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7:01:24

与齐鲁两国的治乱兴衰[转帖]

　　陈虎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

　　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

　　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

　　西周是以小邦灭亡了作为大宗邦的殷商王朝。周武王攻下殷商的都城，仅标志着殷商王室的灭亡，除周族控制的原有区域外，当时大部分地域仍在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之下。因此本着“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政治目的，周王就把最亲信的子弟和功臣分封到了殷商残余势力反抗最顽强的卫、鲁、齐等地。尤其是地处原殷商腹地的东方地区，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周王就把开国功臣姜太公和周公之子伯禽分别封到了地处东方的齐国和鲁国。齐、鲁作为周初分封的两个最重要诸侯国，由于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和治国方略，使得两国以后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轨迹。

　　汉朝的史学家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说：“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逐渐也）弱矣。’”很明显，姜太公是不同意鲁国“亲亲”的用人原则的。反过来，周公又问姜太公。“周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杀之臣’”。周公也不赞成齐国“举贤”的办法。当然，“篡杀之臣”不惟齐国独有，在春秋时期各实行“尚贤使能”的诸侯国中可谓普遍存在，《说苑·建本》、《春秋繁露·灭国上》和《淮南子·主术训》等书中都有春秋时期“亡国五十二，杀君三十六”的记载。而鲁国虽自鲁武公时，国内就不断发生政变。鲁宣公以后“三桓”逐渐强盛，昭公时期，“三桓”更是发兵围攻鲁君，鲁国公室从此名存实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也都是被“三桓”逼到国外在流亡中死去的。但鲁国却没有出现类似其他诸侯国一样的“篡杀之臣”，“三桓”虽然强大，但他们也只是轮流执掌鲁国的政权，始终不敢干出像齐国那种“田氏代齐”一类的事情。

　　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便造就了两国不同的治国方略。在治国策略上，西周时代，齐、鲁建国之初，两国在治国策略方面，就有显著不同。西周的分封制，实质是一种原始的殖民政策，各个诸侯国在其封国内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这对于封国乃至西周天下的稳定至关重要。据历史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鲁国为殷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至于齐国，史书虽无明文详载，但从一些相关的历史记载如“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鲁周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等中可以推断，齐国的治国方略应该属于“启以商政，疆以戎索”的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出，鲁国是严格按照“周礼”变俗革礼治理国家的，而齐国则是既贯彻“周礼”，又照顾当地原来的民俗的。这是两种显然不同的治国方针。到春秋时代管仲执政时期，更是“设轻重鱼盐之利”（同上）。使商人“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工匠也是使其“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国语·齐语》）。至“战国”时代，齐国的临淄更成了当时最热闹的商业城市。而鲁国的自然条件则与齐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靠海，没有鱼盐之利，经济类型是以单纯的农耕经济为主。虽然鲁国也出产举世闻名的纺织品“鲁缟”，不过查遍有关资料，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一条记录。其提倡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鲁人：“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国语·鲁语下》也记载，鲁国的贵族夫人——公父文伯的母亲，教育他的儿子时，标榜自给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鲁国的贵族们认为，只有到瘠薄之地去艰苦劳作和过着简朴的生活，才能培养出“善心”来。否则就会淫逸忘善（见《国语·鲁语下》）。而齐国则有与此相反的议论，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由于齐国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和“举贤而尚功”的政策，所以到了春秋时代，就已大胆任用外姓贤者如管仲等来治理齐国。这些人在执政时，也是推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政策。因之国力迅速增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泱泱大国。齐桓公也凭借着强大的国力，打着“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总计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纠合诸侯凡二十六次。对此，孔子曾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到了战国田氏代齐后，齐桓公竟设立“喷室之议”的议政机构，广开言路，鼓励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择善而从之。齐威王更是公开号令国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一》）。这样豁达大度的君主，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因为有这样的政策，在齐国才有了兼收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的出现。从战国初年的齐威王时期起，稷下就聚集了当时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享受着齐国给予的显爵和优厚的待遇，并不担任具体的官职，而专门议论政治的得失。稷下学宫历百余年而不衰，网罗的学者最多时可达数百上千人，各种代表人物，形成了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思想体系，这就使稷下自然成为当时百家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它一方面完善提高了学宫中学者的学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学子们的成长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学术领域，春秋战国乃至秦朝的很多著名人物如荀子、孟子、慎到、宋钘、尹文子等，都与稷下学宫的滋养密切相关。

　　而注重家族宗法组织、提倡“亲亲”孝悌观念的鲁国则截然不同，他们崇尚先王之训，大讲礼乐教化。至于举贤才、尚功利在鲁国则根本没有市场。孔子所创的儒学在鲁国虽然也能存在下来，可是因为他是异姓，而且又主张“举贤才”，因之就受到排挤，以至不得不出外十几年。到了战国时代，法家、军事家吴起，虽曾在鲁国任过职，但很快也被赶走。儒家学士在鲁国虽也受到尊敬，但没有一个被重用的。如孔子的孙子子思，虽被鲁缪公视为贤者，但始终也没有被委以具体官职，只是一般的顾问而已。

　　治国方略的不同，也塑造了齐国尚功利、鲁国尚德义这种不同的社会风尚。《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这里说得很清楚，建国之始，鲁国就是以“褒有德”为其特点，而齐国则是以“尊勤劳”为其特征。东汉的班固也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而述鲁国则是“其民有圣人之教化”，“频洙泗，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汉书·地理志》）。在这种迥异的社会风尚塑造下，两国的社会生活习俗也表现出极为不同的特点。鲁国人一向好讲习礼乐，春秋时代，当时的人们仍然公认“周礼尽在鲁矣”，“鲁犹秉周礼”。各国诸侯要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礼仪之邦。而齐人则素来喜欢“声色狗马”，一直到春秋时代，齐国人即便是贵族阶层中的人物，仍不免会经常做出一些“非礼”的事来。如齐国贵族庆封出使鲁国时，其行为就表现得很没有礼貌，鲁国人借赋《相鼠》诗讥讽他，可是他却“亦不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毫不在乎。到了战国时代，苏秦在谈到齐国临淄的风情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乐器）、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战国策·齐策》）。

