记者，因为买卖胎盘违法，所以必须小心谨慎，而为了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绝对不能让买家跟医院的人见面。“你给他(医护人员)钱吧，200一个，我不要(中介费)。”

　　两次接触后，“危险”渐渐放松了警惕，他跟记者约定争取在三天内给记者找到“鲜货”(就都是刚生产下来的胎盘)。

　　三问“你不是记者吧”

　　在与“危险”达成交易细节后，“危险”在网络上消失一天。而此时，记者也开始排查与他说话的细节，因为此前他已经两次质问记者：“你不是记者吧?”

　　26日15时许，记者的QQ收到一个离线消息，显示的是“危险”当日上午10时多给记者发来的数条消息，但都是一个意思：需要记者马上联系他交易。当日15时40分许，记者电话联系了“危险”，他电话里再次发问：“哥们，你真不是记者吧?”

　　在电话里他说已经和医院的人联系好了，刚刚下来一个男孩胎盘。“东西那边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要是取的话，就不放冰箱里了。”“危险”突然提出交易让记者措手不及。

　　交货一波三折 两次更改交易时间 不断反侦察记者

　　两次跟“危险”接触后，他承诺可以在7月28日前给记者弄到胎盘，后来事实验证，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反侦察记者，交易时间被“危险”故意两次更改......

　　中间人露面了

　　按照事先约定，本报报道组成员将兵分两路赶到现场，一组直接接触“危险”，与他在医院大厅内交易;另一组暗中跟踪“危险”与医护人员交易。

　　就在记者电话联系“危险”告诉他有人去跟他接头时，他突然改变交易时间，称要19时后交易，并以电话没电为由，索要交易记者的电话号码。记者将接头记者的电话告诉“危险”后，他又告诉记者电话没问题了，并改回原来的交易时间，告诉记者18时在长春市妇产医院门诊等他。

　　17时30分许，两组记者提前到达门诊。此时，门诊内患者寥寥无几，两组记者同时发现一个“黑衣眼镜男”在大厅内若无其事地徘徊(事后证实他就是“危险”，也是第一个出现在记者视线中的胎盘贩卖网络可疑人之一)。而他为什么提前半小时就出现在大厅内呢?

　　事实证明，当时确是记者和胎盘贩子互相监视对方。记者一共四人在现场，而根据观察判断，胎盘贩子也至少有三人在现场。

　　对50元中介费表示不满

　　17时53分前后，“黑衣眼镜男”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门诊的电梯旁，希望接头人与他见面。

　　双方在电梯口见面后，“黑衣眼镜男”独自去取货。大约10分钟后，“黑衣眼镜男”回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手提的塑料袋离身体很远，好像很怕沾到身上。

　　“黑衣眼镜男”称：“东西在这呢。”接头记者之后用手摸了一下，发现东西软软的，凉凉的。

　　然后接头记者拿出了250元钱，告诉他200元是货钱，50元作为酬谢金。“黑衣眼镜男”认为应该是200元中介费，但随后又说：“50就50吧，为了这点钱犯不上。”

　　胎盘贩子网络 至少有3个人

　　从进入医院到离开，两组记者经历整个交易过程约25分钟左右，共发现胎盘贩子网络至少3个可疑人物。

　　人物1：“黑衣眼镜男”——“危险”

　　事实上只有他出面完成交易过程。

　　人物2：“白背心短裤男”

　　17时41分，一穿白背心短裤的中年男子，年龄大概45岁-50岁之间，在门口附近的椅子上坐着，偷偷注视着进入医院大厅的每一个人。17时46分，他又转到接头记者的斜后方。 18时左右，在“黑衣眼镜男”取货时，他再次来到接头记者身前，停留片刻后自东向西走过。后来另一组暗中记者也发现“白背心短裤男”，他正好出现在“黑衣眼镜男”上楼等电梯的位置，不停张望，像是放风。

　　人物3：“蓝裙女”

　　接头记者等“黑衣眼镜男”时，电梯下出现一名年轻女子，穿蓝色裙子，一手拿饮料瓶，一手拿纸兜。正好坐在了接头记者所在长椅的右侧长椅上，她一直偷偷注视着记者，并用手机发信息。直到交易结束她才离开。

　　真从这家医院 流出来的吗?

　　交易完成后，记者打开黑色塑料袋，一个胎盘血淋淋地摆在面前，令人不寒而栗。虽然记者没能看到中间人和医院人员的交易过程，但这个胎盘的外包装暴露了重要线索......

　　包装袋上有产妇姓名

　　之前在与“危险”谈判时，他告诉记者医院的管理流程很规范，卖出胎盘要领导签字，还要用一天时间做12项检查。

　　但当记者打开黑色塑料袋后，并没有发现检查报告。只有一个“麻醉包装袋”里面包着一个裸露的胎盘，“麻醉包装袋”上有产妇身份：胡**，产三。

　　护士证实该产妇确在该院住院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意味着这个从医院内流出的胎盘，很可能就是该医院产三疗区胡**的，事实会是这样吗?

　　当晚20时10分许，记者在长春市妇产医院产三疗区发现了胡**的信息。一名护士证实胡**确实在该医院产三疗区902病房。

　　产妇家属称当时没要胎盘

　　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胡**的家属告诉记者，因为听别的产妇说生产后要花钱买回自己的胎盘，所以放弃了胎盘，至于去向也没做了解。

　　记者：你家的(产妇)贵姓?

　　胡家属：姓胡

　　记者：是胡**吗?

　　胡家属：对。

　　记者：咋没要胎盘呢?

　　胡家属：别人说要那玩意得花钱。

　　记者注意到，胡**档案显示她22日在医院生产，为何“危险”说成是“刚下来特意留的”，而且记者第一次联系他时就已经是24日，中间人为何当时没直接给记者胎盘，反倒拖延两天，意图不言自明。

　　秘密倒卖胎盘已成网络链条

　　“黑市”潜规则触目惊心

　　2005年3月31日国家卫生部曾发文(卫政法发〔2005〕123号)《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要求产妇分娩后胎盘应当归产妇所有。

　　产妇放弃或者捐献胎盘的，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如果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告知产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置。

　　此文已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但记者调查中发现，贩卖人体胎盘整个网络链条最重要的一端医院人员一直躲在幕后，规避风险，只有掮客在前台交易，给医院“挡事儿”。

　　在深入调查胎盘倒卖网络时，一些“黑市”的潜规则更是触目惊心：中间人把生男孩下来的胎盘叫出高价，有的产妇条件好甚至是头胎男孩的，价格要高于生女孩下来胎盘的一倍;本是胎盘归产妇个人所有，竟有医院人员要收费才还产妇胎盘;怕买家恐惧鲜胎盘不好下口，医护人员竟自制焙干胎盘粉灌胶囊出售......