　　用人唯贤，“举贤而上功”的齐国，国力强盛，但终有田氏代齐之事；用人唯亲，“尊尊而亲亲”的鲁国，国力渐弱，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前249）为楚国所灭。周公、太公所预言，皆有应验。立国之本、兴亡之事，多少道理留给后人思索。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7:03:53

关露：写过一首满街传唱的歌 [转帖]

　　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她精神分裂无以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关露的手笔

　　说到关露，就仿佛《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不同的是，关露的一生与女主角王佳芝比起来，更悲凉。

　　她的一生被三个角色纠缠：才女、汉奸、特工。她精神分裂无以快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也不错。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传唱一时。

　　关露的才华有目共瞩。如果她像张爱玲那样，不参与政治，只埋头写作，也许她会留下很多感人的篇章，然而，这只能是也许。

　　1939年11月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在为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做最后的修改。她忽然接到上级传达的一个任务，要她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这个任务本来是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的，因当年胡绣枫帮助过落难的李士群的夫人，有着这层关系，去策反李士群应该比较容易。无奈胡绣枫忙于重庆的工作，便把姐姐关露介绍给了组织。

　　任务很突然，但怀着一腔爱国热情的关露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她不得不与恋人王炳南做一个暂时的告别。

　　关露告别王炳南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

　　握手道别时，关露眼睛有些湿润，想着他们初见面的情景。王炳南被朋友带到关露的家里，在她那有着清香的闺房里，两人畅谈很久。王炳南经历曲折，他曾经组织农民进行抗粮抗税斗争，做过乾县第一位党支部书记，又出国留过学。关露对王炳南的经历很敬慕。

　　两个人可谓一见如意。

　　他们都是离过婚的人，在三十多岁的年纪碰上，已不再会要少年男女的那种激情，他们更想得到的是一种稳定成熟的情感，让心踏实下来。

　　以后，他们靠书信增进着彼此心中的情意，也是这份温情，让关露在孤独的上海滩获得一丝慰藉。

　　王炳南是革命人士，他非常支持关露的工作。就这样，热恋的两个人为了工作分开了。

　　关露与组织派来的潘汉年有过如此的对话：

　　潘：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我不辩护。

　　当然，关露在说这样的话时，并没有想到此后的余生，她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份，打入76号魔窟。那时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她每月都去拜访李士群夫妇一两趟，观察了解动态，搜索情报。李士群夫妇对关露很有好感，每月都送她200元钱，李士群还让关露陪他的妻子去逛街，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

　　关露来到李士群身边之后，很快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原来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

　　关露将李士群的想法汇报给潘汉年，终于将李士群成功策反。

　　在关露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

　　但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

　　在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就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关露的妹妹很快将信转交给组织。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为他们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之后，哭了一晚上。想到现在连好友也不信任她，也唾弃她，热爱的文字写作也无法进行，恋人也不得相见，就异常难过。只是哭过之后，她还是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

　　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洁简，早餐几乎都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这让她身体非常虚弱，有时甚至会晕倒。如果到了冬天就更别说了，关露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买不起木炭，实在太冷了，关露想去卖血换木炭。去了医院，医生却没有给她抽血，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租屋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参加这个会要公布名单的，那就等于关露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的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是有过犹豫的。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如果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听到许多情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于是关露就去了。这次大会，关露被日方分给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忘记了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的，必定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的内心，在敌营苦熬六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

　　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她的罪名也可洗清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痛苦的煎熬。

　　关露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如果要发表文章只能重新起名字，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关露心内委屈，上面却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来迎娶关露的，去向组织上汇报，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没有想到，她期盼的王炳南也成为一场幻影，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她走在街头，一时不明真相的人们依然会指着她痛骂她，朝她扔石头吐口水。这真像是一种讽刺。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起来。而更让她讶异的是，她在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的对象。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关露怎知有一天自己的一支秀笔要沦落到写交代材料的份上。

　　关露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被送进医院治疗，出院后又回到单人牢房继续被审查。8年的牢狱之苦，使得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又受到一次摧残。

　　她在狱中读《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对洪常青与吴清华不曾相爱，深感遗憾。她认为：自古英雄情义重，常青焉不爱清华。

　　就如同她认定与王炳南虽然无法在一起，但王炳南是爱她的。她在最孤独的时候，怀里只揣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的背面她写的是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气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她也无法再写字，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

　　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关露写“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本文摘自《民国女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叶细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7:05:03

被误解的景泰蓝[转帖]

　　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多穆壶，清乾隆，高5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反而对景泰蓝的认识偏低。虽然我们承认它的贵重，但不认为它在审美上有多高。这种认识源于文人，文人认为景泰

　　蓝太花哨了，不含蓄，所以对其评价一直不高。曹昭就说它俗得要死，“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由于过去文人的这个态度，我们一直对景泰蓝的认识不高，导致其大量流往欧洲。

　　解放后，对景泰蓝不加重视的态度变得更严重。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叫《景泰蓝的制作》。这叫什么？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大力宣传，但应该宣传艺术，而不应宣传工艺。工艺本身是保密的，但中国人过去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所以就把秘密给散出去了。整个制作工艺被写进一篇文章，谁逮着谁做，哥儿几个弄一个小窑就开始烧景泰蓝了，拿这事儿不当事儿。我曾经有一次还在电视上看见教怎么做景泰蓝，好像只要家里开一个小灶，就能做了。

　　中国的古代工艺中，绝大部分都是官民共享。比如瓷器，有官窑也有民窑；玉器，宫廷和民间都有制作。只有一种独特的工艺，在清末同光中兴之前是宫廷独享，没有走入民间。这就是俗称的景泰蓝，学名叫做掐丝珐琅。

　　景泰蓝的由来

　　先来介绍什么叫掐丝珐琅。掐丝，指在铜胎上用细的铜片掐成图形。请注意，掐丝珐琅首先不是用铜丝，是用铜片，形成立墙后才能填彩。掐出图案，填上各种色料，再经过烧制、磨制，最后成为成品，这就是掐丝珐琅。

　　掐丝珐琅是一个外来物种，不是中国的东西。今天大家都认为景泰蓝理所当然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外来文化，是元朝时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这跟我们的想象有差距。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在“大食窑”条目下记载：“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之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明初曹昭关于文物的记载非常多，这条关于景泰蓝的记载也很明确。“大食”，是过去对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统称。“鬼国窑”则是一种蔑称。中国人的面目都是比较平和的，面部起伏没有阿拉伯人大。阿拉伯人的典型特征就是高鼻色目黑髯，鼻子比我们突出，眼睛带色儿，比我们眍䁖，胡须比我们重，所以中国人看着像鬼，叫“鬼国窑”。

　　元代景泰蓝传入中国有两个阶段。第一是实物阶段，通过贸易，把景泰蓝实物直接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看到这样一种异国文化。中国过去没有这类东西，看着非常新奇。第二是技术阶段，技术进入中国。中国人喜欢这类商品以后，开始学这门技术，自己来烧。我多次说过，古代的运输成本非常大，做什么事情首先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引进成品不如引进技术。今天运输成本在商品总成本中的比例相对就非常低。

　　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在南宋的古籍中找到蛛丝马迹。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予得一瓶，以铜为胚胎，傅之以革，外为觚棱，彩绘外国人之奇形诡状，却似琉璃，极其工巧，不知为何物。”这段记载说得非常清楚，通过对这件东西的描述，我们能想象它就是景泰蓝的一个雏形。南宋时的人还不知其为何物，也没有名字。

　　景泰蓝的名字

　　不管什么文化，一旦进入中国，它就一定要起个中国名字。掐丝珐琅也不例外，也有个中国名字：景泰蓝。明代很多工艺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一般先强调年号，然后再强调东西本身。比如我讲过的宣德炉、成化杯、万历柜，这些都是当朝出现并流行的。但景泰蓝不是在景泰一朝出现，而是在元代就进入了中国。到了景泰年间，由于皇家的重视，使它发扬光大，声名鹊起，因此有了今天这样一个通俗易懂且带有文学色彩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的叫法非常晚，并不是景泰年间开始叫的，甚至整个明朝都不叫。清朝雍正年间有一条记载，雍正六年的造办处《活计档》：“五月初五日……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这是关于景泰蓝最早的文字记录。但是，这段记录的读法不同，意思也不同。是“景泰蓝珐琅瓶”还是“景泰蓝珐琅瓶”呢？中国过去的文字中没有标点符号，要靠前后的意思和你读书的能力去判断。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判断掐丝珐琅是否在雍正时期就被称为“景泰蓝”了。

　　晚清陈浏的《陶雅》记载得最明确：“范铜为质，嵌以铜丝，花纹空洞，杂填彩釉，昔谓之景泰蓝，今谓之珐琅。”陈浏认为这类工艺品过去称景泰蓝，今天称珐琅。他实际上给说反了，应该是过去称珐琅，现在称景泰蓝。这条记载说明，至少在清后期，景泰蓝的名字就蔓延开来，社会接受了这个通俗易懂的名字。

　　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它为什么叫景泰蓝，而不叫景泰绿、景泰红、景泰黄呢？这是因为掐丝珐琅以蓝色基调为主。景泰蓝是一个外来文化，从中东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阿拉伯文化的主色调崇尚蓝色。大家有机会去阿拉伯国家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的建筑中，蓝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色调。

　　元政府注重手工业

　　元代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统治时期。游牧民族跟传统的农耕民族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比如游牧民族注重贸易，它的贸易能力非常强。过去总说“十个商人九个回”，回人是游牧民族，就愿意经商。游牧民族不种粮食，必须通过交换换得基本的生活物品。农耕民族则注重自给自足。上学时老师一定教过你：农耕民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注重手工业生产，但目的不同。游牧民族手工业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把产品作为商品去交换，去换粮食，或者换来钱去买其他需要的东西。所以，游牧民族的产品都是作为贸易的一个直接手段。农耕民族的手工业产品则基本是自己消费，自己做，自己用。

　　很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意大利鞋商聊过。那个鞋商说：“我来中国之前算过一笔账，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每年就买一双鞋，也是个不得了的市场。”我说：“你不知道，过去的中国人都是自个儿做鞋穿，不买你鞋厂的鞋。”自己做鞋，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残留的痕迹。今天很少有人自己做鞋穿了，但仅在二三十年前，中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是自己做鞋。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并不远，我甚至还穿过我姥姥给我做的鞋。

　　元政府当时对手工业工匠的态度跟宋政府有很大区别。我们对这段比较残酷的历史都有所了解，元朝当时是风卷残云般地席卷整个国土。建立政权以后，政府对手工业兴趣浓厚，需要许多手工业工人为其服务，所以大批俘虏有本事的工匠。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政府对工匠的态度还算不错，甚至还高看手工业工匠一等。

　　元代景泰蓝

　　过去有个误解，一直认为景泰蓝是景泰年间创造的，或者是从明代才有的。通过这些年查阅古籍，类比研究，我们终于知道元代就有景泰蓝，从而也对以前有结论的文物进行重新定位。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足尊，底下刻着“大明景泰年制”双龙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这件三足尊的上部去掉，把底下去掉，只剩中间这一截，跟元青花罐的典型器做个对比，它们之间从图案到造型非常相似。而三足尊的上部、足部的釉面与中间部分明显不同。因为有相应的瓷器做比较，可以断定这件东西的中间部分为元代掐丝珐琅罐，后为明代改制。这就是文物类比的一个优势。

　　由于故宫这件景泰蓝三足尊的提醒，就有大量元代景泰蓝被剥离出来，比如玉壶春瓶式的景泰蓝瓶。我讲过玉壶春瓶，元代非常流行，从造型上可以进行类推。再有就是簋式炉、鼎式炉，这些造型都可以跟当时的龙泉青瓷做横向比较。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元代已经有大量景泰蓝面世，都是由中国工匠制造的。

　　晚清民国景泰蓝

　　乾隆以后，景泰蓝急剧衰退，为什么呢？国家的经济衰退直接体现在奢侈品上。景泰蓝在所有工艺品中成本最高，它以铜做胎。铜在历史上是制钱的原材料，使多少铜，就等于使多少钱。也就是说，抛开它复杂工艺所带来的成本，仅是原材料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清代中叶以后，景泰蓝迅速衰退。