　　内幕披露

　　怕买家恐惧鲜胎盘不好下口

　　医护人员自制焙干胎盘粉灌胶囊

　　“焙粉也是新鲜的，磨成粉灌胶囊，我朋友说，你要是用药的话，不建议你用新鲜的，用他们的焙粉。”胎盘贩子“危险”在最初向推荐记者胎盘时，不建议给记者找新鲜的胎盘，一方面有风险，可能会“露馅”，另一方面也麻烦，焙粉灌胶囊直接吃方便，用他的话说还实用。

　　“有的人打怵不敢吃胎盘，就是用新胎盘也都是偷摸包到饺子里给病人或者需要的人吃。”“危险”说，医院那边的朋友会定期储存胎盘，然后自制胎盘粉灌胶囊，可以说这是业内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曝潜规则

　　本是胎盘归产妇个人所有

　　医院却要收费才还产妇胎盘

　　“你们这儿卖胎盘吗?”记者在调查过程中，用公开电话咨询了几家有产科的医疗单位，被问及能不能买到胎盘时，对方都坚决表示不能。还有医院工作人员直接反问记者，“有你这么买胎盘的吗?”

　　事实上，明面上，没有医疗单位敢对外公开出售胎盘。就像吉林省卫生厅一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正规医院都不敢卖。”

　　不过，记者调查时发现虽然医疗单位没有直接对外卖胎盘，但是却向产妇间接“卖”胎盘。胡××的家属就是因为别的产妇要胎盘要收费，决定放弃本来属于自己的胎盘。“多少钱不知道，说还得找人能拿回来。”胡××的家属说。

　　对此，记者在调查一些曾经生育过的产妇及其家属时，他们也都有“艰难要回胎盘”经历。“当时在医院找的人，领导签字才给的胎盘。”长春市民周先生说。

　　产业链条

　　秘密倒卖胎盘已成网络链条

　　医护人员怕出事儿不直接交易

　　记者在与胎盘贩子“危险”接触时发现，秘密倒卖胎盘已有形成网络链条的趋势，一方面有医院人员铤而走险，暗地里从医院流出产妇胎盘;另一方面，交易中医院人员并不出面，中间人怕出事儿，不让买家跟医院人员直接交易，这样一来，要想买一个胎盘势必要有中间渠道完成。

　　“你问问哪个医院敢公开卖胎盘，一般我们都收来，然后再转手。”记者通过网络联系到北京一个胎盘贩子，他说现在胎盘的买卖都在地下完成，有不少人看中这块市场，从事倒卖活动。

　　自曝行情

　　新生头胎男孩鲜胎盘价高

　　胎盘贩子称入药效果更好

　　胎盘贩子“危险”曾透露出一个市场的潜规则，那就是生男孩下来的胎盘很抢手，不但入药效果好，而且买家都要找男孩的，按照他的承诺，他给记者拿到的就是一个生男孩下来的胎盘。

　　“危险”还告诉记者如果男孩是头胎，而且产妇的个人条件要再好些，那就更不好“淘”了，整不好就是女孩价格的一倍。“一般的都是200元一个，好的就翻倍。”按照“危险”的说法，他们也把胎盘分成三六九等。

　　监管部门

　　买卖胎盘违法

　　正规医院不敢铤而走险

　　国家卫生部发文禁止买卖胎盘后，上海市卫生局就立即转发卫生部的通知，并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要求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在产妇分娩前应与医疗机构办理胎盘处理手续，填写《上海市医疗机构胎盘处理告知、处置单》 ，规定产妇处置本人胎盘的方式有：自行处置本人胎盘;自愿放弃或者捐献本人胎盘，由接产医疗机构处置;如有关医学检测结果为阳性，胎盘由接产医疗机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医疗废物进行处置。

　　就此，记者也咨询了吉林省卫生厅相关处室。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关于胎盘买卖的投诉，但可以肯定的是买卖胎盘违法。交谈中，工作人员也强调正规医院应该不敢铤而走险，因为这方面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

　　医生提醒

　　不洁胎盘容易传染疾病

　　人体胎盘的中药名叫紫河车，是较常用中药，紫河车是人体出生后脱落胎盘经过加工干燥而成。中医认为，胎盘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也有人认为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可直接处理干净烹饪食用。对此，医学专家指出，食用不洁胎盘容易传染疾病。

　　吉大二院专家陈学奎指出，胎盘仅是母体和胎儿间物质交换的“中转站”，它是一个储存中转营养的组织，由于产妇的健康状况良莠不齐，产妇体内的一些病毒、病菌也会寄生在胎盘，比如产妇本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感染者，一旦产妇胎盘没经严格检查流入市场被人食用，很可能继续传染疾病。

　　此外，专家指出剖腹产胎盘的娩出须经过产道，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多种细菌污染，加上非法流入市场胎盘保护措施不完善，很可能使胎盘二次污染，一旦人食用后果也会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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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标法几大亮点[转帖]

新商标法修改几大亮点
来源：中华商标超市网

据悉，2003年正式启动的《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商标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正式成文，并将在年内正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核。

其中有几个亮点值得大家注意。

首先，有意抢注者将不予注册。

以后将再不会出现“中央一套”“泻停封”之类的恶搞，恶意抢注或许消失，甚至我们也可以期待傍名牌的现象有所遏止。因为新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商标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与他人在中国在先使用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因与该他人间具有合同、业务往来、地域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的，不予注册；申请注册的商标是抄袭他人在不相同或者不类似商品上有较强显著性且具有一定影响的注册商标，容易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

其次，新增了企业字号、网络域名与商标冲突的规范。

在新的《征求意见稿》中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可能使公众产生混淆的”明确列为商标侵权行为。此外，还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可能使公众产生混淆”的行为也明确列入商标侵权行为之中。可见以前很多纠缠不休的商标与域名纠纷，商标与企业字号纠纷都可以据这条迎刃而解了。商标同时也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要想在法律上或得最全面的保护，企业必须先注册商标。

再次，异议不能随便提了，必须是利害关系人才有资格异议。

注册商标的周期长，很大程度上与异议相关，因为很多恶意异议导致注册人迟迟不能拿到注册证，并且要浪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在新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限定了异议人的资质，即只有对商标有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才可以对某件商标申请提出异议，从而保证了商标申请人的利益。此外，为了提高效率，《征求意见稿》取消了现有的异议复审程序，异议人可直接向商评委提交申请，还将现有的行政、司法四审程序改为三审。

多次侵权罚款将至100万

新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工商机关可以查封或者扣押用于实施侵权行为的财物，明确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商标法》；新增对多次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当事人应当从重处罚的规定，将被侵权人的法定民事赔偿额由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我们以前都知道，侵犯商标权时对侵权人的罚款往往抵不上他的收益，很多侵权人罚款之后，他又换个地方继续做，因此商标侵权屡禁不止。加大惩罚力度，加大对商标侵权的打击，有利于维护商标的合法权益。

据悉，按照日程表，目前该草案已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今年年底前将会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核。

综上所述，中华商标超市网专家分析新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确立了商标的法律地位，加大了商标保护力度。并且计划扼制商标抢注，和对商标乱异议的现象。这些都是现行商标法所急需调整的方面，新的商标法更值得期待。（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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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识渊博是非分明的季羡林先生 [转帖]

　　■张世林

　　　　这篇文章是我在先生生前写的，曾拿给先生过目，得到先生首肯后，已收入拙著《大师的侧影》中，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本打算等书出版后为先生贺九八寿诞，没有想到他已驾鹤西行了。为了纪念先生，也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先生，我还是决定先行发表。

　　我是在1985年初次拜访季先生的，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筹备《书品》杂志的创刊工作，当时去拜访先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今后能给这个小杂志多写稿。最初先生并不认识我，但他同中华书局却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我后来去向他组稿时，是十分顺利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不管是请他写书评还是写笔谈，他都很高兴地答应下来，而且都能按时交稿。这中间你也不用催促他，他说十天交稿，一准会提前一两天就寄给你。这一点，凡是同先生约过稿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他写文章不仅快，而且还好，往往最能吸引读者，所以，我最爱找他写稿。他也总夸《书品》办得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同先生熟识了，总会隔长不短地去看望他老人家，虽然目的始终就是那么一个，但他也真的从未嫌弃过我，不管我是在中华书局，还是调出了中华书局到了其他的出版社，只要我去向他组稿，他都同样的高兴、同样的欢迎、同样的支持。即便是后来他住进了301医院，依然是如此。二十多年中，季先生在工作上给我的帮助和支持真是太多、太大了，他对我是那样的信任，把最新、最好的书稿交我出版，使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先生的思想，只要我在出版方面有了一点想法，即便还不成熟，也要说给他听，征求他的意见，寻求他的支持。他对我这样的做法，不以为忤，反而诚心实意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甚至带头撰稿。

　　主编《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

　　1997年我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时，因痛感当时一些前辈著名学者的先后离世，带走了他们一生积累的宝贵的治学经验，于是，萌生了“抢救”的想法，亡羊补牢，趁一批老先生还在，赶快请他们把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承传。根据这一想法，我开列了一张“抢救的名单”，首先跑去征求季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对这一想法极表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鼓励我一定要做好。我说那还是请您带头写吧。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我就写《我与东方文化研究》吧。对了，你那名单上有张政烺先生吗？”

　　我回答道：“有。”

　　“你要多催他，一定要让他写。不能没有他。另外，有没有林志纯先生？”我说：“没有，我不认识他，不知道怎样联系他。”

　　“我有他的地址，我写给你，你直接同他联系，就说是我介绍的。”

　　就这样，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我以极大的热情和最快的速度，编好了40位老先生的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并定名为《学林春秋》，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又扩编为初、二、三编，共收录了128位老先生的文章，交由朝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在主编《学林春秋》的过程中，因文章中涉及到了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但限于体例，未能展开，颇觉可惜，于是又萌生了再编一套专门记述学界中已故老一辈重要学人和事件的图书的想法。为此，我先后征求了许多老先生的意见，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季先生。他说：“这个想法同样好。老一辈的学人我们这一代人还接触过，还可以写。下面的人因为没有直接接触过，当然就写不了了。说到老一辈的学人，我看不能没有胡适，因为他的影响很大。”

　　我赶紧说：“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您，到底谁写胡适好？”

　　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其实最合适的人选是邓恭三先生，他做过胡的秘书，可惜他走了。何兹全先生同胡比较熟，你可以请他写。”

　　我忙说：“何先生我找过了，他说他前些时候刚刚写过一篇介绍胡适的长文，所以，不能再写了。”

　　“这么说来，现在，环顾宇内，真正同胡接触过的怕只有我了。他1946年回北大做校长，我在北大做东语系主任，跟他有三年的接触。这样吧，这篇文章还是由我来写吧！”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拿到了先生寄给我的文章——《胡适——毕竟一书生》。

　　在先生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三卷本的《学林往事》于2000年正式出版。

　　主编“名家心语”丛书

　　2000年我调入了新世界出版社。由于此前我一直忙于编辑出版带有“抢救”性质的《学林春秋》与《学林往事》这两部成于众多学者之手的大书，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出版环境，虽然“抢救”的理念还扎根于我的头脑之中，但我想将过去那种一篇一篇组织文章，然后再编辑成书的做法，换成直接组织一本一本的书出版。我把这一想法同当时的总编辑周奎杰先生谈了，她十分赞成，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作者？我自然又想到了季先生。于是，我们俩一起去拜访了他老人家。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居然也十分赞成，并答应将2000年全年所写的文章，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一文外，交由我们编辑出版。那时候希望能给先生出书的出版社多着呢，可他还是先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了不辜负先生的美意，也为了向先生的九十华诞献礼，几经努力，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和较好的质量将他的这部自选集《千禧文存》出版了。先生拿到这部书后很高兴，认为是出得又快又好。我们则从这部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两点启示：既然季先生的这第一本书一炮打响，我们干脆多组织一些老先生的书稿，陆续推出。既然是陆续推出，不如编一套丛书，即以先生的《千禧文存》为滥觞，将老先生们的书稿都放到其中，这样影响会大些。带着这一想法，我先后拜访了张岱年、侯仁之、周一良、何兹全、任继愈、金开诚等一些老先生，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后，最终确定采用“名家心语丛书”的名字。做好了这些工作后，我又去看望了季先生，把上面这些情况一一汇报，并提出希望他老人家能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他为自己能带这样一个好头，让老朋友们都积极出书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当然也就爽快地答应写序了。我又趁机提出，希望他能将2001年所写的文章结集由我们继续出版。先生也答应了。其后他为丛书写的总序交来了，第一辑、第二辑丛书十部陆续出版了。接着他将2001年所写的文章结集为《新纪元文存》交给了我，于2002年6月顺利出版了。从这以后，先生允诺后面的文集都交我出版。但自2001年的下半年开始，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后陆陆续续住了好几次医院，影响了先生的正常写作。但他仍然按照先前的允诺，在2003年将此前撰写的文章结集交我出版。我将这些文章编好排印出来后，发现薄了些，先生说等我再写一些文章补进去后再出版。可谁知，此后他的病情加重了，又住进了301医院，一直没能出院。出书一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但由此也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君子一诺