　　晚清到民国时期，景泰蓝开始走入民间。此时北京、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一些民间作坊生产景泰蓝。经营景泰蓝的商号有老天利、德兴成、宝华生、静远堂等等，都非常有名。晚清至民国时期景泰蓝的特征非常明显，它的胎一般都非常薄，一掂，很轻。老的景泰蓝则很重。但是，此时的掐丝掐得非常细腻，这是用工艺来弥补材料的不足。不可能使那么多铜了，但可以用细腻的纹饰来弥补。

　　晚清到民国时期正是第四次收藏热，大量西方人来搜集中国的文物。西方人对景泰蓝的认识颇高，认为这是代表中国宫廷文化或者说贵族文化的典型器物，所以大量景泰蓝都流往欧洲。受此影响，当时古玩店里不摆几件景泰蓝，显得档次低。换句话说，有品位的买家一看你店里连景泰蓝都没有，转身就出来了。

　　西方人为什么知道景泰蓝重要呢？西方人进入紫禁城一看，凡是重要的大殿里摆的全都是景泰蓝，有成对的鼎式大香炉、大仙鹤、太平有象等等，还都是大件的景泰蓝。而当时清宫确实有严格规定，对景泰蓝非常重视。比如乾隆四十四年除夕，宫里吃年夜饭的时候，只有皇上的御宴桌上几乎都是景泰蓝的餐具，底下的陪宴桌全部都是瓷器和银器的餐具。由此可见，景泰蓝在当时宫廷中的崇高地位。

　　（本文摘自《马未都说收藏·杂项篇》,马未都著,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7:06:07

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作协[转帖]

　　赵朴初，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天台里四代翰林府第中，我国佛教界卓越的领导人。同时，他还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

　　上个世纪60年代，赵朴初写的《某公三哭》（散曲），即：1963年，肯尼迪遇刺身亡，他写了《尼哭尼》；半年后，尼赫鲁去世，他写了《尼又哭尼》；巧的是又有半年的间
隔，中国原子弹爆炸，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他又写了《尼自哭》，具有强烈的讽刺幽默诗味儿，画出了“三尼”的众生相。1965年，毛泽东指示公开发表时，三个曲子分别改名《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加了一个总题《某公三哭》。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一次会议的休息时间，当着众多的与会者，周恩来总理指着赵朴初先生，对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说：“作家协会应当吸收赵朴初先生为会员。他在文学、诗词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很有名气。”

　　时隔不久，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问：“赵朴初先生，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吧？”赵朴初连忙答道：“总理，我还不是。恐怕我还不够资格。”周恩来听了，当即就对在场的夏衍及有关同志说：“我作赵朴初先生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事后，夏衍曾羡慕地对赵朴初说：“赵朴初同志，你很光荣，是总理亲自介绍你参加作协的。”

(《团结报》6.13吴晓文)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1:09:34

开国将帅系列之二十一；部分从原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的结局[转帖]

　　吴化文：全国解放后，从部队转业。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交通厅厅长，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4月因病逝世，终年58岁。
曾泽生：先后担任过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代表，第三、四届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退休。1973年2月22日病逝，享年71岁。
张克侠：建国后历任华东林业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岁。
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岁。
邓宝珊：建国后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改称省长。文革中受到冲击，1968年11月27日病逝，享年74岁。
董其武：解放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入朝担负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任务。回国后，部队改编为69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8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入党。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邓兆祥：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校长，随后，又担任了大连海军学校的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从海军学校调到了青岛的海军某基地工作，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85年离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程潜：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4月9日逝世，终年87岁。
陈明仁：历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4年5月21日病逝，享年71岁。
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任兵团司令员。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享年97岁。
卢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病逝，终年79岁。
马鸿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兼省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0年10月30日病逝，享年76岁。
潘文华：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病逝，享年65岁。
马占山：1950年11月29日逝世，享年65岁。
方鼎英：解放后，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1976年6月1日病逝，享年88岁。
田颂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75年10月25日病逝，享年87岁。
邓锡侯：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64年3月30日病逝，享年75岁。
吴奇伟：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1953年7月11日病逝，享年62岁。
马瑛：1950年3月，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关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病逝，终年82岁。1982年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张轸：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病逝，享年87岁。
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病逝，享年96岁。
高树勋：建国后历任河北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1972年1月逝世，享年74岁。
陈铁：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1982年2月19日逝世，享年84岁。
何基沣：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1980年1月20日病逝。享年82岁。
李觉：建国后先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任职。文革后任政协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振：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月10日逝世，享年88岁。
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5月24日逝世，享年80岁。
陈克非：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9月逝世，享年63岁。
罗广文：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病逝，享年51岁。
唐生明：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届常委。1987年10月24日病逝，享年81岁。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1:15:35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转帖]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太平军永安突围时，乌兰泰率清军随后撵追，除杀掉两千多人以外，还生俘一位衣衫鲜亮，谈吐不俗的“大人物”——洪大全。此人身材魁梧，面容壮伟，侃侃能言，一看就非两广地带土生土长、一般的穷酸农民或悍武矿徒。起初，清军以为是俘获了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立刻把这位爷送至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大本营中细审。结果，魁伟爷们高声朗朗，言道：“杨秀清只是我臣崽而已，我是天德王。我也不是洪秀全，洪秀全是我兄弟，我叫洪大全。我好饮酒，我弟（洪秀全）好女色。如果赛中堂您让我前去招我弟来投顺，想必他一定听从！”

　　钦差大臣赛尚阿闻听此言，高兴得差点脑溢血死过去。劳师费饷这么多天，不仅让太平军可劲折腾，如今他们又窜向省城桂林，自己的罪过不可谓不大。现在，逮住了与洪秀全并肩的“天德王”，总算能遮掩败绩与无能。于是，他立刻命手下官吏丁守存、士魁二人仔细审问，一面驰报北京这一“天大”喜讯，准备玩“献俘”的排场给自己与大清脸面涂金。

　　赛尚阿文人出身，很懂斯文一脉，自然不搞严刑逼供那套硬的，派人好酒好肉好菜天天供养着这位“洪大全”，闲聊一样来软的套口供。

　　有关洪大全的研究资料，原始的文本仅有他自己的供述状《上咸丰表》与赛尚阿手下记录的口供，同时代一位文人“###道人”所撰的笔记《发逆初记》中很详细地描画过此人。在供述状中，洪大全自称多次应试，屡屡不第。他是湖南兴宁人（民国后改为资兴，不是广东客家人聚集的兴宁县），地主出身，家资丰饶，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乡试时还去赶过考。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起事前一年，这位洪爷仍在湖南想通过中举得功名。当时湖南主考是车顺轨，没有看中洪大全，不予录取。

　　与洪秀全相类，洪大全屡试不第，胸中郁郁，又自诩多才，每每饮酒乘醉大谈国事，表示说清朝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事荒废，万一天下有豪杰趁机而起，天朝国事便不可收拾。当然，他口中的“豪杰”是指他自己，当时他还不知道有拜上帝会与洪秀全。由于有才气有文名，湖南郴州的许佐昌非常器重洪大全兄弟，把自己两个女儿许月桂、许香桂分别许以兄弟二人为妻。这位许佐昌，乃郴州天地会一位头目。

　　乡试落第后，洪大全携重资前往广西，准备做买卖挣大钱。恰恰赶上广西“会匪”、土匪乱多，他就自告奋勇前往当时代替林则徐到广西当钦差大臣的李星沅处，表示说自己可以帮助官军平贼。李总督特别讨厌洪大全这种读了几本书就以为自己是诸葛亮的秀才，很不待见他，辱骂一顿后把他赶了出去。恼怒之下，洪大全便转投了洪秀全。

　　在供述中，洪大全自己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洪秀全）的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我来广西，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法，均请教于我。”同时，他夸称自己在太平军中被称为“赛诸葛”，正是自己指挥太平军攻下永安城。

　　在赛尚阿安排下，洪大全本人被关押于河中大巨船雕梁画栋的内舱之中，巨烛高列，美酒无限量供应，一切都是让他写好供述。他还向赛尚阿索要《通鉴纲目》一书，边举巨觥痛饮，边奋笔疾书，不知道的人，乍看他那派头，还以为这位爷是在搞奢华的文学创作。

　　洪大全供词中水分不少。首先，洪秀全不可能封他为“天德王”，他根本没有军事指挥权。其次，他隐瞒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即他是湖南当地的天地会香堂小头目。在《上咸丰表》中，他供述说：“至十九日引见赛中堂，中堂以礼相待，臣为（他）写书（信）离间贼党（太平军）。奈何送书之人，（只能）将箭（绑信）送去。二十日，赛中堂复以礼送臣入京。臣视死如归，并无惧怯。”好玩的是，洪大全已经犯了“大逆”，供述中对咸丰爷一口一个“臣”，俨然以清朝治下的顺民、官员自居，又称自己“视死如归”，确实荒悖。无可否认的是，洪大全是真有才气，“（清军）问其贼中情形，诱以许令投降，（他）颇肯直陈，并手书数纸，千言立就。与之酒食，毫无畏惮”，显然是个不畏大场面的满腹经纶的士人。所以，当时就有文化人作诗讽刺赛尚阿：“相公新自永安回，十万精兵拥上台。但说先生能下士，谁知小丑竟多才。”

　　为了讳败为胜，赛尚阿大张旗鼓把洪大全解送入京。刑部审讯后，很快就把这位爷送往菜市口凌迟。北京方面根本不似赛尚阿想的那样兴奋，因为大臣们都知道太平军首犯中根本没有“洪大全”这个人。

　　给事中陈坛就上表说：“洪大全不过供贼驱策，并非著名渠魁。从前查奏逆首姓名，亦并无此人。嗣因贼众窜出永安，于无可如何之时，不得不张皇装点，以稍掩己过。”此奏，狠狠揭了赛尚阿一把。

　　洪大全被杀的时况，据《平定粤匪纪略》的眉批记载：“洪大全性极狠忍，被磔时，开目自视脔割，至刃刺心头，一呼痛而已。”可见，这位爷绝对是“慷慨就义”。

　　当时围观的闲人众多，众指谩骂。洪大全忍刑叹息，还赋诗两句：“汉儿尽作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

　　杀洪大全，时为咸丰三年间。赛尚阿本人很快被贬官抄家，没人再注意他送入京城被杀的俘囚到底是什么人。过了四年，咸丰六年，湖南地方官奏报当地平“贼”事宜，又提到了先前的这位“洪大全”。在湖南地方的奏折中，讲洪大全原名是焦亮，兴宁县人，与其弟焦三同为廪生，颇有文名。他早年就加入天地会（添弟会）。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三点会（现在香港还有），日后上海的“小刀会”也是天地会支系。自康熙以来，清朝各地一直闹天地会，时大时小，从未止歇。天地会原本的政治纲领是：“红旗飘飘，英雄尽招。海外天子，来复明朝。”这种帮派人员入会后一般均有化名，焦亮化名是“洪大泉”，入广西后见了洪秀全，他就改成“洪大全”了。

　　湖南地方政府文件言及洪大全，并非是想上交洪大全的“外调”报告，乃因当地天地会造反案牵涉此人。太平军起事后，自广西入湖南，占领道州，湖南各地天地会支派纷纷群起响应，郴州和桂阳州暴乱规模最大，而焦亮之弟焦玉晶（焦三）和焦亮之妻许月桂及妻妹许香桂三人，分别在兴宁和郴州揭竿而起，配合天地会等会党成员以及太平军猛攻郴州、兴宁等地，还一度占领过上述地区。

　　咸丰六年，清朝官军在宁远把天地会人员围堵，杀得他们大败。走投无路之时，焦玉晶与嫂子许月桂在嘉禾县自首。湖南巡抚骆秉章很兴奋，查实身份后，上报北京说已经擒获广西“首逆”洪大全之兄弟与妻子，还报告说，许月桂“自称大元师”，焦玉晶“充当三省贼营军帅”，他们“攻城掠野，罪大恶极。因官兵迭次痛剿，力穷势蹙，始来身归命，希图免死”，并奏称已经依法把二人在当地凌迟处死。许月桂的妹妹许香桂，不久也在路亭被人抓住，审讯后凌迟。可叹的是，焦玉晶、许月桂这两个“革命”家属造反后向政府“投诚”，仍旧不免被杀。但焦玉晶的口供，倒是解开了“洪大全”身份的历史疑团。遥想许月桂、许香桂姐妹也曾是巾帼英雄，“穿红袍，执长矛，跃马如飞，率其党拼死鏖战”，此段描写出自清朝官员笔下（《王壮武公遗集》），绝非天地会会众的自我渲染。