　　先生虽然人住进了医院，身体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脑子却还是难得糊涂，一辈子舞笔弄墨惯了，即便在医院里，除了接受医生的治疗外，还是坚持笔耕不辍。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的10月，先生将先前那部分文章加上新写的一共九十多篇结为一集，定名为《病榻杂记》，准备出版。此时，我因工作需要，已调至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工作。而内地关心、惦记出版先生书稿的人真是太多了，这其中不仅有大社、名社，而且还都开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据报纸披露，竟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加之我又远在香港，特别是考虑到我也不可能给先生提供什么优惠的条件，我的心里真的没了底。当然，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放弃。我从香港给先生的助手李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结果却让我异常感动。她告诉我，先生对所有前来求稿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已经答应张世林了。君子一诺！”就这样，我不仅拿到了这部大作，而且先生还把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权同时授权给了我。这就是季先生！他把友情和诺言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从这件事情更加感受到了先生品格的伟大！先生是在教我们学做人啊！为了不辜负先生的厚爱，我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出版了繁、简两种文本。当我把样书送到他老人家的面前时，他拿起书仔细地看过后，高兴地对我说：“书出得是又快又好，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听到先生这样的评价，真是比得到什么奖励都值得。一高兴我问道：“您说的‘君子一诺’，是管一时还是管一世？”他肯定地说：“管一世。”我认为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育确实让我受用终生。

　　其实，不仅仅是在组稿和出版中得到先生的帮助和教育，在平时听他老人家闲谈中更能感受到他的爱憎、睿智、思想和气度。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1996年4月19日早上八点多钟，我因事去拜访先生，谈完了事后，先生同我闲聊。他说：“最近社会上有一种言论，说以国学对抗马列主义云云。说这话的人正是那些脑筋还停留在‘文革’期间、虽然还享有特权、但已不能再画圈圈的那些人。这些人代表了一派政治势力，他们表面上是在维护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问题，例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固然艺术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反映社会现实，但艺术不等于政治。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艺术性应当是第一位的，片面强调政治性第一，艺术便不能很好地发展。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历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的会上，有位领导同志参加了，他在会上只是念了一位同志化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强调突出政治那一类的，这位领导实际上是支持或赞许这一观点的。我则提出文艺作品应当坚持艺术性第一的原则，因为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首先是艺术上所具有的深深的感染力打动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如若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这些作品是不能流传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句话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所以不能作为艺术来看。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有很多东西应当重写，如我们的文学史、历史和哲学史等等。当然了，我的这些主张不能为那些长期吃政治饭的极左思想很强的人所能容，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趋势，不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扭转的。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啊！”

　　关于蔡元培及其他

　　季先生常常会提到一些前辈学者，他说过：“在北大的历任校长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蔡元培先生。是他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把各种人才聘请到北大来任教，梁漱溟和陈独秀都是他聘来的。也是他，第一个在北大招收女生。他为北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无人能做到，但陈先生做到了。我入清华大学后，也曾选修过两位老师的课，一是陈先生开的佛教方面的课，使我受益终生啊！说到陈先生，我至今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1946年我回国后，是他把我介绍给北大的。按说他那时在清华任教，我也是清华毕业的，他为什么不介绍我去清华而介绍去北大呢？也许因为他在清华，不便介绍我去？也许因为他跟胡适和傅斯年是好朋友？总之，我一直没弄清楚。二是选了朱光潜先生开的美学方面的课。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在清华主讲西方美学，很吸引人，我一直听他的课。后来院系调整，朱先生来到北大担任西语系主任，我那时恰在北大东语系任主任，我们两个系在一个楼同一层办公。只要朱先生讲课，我能腾得出时间，就一定上楼去听他的课。”

　　我说：“听王尧先生讲，您同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也很熟。”

　　说到于先生，季先生又接着说下去：“于先生是个天才，他早年接待过印度来华访问的大学者泰戈尔，他为泰做翻译，深得泰的赏识。于是，泰提出要于随他回印度去参与创办国际大学，并说已就这一想法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请求。当时，于已考取了赴美留学生，但他接受了泰的邀请，决定不去美国留学了。他的这一决定令老父亲无法接受，遂宣布不认他这个儿子，亦不让他回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泰戈尔提出的共同创办国际大学的建议并不重视，致使这一想法无法实现。结果害了于道泉，他既未能去美国留学，又没能随泰戈尔赴印度办学，而是去雍和宫当了喇嘛，学习藏传佛教，当时人称‘于喇嘛’。说于先生是个天才，是说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天才的想法，只是他自己无法管住头脑里的这些想法，任由它们东冒一下，西冒一下。其实，要是能够管住这些想法，他会取得很大的成就的。他早年曾投身革命，后来却立志向学，在佛学研究等领域造诣颇深。汤用彤先生曾代表北大聘请他来教授佛学。后来我作为东语系主任亦曾给他发过聘书，聘他为东语系教授，讲授佛学。他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

　　关于\"皇帝\"

　　有一次谈天，话题一下子扯到了“皇帝”，我说：“您写的那篇《皇帝——代序》的文章很好，您对后人一致称颂的唐代名君李世民有不同的看法，指出了他的许多昏庸无道之处，令人猛醒。”先生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好皇帝，即便有那么几个，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我有一首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朝代纷纷排成行，开国明君皆流氓。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刘邦朱元璋。’”我听后说：“您这首诗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但会不会打击面过宽了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提不出反证来。谁能用具体例子来反驳我呢？比如说项羽吧，之所以没有成功当上皇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够流氓，而他的对手刘邦则是一个十足的流氓。项羽抓去他的父亲要烹了，他却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要烹只管烹，别忘了送我一杯羹。再说说李世民吧。他为了夺取皇位，不惜弑父杀兄，最后因追求长生不死，吃道士炼的丹而中毒身亡。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么？我写这首诗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今后年轻人学习历史时，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被什么太祖、太宗、高祖的‘丰功伟绩’给迷惑住，以为他们是什么大英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看不到他们卑劣的一面。因为这样的事情过去就一直在发生着。我就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

　　可见先生读史并不迷信历史，而是认真分析历史，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重在提醒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要学会分析的方法。

　　关于“天人合一”的深层思考

　　对于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撰写过《“天人合一”新解》一文，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一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就引起过很大的影响，并为此开展过专题讨论。在那篇文章中先生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实际上，自那以后，先生对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新的思考。今年六月我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时，他又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上的文化从大的方面讲只有两类：一是东方文化，一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人们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永不满足。自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主张以来，虽然有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我以为，时至今日，对此不应过分提倡。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生存的道理，不应该通过人为的力量来加速某种事物的消亡。就如同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民族一样，尽管他们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就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样，人只能同自然界交朋友，绝不能采用征服的办法。中国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背离了这一思想，过分地强调‘与天斗’，特别是‘大跃进’口号提出以后，全国各地开展大炼钢铁的运动，结果一方面是乱砍滥伐了大批的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森林的大量消亡；另一方面是把老百姓家中的锅和铲子等有用的东西收走，炼出了一块一块无用的铁疙瘩，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自然。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其实，大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错误都给予了报复。’只不过这种报复有时候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罢了。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实现三个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只有搞好了这三个和谐，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看得出，先生在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希望它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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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吴宓[转帖]

　　七月流火，巨星殒落。一代大师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学界抱痛。季先生仙游后的次日，7月12日《光明日报》头版在介绍先生生平时有如下一节文字：“季羡林先生，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修习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1935年，作为交换生赴德留学。”此节文字既道出了季先生与清华的渊源，也

直陈了季先生与吴宓先生的师生关系。从历史的节点寻踪，季羡林先生的成才之路与吴宓先生当年在清华的作为有着密切关联。
　
　 学界皆知1925年创设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及研究院主任吴宓之名。按例吴宓应为研究院院长，但他自感院长有当官之嫌，坚持以干事的主任为称（这与时下热衷于“系改院”、主任改院长形成鲜明对照）。第二年，吴宓又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为外国文学系）的代理系主任，而且一“代”就是多年。吴宓志于道而勤于事，他在主管西洋文学系之际，谋划制定办系方针、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吴宓参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办学理念与经验，结合中国文化及具体国情之所需，制订了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办学总则”及全面系统的课程设置，提出把学生培养成为既“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又能“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博雅之士”的办学方针，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吴宓此一方针的制定，直接影响到二三十年代清华外文系包括钱锺书、季羡林、曹禺、李赋宁、李健吾、王佐良等一批杰出学人的成长。1930年，青年季羡林正是在清华外文系大兴“会通中西”、培养“博雅之士”的氛围中进入清华园的。当时吴宓在清华外文系开设的课程有“中西诗之比较”、“古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史”、“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人”等，这些课程曾深深吸引与影响过青年季羡林。1989年3月22日，季羡林先生在为《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深情地回忆道：“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听过吴宓先生几门课：‘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高兴时，他也把自己新写成的旧诗印发给听课的同学。”“他的‘中西诗之比较’实际上讲的就是比较文学。当时这个名词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他实际上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1934年，23岁的季羡林从清华外文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顺利录取。据有关资料，当时报考的还有清华外文系的曹禺等，吴宓认为季羡林出生山东农家，又是毕业工作后回来报考，对他来说机会很不容易，而曹禺等出国留学的机会相对容易一些，故予录取季羡林。同年9月，季羡林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正是在中西文学、文化的广泛学习与研究的进程中，季羡林终于成长为当年吴宓先生所殷殷厚望的既会通东西方文化精神而又能互为介绍传播创新的“博雅之士”。

　　一朝千古，生荣死哀，如今季羡林先生已追随当年清华园的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朱光潜、俞平伯等先师而去。人们在缅怀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一代学者时，自然会赋予他种种荣衔，如国学大师、思想家、语言学家、比较文学专家、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散文家等等，当然这些荣衔都是名副其实的。但我以为，对于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学者、知识分子，最合适的还是吴宓先生当年提出的那个“博雅之士”。“博”即真正的知识渊博，古今中外尽在学术视野之中，都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雅”即追求人品高尚，文品高美，文化与文学的趣味高雅。在我们缅怀和追思季羡林先生以及他的先师陈寅恪、吴宓等那一代学者时，我们会震撼于他们以整个生命投浸在整体历史文化关怀之中、对文化与生命问题做总体研究把握的博大气象与会通气势，而很难用具体的专业、学科来加以规范，更不符合现行“学术市场”与“科研老板”的潜规则。所谓大学是有大师存也，所谓大师是有大襟怀、大视野、大精神存也。卓识方大家，会通乃兼容。真正的学者是不能用具体的专业学科归类的。你能用比较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学、印度学、文献学、翻译学等等去规范季羡林先生吗？都不能。而如今的体制则将学者局限在二级学科、研究方向里面只耕自己的一块田，而且这块田与那块田之间壁垒分明，难以越陌度阡。在如此这般的情形下，还能出现像季羡林先生那样的“博雅之士”与“通人通儒”吗？人们在悼念季羡林先生时，除了失去先生的那一种心绪之痛，实在还有那一份“博雅之士”与“通人通儒”再难寻觅的怅惘与浩叹。 王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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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规范按摩足疗[转帖]

推拿致残、拔罐烧伤、按摩骨折……内地保健服务行业质素良莠不齐，消费者贴钱买难受个案频生。内地决心大力整顿，针对该行业的技术、服务等制订统一规范，按摩、足疗、洗浴等企业未来须符合标准才可开业，盼借此改善这个年产值高达二千亿元的新兴大型产业形象。相关规范最快明年出台，专家对此表示欢迎。

内地保健业主要分为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服务行业三大类，其中休闲保健服务行业达六十多万家，相关产业逾三百万家，从业人员三千万人，年产值达二千亿元。

《京华时报》报道，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前日在北京成立，卫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安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及百余家企业代表出席会议，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夸大宣传、资质不达标等问题作首次讨论。

委员会未来将针对保健服务行业技术、服务、管理各方面问题作统一规范，预计最早可于明年公布，其中经营足疗、洗浴、按摩等企业更首当其冲。标准规范出台后，经营足疗、洗浴、按摩的企业需达统一标准，未达标者一律不准开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表示，休闲保健服务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已与医疗卫生、中医药等成为内地医疗体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因存在无序竞争、缺乏统一的保健业标准及相关的政府监督机制，不仅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亦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