　　由于赛尚阿当时为伪造“功绩”，让手下加工了一个《天德王洪大全供状》，把洪大全描述为一个拥有手下强大武装力量并与洪秀全联合造反的“一字并肩王”，中外学者不少人不顾此口供水分极多，纷纷把洪大全附会成湖南天地会首领朱九涛。其实朱九涛根本没去过广西，他本人于咸丰五年在湖南战败后遭磔杀。还有研究者添油加醋，认为天地会（洪门）提倡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洪秀全提倡“宗教改革”，双方格格不入，所以洪秀全排斥“洪大全”。这些“研究”均是受赛尚阿伪造的洪大全口供所误导而得出。

　　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情况是，洪大全（焦亮）在广西加入太平军，自称湖南天地会大头目，夸下海口，引起洪秀全等人疑忌，把他好酒好肉软禁起来。永安突围时，洪秀全自己还怕跑不赢，就把他当累赘扔给清军。同时，洪教主给洪大全一身好衣服穿，派人把他锁起，安排一个妇人向清军“告密”，说此人是杨秀清。由此，大大拖慢了清军对拜上帝会徒众的追击速度。

　　拜上帝会为主的太平军金田起义，根本不是与天地会的联合起义，洪大全不可能与洪秀全“并肩称万岁”。广西当时各地就有天地会会党的多处造反，清政府称之为“土匪”，称太平军为“会匪”（拜上帝会），很明确划分了两者的不同。此外，广西天地会“山堂”特别多，根本没有统一指挥，几乎可看作是流氓黑势力的趁乱抢劫，“散则为民，聚则为寇”，但对清政府并非心腹大患。

　　洪秀全起事之初，他本人曾经明确表明对三合会（天地会）的态度：“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听说三合会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如今自康熙时已过二百年，反清尚可，复明何谈！三合会又有几种恶习为我所憎，例如新入会者必须拜魔鬼邪神，发三十六誓，又以刀加于人颈迫献家财为入会之用，皆无道理。我们拜上帝教乃讲真理，有上帝真神助佑，与我们相比，三合会卑污不足道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太平军在广西的壮大，不少原先三合会成员纷纷受政府招安，被编为“壮勇”，作为“民兵”武装打击太平军。这些“壮勇”并不是壮族乡勇，他们都是三合会（天地会）成员，而且他们装束与太平军相类似，头戴红巾。太平军占领永安后，见“壮勇”日益增多，洪秀全还很不高兴，在发布的《救世要民谕》中提及说：“况查尔们壮丁（客家话一直以“尔”为“你”），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兆面于仇敌也！”至此，洪秀全才想到要争取天地会人员。

　　所以，日后太平军入湖南道州、郴州攻略时，就积极招募天地会成员加入。湖南的天地会，又称“添弟会”、哥老会。接着，长沙、武昌一带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江西天地会纷纷表示“受编”，四处开花。可惜的是，石达开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在江西招募了一帮广东天地会“花旗贼”，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称号，原将统原军，最终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广东天地会成员多属流氓土匪出身，旗帜多用花色，故称“花旗”（与City Bank无关），而太平军本身用黄旗。“花旗军”犷悍难制，又独树一帜，石达开本来目的是想让这些人牵制官军，但这帮贼军四处扰民，到处杀人放火，极大败坏了太平军的信誉。特别是太平天国晚期，这群广东本地人出身的“花旗贼”纷纷投降政府军，充当向导，熟门熟路引官军入粤，在嘉应州（梅州）等地连端太平军老巢，终使太平天国死灰不能复燃。

　　洪大全这位才大志疏的读书人被押解入京途中，在信阳曾慷慨悲歌作《西江月》词：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谩将金锁绾冰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

　　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待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词意壮烈，水平不俗，比洪秀全歪诗高出八个档次。

　　（所有上述事情，如果哪位读者看过清朝一个在广西巡抚郑祖琛手下当过幕僚的笔名“半窝居士”所写的《粤寇起事纪实》（郑鹤声藏本），会完全改变印象。因为据他讲，所有洪大全之事，全是赛尚阿手下捏造，他这样认为：“所有擒获（洪大全）递解情形，皆比部某君粉饰。此贼途中所作诗词，亦系比部代撰，斯事凭空结构，粤中人人嗤笑。”他说的“比部某君”，是指赛尚阿手下的机要幕僚、军机章京丁守存。如此一来，似乎我上面写的数千字有关洪大全的事情都是废话了。但观其书中所记张国梁投降的事情，完全不是真事，都属于市井传言，所以，只能也把这位“半窝居士”的记述当成参考书了，不能尽信。）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1:21:57

《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转帖]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讲述中国历史以及相关的论坛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毛泽东本人赞成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泽东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最高拍卖12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语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这其中，毛泽东文章的魅力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1:43:33

旷世奸雄——戴笠 [转帖]

　　　戴笠字雨农，又名春风，1897年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是蒋介石的同乡。 1946年3月17 日，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旷世奸雄，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遍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3天之后才被发现。

　　　　抢劫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消息的传来，使戴笠既兴奋又有些茫然，尽管他很清楚，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成了主要敌人。他命令各特务武装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冈村宁次不要向中共缴械。老蒋暗中命令戴笠，尽全力接收上海，维持京沪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

　　戴笠首先命令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连夜率部队向无锡太湖一带及吴淞一带挺进；令集结在温台区的忠义救国军，及军统海上行动总队以及中美所训练班的三个教导营进占崇明、浦东；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率部向上海市区推进；派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命令发出之后，他又与杜月笙一起彻夜密商，让杜月笙命令其门徒、帮会把兄弟以及陆京士等掌握的劳工，迅速潜回上海。同时下令孙良诚等伪军，效忠中央，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戴笠便以军委会的名义颁发大批委任状给各地伪军。戴授予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让周把他掌管的伪税警团、伪保安部及伪军集结起来，临时负责维持上海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保存好伪中央银行的全部财产。