助良性发展

对于保健服务业即将进入标准化时代，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认为，行业标准化有助保健业良性发展。他表示，规模大小不一、医师资质不明的足疗室、洗浴中心现在随处可见，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因此如收费、设施运行等存在监管漏洞。

潘又称，不少人喜爱以按摩、推拿消除疲劳或作治疗，因此按摩穴位正确与否攸关消费者生命安全，如不具备按摩资历，容易起到相反效果，他表示，有一位老人因身体不太舒服，到按摩中心按摩，但从业者不了解穴位作用及力度掌握不到位，导致老人当场骨折。

按摩与推拿

优点通过神经系统调节，体液循环调节，以及筋络穴位的传递效应，达到舒筋活络，消除疲劳，防治疾病，提高和改善人体生理机能。

缺点倘力度过大，容易造成骨折。

拔火罐

优点古代医家在治疗疮疡脓肿时用它来吸血排脓，现今社会已扩大应用于肺痨、风湿等内科疾病。

缺点倘拔罐的时间过长，或酒精过多，容易烧伤皮肤或出现水泡、溃烂等。

足疗

优点借助药物蒸汽和药液熏洗，达到增强心脑血管机能、改善睡眠、消除疲劳等。

缺点可能会使足底韧带因受热而变形、松弛，日久容易诱发扁平足，倘水温太高，容易破坏足部皮肤表面的皮脂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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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源于一句玩笑[转帖]

　　著名诗人、散文家、《红楼梦》研究家俞平伯教授说过，“所谓‘红学’，这本是一句笑话。”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代自乾隆以后，讲求“经学”之风盛行，学者们埋头于《易》、《诗》、《春秋》等几部经书中。晚清松江有个文人朱昌鼎，不肯趋附这种风气，一反“俗”态，竟唯独对被称为“五大奇书”之一的《红楼梦》精熟入迷。一天，有个友人来访，见他正在埋头伏案陶醉于看《红楼梦》，于是笑着问他：“您为何不好好专治‘经学’？”他却幽默地回答：“我正在专攻‘经学’，不过和别人的‘经’不同。我的‘经学’比别人少‘一横三曲’。”那个友人迷惑不解。他又笑着说：“我所专攻者，就是‘红学’呀！”

　　原来，“经”字的繁体字是“經”，去掉“一横三曲（巛）”岂不就是“红”字吗。这则笑话不胫而走，“红学”一词就被《红楼梦》研究家们所采用，成为后来研究《红楼梦》这门学科的专用名称。

（《团结报》6.30　黄祯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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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皆下品”——国民党优容知识分子实录[转帖]

　　　　想当年，章太炎胸配勋章，站在新华门前大骂袁世凯，袁世凯也只说一句:“这个章疯子，俺不理你。”

　　袁大头这一光荣传统，被蒋光头给继承下来了。

　　1946年，刘子衡在山东省政府主办的机关报上发表著名的反战文章《打不得九论》，引起一片哗然，军统、中统、党部、三青团纷纷告“御状”，王耀武也写了检讨，七十四军首任军长、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俞济时还连忙给他解围，说是不是有人做他手脚，可老蒋的批语却是:“刘子衡这个人我知道，乃一狂士，书生之见，何足为怪。”

　　刘老师点名 王耀武乖乖起立

　　刘子衡何许人也？

　　穷秀才而已。说起来，他的年龄并不大，生于1903年，仅仅与王耀武同龄罢了，比胡宗南还小好几岁呢；出道的时间也不算早，直到1931年才读国立青岛大学。不过，他从小才思敏捷，论语倒背如流，还能说出其中有多少个之乎者也。精通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已经很了不起，更难得的是他还坚决反孔教，因而得到五四运动播种人蔡元培的赏识。毕业以后，他四处讲学，孜孜不倦，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顾祝同、王耀武、李玉堂、吴化文都一大批党国要员都听过他的课，世人皆称“刘老师”。

　　就这么一介儒生，可以骑到国民党头上作威作福。

　　1946年，七十四军第二任军长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屡次邀他回家看看，他理都不理，然而，当中共方面希望他利用讲学活动、积极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时，他却欣然踏上征程。

　　这年夏天，他和国防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韩德勤一起飞到济南。在各界人士参与的欢迎宴会上，大家请他讲话，他推辞一番后，便毫不客气地说:“我只有一点可以发言，那就是现时山东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他是我学生。”

　　王耀武一听老师点名，应声起立。

　　刘子衡继续说:“去年冬，王同学受命来山东，问我应当怎么做。我告诉他:1、体恤百姓，休养生息；2、要廉洁奉公，不能贪污分文；3、严整军纪，不容侵犯百姓，侮辱妇女，包括不开设舞厅。当时他答应一定照办，否则愧为学生。现在，他到山东已半年多了，做得如何呢？请大家提意见，私德方面，我应负责。”说完之后，他才摆摆手，让王耀武坐下，这位堂堂的中央委员、封疆大吏、抗日名将才乖乖坐下。

　　当然，王耀武一向为人谦逊，执弟子之礼，点名起立，端茶送水，甚至在老师讲课的时候亲自去擦黑板，都可理解；而叫人不可理解的是，服服帖帖装孙子的，还大有人在，连薛岳都是其中一个。当年的薛岳，那是何等发飙？统辖几个省，独挡一面，蒋委员长的最高指示爱理不理。然而，自负的薛岳，不是通知刘子衡去见他，而是自己找上门，让刘老师接见他30分钟。

　　对薛长官，刘老师还算客气，把他送到了楼梯口。大名鼎鼎的方先觉来访，仅仅送到房门口就完事，那方先觉还鞠躬九十度，说了声“老师再见”呢，比少先队员还有礼貌。

　　至于其他的文武百官，刘老师就更不客气了。

　　他没去山东以前，住在徐州最豪华的花园饭店，王耀武给他配备了两名少将军衔的参谋，薛岳等人来见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有天，一名上校在二楼中厅里写信，不知怎么惹他生气了，非要赶人家走，那上校见他一副乡下人模样，也没当根葱，随口讥讽几句。这下不得了，捅了马蜂窝，刘子衡大发脾气，叫他的少将参谋把对方的中将长官找来赔礼道歉。事后，这位老师还不无得意地问服务生:“那上校孬种了吧？”

　　再说他了山东、发表那篇反战大作后，国民党的山东省委书记庞镜塘和人大主任裴鸣宇见攻击无效，为缓和关系，特来拜访。当时，刘子衡住在王耀武官邸，卫兵进来禀报，他隔着门帘，看见两位省领导鹊立客厅，故意问:“哪来的庞主委、裴议长？我不认识，不见！”又厉声斥责一句:“你们就这样保护我？倘若是土匪，也让他们上楼？”卫士赶紧解释，他们可不是上匪呢，平时来见王司令长官都是直接上楼的。刘子衡把脸一沉，说:“不知道他们比土匪还坏吗？他们是怎样上来的，你让他们怎样下去！”卫兵只得喏喏而退，正愁怎么开口谢客时，却只见庞主委、裴议长已灰溜溜地闪人了，没有半点党领导一切的英雄气概。

　　同为少将，王牌军旅长向年轻的保安旅长敬礼

　　中央军欺负地方军，地方军欺负保安队，这是老电影《渡江侦察记》中嘲笑国民党军队的一句台词，流传甚广。

　　1946年冬季的一天上午，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五十七旅留守处的两名士兵在镇江街上买东西不讲公道，还要打老百姓，被当地的保安团给缴了械，由于主力都在苏北打共军，留守处没多少弟兄，当连长的，只能带几个兵到保安团要枪。那保安团的团长后台也有点硬，是省主席王懋功的侄儿，见对方人不多，官阶也不大，便打起哈哈，一番客套之后，答应请示查处，便把他们给打发走了。

　　保安团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城防指挥官兼保安第二旅长陶鸿钊，这位少将听之不理，倒很喜爱那两把美制冲锋枪，放在了自己床头前。

　　第二天晚上，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回到镇江，亲自出马，带着那名连长闯将进来，嚷着要找城防司令，听声音火气很冲，门岗欲挡不能。虽然，陶鸿钊胸有成竹，十分镇定地请他们进来，但身边的副官给吓着了。五十七旅不就是以前守常德的那个五十七师吗？虎贲万岁的美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这下好，在太岁头上动土，惹出麻烦来了，急忙把挂在墙上的大衣取下来朝冲锋枪上一盖。

　　刚盖好，人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说动武，至少也有一场舌战。谁知那个闯进来的王牌军旅长，一见陶鸿钊，却“啪”的-声，来了一个立正敬礼:“老师好！”然后，保持立正姿势一动不动，随他进来的那个连长，见上司如此老实，也只得垂着两手站在后面发愣。这戏剧性的一幕，也把陶鸿钊的副官看呆了。陶鸿钊则不卑不亢，先对陈嘘云说:请坐请坐，然后又对副官说:拿烟倒茶。

　　原来，这位保安旅长，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炮科毕业以后，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当过教官，陈嘘云是他的学生。一晃10年过去了，尽管年龄要比自己大几岁，整编七十四师还是国民党的头号主力，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就是这样根深蒂固。

　　接下来的故事，自然是老师又给学生上了一课。陶鸿钊说:我最容不得当兵的欺压百姓，这是军人的耻辱！陈嘘云连声称是，只字不提还枪的事。

　　画家不让道，顾祝同还要陪笑脸

　　顾祝同这个人很有意思，其他将领干过的事情，他都干过；别人没干过的事情，他也敢搞，比如杀记者，民国的记者节，就是他一枪打出来的。因此，当时新闻界对他印象很不好，以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其实这位顾将军文质彬彬，颇有戏台上周郎的风度。

　　杀记者一事，原因很多，暂且不提，我们先看看另外两件事:

　　抗战时期，顾祝同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让宦乡当《前线日报》总编辑，对自己的机关报走中间偏左的路子，不曾说过半句话。后来，他麾下的18名政治部主任联名向老蒋告状，揭发宦乡暗通中共，这位顾长官也只是请宦乡来吃饭，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劝他不要向左转，当宦乡表示要辞职的时候，他也认为人各有志，并未强求，于是，宦乡后来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外交家。

　　第二件事，更为典型:

　　有一天，顾祝同坐小车从上饶去浙江，前面有辆烧木炭的汽车慢慢吞吞，又不靠边走，要超又超不了，急得司机探出头来大声叫喊:“我们顾长官有要事赶路，你们怎么不让一让？”哪知前面的车根本不在乎，有人还大大咧咧地回答一句:“余绍宋不知道你们顾长官，只知道按交通规则行车！”其实，哪有什么规定可以不让路的？可是，奇迹却发生了，顾司令长官急忙叫停座车，自己一头钻出去，跑上前一个劲地陪小心:“余先生！久闻大名，得罪了您，请原谅！”

　　其实这位余先生，当时只是画家，一幅中堂也不过百元上下，虽然在浙江临时参议会挂了一个副议长的头衔，却并无实权，而顾祝同如此恭谦，反倒把他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后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会客室里，便挂上几幅他画的竹子。有人说，这是顾祝同对余绍宋的作品仰慕已久，一直无缘得到手，因而在这次巧遇中特意恭谦。就算是这样吧，为了几幅画，一方诸侯，手握几十万重兵的战区司令，能够放下身段，跟着对方的汽车边跑边陪笑脸的“恭谦”，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韩德勤要尊师爱教，结果底细被泄密

　　1943年，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被新四军活捉，部队被全歼，是为轰动一时的“山子头”事件。

　　这年3月14日夜，韩德勤率八十九军、新编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七旅转移到泗阳县山子头一带，新四军某部文化教员刘振亚第二天清早还在学校里熟睡，直到被赶来报信的人叫醒。来人姓叫王，也是教师，保护刘振亚，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刘振亚一听敌人来了，收拾好文件，就隐蔽到洪泽湖边的一条商船上。

　　临别相约，不能随便下船，结果才过一天，刘振亚却以船上生活不习惯、要回学校复课为理由，也不怕到处都是“顽军”，径直来找王龙化。要复课，就得通过校长，听说韩德勤住在校长家，两人便决心去会会这位韩主席。

　　校长家在小李宅，外筑土围子，僻静易守，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到了村口更是戒备森严，直到校长出来打招呼才让进。然后，他们直接去见韩主席，说:“现在停课了，家长有意见，想请示主席，看看能不能让学生来上学？”韩德勤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人家办学校，我们还能破坏吗？复不复由你们。”旁边，有位旅长插嘴:“复什么课啊？兵荒马乱的，等一等再说。”韩德勤没有同意这一合理化建议，继续强调自己的主张:“我们来时就告诉部下，不准住学校，停课不能怪我们，复不复你们自己决定好了！”那旅长不肯罢休，又盯着刘振亚问:“你是一向教书的吗？你是当地人吗？你在部队混过几天吧！”刘振亚生怕说露嘴，只是不停地“嗯嗯”，王老师赶紧打保票，说他的确在本校教书，是从外地迁过来的等等。