　　9月初，戴笠抵达上海。唐生明和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大小头目一起赶到机场迎接。戴一下飞机，就忘情地抱住唐生明。这天晚上，戴笠才正式告诉唐自己到上海的任务，他要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重建中国海军。

　　戴笠在上海滩除抢收财产外，最感兴趣的还是日伪的特警机构和社会公职机关。因为他清楚，抗战结束后，军统局势必压缩精简机构，他手下的十万战将，职业和出路都将是个大问题。然而，在这“五子登科”抢收胜利成果之际，其他系统的人也都想在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重地插上一脚，这就势必发生“撞车”现象。戴笠垂涎已久的上海警察局长一职，被黄埔一期的宣铁吾夺得；上海社会局长的职位被吴绍澍掠走。此人最早为陈立夫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小人。

　　吴绍澍掌握了上海党、政、团的大权，便向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开刀。杜返回上海，刚一下火车，吴已派人在火车站贴满了“打倒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气得要死，将此事说给了戴笠，戴决定整治他，以平心头恶气。

　　不久，军统特务发现，吴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贪污了四个保险箱，价值数亿元。戴笠据此向老蒋做了汇报。蒋电令，免去吴一切职务，戴才算出了这口恶气。

　　戴笠在上海布置了一下，又匆匆赶到北平和天津，同样是有大批汉奸去迎接和为他工作。他整天与大群汉奸觥筹交错，各方面纷纷提出指责和控诉。当时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的吴幼权，和华北经济方面负责的大汉奸汪时璟等人，成为他抢劫华北的重要顾问。由于戴笠在各地亲自主持劫收活动，因此派往各地的大小特务也无不上行下效，大抢特抢。抢夺之风闹得太大了，戴笠也感到有点不妥，决定让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实际上等他摔死以后，这个委员会才开始工作。

　　整肃汉奸

　　大汉奸周佛海和他的妻子杨淑慧，住在重庆军统局办的四一医院，正为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和前途担忧。

　　“我看咱们都被戴雨农骗啦!你们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好事，到头来还是被关押起来!”杨淑慧满面愁容地对躺在病床上的周佛海说。

　　“谁让我走错了这步棋啊!不过，雨农还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就怕委员长……”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此刻也感到巨大的恐惧。

　　原来，周佛海协助戴笠安定上海、南京等地的局势，并协助戴完成了肃奸工作，以为可以“将功折罪”，谁知还是被软禁在了重庆。那天，戴笠突然来访周，虽然还像往常一样称兄道弟，但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心惊胆战，“佛海兄，目前京沪地区的谣传很多，都说我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委员长的意思是想请你们一同到重庆。先休养一段时间……”

　　“雨农。委员长莫非要……”周佛海情急地问。

　　戴笠笑道：“佛海兄，放心好啦!只要有我戴雨农在，就有你周佛海。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出面为你作证的……”

　　周佛海亦无可奈何，只好招集自己的亲信，转达戴笠的话。他故意强调“休养”二字，并说这是为保护他们的“权宜之计”。罗君强、丁默邮等人听了非常高兴，岂不知这是戴笠的“诱捕之计”。到重庆后，戴也去探望过他们，但对周的要求却含糊其词。

　　戴笠此时正在考虑华北的肃奸工作。华北地区是日伪的老巢，情况复杂，秩序混乱，又没有一个像周佛海那样的人做内应，加上华北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势还很浩大，苏联红军也曾一度进军张北，蒋军对八路军的进攻也遭到了打击。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戴笠提心吊胆、谨慎行事。

　　戴笠一到北平，就由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陪同，拜访了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等军队长官，以获取他们的协助与支持。然后，利用他的酒肉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吴幼权，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肃奸，以“将功折罪”。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们，此时能抱住戴笠这棵大树，自然求之不得，怎敢不尽心尽力。

　　12月6日．冷落多日的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公馆突然热闹起来。华北地区的大小汉奸们接到汪的“家宴”请柬，以为有什么要事，便都来聚会，也想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以谋生路。谁知觥筹交错，酒兴正酣之际，全副戎装的戴笠突然出现，再一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特务，汉奸顿时酒意全消，个个目瞪口呆，一片死寂。

　　　　戴笠和蒋介石

　　戴笠庄严宣布：“我代表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逮捕你们，听候国法审理……”汉奸们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王克敏竟然被吓昏过去了。戴笠没想到肃奸工作如此顺利，对汪时璟格外感激，表面上也把汪押到了北平炮局子监狱，不久就将其送往重庆软禁，生活给予最优惠的照顾。受到戴笠关照的汉奸还有李守信、黄顺柏等人，亦是图其日后之用。

　　广东的肃奸工作也是在戴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广东是汪精卫的老巢，势力很大，他虽已病死在日本，但其妻陈璧君仍继续顽抗，拒不投降。

　　戴笠仍是先笼络亲信，他以老蒋的名义写信给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此人是汪的死党。戴笠的信措辞委婉，以极为诚恳的态度，邀他们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将风度。褚回信表示愿意劝说陈璧君，一同赴渝。褚心里清楚，失去日本靠山，广东是维持不下去的，不如借坡下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样，陈璧君也放弃了抵抗，决定和谈。戴笠命令潜伏在广州的特务在去机场的路上打好埋伏，陈、褚二人的汽车一到，特务们蜂拥而上，将他们逮捕，骗过广东伪军的视线，秘密押往南京。陈、褚二巨头被捕以后，广东的大小汉奸及伪军，便纷纷投降了。

　　到此，戴笠的肃奸任务已算告一段落。但他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去，为了名利权势。

　　奸雄末路

　　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

　　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得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的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

　　戴精神恍惚地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 “伴君如伴虎。”他这个做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做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3月17日戴决定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

　　17日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

　　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

　　　（摘自《蒋介石的超级特工》，团结出版社出版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1:45:57

爱河波荡柳青娘[转帖]