　　结果，就让他们走了。

　　尊师爱教，看起来也是韩主席的美德。

　　他俩走后，那位旅长责问校长:“那姓刘的是探子，穿的是武工队的黑棉袍，再装，还能瞒过我？那姓王的，还有可能是教书的，不是主席在场，我就把他们扣起来。”接着，他又对韩德勤说:“此地不能再住了，巳经被新四军知道了，马上就会对我们动手的。”

　　不出几天，山子头战役果然打响，与新四军屡战屡败的韩德勤，虽然换了一处宿营地，还是被活捉，彻底玩完，而他那位名叫王光夏的旅长则更可悲，明明看出破绽，还不逮人，结果自己在战斗中被击毙。

　　直到上级领导表扬王老师，才说出实情:“你知道吗？刘振亚是我党派去的侦察员，没有你不能完成这任务，你还蒙在鼓里呢！”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国民党把知识分子捧到天上，让那帮文人牛得不行，有吃有喝，还要上街反饥饿；明明可以骂政府，还要指责老蒋独裁，成天鼓噪，最后酿成几则血案，如闻一多、李公朴之死。不过，爱与恨相比，谁重谁轻，大家应该掂量得出来。

　　最后，再说一段趣闻: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都是重文轻武，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士大夫形象，让不少丘八为之心动，着不了一袭飘逸的长袍，就弄一顶礼帽扣头上。俞济时以前就是这样，穿军装、戴礼帽，就跟老电影中那些团丁的形象一样，不伦不类，十分搞笑。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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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奇特风土人情：换妻集市[转帖]

　　洪都拉斯的一种习俗匪夷所思，就是＂卖媳妇＂。在洪都拉斯西北部的一些村镇，男人可以将自己的老婆＂休掉＂，并拉到集市上拍卖，或者拿去跟别人的妻子交换。被买来的老婆可以再度拿去拍卖。这个有些吓人的民俗同样也是玛雅遗风。
　
　　洪都拉斯蓝洞

　　位于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原本默默无闻，然而上周末发生在该国的军事政变一下子让这个加勒比海国家跃上世界不少媒体的显著位置。《环球时报》记者不久前刚走访过洪都拉斯，感觉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奇特之处。

　　最佳潜水地

　　啥名字都敢起

　　在中美洲国家，人们给孩子起名普遍有创意，尤其是洪都拉斯人，思路更是不受世俗限制。比如在《环球时报》记者去过的东部城市，有的人叫＂汽车轮胎＂、＂闪亮插头＂，还有人叫＂感谢上帝＂。据说当年哥伦布航海至此时差点让风暴葬送性命。于是他就把这个国家命名为＂洪都拉斯＂，意思是＂无底深渊＂，而沿海一带则叫＂格腊西亚斯阿迪奥斯＂，即＂感谢上帝＂。洪都拉斯是玛雅人的发源地。用喜爱的事物命名其实是玛雅人的遗风。在洪都拉斯国土上曾出现过18位玛雅王，他们的名字就千奇百怪。有叫＂十八只兔子＂的，也有叫＂蛇的嘴巴＂的，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名字则更古怪，有叫＂抽烟＂的，还有叫＂棍子＂的。

　　即使现在，用自己喜欢的人或事起名的依然很多。克林顿和里根都是使用率很高的名字。前年，忍无可忍的政府终于立法，禁止人们再起＂莫名其妙的名字＂，名人的名字也在被禁之列。估计以后叫克林顿的洪都拉斯人就不会这么多了。

　　洪都拉斯妇女

　　换妻集市3个月开一次

　　洪都拉斯的另一种习俗更加匪夷所思，就是＂卖媳妇＂。在洪都拉斯西北部的一些村镇，男人可以将自己的老婆＂休掉＂，并拉到
　　集市上拍卖，或者拿去跟别人的妻子交换。被买来的老婆可以再度拿去拍卖。这个有些吓人的民俗同样也是玛雅遗风。当年玛雅人将抓获的男俘虏全部杀掉祭神，而女人则可被充当为妻子，或拿去交换。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习俗，政府也无可奈何。如今根据法律规定，这种交易只能在规定的＂人集＂举办，而且每3个月才能开一次集。

　　汽油桶搭房子

　　初到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时，《环球时报》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见不到高楼。市中心的矮房子连成一片，看上去更像是山村小镇。原来，从北美到南美的西海岸是条极不稳定的地震带，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地震。洪都拉斯虽说是这条地震带上比较平稳的地区，可人们也感觉像是坐在火山口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地动山摇。今年5月，洪都拉斯还曾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因此当地人很少盖高楼，甚至还有人用汽油桶和废旧巴士搭建房子居住。一旦有风吹草动好及时脱身。

　　洪都拉斯人爱配枪。这一习惯源自农场主和有钱人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洪都拉斯治安不佳，很多有条件的人自备防身枪支，荷枪实弹的军人也常能看到。在市中心的公园，记者还见到废弃的高射机枪和迫击炮立在那里做装饰。在让人休憩的公园里摆这么多杀人武器，总觉得有点不搭调。不过，对于习惯了冷枪和武力冲突的洪都拉斯人来说，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洪都拉斯的鱼

　　天上掉大鱼

　　濒临加勒比海的洪都拉斯人很喜欢吃鱼。有趣的是，在每年的5月至7月间，洪都拉斯的一些地区会下＂鱼雨＂。这种现
　　象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更被写进许多民俗故事中。记者没有亲眼见过天上掉鱼的奇观。据说在鱼雨到来之前，天上乌云滚滚，大风呼啸，强风暴雨大约持续两三个小时之后，数百条活鱼便落在地面上。从1989年开始，洪都拉斯人每年都会庆祝＂鱼雨节＂。2006年，洪都拉斯电视台曾报道说鱼雨出现了两次。记者曾打听过鱼雨的成因，不过得到的回答完全是＂民间传说版＂：1856年，一个名叫苏比让拿的西班牙神父来到洪都拉斯。为了帮助穷人，他连续三天三夜祈祷，请神赐予食物。自那时起就开始下鱼雨了。

　　其实鱼雨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大多时候和龙卷风等天气现象有关。不过像洪都拉斯这样集中的，还真是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