　　　　作者：杨闻宇出版社：崇文书局

　　豺狼夺肉，以期果腹；官场夺色，贪图享受。强权对美色的争夺，在封建中国几乎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天宝年间，南阳人韩翃曾写出一首名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韩翃颇有名气，名列“大历十才子”之一，生活却不富裕，属于穷书生之列。他有个富有的李姓朋友，景仰他的才情，就想将自己家中才貌俱佳的歌女柳小姐介绍给他。李生平时请客，韩翃也在座中经常谈诗论文，柳小姐从门缝窥探过，也窃听诸多才士的谈论，她也认为韩翃不会久居人下，不会就这样贫贱下去。李生有一天摆了桌酒席专请韩翃，席间乘酒兴提出了将柳小姐赠送之事，韩翃惊恐起座，连连辞谢。李生却真心实意，决心已定，将柳小姐也一并唤入座中。韩翃见柳小姐姿容出众，又诚心仰慕自己的才华，也就点头应允了。

　　翌年，韩翃果然中了进士。闲居一年后，柳氏要韩翃回家去看望父母。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柳氏担心自己貌美而受辱，落发为尼，逃到了法灵寺的一座庵中。韩翃回不了长安，便在平卢节度使侯希逸的府里出掌军中机要，与郭子仪大军相配合，进攻长安。八年后，唐肃宗返回长安。侯部在潼关与安禄山溃军苦战时，韩翃就让去长安的谍报人员打听柳氏的下落，有人说她去一座寺庵中躲难去了。韩翃于是就写下了一首《章台柳》（章台是汉代长安的一个街名）托人在各个寺庵寻访：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

　　藏身法灵寺里的柳氏见到韩词，不禁痛哭失声，含泪回词一首，让来人送给韩翃。韩翃大喜，一回到长安就连忙赶到法灵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这寺里扑了个空。小尼姑为韩翃讲了事情的经过：郭子仪大军早些天收复了长安，郭麾下的大将沙吒利（系吐蕃派来的援军主帅）部恰巧住在法灵寺，柳青娘听说大军已到，出庵门观看，不意却为沙吒利所见，沙惊其美艳，急命手下将柳青娘劫入军中，当晚即强行留宿。柳氏竭力不从，怎禁得沙吒利的暴力。第二日，沙仗自己功高，又霸占了原宰相杨国忠的府邸，命合府上下称柳为夫人。

　　有一天，韩翃与侯部一些文武朋友聚会，内中有个虞候许俊，勇力过人，豪爽而有侠气，见韩翃无精打采，问是怎么回事。韩翃痛苦地叙述了事情的原委。许俊捺不住心头怒火，便问韩翃：“沙吒利现在何处？”韩答：“今天朝廷为诸将庆功，他正为歌舞所迷，尚未回府。”许俊略一思索，对韩说道：“你给柳氏写个条儿，我能马上将她给你带回来！”许俊换上一身轻便行装，只带一个随从，直奔沙府而去。到了沙府，他猛个儿冲进府内，一路跑一路喊：“将军得了急病，要见柳氏夫人，谁敢拦我，谁就吃不消的！”穿过大门、小门，一直喊到内室，拿出字条给柳氏看，柳氏尚未完全反应过来，许俊一伸膀子将其挟于马上，快马一鞭，离府而去……

　　韩翃与柳青娘久别重逢，泪眼矇眬，直如梦中。冷静之后，韩翊担心可能祸及许俊，连忙去向自己的上司侯希逸求助。侯希逸也惊讶许俊的侠义为人，寻思半晌，说道：“我现在就去找郭元帅吧，只有他能管住这个沙吒利。”

　　郭子仪刚刚就寝，一听侯希逸有急事相访，立即披衣出迎。侯对郭谈了事情经过，又补充道：“沙若回府不见柳氏，必定大闹,还望元帅做主。”郭子仪笑了：“这事交本帅处理就是了。”

　　郭子仪连夜找来正暴跳如雷的沙吒利，说道：“别人抢了你的爱妾，你就这样；你抢了他人的爱妻，人家又将如何呢？”他将韩、柳恩爱夫妻一事和盘托出之后，又说：“我知道将军是明理之人，这次又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我将奏明圣上，为你细心访寻更漂亮的美女。”沙吒利破颜为笑，连连点头。

　　在女色之事上，无所谓是非曲直，存在的是皇帝压重臣，重臣压小官，美女在官僚机构之间只是个被撕来扯去的玩物，弱肉强食，更是女人的宿命。命运好的，如柳氏这样，夫妻团聚。命途厄者，息妫、绿珠、碧玉，皆为例证。后人其所以不太关注韩翃和柳氏之间曲折回环的爱情经历，可能是正因为像柳氏这等命运的爱情际遇，千载难逢，百不一遇的缘故。

luo · 发表于 2009-8-13 11:49:39

崖山之后无中国，阎吏之后无汉人[转帖]

崖山之战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 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据史料记载，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今属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 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无数，并给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 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 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秀夫,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少帝静静地微笑着说到.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 “陛下…” 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300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650年后日寇侵华，伪军大盛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江阴降清，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江阴义民正式反清复国。江阴百姓起义的消息传开后，鞑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

　　闰六月二十一，鞑清贝勒博洛命汉奸奴才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十万。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寇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寇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残废，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寇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寇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寇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寇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寇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寇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寇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寇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寇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寇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寇，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寇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寇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寇营帐,炸死清寇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中国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鞑靼。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鞑清亲王多铎（屠扬州之禽兽）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汉奸走狗孔有德（多年后被李定国军围于桂林，畏罪自杀）“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多年后被李定国将军击毙）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贼首博洛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贼首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方知是诈降。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清二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城内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炮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垒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 ‘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 “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 “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何叫300年后日寇侵华，伪军大盛？
史称“江阴81日”。
抵制剃头令而坚决反清的江阴市，在种种抵抗之后，使出了一招特别的计谋。在城中年最长的老者中征求志愿者出去诈降。尽管老者们声称投降，古人对老者的尊重使得清一王爷三将军还有数士兵恭敬的夹道相迎，殊不知老者们身上都绑着火药，在老者们看似点烟斗的一刹，王爷将军老者及三千多士兵全部丧命。原来俺们古时已有人肉炸弹了，但不知为何却敬佩老者们的壮举。江阴陷落那日，城中9万7千人，无一人投降，女子全部跳河，自尽和被杀无数，最后仅剩下了53人。
抵抗满族的汉人曾经如此热血勇敢，充满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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